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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怎样改造? -- 张治中对驻迪化起义部队机关干部讲话
张治中
1949.12.06
峙岳将军、各位官长同志们:
今天我来到迪化，和驻新疆的在陶将军领导下参加起义的部队同志们有见面的机会，这是很愉快的一件事。
这次我陪同彭副总司令到迪化来，不过是来看望大家同志们的。我知道，大家同志们常常在关怀着我，而我也同样的常常在关怀大家同志们；今天有这个机会见面，尤其在这个时代转变之后来和大家见面，这真是一个很难得的幸运的机会，所以我今天首先要向大家同志们表示慰问之意!
一，我留平八月的经过
今天和大家见面，话从那里说起呢?我想，首先把我这几个月来的经过，就是今年四月一日从南京飞到北平和中共举行和谈，以至和谈破制后留在北平的将近八个月来的经过报告大家。当然，从报纸上，从广州、台湾中央社发出的消息里，他们都报导了不少说我留在北平这样那样的话，大家大概都看到，这都是一派的胡言诳语，今天在大家同志面前，我应该做一个真实扼要的报告。这当然是大家所最关怀的问题之一。
大家知道，我从今年一月底回到兰州以后，就决心不再到南京去，并且决心不参加国内和平商谈的问题了。但是；南京方面两次派飞机来接我，天天来电报和长途电话，非要我到南京去不可，而且非要我参加和平商谈不可。到南京后，经过相当时间的研商，我以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名义于四月一日由南京飞到了北平。经过二十天的商谈，最后终于决裂了。其中经过，大家从报章上，传说上已经看到听到一些。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时候，南京方面负责人对代表团所表示的态度，对全国人民所表示的态度是什么?就是真诚的谋取和平，并且正式发表了给毛主席的信件，承认以毛主席所提八项为商谈基础；但是反复折冲的结果，我们所争持的很多，中共方面所让步的也很多，代表团经过多次郑重的研讨之后，决定接受中共轰后所提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回到南京，建议政府接受。可是他们回到南京后，南京政府方面的态度和从前对我们所表示的真诚谋取和平的态度完全尔样，他们拒绝接受；同时有些顽固派对代表团，特别是对我个人大肆攻击。因此我才看出来，他们过去要我们到北平来参加和谈不是真诚的，根本是一种欺骗——不但对代表团是一种欺骗，对全国人民更是欺骗。今天，人民解放军全国性的胜利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代表团的意见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所希望和要求的:就拿这次新疆和平解放的事实来看，也可以证明我们主张和平，主张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意见是正确的。
和谈破制以后，代表团当然要回到南京复命，南京方面也派飞机来接我们回去，但是，我们又接到南京的指示，要我们飞到上海——那时候他们已经决定放弃南京了。当时中共朋友对我们说:‘代表团不必回去，请你们还是留在北平、现在南京政府虽然没有接受和平协定，不过随着情势的推移，等到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后，只要他们愿意签订协定的话，我们还是随时可以签订。’同时还有些朋友另有一种看法，就是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和反动分子，不见得不加害于我们，危险性很大。对于这一点，在代表团，特别是我个人方面没有这个计较，但是如要真的随着情势的推移，还能恢复和谈签订和平协定的话，当然是我们代表同同人所愿意的。这样，我们就在北平留下来了。
在留平期间，我自己常常在想，在考虑一些问题。当然，和谈一停止，我就变得很悠闲了。最少三十年来我没有这样休息过。家里的人还和我说笑话:‘老天爷看你这许多年来大辛苦了，所以才特别给你这一个休息的机会。’不久，中共统一战线部为我准备了一所在北平是相当讲究的西式平房，有花园，有草地，有新式设备，比这里“新大楼”还要好。这房子过去是一个德国人盖的，后来给一个当交通总裁的日本人住，抗战以后成为孙连仲的公馆，在那里，我住了六个多月，直到上月二十二日我方由北京飞到兰州。二十六日陪同彭副总司令由兰州飞酒泉，二十七日飞到这里。
在留平几个月的生活，本来不足报告。大致地说，在最初三个月里，北平的风景名胜都一一逛过，北平的大鼓，我是常听，平剧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我也领教过。有一段时期，差不多每天晚上去听大鼓。(在这时候，驻新的同志们正在用心思，考虑问题，研究做法了吧?)中共朋友们也常常到我家里谈天，像周恩来先生，林伯渠先生诸位，特别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他们百忙之中，还要亲自来看望我。他们常常表示，唯恐我在北平有什么不方便，有什么招待不到之处。这种友谊，这种热情，实在令我感动!
