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全文： |
 |
“活教育”做了些什么？
张文郁
1951.11.00
“活教育”是陈鹤琴先生提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种错误教育理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许多纷乱错误的教育思想中的一个派别。陈鹤琴先生全盘接受了美国所谓“进步”教育的影响，以杜威的反动教育思想作为“活教育”思想的骨子，从杜威的主观唯心论的实用主义哲学出发，提出他的教育方法，特别强调“做”。
我们今天来批评“活教育”，不妨先从“活教育”的创始者和倡导者陈鹤琴先生的教育实践中，即“做”中来查一查历史，看看究竟“做”了些什么？
陈鹤琴先生所受的教育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教育。由于长期的接受了这样的教育，造成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态度和近乎商品广告的夸大宣传的工作作风。
陈先生在1919年回国，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改名东南大学）教授，教儿童心理和教育测验一类课程，1923年又创办了“鼓楼幼稚园”。
“鼓楼幼稚园”创办的主旨，是“在试验中国化的幼稚教育，并以试验所得供全国采用。”（见“南京鼓楼幼稚园简史”一文）
在这里要查一查“鼓楼幼稚园”究竟是“试验”些什么？“所得”些什么？从已经发表过的书刊和现在还存有的一些材料中，约略可以知道：试验的是美国资产阶级新福禄培尔派的幼稚教育的理论和方法，特别着重“儿童本位”的活动和经验主义的感性教具的制造和运用。将试验所得，传播于全国当时还不发达的幼稚园中，到今天在幼稚园中的那一套单元教学和一些教具设备还是受了这一影响的。
资产阶级的“教育家”们都有他们的一套宣传的方法的：鼓楼幼稚园创办后，在1927年就发刊了一个“幼稚教育”月刊，编印了“幼稚教育丛刊”，还出版了不少幼稚园的教材。同年，组织了一个“幼稚教育研究会”。次年，把“幼稚教育”改为“儿童教育”。1929年，“幼稚教育社”扩大成立“中华儿童教育社”。
陈先生的努力是有可能得到反动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者的欣赏的。陈先生在东南大学任教期间曾经担任过南京市教育局的小学校教育科长，并且1928年又到上海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人教育处长。
上海租界的工部局是帝国主义者的统治机构，住在租界的中国买办阶级分得了几名华董的位置，帝国主义统治者为了勾结中国买办阶级和欺骗麻痹中国人民，并进一步散布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影响，要在租界里办华人小学。在它的统治机构工部局里设置华人教育处，管理这些小学。但可怜得很，实际上华人教育处是设在管理全部教育的学务处之下的。学务处处长是一个英国人。
陈先生担任华人教育处长以后，逐年设立了一些工部局小学。但他是不可能全权处理所领导的小学的，因为英国人的学务处长和一些外籍视学人员，他们随时可以到学校来，提出他们的主张，要怎样做就怎样做。陈先生在这样的一定限度的权力下只能做些什么是可想而知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上海办殖民地的教育，非常重视英语的教学，在工部局小学里面对于英语教师的选择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陈先生编印一套“英语课本”，适应了这样的需要。不仅有“英语课本”，还有“英文习字帖”。
除了英语科的教科书外，陈先生又根据“儿童的生活”和“儿童的兴趣”编辑了几套教本和丛书。国语科有“儿童国语读本”“儿童作文练习课本”“小学毛笔习字帖”“小学小字习字帖”“语体文应用字汇”等。算术有“儿童算术练习法”。社会科有“小学历史故事丛书”40册。自然科有“小学自然故事丛书”40册。其他还有一些儿童读物。
这些儿童用书的编辑，陈先生是有抱负的，即所谓改良旧教材。用儿童本位的经验论的观点编辑这些书，要求达到“教材故事化，教法游戏化”。
但是，当时的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租界的统治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教育这一方面并没有什么矛盾，基本上都是奴役人民、奴化人民的。因之，陈先生在教材的编辑方面弄些新花样不但不会遭受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反对，而且还受到他们的青睐。
