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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王元化
1955.02.27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明确的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和怎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明确为工农兵服务是重要的，也是容易被一般人所承认的，但对某些人来说，如果不解决怎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那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实现。为了解决怎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特别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老，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只有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才能真正站稳立场，划清思想界限，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如果没有这个变化，这个改造，即使口头上或理论上也拥护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实际却没有解决怎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那么要想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还是做不到的。用毛泽东同志的说法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从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立场观点的重要性，把解决立场观点的问题放在当前文艺工作中的极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所有文艺工作者，尤其针对着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作家而提出的。为此就必然的要提出要求作家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作到改造思想，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这样才能像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达到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
“五四”以来，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尤其是在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正确指导下，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壮大。但是胡风的文艺思想却是违反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并且对毛泽东的文艺方向采取了一种完全对抗的态度。虽然他一贯的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口头上也承认毛泽东的文艺方向，但实际上他却是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学观点，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点。他在“意见书”中用荒谬的所谓“五把理论刀子”的说法，诬蔑当前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来中伤党关於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宣传工作，根据毛泽东文艺方向所提出的立场观点的问题，就是被胡风认做是所谓“五把理论刀子”之一。
胡风为了贩卖他的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采取了种种迷惑人的说法。他认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作家的根本问题，不是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义，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改变自己原有的立场观点，“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他认为小资产阶级的作家的根本问题是所谓忠实於现实主义的问题。他用“忠实於现实主义”的虚伪的口号来达到在实际上抹煞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他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作家，只要“通过现实主义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
胡风特别引证了斯大林的“写真实”的话，并且故意把斯大林的话歪曲成也好像反对提出解决立场观点的问题似的。但是，斯大林说的“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如果他能用高度的艺术形式反映出了生活真实，他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宝贵的指示和胡风所说的“通过现实主义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难道斯大林也认为：无论什么作家“通过现实主义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么？那么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包括现实主义，而变成现实主义决定马克思主义了。是的，斯大林在这次谈话中没有特别提出立场观点的问题。但是胡风“连想都不想一想”，一九三二年苏联社会的历史情况、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一九四二年以至今天中国社会的历史情况、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着什么不同。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胜利，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消灭，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立场观点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当时的实际问题是反对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倾向的问题，因为当时“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已成为阻挠苏联文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在这种具体情况下，斯大林强调了“写真实”和“在生活中学习”，是在肯定了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前提下提出的，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没有特别提出并不就是不需要，更不是“反对”。胡风企图把斯大林的话曲解成是反对向作家提出立场观点的问题，这真是异想天开的胡扯。难道会有人相信斯大林竟认为：没有改变立场观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要“通过现实主义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吗？