往后的两三个月，就不是那么悠闲了。中国人民政协开会以后，中央人民政府跟着成立，各方面来的朋友也多了。会议多了，应酬也多了，那几个月里大鼓就很少听到，只有偶而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两三回晚会罢了。
以上这些生活片断的报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现在要特别报告的，就是我留平的四、五、六三个月内，心情陷于极度的苦闷中。脑海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没法解答，思想上找不到出路。很自然想到的问题，比方第一个问题，我是为和谈来的，而且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和谈既然破裂，为什么不回去?留在北平干什么?算什么一回事?难道在北平天天听大鼓就可以解决问题不成吗?这些问题天天在想。在中共朋友中，像周恩来先生，我们是二十多年的朋友，无话不谈，我的苦闷他当然也早看出来。我们两个人常常抬起杠来。他批评我说:“你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像这类话他说得很多，我们抬杠也很多。我说:“革命道理我也知道，不过革命也要做人的。”后来我多次向周先生提出:“我久住北平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到苏联去吧?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我早就多次想去都没有去成，现在机会正好。”他说:“现在苏联和我们还没有建立邦交，你以什么立场去?人家不便接待你的，你又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此外，他还说了好些理由，说明一时还不能让我去苏联的原因。好吧，既然去不成就住下去吧!想下去吧!吃饭在想，睡觉在想，一天到晚在想，非常的苦闷!
经过整整三个月之久的苦闷，光是想，光是苦闷不是办法，一天到晚想也不是办法，于是看看书吧。毛泽东选集看了，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也看了，中共干部必读的书也看了几本了，但是脑子里的具体问题并不见得解决。直到六月十五日广州中央社发出一个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二十、二十二两日又发出两个电讯，说是我在平又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嗾使”，离关北平，行踪不明，对我开始攻击了。不久在广州的国民党党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他们分成两派:一派说张某人是叛党，应该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一派说张某人在北平已失掉自由，可以暂时等一等再说(直到十月初正式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并通缉)。这些地方，给我的启发不少。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我知道有若干同志将和我过去具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苦闷，所以特别把我过去如何作自我思想斗争的经过告诉大家，作为大家的参考。大家不会说我这样想这样做是错误的吧?告诉大家，这是正确的，完全正确的!对於我这一思想斗争的结论。
在中国人民政协开会之前，毛主席表示将来还要我到西北去‘和彭德怀合作’，做彭副总司令的‘副手’。他对他的干部很亲切，一点没有虚文，而且常常流露出他的幽默感。他对高级干部常常当面喊名字。他当时很客气而幽默地说:‘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我说:‘今天是你的领导，说不上什么国共合作?不过西北人民和部队袍泽常常怀念我，我也常常怀念他们，你如认为我有到西北去一趟的必要的话，我愿去做彭老总的题问’。他说:‘你去做彭德怀的副手，委屈了吧?你过去是西北四省的军政长官，现在是副手，委屈了吧?’他这么一说，弄得我很窘。我们革命者是向来不会也不么该计较地位的。他还说:‘我已邀请程颂云先生来做林彪的副手，我是觉得他有点委屈。林彪这样年轻，程颂云先生资格那么老，怎能做他的副手?但是你知道，林彪现在指挥一百万大军，程颂云先生能够指挥吗?但是程先生已经满口答应了。’他这样一说，我还有什么话再说呢?只有诚意接受，表示‘听命令，听吩咐’。我这次陪同彭副总司令疆到新来看望大家，算是了却了我在道义上的心愿，不久就回兰州去。今後我们虽然天各一方，希望大家同志们好好地努力，奔向远大的革命前程吧!
