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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参加土改的收获
冯友兰
1950.03.15
我自一月二十七日起，参加北京郊区土改工作。先到丰台西北的张仪村。其时那村的土改已到分胜利果实的阶段。于二月三日，我们那一组转移到芦沟桥镇，从新开始工作。于三月十日，工作大致结束，返校。在这约一个半月的时间中，学得的东西，真是不少。我向来没有在这样短的时间中，学得了这样多的东西。
在我决定参加土改的时候，在清华同学办的大字报上，我发表过一篇谈话。我说我参加土改的动机有三点：
第一点，土改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件最基本的事情。帝国主义在中国不过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官僚资本主义不过有几十年的历史。可是封建主义有二千多的历史。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文艺哲学思想，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摧毁这种土地制度，不能使中国社会变质。参加这种使中国社会变质的工作，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虽然为时很短，也是不可放弃的。
第二点，自从北京解放后，我听见党中的人的报告讲演，所讲的道理，有些是我以前已经知道的。但是同是一个道理，由他们讲出，与由我们在学校中的人讲出，意味大不相同。其原因就是我们在学校中的人所讲的话，背后不过是几本书，而有革命经验的人所讲的话，背后有他们的全部革命经验。我很想得一点革命经验，以充实我从书本上所得到的知识。参加土改，可以得到一点这种经验。虽然一个多月的时间，所得的一定是有限的。但有一点总比没有好些。
第三点，我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里。虽然从一九一八年我在北大毕业时起，就靠自己的工作生活，但是小时候所有的对于地主阶级的情感，仍然潜伏在心里。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中，我一向只听过些逃亡地主的报告。这些报告很能助长这些潜伏的情感。而这些情感于不自觉中牵引着我，使我不能早到革命这边来，使我不能向革命这边「一面倒」。参加土改，在客观方面，与地主斗争，在主观方面，也就是与我自己的潜伏的情感斗争，如是可以加速我的进步。
以上三点动机可以说都是由个人出发的。同时我也想到在改造自己中，还可以对整个革命事业直接尽一点力，可以多多少少做一点对社会对人民有直接帮助的事，于是我便决定参加土改。
经过一个半月的工作，我对社会对人民尽力虽然很少，但是我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三点上，并且在另外许多点上，是有了很大的收获。当然这里所谓的「很大」是相对于「很短」的时间说的。
关于上面所说的第一点，参加土改的经过使我觉得我参加了革命。在土改的过程中，经过开大会，划阶级，斗争地主，至没收地主的农具而达到最高峰。我们土改工作组有三枝大枪。开大会时，若需要地主出席，就派农民带着大枪去传。在大会外也有农民持枪守卫。到没收农具的那一天，农会的干部及评议员及工作组的人，带着枪，浩浩荡荡，到地主家里，先由持枪的农民把守住大门，然后进去，将地主叫出，喝问（真是喝问）农具在什么地方。去的人一齐动手，搬出摆在院中，登记以后，即套上地主的大车，将农具拉回工作组。当然在现在的情形下，地主决没有反抗的可能。没收农具要带枪，是象征的意义多。但是我们于此，可以看见他所象征的事实。这事实就是：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武装了农民，打倒了二千多来的封建土地制度。这是近二十年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中，我参加了一点很微小的力量。我们这一组的工作又大部分是在芦沟桥做的。在这个有历史性的地方，作有历史性的工作，虽然时间很短，但在我的一生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我参加了这样的工作，才真正觉得中国是革命了。专在北京城里，只看见些政治上的变动，很容易将这些变动与「改朝换帝」以及普通的「宦海升沉」相混。所恨者就是自己没有参加革命。张仪村有一个人问我：「同志，你这样大的岁数，一定参加革命多年了。」这话使我感到惭愧。在过去的有一个时期，我曾有「左倾」之名，并且因此而被捕过，带过刑具，可是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参加革命呢？这是我过去生活中以及思想中的一个矛盾。
