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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残忍的“仁爱堂”外国修女——一篇杀害中国妇女和婴儿的血债
冀俞
1951.04.19

重庆仁爱堂医院与仁爱护士学校是天主教主办的。如同整个教会被帝国主义分子把持一样，这个医院与学校也是被帝国主义分子把持的。为了便利外国修女们操纵统治，医院的院址和学校的校址就同修道院设在一起，医院的前院长就是修道院的负责人（他们称为长上）。学校则是医院的附属品，是为医院招来的贱价劳动力，以实习为名，每一个学生都得在病房中担任繁重的工作（每天连上课在十二小时以上，上课无专任教员）。外国修女们，分布在医院每一个角落，举如药房、化验室、门诊处、挂号处、手术室、产科房、饮食房，成为这些工作间中国人的上司。这样，外国修女们便独揽了医院一切政治经济大权，连开饭时工友给病人分菜，也必须有外国修女们的指挥。晚上，修女们轮流值班，掌管全院钥匙，若外面打来电话，送来病号，必须经过修女的允许，始能开门接洽（晚间电话也是锁起的）。近五十年来，这个医院在这样严密的封锁之下，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局外人不得而知，局内人不敢声张。而且由于人事的变易，有许多事情已经无法考察了。

近半年来，抗美援朝的爱国浪潮，唤醒了中国教徒的民族觉悟，他们参加了宗教革新运动，进行学习，每人都回忆了自己苦痛的遭遇，认清帝国主义分子在伪善的面具下，却原来掩藏着一副狰狞的凶相。他们的学习深入一步，他们的仇恨也便增加了一分，勇气与力量也随之而来。最近全院职工学校代表参加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召开的关于处理接收美国津贴的医院的会议后，全体职工、同学更加兴奋，无论教徒与非教徒，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在四月十四日举行了一次控诉帝国主义分子——外国修女们的大会。为了表示他们这次控诉会的庄严圣洁，教徒们提议并经过中国神父的同意，这个会就在经堂举行。从下午七时半至十一时半，发言者从未间断，许多准备好材料没有得到发言机会的人，且要求继续举行。所有控诉者，都无法抑止自己悲愤的情绪，一边哭，一边说。激动的口号，响彻了经堂。他们举出许多铁一般的事实，撕破了帝国主义分子——外国修女的假面具，露出了她们的原形。

外国修女们披着宗教的外衣，麻醉人们的思想。她们常说：“宗教是超政治的，超阶级的，我们不问政治。”可是听听教友们的回答吧！一个刚生下来三天便奉了教的老教友鲍庆元在控诉会上说：“我被帝国主义分子麻醉了，我参加了她们的秘密团体——“圣母军团”，每天一个小报告，每月一个大报告。专门监视进步同学，打击她们；现在我感谢毛主席政策，是毛主席解放了我，我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另一个教友唐正娱说：“解放前有一次在法国领事馆举行“三皇来朝瞻礼”（圣诞节以后天主教的一个节日），在游艺节目中，他们设下圈套，把“皇帝”留给法国领事雷威里（天主教徒），叫我抓到“皇后”，用四十来层纸包着的一块金子，法国领事便要强迫我和他亲嘴，我不肯，我们的校长郑杰还骂我。”把中国青年送去被帝国主义者侮辱，这就是超政治吗？职工们还举出另外的一些事实：美军在重庆时，美籍修女白玉珍和加拿大修女何志贤，与美国领事馆和美军有密切的联系，与国民党反动派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九四八年法国领事雷威里认为这些修女们“服务有功”，授给马修道、孟修道两人勋章，在授勋典礼上，请来杨森讲话。白衣修女带起军人的勋章，而且与中外反动派来往，这也是超政治吗？最近职工们清点医院的物资，在省长上（即管理一个省的修道）胡尔德房间里，搜查出收发报机，军用电话，美国海军的战刀，美军军衣，并发现反动书籍，香港真理学会出版的“共产主义的策略”等多种，并发现美援药品清单等等，难道这不是进行反对中国人民政治活动的证件吗？帝国主义的走狗前校长郑杰，在解放后，阻碍学生与学联联系，不准唱革命歌曲，公开在学生面前侮蔑我们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把蒋贼介石称为“蒋委员长”，说他是“威武的军人”，“像一个领袖”。并经常为蒋介石的失败而伤心痛哭。她如此露骨地一点也不掩饰她反共反人民的立场，这也是不问政治吗？