胡风在他整个“意见书”中都采用这种割裂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装饰自己的错误文艺思想的手段。由於胡风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护下散布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点，所以必须揭露他的欺骗与歪曲，才可以更明白的暴露他的反动的文学思想的实质。
胡风是怎样反对强调立场观点对於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的呢？首先他是采取了诬栽的办法。例如，他把林默涵同志等所提出的“首先要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加以歪曲，改变作“一次完成的”、“来路不明的”、“先验的概念”等。试问：林默涵同志何处这样说过，而且今天有谁在宣扬这种“立场观点一次完成论”呢？胡风这样做的目的原来为的是把强调立场观点的重要性，硬拉进“拉普派的理论”中去，以便於他藉反对拉普派之名，来反对强调立场观点对於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
拉普派所提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主要是否定了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的源泉，叫人从书本上的既成公式去进行创作，产生了严重的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不良效果，因而违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是必须反对的。但是，反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不是就不应该强调立场观点的重要性呢？是不是强调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对於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就像胡风所说的“掉进了拉普派的理论”中去呢？这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回事，但是胡风硬把它们拉在一起，混淆起来。
反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不能容许丝毫减弱立场观点对於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的。藉反对拉普派而抹煞立场观点的重要性的“理论”，在苏联文学史上倒也不乏先例的。这却是喜欢引证苏联文艺界批判拉普派例子的胡风从来不愿多讲的。如在一九四○年左右，曾经被苏联文艺界所清算的以里夫希兹、卢卡契等为首的潮流派小集团，也就是以反对拉普派的面目出现的。他们攻击“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同时却反对阶级分析，反对强调世界观对於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因而这种理论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廉价的再版”㈠。
潮流派为了反对阶级分析和反对强调世界观对於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最喜欢从巴尔扎克等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那里找寻理论根据。他们把恩格斯论巴尔扎克的话加以歪曲，企图证明具有“反动世界观”的巴尔扎克，掌握了现实主义，也能创作伟大的作品。卢卡契就曾经明白露骨的说过：
“斯旦达尔的世界观比巴尔扎克的世界观要‘明显些和进步些’。巴尔扎克是一个正统王朝主义者，斯旦达尔是忠实於革命的人道思想的。……有着虚伪的，而很反动的世界观的巴尔扎克，描写了一七二九年到一八四八年间的时代，比他的在思想上更为明朗和更为进步的战友描写得更要完全和更要深刻。”㈡
卢卡契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来就是现实主义。”㈢由此也就得出了反对强调世界观对於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的结论。这就是潮流派给资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旧调信奉者”带来的“互大的喜悦”，使他们“找到了一种恩赦，一种能让他们向后退的允许”㈣。
这不由得使人感到胡风的某些论点与潮流派的论点实在太类似了。但潮流派对於巴尔扎克等的世界观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法捷耶夫曾经在“论文学批评的任务”中说：“因为在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中有着前进的浪漫主义原则，所以他的现实主义发挥了非凡的力量”，“作为艺术家的巴尔扎克之所以具有这一特点的原因，乃在於他的世界观实际上比他表面的、外在的正统王朝主义要宽广得多”。苏联文学理论家曾经证明了巴尔扎克在许多地方接受了十八世纪末法国启蒙家的学说。法捷耶夫分析了其他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进一步说：“当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为进步的思想所渗透、温暖、照耀的时候”是“最健康、最富有血肉的”。由此可见，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并不是由於他的“反动世界观”，而是由於他的“世界观实际上比他表面的、外在的正统王朝主义要宽广得多”，“为进步的思想所渗透、温暖、照耀”。法捷耶夫指出：这是“已经被我们文学理论家所证明了的”。可见并不是巴尔扎克虽具有“反动世界观”，只要掌握了现实主义就可以创作伟大的作品的。相反的，这样的作家必须是一个在总的方向上具有进步思想和进步倾向的作家，而仅具有“反动世界观”的作家却是根本不可能的。
注：㈠ 顾尔希坦：“论文学中的人民性”。
㈡ 卢卡契：“论现实主义的历史”。
㈢ 卢卡契：“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㈣ 顾尔希坦：“论文学中的人民性”。