二、国内外大势概论
其次，我要说一说国际国内的情势。在国内，现在人民解放军全国范围的胜利是必然的，肯定了的。继贵阳、重庆、南宁解放之后，整个西南是没有问题的。在兰州我送贺龙将军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什么时候到成都，他说:‘到成都过年吧!’成都解放以后，昆明连西康都是不成问题的。至於西藏和台湾，今后解决的方式；我们还不必作过早的估计，不过都是时间的问题，不管是用军事的或者政治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全国范围的胜利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了。这就等於说，今天中国的问题，军事上已经没有问题。
至於政治上，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今天谁不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谁不拥护毛主席的领导? 谁不拥护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是什么?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两者的基本要点是相符合的。关于这点，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得很清楚，不过他认为这是中共的最低啊领。今後新中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拿我们的眼光看，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至於今后新民主主义推行到什么时候才到社会主义，现在还很难估计。毛主席有一天和我们说:‘我们五十多岁的人，也许看不见社会主义的中国了’。意思就是说，也许是几十年，是三十年?还是二十年?不敢说。在北京时，有人说是预定十 五年。到兰州，彭副总司令说:‘也许二十年，还要中间不发生错误’。当然啦，像我个人今年六十岁了，要再过二十年，就是八十岁了，我能活到八十岁么?我的一生，前期约四十年是奉行三民主义的，今后的二十年，奉行新民主主义，对於我的革命思想和信仰也并没有多大差别吧?今天全中国人民所信仰的、所拥护的是新民主主义，这是没有问题的。老实说，中共所倡导的所推行的政策，就我看来，实在是很稳健、很温和，甚至带有妥协性的地方。(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召开的时候，我曾经提了一个政治纲领的案子，当时中共在重庆的朋友问我:‘通过了没有?’我说:‘修正通过了。’他又问:‘是不是兑现的?’我说:‘希望能兑现。’他说:‘假使真能兑现，那国民党就是左派。而共产党反变成右派了!’虽然，结果我们提的政治纲领，又等於对人民说了一次班话了!)但是，今日新政权所推行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完全适合现阶段中国国情和需要的，所以从政治上说，也是没有问题的。
军事没有问题，政治没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财政经济问题。在目前，我们并不讳言，财政经济是有问题。现在全国物价都有波动。拿迪化来说，过去银元券一元换现洋一元，现在要二三十元换一元，人民生活当然受到影响，部队也是一样。怎么办?我从北京来的时候，政府正在缜密地研究这个问题。在明年这一年，也许还是一个不能完全解决的困难。但是大家要知道，这种困难和过去国民党政府时代的困难本质上是不同的。过去的法币金园券把人民拖苦了，这种困难是走下坡路的困难，失败的困难；今天的困难是胜利的困难，是多年内战所遗留下来的不可避免的困难。失败的困难就没有办法，胜利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当前的困难，明年度也许还不能完全克服，后年开始相信就没有问题了。在中央的财经负责人也说:没有什么，还是有办法解决的。譬如交通方面，几条大铁路津浦、陇海、平汉、粤汉都通了，南北东西的物资都可以交流无阻，生产工作，不管是工厂或农村，都在推行民主管理，工农生产的情绪都大大地提高。再加上明年的军队生产，更可补助军队本身的消耗了。所以说，财经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的。
我在中央社发出了三个电讯之后，不得已于六月廿六日发表了一个对时局的声明，原文大概大家在报上都看到了。当然，这篇声明主要部份的意思，我不是在北平才讲的，在南京很早就讲过，在重庆抗战时也讲过，而且不仅随便和朋友们讲，更是多次和国民党的领导人讲，和政府的负责人讲，是我多年来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党，还不应该失败吗?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是为革命的，是为实行三民主义的，远在一九二四年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里就通过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可是国民党执政以后怎样?执行革命政策了吗?不，不革命!反革命!实行了三民主义了吗?政府那一个部门是在实行三民主义的政策?完全违反了三民主义!抛弃了三民主义!一面以革命做号召的党，后来变成不革命，反革命，“挂羊头卖狗肉”，不失败还有天理吗?他们说张某人叛了党，究竟谁在叛党?谁在背叛革命?谁在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革命主义?这些话，过去我很少机会和一般同志们说过，到高级干部同志们是说过的，今天在座的同志也不少听过了。在南京重庆的党的会议上，我也曾率直而委婉地说过，并且很多次数的用书面提供给党的领导人，将来有机会，我预备把这些文件摘要发表出来。
我在北平所看到的中共的作风和干部党员的精神，再回头看看我们国民党的作风和干部、党员的精神，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惭愧!我是国民党的一个负责干部，看到人家是怎样地为国家为人民而艰苦奋斗，而我们过去是在干的什么?还不够我们由反省而深深地感到惭愧吗?大家知道，我一贯的主张和平，对国共两党问题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反对打内仗，但是我的主张不是站在中共立场提出来的，我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提出来的。我很早就认为国民党这样腐化下去，反革命下去，这不仅是对国家对人民的利害问题，也是国民党本身的利害问题，都值得我们注意了。所以我的很早的意见，是主张恢复联共政策，由国共两党的合作来刺激国民党本身的改造，来影响国民党的进步；在两党合作之下，来把国家搞好，把革命完成。到了今天，我们彻底地失败了，但是仍然有人看做只是国民党军事的失败所造成。