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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胡风在党内的代理人刘雪苇的罪恶行为
于寄愚 刘溪 陈海仪
1955.06.00

反革命分子的头子胡风在给他的反革命集团分子的信中，多次地提到了刘雪苇。刘雪苇是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忠实夥伴、是胡风在共产党内的重要代言人、代理人之一。我们曾经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底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和刘雪苇一起工作过，曾经亲眼目睹过刘雪苇做了很多令人愤慨的坏事。当时，我们也曾对他怀疑过，斗争过，但是没有认识到他的活动的反革命实质。现在，胡风的真面目暴露了，刘雪苇的真面目也跟着暴露了，我们才完全明白了。我们现在把刘雪苇在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这一时期内，如何利用党的文艺处长的地位，按照反革命头子胡风的意旨，和他的同夥们——其他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里应外合地、有计划地向党进攻，破坏党的文艺事业，攻击和企图打垮上海的文艺领导，以篡夺党在上海文艺事业上的领导权等罪恶行为，加以揭露。

首先，在文艺思想上，刘雪苇是一贯地、不懈不怠地利用一切机会来进行了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的宣传。

他平日作报告、组织学习，都是打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招牌，实际贩卖、宣扬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据我们记忆所及，他对培养工农兵作家问题，是采取极端蔑视态度的，他重复着他在“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中“我们当前的新文学建设工作，不能不全部（二版时全部两字改为主要）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作家来负担”的观点，污蔑苗得雨、缪文渭等工农出身的同志的作品算不得文学作品，宣扬苏联曾培养了一个工人作家，但后来终於被开除出了作家协会，力图证明工农兵是不能成为作家，只有小资产阶级才能成为作家。对於普及与提高问题，他更公开反对普及，说：只有提高的作品才能普及，如在苏联，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才是最普及的作品。完全抹煞了以工农兵为对象的通俗普及作品的作用和价值。

在另一方面，他就竭力为胡风分子的作品大加吹嘘。例如，一九五一年底文艺处总结两年来华东文艺工作情况时，刘雪苇硬把胡风分子罗洛的一首坏诗“春天来了”和胡风分子梅志的“小青蛙苦斗记”，列为两年来最好的诗，为胡风分子扩大影响，窃取在文艺界的地位。当时，我们不同意，提出意见，刘雪苇置之不理。

在这种宣传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的活动中，最严重的一次是文艺工作者进行学习马林科夫同志在苏共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报告中有关文学艺术部分和胡乔木同志在全国文协所作关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报告，这时，刘雪苇一变过去的表面顺着暗里夹带的方法，而赤裸裸地公开而直接地起来反对。因为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中，明确而尖锐地阐述了文艺的党性原则、关於创造具有高尚精神品质的正面艺术形象、关於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等，胡乔木同志的报告中，严格批驳了描写先进人物必须写缺点的谬论。这些对胡风的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主张描写“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反动文艺理论，给予了直接的击中要害的打击，因而引起了胡风集团的恐慌。於是，上海各文艺单位中的胡风分子都采取了一致步骤：对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表面接受暗里破坏，对胡乔木同志的报告则直接而公开地加以反对。而刘雪苇，则不但采取同样的办法破坏抗拒，甚至直接地反对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他到新文艺出版社作报告，故意以马林科夫同志报告的第一次译本“典型问题经常是一个政治性问题”，故意曲解成为：“典型问题有时候就不是政治性问题”；且举例说：“例如梁山伯祝英台，算什么政治性问题呢？”他这样有意地歪曲马林科夫同志报告的精神，除了要否定文艺的党性原则以外，同时还要否定中国的民族文学遗产。宣传部领导上了解了这情况后，曾向他指出错误，他在干部会上以未弄清原文含义为藉口作了虚伪的检讨。

