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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镇反后的群众反应
高凯 等
1951.05.22

本月十八日本报于铁西工人通讯站召开了五个国营工厂的劳动模范、工人和干部的小型座谈会。会上大家一致畅谈在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由于深入宣传教育的结果工厂的生产效率大为提高，面貌为之一新。

参加座谈者：建筑工业管理局沈阳第一玻璃厂车间行政主任韩玉通同志（沈阳市劳动模范）、机械工业管理局第七厂中共党总支委员会宣传委员曲中武同志、机械工业管理局第三厂保卫科崔恩多同志、轻工业管理局造纸六厂第一分厂工会主席关启忠、技术工人李润奎同志、轻工业管理局橡胶五厂工会生产委员左功伯同志。

座谈开始了，韩玉通同志首先发言，他说：“在我厂逮捕了反革命分子吴永俊以后，工友们的生产劲头可大啦！这回可把我们生产上的障碍整掉了……”这样的言论，已经是工人、职员的普遍的呼声了。镇压了反革命分子，我厂在生产上确实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如一、二、三月份都没有完成任务，三月份七个窑不但没完成任务，产品质量也很糟，出来的玻璃净是水花，大部分是二、三级品，工友们谁也找不出原因来。当时窑部硬说是“原料不好，调和不匀……”因此窑部和原料班的关系被特务挑拨的很不好。把特务吴永俊抓起来以后，大家都明白了，原料班的工友说：“怪不得怎么累、怎么干也完不成任务，质量也提不高，原来是这个特务在里面搞鬼……我们背了一年多黑锅，这回可洗于净了……”就这样经过了控诉会以后，四月份六个窑不但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并且超过了三千多箱玻璃，质量都提高到一级品。原料班的工友生产情绪更高，出勤率由百分之九十五，提高到百分之百，该班统计员汪有光同志积极想办法，五月初，在领导上的积极支持下，改进了机器设备，创造了自动与人工两合的硅石粉筛子，不但节省了九个劳动力（过去都是用人力），每月可节省筛布二十二米，价值一百六十万人民币，更重要的是改进了该班的劳动保护。如过去该班碾子一转起来，粉尘满屋飞扬，对面不见人，进屋带着口罩、围着手巾都呛不了。经这一改进，粉尘被抽烟机都吸走了，……”

同样人力工时，提高了效率一倍

曲中武同志说：“在政府枪决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后，工友都要以实际行动来感谢政府。如车工班徐连富和王佐山说：“政府这样为我们报仇雪恨，我们一定要用全部力量来干活，并且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分子”。在十二号之前，他们作凿岩机部件每人每天只能做三、四个，在五月十四号那天就做了六、七个，并且经常保证了这个数量，在质量上也较以前提高了。车工三班工友李成芳，过去闹情绪（因工资低生产情绪不高），作活老讲价钱，如做活塞，定额是二十五个，他硬说：“不行，最多能做二十个”，自从参加了十二号沈阳市各界人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大会后，使他想起了过去自己受国民党特务迫害的痛苦，主动去找党支部书记说：“过去我闹情绪，不好好工作，真对不起政府和毛主席……”之后，他一天作了四十个活塞，较前提高效率一倍，作伐柜由过去廿五个提高到四十五个，保证了百分之九十八的产品质量。在他的影响和推动下，全班十多名工友的生产效率普遍提高了一倍。另三车间装配班，也转变了过去不团结、不通气的现象，由于加强了互相帮助，解决了待料、积压原材料的现象，克服了人力不足的现象，工作效率普遍提高。李复春、高士林、黄玉堂等同志做特种部件都由原来的工作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七到百分之八十，全班的退修品也由过去百分之四十降低了一倍多。第四现场——沈阳市模范现场在十一号时只完成了全月任务十分之一，提出了很多困难，不少同志对于完成五月份任务缺乏信心。但在十二号政府枪毙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以后，全现场纷纷表示决心，提出了“保证提前三天完成五月份任务，保持模范现场的光荣称号，以实际行动打击敌特，抗美援朝。”目前已改变了原来的劳动组织，调整了劳动力，尽量利用旧料解决待料问题，并强调提出保证质量。”

最后曲中武同志说：“这种新气象的来源，主要是领导上把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宣传，当成为中心任务，特别是以具体的反革命分子的罪恶事实，结合着“惩治反革命条例”组织了所有报告员、宣传员、党员、团员等进行宣传，提高了工人、职员群众的觉悟，现在全厂已设了“反革命分子登记处”，群众积极的协助政府检举、密告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五月十八日为止，已检举厂内厂外反革命分子××名，坦白、自首的有二十余名，此工作更在逐步深入中。很多单位，已订立了“护厂公约”、“护厂安全公约”、“防奸护厂爱国公约”。”

