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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教育思想
邹鲁风/李志逵/钟宇人/杨正典
1955.09.15

梁漱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他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年代，正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封建地主阶级日薄西山的时候。为了挽救他所代表的阶级行将死亡的命运，梁漱溟打着“社会教育家”的招牌，发表过一些教育论文，同时致力于反动的政治活动。他的教育思想实际上就是他的政治主张，它的内容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宣扬封建伦理精神，企图为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奠定一个牢靠的农村基地。

梁漱溟提出复古主义的教育思想是有其反动的“理论”根据的。他应用唯心史观的观点夸大社会历史中主观因素的作用，认为文化（他所指的是精神文化）是社会的决定因素，从而把中国的问题说成只是一个“文化问题”。他断言旧中国的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而是中国自身的“文化失调”。由此他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出路不是用武装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所谓“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因此，他提出必须实施封建伦理教育。他力竭声嘶地喊叫：“今后中国社会如不恢复崇尚礼俗之固有精神……则中国问题永无解决之日，中国社会（按应作中国封建社会——作者）仍无匡复之期矣！”（“乡村建设论文集”，一七六页。）

同时，梁漱溟还把中国封建主义教育称为“情志教育”或“行谊教育”，把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称为“知识教育”。他认为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他主张“情志教育更是根本的，这就是说怎样要生活本身弄得恰好是第一个问题”（“漱溟卅前文录”，一八八页）。当然，他所排斥的“西洋教育”，并不包括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动教育思想在内。举例说，他就曾极力赞扬过杜威。这里，他的用意是在于抬高中国封建伦理教育，贬降科学。关于这一点，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在旧日（指西洋式教育未入中国之时）中国……教化盖与西洋之宗教略具相当功用，其内容为人生的教训而绝不含知识技能在内。”（“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二八五页）这种贬降科学的目的，就是要宣传封建蒙昧主义，使中国人永远停留在落后的状况或者甚至回复到中世纪的黑暗状态，以便于统治者的任意摆布。还不只此，其目的还在于积极地反对唯物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他在“丹麦教育与我们的教育”中说：“自然科学是不能不讲的；但自然科学的研究很易导入唯物主义，与他们（指格龙维等——作者）的教育生冲突”。其实这正是梁漱溟的“夫子自道”。梁漱溟所提倡的“情志教育”，也就是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封建伦理的反动教育，以所谓“义理”为中心来“化民成俗”的“教化”。关于孔子儒家的教育思想，这里我们不作全面的评价。但是，梁漱溟引用了“论语”上一句话：“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告诉人吃不饱，住不安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用封建伦理道德来要求自己，他美其名说这是“人生向上的要求”。他把儒家思想说成是“中国文化之精英”，主张把“孔子人生”加以“普及”，“化及平民”。

梁漱溟所宣传的封建伦理教育思想的内容，主要的就是“孝悌之教”。这是因为“孝悌”是儒家伦理主张的一个中心，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正是利用它来麻痹人民和维护统治的。在封建社会里，所谓“孝悌”完全是片面的要求。按照这种伦理主张，人们在家庭宗族里要对“长者”无条件顺从，在社会上要对统治者绝对忠诚。封建社会把这种片面服从的关系作为人们道德的规范，这些规范就象许多无形的绳索勒在人们的脖子上，窒息着人们的自由。“五四”以来，人们把它称为“吃人的礼教”，这是非常恰当的。在极力宣扬“孝悌之教”的同时，梁漱溟并极力推崇“向里用力之人生”。所谓“向里用力”就是一切事情都要“逆来顺受”、“反求诸己”，要克制自己、责备自己。这正是儒家所提倡的“忍让”精神，奴隶哲学。因此梁漱溟认为，对人民说来，首要的问题是“修身”，就是用封建伦理道德陶冶自己，也就是所谓把“生活本身弄得恰好”。如果每个人都成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完人”，封建统治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论语”上不是说得很明白吗：“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梁漱溟极力主张恢复以“孝悌”为标榜的封建伦理教育，他的政治目的就是这样地明显！他企图用封建伦理精神把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训练成“唯命是从”的奴隶，这样，中国就不会爆发革命，日趋灭亡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也就可以“万古长存”了。然而，这不过是垂死阶级的幻想，历史的车轮是不容许拖向后退的。