修女们曾经对人说：“我们的心是最慈的。我们是为救济世人。我们做了事吃饭，吃了饭做事，有时间念经，再没有别的目的。”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也有些思想糊涂的人，在这一点上也最容易受她的迷惑。我们现在听听职工们控诉她们怎样做事吧，看看她们怎样对待中国人，看看她们狠毒的心肠吧！

外科医师郭善（法籍已出境）、美国修女白玉珍（手术室助手已出境）、加拿大修女何志贤（助产师）、法国修女沙淑明（前院长）、法国修女甘吉先等人，都是控诉会上指出来的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她们对待中国病人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她们高兴怎样就怎样，当作实验品任其宰割。曾经在手术室与产床工作过的护士小姐揭露的材料，死在她们手中的人命事件仅在最近二三年内就有十多起。吴士芳小姐在一九四八年亲眼看见一个海员的眷属，被本来不懂麻药的法国修女用全身麻醉弄死。后来那位海员向国民党的法院起诉，修女们又藉法国领事馆的武力镇压下去。何文德小姐一九四八年亲眼看见一个子宫瘤病人，开刀后故意不给缝合伤口，等病人死去后，才又抬回手术室缝好，美国修女白玉珍威胁这位护士，不准泄露消息，她们便用谎言欺骗了死者家属的质问。苏端容小姐说：帝国主义分子白玉珍在手术室示不准病人哭叫，否则就动手殴打。当病人呼吸困难时，她就用张口器乱拗，有时把病人的牙齿拗脱了，用拉舌器把病人的舌头拉肿。加拿大修女何志贤，本来不懂电疗手术，可是她拿病人来实验，有时把病人烧伤。郭善和他老婆正在做手术（子宫瘤切除），两人意见不一致，一人拿一把手术钳子，在病人的伤口里打起架来，结果把缝针都搞断了，随即把病人丢在一边不管，病人因麻药过多，苦痛不堪。

喻光惠小姐的祖母经过郭善开刀后，有意将纱布留在伤口里，便缝合伤口，回家以后，伤口化脓，二次送入医院，郭善不在，等不到办理住院手续（未经医生批准医院不收），暂时留在病房，第二日被挂号处的修女大骂一顿说：“你们中国人不要脸，你是护士，不懂得医院规矩。”结果，她的祖母就为了这个伤口不久便死去了。何志贤在产床上把中国人当作实验品，一次给一个产妇静脉注射，找不到血管，就用刀把胳膊划开，仍找不到，又把腿也划开，把个病人浑身扎得稀烂，生产后这个产妇也死去了。又有一次，何志贤实验耻骨切开术，结果把产妇膀胱刺破，小便整天一点一点外流，婴儿也被弄死，会阴化脓，病人发高烧，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出院时还未痊愈。就在控诉会的前几天——本月十一日，来了一个难产的产妇，助产士何志贤（修女），不去请医生，自己也不管，结果让一个既非医生又非助产的甘吉先（修女）随意接产，结果一个八磅多重的婴儿，在阴道中窒息太久，生下之后死去了。这个杀人犯甘吉先还说产妇送院迟了。

修女们规定医院每天下午七时开门，开门之后，钥匙便掌管在修女们手里，晚间病人来了，修女不准开门，任何人也不能开，常常有些事先挂了号的产妇，因等不到开门，而把孩子生在门外，或进门后生在楼梯上。门房工友唐俊柏说：有一天晚上，一对年轻的夫妇，抱着一个急诊的孩子叫他开门，他二楼跑到三楼，三楼跑到花园，哪里也找不到，到找见之后，已经耽误了一点多钟。病人挂号之后，修女嘴说去找医生，实则到纪录室坐着，病人家长与工友再三催促，修女再三借故推延，前后延误了六个钟头，那个急诊孩子也死去了。