刘雪苇，这个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党徒，他作了检讨之后，并没有销声敛迹，而是再度张牙舞爪，向党进攻。不久，华东文联组织作家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会议上，他以党委文艺处长的身分去作总结性的讨论解答报告。这位文艺处长就又藉机公开地进行了反对马林科夫同志和胡乔木同志正确的理论原则的反党宣传。他说：“我对马林科夫所说的‘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思想上搞不通”，“我不能同意乔木同志的写正面人物不一定要写缺点的意见，比如夏伯阳，是大家承认的正面人物，难道他没有缺点吗？”这个公开的反党报告引起了全体同志的极端的愤慨和不满。第一次他还能以对译文的不恰切为藉口，可是承认了错误以后的第二次反攻是任何藉口都没有了，迭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反党的顽固性来了。

其次，刘雪苇在政治上向党进攻的情况更是凶恶的。现在且将主要的谈一下：

刘雪苇和他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同夥们，曾经利用我们进行自上而下的思想工作检查和学习运动的机会，发动过两次猛烈的向党进攻。一次是在电影“武训传”批判的时候，一次是在文艺整风的时候。刘雪苇在这两次进攻中，都在胡风指挥之下，充当主将，从党内进行“挖心战”，和党外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彼此密切呼应，配合动作。

关於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我们人人都知道，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思想斗争，所有文艺工作、学术文化工作干部都要参加这场斗争，来弄清楚无产阶级世界观，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宣传共产主义、人民民主主义的革命内容，对“武训传”以及有关“武训传”各种赞扬文字的反动的改良主义的错误的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刘雪苇当时身为党委文艺处长，却不按照上级的指示正确开展运动，而按照反革命头子胡风的指示，组织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乘机集中力量向党的文艺领导进行攻击。运动开始，先是胡风分子罗洛、耿庸、方典（即王元化）、罗石（即张中晓）等人在胡风分子之一梅林所主编的“文汇报”副刊“文学界”上发表文章，异口同声别有用心地说：“武训传”是由於“负责同志的郑重推荐介绍”，正确批评“被阻碍”，“被牺牲”了的原故，所以如果要“唤起更多的人，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批判，就是“一种对於人民鉴别能力的轻蔑”，就是“造成人人都是犯了原则性错误或至少是思想有问题的嫌疑的印象……这就加强了思想混乱，这只是帮助了我们的文化工作者中存在着的严重思想混乱获得了分摊的安慰”。就是说，“武训传”批判应该只是追究行政责任问题。从这个恶毒的用心出发，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上海文艺领导干部进行了连续的人身攻击。当时上海文化局发觉到他们的阴谋，曾发出通知，准备召开座谈会加以讨论。这时，刘雪苇就以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长的身份，出面加以阻止，不准召开，替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险活动，打了掩护（此事柯蓝同志已有详细揭发，我们不多谈了）。这样一来，大大地助长了胡风分子们的反党活动的气焰。以后胡风分子更加无所忌惮地写文章恶意攻击上海文艺领导。例如，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张禹（王思翔）即写了一篇“读夏衍同志关於‘武训传’问题的检讨以后”的文章，提名叫姓地对当时上海文艺领导夏衍、于伶等同志大肆攻讦，说“武训传”电影既是在上海摄制的，上海文化局长就得负失职的责任，如果只批评检讨而不追究行政责任，那批评“无非是旧官僚式的笑骂由人”、“像从前封建朝廷士大夫的‘清议’那样”；如果要广大文艺干部参加运动，联系思想进行学习，就是取消对领导的批判，就“和圣经上所教人的道理：‘谁没有罪，谁先拿起石头’，不谋而合。”一句话，就是要打倒“妨碍”他们反党活动的所谓“猛人”的上海文艺领导干部，以便他们取而代之。胡风分子张禹所写的这篇明目张胆的反党文章，是先经过身为共产党员的刘雪苇看过之后，才送到“文艺报”去发表的。这是胡风集团分子刘雪苇和党内、党外的其他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向党展开一次狂妄的进攻。

