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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反动性在哪里
漆琪生
1956.03.14

打着代表农民利益的幌子，挂着从事乡村建设的招牌，实际保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支持反动封建军阀的政权，这就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反动实质，这些反动观点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里面。

梁漱溟吹嘘他那套“乡村建设理论”的时期，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地主阶级与封建势力感觉到他们的反动统治岌岌濒危，驱使他们的走狗蒋匪介石对江西红军根据地从事五次“围剿”的血腥屠杀，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一贯以封建制度的“卫道者”自命、以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自居的梁漱溟，就挺身而出，企图从思想战线上配合着蒋匪帮的军事进攻，来“清除共产党的理论”，达到他反对革命和反对人民的阴谋。

他搞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外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我们的乡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替代共产党”。他想欺骗广大的农民和青年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跟随着他走上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反革命和反人民的死亡道路。同时他还企图借此恢复宗法主义的封建制度，确立唯心主义的封建文化。他自吹自擂地宣称他的“乡村建设”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所谓“新文化”是什么呢?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旧道理”，亦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伦理思想。提倡伦理本位的“义务关系”和“情谊关系”，来麻痹农民的革命情绪，消灭阶级斗争，使原来在地主阶级统治下的破烂不堪的“旧农村”得到“挽救”。所以他说:“中国根本问题不是对谁

革命，而是改造文化”。

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否认中国有阶级存在，认为中国革命的“阶级基础难”。硬说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恒自有其生产工具，可以自行其生产。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因此他主张“阶级调和”，故意抹杀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立关系，说“乡村是整个的”，大家都是平等的“乡村居民”。这完全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革命真理。

他还乱说中国“革命对象难”，否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他把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关系，粉饰成一般的“国际间的关系”，“只有外交可讲”，“却无革命可言”；甚而认为即使“国际的侵略压迫亦不能怪人家，而实由自己不能应付环境”；更厚颜无耻地说:“帝国主义以不平等条约和种种侵略手段，对于中国的竞争压迫，杜绝了中国工商业的兴起，使中国免于资本主义化，这真是非常庆幸之事，我愿谢天谢地!”他对于封建主义也是一样，自始至终不承认地主阶级是革命对象；他甚至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辩护，认为“其实中国离剥削尚远，没有 秩序那能谈到剥削”；他还荒谬地把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看成是很合理的事情。他否认封建军阀是革命对象，主张依附着他们来鱼肉农民和镇压革命。说什么军阀“不劳再否认，因他并没有被承认。他不劳再推翻，因他并没有建立。”所以他深得反动军阀的宠信。至于他对以四大家族为主体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亦是爱护备至，认为反动国民党“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而只是叹息这个独裁政府还不是“唯一最高的国权”。那么，什么才是革命的对象呢?梁漱溟把广大劳动人民，认为“是中国问题的对象”，这真是反动透顶的谬论了。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利用从事乡村教育来欺骗农民群众，替地主阶级巩固乡村组织和加强武装力量，以便镇压农民革命运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从乡村组织工作入手，而“乡村组织”，又是以“乡农学校”为中心环节。乡农学校是按照“阶级合作”的原则，把全乡的地主和农民“起组织成为乡农学校的“学众”，集中听讲和受训，对他们灌输封建文化和反动理论。乡农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则是本乡地主阶级的“乡村领袖”们所组成的“校董会”，实际上的大权，则掌握在由“齿德并茂，县政府礼聘”的乡长所兼任的校长手中。这个乡农学校的任务，是“要做到政治一面、经济一面、文化一面，三者合而为一”，主管着全乡的教育、训练、经济、自卫等一切事务，替反动政府征粮收税，派丁拉伕，收集枪械，训练壮丁。并恢复了“乡约”制度，采取“一人不好，连累一家；一家不好，连

累一村”的连坐办法，把“乡村工作变成地方下级行政”，强暴地镇压着广大农民群众。

此外，梁漱溟也在高谈创办合作社，但他却利用合作社来替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而不是真正的使农民个体经济走向集体化。他把集体化看做是合作的“降格”，认为合作仅是阶级的“合作”。

因此他不是根据贫农和中农的阶级基础来组织合作社，而是主张根据“阶级合作”的原则，使一般农民和地主富农大家都一样地加入合作社，让地主和富农掌握着合作社的实权，拿合作社来保障地主阶级的利益。他还竭力地欢迎城市里面操纵在官僚买办阶级手中的银行资本输入农村，发展信用合作，为它们开辟榨取农民群众的道路。尤其赞扬他所办的“中美合作”的“美棉运销合作社”，忠实地为美帝国主义销售难于脱手的烂棉花。这就是梁漱溟的合作社主张的反动实质。

他还提倡“以农引工”，恢复中国古老的“自给自足”经济，反对工业化。他认为建设工业，将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相冲突，帝国主义对于发展农业“尚可放过我们一步”，因而就卑躬屈节地主张“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那末，他究竟促进什么样的农业呢?他主张“增加农业原料的输出”，正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所喊的“工业日本，农业中国”同是一个调子。至于他所引发的工业又是怎样呢?他说:“乡下人以其自己的劳力，加工于其现成的原料，以满足其自己的需要”；亦即是要农民回到“粮食自己种，布自己织”的自给自足的老路。像这样引发出来的工业，乃是非常落后的农村手工业。除却甘心使我国永远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梁漱溟提倡这样荒唐的怪论，还有什么结果呢?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完全是站在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全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是一种荒谬绝伦的反动理论。事实证明，梁漱溟四十年来所拥护的都是一切死亡的腐朽物，他所反对的都是一切新生的力量。他自己亦曾悲叹他的理论和工作，“乡村并不欢迎”，“我们与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遭受农民的反对。人民革命的大胜利，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梁漱溟的反动理论已经彻底破产。我们应该对这种反革命谬论清洗干净，不允许它残留发霉，继续散播病菌，这就是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的重大意义。

来源：《文汇报》1956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