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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邵荃麟
1955.03.20

他们说：我们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我们想把马克思主义“改善”一下，想使它抛弃某些基本原理。其实，他们是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们极力想摧毁马克思主义底理论基础，虽然他们口头上是用一种虚伪辞句否认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仇视，并继续用两面派态度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批评愈虚伪，则它对党也愈加危险，因为它愈益与反动势力反对党和反对革命的总进攻密切结合起来……。

于是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就摆着一个极迫切的任务：必须对这种背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变节分子给予一个应有的驳斥，撕破他们的假面具，把它们彻底揭穿，这样来保持住马克思主义党的理论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十多年以来，胡风和他的小集团，一直以“马克思主义”的姿态，宣传着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基本特征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则。他们不但以一种超阶级的主观精神作为文艺创作的出发点，否认阶级立场、社会思想和世界观对于创作的作用，否认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而且以这种主观精神作为历史的原动力，否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意义，也否认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的先进社会思想对于历史和群众的伟大作用，否认觉悟性和组织性在群众斗争中的伟大作用。胡风的错误文艺理论的基础，就是这种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否认唯物主义

胡风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把人的主观作用看作是对客观世界的决定因素。唯物主义认为人的精神意识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又反转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社会经济关系是按照客观规律而发展的，这种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可以去发现、认识、研究和利用这些规律，但并不能去制定或创造这些规律。可是胡风的意见恰好相反。他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一页）里说：

人创造了历史，但这个被人创造了而且还在创造着的历史，却是运动在被人所创造出的物质关系的限制性即规律性里面。……人就活在这个物质关系里面，斗争着，产生了那规律性也发展那规律性，在那规律性底限制下面继续地创造着历史的。历史唯物论所要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就是胡风的所谓“历史唯物论”！胡风在这里究竟是说人创造了物质关系，还是说人创造了规律性，不很明了，但是他的目的却是明了的：否认物质关系或物质关系的规律性的客观性质。他既然认为人是可以产生和发展历史的客观规律，那也就是说，人的主观意识决定着客观存在的发展，而并不是被决定于客观存在的发展。这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用这种反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历史和人民，因而不能不陷入于一系列的根本错误。

胡风是怎样来看历史的呢？

生活在以经济关系为基石的社会诸关系里面的人民，在重重的剥削和奴役下面担负着劳动的重负，善良地担负着，坚强地担负着，不流汗就不能活，甚至不流血也不能活，但却“脚踏实地”地站在地球上面流着汗流着血地担负了下来。这伟大的精神就是世界底脊梁。要说健康，还有比这更健康的么？然而，这承受劳动重负的坚强和善良，同时又是以封建主义底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所造成的各式各态的安命精神为内容的。前一侧面产生了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但后一侧面却又把那个要求禁锢在、麻痹在、甚至闷死在“自在的”状态里面；这个惯常是被后一侧面所包围的统一着但却对立着的内容，激荡着、纠结着、相生相克着，形成了一片浩漫的大洋。每一个人民底内容都是这样一片浩漫的大洋。要不然，单看前者，那些剥削和奴役就不可能，我们也不会有一部封建主义旧中国底历史；单看后者，封建主义的旧中国底历史就会平静无波，仅仅就近代史说罢，太平天国以来的前仆后继的流血斗争就没有出现的可能。（“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一六—一一七页）

胡风认为人民身上有两种精神在进行着“相生相克”的斗争：一种是所谓“承受劳动重负的坚强和善良”，一种是所谓“安命精神”。这两种精神的矛盾和斗争，象一片浩漫的大洋一样，在人民身上“激荡着”、“纠结着”，构成了人民的生活内容，同时也构成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内容。

照胡风看来，封建奴役剥削之所以可能，似乎并不是因为封建阶级掌握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掌握了政治和经济的权力，而只是因为人民自己身上有这种“安命精神”，甘心做牛做马；人民的解放要求之所以不能实现，也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以及新的生产力还没有产生，而只是因为这种要求被人民自己的“安命精神”所闷死。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历史责任都推在人民身上，把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罪恶轻轻地一笔勾消了。