再看看病人在病室的遭遇吧。在病房工作过的熊福芝控诉说：外国人住头等病房吃西餐，拿得慢了，工友都要受气，外国医生一天去看好几次，中国病人住头等病房，就是三餐便饭，吃不吃随你。外国医生治疗的中国病人，高兴看的话看一看，不高兴看就不看。郭善开刀的病人，在开刀后竟有几天不闻不问的。花了一样的多的钱，而受到不公平的看待，这就是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民的“慈善”。

修女们说：她们特别喜欢贫苦人民，如果他们出不起钱的话、给他们免费治疗，医院中也有免费的床位。可是且不说这些免的“费”是从另外一些中国人民身上剥削来的（该院过去收费很高），就看看“免费”的内幕吧。护士张大芬说：“修女们把过期失效的药或是廉价的代用品拿来做为免费药。有一次我病了，医生开了处方，她们拿来免费药给我，我想我在药房工作过，你们能欺骗我吗，我气的哭了，也没有吃她的药。”工友唐俊柏说：“有一次我看见外国修女用一个棉花球擦了十二个免费治疗的病人的伤口，最后一个病人说擦干了，没有药水了，便扔在地上，要求另换一个，可是那个修女又把扔掉了棉花球拾起来，用镊子拧了一下说：“这不是水。”又在那个病人伤口去擦。”唐俊柏说：“同志们，你们看，一个棉花球擦十二个病人的伤口，这是治病还是传播病，这就是帝国主义分子对我们的恩惠啊！”

修女们打起了育婴的招牌，常常把些贫苦娃儿从门口抱起回来，给她们（几乎全部是女孩子）换衣服洗澡，有时抱起来玩，可是她们真心救济中国的孩子吗？老教友鲍庆元说：这些婴儿送到沙坪坝孤儿院以后，多半被她们整死了。活着的也变成残废，不是矮子，便是跛子，做外国人的奴隶。解放之后，由仁爱堂送去的七、八个娃儿，大都死了。这些残杀中国儿童的凶手，全体职工一致要求政府依法惩办。

修女们平时说：“我们在天主面前都是平等的。”她们企图以宗教的脸纱来掩没阶级关系。可是看看她们怎样虐待中国职工和学生们吧！在控诉会上，助理员杨连山（教徒）说：“我每日上十二小时的班，还要受洋人的气，有一次加拿大修女鲍清秀（现在达县）亲自打了我—个耳光。”女工友周志贤说：“我打扫地板，外国人叫我跪在地上，还骂我，病了就要我出院。我父亲来看我，她们说不准男人进来，她们常监视我们，把我们当作小偷。打我们中国人的孩子，有一次我看见两个修女把一个小孩关在厕所里殴打。”工友陈云祥有一次病了，医生开了处方，修女说药贵的很，非要现钱不可，叫她扣薪水都不干，后来央求得打了八折，可是比街上还贵了三万。工友唐俊柏说：“我在这里干了二年，也被外国修女打过。一九四九年，我们一个工友高云祥生病，医生叫住病房，修女们不准，也不给吃药，高同志便死去了，她们还说是天主收了他的灵魂。她们就是这样来麻醉我们践踏我们的。”

第一次控诉会结束了，但全体中国教友与职工与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正在紧张的进行。新任院长曹良仁（教徒）先生说：“去年冬季外国人想利用我，用种种阴谋诡计蒙蔽我，叫我做院长。她们什么也不交出来，还吞没了我接事后的公款一亿八千万。经过学习我觉悟了，我们绝不受外国修女——帝国主义分子的利用，我们全院职工一致通过请求书，要求政府惩办残杀中国人民负有血债的凶手，接办我们的医院和学校，使我们和帝国主义脱离关系，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这就是全院、全校职工与学生的共同要求与希望。

来源：重庆《新华日报》1951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