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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大学思想改造运动总结报告
[中共圣约翰大学党委]
1952.10.00

第一部分：基本情况

（一）约大是一所有70余年历史的教会大学。在美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奴化教育下，使校内师生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严重的崇美、亲美思想。许多教师用英文名字，用英语讲话，崇尚“美国派头”，讲求“美国生活方式”。有些教师也以曾经留学美国为“至上荣誉”，也有些人因为未能“留美镀金”而悔恨自己“不得志”。在学术上则以美国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医科的教授说只有美国的医学才是“正统”，称苏联的组织疗法为“尚未脱离医学上的野蛮时代”。理工的教授则认为只有美国的科学才是“国际标准”。严重的是更有许多师生发展到卑视祖国毫无民族自信的地步，对祖国解放3年来的伟大成就熟视无睹，对伟大祖国的飞跃前进抱怀疑态度。有的教授竟把空前未有的治淮工程，看作是“共产党为了宣传，选一条河治一治，以便制造宣传资本”。还有人竟天天希望毛主席走狄托路线，能够“恢复中美邦交”。学生们则羡慕美国的“物质文明”，模仿“美式生活”，并养成享乐腐化思想。如有的学生异想天开地打算找三个“太太”，一个伴他打猎，一个伴他跳舞，一个伴他陪客进餐。同样也有女学生想找三个情夫，一个有钱的供她享受，一个长的漂亮陪她逛公园，一个给他解决思想问题，使她永不苦恼。所有这一些都是美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直接反映。这是约大最突出的思想情况。

（二）全校师生员工的政治情况也是极其复杂的。参加思想改造的107名教师中，有历史问题及严重政治问题的就在三分之一以上。在全校的教职员中有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有反动军队校级以上的军官，有反动政府科、室、处、厅的各级官佐，有干过15年宪兵出身的“职员”，也有毛遂自荐来历不明的“教师”。全校师生员工的家庭成份也大多是资产阶级及地主。在1387名学生中就有32人是资方的代理人，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则有634人，而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仅有4人。

由于约大是美帝国主义教会大学，因此在师生员工中有不少人是教徒：102个专任教师中有教徒38人，职员50人中竟有22人是教徒。在全体学生中有基督徒193人（约有40人为属灵派）、天主教徒20人（内有圣母军分子6人）。不少教徒尤其是天主教徒及基督教的属灵派对我们的各种措施采取敌对态度，是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阻力。

（三）校内的党、团组织基础薄弱。运动开始前全校只有党员21人，占师生员工总数的1.3％。团的组织基础较好，也仅有151人，与国立大学比较起来相差甚远。这是进行工作的主要力量。

第二部分：思想改造运动的简况与主要收获

约大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上海第二批大学的重点之一，从5月12日开始，到9月3日结束，历时近4个月。参加运动的总人数为1613人，其中有教师107人，职员50人，工人69人，学生1387人。整个运动从“三反”开始，但不把“三反”当做一个独立阶段进行，时间不过1个月。在经过“三反”揭发和暴露问题后，即迅速转入以反帝爱国为中心的思想批判，并结合进行组织清理。在运动中除听取了舒同主任给各校师生所作的动员报告外，又由陈其五副部长作了两次动员报告。按照运动的发展及群众的需要，本校学委会又组织了补充动员及学习小结等报告22次。除了一般的小组讨论批判，曾组织了19个人的典型报告和9次代表会或以院系为单位的思想批判大会；此外还布置了一个对思想改造有重大启发作用的“反帝爱国思想展览会”，有组织有领导地参观过一次工厂，放映过“荣誉审判会”等几部影片。这一切活动都对思想改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上级党及华东学习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整个运动的发展是正常的健康的，取得了以下几点收获：

第一、严肃地批判、打击了约大的突出思想——崇美、亲美思想，清算了帝国主义的思想影响。在思想批判中很多教师和学生认真地检查了自己思想上行动上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尤其经过了“反帝爱国思想展览会”的教育启发，使之更深刻地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转变了亲美、崇美的思想情绪，爱国主义思想得到了发扬。有的先生说：“过去为帝国主义服务几十年，想起来心痛得很，今后一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藉以偿赎过去的罪恶。”年近7旬的老先生在批判了自己的崇美、亲美思想后表示：“我虽年长几岁，但我还有信心为新中国服务20年，祖国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决不计较个人得失。”一位教授说：“过去把爱国主义当作口号，经过思想改造以后才真正和祖国有了感情。”在思想觉悟的基础上，教师们纷纷缴出了美帝国主义送给的金钥匙、奖章及用以“抵御共产主义”的“黑洋伞”。学生也纷纷交出受美帝国主义毒害而购置的奇装异服和弓、箭、刀、叉，并一致表示永远与这些东西断绝往来。由于爱国主义思想的增长，很多教师鼓励自己的子女服从统一分配与院系调整，自己也表示服从国家的分配。在公布院系调整方案的大会上，当主席宣布“圣约翰这个象征着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校名，在院系调整以后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的时候，受到了全场师生员工的热烈的鼓掌和欢呼。

