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全文：

上海学院思想改造运动总结
1952.10.00

上海学院是上海高等学校中最后一批（第三批）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运动从1952年7月9日开展“三反”斗争入手，7月24日转入思想批判（后期结合进行了组织清理工作），9月6日基本结束，先后历时两月。因部分兼任教师及大多数夜班学生未能参加学习，故全校原有师生员工1239人中，参加学习者仅有638人，其中教师46人（原有60人，专任12人，兼任48人），学生559人（原有1145人，日班404人，夜班741人），职员17人（原有18人），工友16人。整个运动的发展是顺利而健康的，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兹就各项有关问题分述如下：

（一）运动前学校的情况

（1）上海学院是由6个私立学校（上海法政学院、诚明文学院、新中国法商学院、新中国学院、上海法学院法律系及光夏商业专科学校）于1951年8月合并组成的。原大校都有“学店”之称，规模极小，设备很差，师资更缺；且校务混乱，思想腐朽，成份复杂，并校后，虽稍有改进，但未经根本改造，情况依然混乱，宗派矛盾则更紧张。教师仍兼任多，专任少；学生则在业多，在学少，文化程度和年龄极不整齐，有的只有高小程度，有的已46岁。教师多为赚钱而教课，学生则多半为混文凭而来，故教风不正，学风极坏。

（2）政治情况复杂。原来78个教职员中，69人曾参加过反动组织或者曾在反动党、军、警、宪、政机关作过事。参加学习的46个教师中，21人有严重政治问题。其中有亲身审讯“七君子”的“法官”，也有国民党用以迫害革命志士的“反省院”的“训育员”。甚至个别教师在解放后还在暗中接受台湾国民党匪帮的“聘任”。在学生中有政治、历史问题者几占参加学习的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104人）。思想改造运动前全校仅有一个中共党员及34个青年团员，表现积极的学生仅有90几人，而各方面都表现落后的学生却有210余人，占大多数的中间分子在运动以前也大多受反动落后集团影响。由于学校成员复杂，故反动思想在校内相当普遍地存在，部分反动分子更一贯在校内散布反动言论，进行破坏活动。如说镇压反革命是“冤枉好人”，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是“解放朝鲜人民”等。甚至在思想改造中，仍屡次发现“打倒李琦（该院学委会办公室主任）”等字样的反动标语，学生陆朋南、卢毅等人组织落后集团，对抗思想改造运动，公开骂团员为“校方走狗”，声言“三反”要首先“反团”，否则“‘三反’搞不好”等等。

（3）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腐朽思想和行为更为严重。许多教师不用力教学，专靠投机取巧来钻营牟利，有的人是靠伪造资历而骗到教授职位的，有的教授在校外兼作资本家的“代理人”，不少人身兼数校教授，只顾自己赚钱，不惜误人子弟。参加学习的46个教师中，竟有35人犯过贪污行为。在学生中则不少人不事求学，终日胡混。经济系学生沈勋龙竟在学校宿舍里强奸妇女，女生方漪以每两周换一个男“朋友”为荣。甚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仍有人假装生病，出外跳舞。参加学习的559个学生中，犯过贪污行为者，竟占87％。师生大多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家庭，多数学生为私营厂商的职员，更有的学生本身即为资本家，“五毒”俱全，如经济系学生唐冠洲，系商店老闆，曾偷税漏税2000余万元。

由于以上种种情况，对思想改造运动的认识也有偏差：一般团员及积极分子和本身问题不大的人们感到“上海学院太落后”，“应该改造一下”，但都抱着改造别人，不改造自己的态度。其中有的人不愿参加学习。教职员怕不参加思想改造会影响“饭碗”，学生怕不参加思想改造会“失学”，因而不得已被动地参加了思想改造。那些落后分子及有历史政治问题的人则心中恐惧，表面上规规矩矩，试探领导的意图，随机应变。有些人到处打听第一、二批学校进行思想改造的情况，准备“沉着应战”和“应付过关”。也有些人对政策方针有些了解。个别分子表示对抗，造谣中伤，企图把运动搞乱。总之，在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时，校内思想情况是相当混乱的。

（二）运动的过程

上海学院整个思想改造运动分为两个步骤，即“三反”运动阶段与思想批判（结合组织清理）阶段。“三反”阶段以职员为重点，掌握思想改造为主的方针；思想批判阶段以教师为重点，后期结合进行组织清理。整个运动基本上贯彻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不追不逼、启发自觉的方针，以及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精神。

