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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
李希凡/蓝翎
1954.10.24

近几年来，人民出版机关大量整理和出版了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研究古典文学的著作也逐渐出现了。在这些著作的序文中，许多作者都表示出一个共同的希望，企图通过自己的著作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认识古典作品。这种愿望是诚恳的，是值得欢迎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究竟是怎样研究了这些古典作品。只要我们认真地翻阅一下有关的书刊杂志，将不难发现，真正地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去全面地分析和批评一个作家的思想或一部作品的内容的著作却是微乎其微的，而大量的关于作者身世和作品细节的考证却是连篇累牍。有时人们真会怀疑，难道“国故”大家们的“考据”时代又借尸还魂了吗？当然，我们并不抹煞考证工作的重要性。在今后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中，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进行考证和校勘工作，仍然是必要的。但是问题也就发生在观点和方法上面。

有很多研究著作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件时髦的外衣，骨子里仍然贩卖着旧货色，不触及作品的实际内容，割裂作品中的艺术形象，通过极其隐蔽的方式，抹煞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向广大青年群众传播有毒的东西。这实质上是三十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一次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再现。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反映。一切旧有的反动的思想观点绝不甘心退出这一阵地，而是顽强地反抗着的。我们如果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不和它划清界限，不展开激烈的斗争，不彻底地肃清它，这将不仅毒害了年青一代的读者，同时也将戕害了古典文学遗产和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不一再谈到俞平伯先生。

俞平伯先生是大家熟知的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他从事红楼梦的研究已经三十多年。他三十年前写的“红楼梦辨”、解放以后修改出版的“红楼梦研究”，以及最近散见于各报刊的短论，尤其是作为他对红楼梦全面的总结性的文章“红楼梦简论”〔一〕，是广泛地吸引着读者的。但是，这样一个具有三十多年历史的古典文学研究者，究竟走着什么样的道路呢？俞平伯先生的第一部研究红楼梦的著作“红楼梦辨”写于一九二二年。这部全面涉及到红楼梦各种问题的著作，曾经是风行一时的、和胡适之的“红楼梦考证”并称的所谓“新红学”的代表作。它给俞平伯先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后，他所写的文章，大都以此为根据。它的基本论点一直贯串到“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指导着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全部过程。因此，全面地从“红楼梦辨”开始分析和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研究工作，严肃地评价他在思想战线上的作用，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二二年前后，由于中国的政治形势起了剧烈的变化，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开始分裂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道扬镳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向着两个方向分化着。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维护自己阶级的狭隘利益，就放弃了反封建的文化斗争，调转矛头，直接对付马克思主义，企图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

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胡适之，为了抵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政治上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三〕，在学术上提出了反动的实验主义的“考据学”。胡适之提倡“考据学”的目的非常清楚。他说：

“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问题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可奉为定论。……

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作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胡适文选自序）

除开胡适之的历史“著作”不谈，在文学研究方面，他就是以“红楼梦考证”等形式主义的“考据”文章实践了这一主张的。

胡适之所提倡的学术路线，其反动的目的就是阻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把他们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向“国故”堆里去，脱离现实，避开当时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文学研究上，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就正是这条路线的忠实的追随者和实践者。据俞平伯先生自己说，在胡适之提出这些口号之前，他对红楼梦“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的兴味”，等到胡适之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之后，“于是研究底意兴方才感染到我”。这时俞平伯先生才正式开始系统地研究红楼梦。胡适之和俞平伯曾以通信的形式讨论红楼梦，彼此一唱一和，使他们“一向希望的乐趣，到这时居然实现”。这自然是喜不自胜的事，因为“红楼梦辨”完全实践了他们的主张。

但是，要引导人们脱离现实，避开社会的阶级斗争，首先就必须否认文学是人类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艺术手段。因为，说明现实主义文学，正是通过把社会生活现象的本质典型化的方法，提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教育和改造人的灵魂，从而促进社会的改造，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使命，也是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所要阐明的中心问题。“新红学派”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首先否认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胡适之的“红楼梦考证”的中心目的就在于用考证来证明红楼梦是一部记录事实的作品，它的价值也就在于这“平淡无奇”的事实记录上。

