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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垅的嘴脸
方纪
1955.07.00
没有见过阿垅的人，是很难想像他那副嘴脸的。最近报纸上的漫画，在胡风身旁总有一个国民党军官模样的人，大概是指阿垅。当然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国民党军官不止一个，但阿垅确是最有代表性的。
阿垅的反动军官身份，在一九五一年就暴露了。那时因为他看到时机有利（有芦甸、鲁藜做掩护），便想乘机混进党来。於是，他写了一份“自传”，申请入党。在这份自传里，他不但列举了他充任反动军官的履历，而且公然承认他“曾经”‘狠仇视共产党”！这在他来说，用意大约和胡风的“上书言事”一样，是一种“挖心战术”，试试我们的“虚实”——共产党的警惕性和对他了解的程度。但是，第一个看到这份自传的一个共产党员——后来证明是胡风分子，却居然认为“仇视共产党”而又至於“狠”，未免太触目了，便亲自动笔，把“狠”字勾去，好使他的面目更为隐蔽一点，以便帮他混进党来！果然，天津文联支部中，那个为胡风分子把持的党小组，举手通过了阿垅的入党！只是因为他的政治面目过於明显，经不起审查——如同胡风所曾为他担心的那样（见后），他的“挖心战术”也像胡风的“意见书”一样，终於被识破了。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们对於阿垅的历史开始发生了怀疑。
但是，在那时候，人们对於他的历史还只是感觉到奇怪而已。忽而是国民党，忽而是改组派；忽而是萎萎葸葸的小职员，忽而是显显赫赫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忽而到了延安，忽而又到了专门以封锁延安、搞特务工作为目的的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忽而被“通缉”，从成都逃出；忽而又“逃”到离成都并不算远的重庆，而且住进蒋介石的“山洞”，做起了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战术教官……诸如此类，各种不合规律的事竟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只要稍具社会常识的人，而且要是想一想的话，都不能不发生怀疑。
然而，那时所怀疑的，还只是他的历史；对於作为“作家”的他的现在，却没有联系起来想一想。因此，也就没有发现：像这样一个充满血腥历史的反动军官，如何竟成了一个“革命”的“作家”！
当然，在他的“自传”里，也尽力描绘了一番他如何“追求马克思主义”；但那时，也竟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一个总在“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人，却又总在干着反人民的勾当！
只是到现在，人们才懂得了：这就是阿垅的两面派之所以为两面派。他们把那“不能涉及”的东西完全荫蔽起来，而又采取“挖心战术”，把不能荫蔽的加以公开，好使你连怀疑他都不可能，而相信他的“坦白”。但是，漏洞总会有的，只要人们不麻痹，用心地想一想，并加以查究，总可以看出一点什么来。
但我们毕竟太麻痹了！或者什么也没有看出来，或者看出来一些什么，又不去认真地加以查究！
另外，从文字上——这是他们的重要活动方式之一，阿垅到天津来不久，就露了马脚。大约是因为他们一时失算，或者过於性急，“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写成了他的“论倾向性”。并且也是采用“挖心战术”，把原稿拿给我看。这一回，我却上了当——因为那时我有一种错误的思想，认为搞创作的人只要不迷失方向，对一般的理论问题可以不去注意。但即使如此，我也还从直觉上嗅出了一点味道：感到他那里面既没有提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没有提大家公认的解放区的作品，而其本身又是一种用我所不熟悉的语言写成的似是而非的东西。於是，我把我的感觉告诉了他。哪知他倒“虚心”，立刻加以“修改”，这就是发表出来时后面加上的那条好像是“光明的尾巴”。但是，这却蒙蔽了我，因此当陈涌同志批评了他时，我还一时辨不清是非。不过从此以后，大家都产生了一种印象：阿垅的理论是有错误的，应该提防。
尽管如此——一九五○年从文字上，一九五一年从历史上，知道了阿垅是“有问题的”，但对於这个“问题”，却没有及时地去认真加以解决。
