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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清算胡风分子吕荧的罪恶活动
邢福崇 袁世硕 杨立确
1955.08.00
吕荧和其他的胡风分子一样，除了宣扬一套“理论”作为进行“挖心战”的武器以外，并且利用了一切可能的机会与关系来进行反革命的罪恶活动。吕荧曾经混入山东大学，并窃取了中文系主任的职位，企图“联络人”“拉拢人”来“开辟工作”，建立据点，在部分师生中间留下了极深的毒害，散布了恶劣的影响。今天，我们必须进行一番彻底的打扫和清毒工作，通过对吕荧的揭发和清算，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革命警惕性，保卫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
一、反对祖国，反对人民
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是甘心和祖国、人民为敌的，吕荧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都记得，一九五○年的冬天，美国强盗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轰炸东北同胞，愤怒的火焰燃烧着每一个爱国人民。我们的党报及时地正确地揭露了敌人的野心和罪行，表达了人民的愤怒和要求，而胡风分子吕荧却污蔑我们党中央的宣传政策是极端错误的，说是一种“好战”的姿态。当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的运动时，吕荧不但没有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入这个爱国运动，反而骂中文系学生积极写稿捐献飞机大炮的爱国行为是“好出风头”！如果是稍有一点爱国观念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吗？
胡风分子吕荧并不满足从“言论”上来诋毁祖国和人民的爱国行动，而且进一步伸出手来对保卫祖国的运动直接进行破坏。当政务院号召青年学生报名参加军干校时，山大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毫不迟疑地站出来让祖国挑选。当中文系学生会任思绍等向窃据系主任职位的吕荧汇报这个情况时，吕荧不光不加以鼓励，赞许，反而指着他认为“有天才”的几个学生的名字说：“这些都是‘好学生’，不能让他们去！”事后吕荧还把那些“好学生”找到家去进行了反动员！吕荧敌视祖国，破坏保卫祖国的革命事业的罪行难道是可以遮掩、抵赖的吗？
吕荧敌视祖国，也必然敌视人民的革命事业；吕荧对人民的文学艺术事业的诋毁是恶毒的、一贯的。吕荧对於在毛泽东文艺方针指导下，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的，在革命事业中起过而且起着巨大作用的，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人民文艺运动，说是“普及主义”、“经验主义、“自然主义”、“公式主义”；认为除了鲁迅的“阿Q正传”以外，所有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都不够资格当作例子放在他那个“在全国内找不到第二本”的文艺学讲稿中去，而且威胁学生：谁要是拿朝鲜通讯和赵树理的“传家宝”来进行分析、研究，作为一次“作业”交给他，他就“不给分”！
这位骂人民文艺运动是“普及主义”的、说人民文艺中根本没有典型人物不配作例子的吕荧从哪里得出这样的“结论”来的呢？这里要交代一下吕荧给人民文艺“作总结”的“伟大”的业迹！
当学生要他在课堂上介绍点人民文艺时，他真是“不胜惶恐之至”，连夜跑到孙昌熙先生家去，在连声“老兄”之后，说出了请介绍几本人民文艺的主要内容以便应付学生的请求，而且为了有根据不至弄错，再三请孙先生“简要地写下来”，当吕荧拿到了这个“写下来”的“材料”以后，真是威风凛凛不可冒犯。第二天在系办公室便厉声地向他一向不放在眼的“小资料员”说：到图书馆去把这些小册子给我抱来，我要给它们作总结。就这样，吕荧“总结”了人民文艺是“普及主义”！
吕荧除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外，是不轻易谈赵树理这样的作家的。当然也向学生介绍了赵树理，可是吕荧向学生介绍了赵树理一些什么呢？他说；“赵树理的方向，根本不是方向”，“‘李有才板话’中的人物描写是不够的！”除了批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了！
吕荧像胡风一样，表面上是极“推崇”和“尊敬”鲁迅的，并以鲁迅的“继承者”自命的！现在我们来看看吕荧是怎样来“推崇”、“尊敬”和“继承”鲁迅的吧！吕荧说过：“鲁迅的小说是伟大的。但在理论上，却没有什么东西！”一九五三年中文系师生举行了盛大的鲁迅逝世十七周年纪念会，吕荧则拒不参加，第二天却对中文系许一中同学说：“开这种会真没有意思！”吕荧就是这样“推崇”、“尊敬”和“继承”鲁迅的！