胡风集团的这个反革命阴谋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死心。接着，一九五二年五月，上海文艺界在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基础上开始了“整顿文艺思想、改造领导工作”的文艺整风运动。胡风、刘雪苇认为这是重新组织大进攻的又一个上好机会，於是他们重施故技，把党中央明确指示的“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的运动，变成了对文艺领导的恶意攻击。在整风过程中，他到处搜寻攻击的材料，甚至有一次并私自假文艺处长名义，通知各有关以及无关的机关、团体干部，召开非法的干部会议，以图收集上海文艺领导干部的材料，来进行攻击。但是，对这别有用心的会议，许多同志根本未来参加，到会者寥寥，而到会的同志知道了会议的目的后，不但无人发言“供给材料”，反而有一位同志批判了刘雪苇。刘雪苇目的未达，老羞成怒，会议也就不欢而散。这时，刘雪苇并叫王元化等到处收集上海文联组织作家下厂、下乡体验生活的材料，向华东局作书面报告，恶毒地把这些活动诬骂为“赶鸭子”，企图继续地进行攻击。

由於党的正确领导，在这次整风中，刘雪苇的阴谋也还未能得逞。

再次，为了实现其政治阴谋，在组织活动上，刘雪苇也是煞费心机的；他随时随地，处心积虑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占领“据点”，巩固“阵地”，企图造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王国”。这方面，他在宣传部期间，主要有这三次活动。

第一次，是筹备成立华东文联时，由於他当时身任文艺处长，由他具体负责筹备工作。当时，他是打算把华东文联辟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基地的，他建议由胡风来担任华东文联主席，并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提名为副主席，同时又准备调大批胡风分子到文联工作，这样，他企图把女联辟为从主席到一般干部，清一色地由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掌握的天下，来实行对华东文艺工作反动统治。但是，事不从愿，胡风的主席和他的副主席都没有当上，我们的党立即制止了他的这一居心不良的方案，於是刘雪苇大失所望，阴谋未能实现。

和“开辟”华东文联的同时，他在华东局宣传部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企图把党委文艺处变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党内堡垒。他按照胡风的意图，从各处调来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如从震旦大学调来王元化，从“青年报”调来罗洛，甚至从劳工医院调来当时就有政治历史问题而又是贪污分子的杭行。这些分子调来后，刘雪苇布置工作，不按照组织系统，不通过党的科长，反而是通过这些胡风分子的干事，再给科长分配工作，违反组织原则，引起干部极大的不满。

一九五二年，刘雪苇又别有用心地以文艺处名义出了一种“供领导参考”的“华东文艺动态”，文艺处一些同志所整理的文艺动态材料，刘雪苇认为“没有提出问题”，废而不用，於是交由胡风分子王元化负责，由罗洛、张中晓、耿庸编写“提出了问题”的材料。所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呢？一是对上海文艺领导的恶毒攻击和诬蔑，例如五二年第五期“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严子铮的“资产阶级创作方法的失败”，这篇文章，以“左”的面目，把上海电影文学研究所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加以夸大，说成是“抄袭堕落的资产阶级的好莱坞创作方式，甚至在作品中可耻地为资产阶级作宣传”等，并对上海文艺领导干部进行诬蔑，“文艺动态”上，就把电影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上的错误全部转嫁到上海文艺领导身上，并且极其阴险地、极其卑鄙地以造谣办法逼使文艺领导同志下台。二是为他的同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捧场、辩护，例如五二年五月一日“新少年报”发表了胡风的老婆梅志的诗“我要做一个新工人”，“文汇报”发表了文章批评了这首诗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错误，刘雪苇即气愤地在“文艺动态”中为梅志进行无耻的辩护，责駡“文汇报”编者发表这样的批评是轻率不负责任的。