到一九五一年底，问题就更加明显了。在文艺整风中，对阿垅的“论倾向性”、鲁藜的“生活”，芦甸的“女难”、余晓的“生活三题”，我们都提出了批评；并且因为这些现象的集中而且突出，使我们开始意识到了这些人的思想和活动是与胡风集团有关的。因此，当时还指出了鲁藜曾经是“七月”派的“诗人”，应该警惕；芦甸、余晓等公开袒护阿垅，同情胡风，应做检查。当时还把这些意见向党做了报告，并曾发表在党刊上。
也许因为这一下碰着了他们的痛处吧，斗争变得尖锐起来，他们也就凶相毕露了。原来在一九五○年三月间，我的一篇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受到了“人民日报”的批评，由於开始没有立即认识到自己作品中的错误，并且对批评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因此，当时在回答阿垅的一封带有挑拨性的来信时，竟向他发了自己的牢骚，实际上变成了是对他受批评的一种同情，丧失了作为一个党员作家的立场。那知就是这封信，等於把刀把交给了敌人，到一九五二年，这件事情我早已忘记，可是阿垅却没有忘记！在我批评他们之后，他拿出来这封信，在那些受批评的人中间加以挑拨，来转移对他们的批评，破坏整风运动，掩护他们自己。果然，那些被批评的人们——现在知道了他们原本就是胡风分子，受了批评，看了党刊，正在不满，因此，在阿垅的挑拨与指使下，以反对我个人为名，对那次的整风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的有计划的破坏。
本来，这时已开始接触到了他们问题的本质，但由於我个人所犯的严重的自由主义错误，被敌人当做小辫子抓在手里，加以那时天津文艺阵线的不统一，不坚强，我又没有及时地表示一种虚心检查自己的态度，以致使敌人的阴谋得逞，自己一含糊，敌人就放过了！这在我都是很深刻的教训！在第三批材料中，路翎给胡风信中所说的“关於芦兄的那消息……领导者转了点弯，他也含蓄了些，滑过去了”，指的就是当时在他们的反攻下，我身上有弱点，一时失去了锐气，没有守住阵脚，放过了敌人！正如“人民日报”编者在这封信后加的按语所指出：从这一类的信里，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不要让他们“滑过去了”。这按语，对於我个人来说，确是切肤之痛的教训！
事情过了一年，到一九五三年春天，总结这一段工作时，中共天津市委除了对我写信的错误给了批评外，同时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阿垅在这里所用的，实际是一种特务手法。由此可见，无论他们荫蔽的多么巧妙，真相还是会暴露出来，党还是会察觉的。后来，参加那个会议的胡风分子，把这句话告诉了阿垅和胡风；到一九五四年，胡风在北京关於“文艺报”问题的会上，便为了攻击党和替阿垅打掩护，引证了有人怀疑阿垅是特务的话。那知他们又一次地弄巧成拙，无意中暴露了他们的秘密。
现在，自从第三批材料公布了阿垅的那封信后，阿垅的特务身份，已是铁证如山，无可辩护的了。如果还有人怀疑，说那是过去，是一九四六年的信，那么现在呢……，现在，这就是证据！
“人民日报”编辑部在“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序言中指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
阿垅的情形也正是如此。他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就不可能不在其言论、行动中有所暴露。问题是，如果我们警惕了，就有可能从他们这些荫蔽得不十分彻底的暴露中发现问题，加以怀疑，找出线索，直至寻根究底，揭去其伪装，露出其真象，看看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如前所述，我们既怀疑过他的历史，又从文字中看出了问题，直到发现了他的特务活动手法；但终於因为警惕性不高，把他们想得太好，而且缺乏革命者的穷根究底的勇气，被他瞒到了现在！
现在，当大暴露之后，一切真相大白，回顾过去，想想阿垅那副嘴脸，“用微笑包着侮蔑”，装做“善良”的凶相，故作“诚恳”的狡诈，阴险的笑，恶毒的眼光……我就有一种不能抑制的生理上的憎恶！
对於可以看见的正面的敌人，愤怒的情绪有时是可以控制的，是能够加以蔑视而沉着战斗的；但当发现了暗藏的敌人，而且就在自己身边，这仇恨是加倍的，愤怒是难以遏止的！当然，仅有仇恨和愤怒，还不能成为战士；战士要有武器，而且要学会射击——吸取教训，消灭一切暗藏的敌人，这是我们从胡风事件中必须要学会的。
