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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理论的和统计的根据
董时进
1951.00.00

[本文为董时进先生《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的第二章]

共产党实行他们的所谓土改政策，除了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性的而外，还有一套理论和统计数字做根据。这即是他们所常说的，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社会上的一切坏事情都是由于这样产生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在1947年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时有一篇宣言，开章明义便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一般情况来说，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20％至30％的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种严重情况，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

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于1950年6月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作土地改革的报告时，为要解答“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一问题，他也不外重唱一面这个老调。他说：“明确的说明土地改革的这一个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现在仍然是必要的，因为这一个基本理由与基本目的可以驳倒一切反对土地改革，对土地改革怀疑，以及为地主阶级辩护等所根据的各种理由。而现在各种反对与怀疑土地改革的意见。实际上仍然是有的。”

看他如何“明确说明”“这一个基本理由”。下面是他所解答的话：“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革呢？简单的说，就是因为中国原来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旧中国的土地情况来说，大体是这样：即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他们藉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90％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它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20％至30％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就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

稍留心过土地问题的读者，必不致感觉这些话的陌生，因为在其他方面的中共的文告，和中共要人的讲词，中共的通讯社，报纸，杂志，以及其他许多中共人士及亲中共人士，不拘是用真名和化名所发表的文章，里面所讲的说/说的，都是和这些话的意思一样的。让我们来检讨一下他们的基本理由的价值究竟如何。

正因为他们的这些话被大家听得很多和看得很多了，所以人人都深信不疑，以为必定是确实的，有道理的。有好多人的心里面虽然很疑惑，但是没有追问的勇气，因为，这样时常听见和看见的一些话，若果还不明白，岂不会被人笑话么？大家都不好意思或没有闲暇去追问究竟，都以不了了之的心理安慰自己，以为既然中共主脑人物以及那么多人都是如此说，并且态度极其坚定地如此说，想必是有很好的根据的。殊不知共党恰恰是利用这种心理，把大家都蒙蔽了。

共产党虽时常引用这些统计百分比，但从不肯说出它们是如何得来的。在数年以前，当我最初见到这样的文章时，我便感觉很诧异：三十年来，我从没有完全脱离过农业经济这一门学科，比较重要的农业调查统计不会完全不知道，但从来不曾听说过中国有全国性的乡村人口和土地所有权分配的调查。这样一件重大的事体，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动员很多专门人员，开支浩大的经费，不但要轰动全国，而且可以轰动全世界，我怎么能全无所闻呢！

土地所有权分配的调查统计，是一种极其烦难的工作，即在统计事业进步的欧美各国，未能举办的也还不少。因为这种工作必须先把人口，土地清丈，及土地所有权登记等项，都办理清楚了，然后才能从事。在中国不但土地未曾清丈，所有权从未按真实姓名分别登记，就连最起码的人口调查也未着手，所谓四万万，五万万，都不过是约略的估计。这些因子都不知道，如何能知道好多人是地主，好多人是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以及他们各占有土地几何呢？因此，我当然不能相信上面所引述的那一些百分比的数字，不过我愿意知道，究竟它们的来历是怎样的。后来我见到了好几篇谈论土地问题的文章，如同一张印版印出来的一 样，引述了左列的一个简单的统计表，和几句表示来历的话：

“民国25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曾根据广泛的调查和统计资料，对全国土地的占有情况更作一次科学的研究，其结果如下：

农户种类	在全国农户中所占百分比	在全国耕地面积中所占百分比
地主	4.0	50.0
富农	6.0	18.0
中农	20.0	15.0
贫农雇农	70.0	17.0

”

这一个统计表便是中共的土改政策的原始根据，关于土改的一切文章和政策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上述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引言，和刘少奇解答“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的一大篇话语，也是由此处得来的。