四防工作有了实际内容

橡胶五厂工会生产委员左伯功同志说：该厂五月份的任务，按日产量计算第一旬超过百分之三十八。压流车间压出组过去是五个人，每天做某种产品一八○至一九○个，现在减少了一个人，产量、质量仍保持原状。压型车间压力组过去做某种产品，其中二等品占百分之五，现在降低到百分之一。左伯功同志又说：“经过这次镇压反革命后，职工群众的警惕性提高了，四防工作有了实际内容。如过去佯水压室随便出入，现在有专人负责，不准入内；搅拌室送浆子门，过去多久也不锁，现在都锁上啦。厂方还规定：非夜班的人员，夜间不准入车间。”

严格交接班制度保证了安全生产

机械局第三厂保卫员崔恩多同志谈：“这次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后，我厂工友的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如第一车间刨床组在五月十七日完成五月份任务；第一车间商孝成生产小组，以前生产某种产品，废品率占百分之十至十五，现在降低到百分之二，有时还没有废品。产量也提高了百分之五至十。车工滕泽新，以前做卡盘抓一天能做三、四个，现在一天做六、七个。”最后，崔恩多同志又说：“现在全厂职工都警惕起来了，他们每天都勤快地检查着机器和严格执行了交接班制度，保证安全生产，防止敌特破坏。”轻工业管理局造纸六厂第一分厂工会主席关启忠、技术工人李润奎同志说：“造纸六厂一分厂三、四月份都没有完成任务，自逮捕反革命分子后，铲除了生产障碍，每天都能完成生产任务，并且一等品由过去百分之九十七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九。第一抄纸车间看毛布的工友李子买，过去受特务孙达三的打击和欺压，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孙犯被捕后，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干的很起劲。”

发动群众协助政府检举反革命，继续扩大无形战线的辉煌战果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要把生产搞的好，就必须发动群众积极地协助政府检举反革命分子，大张旗鼓地彻底肃清这些美、日帝国主义、蒋匪的残余爪牙，巩固社会秩序，保卫经济建设，增强国防力量。虽然各厂已有些坦白自新的，检举了一些反革命分子，但尚不够普遍，必须把镇压反革命宣传，深入一步，做到家喻户晓，扩大镇压反革命无形战线上的战果。

来源：《东北日报》1951年5月22日。

长春市工厂学校呈现新气象

长春市工厂、学校自镇压反革命以来，生产、学习的面貌为之一新。发电厂燃料车间，自从人民政府接收以来，没有一个月不发生火灾或机器故障的事故。此外就是职员与工人不团结，工人之间也不团结。工作作风一贯就是疲疲塌塌。因而今年第一季，始终挂着“老牛号”的牌子。四月初由于工友的揭发，公安机关的调查，逮捕了在该车间进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李印川后，迄今未发生一次微小事故。职工中消除了一切不团结现象，因此保证了经常地安全运转，当即被工厂管理委员会评为“吉普号”。现该车间正以崭新的劳动姿态争取为“火车头车间”。

自来水厂，自逮捕了三个在该厂造谣、挑拨、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后，职工生产情绪饱满，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如张凤歧工友等刷洗大号水表时，实际工作效率提高了三分之一。又该厂河东取水厂送水股股长崔维义是个反革命分子，过去利用技术，做过好多破坏机器的活动。此次该犯被彻底揭发并逮捕后，职工警惕性大为提高。

电报电话局的报房，从逮捕了三个反革命分子后，孙凤池、于兰英等主动代替了被捕者的工作。不但工作未受影响，反而消除了过去的积压现象，工作作风上来了个大转变。为防止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职工们自动组织了纠察队，担任夜间巡逻。

煤气厂在修理大排送机时，在六个工友昼夜突击下，没有影响第二天早晨输送煤气。

有些机关学校过去在反革命分子挑拨离间下，内部经常闹不团结，自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面貌一新。如电业局彻底追查出经常到处挑拨是非的反革命分子，解开了好几年的疙瘩，广大职工间呈现空前团结的气氛。银行专门学校某反革命分子，过去经常对教职员讽刺漫骂；在学员中则散布悲观情绪，说“这个学校没有前途”等语。这些阴谋被彻底揭穿后，全校教职学员亦空前团结起来。

东北人民大学，在开始学习“惩治反革命条例”时，在学生中有一些人的反映是：“这与我们学校无关！”甚至有的人只顾自己闭门读书，把学校看成与社会隔绝的独立王国。但经此次揭发隐藏在文化教育界的反革命分子，并宣布其罪恶活动后，才大为惊讶，觉悟到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生必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来源：1951年5月20日《东北日报》。

辽阳市镇压反革命后市民称快 职工增产各界积极检举特务

于四月末开始的辽阳市镇压反革命工作，至五月初旬，已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五月十一日，在全市各界三万余人的公审会上，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后，群众情绪更为高涨。