在教学方法上，传统的方式，陈先生不满意，要改良。陈先生建立了各科教学研究会之类的组织，经常举行演示教学和讨论会。在这些会上，陈先生提出种种局部改良的方法。但在班级教学上大部分教师仍旧是照着课本教学。
陈先生在推广他的错误教育思想上仍旧运用他的一个组织和一种刊物，即“中华儿童教育社”和“儿童教育月刊”。“中华儿童教育社”自1929年7月12日成立，一直是陈先生领导的，最盛时代是1935至1937年间，填表入社的约有4000余人。“儿童教育”自1928年至1937年共出8卷。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陈先生在上海的租界上办过“难民教育”，据说有30万的难民和3000多的舞女和报童都得到了教育。陈先生想用拉丁化新文字来解决难民教育问题，编印了不少拉丁化文字的课本。陈先生说，在3个月内可以使不识字的都识了字。实验主义的教育方法在这里也碰了壁，拉丁化新文字和当时上海的具体环境不能结合，因此在难民教育结束的时候，拉丁化新文字的识字运动也结束了。
抗战初期，陈先生曾在上海编印过“小学教师月刊”，出至2卷9期。
1940年2月，陈先生离开上海到重庆去，经过江西国民党反动派当时的省会泰和县，会见了伪江西省主席熊匪式辉、伪教育厅长程时煃。他们有目的地要留陈先生在江西，为他们工作。江西反动统治者都拥有他们的封建势力，而且还有些派系的倾轧，熊、程两匪留下陈先生是有助于他们的统治的。
陈先生最初的工作，担任伪江西省政府参事的名义，实际是做省立南昌实验小学校长，时间是1940年4、5月间开始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因为陈先生的“活教育”思想在这时期正式地、自觉地、主动地提出来了。在此以前，包括南京鼓楼幼稚园、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的工作时代，陈先生虽然大量地倾销杜威的反动教育思想和方法，但还没有正式作为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提出来。到了江西以后，陈先生发现了他的新天地，要实行他的新教育。在反动统治者的鼓励下、在资产阶级的学者们的捧场下，陈先生正式宣布了“活教育”，努力地推行“活教育”。1940年4月25日，作了一次演讲，讲题是“什么叫做‘活的教育’”。
江西的反动统治者给予陈先生一个较好的机会，1940年10月创办了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在筹办期间，陈先生在各处曾作多次的演讲，“开始了‘活教育’思想的传播”。（见陈著：“创办幼师的动机和经过”）陈先生说明他办幼师的动机是：第一，宗教精神的“感召”。说是耶稣的博爱平等与牺牲的“圣灵”，熏染了他的血液。第二，国外教育的影响。他在美国参观了几所黑人学校，钦佩那些为黑人办教育的美国资产阶级的教育工作者。第三，幼稚师资的重要。20多年来要创办一个幼稚师范训练机关的理想他认为可以实现了。第四，反动行政当局的鼓励。当时江西的反动头子熊匪式辉曾经对陈先生说：“儿童教育的圣人，先生真可以当之而无愧。”第五，江西环境的特殊。陈先生认识的特殊环境是“……共产党在江西占据很久时间，在所谓‘立三路线’之下，江西所受的损失是惨重的……同时数度的战争，虽然中共退出了江西，而地方上所留下的是满目的疮痍”等不合事实的诬蔑。此外陈先生还强调地指出：“创办幼稚师范，目的就在于实验活教育的理论，使她能成为全国广泛的教育运动。”（材料均见陈著：“创办幼师的动机和经过”）
【“新教育”编者按：陈鹤琴先生关于江西特殊环境一段话是大成问题的：那时候江西之所以满目“疮痍”，原因大家都知道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几次围剿，对数百万人民的焚烧、劫掠和屠杀，而陈先生却把原因说成由于“共产党在江西占据很久时间”，算在“立三路线”的账上，这是对党、对红军的诬蔑。】
江西幼师创办以后，陈先生就开始作他的教育思想的文字宣传工作，在1941年1月主编了“活教育月刊”，在江西泰和创刊。创刊号是幼师创校的专号。作为这刊物的中心主张的“发刊词”上这样写道：