从土改工作回到学校后，我在我的书桌上发现了冯至先生要在哲学讨论会中所讲的一篇「歌德批判提纲」。他说：「歌德常常陷入不可避免的矛盾：不满现实，又要维持现实，承认革命的意义，又恐惧革命的爆发。追求明朗，有时又被所谓不可知的神秘所束缚。所以他的著作中，积极性的英雄都是悲剧的，他的处世哲学则以和谐节制为标准。」这几句话使我有很大的感触。我没研究过歌德，我不敢断定这几句批判对于他是否合适。但是我觉得，若拿这几句话作为对于我的批判，倒是很合适的。
在过去我的思想中，确有这种矛盾。照我现在的分析，这种矛盾的来源，大概是这样的。我对于中国，确有热爱。近一二十年来，我总想，也总说，不拘什么党派，只要他能把中国搞好，我总是拥护的。可是后来日益显著，能把中国搞好的，只有共产党了。可是上面所说的潜伏的情感，暗中拖着我，使我不能向革命「一面倒」。因此就有上面所说的矛盾。因此自北京解放后，在有一个时期中，我的情感是混乱的。有的时候，觉得喜欢，有的时候，又觉得凄凉。觉得喜欢，是眼看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了」。觉得凄凉，是上面所说的潜伏的情感在那儿作崇。
因为有上面所说的矛盾，所以在北京解放前一二年，我采取了「坐以待变」的态度。自以为我是超阶级的，我的学问也是超阶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到来，我可以随时加入，而我还是我。如同我可以随时换一套新衣服，而我还是我。在解放的时候，听见说旧知识份子，必需改造。改造是长期的而且是痛苦的。我心中很不以此说为然。
第一，我不觉得有什么改造的必要。第二，即使要改造，我只要一转念间，就可以改造了。看不出为什么需要长期而且是痛苦的。
后来我看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才了解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都生来是在某一阶级中的。既然是生来都是在某一阶级中，他当然都有阶级性。不过对于这种说法，还只有一种抽象的了解。在土改工作中，每个人都要给他一个阶级成份。所谓「给」并不是随便硬给，其实是指出他本来有的东西而已。这样就看出人确是有阶级性。本来有某一阶级性的人，要想改变他的阶级性，实在是把他脱胎换骨，而不仅止是像换衣服那种换法。
人既然不是超阶级的，像我这样的人，是什么阶级成份呢？我自己为我自己划的是：个人成分，教育工作者；家庭成份，封建地主。在一九一八年以前，我的生活来源，还靠着家庭。在那时候，对于地主的权利，如向佃户分粮食，家里有事，征佃户服役，都视为当然，一九一八年以后，我虽不靠家庭生活，在五四运动时代，也常说劳工神圣，但是总没有从佃农的观点来看这种生产关系。
在芦沟桥，跟一位农民谈话。讲到种花生，他说花生苗出来是一堆一堆的。耪地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耪去一棵花生。如果有这种事，心疼极了。他说：在耪地的时候，如果听见一个人哎呀一声，就知道他耪去了一棵花生苗。对于一棵花生，农民就如此爱护。等到收成的时候，要分一半给地主，你可想他的心里作何感想，所以若从佃农的观点来看租佃的生产关系，与从地主的观点看，当然是有天地之隔的不同。这次参加土改，既是帮助农民，当然是站在农民观点来看这里生产关系。看法不同，自然情感也不同了。
不过也不是没有不稳定的时候。在芦沟桥先到一家地主没收农具的时候，看见这个地主的父亲，大概有七十来岁，跑来跑去。我心里想，他这些东西大概也是许多年积累的。这样一想，心里就有一种凄凉之感。可是同时也就觉得这就是站在地主的立场了。我为什么不为得农具的农民欢欣，而为失农具的地主悲哀呢？后来又到一家地主家里没收农具，看见他所住的房子，与他的长工所住的，俨然两个世界。他的长工穿的衣服，好像叫花子。这样一看，又看他的农具都装上大车拉走，心里就感觉痛快了。后来又看到只没收了三家地主的农具，就有六百二十二件之多。后来一分，分到二百零九家手中。这样一比。就看出没收农具是公平合理的了。
工作组的老干部，对于地主总是呼来喝去。又要叫他们挑水扫院子，我起先感觉这未免太过。可是后来又一想，这是一个斗争。不如此不足以杀地主过去的威风，并表示农民的翻身，一个农民这样说：过去是他们当大爷，现在是咱们当大爷了。既然当大爷，就得当出个样儿。这几句话很能表示出人民专政的精神。
因此我了解，一个人的思想，是从他的生活来的。改造思想，必需从改造生活着手。以前我以为只要一转念，就可以改造思想，是非唯物的看法。以前我自以为我很了解而且相信历史唯物论，但是论到自己，就持非唯物的看法。这当然是由于对唯物论了解不彻底的缘故。
由于以上所说，我相信我在阶级立场及阶级情感上是有进步了。虽未必敢说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至少是已经向这里立场一面倒了。