不仅如此，梁漱溟还提出“政教合一”的主张，这更露骨地表明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反动性。从唯心史观出发，梁漱溟夸大了教育的作用。他幻想通过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欺骗人民，贯彻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压迫的一切措施。他认为没有教育，政治和经济都会毫无办法。因此他提出“政教合一”，“以教统政”的主张，主张把社会上的一切工作都包括到教育里面，通过教育来进行，完成。他还提出：“国家是有最高权力的团体，它将给我们许多安排、许多指示。这许多安排许多指示，应当充分寓有领导人生向上、发展人们德性智能的教育意义；这便是政教合一。”（“乡村建设理论”，四四九页）梁漱溟的这种主张是极其恶毒的。大家知道，国家本来是阶级压迫的机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家就是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机器。但是，梁漱溟企图把它改装成为“领导人生向上”、“发展人们德性智能”的教育机关，使之“成为一教育的团体”，来掩盖反动政权的实质，模糊人民的阶级意识。这原本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作之君、作之师”的统治手段的翻版。他的这种“政教合一”思想是直接反对人民革命的。他说：“此时教育必站在社会的第一位，以学术指导社会的一切；社会制度就可以不断地讲求改良，用不着暴力革命。”（“乡村建设理论”，四五一页）这里，所谓“以学术指导社会”，不过是用腐朽的封建理论来愚弄人民；所谓“不断地讲求改良”社会制度，也不过是用腐朽的封建伦理来“完善”反动统治。因此他的全部反动言论的锋芒是对准人民革命的，他的最终目的乃是通过封建伦理的教育，使人民在精神上成为统治阶级的奴隶，这样一来，就“用不着暴力革命”了。

上面已经指出，梁漱溟幻想通过封建伦理教育来麻痹人民，达到巩固封建统治、反对人民革命的目的。为了实现这种反动的企图，他还有一套具体的办法，即：从“小范围的乡村”“入手”，把国民党政权的下级行政机关“教育机关化”。这就是他抗战前在山东各地所办的乡农学校（又称乡学村学）。乡农学校具体体现了他的复古愚民、反对革命的教育思想。

乡农学校的渊源仍旧是封建社会的老把戏——乡约。他说：办乡农学校“正是要师法古人”；“乡农学校这个东西，是补充改造后的乡约中自然要有的机关”。（“乡村建设理论”，二一五页）他特别提出提倡实行“乡约”的“宋明儒者”和“清朝政府”来作为借鉴。历史说明，封建社会的乡约原本是帝王、豪绅地主用来对抗农民运动的组织形式；由此可见，梁漱溟“师法古人”的用意之反动是不言而喻的了。

乡农学校是所谓“政教卫合一”的组织，并非什么真的学校。梁漱溟自己曾说：“乡农学校一面为社会教育民众训练机关，一面又为下级行政机关。”（“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他企图用封建伦理教育的方式来推行一切反动的政治措施。因此，乡农学校的真正工作是代替地方行政机构，并给地主阶级训练反动武装。他曾经直认不讳地说：“邹平自实验计划施行后，已将从前之区公所乡镇公所等机关取消，而代以村学乡学。”（“乡村建设论文集”，一○五页）又说：“以其为下级行政机关，一切政令均借此而执行”。（“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由此可见，乡农学校不过是给国民党政权的基层组织换上了一牌招牌，政权的反动实质是丝毫没有改变的。

根据梁漱溟的说法，组成乡农学校的成分共有三种人：一是乡村领袖，二是成年农民，三是作乡村运动的知识分子。乡农学校包括校长、校董、教员和学众。校长和校董都由所谓“乡村领袖”担任，教员是受过“乡村建设”专门训练的知识分子，学众包括全体农民。梁漱溟一贯蔑视农民，认为“乡民愚迷”，“乡村人知识短浅”，容易欺骗。同时，他也看到农民人数众多，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力量。因此，为了抵制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以及同党争取农民，他把农民作为教育对象，把每个地方的全体农民都包括到乡农学校作为“学众”。他主张乡农学校的校长、校董（实际上就是反动政府的下级行政官吏）由乡村领袖担任。在旧中国所谓乡村领袖就只能是豪绅地主，但是，梁漱溟让这些骑在农民头上的豪绅地主来主持乡农学校，一律尊为“学长”、“老师”，全体“学众”都有“尊敬学长”、“爱惜董事”的义务，并且要无条件的“接受学长的训饬”。这就是企图用这种“师生关系”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血腥统治掩盖起来，以达到模糊农民阶级意识、破坏农民革命运动的目的。表面上，乡农学校仿佛是一个“组织民众”、“教育民众”的集团，“大家聚合”、“讨论问题’、“想出办法”。但是，拆穿西洋镜，这不过是梁漱溟“组织乡村”“于柔性习惯之上”的一种手法，也就是他用来欺骗农民的一种“软功夫”罢了。