其次，他所谓“承受劳动重负的坚强和善良”又是什么呢？胡风在这里似乎是说人民在重重的奴役和剥削下的一种求取生存的意志和原望，而这就是胡风所谓推进历史的动力。历史上之所以出现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在他看来，就是因为人民有这种求生意志和愿望；如果这种意志和愿望不是受着他们自己的那种“安命精神”所克制，那末封建奴役剥削早已不能存在，我们也不会有一部封建主义旧中国的历史了。他把历史发展的原因归结到人的愿望和精神，并且把这种精神说成是“世界底脊梁”。

胡风在“冬夜短想”里说：“希望未来比过去好，希望自己的生活总有变得幸福的一天。这也是卑微的感情，然而，尽管是卑微的感情罢，人类是靠它繁衍下来的，历史是靠它发展下来的，说得夸张一点，一切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的大斗争，也是靠它生发起来的。”同上文的意思一样。胡风答复对他的批评说，他这是说阶级斗争的动力；但是阶级斗争并不是以“希望未来比过去好”为动力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更希望未来比过去好，却并不发生阶级斗争，可见这动力只能是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胡风又说那“不过是一则小杂文而已”，可是“论现实主义的路”却是谈理论的专书，为什么论点却毫无二致呢？

由此可见，胡风的观点是一贯的。他认定历史的内容只是人的精神世界中的矛盾和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就是人的求生意志和愿望；阻碍历史发展的就是人的“安命精神”。这两种精神或意识的矛盾和斗争，支配着、决定着人民的命运和历史的发展。不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的精神意识，而是人的精神意识在决定历史的发展。胡风就用这种反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历史！

否认阶级斗争

由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出发，胡风已经在实际上取消了阶级斗争的作用，因为谁都知道，阶级斗争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反映，而不是什么“安命精神”和“求生愿望”的矛盾的反映。可是胡风既然要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干脆否认阶级斗争是困难的，因此，他就力图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词句下面抽掉它们的真实含义。

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中曾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话，分析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最后他达到一个论断，认为“阶级是在活的个别的阶级成员里面，或通过他而存在的，离开了具体的活的阶级成员就没有阶级”，因而推论下去，认为“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典型”，必须“从一粒砂里看世界，……而且非如此不可”。就这样，个别的人和阶级就被他等同起来了。我们知道，阶级社会的人生活在阶级中间，不能离开阶级而独立。人的意识受他的阶级生活所支配，所以要理解人，必须从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去认识。而胡风却说是阶级活在个别的人身上，说是只能从个人去看社会，而不可能从社会去看个人。他所谓“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典型”，“从一粒砂里看世界”，和他所说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精神在相生相克的意思是相通的，目的无非要证明阶级斗争只是在每个人的心里进行着。这实际上是否定了阶级的意义，把阶级斗争还原为个人精神世界中的斗争，把社会的人还原为个别的人了。

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不把人看作抽象的人，而是看作具体的人，社会的人。所谓社会的人，就是因为人是处在社会的关联里。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说，他“没有在人所处的社会关联里去把握人，没有在把人造成了现在这样存在着的生活诸条件下面去把握人，因而他决不能达到现实存在的活动的人，毋宁说是停止在‘人’这个抽象物前面，他所成就的不过是仅仅在感觉里承认了‘现实的有着个人的血肉的人’而已，即，除了性爱和友情以外，他不知什么其他的‘人对人的’‘人的关系’，而且，连这也是观念化了的。”胡风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一段话，但实际上恰恰是反驳了自己！

胡风主编的“希望”上经常地宣传着他的这种荒谬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例如说：“所谓阶级意识是一种抽象的、典型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具有如理论家所分析的阶级意识的。”（舒芜）；例如说：“哪里有生活，那里就有斗争”（胡风）；例如说：“在今天的阶级社会当中，生活就是斗争。生活之所以是斗争，就是由于今天它是含有阶级性质在里面。”（阿垄）而他们的所谓生活，指的却不是社会生活，而是个人的日常生活。因此，推论下去，他们甚至认为“吵架”和“求爱”也是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这样地抽象化、庸俗化、漫画化，不是为着取消阶级斗争，又是为着什么呢？