他们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或者半面，而没有理解问题的症结。其实，国民党的失败，表面上看是军事的失败，实在骨子里是政治的失败；没有政治的失败，那有军事的失败!国民党自广东和中共合作义师北伐，取得全国政权，假使贯彻革命推行三民主义的话，假使坚持第一次全代大会所通过的政策的话，中苏两国的亲善，国共两党的合作，不是很自然的吗?国家的进步不是很自然的吗?中国革命事业的完成不是很自然的吗?到了今天我们国民党的失败，绝不能怨天尤人!这是我们自取之咎，自食其果!一个以革命为号召的党，而变成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当然在被人民所放弃!当然要被历史所淘汰!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在北平虽然有三个月是极度苦闷，幸而我最后能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在精神上得到解后，终于在思想上初步搞通，在精神上得到解放。最初，中共朋友们希望我能够参加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毛主席和周恩来先生都多次对我说过。对于他们的好意我心里当然很感谢，不过我自己一再在想，在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入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当然我这个人也就成为过去了:过去的责任是我们负的，我们失败了，今后的责任是他们负的，我希望他们成功，拥护他们成功；但是要我再来做事负责，我没有这个兴趣了。有一天，我在毛主席那边，有朱总司令和几位中共高级干部在座，毛主席又提到这个问题，我把上面的话回答了他。他笑着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以后还要从大年初一过起!”他的话很幽默，他的态度很使我感动。以一个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的毛主席，把我这个渺小的张治中看得这样重，这样开导我，安慰我，鼓励我，我实在没有话说。还有其他朋友也来劝我:“张某人是不是革命的?”我当然不能说不革命——别的可以放弃，革命是不能放弃的。他又问:“好吧，中共是不是革命的?”我能说中共此外就是国际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首先得到伟大友邦苏联的承认。跟着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也相继承认。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观望中，都暂时抱着一种讨价还价的态度。有人说过:‘他们要承认就是无条件的承认，要不承认就拉倒!’在目前看，英国可能先承认，其余跟在英国後面的各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英国的承认与否，对我们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如果他们愿意无条件的承认，我们当然也并不拒绝。当前的国际问题还不在此，是在现在世界上分成两大阵营:一个是以美英为首的资本帝国主义的集团，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的集团。这两大集团的对立，在世界人类中造成一种印象，就是战争。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终不免出之一战。反动派方面就持这种看法，认为三次世界大战快要爆发。中国问题等到那时候就会解决，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世界战争上面，以为到那时还可以攫得便宜，还可以卷土重来。这种看法，不仅是幻想、并且是含有罪恶性的幻想，也是愚妄的、欺骗人民的拙劣宣传!对於三次世界大战问题，当有人问我的时候，我一贯的答语是:靠不住，我们希望也许永远不会有，即使有；亦不是最近期间的事。现在国际的大势，不但不是趋向战争的道路，相反的；是走向和平的这路。换言之，世界情势的发展不是主张走向战争之路的人的胜利，而是主张和平的人的胜利。尤其是现在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巨大无比的力量投到和平民主阵营来了。这一因素，足以促进和保障世界的和平，是值得全世界和平民主人士重视的，亦是当人们估计世界大战问题所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军事没有问题，政治没有问题，财经没有多大问题，国际问题也是没有什么严重和破裂动向的。所以就国内外情势来看，我们都是乐观的。但是不管情势如何，我们最要紧的要有准备，要有充分的准备，就是和平建设。我们太落後了，我们要经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先使中国从农业的国家推进到工业化的国家。今後在全国来说，就是在西北，在新疆来说，我们都需要和平建设，长时期的和平建设；把新疆和整个西北变成大工业区，把全中国变成大工业国；我们一切才有办法，才能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推进入社会主义的阶段。我们相信，我们新中国是具有这样各种基本条件的，一定可以稳步地有计划地达到我们全国人民所共同希望的目的。
三、新疆和平解放的感想
再次，讲到新疆和平解放的感想，这次新疆所以能够避免流血牺牲和平解放，原因很多。首先当然是人民解放军全国性胜利的影响。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以新疆部队的情形和解放前後的某些文武高级干部以及地方或 民族领袖的人们的思想与观点来说，如果没有解放军全国性的胜利；具体地说，要不是解放大军解放兰州後直逼张掖酒泉，要说是靠了陶峙岳将军及少数高级干部的策动就可以得到和平解放，当然是不可能的。其次是全省人民一致要求和平渴望和平的普遍心理。我到迪化後，听到各族的朋友，特别是苏联朋友们的意见，认为我们过去所推行的和平政策，也放下了这次新疆和平解放的原因，因为它这几年来深深地造成了一般人民需要和平的普遍心理状态，也就是造成了今天和平解放的成熟条件。这倒不是我们的自负或武断的话，而是一般人士客观的批评。
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驻新部队中，除了极少数思想顽固的干部不明是非不明革命大义，不顾人民利益，不顾部属生死者外，最大多数的官长们，都认识和平的利益，都需要和平的保障。所以这次新疆和平解放，仍不能不归功於驻在新疆的袍泽们，在陶峙岳将军领导之下，还有一班得力的文武干部，如赵锡光、刘孟纯、屈武、划泽荣、曾震五、陶晋初诸同志和其他各级同志们，都是对和平解放尽了心力冒了危险而有功的。在我个人的立场，我应该向陶峙岳将军和文武干部全体官兵同志们，对於他们的领导和平解放，促成和平解放表示诚恳的敬意与视贺!