“三反”斗争阶段：根据上海一、二批学校的工作经验，及私立学校的具体情况，上海的第三批学校没有采取一般“打虎”的方式而是采用了深入而广泛的发动群众，充分掌握材料，大力说服教育，争取“不战而胜”的方法，并强调“三反”的目的是为了思想改造，以稳步转入思想批判。主要作法：（一）首先通过组织座谈舒同主任关于思想改造运动的动员报告，在全体师生员工群众中，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政策教育，初步安定了学习情绪，端正了学习态度；（二）在学生、工友群众中普遍号召“洗手”交代，一般采取不咎既往、杜绝今后的原则，一律不斗争、不戴贪污帽子（个别严重问题，个别处理），迅速地解放他们，这样很快地发动了群众；（三）一方面号召职员教师自觉坦白交代，工作组干部深入小组进行具体工作；另方面抽调了党员、团员、积极分子120人，组成检查大队，清点校产、帐册，充分搜集研究材料，并大力发动群众检举，形成群众性的检查运动。因而，进一步掌握了材料，使领导上“心中有数”，明确了斗争目标，而且迅速推动了职员教师的坦白交代，使斗争取得了“不战而胜”。

这一阶段从7月9日开始至7月24日结束，只用了两周的时间。

思想批判阶段：在由“三反”斗争转入思想批判时，主要做好了三项准备工作：（1）研究材料，重新排队分类；（2）培养骨干，组织力量——首先整顿了党、团支部，个别在“三反”斗争中严重脱离群众的党、团员，作了检讨，结果反映很好，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给思想批判中的大力互助创造了条件；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政治教育，动员学生选派学生代表，参加教职员小组、广泛提供材料，以帮助教职员进行自我检查；（3）物色培养典型示范对象。同时，自下而上地进行了“三反”阶段的学习总结，以“三反”斗争中揭露出来的丰富材料，说明利害，指出思想改造的必要，并交代党的思想改造政策。经过这样反复动员、座谈醖釀之后，一般群众对思想改造有了认识和迫切的要求，遂稳步转入思想批判阶段。

思想批判以教师为重点，又采取分批过关的办法，一般将“重点”分子放在后面；对学生着重正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启发其自觉检查。在运动进行中，教职员与学生交叉进行。通过学生代表帮助教职员，通过教职员的检查批判以提高学生。在进行中，除了不断打破顾虑和端正态度外，并特别强调“严肃改造、热情相待”的精神，在方式上是采取小会交代、典型示范与重点批判相结合，并辅之以个别谈话、群众互助等办法。然后，在思想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结合进行组织清理。组织清理在运动中，并不划分为一阶段，只是重点不同，即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交代政治历史问题。

思想批判阶段自7月25日开始至9月6日结束，共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三）工作的收获与缺点

思想改造运动对上海学院是一次空前的群众自觉的思想改革。这次运动的收获如下：

（1）彻底揭发与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首先是普遍地揭发了严重的贪污行为，并通过清查，使我们弄清了全部校产，杜绝与避免了院系调整物资分配中的贪污浪费现象。从全校师生员工坦白交代的情况看，从建国之日算起，参加学习的17名职员和16名工友，全部犯有贪污行为；46名教师中，犯有贪污行为者35人，占76％强；559名学生中犯有贪污行为者有489人，占87％强。其次是严肃批判了普遍存在的严重的唯利是图、投机取巧、自私自利、享乐腐化的思想行为，如会计专修科主任教授张更生，一面任教一面给资产阶级当会计师，把“教授”二字印在名片上力求“生意兴隆”，兼任教授郑君儒过去一直本着他的“教学一分钱一分货”的原则，“精力随着钱多寡而增减”，否则就认为是“亏本生意”；教授秦岳灵经常怨恨“共产党来了，没有投机发财的机会了”；会计专修科教授钱晓云在3个学校教课，只求赚钱，不顾学生学业。在学生中资产阶级思想行为亦极其严重，学生田松庆说：“我认为如果享乐的时间终止，我就死去。”有个学生竟一贯敲诈、勒索、打架拿工钱、乘车不付钱、奢侈腐化、玩弄异性、嫖妓女，甚至有的竟在宿舍里强奸妇女，以及考试作弊、伪造证件等等，无所不有。经过对以上思想行为揭发批判，师生员工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从而在行动中有了显著的转变。许多人坚决放弃了资产阶级的道路。教授顾颉刚表示坚决辞掉资本家代理人的职务。学生中的“阿飞”头目陆朋南等在运动中受到学生群众的批判，将他的邪风打倒。全体教职员均表示无条件地服从院系调整的调配，毕业班学生178人，运动开始时仅有40几人愿意服从统一分配，运动以后，全部服从统一分配。其中有的过去曾决定毕业后去作资本家或为资本家服务的，如：女生金溢原来有520个单位薪水的职位，高祖湘是大资本家的“小姐”，也都愉快地服从分配到西北去。