胡风把阶级斗争抽象化并且解消成为个人精神世界的斗争的观点，在他对于“五四”运动的分析中表现得最为露骨。在他看来，“五四”以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基本内容，就是“使人民创造底历史的解放要求……从一层又一层的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下面突围出来，解放出来，挣扎出来，向前发展，变为物质的力量”（“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一七页）。

这段话很难懂，需要注释一下：什么是“精神奴役的创伤”呢？据他自己解释说，“在科学的分析上，可以用‘缺点’去指明”，那末就是指人民中间的缺点了。说得明白一点，就是长期以来封建统治阶级遗留给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庸俗等等，和“安命精神”实际上是同一类的东西。胡风认为要解放人民，首先必须“一层又一层的”去剥掉人民身上的那些“创伤”，必须“一鞭一血痕的”去批判那些“创伤”，然后才能从密密层层的“创伤”下面去寻找出“支配历史命运的潜在力量”。而这也就是胡风所认识的“五四”运动的基本内容。试问，谁能从这里看到一点阶级斗争的影子呢？

胡风实际上完全看不见被压迫阶级的力量，看不见人民的英勇和智慧，只看到人民满身都是所谓“精神奴役的创伤”。他向作家说：“他们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种感性存在的海洋（指人民的海洋—作者）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逆流的日子”二六页）劳动人民群众竟然象一片“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的海洋，而这片海洋竟然可以“淹没”作家，他把人民群众看成了什么，把人民的缺点夸张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知道，劳动人民尽管在剥削阶级的长期统治下遭受过残酷的精神奴役和思想毒害，这种精神奴役和思想毒害也确实阻碍过他们革命的自觉，但无论如何他们自己阶级意识和力量却是不能被征服的，他们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是不会停止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人民是有无限前途的。新的东西是一天天在生长，旧的东西是一天天在衰老；新的东西即使微小，但终究不可克服地要成长起来。所以我们必须向前看，善于辨别出生活中新的东西、革命的东西，才能使我们具有生气勃勃的乐观主义的战斗精神，看到革命的光明前途。只有那些脱离群众的反动的个人主义者，才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愚昧、无知、庸俗、自私的芸芸众生，仿佛只有他自己才是背着十字架的救世主。这正是没落时期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特点之一。

然而胡风还不仅如此。他甚至把人民的所谓“精神奴役的创伤”说成是“虐杀千万生灵的可怕的屠力”。他说：

那精神奴役的创伤，当“潜在着”的时候，是怎样一种禁锢、玩弄、麻痹、甚至闷死千千万万的生灵的力量，当“拓展着”，特别是在进入了实践过程的成员身上（指革命队伍的成员身上——作者）拓展着的时候，会成为一种怎样的虐杀千万生灵的可怕的屠刀。是不是如此，三十年以来的光辉而又痛苦的鲜血淋漓的历史道路当会站出来作证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一八页）

三十年来的历史还在我们眼前，三十年来鲜血淋漓的斗争并没有被人民所忘记，那曾经闷死过、虐杀过千千万万生灵的，难道不是帝国主义，不是蒋介石，反而是人民自己吗？反而是革命队伍中的成员吗？反而是他们自己的缺点在屠杀他们自己吗？那杀人的屠刀不是掌握在敌人的手里，反而是掌握在革命队伍的成员手里吗？我们不能不追问一下，当胡风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他那杀气腾腾的笔锋，究竟是指向着什么？

看来似乎是明白的了：胡风虽然从历史上取消了阶级斗争，但是他自己却是在进行着阶级斗争的，不过他不是向人民的敌人斗争，而是向人民斗争罢了！

否认革命理论和革命组织的作用

胡风虽然竭力夸张人民的落后，却并不因此而认为人民必须用革命理论和革命组织武装起来，以便脱离缺乏觉悟的落后状态。相反的，他竭力否认革命理论和革命组织的作用，认为自发斗争才是人民的出路。这正是他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人民的历史地位和光明前途的必然结果。