我在整风文献中，看见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中央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其中第一条说：「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必需采用。一是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在看的时候，也不觉得这几句话有怎样了不得的意义。经过这次土改，学了些共产党办事的方法，才知道这几句实在是了不得。照我在现阶段所有的了解，这几句话实在是包括共产党全部的办事方法及思想方法。
北京郊区的土改政策，一方面是根据中共土改的一般政策，一方面又结合北京郊区的特殊情况。北京郊区中每一区的土改，又是一方面根据郊区的一般土改政策，一方面与每一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一方面以一般的政策指导怎样应付实际的情况，一方面又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执行政策。有过这些经验，我开始了解怎么样是「一般与个别相结合」。
土改工作组在土改工作中的作用，主要的是发动及组织农民，提拔积极分子为农会的骨干。用我们在工作中的术语，这就是「整顿队伍，检阅队伍」，等到队伍整顿以后一切事情，就由队伍去办了。在开群众大会划分阶级的时候，我们的组长叫我们分散在会场各角落里。我们的任务是：遇见地主狡辩，农民说不过他的时候，就要替农民出主意，告诉他怎样说。遇见农民情绪太高，要打人的时候，就要劝阻，叫他们别生气。工作组的任务，就是把稳政策，农民有不及的时候，就要设法推动，有太过的时候，就要设法拉回。有过这种经验，我就开始了解怎么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
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与群义相结合，是理论。有理论指导实践，又从实践中了解理论。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论必需于实践中了解，还有一个例。在参加土改工作以前，我也听了些关于划阶级的讲演，又读到这一类的文件，当时总觉得阶级的名目繁多，记不住，分不清。经过这次划阶级的经过，觉得划阶级完全是以有无劳动及有无剥削为标准，非常合理公平。所有名目，不必记而自然记住了，也分清楚了。可是到实际的例子上，往往也有很难决定的。在过阴历年的时候，我回清华，有人问一个问题：一个人，开一个小饭铺。有二十亩地租出，应该怎么办，是否没收他的土地。当时我不知怎么回答。后来在芦沟桥，遇见这些例很多。很有人在土地而又兼作别的事，例如小贩、工人等。这类人的成分，初看很难决定。后来知道，一个人如果是有劳动，虽然他的劳动不在农业上，但是如果他的土地占有不算太多，仍然是以中农或贫农看待。这样的例子，每决定一个，对于理论的了解，就深一层。
从文字上了解理论，与从经验上了解理论，确切是不同。我现在有这个感觉，一个人若专从文字上了解理论，愈是了解的不错，讲出来愈叫人觉得不是味。好像小孩子学大人讲话，愈说得不错，愈叫人听着可笑。
就以上所说，原来我参加土改时所希望得到的，都已得了相当的收获。此外还有许多别的收获。
在参加土改以前，有些学文学的人说，下乡可以学一些农民的语言。哲学系有一位同学问我，学文学的人下乡除了改造思想之外，在他们的业务上还可以希望有所收获。我们学哲学的人下乡，在我们的业务上，可以希望有什么收获呢？当时我不知怎样回答。在一个多月的工作中，我了解了一个哲学名词：「具体的共相」这个名词。这是海格尔哲学系统中的一个名词，表示辩证法中的一个要义。照我向来的思想习惯看，这一个名词是自相矛盾的。是共相就不可能是具体，是具体就不可能是共相的。在土改工作划分阶级的时候，每一个与土地有关的人都给他一个阶级成份。或是地主，或是贫农等等。有些人是地主，可是每一个地主的特殊情形都不相同。有许多人是贫农，可是每一个贫农的特殊情形都不相同。这样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的共相。具体的共相，就是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也就是一般与个别的结合。了解了这个名词，我开始了解我以前的哲学思想的偏差。马列主义注重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一般与个别的结合；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则注重共相与具体的分离，一般与个别的分离。这个启示，对于我有很大的重要性。