俞平伯先生也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红楼梦辨”曾分别考证书中诸情节的事实真相，认为贾姓即曹姓，以曹雪芹的家世证贾宝玉，以贾宝玉的形象证曹雪芹的身世，并将书中个别的字句或情节拼凑起来，去断定一个人的结局。俞平伯先生把研究和分析艺术形象的工作变成了“剔骨拔刺”，以琐细的考证凌迟了人物形象。这样就和胡适之的结论完全达到一致，即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因而否定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社会内容。

但是，实验主义的“考据学”是无法掩盖它的唯心论的尾巴的。“红楼梦辨”在从多方面论证红楼梦是事实的记录时，常常陷于自相矛盾，时而说它是“自传”，时而又说它是“演色空”观念。既是事实，又如何演？既是“演色空”观念，而事实又在那里呢？这就是实验主义“考据学”无法消除的自我矛盾的悲哀。

文学认识和反映现实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在于唤醒人们去改造现实。“红楼梦辨”在否定红楼梦社会内容的同时，也就否定了它的社会作用；亦即它反封建的倾向性。“红楼梦辨”在“高本与戚本的大体比较”一章中说：“依高本看，红楼梦是文学，是唤醒痴迷，陶写性灵的；依戚本看，红楼梦是闲书，是争妍取媚，喷酒下饭的。”这两个判断把红楼梦的思想性完全抹杀了，无论就那一个判断看来，红楼梦都失去了它真实的价值，变成表现抽象“人性”的东西。于是，从“自传的观念”论者的观点看来，红楼梦是没有意义的作品。请听俞平伯先生怎样说：

“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的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红楼梦底态度虽有上说的三层，但总不过是身世之感，牢骚之语。即后来的忏悔了悟，以我从楔子里推想，亦并不能脱去东方思想底窠臼；不过因为旧欢难舍，身世飘零，悔恨无从，付诸一哭，于是发而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的闲书性质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红楼梦辨中卷二一—二二页）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一书中虽将这段话删去，但他企图贬低红楼梦的倾向仍然存在着。

这样就给红楼梦注射了消毒剂，清除了它的“危险”作用，这对于封建阶级是大大的有利。在这里，俞平伯先生所以把红楼梦看成是曹雪芹“自传”的目的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不仅这样，在俞平伯先生素来的认识中，全部中国古典文学都是毫无可取的，上引的一段话中说的还较缓和，而在“红楼梦辨”的其他地方却是十分的露骨了，“凡中国的小说，都是俳优文学，所以只知道讨顾客的喜欢”，“曹雪芹所指野史大约就是金瓶梅”。同时他也不满于水浒的“奖盗贼贬军官”，并讽刺嘲笑儒林外史对“村老儿唱戏的，却一唱三欢而不止”。这很明显地是反对那些作品对人民的歌颂和热爱。对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持虚无主义的否定态度，这正是“五四”以后洋场绅士的本色。从这种反动的虚无主义的否定论出发，必然会引导到丧失民族自信心。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胡适之派的“新红学家”们所标榜的“这种文学，看似专家的考证，其实很可给一班人以历史观念”的“历史观念”，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货色了。

有人说俞平伯先生不是以观点著名，而是以考证方法著名。那么，就再看看他的考证方法的实质是什么。

“红楼梦辨”是专重事实的考证而避开内容不谈，这正是胡适之所标榜的方法。胡适之在他的“红楼梦考证”中说：“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作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但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二三二—二三三页）

我们认为考证作者的家世、生平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须是在为了分析作品内容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可是，胡适之和他的忠实的追随者俞平伯先生因为“考证”，却把红楼梦丰富的社会内容抹煞了，使完整的艺术形象割裂了，剩下的只是几条能满足俞平伯先生“研究兴味”的事实根据。

究竟“红楼梦辨”是怎样进行考证工作的呢？

俞平伯先生说：“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既晓得是自传，当然书中的人物事情都是实有而非虚构”。从这一“最主要的观念”出发，去寻找事实的根据来证实它，这是一条最轻便的道路。从表面看这“最主要的观念”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从作者自叙中的某些话里得来。但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有某些事实作蓝本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它绝不是事实的记录。如果相信作者自叙的话全是事实，也应该相信贾宝玉是那块大石头的化身，相信真有太虚幻境。如此，恐怕俞平伯先生的考证也要大费周折了。

