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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庸背叛革命判处徒刑十五年
1950.05.05

【本报讯】 上海市人民法院于四月廿九日判决一反革命案，被告吴承庸、宓其昌于抗战时期，勾结敌伪出卖革命工作同志，破坏组织，本市解放后，被难烈士家属钦章兴等分别告诉，由公安局起诉到法院。其判决主文如下:吴承庸背叛革命，危害抗战，出卖革命工作同志，破坏组织，处徒刑十五年，宓其昌勾结敌伪建立情报组织，危害抗战，破坏工运，处徒刑五年。

事实

被告吴承庸原为印刷工人，于“八一三”後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印刷业业余联谊会工作，动员和组织工人力量，支持抗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事前夕，上海租界环境恶化，革命工作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吴承庸奉命参加宓其昌所领导的黄色工会——书版业工会，以资掩护。宓其昌原来也是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人，“一二八”后失业改行，后在工商印刷制版所工作，以“商务”失业工人身份，承包该馆排字业务，有“贵族工人”气质，与劳资只方均甚接近，因而听任印刷业资方意见，组织黄色的书版业工会。又得夏焕新者介绍，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至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夏焕新首先投敌。一九四二年三、四月间宓其昌经夏焕新的介绍，依附沪西敌宪情报组，甘供驱策。敌谍张权威、李国华令其建立外国情报组织，调查革命活动，破坏工人运动，租屋于爱多亚路荣康里某号灶披间，为工作地点。宓其昌以结交兄弟方式，拉拢毛人为、黄乃耕、陶厚乡、陆仲平及吴承庸等人。当时吴承庸与宓其昌共营制造复写纸生意，较他人更为接近。宓其昌即进一步向吴煽惑，於同年五月间介绍吴承庸至静安寺荣康酒店与敌谍李国华的爪牙张权威见面，当日又由张权威领同他们去大西路美丽园七号见了李国华本人，要吴调查抗日活动，据吴自称因贪图已利，接受任务，隔日吴应约再去，领到车马费二千元伪币，而隐瞒此种卑鄙行为，不向组织报告。不久，李国华亲至吴寓访问，在吴桌屉内发现“各业工会概况”一书，指吴为左倾及中共份子，仅稍受恫吓吴竟即变节直供，出卖了组织和同志，供出同志储竹书的住址及其领导关系，又说出徐文蔚将於星期日前住接洽工作的秘密。并与之计议，预先书就向组织报告的报告书一件，以便作为诬陷徐的实证。六月七日徐文蔚依期前往，吴交与报告书，才出吴之家门，就被预伏的敌宪牧村等所逮捕，而储竹书也于同月十号左右被捕。因此牵连关系，陆续被捕的党员同志又有钦家俊、姜士雄、朱惠清、严同宇、顾松、上官石生、董因辰、金尚俭、侯相鳌及非党员同志孙桂和等十人，先后共达十二人。这些同志被捕之后，惨遭毒刑，终使钦家俊、姜士雄、朱惠清、严同宇孙桂和等因伤重牺牲，孙桂和烈士之屍身，且迄无下落。在此案发生之后，宓其昌的敌谍组织，无形解体，吴、宓二人也因彼此经营复写纸利害冲突，各自分手。去年，本市解放以后，上述被难烈士的家属钦章兴，姜余淑敏、朱黄桂泉、孙薄阿彩，严维恭及被害人徐文蔚同志等分别告诉，由公安总局起诉来 理由

根据被告等前後供词、自白书、和告诉人的陈诉及公安局的调查报告，互相参证，被告等的犯罪事实经已确切证明。虽宓其昌在其自白书中并未将如何勾结敌伪特工，建立情报组织，如何介绍吴承庸参与其事等的重要关键，加以叙述，在本院审理中也只承认介绍吴承庸给敌伪特工辩称不过认识认识而已，显见避重就轻，殊难容其狡赖。吴承庸在革命情势困难之时丧失立场，背叛革命，勾结敌伪特工，出卖同志，危害了抗战革命事业，情节至为可恶原局罪不容恕，唯念其变节出徐文蔚等同志以后，即与敌伪丧失联系，尚无其他犯罪行为，这次审讯中亦颇坦白，承认自己错误，酌处徒刑十五年，予以教育改进，宓其昌勾结敌伪，甘供利用，为虎作很，建立情报机构，调查抗战活动，并煽惑他人犯罪，危害了抗战，破坏了工运，虽于徐文蔚等被捕无具体证据证明与有关系，但其行为之构成罪责，原无可置疑，乃被捕之后，不知坦白悔过，反多方掩饰，足见其对于自己的错误，并无丝毫认识，自应处以适当徒刑，以便教育改造，特为判决如主文。

来源:《文汇报》1950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