新疆的和平解放，原因已如上述，现在我要分析它的利害，亦即它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家都清楚的，本来用不着多说。新疆的和平解放，不但对国家对人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就对我们全体官兵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也就等於从黑暗的深渊走向了光明的大道，从苦恼的环境走向了幸福的前途。再现实地说，解放军是预备开两个兵团到新疆来的，共六个军由东向西。玛纳斯河西岸的民族军自西向东。我们内部怎样?这是大家知道的，在两面作战之下，要死伤多少官兵?牺牲多少人民?毁灭多少财产?糜烂多少地方?就解放军说，从兰州到迪化，二千二百多公里的行军战斗，很快就是冰天雪地，胜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恐怕少不了流血牺牲!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几万官兵往那里跑?钻进沙漠吗?爬上天山吗?当然不可能!不可能就是同归於尽!至於人民，更不用说，这次已经和平解放了还有许多地方发生了不幸事件；如果不是和平解放，牺牲就一定大得多了!我看军队和人民最少避免不了五万至十万的死伤，这是多么重大的代价!所以这次和平解放，是具有异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的!比方北京的解放，事前双方都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傅作义将军准备二十万发炮弹来守城，中共军队也准备二十万发炮弹来攻城，大家试想这四十万发炮弹发出去可能招致多少生命的毁灭，多少财产的损失，连北京几百年的文化古物也恐怕保全不了。所以，和平解放不但为地方，为人民打算应如此，为自己，为部属打算亦应如此!难道到了今天还有人在懊悔码?还有人认为和平解放是不应该的吗?认为应该痛痛快快打一仗的吗?当然不会有这种丧心病狂的人!
这次和平解放，其意义和价值诚如以上所说，不过竟有不幸事件使我们感到美中不足，令人疾首痛心的，就是哈密、焉耆、鄯善、吐鲁番、轮台、库车的烧、杀、抢、奸事件。有人说，这次事件，是少数人想发洋财，是看到局面纷乱，打算混水摸鱼。这是不正确的。这些纯良的士兵，如果没有特务份子顽固反动的份子从中煽动，怎会有计划地做出这件事情来?当我听到这一事件後，我真痛心万状!就如同我自己做出来的一样!我们对不起新疆人民!人家都说这是起义部队干出来的，少数人的罪行，沾污了大多数人的声誉!当然，解放军方面是很客观的，对做了坏事的部队单位都有详确的调查，区别得清清楚楚，并没有笼统说是起义部队干的；但是我们就不能这样看，他们都是我们的部队，都是驻新部队系统下的单位，分不开的啊!
对於这一事件我看到过一个报告，谁做的我不便说，是解放军党委给他们上级的。他们对这次事件有很详确客观的分析。他们把起义部队分成两种:一种是完全没有危害人民的；另一种是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的。後者指出 了‘哈密178B之538R，鄯善65B194R之第三营(第七连除外)，吐鲁番68B之194R，焉耆128B直属及骑兵团，轮台128B382R直属及第一营，库车65B之骑兵团和供应局的挽马团。’这些部队做些什么罪行，抢劫、杀人、放火、奸淫!大家想想看，我们是革命军人，驻在新疆这些年，新疆人民没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为什么干出这样惨无人道的勾当?这个报告里还特别指出:‘轮台的128B382R直及第一营的行为为最惨酷，该县被杀死人民三十多人，受伤的近一百人。有被杀死的，有被烧死的，有被活埋的，有被用刑死的。从十月五日到二十八日整整抢了二十三天，不休不停；人民损失，无法计算；全城妇女不分老少一律被奸淫；甚至十一二岁的女孩，都被奸污!’大家听到了这个报告，不会承认这些人是革命军人吧?不会承认他们是人吧?这不是人的行为，而是兽的行为!
讲什么革命!讲什么人道!讲什么主义!简直是禽兽!是禽兽我们能把他们当人看待吗?还能把他们当同志看待吗?