“‘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两句话是陶行知先生在10年前描写中国教育腐化的情形。这种死气沉沉的教育到今天恐怕还是如此，或许更糟一点。我们应当怎样使得这种腐化的教育，变为前进的、自动的、有生气的教育？我们怎样使教师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我们怎样使儿童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这个问题，实在很重要，这个使命，实在很重大。本刊发行唯一宗旨，就是要想负起这个使命一部分的责任。我们不愿墨守旧规，来贻误子弟，我们要研究所有的教材是否适合儿童的需要。我们要研究所用的教法是否能够引起儿童的兴趣，启发儿童的思想，培养儿童创造的能力。我们要研究种种教学上的设施，是否合于儿童的心理，是否合于三民主义。我们要检讨既往，策励将来，把所有的教材，重新估量，把所用的教法，重新研讨。我们要利用大自然、大社会做我们的活教材。我们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我们要有活教师、活儿童集中力量改造环境，创造活社会，建设新国家。……”
这种主张就在江西幼师实行起来，要学生开筑道路，编草屋顶，拓荒生产……于是“一面读书，一面劳动，变荒山为乐园，在那一个年头当中，确立了跟大自然奋斗的目标”。（见陈著：“创办幼师的动机和经过”）
江西幼师办起来后，陈先生的“活教育”思想有了实验园地。“活教育”的三大目标、十大对比、五指活动、以及教学原则等等，做了一点点，说成一大套；通过了“活教育月刊”传播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全国”。由于陈先生自己的奔走，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教育部正想企图利用一些花样来转移全国人民对它的愤懑，江西幼师在1943年的2月改为“国立幼稚师范学校”并增设高等教育程度的“幼稚师范专修科”。反动特务头子陈匪立夫有一次到江西来，曾经在国立幼师休息几天，以表示他的重视。
但“活教育”的影响可来了。当时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教育工作者，听到了“活教育”就抱着美丽的幻想，用朝拜圣地样的热情投奔到幼师来，在陈先生领导下实验“活教育”，宣传“活教育”。幼师、幼专的学生离开学校后，到处都用“活教育”来改良旧教育。这影响当然以江西为主，但在当时的重庆、桂林以及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也传播了一些影响。
“活教育”的实验在幼师以附属小学、幼稚园最为热烈。在附小，曾经有一度实施了“活教育的新课程”，实行“五指活动”来代替各种教学。在幼师，只在课外活动方面实施。在幼师专科和幼师相同，但效果更差。但不论在幼师、在幼专、在附小，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课室内的课桌椅排成几个方块，实行了形式主义的“小组教学”。
为了实验“活教育”，陈先生以幼师附小为基础，曾经联合“江西国民教育实验区”、“省立南昌实验小学”、“国立中正大学附属小学”以及附近各省立小学，开过几次会，讨论实施“活教育”的方案。
1943年2月，在伪江西教育厅支持下召开了一次“实验活教育筹划会议”，连续开会3天，分组研讨“活教育”的课程问题，组织“活教育”课程起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分成5个小组进行：第一组是健康活动（小学中高年级包括体育和卫生两种，低年级唱游），第二组是社会活动（包括历史、地理、时事、及公民的知识部分，公民的训练部分并入团体训练内），第三组是科学活动（包括算术和自然，低年级以算术游戏为主），第四组是艺术活动（中高年级图画、劳作、音乐，低年级将唱游并入），第五组是文字活动（包括读书、作文、说话、写字，并不分别排列，由整个活动中自由分配活用）。
1944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自赣江南犯，泰和首当其冲，幼师、幼专迁到赣县。在赣县，停留时间不到半年，但因受到反动统治者蒋匪经国的“欢迎”，“活教育”的种子，“直接散布在赣南各县的土地上”。（见陈著：“创办幼师的动机和经过”）
1945年1月，幼师、幼专又由赣县经过宁都迁到广昌县甘竹乡的饶家堡。在这一段时间，由于真正到了农村，“活教育”也就“活”不起来。
“活教育月刊”这时印出了3卷8期。这是在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陈先生回到上海，担任国民党匪帮接收上海初期的市教育局顾问，并筹办“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12月正式成立。
1946年5月，国立幼稚师范学校结束，幼师部分归并江西省立南昌师范学校，幼专部分迁到上海，附设在市立幼师之内。
1946年12月，陈先生自“活教育月刊”1、2、3卷中选出有关“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文章十多篇，编印了“活教育的理论与实施”一书。
