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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三反”中发现的一些严重问题
1952.03.10

【华北总分社讯】下面是华北总分社记者在石家庄采访中所了解的一些材料。由於记者在石家庄的时间较短，所接近的又多是下层干部，在了解上可能有片面性。但这些材料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我们认为是严重的。

机关生产

石家庄市机关生产十分普遍，各单位搞”机关生产“非法动用公款的现象很严重。如市委机关生产动用建筑机场款二十二亿五千万元，其他公款十亿元；市府采用化大公为小公、挪用财政款的办法投入机关生产六十五亿多元(由市长臧伯平、秘书长郭辛光决定的)，民政局挪用社会救济粮搞生产；财政局挪用财政款；文教局挪用市工农速成中学设备费一亿三千万元开木厂；法院没收一贯道徒墨水厂一座再投资一千万元归为机关生产；劳动局挪用工人失业救济费一亿八千万元以假户头“张敬文”没入企业公司；工商局挪用建设资金一千万元搞砖窑，公安局把缉私奖金也投入生产，连妇联会也有自己的“机关生产”。

领导干部和资本家、商人的关系

不少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已经成为商人，他们和资本家的关系极为密切，随便接受资本家的礼物，在资本家经营的企业入股，有的赌钱、抽大烟。

副市长苏应明、工商局副局长齐斌、市委组织部干部科长王英、常到工商界人士申希礼家吃饭。市长臧伯平和市委王英接受过申希礼十万元和五十四斤粮食的礼。劳动局局长王革文身上穿的鞋子、袜子、衣服、帽子，床上盖的被子、毯子以及日常用品等都是商人送的礼物。市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副市长苏应明不但在商人处入股，并经常和前工商局局长刘鸿达(现任山西省合作总社主任)到天聚恒货栈经理张守信家抽大烟。工商局副局长侯允升和商人打牌，赢了钱是自己的，输了钱可以不出。

干部在私商处入股的也极为普遍，据现在已初步发现的：市委副书记白文治在公私合营的怡丰货栈入股。副市长苏应明在义和电磨厂(工商界代表申希礼开的)入股。市长臧伯平在公私合营的怡丰货栈化名罗化珍入股、他老婆罗化民(市府人事处干部教育科长)在企业公司木材厂入投。劳动局局长王萃文在企业公司货栈部入股，并在私营兴隆毡鞋店顶别人名字入股。工商局副局长齐斌在申希礼生公砖窑入股。工商联合会主任刘子珍(党员)在乔万顺亨甫铁工厂入股。据干部反映财政局、公安局、建设局局长也在私商处入股，尚未查出。另外化假名在企业公司入股的约三十人。

市委、市府领导干部的腐化思想和生活

市委、市府领导干部平时不参加理论学习，不参加党的生活，看旧戏“红娘”等入了谜、百看不厌，对有教育意义的苏联影片，如“党证”“阴谋”等却不感兴趣，好多人没看。生活上极端奢侈浪费，如前市委书记毛铎等到上海、西湖、广州、青岛游玩，从机关生产开支五千九百多万元，回来时买了火腿、板鸭、绸被子、古玩等，市委委员们大家分了。魏士珍(现任市委书记)和市长臧伯平带着毛铎的父亲到秦皇岛游玩，花了七百八十四万元。给毛铎父亲、妹妹、妹夫和老婆买东西开支车费、饭费、补助费等开支七百九十一万多元，毛铎连认捐捐献款十七万一千元也是从机关生产中开支的。企业公司经理谷诲庵(贪污分子)给魏士珍爱人王惠之送过一百五十万元。

市委建立花室派人到广州买花，前后花了一亿三千多万元，并雇三个花匠看花。为了喝牛奶建立牛奶厂，花了一亿多元。干部反映：“花牛都有地方住，人倒没有地方住”。市委、市府超制度买了五辆汽车，三反开始藏起三辆汽车。