梁漱溟给乡农学校规定了“课程”，以便系统地进行封建伦理教育，毒害群众的意识。这些“课程”中有一门共同的不可少的“功课”，叫做“精神讲话”，又名“精神陶炼”。其目的是什么呢？他说：“安排此一课程的目的，就在救济乡村精神的破产，让乡下人活起来。”（“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第七三页）梁漱溟把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得农村里封建秩序摇摇欲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濒于崩溃的情况称之为“精神的破产”、企图用复古愚民的“精神陶炼”来“挽救”这一情况，来对抗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

乡农学校的另一工作是训练地主武装，梁漱溟把它称为“自卫”，并把它列为乡农学校的功课之一。所谓“自卫”的目的就是镇压和对抗当时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巩固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统治。因此，乡农学校实际上也就是训练地主武装的机关。

从乡农学校可以看到梁漱溟所搞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企图恢复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运动。梁漱溟是一九三○年左右开始在山东搞乡村建设运动的。这一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武装围剿；配合这一围剿，在文化思想方面也向革命展开了进攻。国民党政府当时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地方自治”、“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等一系列反动措施，这就是梁漱溟所谓的“四面八方”、“各地盛行”的“社会运动”。而梁漱溟所搞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其中的一个主流。他一面通过他所主编的刊物“村治”和“乡建”，宣传反动的封建复古思想，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科学、民主；另一方面还企图以“救济乡村”为名，兴办乡农学校来欺骗农民，组织地主武装，抵制和镇压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达到“代替共产党”、“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梁漱溟不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客观存在着的阶级矛盾既不能用血腥镇压来解决，更不是任何思想烟幕或愚民政策可以抹煞的。在对抗性社会中，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加以解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里，人民大众和三大敌人之间的矛盾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才能加以解决，这是客观的规律。任何违反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的幻想，历史证明是注定要破灭的，梁漱溟的反动活动的破产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在一九三五年发表的一篇“我们的两大难处”讲演中，不得不承认他搞的“乡村建设”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他说：“现在是我们动，他们（按指农民）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并不是象他所设想的那样“蚩蚩无知”。梁漱溟的反革命活动不只是“作不下去”，而是已经被人民的力量所彻底粉碎了。

以上说明了梁漱溟最根本的反动教育思想是封建复古主义的教育思想。除此之外，他还摭拾了一些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动教育思想的唾余来装饰自己，并给他的封建复古主义教育思想作论证。

例如，他极力颂扬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并且说：“杜威与我有互相发明处”；“我是袒护杜威的”。（“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第七、十页）根据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社会”，他抹煞了教育的阶级性，提出：“什么是教育？统同是教育。在学校里读书是教育；在家庭里做活也是教育；朋友中相得的地方是教育；街上人的谈话，亦莫不是教育；教育本来是很宽泛的东西。”（“梁漱溟教育论文集”，一九一页）和杜威一样，梁漱溟用唯心论的观点来夸大教育的作用，认为“社会的一切进步，固不能不有赖于教育”，其用意就在企图利用封建伦理教育来防止革命。他公开这样说：“如果教育能尽其功用，论理说社会上不应当再有暴力革命。”（“梁漱溟教育论文集”，一九一页）但是，为了使封建伦理教育达到防止革命的功用，必须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欺骗宣传。因此，他援引杜威的“民本主义教育”原则，主张将“公共目的”、“公共倾向”、“公共观念”的“生活目的经过空间上往宽广里传达”，提倡“教育即指导，指导人往公共那里去；以公共利益作为制裁的要素”。（“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第二四页）在阶级社会中，对抗阶级之间的所谓“公共利益”纯粹是骗人的，梁漱溟的用意是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广泛宣传这种骗人的“公共利益”，用它来作为衡量人们行为的标准，模糊人民的阶级意识，使人民甘心忍受统治阶级奴役。这就是他所推行的“民众教育”、“乡农学校”的真实目的。

梁漱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象他的全部言行一样，是一贯反对革命的。为了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一反动的教育思想，巩固和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

来源：《人民日报》1955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