没有发见这个来历时，已经令人很诧异了，发见了这个来历之后，更加令人诧异得不可言状。大家都知道，中国一般学人所组织的团体，大都是在经济上极其穷困的，农村经济研究会也绝非例外。该会并无固定的会所，固定的经费，和固定的研究人员，全靠一部份热心的理事和会员捐一点小款维持会务，连所编印的一种单张式的会刊，也不能经常出版，当然绝无力量去从事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会员们都是各有自己的职业的，谁也不能去会里面为该会作什么“科学的研究”。这一些文章里面并没有说出这一个“科学的研究”究是该会的一些什么人所主持和担任的，也没有说出所根据的“广泛的调查和统计资料，”究竟是一些什么资料，及如何得来。而只是笼统含糊地说了一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曾根据广泛的调查和统计资料，对全国土地的占有情况，更作一次科学的研究”。这等于是随便在地上抓起来一把尘土，对人说道：“这是某大医生发明的万灵丹，可以医治百病”。实际是，该会（或任何类似的会）绝不能作这样一个“科学的研究”，（如其要真够得上叫做“科学的研究”的话）。所谓“根据广泛的调查和统计资料”，则我更确知道，中国根本没有当得起这一个名目的东西。这完全是空中楼阁，根本没有砖石，没有水泥和钢筋,也无工程师和工人，不知怎么会建筑起来了一座摩天大厦。然而中共就是以这样一个空中楼阁做根据，竟制造出了一个“土改”的大王国。这说来真是令人吐舌。共产党开口闭口，“科学、科学”，他们所谓的科学，原来是这样的玩艺。坦白地说，这就是欺骗，纯粹的，大胆的欺骗。西国人有一句讥笑统计的话，说：“撒谎有三种，一是撒谎，二是该死的撒谎，三是统计”。这句话用来形容一般的统计，未免过当，但是用来形容中共的统计，真是再恰当没有了。

在上述的那一个统计表里面，“地主”和“富农”在户口中合计占10％，他们的耕地占68％。“中农”和“贫农雇农”在户口中共占90％，他们的耕地占32％。但是他们又说，在抗战的几年中，土地越更集中了，虽然实际上集中或没有集中，也只有天知道。有了这一种藉口，同时说话再夸大一点，将零数说成整数，于是他们便发明了一句耸听的话：“占乡村人口不满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人民，总共只占有约20％至30％的土地”。从此这句话便成了一个公式，一个铁案，一个口号，不仅到处被人引用，而且竟成了中共的整个土改政策的基础！于是乎，一般人听见，也就只有肃然起敬，莫测高深了。这就好像故事书上所说的，一群恶作剧的人拾起一个小乞丐，将他洗净了，给他穿上一身绣花的衣服，和靴帽，把他高举起游行通衢，喊他是王子，市上的人也都以为他真是王子，向他膜拜，哪知他是刚才在背街上讨钱的小乞丐呢？

不特此也，他们既然声称，地主占人口百分之几何，富农，中农等占人口占百分之几何，那末，究竟什么叫地主，什么叫富农，中农等等，总应该先有一个确定的标准，然后按照那个标准将一切人家分别归入各类，方始可以算出每类的百分比，也方始可以统计出每类所有的土地面积。（这是假定已有原始的调查数字的话，其实是根本没有的。）然而事实是怎样呢？说出来又是一个大笑话。

原来什么叫地主，什么叫富农等等，不仅共产党的干部们自己没有搞清楚，连他们的主脑人物的见解也不一致，而且根本就没有确定的标准。例如中共土改权威任弼时在1948年1月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篇讲词中所说，在晋绥某处原评定地主富农占总户数22.46％，经重新考虑之后，减为12.26％，一减几乎减去了一半，而且他认为还可以再减。原来他们所谓地主富农，并没有地亩的标准，而只是按乡村户数的百分比评定，他们认为在一般地区，应定为8％的左右。（注意上述的22.46％，相差几乎3倍）但在另一方面，从共产党所公布的划分农村阶级的办法看来，即根本不是以土地的多少或人口的比例为标准，而是以劳动与不劳动及是否靠剥削为生活做标准。依据1948年5月中共中央委员会所决定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指示，地主的定义是：“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所谓富农，则根本不论有无土地，而且是自己劳动，但只要是“经常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便是富农。任弼时氏的划分法却又不同，他所谓地主富农都是“占有多量土地”的，不过地主不劳动，而富农则参加主要劳动。两者的解释已经不相符合，所谓“多量土地”，所谓“劳动”及“剥削”，复无确定的界说（按雇请工人及放帐，在共产党均认为是剥削），以故根本无法去将乡村人口分类。而且共产党在以前所占据的区域原本很小，事实上也没有将全国乡村人口分类的可能。一切都是未知数，然而他们却已经断定了在全国乡村人口中，地主占百分之几何，富农占百分之几何，中农贫农等占百分之几何，谈及他们所有的土地各占百分之几何。读者试想这是否怪事？如何可能？这就如同说，X加Y加Z等于500（或其他任何一个数目），而实际上X.Y.Z.各是几何，都不知道，说相加等于一未必太少，说等于五万五亿也不嫌多。