领导干部奢侈腐化，下面干部困难却得不到解决。如务税局十三个干部有肺病，因薪金少不能医治，三个人病死了。市府民政局一个科员，因家庭困难借了人家三十万元，白天工作，晚上登三轮(后来从干部福利基金解决了)。公安局大灶干部今年过年时吃棒子面。

因为看戏特别是看坤伶李桂云的戏入了迷，前市总工会主席陆铨(市委委员)、副主席李铮(现任主席)，想把李桂云留下在工人剧院演戏，就以总工会名义，请吃饭(由财政信托公司副经理谷诲庵出钱)照像，并给谷诲庵“拉皮条”，吃饭后送李桂云和谷诲庵到永安旅社(市府招待处)睡觉。不少市委委员都知道这事，不但不加阻止，还跟谷诲庵开玩笑。

山头、帮派

在石家庄，党内存在着小山头、小帮派，弄得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市委涣散无力。

一、平山帮：魏士珍(书记)、臧伯平(市委委员、市长)、封云甫(市委委员、公安局局长)、王英(市委组织部干部科长)、杨法陶(前市委办公室主任)、王萃文(劳动局长)、郭辛光(前市府秘书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敷维之(前税务局副局长)、赵子尚(前财政局长)、谷诲庵(企业公司经理)、刘广林(企业局长)、齐斌(工商局副局长)等。平山帮在思想上、特别是经济上有紧密联系。

二、臧伯平小集团：郭辛光、陈茂仪(市府副秘书长)、夏荫南(市府办公室主任)、王英俊(法院院长)、宋兆祥(财政局副局长)、聂福功(企业公司木材厂经理)、彭子堪、江田等。

三、毛铎一派：毛铎、白文治(副书记)、郑林(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张如山(公营企业党委会副书记)、郭靭(企业局副局长)、崔运(市委秘书长)、周小英(市团委书记)等。

此外，还有前工商局局长罗抱一的小山头。

山头、帮派起了许多坏作用，表现在：

一、干部政策上任用自己人。如王英系蜕化干部，投过敌人，和商人关系密切，因是平山帮又会写报告，被任为组织部干部科长。据干部反映，王英吃得开，有时调动干部时，组织部长康瑞华都不能作主，非经王英同意不可。杨法陶，过去搞生产工作与私商关系密切，手头不干净，因系平山帮被任为市委办公室主任，群众反映不当。夏荫南过去曾投敌，因是臧伯平的亲信，被任为市办公室主任。

二、无原则的迁就和互相包庇。如崔运生活腐化，平时不看报不学习，睡懒觉，机关一般干部提出意见，市委领导干部认为崔年纪大了，该照顾点。当党代会上有人提出郭辛光的问题时，封云甫说党代会上提的意见不正派，当有人提议逮捕郭辛光时，封又说：“应该实事求是，我没看到确实材料，我不负责”。臧伯平也说郭没有问题。王萃文接受私商贿赂，包庇私商，在执行劳资政策上失掉立场，三反开始拒不坦白，已检讨十多次群众仍不满意，市委先是撤销其节约分会主任的职，迟至最近才停止其工作，其实早该撤其行政工作职务。企业公司木材厂经理聂福功是平山派，王萃文把他的工资评为三百二十分，群众反映二百分也不值；风行烟草公司经理也是平山派，工资评为三百四十分，比企业公司新中国烟厂、利民烟厂两个经理多七八十分。

三、自由主义。市委会上很少批评与自我批评，市委们不能坚持自己意见。如建立花室的事是崔运办的，魏士珍知道却没有加以阻止。

右倾思想

领导干部只强调团结资本家，照顾资本家，不少工商界人士被吸收到政府机关，当了工商局副局长、税务局副局长、市人民政府委员、市人民代表等，他们得到大量的贷款，但却利用职权剥削工人，诈骗国家资财。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中有申希礼、赵铭、鲁绍猷等，而这些人都是群众、职工所痛恨的人，现已初步检查出鲁绍猷(大兴纱厂经理)偷工减料、偷漏税达九十多亿元。