1947年1月，“活教育月刊”在上海复刊，出版4卷1期。在“复刊词”上说：“本刊在今天复刊，我们依稀记得创刊时的情形，今天我们要做的和当时并没有两样。”又说：“今天复刊，我们仍本着创刊旨趣，为中国新教育的建设而努力。”“活教育”又重整旗鼓在上海活跃起来。
在陈鹤琴先生的周围，集合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从工作关系来说，当时有工部局时代的共同工作者，有江西幼师、幼专迁来的工作者，也有在江西幼师、幼专培养出来的学生。其中有进步人士，有为教育而教育的知识贩卖者，也有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在这样的队伍中来推行“活教育”，各有各的打算，造成各种不同的局面。代表进步势力的一派，的确也能运用“活教育”这一招牌进行一些教育工作者的团结教育工作，对反动统治者作地下斗争。反动分子，他们也在那里伸长嗅觉，找寻他们的邀功对象。落后的知识贩卖者则是为教育而教育。这样，可苦了陈先生，“活教育”没有真正“活”起来。
1946年到1949年间，在陈鹤琴先生领导下的幼师（1947年2月改名为女子师范学校）、幼专等机构中并没有做出什么“活教育”，比较热烈的还是幼师的附属小学，不断地有一些“活教育”的活动：改良过课程，展览过“活教育”的成绩。
但是，由于“活教育月刊”4卷起在上海复刊，印刷和发行的条件比在江西好，“活教育”的宣传却大大地超过了它实际所做的工作。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一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教育工作者大多抱着一种幻想，认为可以在“和平”的环境中做些工作了。同时，他们需要“新”的东西来充实自己。“活教育”高喊着“为中国新教育的建设而努力”，是可以迷惑一部分人的。
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对于陈鹤琴先生的努力，是很能欣赏的，而且还借用了这块“活教育”的招牌讨好帝国主义者，用它来代表中国新教育的思想和方法。但国民党反动派也没有用大力来支持“活教育”和陈先生。
陈先生曾数度去东北，在沈阳、长春等地作过演讲，传播过“活教育”的思想。并且在1947年选派他的学生（幼专和幼师的学生）去沈阳办过以匪首命名的“美龄小学”——熊匪为讨好他的主子所办的学校。
1947年4月间，陈先生到无锡，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讲过一次“活教育”，教育学院的学生当晚还举行过一次讨论会。
1948年4月，陈先生接受菲律宾华侨教育界的邀请，去马尼拉讲学，讲的是“活教育”，并带去不少“活教育”的书刊，向南洋华侨教育界传播了“活教育”的思想和方法。
1948年初，陈先生又自“活教育月刊”4卷中选出有关“活教育”的理论和实施经验的十几篇材料，编印了“活教育的创造”。这本书主要是把“活教育”的理论整理一番，并把“活教育”在江西实施的经验介绍出来。
1948年2月，以幼师、幼专的校友和教职员为骨干成立了“中国幼稚教育社”，陈鹤琴先生担任理事长。虽说是一个幼稚教育方面的社团，但在事实上仍旧是推行“活教育”的一个机构。
“活教育月刊”5卷2期上，陈鹤琴先生发表一篇“活教育的目的论”。陈先生在当时的意思是要建立“活教育”的哲学。“活教育月刊”出版至5卷6期，又停顿下来。
1948年夏至49年初，幼专和女师曾经遭受国民党特务几次的迫害，逮捕过、迫走过教师和学生。在当时，陈先生曾有几次对它的干部、学生以及他的朋友说过：不要在学校里做政治工作，一切党派都不应该在学校里做工作，扰乱了教育事业。
在这里必须要提一笔的，就是幼专的一部分进步力量曾在1947年7月创办“大场农村托儿所”。这个托儿所，一开始就是和政治结合的，幼专的学生为了接受上海学联的号召下乡工作，办农村托儿所就是一种方式。后来和农民的关系建立得非常好，工作人员依靠了农民解决了部分伙食的供给，建筑房舍也依靠了农民得到基地。大场农村托儿所在农村里有了群众的基础，得到了社会的重视和舆论的宣扬，这才引起“活教育”者的兴趣而对它发生了希望。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从此到9月的几个月间，“活教育”工作者有了很大变动。陈先生担任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离开上海。幼专因为学生一大批一大批地到西南、华南参加革命工作，留校学生只有30多人，9月间就归并到南京大学师范学院去了。上海市立女子师范学校和市立新陆师范学校合并成立“上海市立师范学校”。原来在陈先生领导下的教育工作者分散了。
“活教育月刊”在上海解放后又复刊，自5卷7期出起至6卷6期止。自6卷7期起改名为“新儿童教育月刊”继续出版。陈先生在该期卷首写了一篇“我们的今后工作方向”，说是“愿意负担研讨儿童教育的责任”。