那么，怎样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巴尔扎克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呢？巴尔扎克有着“阶级同情”和“政治局见”是事实，但是恩格斯并没有说，就总的方向来看，巴尔扎克的世界观是“反动的”。正因为巴尔扎克有着“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使他的世界观存在着矛盾，这就不能不给他的现实主义带来“弱点”。所以即使说现实主义的实践可以弥补作家某些观点上的缺陷，也是在一定程度和一定限度内而言的。正是因为有这种“弱点”，所以批判的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能不有根本上的区别。用法捷耶夫的说法，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的弱点就是：“几乎指不出一个作家是企图表现正派的主人公的”，表现在作品中的“进步的、前进的代表人物，正面理想的代表人物，又是那些在实际上，在现实中不能实现这些原则的人们”。因为在他们的“正面纲领中不能提出在当时是历史的现实的动力的、历史的明天的真正主人公”。法捷耶夫说：这一点也是“早已被我们的文学理论所证明了的”㈠。
注㈠ 法捷耶夫：“论文学批评的任务”。
苏联文艺界对於潮流派的清算以及“已经被苏联文学理论所证明了的”结论，应该使我们去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但是喜欢引证苏联文学理论的胡风，却不愿意正面提到这些问题。并且，当苏联文艺界已经展开对潮流派小集团猛烈批判的时候，胡风在他主编的“七月”上发表了卢卡契的论文“叙述与描写”，还在这一期“七月”的“校后小记”中予以介绍，认为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些在文艺创作方法上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是非常宝贵的文献”。他也附带的提到了关於批判潮流派的“论争”说：
在苏联，现在正爆发了一个文艺论争。论争的主要内容是针对着以卢卡契为首的“潮流派”的理论家们抹煞了世界观在创作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这一理论倾向的，但看一看这一篇，与其说是抹煞了世界观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毋宁说是加强地指出了它的作用。那么，问题也许不在於抹煞了世界观的作用，而是在於怎样解释了世界观的作用。或者说，是在於具体的从文艺史上怎样的理解了世界观的作用。
胡风这样说不是没有缘故的，因为直到今天，胡风仍旧在他的“意见书”中，在某些问题上重复着潮流派的旧调。例如，胡风也是同样的在攻击“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藉口下，反对阶级分析，反对强调世界观对於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胡风也是同样的否认批判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不承认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由於世界观的缺陷限制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胡风也是同样的为了反对强调世界观对於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最喜欢从巴尔扎克等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寻找理论根据等。
胡风以忠实於现实主义的藉口来抹煞立场观点的重要性，其结果就不能不走进唯心论。例如胡风认为：巴尔扎克“他的世界观不但有缺陷和限制，而且是反动的”，托尔斯泰“他的世界观不但有缺陷和限制，而且是反动的”，他们却都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那么他们的伟大由何处而来呢？照胡风的说法，就是由於他们的“现实主义的实践”。为什么是由於“现实主义的实践”呢？因为在文艺创作中有一种“感受世界”。胡风虽然不得不承认说现实主义“即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艺术认识上的特殊方法”，这似乎是承认了世界观对於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了。但是，胡风却杜撰了“观念世界”和“感受世界”分离的说法，不仅把“观念世界”和“感受世界”对立起来，而且夸大了“感受世界”的特殊作用。根据胡风的推论，“世界观不但有缺陷和限制，而且是反动的”的巴尔扎克等，由於现实主义的实践“推动了他们的感受世界的扩大和深入，变成他们寻求美学立场的力量”了。
胡风把“观念世界”和“感受世界”对立起来，实际上正是建筑在反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
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
毛泽东同志深刻的解决了感性和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同样的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文艺创作上的许多基本问题。当然文艺创作是不能离开“感性的活动”的。但要承认：这种“感性活动”不但不排斥理性，并且是被理性所充实、所提高的。因为一个作者不是去描写没有经过理解、仅仅是“感到了的东西”，而是要写出经过了理解的“更深刻的感觉”。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说法，我们就可以更明确的看出：资产阶级唯心论者把文艺创作的“感性活动”，夸大成是排斥理性的“下意识的活动”或“直觉的活动”之类，是如何错误的了。胡风说巴尔扎克等的世界观“不但有缺陷和限制，而且是反动的”，但由於现实主义的实践“推动了他们的感受世界的扩大和深入，变成他们寻求美学立场的力量”，这种说法也正是一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学观点。
胡风从夸大文艺创作的“感受世界”而产生的唯心论文艺思想，集中表现在他所一再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上。
胡风所说的“现实主义的实践”，就是“主观精神”拥抱“客观现实”或“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在这种“拥抱”或“结合”过程中，就出现了胡风一再强调的“主观精神作用的燃烧”。作品的好坏与创作的兴旺与否，都决定於作家的主观精神的强弱。作家的主观精神对客观的“拥抱”或“结合”，也就是作家对现实的追求。有了这种主观精神，有了这种主观精神的追求，就有了一切：既有了艺术的真实，也有了现实主义，而且也有了世界观，甚至也有了党性。这样，他就从哲学上的唯心论，发展到艺术创作决定政治的谬论，抹煞了生活实践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要，最后他又回到抹煞立场观点的重要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例如远在一九三七年，胡风就这样说过，就在这次的“意见书”里也还是这样坚持着：“如果一个作家忠实於艺术，呕心镂骨地努力寻求无伪的、最有生命的、最能够说出他所要把捉的生活内容的表现形式，那么，即使他像志贺似地没有经过大的生活波涛，他的作品也能够达到高度的艺术的真实。因为，作者苦心孤诣地追求着和自己底身心底感应融然无间的表现的时候，同时也就是追求人生，这追求底结果是作者和人生的拥合，同时也就是人生和艺术的拥合了。这是作家的本质的态度问题，绝对不是锤字炼句的功夫所能够达到的。如果用抽象的话说，那就是，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能够补足作家底生活经验上的不足和世界观上的缺陷。”㈠
