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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群：我是怎样开始认识革命的!
王群
1950.02.13

我的家庭是一个地主的成份，有租田四十亩，但自己从不耕种劳动，甚至连田亩坐落在那里都不晓得，而晓得的只是田户的家和名字，只是到了收租的季节收租。我一家两个人，母亲和我，就靠着这样的剥削行为过活。因为母亲非常“能干”，收租从来不让田户少掉一颗米麦，而且还要不带一点沙灰，还要在“该”收的租以外收一点豆和鸡鸭之题“乡下人送的礼”，因此，家里颇有积蓄，我也就从小学慢慢的升入中学到大学。虽然生活和读书都靠着农民的米麦，但我并不感激他们，相反的愈来愈感到他们的愚蠢和肮脏，我简直觉得他们每一个动作和猪的动作相差无几。

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个文艺团体，读了些俄国的文学作品，再那时民主的潮流高涨得非常厉害，每个人莫不以谈一下民主为光荣，于是我也以“民主人士”自居。在学运当中，我虽然也算站在进步的一面，但我很怕谈到共产党和土改清算等等，我觉得左倾有倾都不好，最好是有一个太平的中间路线。

解放以后，我起初还一直幻想着国民党反动派反攻过来，后来看见人民解放军一路势如破竹，没几天叫个广州都打了下来，这样，我开始觉得国民党反动派的确无能为力了，“大势已去”，于是我报名考取了一个学习机关。

在学习机关里，我在干部登记表上大大的谈了一下自己参加学运的功绩，但组织上没有给我做个什么“长”，我觉得自己是很委屈的。对机关里的老解放区来的干部同志，我觉得他们虽跟解放军一样都很能吃苦，但因为有些同志穿了大衣和吃了稍为好一点的东西，因此我认为“美中不足”，并下了一个结论曰:要做到完全平等是不可能的。

几个月的学习，我晓得了自己过去的动摇性和自高自大以及平均主义等等毛病，但是，我有没真正认识了革命呢?事实证明，我并没有真正认识革命，我虽然晓得了一些自己的毛病；但我没有在思想上解决问题，自己的立场没有由此站定，所以完全经不起一个严格的考验。在这里，我把自己怎样在一个严格的考验中认识革命的过程写在下面:

当我在学习中，学到了土改必需很快进行时，我马上想题了家里的四十亩租田，于是就写了封信给母亲，告诉了她必然的形势，教她早作主张，顶好是立刻卖出，即使便宜一点都没有关系。我写这一封信的行为算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呢?我不是完全站在地主的立场上，帮助地主剥削农民吗?现在谁都晓得土地是只有农民喜欢的了，除了农民还有谁来收买土地呢?但农民一般都被剥削得苦透了，再土地也不能随便移动买卖，最后当然没有出卖成功。

这件事情过去了不久，家乡的亲戚忽然来了一封快信说:我的母亲因为逃避累进税，少报了十五亩田，再又不承认错误，格果被政府押起来了，现在坐在监牢里饿肚子。我看了这个消息，心上痛苦得不得了，我想这算怎么一回事呢?怎么革命革到我头上来了呢?于是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小组的同志们，希望小组讨论解决。在我的思想上，我是这样想的:革命同志的母亲被押了起来，同志们一定会同情抗议，要求组织上保证释放的。

小组会开始了，我首先把消息再讲了一遍，并沉痛地说还:“这样把革命同志的母亲押了起来，这个底算革了什么命呢?”我认为革命革到“自己人”头上，这个错误一定会引起大家激烈反对的。但是，小组同志们并没有同情我的表示，他们只是冷静的分析了问题，努力打通我的思想。他们说还:“革命同志有什么特权呢?革命同志的母亲犯了法，假如有特权不办，那真叫做革了什么命呢?而且，我们在这里把地主当作自己人，这是一个失掉立场的严重的错误!”我觉得自己的确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但母亲被押起来了，这怎么办呢?同志们说还:“这就是革命!这就是一个严格的考验!”我思想上斗争得非常痛苦，当我想到母亲在“饿肚子”的时候，我气愤地说还:“好吧，让我母亲锇死在监牢里吧!”同志们说道:“你在什么地方看见政府的监牢里饿饭的呢?你太相信亲戚的来信，太不相信政府了!假如你母亲会遵守一切法令，政府就会放你母亲出来的。”我觉得自己的话的确又说错了，但事情应该怎么做法呢?是不是一点解救的办法都没有了呢?能不能先放出来再说话呢?在我的思想上，仍旧存着这样一种失掉立场的幻想。同志们叫我不要瞎着急，好好的等候政府的处理，不应该平当学了一大堆道理，一遇到家庭开题就失掉了立场，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小组会给我的教育是巨大的，我拚命的牢记着同志们的话:“这就是革命!这就是一个严格的考验!”我尽力安心地工作着，等待着事情的发展。

两个星期过去了，经过了痛苦的思想斗争，我在紧张的工作中正要完全忘掉母亲被押这一回事的当儿，忽然通讯员同志来对我说:“有人看你!”我问:“叫什么名字?”他把会客单递给了我，我一看是母亲的名字。“母亲?”我没有想到母亲会来，于是我马上就向着会客室走去。我的心情跟过去完全不同了，虽然母亲是这样的突如其来，但我没有带着一点侥幸的希

望，我只是想着母亲是否已完全遵守政府的法今缴了应缴的税钱?是否还有什么错误?

没错，母亲在会客室里等待着我，当她一看见我的时候，她放声哭起来了，好像委屈得十分厉害的样子。她向我说还:“革命把家都革破了，一点忙都不能帮，你还是回去吧!”我问道:“累进税有没缴清?”她说还:“少一个钱怎会出来呵!”的张着又说道:“这种命不要革了，一点忙都不能帮，你还是回去吧!”我静静地说着同志们说过的话:“这就是革命!这就是一个严格的考验!”母亲被我的态度气得又哭起来了，她说道:“我死了又不把田带到棺材里去，我要田还不是为了你?”我这时思想上已经搞通了，我没有被母亲的眼泪哭昏了头脑，我笑着说还:“我不要田了!”母亲看见我田都不要了，一下变得得如此厉害，于是又向我说了许多“好”话，我当然不会接受的。最后，母亲说还:“我的田是留给你的，你不要，我也不要了!”她讲这句话当然是伤心的，但我觉得这样倒很容易处理了!于是我向她好好解释了一番剥削思想阻碍进步的恶果，并指出了应该走的道路。

一个严格的考验就这样过去了，在这个考验的过程中，我慢慢的真正的开始认识了革命。

来源： 《文汇报》1950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