胡风既然把人的求生愿望看成是推进历史的动力，因此他也就把人民中间那种自发的反抗斗争看作是革命力量的基础。我们已经看到，他在解释“五四”运动的意义时故意把革命理论掌握群众变为物质力量的命题涂改成为使人民的求生愿望变为物质力量的命题；和这一样，他在“为了明天”中（一○三页）说：“对于唯物主义者，自发性的斗争是理想转变为物质力量的信号，是理想走向胜利的基地，……。在特定的历史范畴上，唯物主义者是有义务从自发性的斗争里面看出典型性的原则上的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者重视理论的作用，是因为理论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人类的行动得以自觉地符合于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从来是反对崇拜自发性的。胡风却认为崇拜自发性是唯物主义者的义务。这是一种什么“唯物主义”呢？

高尔基说：“‘自发性’，按照它的本质，其实并不是什么别的，正是个性的本能的无政府主义。这是阶级国家对于个性的几百年的压迫下所教养出来的。”所以革命的领导决不能依靠它作为“基础”，而只有通过教育宣传方法把人民这种自发性斗争引导到自觉的道路上来。

胡风为了辩护他的观点，在他“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中故意曲解列宁的话。他说，什么是自发性？这只须用列宁一句话来说明就够了：“‘自发的成分’实际上无非是觉悟性底萌芽”。但他却把列宁下面一句话删掉了；下面一句话是：“但这种行为终究多半是拚命挣扎与报复底表现，而很难说是斗争。”（“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二○一页，一九四九年莫斯科版）他又引用列宁说过的，应当把“民众愤怒情绪底一切水滴和细流收集和集中起来”“将其汇集成为一条巨流”，可是同样又把下面一句话删掉了：“至于这个任务可能实现，则工人运动大规模的增长以及上面已经指出的那种工人渴望政治刊物的情形，都已经十分确凿地证明了。”（“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二四四页，一九四九年莫斯科版）可见列宁的意思正是强调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的作用，反对自发性的崇拜。列宁的“做什么？”本来就是为批判那种崇拜自发性的理论而写的，而胡风居然企图从这本经典著作里去找寻他的理论根据，这并不是胡风太愚蠢，而是他把读者看得太愚蠢，太容易欺骗了！

值得注意的是胡风最积极地宣传这种崇拜自发性的理论的时候是在一九四八年，正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已经震荡全国的时候，不但解放区、而且国民党统治区革命群众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也已经十分高涨的时候。胡风就在这个时候向国民党统治区作家提出号召：“发现并反映这个自发性，正是不幸置身在只有依据它才能开辟生路的大‘泥沼’里面的作家们底庄严的任务。”（“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二三页）问题并不在于能否描写自发性斗争（一个作家当然可以描写这些斗争），而在于对待自发性斗争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一九四八年是蒋介石匪帮统治灭亡的前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的范畴上”，胡风却依旧认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只有依据自发性才能为人民开辟生路，这是什么意思呢？

胡风这种崇拜自发性理论，不仅是由于他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并且由于他对于实际政治的奇异态度。他故意抹煞当时的具体历史斗争情况，抹煞党的影响的扩大和群众的自觉运动的高涨。胡风这种故意歪曲现实的动机，实在说来，与其说是由于他对于自发性的崇拜，还不如说是由于对于革命理论掌握了群众所造成的物质力量即人民群众有领导的有组织的斗争的恶感吧？

从以上简略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胡风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主要特征，就是片面地强调人的主观精神的作用，抹煞它对于客观世界的依赖关系；而在他对于历史的看法上，就是片面地强调个人的作用，抹煞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把人民群众看成消极力量，抹煞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人民斗争中的自发性，抹煞革命理论的作用。这些都是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但是他偏要用“马克思主义”来伪装自己，欺蒙读者，因此他就不得不处心积虑地来曲解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思想的危害性，主要就在这里。

胡风这种思想，是一种顽强的、有系统的、坚持了十多年之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和一般小资产阶级分子所常有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不稳定的倾向，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胡风这种思想的危害作用，不仅是由于它在文艺领域上曾经造成了一系列的混乱和错误，更重要的是由于它在“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利用青年人追求真理的热望和缺乏社会斗争经验，在他们中间散布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引诱他们对于革命斗争、对于人民群众、对于党采取错误的甚至对立的看法，因而损害了革命的利益。正因为这样，彻底批判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但是文艺界，而且是整个思想战线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来源：《人民日报》1955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