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就是“作家的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不存一丝一毫自欺欺人的虚伪”㈡。这也就是所谓“忠於艺术”的“艺术良心”。
胡风以为一个作家可以不问他是什么立场观点的“仁爱的胸怀”，可以不问他忠实於什么阶级的“艺术”，只要有了所谓“忠於艺术”的“艺术良心”，通过现实主义的实践，就会“补足作家生活经验的不足和世界观上的缺陷”。他甚至说：“忠於艺术”就是“忠於现实”，有了“艺术良心”就是有了“党性”。照胡风看来，号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作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完全是不必要的，并对这种号召加以尽情的嘲笑。这次他在“意见书”中更明显的暴露了这个意图：
注㈠ 胡风：“密云期风习小纪”。
㈡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
如果不通过艺术实践，无论是从学习得来的或者从群众生活和群众斗争中得来的，对於作家说，那是“不生产的资本”，都不会成为经过了血肉的考验以后的、化成了自已的东西的东西。
记得别林斯基也说过“不生产的资本”这句话。但是别林斯基所指的是，“读到或听到”的“思想”，如果这种思想没有经过自己的“融化”，变成自己的“自觉的思想”，那么就成为“不生产的资本”。别林斯基的话是对的，而胡风却把别林斯基说的“读到或听到”的思想，“改造”成“无论从学习得来的或者从群众生活和群众斗争中得来的”，以致变得面目全非、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了。根据胡风的说法，对於一个作家来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得来的是没有用的“不生产的资本”，参加群众生活和群众斗争中得来的也是没有用的“不生产的资本”，因此胡风并不是真正叫人“达到马克思主义”，他的这种议论恰恰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论调。
虽然胡风屡次引用了斯大林的话，但是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自己一再告诉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必要，“那种局限於自己的专门知识譬如说局限於数学、植物学或化学，而除了自己的专门知识以外，再也看不见其他什么东西的人，虽然他们自称为列宁主义者，也决不能视为真正列宁主义者的”㈠。虽然胡风屡次引用了加里宁的话，但是，不是别人正是加里宁自己一再告诉我们：“艺术工作者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人要是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是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的㈡。
注 ㈠ 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於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㈡ 加里宁：“艺术工作者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
实际上，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作家在改变立场观点以前所原有的“忠於艺术”的“艺术良心”，“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不存一丝一毫自欺欺人的虚伪”等等这种“主观战斗精神”，并不是建筑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而胡风正是用美丽动听的词句来模糊它的阶级内容，来欺骗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以达到宣扬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目的。
因为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或“主观精神作用的燃烧”，是建筑在对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的崇拜上，胡风认为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精神会自发的“自我扩张”或“自我斗争”。他认为在“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中，对於一个“忠实於现实的作家”，他的主观精神就要在“创作过程中进行一场相生相克的决死的斗争”。而这个“自我扩张”和“自我斗争”，据胡风说就是“思想改造”。这样胡风就用“自发的力量”取消了思想改造。对於自发性的崇拜不但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而且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列宁不止一次斥责了这种崇拜自发性的有害观点。他说：“工人本来也就不能发生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来。㈠他又说：“对於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与任何离弃，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自发的发展过程，正是趋向於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正是照着《Credo》纲领进行，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职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表明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㈡
注㈠ 列宁：“做什么？”。
㈡ 列宁：“做什么？”。
工人运动自发的发展过程，照列宁的说法，尚且是“趋向於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那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发过程（并且这个自发过程是被规定在残破不全的“艺术实践”里面），怎么会反而像胡风所说的可以“达到马克思主义”呢？
所以胡风所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不仅是一种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而且是一种超政治超阶级的反“党性”的观点。他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主观能动作用”毫无共同之点。同时和斯大林所说的“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也是完全不相干的两回事。因为建筑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上的“主观战斗精神”和建筑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上的“主观能动作用”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不经过思想改造，改变原有的立场观点，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那么无论他的“主观战斗精神”如何强烈，在创作过程中进行了怎样巨大的“相生相克的决死斗争”，也不能自发的“达到马克思主义”的。