现在我们还可以看看阿垅的另一副嘴脸——他怎样在用假象瞒住人们时，在“作家”的名义下，进行特务活动。
天津某中学的一个学生，名字叫侯红鹅，一九五一年时只十六岁，喜好文学——当然，也有点“自命不凡”，便作起诗来，并且向当时由阿垅主持的天津文联机关刊物“天津文艺”投稿。大约阿垅从他的来稿中嗅出了什么味道，便以个人名义给侯红鹅写信，称赞他的诗写得“很好”，捧他是“天才”，说他“掌握了诗的特质”，“有成为诗人的希望”，还说，“芦甸和我，对你是欢迎和期待的”。为了“帮助”这青年修改诗，阿垅还约他去面谈。这个青年，当然是“受宠若惊”了，便如约而去。阿垅除表现了“十分热情”外，还将自己的一本“无弦琴”送给了他。
从此，侯红鹅因感“知遇之恩”，便成了阿垅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而且在阿垅的薰陶下，对胡风更是奉为偶像！不待说，一个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十五六岁的青年，是不具备辨别能力的。因此很顺利地，侯红鹅便成了阿垅的俘虏。
阿垅使用这青年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方法是：先培养起他的自命不凡和不满现实的情绪，然后教他“写作”，并专门给全国性的大刊物如“人民文学”、“文艺报”等投稿。稿子不用，阿垅便从中挑拨，先造成他对文艺界领导的不满，进而由不满制造对立，再由对立加以反对！於是一步一步，侯红鹅变成了胡风集团中的反革命工具。
这里只举一件事实：一九五三年，“新建设”杂志上登载了丁力同志的一篇名为“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的文章，很使胡风集团不满。阿垅本人，除在“诗是什么”的附录中对丁文极尽诬蔑外，当时便教侯红鹅写文章去反对。在阿垅授意下，侯红鹅写了一篇题名“论格律”、实际是反格律的短文寄给“新建设”。当然，文章被退了回来，还附了丁力同志的覆信。侯红鹅却把信寄给阿垅，请示办法；於是阿垅回信道：
丁力之类的信，首先你要保存，应该当做宝贵的历史资料，不要由於不满拖（抛）弃掉。
他的文章，问题很多，我无心谈了，谈了以上两点，大致可对付他了。……
“对旧形式否定”这一点，本是如此。但目前这问题人们谈不懂，说不通。所以，我以为，从这反面谈。即指出人们反对新形式，而主张旧形式之永恒统治（如格律）……
根据阿垅的指示的论点，侯红鹅把短文改成了“论文”，再寄“新建设”，并附了一封由阿垅修改过的信加以威胁说：如果你们不用，必须有能够使我心服的理由（大意）！但“新建设”仍然将其退回；又改寄“文艺报”，也被退回。这时，阿垅就原形毕露地对侯红鹅说了：知道他们不会登的！但只要这样，就会使他们恐怖！
这时，侯红鹅已完全变成了胡风集团中的一员，不但在文艺上追随阿垅进行反革命活动，而且在其教书的唐山林西开滦矿局工人学校中也直接反对党的领导，谩骂开滦工会主席和各部部长，并拒绝接受工作任务。因为这些错误，他被撤销了青年团支部委员的职务。但他非但不知悔改，反以辞职相要胁，直到青年团给了他留团察看半年的处分，他终於把自己由一个有希望的青年团员，由於追随胡风反革命集团，而背弃了人民和自己的前途！
这时，侯红鹅决心把自己全部生活交给反革命分子阿垅，写信给阿垅说：“我要以你的意见，决定我今后一生的生活”！看到这信的阿垅，大约有点“冲昏了头脑”，在回信中就完全暴露了自己的特务面目！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阿垅给侯红鹅的信中写道：
你以为我有“过来人的资格”，不但问我“如何生活”，而且还要以我的意见来决定你那“今后一生的生活”。这重量太大了。而且，从你这信中，使我感到的，不但是“信赖”的东西，还有“信赖”以外的东西。那么我，与其保持礼貌，不如直抒胸臆，或许对你是更好的。
……首先我要向你说的是，生活是主动的，追求是自觉的，因素是内在的。因此，如果自己否定了自己的生活，那就谁也没有“资格”“决定”这个生活或者肯定这个生活了。
请看，这是些什么话呢？这也叫做“奴隶的语言”么？信的重点是我加的，请注意那些加了重点的话！在地一个“作家”和一个投稿的青年之间的通信上出现了这样的话，难道不是令人吃惊的么！在他们那样的关系上，这些话除了解释成为阿垅对侯红鹅的特务拉拢外，还能有什么任何别的解释呢！这就是阿垅的嘴脸！