（2）彻底揭发批判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初步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界限，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师生中过去普遍存在着崇美、亲美、卑视自己祖国的思想，许多人检查出过去一直把美帝国主义当作自己的“朋友”，“害怕抗美援朝”，说什么“抗美援朝会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敌人，那还了得”，而不知道美帝国主义从来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如总务长顾维熊）。他们崇拜美国的“科学发达，物质文明”，如教授徐石樵口口声声说美国如何好，而说“中国是一个地大而荒，物博而蔽，人多而愚”的国家，甚至有的学生竟无耻地说：“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美国狗天天有肉吃，中国人却没有”， “美国人的大腿也比中国人好。”不少学生过去陶醉在美国电影里，有些女学生“一心要嫁给美国人”。师生中过去也较普遍地存在着反共反苏的反动思想，徐石樵教授说：“阶级是共产党硬造出来的，它使人们引起仇恨，由仇恨而引起斗争。”张文源教授说：“共产党是绿林强盗，到处抢劫，共产党来了，贫富都不好过。”也有的人认为“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毛主席到苏联去是出卖中国”。学生薛季礼自称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公然歌颂托洛斯基匪徒，污蔑苏联，诽谤斯大林。教授李良过去著“国难集”专事传播反动思想。这些反动思想，过去一直畅行无阻地在校内泛滥，经过这次运动才得到了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使绝大部分人初步摆脱了反动思想的影响，清醒过来，才感到共产党的伟大，祖国的可爱。因而纷纷向党交代了自己过去一直隐瞒的政治历史问题，及反动图书和反动证件，表示“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为人民服务到底”。教授顾颉刚在交代了自己的问题以后说：“我过去作了危害人民的罪行，今后我当努力为人民服务，将功赎罪。”

（3）在深入思想批判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全校师生员工普遍交代了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使我们得以初步掌握其政治思想面貌。根据运动中的交代：参加学习的46名教师中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3人，一般分子10人，曾在日、伪、蒋之军、警、宪、政等机关任要职者12人，任一般职务者5人，参加特务组织者5人，计35人（其中有叛徒及情节严重的分子21人），占参加学习的教师总数四分之三强；在17个职员中曾在日、伪、蒋之军、警、宪、政机关任要职者2人，一般职务者1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2人，一般人员2人，犯有反革命行为者1人，叛徒1人，思想反动的分子2人，计11人；在559个学生中反动党团组织之骨干分子3人，一般分子61人，日、伪、蒋之军、警、宪、政机关任要职者5人，一般人员17人，参加过特务组织者18人，思想反动的分子121人，计225人。

此外，交出国民党反动派党证1份，反革命委派令、证状数份，伪造校钤等印章4个，伪国大代表章3枚，四维童子军证章1套，另外，尚有反动书刊画片（内有部分荒淫腐朽的图片）1000余件。

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绝大部分群众向我党靠拢了一大步，进步与落后力量的比重起了变化。教职员中的积极进步分子由运动前的8人增至19人，中间分子由16人变为18人，落后分子由29人减至16人，学生中进步分子由134人增至205人，中间分子由213人变为237人，落后分子由212人减至117人。并且不管进步分子与中间分子的认识水平，都较前大为提高。同时，大批青年要求入团，学生中至运动结束时正式提出申请入团的，已有300人（毕业班已发展了13个新团员）。同时，由于思想改造运动的胜利，使运动后的院系调整统一分配（解散上海学院）工作，也得顺利地完成。

由于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加上第三批学校接受了第一、二两批的工作经验，上海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基本上是正常的、健康的，结果是胜利的。但因有某些具体情况掌握不紧，加之人手太少，在工作中发生了以下的缺点：

第一、对于通过思想批判结合进行组织清理的工作方针不够明确，不善于启发自觉。在群众的思想觉悟尚未提高的时候，就想搞清问题，单纯地采用“提疑问”方式，曾经一度造成追逼的紧张现象，发现后才纠正了。

第二、对学生的思想批判运动，进行政策教育不够，又没有掌握重点实验，即轻率地展开，致使某些小组追逼男女关系问题，发生一女生自杀未遂事件。

第三、在排队过关时，对于第一、二类教师过关拖延时间过长。主要原因是事先未做好对他们进行个别帮助，而教师又从来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经验。如孟庭柯1人拖了7、8天，就牵扯了力量，消耗了时间。后来因时间紧迫，对重点分子如四类的王进珊、张勗，反而潦草从事，没有搞彻底。因而有前紧后松的现象。

第四、造成上述缺点的基本原因是领导方式不好。工作中汇报情况很多，却很少集体研究，对小组的具体帮助不够，以致有个别干部感到缺少办法。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