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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发龚品梅指使我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罪行
天主教南京教区丹阳花家渡本堂神甫 崔学孟
1955.09.17

九月八日上海市公安机关破获了暗藏在上海天主教内的以龚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龚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已经被依法逮捕。我完全拥护政府这一英明的措施。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千方百计地进行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活动。他们严重地毒害了不少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友，使这些神职人员和教友成为他们的帮凶。我就是其中受毒害很深的一个。

现在我要揭发反革命首恶龚品梅破坏天主教爱国教友反帝爱国运动并利用我进行破坏活动的严重罪行。

一九五三年我参加了反帝爱国的学习，并对人民政府逮捕帝国主义间谍田望霖、林仁等措施，用书面表示了完全拥护的态度。但反革命分子龚品梅却对我这一反帝爱国行动极端仇视，竭力加以阻挠破坏。一九五四年春，他通知我去上海作补赎，我因为没有站稳爱国立场，就对他屈服了。到上海以后，他叫我作公堂补赎。叫我承认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是错了，并叫我推翻在报纸上所表示的拥护政府逮捕帝国主义间谍田望霖、林仁等的态度。在我作了公堂补赎以后，他指使我：一、今后不能去南京参加反帝爱国的学习会；二、不得接受天主教南京教区所给的生活费；三、爱国教友的报纸刊物都不得读；四、不能给参加青年团、少先队的教友办神功、领圣体；五、不能参加爱国会，因为这是“非法”的；六、叫我在本地教友面前再去作补赎；七、他还命令我与别的神甫带信，叫他们也来上海作补赎，以达到他争取人、联络人的罪恶目的。最后，我向他要反革命活动经费时，他就给了我五十台弥撒（旧币一百万元）。

在龚品梅的威胁利诱下，我接受了他的破坏反帝爱国运动、包庇帝国主义分子的反革命命令，做了他的帮凶。我在回丹阳花家渡的途中，就开始了反革命活动：到常州、奔牛、丹阳等地传信给三位神甫，要他们到上海去作补赎。我回到花家渡以后，在本地教友面前作了公堂补赎，并且彻底推翻了过去一切爱国行动和在学习会上所作的反帝爱国的表示。除此以外，我还做了许多更加严重的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仍然是十分难过和不安。当时我曾向教友宣布，凡是参加青年团和参加少先队的，一律停止办神功、领圣体。我从胸前摘下了参加爱国活动的纪念章，并且猖狂地从墙上把毛主席的像拿下来用火焚掉。我还在教友面前公开散布“现在宗教信仰自由是假的”等污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反动言论。这时，我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完全是在忠实地执行着反革命首恶龚品梅的反动“指示”，这些言论和行为已经完全不是一个神甫所应进行的正当的宗教活动，而是龚品梅威胁利诱我干的反革命勾当。

人民政府为了教育我、挽救我，曾派人和我谈话。起初，我的态度还是十分恶劣，并且在政府干部面前再一次推翻以前在学习会上所作的各种反帝爱国表示，我顽固地说：“我就是如此，政府看怎样就怎样吧！”上海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看到我这种态度，非常高兴，无耻地写信叫我“勇敢”、“不要害怕”，要我“准备为天主致命”，也就是要我死心塌地与人民政府为敌到底、与人民为敌到底。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四月底，我勉强到南京的时候，还抱着非常恶劣的态度。现在我回想起来，我从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转变到破坏反帝爱国运动，这都是反革命首恶龚品梅对我的威胁利诱和毒害的结果，使我误入歧途，作出种种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活动。幸亏人民政府苦口婆心地再三对我教育说服，才把我从反革命的泥淖中拯救出来，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在此我深深地感谢人民政府的爱护，并祈求祖国人民的宽恕。同时，我还要跟这丧天害理的、披着“主教”外衣的反革命首恶龚品梅算账。

最后，我希望所有受过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毒害过的神职人员和教友、都能站起来揭发、控诉、检举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划清敌我界限，站稳爱国立场，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共同为肃清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及一切暗藏在天主教内的反革命分子而斗争！

来源：《解放日报》1955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