吕荧不光对现代的人民作家进行污蔑，连几千年以前的人民诗人也是不放过的。吕荧不光敌视祖国社会主义的今天，同时也诋毁珍贵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上有名人物。他对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人民诗人杜甫、白居易评价说：“杜甫、白居易并不能说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又说：“白居易的‘一悲吟一事’，只能对着旧社会悲叹而已！”对李白的名句：“白发三千丈”，吕荧着重地在列举了西洋名著作正面例子之后进行了批判。他说：“……最忌的便是浮夸，‘白发三千丈’这一类的语言不真实，……浮夸只能做到虚伪，这是落后的（反动的）语言”。在吕荧看来，中国人民是什么也写不出来的，连“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形象，也是从印度传来的。
就从这些材料中，足可以说明：吕荧是一个敌视祖国，敌视人民——人民的文艺运动、人民的文艺作品和人民的作家，对祖国的优秀的文学遗产抱不要祖宗的虚无主义态度的家伙！
二、破坏党的领导，破坏政治运动
吕荧从一九五○年九月来山大，到一九五二年一月第一次夹着尾巴逃走，这个期间的一切政治运动，吕荧都没有放过，都是直接地、间接地，从言论到行动，从他自己到煽动群众加以破坏。上边提到了他曾经破坏过抗美援朝运动，青年学生参加军干校运动。现在再举几个人所共知的例子来加以揭发。
在全国展开“武训传”的批判时，贾霁同志曾因公到青岛来。中文系师生要求贾霁同志到山大来作一个报告，以便把这个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深入地开展起来。当这个要求提给窃据着系主任职位的吕荧时，吕荧却百般阻挠，先说全校有布置，等布置下来再学吧！又说贾霁同志是个土干部，没有上过大学，请他来作报告会降低了大学的威信，等同学代表金昔等一再要求时，他却对要求开展这个运动的人开始咒骂了。他说：“不要赶时髦！”等请了贾霁同志来时，他却托“病”不去参加。
当一九五一年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校时，当时两校师生的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那就是：保证团结。而吕荧呢？却利用其系主任、教授的职权来分化团结，破坏团结。他向原山大的学生说：你们水平高，华大的水平低，合班上课会降低了你们的水平。你们要吃亏的！由於吕荧这一番“体贴”的话，弄得第一个学期，始终没有能够合起班来。当学期开始学生注册报到时，吕荧只给原山大学生签字，而把原华大学生推给从华大来的副主任，表示这些学生与他无关。吕荧就是这样敌视从革命大学来的学生，制造宗派，破坏团结。
在“文艺学”教学问题的讨论中，吕荧的破坏就更露骨，更不择手段了！当时吕荧在山大中文系教“文艺学”，中文系的张祺同志曾经写信批评了吕荧在教学中的错误（张祺同志的信发表在“文艺报”五卷二期）。吕荧便衔恨在心，一方面千方百计地阻挠这个问题的讨论，一面对张祺同志进行了排斥、打击。吕荧曾把张祺找到他家去，要张祺承认那封批评信的材料不真实，是捏造的，并且要立即去信撤回来，张祺同志不答应，吕荧便厉声威胁道：“你保证能打倒我吗？”“如果你打不倒别人，小心你自己！”吕荧又去找当时文学院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要党组织来批评张祺同志，说张祺的信没有经过系领导（吕荧是系主任，也就是他自己）批准是违犯纪律！又在班代表会上对学生说：“张祺犯了错误，你们有和张祺好的，也不要站在他的立场上说话，但是我还不打算给他以行政处分。”又要求校行政把张祺同志调走！
吕荧破坏这个讨论曾经采用了最卑劣的手段。他促使被他的“理论”所迷惑的学生写信到“文艺报”去为他辩护，当这些同学以写不好来拒绝他的要求的时候，他竟然提出要采取他先起草，让学生抄一遍签个名字的办法。在文学院召开的全院师生大会上，他事先“命令”他的“学生”为他辩护，并且把辩护的主要内容告诉给一位“课代表”，让他“代表全班”为他辩护。吕荧在一次系务会上提出：要中文系写信给“文艺报”，为他声辩，要全体教师签名，并加盖中文系的图章。这也同样遭到绝大多数教师们的拒绝。中国有一句老俗话叫做“越抹越黑”，吕荧越是遮掩，他那反动的思想越显露出来。吕荧的本来面目从那时起，已开始被人发觉了。
在“三反”运动中，中文系要开一个系领导思想检查的会，吕荧这位声言从不需要改造思想的“系领导”居然答应参加了，这真是难逢的机会，谁知道教师们等到下午两点以后了，吕荧的大驾还未光临，后来来了一个二寸宽的小条子：“因父病要去探望”的请假条。当教师们派了代表赶到他的宿舍去慰问时，他恼火了：“你们认为我要逃跑吗？你看：我的行李还不是留在这里吗？”谁知道，到了晚上把两个孩子推给媬姆，逃到上海去了。这位“大文学家”（吕荧自封的头衔）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怕暴露了问题，作了可耻的逃兵。
吕荧对党的破坏，是恶毒的，是无孔不入的。
