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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思想改造运动工作总结（摘要）
[中共浙江大学党委]
1952.09.00

一、工作发展情况

我校先开展“三反”运动，然后转入思想改造运动。

“三反”运动以代表会议形式开始，了解了全校情况，训练培养了积极分子，并帮助部分代表性人物先行过关，到2月18日才全面由反浪费转入反贪污。此时群众中右倾思想极浓，一般认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无甚大问题，直至3月2日召开反贪污大会具体揭发处理了汽车管理处的集体贪污案件，全面转入“打虎”后，右倾思想始不断克服。但以“打虎”工作旷日持久，许多案件不能迅速下结论，一般群众又插不上手，于是“打虎”队员由积极而急燥，群众由兴奋而疲沓，与“打虎”工作脱节。4月中转入退赃定案阶段后，好多案件一时仍无法确定，又值开学在即，遂将大部分贪污分子转移革命大学，群众对此很不满。5月中又把贪污分子陆续调回分别处理。

思想改造运动开展前，群众以为打“思想老虎”了，因而情绪上非常紧张、恐惧，经过反复动员酝酿、调整组织后，渐趋正常。但部分人又发生松懈情绪。经典型报告、党团员小组长带头交代，再将运动收紧，认真地进行思想交代，步步深入、不声不响地转入组织清理工作。迨7月底，将近90％群众皆已过关，少数人很明显的是因政治历史问题不肯老实交代，企图拖延蒙混，于是遂正面动员，号召全面交代，8月初并大力展开了东星北反动思想的批判。于是，以思想批判的形态，而不是以组织清理的形态，结束了运动。至8月中旬，教职员学生组织清理工作先后结束后，毕业学生则抓紧继续进行了统一分配的教育，达到百分之百服从统一分配。理、农学院及工学院有关各系，则转入院系调整工作。

全校参加学习人数2864人，计教授94人，副教授54人，讲师56人，助教156人，职员118人，工友357人，学生2029人。全校共30人因公因病未参加思想改造学习。未参加思想批判的8人，未参加全面交代的32人，其中部分均在后阶段进行补课。

二、主要收获

通过思想改造运动，肃清了贪污，杜绝了浪费；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基本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全面地了解了全校教职员学生的组织情况和思想面貌，为今后的学校改革创造了条件。

（一）“三反”运动使学校中肃清了贪污，停止了浪费。全校坦白交代有贪污行为者188人，坦白数字最初达82亿，后经反复审查，根据中央政策，分别予以定案、结案、销案、悬案处理。根据最后审查结果：贪污数字在百万以下者48人；百万以上者50人；千万以上者33人，确有重大嫌疑，证据不足，专作悬案处理者9人；因解放以前及之江大学接管以前贪污，不予追究的销案处理者12人；数字很小，不予处理者36人；正在重新审查未做结论者3人；根据已定案数字，全校反出贪污计21亿余。浪费情况：主要是物资的积压造成严重浪费。根据理、工两院及总务处初步估计，积压数字2亿2000余万，浪费数字5800余万元，而学校修建工程由于官僚主义，被盗窃的数字则达1亿8000万元左右。

（二）暴露并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划清了敌我界限与是非界限：

1、崇美、亲美思想过去在教师中普遍存在，尤以留学美国者为最。他们崇拜美国“物质文明”，一切都是美国的好。有的人认为：“美国杂志不来，研究工作就没法做了。”一切教学内容极力效法英美，甚至认为“西湖的水，总不及美国的清”。严重的像理学院院长谈家祯，检讨解放前竟希望“把中国索性交给‘美国佬’来管”，解放后他仍“希望中国共产党走铁托的路线”，倒向美国怀抱。通过这次批判，他认识到这是极严重的丧失民族立场的奴化思想，沉痛控诉了帝国主义思想对于自己的长期毒害。

2、名利思想在全校占着主要的地位。教师们一贯轻教学、重研究，尤其是理学院的先生，认为书教得好只不过是个教书匠，只有发表论文，尤其在外国杂志发表论文，才能博得“学术界权威”的垂青，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为了这个目的，很多留学生不惜盲目吹嘘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为了这个目的，不惜教学生好高骛远、脱离实际。教务长苏步青检讨说：“我口头上说我做研究工作是‘为中国争取国际上的学术地位’，是‘为了造就人才’，但心里却想藉此建立自己的声望，做一个‘国际知名的学者’。‘学术’只是当做求得个人名利的阶梯。”

3、超政治、技术与政治脱节的现象在教师中也普遍存在着。他们处处宣扬自己的“清高”“不问政治”，个别人以人家批评他技术与政治脱节为荣，轻视政治，轻视进步。化工系副教授朱葆琳检查自己的超政治的思想为的是名，为的是利。农艺系教授丁振麟检讨自己在超政治的思想的指导下，曾劝于子三安心读书，不要搞学生运动事，说：“是拖他的后腿，做了反动派的代言人。”某教授检讨说：“口头上自以为是超政治超阶级的科学家，实质上是患着严重的亲美崇美恐美病。”