“活教育”30年来“做”出了这一些，也就是说，以陈鹤琴先生的教育思想的实践为主导的“活教育”工作者“做”出了这一些，陈先生强调“做”而轻视理论，但他也提出了他的“活教育”的思想体系。现在就来分析一下“活教育”理论的思想方法和思想根源。
“活教育”的目的论：“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
陈先生在“活教育月刊”5卷2期发表一篇“活教育的目的论”，对于他已往提出的“活教育”的目的，作了一个解说。首先提出基本的“做人”态度是“假如我是你”，这样“世界上一切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人类就只有和平而没有战争，只有天堂而没有地域，只有幸福而没有痛苦”。对于“做中国人”有几个条件：“健全的身体，创造的能力，服务的精神，合作的态度，世界的眼光。”做了中国人进一步要“做世界人”，“做世界人”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
“假如我是你”其实并不新鲜，2000多年以前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孔、孟、儒家就用这种“推己及人”的恕道思想来麻醉庶民、缓和阶级仇恨的。人类的和平不是“假如我是你”所可达到的，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绝不会来一下“假如我是你”的。恕道思想对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只有增加痛苦而没有幸福，只能起麻痹人民丧失斗争意志、有利于敌人不利于人民的作用。
“做中国人”和“做世界人”的提法好像没有阶级立场，而实际是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的。因为有无产阶级的“中国人”“世界人”，也有反动阶级的“中国人”“世界人”。没有弄清楚人的阶级而要求“合作”“服务”，这样的合作是向敌人投降，这样的服务是受敌人奴役。而陈先生就正是这样。
“爱真理”是什么？“活教育”提出哥白尼的地球绕日说和伽利略的固体重心说作为说明。地球绕日和固体重心是客观的自然现象，人在劳动中能够认识自然现象，而且还能够有意识地主动去改造自然，制造物质财富和物质条件，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人还有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关系）。要注意的是离开了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是没有的。但是“活教育”要爱的“真理”却只有前半段，后半段让“合作”“容让”来解决。
“活教育”的目的论是建立在阶级调和论的观点上的，因之没有明确的立场，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这种违反阶级立场的“做人”道理，必然为觉悟的中国人民所唾弃。
“活教育”的方法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
“做”是“活教育”思想方法的中心，也是“活教育”一连串实践活动的理论依据。“活教育”的“做”的理论直接抄自杜威的“从做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这一套狭隘的经验主义的教育方法。杜威是资产阶级反动教育思想的代表者，不主张教育有目的，也不主张教育有系统方法，而提倡“儿童本位”的实验教育，从儿童的生活经验和学习兴趣出发来决定教育方法。杜威主义对于中国旧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影响很大，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都是接受这一影响而发生的。“活教育”的“做”和“生活教育”的“教学做合一”，它们的思想根源实在都是杜威主义在中国的翻版。
“活教育”的“做”只根据儿童的生活经验，强调个性发展，而不注意系统知识与有计划有步骤的培养儿童，这是错误的，违背全面发展的原则的。我们在今天培养年青的下一代，要教育他们自觉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而奋斗。因之，我们的教育是有目的、有系统、有计划、有步骤的。