他在一九五三年第二次来青岛时，跟中文系学生许一中谈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改组，吕荧造谣诽谤说是“党的领导同志排斥茅盾同志”。又说：“现在由邵荃麟、何其芳（皆党员作家）等同志来主编这个杂志，非糟了不行。”
吕荧尽一切机会分裂党的统一和团结。他曾对山大历史系赵俪生教授说：“有了事去找华校长，不要和那些小党员干部纠缠不清。”
吕荧尽一切可能攻击、诬蔑党在文艺界的领导同志，他说：何其芳很肤浅，周扬是搞普及的。又说：“中国不是没有柏林斯基，有的，不过被排挤着而已！”意思是说；谁是这个中国的柏林斯基呢？不是别人，是吕荧和他的头子胡风！谁排挤这个“伟大的”柏林斯基呢？不是别人，是领导中国人民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中国共产党。
在文艺教学问题的讨论时，党委根据党的政策、原则，根据群众的要求、意见，正确地指出了他在教学中的错误。他用“不懂文艺”来拒绝了党委对它的批评，诬蔑了党的政策的贯彻者。
吕荧对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污蔑，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称毛主席的伟大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小册子”，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可以读完了。他说：他写的那篇“加强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莫名其妙的文章已概括了毛主席“讲话”的内容，比它更集中，更好！他更狂妄地宣称：毛主席是搞政治的，他自己是搞文艺批评的；文艺不等於政治。这不是公开反对毛主席对文艺方针的指示吗？这不是说只有吕荧或者他的头子胡风才能领导文艺吗？
三、拉拢教师，毒害青年
吕荧为了在山大“建立据点”“开辟工作”，便用了一切手段利用了一切机会来拉拢教师。
吕荧曾利用其系主任的职位，把候令调整的谭正璧拉到山大来作为其亲信。这位谭正壁为了效忠吕荧，曾经举起了那根枯黄的手赞成全系教师写信并加盖中文系的图章到“文艺报”去为吕荧的卑劣行为辩护。
吕荧为了在思想改造时掩饰其罪恶活动，能够“过关”，曾跑到孙昌熙先生家去，苦苦地哀求：“老兄，何必跟我过不去呢？”
吕荧曾经利用“中学同学”的关系在殷焕先教授跟前散布宗派情绪，挑拨是非。
吕荧对青年的毒害更是阴险毒辣的。
吕荧利用一切机会挑拨和制造青年对今天现实的不满，如曾对一位同学说：“我不能写文章，目前文坛不讲理！”又曾利用许一中同学写的稿子未被发表，对一些刊物不满的情绪，挑拨、拉拢地说：“虽然目前有些刊物被把持，不能发表，但我可以给你介绍到另外一些刊物上去。”
吕荧阻挠同学下工厂、下农村，把下工厂、下农村当成是对“坏学生”的“处分”，他曾经动员“好学生”留在家里读书。吕荧具体地宣扬并发展了胡风的“哪里有生活，哪里也就有斗争”的反动“理论”，吕荧曾说：“就是在体育场上也能写出主题深刻的作品来。”又说：“生活的面是广阔的，你们学生本身难道不是生活吗？恐怕问题还不在生活，重要的要应当到西洋古典文学中去吸取它们的精华，艺术到底总是艺术。”又为了证明这个反动的“理论”，吕荧抬出了巴尔札克、莎士比亚，以嘲谑的口吻说：“难道他们也是深入工农兵生活以后才写出这些巨著来的吗？”
吕荧鼓励学生脱离政治，变成一个书房里的僵尸。有一次吕荧参加“指导”了中文系团支部讨论，通过学期工作计划的会议，会上他公开的说：系行政希望同学的是“好好念书”，学生的工作就是把书读好，别的任何工作做得再好也是毫不可取的。当有的学生存在着单纯业务观点，把一些团的工作，学生会的工作看成是“负担”，因而不愿参加社会工作时，吕荧便乘机又来“指导”了：好好念书吧！不要跟他们“胡闹”！吕荧还不满足这些的“指导”，竟伸出手来企图瓦解这个党的后备军和助手的团的组织；他竟动员一位他认为“有天才”的学生“退团”。在吕荧的“指导”下，中文系的一个学生等不到毕业便混入“青岛日报”，和报社捣乱。以后又混入中学教书，对抗领导，坚决退出了团的组织，而成为吕荧的忠实追随者。
吕荧企图把青年从现实中、从政治运动中拖了出来，可是他要把他们拖到哪里去呢？吕荧是想通过宣扬“技巧”的道路，崇拜西洋古典名著的手段来俘虏他们，进而使青年跟他一块去反革命。
吕荧告诉学生说：曹禺的剧作在“内容上有问题”，为什么能吸引观众呢？“这不能不是技巧的作用！”又说：我们作家的思想比果戈理还进步，还革命，可是为什么写不出“巡按使”那样的名著呢？“技巧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然而，“技巧是创作的，而不是模仿的……高度的技巧不是人人可以学得到的。”
吕荧把苏联文学史，讲成了俄国文学史，在他看来，只有西洋古典名著，才是真正文学的典范，才值得学习，要研究“典型”只有去读“奥勃洛摩夫”。（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作品）由於这种诱导的结果，在一部分同学中间把人民文艺、鼓词、快板的写作，就当成“低级”的事了。