从这个报告里，这件事不是士兵干起来的，是部队里反动份子和特务份子策动主使干起来的。从这个事件看，使我们确认现在虽然和平解放了，但是部队里还是不免存在着反动顽固份子、特务份子，我们要赶快从事肃清，不要让这些少数的害群之马危害人民，拖累我们的信誉，这是丢脸出丑的事件，你们再不能优容姑息了!你们要勇敢地把他们清查出来检举出来，要紧密地依靠官兵群众来一个本身清洗运动!为了恢复人民的感情，为了巩固和解放军的团结，也为了自己的前途，一定要把部队的本身健全起来!大家要知道，我们很快就要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了，原驻新疆的部队共改编为五个师，三个步兵师编一军，两个独立骑兵师，合成一个兵团，还是由陶将军负责。据彭副总司令的表示，只派政委和政工人员，军官一律不动，军师长人选事前当然有协商，不过多数还是从原有将领中挑选。原来纪律好，调练好，对人民有功的，一定予以重用。像这次迪化和平解放，能够平安渡过，未发生任何事件，就是韩有文师长和全师官兵接受了陶将军命令，维持了迪化秩序的功劳。人民的眼光是公道的，解放军的看法也是客观的，他们对骑一师特别看重，省政府改组时，彭德怀将军还特别推荐韩有文师长当委员。这是骑一师的光荣，也是韩师长的光荣。军队改变为兵团以後，便同王震司令员领导的兵团一样，都是人民解放军，不过，光是改为解放军的名义是不够的，我们要名实相符在实质上不愧为人民解放军，从制度上、思想上、教育上、经济方面、纪律方面，一切的一切，都要彻底加以改造，都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向人民解放军看齐，一切的一切，都要不愧为人民解放军这一光荣胜利的旗帜。这是要全体官兵同志负责来做的，这个责任是无可推卸的，大家应该不分部队阶级共同努力来达成这一光荣的任务吧!
四、几点意见
最後还要说到我对驻新全体袍泽同志的希望，就是对大家提出几点意见，或者说应该注意的事项。
我常常说，我们要有勇气承认错误；有诚意改正错误。我们难道没有错误吗?过去军队的情形，错误太多了。譬如像罗恕人这一类人，他平时的生活怎样，你们在座的很多是他的部属，当然会知道。这种人怎配做一个革命军人，怎样做一个革命军队的将领—他这次为什么出走?主要的是因为平时贪污腐化，怕和平解放後部下找他来算账!大家试想，他还是一个旅长，一个领导一万多人的将领，而行为这样腐败，思想这样顽固，真是出我们意料之外。现在在起义部队里面，像罗恕人这样的大大小小的人是不是一个没有呢?不是没有，不过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家今後一定要觉悟，我们部队中有很多缺点，有很多不健全不正常的状态:我们要想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人民解放军，自己就一定要反省，要检讨，要彻底改造!这都不是困难的事。以我们过去的基础，再加上诚心诚意的改造，很快就可以做到的。
再举一个例，拿我和蒋介石的关系来说，他是国民党的总裁，我是党的干部，而且在一般人看来，我还是他的亲信干部，重要干部；而他在反共，在主战，而我则一贯的主张联共，主张和平。四月一日以后更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一来就不回去了，这不是变成干部背叛领袖了吗?这一问题和上面的问题同时在我的脑海盘旋了很久。我自信是一个革命党人，但是我又是一个具有中国伦理观念的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就觉得非常苦恼!可是後来我也终於豁然想通了:不错，他是一个党魁，我是一个党员干部，但是我和他的关系，只是党员和党魁的关系，干部和党的领导者的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革命的关系，革命组织的关系；既然是革命的关系，革命组织的关系，就不是私人的关系，更绝不是封建的君臣主仆的关系。君臣主仆的关系在过去封建时代是要誓死效忠的，大家当然不会认为我们连大家在内和蒋介石的关系，是君臣主仆的关系吧?我和蒋介石的关系，既然不是封建的关系，不是君臣主仆的关系，而是革命的关系，革命组织的关系，那么，答案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今天的国民党早已解体了，早已反革命了，蒋介石的领导也早已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了!(这种话我不是今天才说的，去年他就任总统时，我曾经写了一封一万字的信给他，就率直地提出:我们已经走到反革命反三民主义的道路上来了，即使没有人来革我们的命，我们也要失败的，并建议赶快采取和共联苏的政策)。我们自信是一个革命党人，党魁不革命，我们如何能够为一些私人情谊的原因，而盲目地跟着走，抛弃了自己的革命立场呢?到了今天，我们如果还看不清是非，看不出民心向背，看不到世界潮流，我们还能算是一个革命党人吗?
我为什么要特别举出这两个例子?因为在座的和我具有同样情形的也许还大有人在，我愿意把自己搞通思想的经验告诉大家，虽然程度有深浅之别，但是这答案似乎是普遍适用的吧?