4、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严重存在。争经费、争仪器是极平常的事，认为“不本位，就倒楣”。农化系系主任朱祖祥在会议上争经费是出名的，在校务会议上就为农学院争，在院务会议上就为农化系争，农化系有土壤、肥料两组，在系里又为他负责的土壤组争，他这次在批判中说：“这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死活，主要是个人争权争利，经过思想改造不应这样了。”

宗派主义的基础是雄厚的，有很多是很有历史性的。过去全校有所谓“中央军”（指前中大的）“地方军”（浙大的）“蟋蟀军”三大派别，勾心斗角，都想独霸一方，而各院各系内部又各有自己的山头，相互竞争。苏步青曾检讨自己参与二大派别的斗争，“使教学工作蒙受重大的损失，使学校发展受到很大的障碍”。

5、雇佣观点，唯利是图。这种思想的特点是一切从利出发，在职员中较为普遍。有人检讨自己是“一分钱，一分货”，是“摇铃上班，盖章拿薪”，根本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一位教授为了多得钱，到校外兼课，妨碍教学，应付了事。实足是贩卖知识的搧客。航空系教授戴昌晖，过去一面教学，一面做生意，到处打听那种生意出息最大，想以此积蓄资本，开厂、做老闆。

6、享乐思想。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长期过着资产阶级生活的教师，这种思想沾染较深。有的整天在金钱上打算盘，计算待遇高下，追求生活上的享乐，工作不安心，教学敷衍，不肯钻研。工学院某教授开汽车工程学这一课，把如何装备汽车的坐位，灯光式样，甚至无线电等，讲得天花乱坠，还说坐着小汽车去游山玩水，兜风进浴场，多么快乐。他自己检讨说：来浙大的动机之一，是为了“西湖水色山光”，因此时常一教完课，就逛街游湖。在思想检查中，同样有不少先生暴露了很多贪图享乐的思想，并一致认识到：这是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是腐化堕落的祸根，因此使绝大多数的教师，对这种思想的侵袭，提高了很大的警惕。

7、消极悲观思想。这种思想一般是不明显的，不普遍的，只在年纪老而其所学赶不上时代；历史较复杂，污点较大；经深刻检查或经过揭发，发现自己有较严重的思想问题的教师中存在着。

以上这些主要的错误思想，解放3年多来，曾严重地危害着我们人民教育，妨碍团结，使祖国工业化首先培养大批建设干部的根本之图受到很大的损失。这次思想改造虽然在批判与克服的程度上还不是完全彻底，但他们在浙大的阵地基本上被摧毁了。

（三）经过组织清理后，政治情况与组织情况也基本掌握了。教职员473人中，参加反动组织者203人，占总人数的42％强；应届毕业生594人中，参加反动组织者120人，占20％强；非毕业生1435人中，参加反动组织者135人，占9.4％强；缴出反动证件84件，武器2件。

其中严重政治问题计托匪1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8人，土匪3人，伪军官5人，伪政府人员（科、处，局长以上）8人，特务（中统分子1人，军统外围分子3人，核心分子6人，蒋经国系统4人）14人。目前仅初步掌握情况，尚须进一步侦察汇集材料，才能做出最后处理意见。目前处理、调出者，将材料转当地政府公安部门处理，留校者须继续进行侦察、搞清问题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三、工作中的缺点

（一）“三反”运动，我们尚未及充分准备（对贪污情况的掌握和对干部的整训都不足），即全面展开，工作粗糙，方式上生硬，同时在后期相当普遍地存在着逼供或变相逼供现象，致后期引起群众的反感。“三反”中有两个贪污分子（农场陶秉珍，医务组张光耀）畏罪自杀，由于该案件的迅速处理，群众中未引起什么反感。自杀未遂的有总务处职员孙亮甫、合作社职员邓世恒2人。

思想改造未开始前，群众情绪非常紧张，总会宣传股拟组织稿件、宣传酝酿思想改造运动，曾访问机械系教授柯元恒，并拟请其写稿。在访问时，对其患得患失名位思想曾进行初步分析，柯本人神经本已高度衰弱，在当时形势下又加宣传股派人去访问，他感到震动，致不幸出走自杀。经寻获其尸体、确定其自杀后，乃召开学委会讨论，决定给予抚恤，并由学校给其安葬。

（二）思想批判及清理组织工作，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个别教职员的思想问题、政治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如有一位教师满口服从院系调整分配，但暗地却另有活动，土木系有两个教师怕服从分配，甚至去灵隐寺拜神求签。也有的在填表时仍捏造一套，欺骗组织。个别教职员在交代参加反动组织时，强调自己幼稚、单纯，只交代组织，很少交代具体活动和思想动机，就更谈不到认清反动组织的本质，以及给予人民的危害性。

对于反动政治思想还缺乏深刻的彻底的批判。

（三）宗派主义问题未能彻底解决。通过这次运动，一般团结问题大体获得解决，但仍有些历史性的，像数学系的苏步青与陈建功的宗派，只打垮了他们的下层，巨头间的不团结现象仍然存在。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