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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兴县公安局秘书吕继良一再包庇反革命分子
郭道中
1951.05.13

吕继良是苏北区泰兴县黄桥人，一九四二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三年入党。黄桥解放后，吕继良曾任黄桥市政府办事员、财粮分局付主任、公安股长、公安分局局长等职。去年八月，吕继良被调任泰兴县公安局秘书。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吕继良竟丧失革命立场，私盖公章，擅自释放作恶多端的杀人犯华玉寿。

反革命分子华玉寿系泰兴县太平乡人，为封建大地主韩贵生的爪牙，经常敲诈或吊打农民，因此当地农民恨之入骨。一九四六年该地解放后，华玉寿即逃至江南；一九四七年蒋匪军侵占泰兴，华玉寿即随蒋匪军返乡，充任伪保长，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曾亲自带领伪自卫队四出抢粮抓丁，扶助地主复田倒算，拆毁革命军人家属房屋，为蒋匪修筑碉堡，并杀害我民兵中队长顾大锅子，农民积极分子何同长、陈小项等三名，同谋杀害我乡长何成广、村长吕有才、通讯员龚根祥、龚富存等四名。泰兴再度解放后，人民政府曾将华犯逮捕，但因当时执行政策策中有宽大无边的倾向，以致华玉寿被“教育释放”，交给当地人民管制。华犯释放后，仍与流氓分子王伯生、陈福章等继续图谋破坏人民事业。当地区干部发觉后，即去检查。华玉寿等竟明目张胆，抗拒检查。一月三日，人民政府二次逮捕华玉寿，并把他押在县公安局（下称县局）。吕继良却听信华犯家属的话，再三向县局领导上提出：“华玉寿罪恶不大，没有血债，因华玉寿与乡干部有私仇，所以乡干部乘机报复。”并在专署公安处派至该县帮助工作的顾崇礼同志面前，表示政府逮捕华玉寿是不妥当的。一月中旬，县局开办乡治安员训练班，派吕继良去负责主持。吕继良即利用县局秘书的职权，通过审讯股长管玉堂，将反革命分子华玉寿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到训练班当伙夫。训练班结束后，吕继良又用局长名义，私盖公章，写信给当地区人民政府，提出这样的意见：“华玉寿如无大罪恶，可交本村群众管制；如罪恶重大，可再送县处理。”实际情况是：华玉寿由太平乡治安员带回区政府后，即被释放回家。当地区治安股长对此种处理，深表不满，但亦未积极提出意见。当地群众知道后，意见纷纷，重新向政府控诉华玉寿的杀人罪行。人民政府才再次逮捕了华玉寿。

二月下旬，吕继良又发生了一次严重错误。当泰兴县镇压反革命运动逐步深入时，县政府派吕继良去黄桥区领导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当该区逮捕到极端反动的反革命分子丁启文（丁犯早在一九三七年即任伪泰兴三区常备队中队长，后又历任伪保安四旅政治工作队宣传股长、别动队中尉服务员、伪国民党县党部秘书、县党部政治委员会委员等职，解放后仍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后，因为丁犯有一侄女丁文英在黄桥小学当教员，与吕继良相识，并曾给吕继良介绍一爱人，叫王多云。丁启文被捕后，丁文英即通过王多云要求吕继良设法释放丁启文。而吕继良则立即给王多云去信说：“关于丁文英叔父的问题，我已和他们从侧面谈过几次，他们尚能同意我的意见，若马上求得解决是困难的；因为直截了当地释放了丁启文先生，其他同志会有意见的，特别是当地群众会有意见，不如利用侧面谈，解决问题较为妥当。请告诉丁文英先生，叫她放心吧，我绝对尽心，并嘱咐她，不要对旁人乱讲……”甚至在信的最后一段，吕继良还将各区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情况，都告诉了王多云。这封信是托便人带到黄桥派出所，转交王多云的。幸而被黄桥区某区委发觉，将信转呈县委。

泰兴县人民政府发觉此事后，即停止吕继良的工作，让其进行反省。中共泰兴县委员会亦呈请泰州地委，开除吕继良的党籍。（泰州专署公安处郭道中）

编者按：泰兴县人民政府在第二次发觉吕继良丧失革命立场、泄露国家机密后，即停止吕的工作；着令反省。中共泰兴县委员会亦开除吕的党籍。这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从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泰兴县人民政府及政府中的党组、中共泰兴县委员会，执行镇压反革命政策的原则性与严肃性是不够的。当吕继良擅自释放反革命分子华玉寿之后，泰兴人民政府和泰兴县委，不仅对吕继良的这种错误行为不加追究和教育，而且又让吕继良去领导一个区的镇压反革命工作，致使工作一错再错。这种政治上的麻痹大意，对干部缺乏严格管理教育的现象，是不应有的。各地均应以此为戒。

来源：《人民日报》1951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