该市在逮捕第一批反革命分子之前，首先在中共辽阳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召开了干部、党员、团员、宣传员等一系列的会议，讲解中央人民政府惩治反革命条例，研究了在辽阳开展这一运动的具体办法。使干部及一般党员、团员、宣传员对这一工作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二十六日在百余工人市民积极分子的协助下，逮捕了第一批反革命分子后，便展开了更广泛的宣传活动。从二十七日至三十日止，即召开了工厂、机关、学校、青年、妇女的代表及积极分子大会三十六次之多。接着又通过全市六万余人的五一纪念大会，对镇压反革命作了更广泛的宣传。因而基本上作到了家喻户晓。五月三日以后，便一面在群众中展开了广泛的控诉，一面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会议研究对首批反革命分子的处理，与听取各界对镇压反革命的意见。在上述活动中，从市长一直到每个派出所的公安员，及工厂街道的党员、团员、宣传员、积极分子，都参加了这一工作。总计动员参加这工作的人数几近三千名。因此这一运动很快的成为真正的群众性的运动。这一点集中的表现在空前巨大的群众性的检举控告上。从二十六日开始，公安局每天都收到密告信。派出所里群众进出不断。公安员成了最忙的人，一天有好几个人主动找着：“我给谈个反革命材料！”据统计，在五月三日至五月七日的五天中，即有群众检举百余起，其中有六个工人、市民检举了自己的反革命侄子、舅舅、孙子、女婿、丈夫。有五个商店的掌柜，检举了三个美蒋特务分子。有一个农民在行路时捉到一个正在做反革命活动的分子送到公安局。一个小学生拾到反革命武器，送到派出所。现在辽阳市的绝大多数的人民已清楚的认识到：“镇压反革命是自己的事！”“不镇压反革命老百姓永不安生！”因而仇视反革命分子的火焰，已烧遍全市，五月十一日公审枪决一批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大会上基督教传教士张振华代表宗教界说道：“在这个运动中，我们宗教界的朋友们，发觉了过去不分敌友主张人道的仁慈观念是不对的，我们明白了对血债累累的反人民反人道的反革命分子，绝不应当仁慈，我们坚决拥护政府卫护真正人道、卫护人民的镇压反革命的英明措施，枪决反革命分子！”

各界人民这种对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欢天喜地，与仇视反革命的情绪，在五月十一日的公审大会上表现的更为明显。这天，天还没有亮，许多市民及市郊农民，便吃完早饭，踏上了赶往会场的二十里长途。夜班的工人们，下班后，不睡觉也不吃饭，便向会场奔去。连二十里地之外卖肉包的卖切糕的小商贩，也推了小车，背了小筐跑到刑场以旁等着枪决反革命。他们说：“今天一钱不卖，心里也痛快！”还有七十九岁的病老头子，也叫人扶着赶往会场。而被害事主们，更梳头更衣，母子相携，父子一块，来过这个“大报仇冤的好日子！”八点钟，白塔公园的巨大广场上，便为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红旗覆盖，响起三万余人震动天地的一片口号声。许多群众等不得宣判就要求“赶快枪崩！”说是：“我们三万人就是他们判官，我们宣布把他们枪崩！谁不知道特务田祥久“小皇上”杀了十条人命（起初只知道他杀害四条人命）！谁不知道特务恶霸洪厚阁霸占四家房产，逼死两条人命！谁不知道特务释惠本掐死一个老汉，阴谋推翻政府……”特别是在李惠民老太太嚎啕大哭，控诉特务分子杀害人命，打的她丈夫七个月不能动，逼的她领着全家要饭，饿死了孩子的时候，与会群众含泪高呼：“枪毙这些反革命！”当宣布“立即将一批反革命罪犯执行枪决”的时候，三万人的洪流，便一齐奔向刑场。在枪决反革命分子的排枪声中，三万群众掌声雷动，欢呼震天。这时从人群中钻出特务熊振范的老婆，抚熊尸大哭；围看反革命分子尸首的群众，立即斥令她走开，并问：不觉得丢人吗？反革命分子死了还哭！滚开！那女人吓的马上溜走了。群众一面看尸，一面评论：“这些人不该枪崩，而该零割，留下一粒子弹抗美援朝，打这些王八蛋的主子——美国鬼子！”

辽阳经过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之后，从工厂到农村，从市内到市郊，呈现一副新的面貌，下面便是几个典型的例子：第六纺织厂检举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之后，布的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九，麻袋厂检举了反革命分子后，织布间提高产量六分之一。新城子村没逮捕特务分子之前，开会只有七八十个人，抓了之后一开会到五六百人。大家一致反映说：“抓起反革命分子心里也踏实了！”工商界为祝贺镇压反革命，提出两天交完本季税收，宗教界也提出警惕特务分子混入的口号来。市民们见了面互相也交谈道：“杀了他们真痛快！痛快！”还有一个共同的表现是：对公安人员，特别亲切起来！找公安人员谈话报告材料的终日不绝。而反革命分子则是心惊肉跳，动摇，分化，寝食不安，走投无路。

现该市领导机关，正有计划地领导这一运动更深入一步。

来源：《东北日报》1951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