在工作中，我看见文艺普及工作的重要。在土改中，有许多歌，土改的理论及政策，都在歌中表示出来，开会的时候，教农民唱。有些理论政策，抽象的讲，很难讲通。可是一唱歌就通了。不但通了，而且唱的人情绪也高涨了。在张仪村，还有农民自己编的歌词。
在工作中，我看见大众的语言，有时候真能表达意思。有一个歌词中说：「共产党领导把身翻，毛主席是个领头人。」我觉得「领头人」这个名词很能表示出来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领袖一方面是群众中的一员，一方面也是领导群众的，可是领袖这个名词，只能表示领导群众这方面的意思，不能表示出两方面的意思。而领头人则恰好正表示这两方面的意思。
经过土改后，乡下的价值标准也跟着变了，在张仪村，遇见一个女人骂他的丈夫说：「你是个地主，你是个富农，你是个恶霸！」地主本来是个恭维人的名词，现在变成一个骂人的名词了。
与农民谈话中，谈到什么时候种什么农作物，怎样种，怎样收，其中有很多样的特别技术，因此我了解农民不但是特别辛苦的劳动者，而且是技术人员，并不是照我们所想像的，农民只是下力的人。
以前我以为土改只是一种经济政策，现在我知道，土改也是一种群众教育。我到张仪村，在开会时，看见农民都会唱，很活泼。农民当主席，把握会场，挺有办法。及至到芦沟桥，初几次开会，农会的干部，会员，都是缩手缩脚，说话半吞半吐。我心里想，芦沟桥与张仪村，相距不过几里，何以此地的农民如此落后？可是过了一个星期，芦沟桥的农会干部会员，也是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什么事都可以做，与张仪村的人一样能干了。
我们要从张仪村到芦沟桥时，先派两个人到芦沟桥找房子。他们到芦沟桥，吃饭就发生问题。派来派去，把他们二位派到地主家去，吃了一顿。他们回来说，芦沟桥情况特殊，不能吃派饭。所以我们到芦沟桥时，先自行起火。起了半个月的火，觉得麻烦，又试行吃派饭。可是这一派非常顺利。到大多数农家吃饭，都很受欢迎，有好东西尽量拿出来吃。有时我们吃完留下每人一斤小米的饭票，实在觉得惭愧。可是一派到商家，情形就不同。有人真是拿秤秤小米作饭。这可见经过土改，农民思想大有改变，渐与我们成为「一家人」，而商人则不然。这也难怪他们，因为我们的工作，本来与他们联系较少。
在我们工作组里，有五个老干部。其中只有一个是学生出身，其余都是农民出身。有的原来没上过学，有的小时念过一二年书，可是现在都能写能说，能看报。他们都是立场稳定，性情直爽。我想这样的人，在文化上提高了，就是新型知识份子。我于是了解怎样叫新型知识份子。
以上就是我在各方面的收获。以下再对此次工作成绩作一检讨。
我在乡下与农民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开会讨论，都觉得很自然。但这只能算是开始接近群众，而不是深入群众。因此总起来说，工作的成绩很差。在农村中，不知怎样找事去作，觉得无从插手，只能听组织分配，叫做什么就作什么。在芦沟桥工作将结束的时候，有作统计及填表格的工作，我想这是我所能做的，就担任下来。一担任下来，就觉得先要整理材料。费了好几天的工夫，到走时还没有完成任务。后来发现错误在没有走群众路线。这事是应该动员农会干部一起做的。有些材料一问他们就可以知道，无需乎专在纸堆里去找。以前专坐在办公室办公的坏习惯，现在又出来了。
不过在整理材料时，也发现一些问题，如果继续追下去，就可以深入群众。但是回校日期已经由学校规定了，没有继续做下去。因此于统计的时候，我有两点感想：一是要深入群众必需要心中有问题，就问题追下去，就愈追愈深。以前我所以不能自己找事作，就是因为心中没有问题的缘故。二是整理统计材料，是一种麻烦的工作。人名数字颠来倒去，叫人头昏眼花，可是一想到这是为人民服务，就不觉其干枯无味，而觉得很有意思了。
我到农民家里吃饭几天，大概老年人及中年人喜欢与我谈的时候多。他们总喜欢谈过去的事，这是老年人的常态，也许是他们看见我在此方面也表示兴趣。因此我对于芦沟桥一带的历史，也多知道了些。但是谈话不常反映农民对现在的意见，而常谈过去的情形，也是工作上的缺点。恐怕也还有思想上的问题，就是对于过去的兴趣太深。
初到张仪村时，刚一下车，到一农民家中，房东看见了我，就说：「哎呀！这么大的岁数都来啦！」后来有许多人看见我，都说这一类的话。我觉得我也就是有这一点可以自豪，就是年纪虽比青年人大一点，但是还想学习，也不怕从头学起。
这一个多月的经验，作为一个学习者，是相当成功的。但做为一个工作者，就很难说有什么成绩。当然工作愈好，所学的就愈多。我工作没有什么成绩，而学习已有所获；工作好的人，自然所获就更多了。
（《学习》第二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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