第二、严肃地打击了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树立了以工人阶级思想为领导思想的基础。运动开始前，很多教师和学生对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缺乏认识，甚至存在敌对情绪。有的人把人民政府称为“共产党的政府”，认为与自己“没啥关系”，把响应政府的号召视为“不得已勉强为之的义务”。有人说：“我听到说工人阶级领导就不舒服，脸子都和大饼一样，不配领导我们。”不少人为资产阶级抱不平，说：“好的思想都是工人阶级的，难道资产阶级就没有一点好吗？”对思想改造也抱着抵触态度，认为“思想改造是共产党无形的钢刀，改造不好就充军新疆”。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师生员工严肃地批判了这些反动思想及资产阶级思想，政治认识和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了。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不仅在理论上搞通了，在“感情上也服贴了”，有的教师说：“过去喊共产党万岁是喊在嘴巴上，现在真正喊在心里了。”思想与人民政府靠近了，与人民再不是那样虚情假意，因而很多师生自觉地交代了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生物系教授朱元鼎（鱼类专家）检查了自己曾给汪逆精卫实业部做中国沿海经济鱼类研究的事实，土木工程系胡沛泉也交代曾在美国到处作反苏反共演说的反动行为。因而使我们了解了约大师生员工的政治面貌，达到了组织清理的目的。在107个教师中交代政治、历史问题的有40人共80件，50个职员中交代政治、历史问题的有13人共26件，1387个学生中交代政治、历史问题的共有174人共202件，69个工友中也有11人交代了问题。

由于政治觉悟的提高，涌现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出现了很多新气象，教职员都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邓裕兰老教授说：“以前过于考虑自己的问题，经过思想改造，我把自己交给人民政府，无论调到那里，我都愉快地服从。”应届毕业生96.1％作到了愉快地服从统一分配，非毕业学生也保证了院系调整方案的顺利贯彻，在学生中并有152名参加了青年团。

第三、清算了贪污、浪费的思想行为，严厉地批判了官僚主义作风。“三反”以前，校内普遍流传着种种错误言论，说约大无啥可反，并列举理由：私立学校以穷出名，无污可贪；设备欠缺，没有什么可以浪费；官僚主义可能有，不会严重；结论是“约大无老虎，可能有小猫。”有的人则害怕受冤枉，有的人等候挨打。“三反”的结果，证明了约大有贪污、浪费，而且很严重。全体教职员工交代贪污的人数就有166人，其中职员交代贪污的人数竟占全体职员的76％。总计贪污金额仅开国后就有165,133,762元。浪费现象更为严重，由于深厚的崇美思想致使大批美货仪器药品被当作“宝贝”积压下来，与教学无甚关系的美国刀片积压的很多。由于长期的积压，使很多东西“由固体变成液体，再由液体变成气体”。价值1亿8000万元的维他命已经变质。

通过了“三反”斗争，清楚地说明了人民政府的政策，清除了一些消极混乱思想，同时也揭露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丑恶面目，使绝大多数人从思想感情上认识了“三反”“五反”的伟大意义，认识到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为进一步进行思想批判打下了基础。

第四、师生员工们初步掌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加强了团结，树立起正气。在过去的教会学校中，根本谈不到什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学校内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教职员欺压学生、工友，教师中则结成很多“小圈子”，互相排挤。有的教师相互闹意见一直闹了十几年；有些教师并利用批评的武器，作为打击报复的手段。很多教师认为自我批评是“出丑”，以“不用为佳”。在思想改造中，大多数人开始认识了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开始学习运用这一武器。由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职员与工友之间的团结增强了，个别教师之间积结多年的“小包袱”也解开了。很多教师批判了自己过去的清高自大，开始放下架子，虚心起来。有些职员针对过去对帝国主义分子“吹牛拍马、仗势欺人”的思想行为作了公开的检讨，在学生和工友面前低头认错，取得了群众的谅解。过去被称之为“处世之道”的虚伪作风开始清除，开始树立起团结友爱的新风气。

此外在运动当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首先是对于欧美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没有很好地重视和展开，影响了思想改造效果的扩大。其次，由于对思想改造工作缺乏经验，工作中的计划性不够周密，预见性差，因而形成运动时紧时松，甚至在运动的中期曾发生一度步调紊乱的现象。第三，运动中对贯彻“既稳健又彻底”的精神方面有着偏向。当运动正在向着高潮发展的时候，因为中文系主任蔡振华突然病故，怕惹出“人命乱子”，而形成不敢下手的情况，因此就使得思想批判与组织清理的收获不够很彻底（从运动结束后收到的检举材料来看，知道刘德中主要的问题未交代）。