胡风一再强调的“主观精神作用的燃烧”，“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以“主观精神”去“拥抱”客观世界等，都不是改造主观，使主观符合客观的规律性，而是使客观“融入”自己的“主观精神”，把主观的色彩涂抹到客观现实上面去。因为胡风是把主观放到第一位。直到抗日战争以后，胡风还是这样露骨的说：“枢纽，是在於主观的努力，客观的条件需要主观地把握，主观的条件也需要主观地培养。”㈠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恰好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和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写真实”、“在生活中学习”的现实主义原则的。
既然不是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去改造主观，而是相反地强调发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原有的“主观精神”，那么胡风的目的也就是明显的为了阻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自己的思想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摆脱出来，“移到”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去。
胡风除了采用各种隐蔽的方式来抹煞立场观点的重要性，否认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的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外，而且有时更露骨的为小资产阶级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立场作辩护。胡风以此作为欺骗手段，以达到他企图用资产阶级思想俘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目的。
胡风认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有不少是从贫困的处境里面苦斗出来的”，“有不少是在反叛旧的社会出身，被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斗争所教育出来的”；因而他们“在生活上和劳苦人民原有过或有着某种联系”，“和先进的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各种状态的结合”。㈡是的，过去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之下，由於黑暗的封建势力和法西斯主义的残酷的压迫，这种客观环境推动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倾向革命的可能，有和工农兵群众结合的可能。但是尽管有着这种可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如果没有“自愿抛弃原有的立场”，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群众斗争的实际锻炼中”，使自己“无产阶级化”，那么不管他怎样倾向革命，他的思想实质仍旧属於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而不是属於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
由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同，而且这种区别往往可能产生对抗状态，所以他们正像中国共产党中央“关於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㈢。如果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把和工农兵群众的分离代替与工农兵群众的结合，那么这种所产生的对抗，其结果也就必然是“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㈣。
注㈠ 胡风：“为了明天”。
㈡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
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㈣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问题是在於：怎样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变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呢？怎样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群众结合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呢？是只有经过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思想改造的道路，还是依照胡风的所谓“自发的力量”、经过“自发性”的道路呢？是投身到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中去，依靠集体主义的阶级的力量，还是凭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坚持自己的立场去“要求进步”、去“追求真理”呢？
胡风长期以来，顽强的宣扬着后一种立场观点来反对前一种立场观点，充分的暴露了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他的目的是为了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拒绝改造，以便成为他的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俘虏。胡风故意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混淆起来，正是为实现他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而采取的一种阴恶的欺骗手段。
不管胡风是露骨的宣传或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掩盖自己的主张，他的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是必须彻底批判的！
来源：原载三月六日上海《解放日报》，转载于《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 四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