对工商界捐献的作用估计过高，在宣传上极力表扬资本家。如去年六月十四日石家庄日报以头版头条六栏大标题刊登工商界决定捐献飞机两架的消息，同日加强抗美援朝力量全市百分之七十的厂矿职工超额完成任务消息，却放在二版，给了四栏标题。当时市委副书记魏士珍对该市工商界集体缴纳第一批捐款，写了覆信，大加捧场，如说工商界踊跃捐献是石家庄市的光荣等。实际上石家庄工商界的捐献还没有工人的多，全市职工(包括铁路及井陉矿职工)共捐献四十亿多元，工商业者(包括大兴纱厂)共捐款三十三亿多元，只及职工百分之八十二，工商业者认捐比工人少这种情形在其地城市是少见的。

某些领导干部在执行政策上发生偏差，丧失了立场，特别是调整工商业后，强调了照顾资本家，使工人阶级的利益遭到损失，最突出的是在执行劳资政策上帮助了资本家，打击了工人。一九五零年是石家庄市劳资纠纷最多的一年，发生解雇争议五十四件，涉及解雇职工一百九十六人，劳动局批准解雇一百九十一人，资本家说：“工人有工会，咱们有劳动局”。最典型的是对春隆茶庄解雇店员问题的处理。春隆茶庄资方因为看到工人店员参加工会后政治觉悟一天天提高，就想法解雇十四个积极店员，将一亿多资金转移到天津去，藉口没资本要歇业。工商局未加考虑就批准了；当时市总工会不同意，曾发生争执，后来市委同意了，事情便告结束，临后订了合同，如果该店复业招收店员时，该店失业工人有优先权。实际上春隆茶庄资方在未解雇店员前，已经叫店员粉刷了门面，店员还没走完已经开门复业。市总工会派人来交涉时，才在原春隆字号下面添了华记两字。市总工会和劳动局在这问题上又发生争执，最后春隆茶庄只答应要一个旧店员，并由资方从积极分子店员中挑选了一个自己认为是比较“可靠”的人。

经济部门在吸收工作人员时，单纯强调技术，不考虑政治条件，於是许多奸商资本家便混进来。国营经济部门上自经理、主任、科长、股长、商情员大部分都是资本家。花纱布公司、粮食公司、百货公司、市合作总社、工商局所属几个交易所的主要业务部门，在四百一十六个工作人员中，即有二百五十九人是资本家。最严重的是竟成批的把奸商请进来。如奸商葛钦达是前棉花交易所副主任，现任市合作总社原棉部副部长，葛原系私营同和公花店经理，市工商局要建立棉花交易所时，吸收葛钦达全班人马进来。这些奸商进来后肆无忌惮地偷窃国家资财，并且剥削敲诈市民和农民，如棉花交易所有一次代汉口私营裕华纱厂购买五十九万五千斤皮棉，葛钦达不收农民棉花，让卖花的农民晚上睡在交易所门口，一面却勾结私商以压级、压价、大秤、多除包皮等办法，即剥削敲诈农民一亿六千九百多万元。

市委和市府领导干部对“三反”的态度

据河北省委工作组董东同志谈，市委对三反劲头不大，全市三反和五反的汇报会议先是在市委招待科进行，他们不参加，后来为了方便，移到市委机关内汇报，还是经常不参加。三反开始，市委书记魏士珍作检讨，给自己戴上官僚主义的帽子，并抽象地说自己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具体事实则不谈。副市长苏应明把自己的检查报告推给秘书主任去作，自己睡觉。文教局局长刘星华(据说现已调平原)连检查报告也要秘书代写。一般干部很不满意。市委对一些有贪污行为的领导干部没及时地加以处理，或者处分太轻，影响到机关内的三反运动不能猛烈开展起来。斗争杨法陶时，魏士珍也不参加斗争会。白文治表示很软弱，说：“这位同志一定要好好检讨。”事实上到今天还没有处理，同志们也大有意见。另外，在划分战役上表现了严重的任务观点，不以工作步骤来分，而以时间来分，机械地十天一个战役。

来源：1952年3月1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