第三部分：几点经验体会

一、思想改造对于旧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工人阶级思想对非工人阶级思想的一场革命性的战斗。在运动中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自觉性积极性，依靠群众思想觉悟的成熟，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取得群众自觉，就必须处处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精神。工作证明：只要我们根据群众思想变化情况，本着以理服人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是完全会受到欢迎的。不断这样做的结果，就可以缩短与消灭他们与我党之间的距离，使他们化恐惧为信服；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充分启发其思想上内在的积极因素，展开思想斗争，走向自觉改造的道路。反之，企图对其“强攻”或过多地进行生硬的指责批评、群众压力过火等等做法都会造成不利，其结果不是碰壁就是吃“夹生饭”。

我们在工作初期因有些同志对上述精神领会不够，使工作走了弯路。如赵修鸿（教授）是约大的元老，过去曾破坏过学生运动，是帝国主义分子的亲信，人缘又不大好，在清查档案前又焚燬过文件。因此在运动初期，我们一直把他作为“打击对象”，离开了“治病救人”的精神。因此使他终日神色不安，开口说话先发抖，但对真实思想却毫不吐露。后来我们主动地转变了对他的态度，改变了工作方法，又加以“反帝爱国思想展览会”的教育，才把他从被动的改造局面中转变过来，启发了他的觉悟，很快地就在小组内获得通过。对待胡沛泉（教授）也是这样，领导上未能很快地研究其对思想改造抵触的原因，即生硬地藉群众压力进行强烈的批评，结果造成僵持局面，使其对思想改造采取了消极的抵抗。在运动后期，虽然改变了做法，化了相当大的力量才争取其转变过来，但结果还不甚圆满。从这些教训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上级党一再指示“启发自觉、不追不逼”是完全正确的方针。

二、在教会学校师生员工政治水平一般较低的情况下，欲在短促的时间内，启发群众自觉，积极投入思想改造，必须从正面反复进行爱国反帝教育，提高其思想认识；此外并结合进行用现实事物启发自觉的形象化教育也是很重要的。约大在思想改造中，领导上曾反复多次地作了动员启发报告，以提高师生的认识水平。同时也布置了反帝爱国展览会，组织参观工厂，进行苏联情况介绍等，从形象化教育中加强巩固正面认识，对思想批判起了很大作用。有的教授在参观工厂后，兴奋地说：“参观一次工厂，胜开三次小组会。”但各种形象化的教育的进行必须要有组织，要按照运动的发展，安排的得当、及时并组织座谈讨论，以提高认识。否则会引起思想混乱，影响运动的进行。约大反帝爱国展览会的展出，虽然收获很大，但是按运动的发展情况来讲，就嫌过早了一点，以致和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不能吻合，影响了效果的扩大。

三、典型示范是启发自觉、带动落后、保证运动顺利前进的重要方法。“典型示范”是一件深入细致的工作，不可有丝毫的疏忽大意。选择培养典型必须要注意两个方面：一、其本人的思想在群众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是比较突出；二、是具有一定的思想觉悟，经过帮助有成熟较快的可能。忽视前者，即便培养成功也必然作用不大，忽视后者就往往有落空的可能。对象确定以后，必须分工负责，专人掌握，定期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这些对象思想变化的情况，确定培养帮助的方法。我们在上级党的一再指示下，对典型的培养是重视的。但由于确定对象时，缺乏周密的研究，尤其对他们的觉悟基础考虑不足，没有看清他们是否会比一般群众进展较快，结果费了很大力气，而收效很小。虽然他们经过帮助、培养，批判的一般较好，但多数没能成为典型。

借用外校的典型，从实际效果来看是不适宜的。因为借来的典型不是从本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因此缺乏群众基础，不是特别出色的，就不会产生作用。搞不好，反而产生一些影响群众自信心的副作用。

四、在运动当中，除了在学委会当中确实保证党的领导外，对于小组长的人选和积极分子的运用也必须重视。经验证明：小组长必须是由党、团员或是靠近党、团作风正派并有一定工作能力的积极分子来充任。至于产生的方法，用指定抑是选举，可视具体情况而定。假若群众选举的条件不够成熟，指定也无大妨碍。如果不能确保小组长品质的优良，我们的领导意图就很难贯彻。如教职员的小组长之一陈仁炳，就形成尾大不调；欧阳可庆不但不能遵照我们的意图掌握小组，反而成为落后群众的“护身符”，处处试探领导意图，为落后分子开通道，这就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

其次，是如何正确发挥和组织积极分子的力量。在运动中团结在党、团周围的积极分子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我们认为有组织地发挥这批力量的主要方法，就是把他们作为互助活动的核心。互助组必须在积极分子的掌握下根据自愿结合的原则组织起来。我们有意识这样做的结果很好，对于贯彻党的领导意图协助党的领导来说，起了重大作用。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