但是，这种“供领导参考”的小规模的“华东文艺动态”的编印，是满足不了刘雪苇的野心的，后来，刘雪苇在一次处务会议上进而提出要以文艺处名义发展一批党内文艺通讯员，并出版联系这批通讯员的一种内部刊物，以图“争取人”、“联络人”，发展并培养他的力量。当时文艺处有的同志认为这样私自成立组织发行党内通讯的作法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坚决反对，他的诡计也就因此碰了壁。到文艺整风以后，他就又采取了另一种“争取人”、“联络人”的活动方式，藉口要加强对文艺批评工作的领导，从各文艺机关团体物色了一些文艺工作者，以胡风分子罗洛等为骨干，由刘雪苇亲自掌握，进行学习。在学习会上，刘雪苇曾奇怪地宣布这个由党委领导的学习组织，是“自愿的、业余的学习组织，每个成员有义务向学习组织汇报所了解的文艺情况，但在这里所参加的学习活动与自己所属单位都没有任何关系”。这一席话曾引起同志们的很大怀疑，这不是变成了一种地下活动了吗？不但如此，刘雪苇还利用他“处长”的职权，要文艺处同志为他的地下组织去作联络工作，命令处的办文干事要他们“每天把处里同志们赶出去”，让他们去和参加“学习的人”进行“联络”，收集情况。同志们批评这种做法是不合组织原则的，刘雪苇就大发雷霆。而在这学习会上，刘雪苇和他的同夥不但宣扬了他们的反动思想，甚至有一次，在讨论文艺批评时，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罗洛竟猖獗地提出“由於党对文艺批评工作的领导，使他始终感到有一把指挥刀架在脖子上”。在这个学习会上，就已经响起了和后来胡风反党的“意见书”同声同调的向党进攻的叫嚣。

可是，这时领导上已决定大力加强华东和上海的文艺领导，调来专职负责文艺工作的宣传部副部长，在华东局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华东局文艺工作委员会，刘雪苇的反党活动乃不得不稍敛声迹，知道在党委机关是不能为所欲为了，於是一方面装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所惯用的策略，“必要时顺着点”的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保存实力转移阵地，把他的反革命集团的喽啰们立即全部输送到他任社长的新文艺出版社去了。

关於新文艺出版社，峻明同志已在“文艺报”作了揭发。新文艺出版社从社长（刘雪苇）副社长（王元化）开始，到编辑部的领导、骨干、大小编辑，都由胡风分子所充任（如梅林、耿庸、罗洛、张中晓等）。甚至连经理、出版部门也都安置了胡风分子（如俞鸿模、杭行、冯秉序、王勉等）。这样，新文艺出版社就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天下，就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向党进攻的堡垒。在这里，他们发展了组织，俘掳了一些对党不满的个人主义分子，大量出版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著译（如胡风、梅志、路翎、阿垅、芦甸、鲁藜、冀汸、方然、王元化、罗洛、满涛等人的书），宣传他们的反党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甚至，刘雪苇曾指示王元化要付给胡风与梅志的著作以超过最高标准的稿费，以人民的血汗钱来豢养这些反革命集团分子进行反革命的活动。

从以上这些材料来看，已经足够看清楚刘雪苇是反革命头子胡风的忠实的夥伴，潜藏在党内的代理人之一。但是，刘雪苇之所以罪恶深重，还表现在他对党一贯的对他的批评教育，坚决抗拒到底。去年传达中共四中全会决议以后，党委各系统以四中全会精神进行检查工作，在文艺工作的检查会议上，很多同志提出了刘雪苇的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了他的胡风文艺思想问题，指出他是“胡风在党内的代理人”，在新文艺出版社实行胡风集团统治的问题，以及他历来在工作与言论中严重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错误问题等，组织上要他进行检讨。他竟在检讨会议上狂妄地说：“这些意见，我如果要驳，一下子就可以驳掉”。引起到会同志一致激愤。同志们一方面尖锐地斥责了他的拒绝检查的态度，一方面还是耐心地教育他。在会上决定并责成他在离开上海以前交出书面检讨，但他竟然违抗组织决定，不肯交出检讨，扬长回故乡贵州而去。而当他由贵州去北京过上海时，当时已展开了对胡风反动思想的批判，他有意对领导上避而不见，反而在临走时留一封信给夏衍同志，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我听有同志反映你在会议上说我是胡风派，我想你不会这样讲，一定是误传，希望你在适当会议上更正一下”。表现出极其恶劣的态度。刘雪苇是不是“胡风派”呢？事实证明，刘雪苇不仅是什么“胡风派”，而且是胡风反革命黑帮的得力支柱，潜藏在党内的代言人和代理人。从以上所述的刘雪苇这些反党的忠实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行为，还能嗅出刘雪苇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吗？我们认为刘雪苇是手执着“橡皮包着铜丝的鞭子”抽打革命事业的一名凶犯，我们要求党严厉地处理刘雪苇参与胡风集团进行反党反人民反革命活动的问题。

来源：《文艺月报》1955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