毛主席告诉我们说：“革命的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而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吕荧正是诱导青年不和工农相结合，俘虏青年，使其脱离现实，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使其不革命或跟着胡风集团去反革命。
吕荧是毒害青年的罪人！
四、“进攻”“退却”的两面派手法
大家都知道，为了指使他一夥的“守梅兄”（即阿垅）向“人民日报”反扑，吕荧曾向其头子胡风“献策”，这位“献策”的谋士，从来都是按着胡风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策略来“进攻”“退却”的。
一九五二年吕荧曾化名“何勤”译了一篇加里宁同志的文章：“艺术工作者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收在新文艺出版社选辑的“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第一辑），表面上看，吕荧是多么愿意艺术工作者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啊！但是实际上呢？却偷偷地阉割了加里宁讲契诃夫的创作受其世界观限制的一段，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否认世界观对创作的巨大作用，又阉割了“果戈理终究是他的阶级的忠实的儿子”“契诃夫也一样，没有能跳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范围”一些文句。这其实不光欺骗了广大的读者，而且诬蔑、侮辱了加里宁同志。
吕荧曾化了很长的时间，写了批评蔡仪的“新美学”的论文：“美学问题”。（刊“文艺报”一九五三年十六、十七号）表面上看：吕荧是多么渴望“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来啊！为了保卫“新”美学，他是“战斗”得多么坚决、英勇啊！但是：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我们还必须知道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当吕荧在课堂上大讲美学时，学生们要求批判一下朱光潜的美学理论，吕荧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呢？吕荧说：擒贼先擒王，只要打倒唯心论的老祖宗黑格尔，就可以打倒任何国家的朱光潜。吕荧为什么不遗余力的批判蔡仪而保留朱光潜呢？问题在这里：他曾对中文系学生许一中说：“蔡仪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他们都是些唯心论者，不值我一批评。”看，原来吕荧的目的是在有意批评（攻击的一种方式）蔡仪那些人啊！
在全国人民一致声讨下，胡风命令其反革命的黑帮退却了，吕荧於是写了一篇“评‘明朗的天’”（载“人民日报”五月二十日）。在这篇文章中，一方面用那么“中肯，公允”的面孔对剧本作了“分析”，“评价”，另一方面呢？轻轻地说了一句“这原因，决不如某些人所想像的，是作者被共产主义世界观这把‘刀子’吓坏了……”回马虚幌一刀，“且打滚，且作战”的退下去了。
在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全国文联主席团与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吕荧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爬上讲台对七百多人说话了，他说了些什么呢？一方面他说他在九年前，已经批评过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实际上在九年前他所写的小册子“人的花朵”，本质上是替胡风宣扬的“理论”作了注脚，“文学的倾向”是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以更狡猾的面目出现，配合着胡风的“战斗”，向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恶毒地攻击）。另一方面呢？他又歪曲问题的实质，替胡风辩护，说什么胡风反革命黑帮，不过是文艺上的反动集团，要批判他们，就得好好地研究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这手段也并不怎样高明，不过用了“假分家”的办法来表明他和胡风不是穿一条连裆裤的。再用“献策”的诡计来转移斗争的目标。这个阴谋当场就被揭穿，他不得不在群众愤恨的眼光注射下，高喊声讨的进军口号声中，夹着那条枯黄的尾巴，灰溜溜地逃出了会场。
反革命分子吕荧的罪恶活动是多方面的，是隐蔽得很难辨识的，因此对其毒害的清算，必须是深入的、细致的。但是，不管其伪装得怎样巧妙，我们是能够完全、彻底地揭露出来加以清算的！
同志们：把这摊“臭脓”，“排出去”！
来源：《文史哲》195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