还有，现在部队存在着一个旧观念，就是‘黄埔军校’。今天在座就有很多是黄埔军校出身的。黄埔观念是不是一个笼统的团体观念呢?不是的。我们说发扬黄埔精神，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蒋介石是校长。那时候，这个学校从事的是革命教育，蒋介石也说是教育大家参加革命，以革命教育者自命，那料到他後来会这样的演变，演变到反革命的路上去，就是我们预料所不及的了。陈明仁将军是黄埔一期学生，这次在程颂云先生领导下起义，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协时发表讲话，其中有这样几句话:‘蒋介石，你过去和我们讲过:大家都要来革命，假使我蒋某人不革命，任何人都可以打倒我，那你现在不能怨我了；你现在既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你了!你只能怪自己了!’(大意如此)这段话当时引得哄堂大笑。黄埔这一观念应该建基在那里，当然是要建基在革命上面，过去黄埔是教育革命军干部的地方，我们是革命干部，如果丧失了革命立场，还有什么黄埔观念?
我们要想改造思想，在消极方面，对上述三个例子就要特别注意。在积极方面，我们首先要认清楚今天中共的领导是最正确的。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这就是说，中国历史的发展，必然的是先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然后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再进到共产主义的阶段，最后到世界大同。这种说法和我们三民主义的过程有没有距离?据我的看法，我认为三民主义是有它的时代发展性的，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这一发展路线，孙先生虽然没有具体指出来，但是他已经指出世界大同作为人类最高理想的目的。从三民主义到世界大同，当然还有若干阶段的过程，如果孙先生还健在，他当然曾指给我们的。我们认为三民主义的时代发展性是有的，最後一定同样要走到世界大同。为什么今天我要这样散呢?就是想给大家一个认识:你要是承认自己是一个革命信徒，孙先生革命主义忠实的信徒，你就没有理由不能不承认不能不拥护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到世界大同这一真理这一正确的革命过程!
总括一句，今天要说到改造思想，在起码的标准上，消极方面应该把我们过去一切陈旧的、封建的、落伍的思想意识排除净尽。在积极方面，应该毫不犹豫地遵行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到世界大同这一革命的路样，自己思想上的一切都要能够和这一路总发展相适合。
第二、改变领导方式，你是一个连长，就领导一连人，是一个团长，就领导一团人。各位都是各级干部，也都负了一部份领导的责任。过去我们的领导方式实在太不行!今年初我多次从中共新华社广播中看到关於‘军队民主制’问题，说得详细切实。对于这篇东西，我内心完全同意，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创作，值得我们来做的，我就把这些广播交给前政工处长上官业佑，要他赶快邀集各部队官长研究。并命令西北四省各部队实行。我们过去是一种首长制，是一种独裁的方式，不能启发群众，不能鼓舞群众，不能把群众的力量意志发挥出来，团结起来。中共现在实行的是民主制，是民主某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部队里一切都用民主方式来处理，所谓三查四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有人事、经济、教育、纪律等等，都经过大家的讨论，每个人意见都有尽量发表的机会，然后才形成了部队的铁的纪律与铁的团结。人家打胜仗不是偶然的。今天全国性的胜利是有根据的(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他们经过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人为的、天然的灾难，由出发时的三十多万人到陕北後只剩了三万五千多人，彭副总司令对我说，他带的一支军出发时是八万二千人，到陕北後只剩了七千二百人——以后陆续发展到现在的四百多万人，以至解放了全国)。这里面固然有其他的种种原因，但是单就军事来说，他们的军队中的军事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制度是有主要的量大的关系的。过去大家都很体疑，军队里怎样能谈民主!但是解放军里确是实行民主，而且行得特别有效，这还不值得我们佩服，我们学习吗?各位军官同志们，我们即使不做一个先知先觉者，也应该做一个后知后觉者，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有这样好的制度还是故步自封，墨守过去那一套，那就完了，等于自暴自弃没有办法了。大家看看，我们过去的那一套，上下脱节，官兵脱节，像罗恕人这种人，在解放军里就不会有。在民主制度下，谁敢腐化?谁敢贪污?稍为坏一点，你的部属就会批评你，检举你! 但是在我们军队里，上下脱节，谁也管不了谁，所谓瞒上不瞒下，甚至上下都瞒。军民也脱节，在新疆来说，讲公道话，最近几年的军民关系还是相当好的，但是内地就不然了，不但是军民脱节，而且军队所到之处，很多反人民贻害人民的行为，为人民所切齿痛恨!大家想，为人民所痛恨的军队，能得人民爱护帮助吗?再加上军队里的人事问题、派别问题、经理问题，总是搞 不清楚，我们都是曾经身受其
苦的。今天解放军里就没有这些情形。他们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谁也不敢为非作恶。我们过去军队里也有小组，也有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完全是形式，甚至连形式都没有，根本就没有去做。好了，我们现在已得到了改变领导方式的机会了!