再退一步说，即使承认，不满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了70％至80％的土地，确系事实，难道这便可以作为土地房屋及其他财产应该没收的理由吗。全国的工厂矿场商店的70％、80％是被好多人所占有呢？全国的金银的70％、80％是被好多人占有呢？各大都市的房屋的70％、80％又是被好多人所占有呢？恐怕远不到10％的人口占有了远超过70％至80％的财产权吧，岂不也应该一齐没收么？何况地主和富农所有的土地纵然占了70％、80％；也得问他们每人平均所有的面积是多少，是否全为大富豪。假使这些人平均每人所有的地面是3000、5000亩，或至少是300、500亩，可以勉强算得上一个富翁，那末，我们或许可以说，解决中国土地问题，和贫民问题的捷径，是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分散出来。但是，假使这些所谓地主和富农者，一般不过只够维持最低的生活，那末，解决贫民问题的途径便不是去把他们的土地拿出来分配，而是要另外想别的办法。因为分配土地的结果，徒使地主富农不能维持起码的生活，而贫民的问题依然存在，不但问题依然存在，甚至要倒把它弄得更难解决了。中国的土地分配的实况虽无人知道，但是从各方面零星的调查和吾人日常的接触及访问可以相信，土地集中的程度并不太甚，够得上叫大地主的实在很少。在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形之下，土地的破碎分散状况之下，和平分家产的风俗之下，土地大量的和长期的集中，乃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的土地问题根本是地太少，不够大家耕种和维持生活的需要，而另外又缺乏其他可以供工作及可以生产的事业。土地无论怎样分配，总不能添出一亩来，则真正的问题仍原封未动。至于因此所发生的纷乱。财产的损失和生产的减少，反不知多大。假使将这些耗费于土改的经费和人力，用去兴办各项工程，水利，土地改良，和发展工矿各业，不知要为国家添出多少财富，为人民创造出多少就业的机会，为社会添出多少的物资，其结果岂不和分给他们（贫民）土地是一样，或者更好么？乃共产党不此之图，反而在这民穷财尽之时，不惜动员无数的人民，糜费浩大的经费，去从事这破坏生产（土改无疑是破坏生产的）和制造混乱的勾当，欲谓其非丧心病狂，实不可得。

再看他们推论的方法，也是武断，和不合逻辑到极点。共产党的几句最得意话是说：“土地分配不合理，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据，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这些话，不留心看，不觉得什么，但是稍一留心，就会发觉他们完全是瞎说。即使承认他们的统计数字是真确的（其实是绝对不真确的），然而何以见得民族被侵略等等的根源就在这里？何以见得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等等的基本障碍就在这里？凭什么下这样的论断？为何其他土地分配同样“不合理”，或更“不合理”的民族，并不被侵略，不被压迫，…………？为何那样的国家也能够民主化和工业化，…………？英国的土地比中国更集中得多，何以英国竟成了民主化和工业化最先进的国家，并且曾经以富强甲于天下？何以“土地制度不合理”的中国，在抗日战事以前的若干年中能够达到大体上的统一？并且在抗日胜利以后能够解脱侵略和压迫，一度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要说那些毛病的根源，和民主化工业化等的障碍，是由于好战份子太多，内战连绵不息，乃是可以相信的。要说是由于土地制度如何，则完全是张冠李戴，牛头不对马嘴。这和那些迷信的乡下老太婆说，她之生病和她的丈夫之死，都是因为有人在庭前挖动了泥土，是一样的口吻。初进大学的学生，常有人说出像这样幼稚的话，教授必申斥他们是“跳到结论”。其实跳还跳不到这样远，上面所引的那一些话，简直可以说是飞到结论。不料竟发现在执政党的堂堂文告之上，出之于人民政府主要首领之口，真不能不令人惊异万分。