俞平伯先生的“最主要的观念”是片面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其实用的目的就在于从作品中抽出对他有“兴味”的事实，来证实它的假设，使客观的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服从于他的主观主义的考据。在文学研究的考据工作中，这是彻头彻尾的实验主义方法。胡适之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考据”方法，在“红楼梦辨”或“红楼梦研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所谓“大胆的假设”就是不顾一切客观事物的真象，制造出主观的观念；所谓“小心的求证”就是使所有客观的事物都能符合这种主观的论断。使客观服从主观就是实验主义主观唯心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俞平伯先生考证红楼梦的方法论的源泉，就是从此而来。

“红楼梦辨”虽然在表面上避开了红楼梦的内容不谈，实际上却狠狠地批评和歪曲了红楼梦的内容，从每一个考证的结论中都可看出他对红楼梦的曲解。俞平伯先生只不过是以考证的方法代替了文学批评的原则而已，这是和他的实验主义观点密切相关的。因此，在他的批评中就表现出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已有论述，此处从略。）

由此可见，俞平伯先生的方法论的基础正是实验主义的主观唯心论。那些形而上学地企图把方法和观点对立起来的人，在这里却大上其当了。

顾颉刚先生为“红楼梦辨”所作的序言中把俞平伯先生和胡适之标榜为“新红学派”，并“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那么，这“新红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总结起来，不过三点。

第一，“新红学”的研究态度表面是新的，而骨子里仍然是旧的。俞平伯先生在一九二一年说：“京事一切沉闷，（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因每一执笔必奕奕如有神助也。”（“红楼梦辨”顾序）避开当时的政治斗争，钻到红楼梦中去消遣，逃避现实的士大夫阶级的怯懦本色完全暴露出来了。这却是真正继承了旧红学家最坏的传统。

第二，“新红学家”自称是把“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从前的人不注重于实际的材料，而注重于猜度力的敏锐，所以他们喜欢用冥想去求解释”，而“‘新红学’家”是“处处把实际的材料做前导”，“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来解释主观的冥想。所谓“新”方法就是在新的反动的实验主义哲学指导下钻牛角尖的方法，这的确是旧红学家所没有的。归根结底，他们是使红楼梦符合于他们的实验主义的考证，这正是他们引以自豪的“正确”的科学方法，也是最有“效用”的方法。

第三，“新红学家”曾想办一个研究红楼梦的月刊，号召“人结了伴侣，就我们走到的地方再走过去”，引导读者逃避现实的政治斗争，免受马克思主义的“危险”影响，都很安全地到红楼梦中去“消夏”，“辨得越凶”，离现实越远越好。用这些东西来影响读者，使他们“无形之中，养成了他们的历史观念和科学方法”，都变成实验主义的信徒。

总之，“新红学”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士大夫阶级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混血儿，是反动的实验主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表现。几十年来成绩虽不多，而影响却不小，它支配着对红楼梦的研究，过去是这样，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也还是这样。

但在解放以后，在新的政治条件下，俞平伯先生非但没有对过去的研究工作和他的影响作深刻的检讨，相反的却把旧作改头换面地重新发表出来，这就是一九五二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研究”删去了旧著中个别的篇幅、细节和著作年月，并和补充的部分新作排在一起，在新的时代发表。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是新作。新作除了提供了一些新的考证材料并将个别的字句和表面结论稍加修正之外，而骨子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毫无改变地保留下来。俞平伯先生以隐蔽的方式，向学术界和广大的青年读者公开地贩卖胡适之的实验主义，使它在中国学术界中间借尸还魂。

但是，这现象不但没有遭到反对，反而有人对俞平伯先生的考证工作备加赞扬，这种“抑扬的话头”不但掩饰了俞平伯先生的一切错误，而且帮助他的有毒的思想得以顺利地向青年中传播。从这里，我们也更可以看到，俞平伯先生所继承了的胡适之的反动思想的流毒，在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里，是怎样在挣扎着的。我们不应该过低估计它对广大读者的危害性，它现在会将来也会披着各种各样的外衣出现的。我们要研究红楼梦，首先就应该批评俞平伯先生的这种错误的观点和方法；要研究全部古典文学遗产就必须批判与此相同的观点和方法——即实验主义的反动哲学通过胡适之过去在中国学术界所长期散布的流毒。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走向正确的健康的道路，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旗帜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领域中树立起来，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一〕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三月号

〔二〕鲁迅全集五卷五○页

〔三〕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九七页

〔四〕文中着重点全为笔者所加。

来源：《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