第三、改变工作作风，不必多讲，过去军队里的毛病都是大家有目共覩的，像推诿、拖延、虚伪、贪污、散漫等等。推诿就是不负责任。拖延就是不讲效率，今天应该了的事情拖到明天，明天拖到后天；这周拖到下周，这月拖下一月。虚伪就是说假话，做假事，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贪污更不必说，固然部队里也有不少廉洁自持的人，但是贪污风气相当普遍，据说高级军官常常一起赌钱，打麻将，推牌九，拿袋子装了钞票去赌。这些钱从那里来的?这不是吃空额、做生意，拿公家的车子到外面走私贩货，假公济私，一切非法的行为都做出来，否则他的钱从那里来?散漫就是没有组织，没有纪律，就如上面所说，形成上下脱节，官兵脱节，军民脱节的结果，军队不复成为军队了。以上这种种的坏现象，当然都是工作作风的错误。而错误的工作作风的形成，在西北说，当然首先我要负领导无方的责任，我们现在应该承认过去的错误，以后就不能再蹈覆辙了!我们要讲责任、讲效率、讲纪律、讲公德、讲人格，一反过去的旧作风、旧行为、旧观念，诚诚恳恳地，切实纠正，努力学习，养成负责的、勤敏的、真实的、廉洁的，有组织的和有纪律的工作作风。
第四、改变生活习惯，现在时代转变了，社会风气也要转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也应该随着它而转变。你们看看，中共方面的生活习惯，他们是何等的刻苦，何等的简朴，何等的严肃。他们是农村里打游击出来的，向来就养成了这种生活习惯。他们懒惰腐化是不会有的，赌博是不会有的，浪漫是不会有的。我们在南京的时候，曾听到一种离奇的传说很普遍，说共产党实行公妻，实行妇女配给制，很多人们害怕。后来一个上海六十多岁的老朋友对我说:‘共产党来了，我别的都不怕，就怕他们的妇女配给，我六十多岁了，要是配给一个青年的女人，我可受不了!’(哄笑)这固然是一句笑话，但也可以看出这类反宣传的影响。大家当然都明白，中共是尊重妇女的，并着重妇女运动，譬如在北京方面，他们正准备取消‘八大胡同’，对妓女进行教育转业的工作。他们对男女的关系也是够严肃的，那会像那些恶意宣传者所说的那样离奇。我在北京时，毛主席和我说:‘驻在新疆的二十万军队，今年明年不要说——即使后年开始退役了也不必回到内地来，我们把他们的家眷送去；没有家眷的也从内地号召十万五万妇女去，她们也可以参加新疆的各种建设工作，同时也可以经过自由选择的方式，让他(她)们成家立业。新疆面积广大，大家都可以开垦生产，或是开发矿藏，参加工业，这几十万人的生活没有什么问题。’这次到兰州，彭副总司令也同样的和我说过。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预言，将来一定可以有计划地去做的。现在各位是一个军人，是一个军事干部，将来也许是一个矿厂的领工，集体农庄的会员，工厂的管理者，……你现在是一个连长，领导一百多人，这一百多人变成屯垦员时，你就是一部份农业生产的领导者。但是不管是现在或将来，你站在领导的地位，就应该具有领导者的条件，一定要把过去的生活习惯如赌 博、浪漫、懒惰、腐化等等完全改正过来，养成刻苦的、勤劳的、简朴的、严肃的生活习惯；我们一切生活习惯，不但要对国家对人民对部属负责任，而且还要对自己负责任!
以上列举的几点，本来是平淡无奇，想也是大家所已了解的，问题是没有去做，或者没有切实去做。我们大家同志都是多年的师生或袍泽关系，所以我愿意满腔热忱，希望大家不要放过这个良好的机会，来改造自己，改造部队，以便将来参加伟大的新中国的建设。我们到了今天，不应该有丝毫的悲观，更不应该有任何的幻想，过去的让他过去吧，我们要重新来做人，重新来做事，重新把握我们革命的立场，恢复我们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热情和勇气。中共所倡导的民主统一战线，目的就是要集中每一个人民力量；他们说，每个人都是有用的，对国家有用的人力，我们为什么要放弃?为什么不争取?这样伟大的建国工程，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绝不想来包办，是要大家来团结合作的。我们一定要接受共产党这一正确而伟大的方针，参加民主统一战线，不分彼此，共同一致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为新中国建设而奋斗!我们以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和人力来从事新中国的建国工程，还会不胜利成功么?这就是每一个人民，特别是每一个革命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神圣庄严的责任!
我们要从远处大处着眼，从近处小处着手，首先是改造自己，改造部队，虚心地不断向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学习、看齐!
来源：《文汇报》1950年2月24日到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