“活教育”的课程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的具体说明，可以参看“活教育的教学原则”和“五指活动”。在“活教育”的课程、教材、教法中，强调儿童需要和儿童兴趣，打乱了课程的系统性和计划性，主张以片面的知识和分组的活动来进行教育和代替全部的课程。照陈鹤琴先生自己的说法，是接受杜威实验学校课程排列的，他说：“我提倡的活教育是和杜威的学说配合的，因为活教育和杜威学说，其出发点相同，其所走的路子相同，其所用的方法也相同。”（见陈著：“活教育——中国新教育的幼苗”）
活动课程论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所提倡的课程学说之一，是不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的需要，单从唯心论出发的课程改革的学说，是反动教育思想的表现。杜威实验学校的活动课程，正是这种教育思想的产物。“活教育”的课程论接受了这样的思想方法，因之它的“大自然、大社会”并不“大”，只在儿童的小天地中灌输片面、零碎的知识。
“活教育”提倡感性的直接经验知识，轻视有系统的间接经验知识，在教学方式上采取“小组教学”的形式和“单元教学”的内容。“活教育”提倡做中学，做中教，好像也类似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是它只能统一在一小点从儿童本位出发的直接经验上。我们今天在课程、教材、教法上要求的是有完整系统的课程，适合国家建设需要的教材，以及有领导、有组织的教学。“活教育”的资产阶级的课程论不适合于我们的要求是很明显的，今天有迅速地完全地肃清这样有害的课程论的必要。
“活教育”的主要理论和工作历史大致如上所述。这一种抄袭美国反动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很明显的代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幻想的教育思想派别，在旧中国存在30年，虽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好像是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但是也传播了一定的坏影响。
我们检查“活教育”的历史，从鼓楼幼稚园、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的学校、江西幼师、上海女师等的学校工作，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国幼稚教育社等的社团工作，“幼稚教育”“儿童教育”“小学教师”“活教育”“新儿童教育”等刊物以及一些儿童读物——从这三方面是可以得到线索的。“活教育”的理论体系正是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即以杜威为代表的狭隘经验论的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体系。“活教育”的工作作风也正是资本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常用的手法，大事宣传而无实际内容，声势浩大而骨子里是空虚的。
“活教育”者办学校、结社团、发行刊物，为什么？为了要“创造活社会，建设新国家”。这种超政治、超阶级的“教育救国论”的思想，不从政治经济本质上去理解中国问题，也不从中国具体环境去了解中国劳动人民革命斗争，不参加这种斗争，当然只是一种有害的幻想。没有阶级斗争和人民的胜利，哪里会有新社会，不经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怎么能建设新国家呢？
但是到了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30年的奋斗历史，教育了全国人民，也提醒了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根必须挖掉，小资产阶级的梦幻必须击破。在今天，我们知识分子只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有在具体的革命斗争中锻炼，明确阶级立场，改变思想观点和方法，端正工作作风，才能做好我们的教育工作。
我在陈鹤琴先生领导的学校先后工作过5年，也曾编辑过“活教育”的书刊，受过“活教育”的影响。在今天，我需要肃清这种反动的思想教育，检查一下我的“活教育”工作历史。