在这里我要附带提到一种曲解和误解英美佃农的说法。那即是说，英美的佃农虽多，而不足为害者，是因为那些佃农都是“农业资本家”。英美的佃农大多经营相当大面积的田地（例如三五百亩以上），有比较多数的牲畜，和价值可观的器械。拿这样的佃农和中国农村的标准比起来，诚然可以说是资本家。但是在他们的本国里面，他们之不能称为资本家，决无异于中国的佃农之不能在中国称为资本家。假使英美的佃农在英美可以算是资本家，那末，那些银行家，工厂厂主，大商店的老板，大公司的大东家等又该算是什么呢？一般英美农场的规模虽比较中国的大得多，然而最多数仍是自己经营的家庭农场，即使有雇请人工的，普通亦不过一二人，雇到十人八人乃至十数人者则极其罕有。这种情形与中国并无不同。经营农业是需要一点资本的，佃农，特别是比较大的佃农，多半是有一点本钱的。种田必须有耕牛，猪，肥料，种籽，犁耙，风车，砻碾器具，和其他多种小农具，又必须有半年至一年的生活费，和经营费，并且必须有押金。乡间说起“庄家户”，都有殷实的含义。（按乡下的标准说）你去问那些出外谋生的力夫小贩之类，为何不在乡下租田耕种，他们会回答你说，“没有本钱”。中国的佃农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和英美的佃农在英美的经济地位是没有分别的。若说英美的佃农是农业资本家，中国的佃农也应该算是农业资本家。实际是，中国的佃农固算不了农业资本家，英美的佃农也算不了农业资本家。

由上面的几段检讨可以看出，共产党的一套土地改革的所谓基本理由，和统计的根据，没有一样是可以成立的。这想必使读者很诧异，连我自己也很诧异，因为在没有去仔细检查分析之先，我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基本政策的根据是如此的虚假和脆弱。

或说，共产党人不尽是完全无智识，和不懂科学和统计的，何至于根据这样无价值，无来历的几个数字，就制定了全国的“土地”政策呢？我想只有一个解释，那即是：这不完全是由于他们不懂得这些数字的绝对不能作根据，而是因为他们看穿了一般人的马虎，可欺，和遇事不留心，才拿它们出来骗人。现在把事情道破了，大家才知道是一个大笑话，不道破时，岂不还是以为多少必有一点道理么。大众的确是好欺骗的，西人早有“大众欺骗”的成语，乃是政棍们所使用的惯技。实际上，中共的土改政策绝不是由这样几个数字出发的。换句话说，他们绝不是因为看见了这个统计，或发现了中国土地分配的事实，才想起要实行“土改”，乃是早已打定了实行“土改”的主意，才去寻找或制造出这样的统计来作藉口。共产党的政策是要废除私有土地和私有财产的，苏联已经将土地全部收归政府所有，并将农场集体化了，中共是要师法苏联的，当然也要将土地收归国有，将农业集体化。这是前题，是首先已经决定了的。但是，如果一下子便要将土地完全充公，什么人都会反对，没有一个人会赞成，那当然是办不到的事情。所以必须先来一个过渡的办法，将旧日的土地所有权观念予以击破。于是他们想出了，或苏从/从苏联学到了，一个妙计，即是“土地改革”。利用这个好听的名词，首先从所谓地主富农的手上把土地夺过来，给与贫农。这样中农不会反对，贫农会拥护，地主富农的人数不多，不怕他们反对。这一着，将土地所有权打散了，将历来一般人宝爱土地的观念也毁灭了，而且还可以利用一些贫农去替共产党打仗。第二步要将土地收归国有之时，只消对大家说一句：“土地都是国家给你们的，现在国家要将土地收归国有，但是仍然归你们耕种”，谁还能反对呢？

这些，实实在在的，乃是共产党要从事土改的动机，和目的。至于什么理论，统计，等等，则完全是假的，骗人的。共产党做事一概是如此的，他们都是先打好了主意，下定了结论，然后才去找理由，寻藉口，寻得到也寻，寻不到时，不拘抓着一个什么果/东西都可以利用来做藉口，都会变成了“科学的事实”。前面所讨论的“封建”，是这样喊出来的，“美帝”一名词也是这样喊出来的，以至于所谓，“反动”，“民主”，“解放”，“人民”等等，都无一不是这样喊出来的。一切好的名词和形容词都归到自己方面，一切坏的都归到敌人方面，尽管是事实恰正相反。这是共产党的一贯作风，凡在共产党区域住过，稍认识共产党的人无不知道。这种颠倒真伪，淆乱黑白的办法，不论手段如何高明，态度如何坚决，终有被人识破的一天，最后总是免不了要失败。

来源：《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