还可以举一个同类情形的例子：天津市文化局有一个叫做吴继云的工作人员，年纪虽轻，却早已是国民党军队中中尉阶级的反动军官。天津解放后，他用隐瞒身份、伪造历史的办法混进革命机关中来，后来还混入了青年团。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会好好干革命工作，而是一贯捣乱，一贯破坏，一贯谩骂全国文艺界的负责人和反对机关中的领导，还给党中央写匿名信诬告过我。这些事，被阿垅知道了，自然引为同调，便对他说：“你的事情我知道，你很勇敢，我很尊重你，以后你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助。”就这样，这个反动分子便和阿垅结合起来，加入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成为骨干分子之一，在阿垅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活动。公开的是，他利用了天津市工人业余艺术学校文学班主任的身份，把一切能请到的胡风分子都拉去教课，其中又特别是阿垅。有一个时期，整个文学班的课几乎被他们包办了去，使这个班变了质，成为胡风分子公开散布反动思想的讲坛！
这两个例子，报纸上都已揭露。我在这里提出，目的在於说明阿垅怎样公开地利用了他的所谓“作家”身份作掩护，而暗中进行反革命的特务活动。从这样的例子中，人们不难看出，阿垅的文艺活动怎样和他的特务活动巧妙地结合起来——从公开到秘密，又从秘密到公开，从思想到组织，又从组织到思想，形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一套特殊的、极其荫蔽而又极其毒辣的反革命活动方式！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阿垅给胡风信中所提到的他在天津的活动来看看他的嘴脸。
阿垅到天津来，是胡风集团在解放后整个反革命部署的一部分；现在看来还是重要的一部分。
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前，胡风本人就到过天津，和由解放区来的胡风分子鲁藜、芦甸取得了联系。丈代会期间，鲁藜、芦甸便在北京活动胡风集团的一些人到天津来。文代会后，阿垅原想混入到我们的部队中去，但胡风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给阿垅的信中说：“你的事，也谈过，我考虑过，做部队工作，不容易，在负责方面，要考虑政治身份，在你，那政治待遇恐怕是受不了的。”虽然，后来他们还是做了一些努力，要阿垅“先到柏山那里，能住多久住多久”，“我觉得这样的环境对你是适合的”，“一方面可以转入军队，一方面也可以转入企业”，但后来终於没有成功，於是决定派到天津来。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芦甸给阿垅的信说：
鲁藜日前去北京，见到胡先生，他们底意见，都希望你还是来天津，我自然更加希望……
过了一星期，即十二月十四日，梅志给阿垅的信说：
昨天我收到风兄来信，说很赞成你到天津去，因为人事方面可以有照应……天津文协鲁藜是主任，芦甸是秘书长，弄文艺也比较有出路。
果然，一九五○年一月一日，阿垅便来到天津。一九五○年一月四日，阿垅写信给胡风报告说：
和阿英谈得极简单，只寥寥数语，他由鲁藜决定。那我就在文协工作了。担任的是创作部门的事，和芦甸一道。目前，我主要在了解天津的情况。
一月五日，阿垅给绿原的信便对天津发表感想了：
我到天津来了。在文协。见了鲁藜和芦甸。北方的空气似乎比南方要清新的多。而天津，又一向没有文坛，没有缚手缚脚之处的。
从此，阿垅便开始了他在天津的反革命活动。
阿垅到天津来，得到了鲁藜、芦甸的掩护；这掩护，岂但是“人事方面有照应”，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此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天津的领导核心。不久，他们就拉拢了当时的文协干部李离、冯大海、何苦、余晓，成为他们的外围分子，这就是群众所说的文联“四人金刚”。而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当时他们称鲁藜为“元帅”，阿垅为“中军”，芦甸是“探马”，他们四人是“四小旗”——而在实际上，阿垅当然是这个集团的指挥者。
此外，他们利用了所谓“文艺沙龙”的形式，由鲁藜出面，还“争取”和“联络”了一大批人在他们周围，用以传播反动思想，刺探情况，散布谣言，成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外围组织。阿垅本人，又通过编刊物和教课，个别地发展了一些心腹分子，如前面所提到的侯红鹅、吴继云等，还联系了一些散在天津各处的胡风分子和同情者，这就组成了天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