我在1943年的春天，抱着很高的热情投奔到“活教育”的“圣地”。当时的思想情况是这样的：我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教育工作者，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教育工作很多年，我眼看到国民党政治的腐败，对青年学生的迫害一天比一天加紧；我自己也因为同情青年学生和宣传民主教育受到特务的一次陷害。我读到“活教育月刊”，认为陈鹤琴先生是一位民主教育家，他是不同于一般官僚党棍的校长的。我投奔到他的学校里。我最初的工作是教幼专的课，后来又兼任了陈先生的秘书，帮助他编辑“活教育月刊”。从1943年2月到1944年8月，“活教育”的各项活动，我都参加过。1944年8月，“活教育”工作者曾经闹过一些意见，走散了一批人，我也离开了。
1946年2月，我复员到了上海，受陈先生之命，又到江西广昌的饶家堡去，在幼专任教。7月，幼专迁来上海，我仍在幼专任教，还兼了秘书。
1947年1月，“活教育月刊”4卷起在上海复刊，我担任了总编辑，到1948年1月5卷1期出版为止，我对于“活教育”的理论的整理工作做了一年。在这一年当中，“活教育”的理论宣传工作做得非常热烈，除了“活教育月刊”外，“活教育的理论与实施”“活教育的创造”“活教育的教学原则”等等都在这个时期出版，我在这些错误理论宣传中也参与了一定的工作。我在整理“活教育”理论方面写过两篇文章：“活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活教育与杜威实验教育”。
在“活教育的理论体系”中，我指出“活教育”理论导源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和“从做中学习”，也受影响于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和“教学做合一”。但我还没有能够认识到这正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结合起来的思想根源，我颂扬了它，对它寄与美丽的希望。
在“活教育与杜威实验教育”中，我把“活教育”和“杜威实验教育”作了一个对比，指出它们相近、相似之处，说明两者在“民主主义和儿童本位这主要观点上完全一致”。我没有批判它们，相反的认为“活教育”有了杜威的教育思想作为根源更为可靠。
1947年，由于革命的环境教育了我，我对“活教育”也开始怀疑起来。更由于同志和朋友们对我的帮助，我动摇了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我在1947年底开始不相信杜威主义，但对“活教育”的信仰还没有完全破灭，仍认为“活教育”脱离了杜威主义还是可以自己创造一套的。我在那时写了一篇“论杜威主义者”（见“活教育月刊”5卷1期），对杜威主义者批判了一阵，但没有接触到“活教育”自身的批判，虽然那篇文章曾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剥夺了我的“活教育”编辑权，使我离开了“活教育”的理论工作，但我仍旧没有认识到“活教育”就是杜威主义的教育，就是它的翻版。
对于“活教育”认识的模糊，也正说明了我思想上的模糊。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商人家庭，长期的受了旧社会的旧教育，离开学校后仍旧回到学校生活，担任旧社会的学校工作。我对革命阶级的体验不够，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来反对反动阶级，而说是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恰在这不可能中“站住”了。因之，我抱着幻想来宣传“活教育”，做了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奴隶，传播了这种不正确的思想。
我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我毫不吝惜地要抛掉在过去认为“稍有成就”的教育理论——事实上是充满反动思想的教育理论。我要重新学习。要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教师，必先学好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要真正诚心诚意地为工农群众服务。
这是我对于“活教育”的初步认识。
因为我曾做过5年的“活教育”工作，我了解一些历史。提供这些不完备的材料，仅仅是作为“活教育”历史调查的索引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参考。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宣传委员会编 《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下册），广州：人间书屋，195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