他们的活动，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而且是多方面的。开始先从推销胡风集团的反动作品入手，以造成群众影响，打下思想基础。一九五○年三月三日阿垅、芦甸给胡风的信说：
今天在邮局汇出了八十二万（附信）后，即到知识书店，和芦甸两人去交涉，又得了胜利……
其他的书，也谈了。知识可以要一部份，大约百万元左右。三联不要。……我以为：或者照这里的算法，弄二百万的书来，这里再想法。如果推销有困难时，下次拟七、五折，多给书店一些利益。
同日，又一信说：
昨天下午芦甸打了一个大胜仗，交给三联的二分之一的书，八折，完全现款，这里给你们汇来。……
请看，他们把推销胡风分子的反动作品，是当做“胜利”，当做“打了一个大胜仗”的！这能是一般作家的心理么？
卖书之外，就是演讲。一九五○年五月三日阿垅给胡风、梅志的信说：
我今天又到师范学院去。据反映，激起来了对文学的兴趣。今天，除文史系的人，门口都摆了小凳子，坐了四五个人。芦兄也到南开中学讲了两次，效果极好。……打算继续和扩大。
演讲之外，还开座谈会；并且把演讲扩大到电台上去。一九五○年×月十五日阿垅给胡风的信说：
……这里，具体的活动是：创作漫谈会，今天下午就开，讨论茅盾提出的问题。广播，昨天到电台去，看萧荻播讲“诗的语言”……
此外，就是抓刊物。一九五○年六月十日阿垅给胡风、梅志的信说：
今天接了编务，想起来可能有困难，但不管它。
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便又来扩大和巩固他们的反革命集团。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日阿垅给梅志转胡风的信说：
张中晓的情况，过去，知道些否？请告我。因为，这里，发展得好时，需要人，需要战斗的人。因此，如果这方面有个了解，可以给他在这里找工作的。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日给胡风、梅志信又说：
鲁兄在批判这里的一些人。他战斗了。但他理论弱，人又只是一个。我曾诚恳而简明地和他谈了一次心，还好。但也可能由此引起什么。这些日子听说人们对他攻得厉害，看下文如何？
这里，南大要文学教授，不知有人愿来否？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五日给胡风的信又说：
两三篇批评后，歌者（按：指鲁藜）有些忙乱。（1）为了摆脱天津。（2）所提到朝诗人，以为指他。因为这里是对他不断挥拳，如果又遭“批评”，他是很难的。……
他给我看他的小诗，我作了一点工作，诚恳的说明几点：（1）他底诗的前途；（2）克服生活矛盾；（3）克服概念。总的说：人的珍重和诗的珍重。他很感动。……他自己说：过去的十年是牺牲了，今后不能再牺牲下去了——这收获，我想到而又没有想到。（重点是原有的）
这一切，证明了什么呢？如果我们把这许多事实和他由重庆山洞写给胡风的那封信联系起来看，这些现象中所包含的实质当然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如果反过来考试一下我们自己——只当我们还没有看到那封信，那么，这些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什么“打了胜仗”，“需要战斗的人”，“做了一点工作”……这难道是作家的活动、作家的口气么？这些事，怎么能够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呢？
把作家的光荣称号和最卑鄙的特务行为联系起来，这诚然是历史上十分罕见的现象！在一切善良的人们看来，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表明了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情况和尖锐性！而且，正因为如此，才给了我们极为重要的教训！学会注意那些不正常的现象，并把它们集中起来，联系起来，用革命者应有的政治警惕性加以研究分析，我们才会不再容易受骗，上当；就会一步一步从中发现问题，并且用革命者穷根究底的勇气，揭去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假象，把他们的真象暴露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来领受人民的裁判！
来源：《文艺报》1955年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