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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承慎：我的思想被解放了
复旦大学教育系教授 萧承慎
1950.05.26

在上海解放后，我从这一年的学习中逐渐地深深感觉到我的思想被解放了，这就是由于初步认识到立场、观点、方法在思想中的重要性。

过去，我认为有了立场，思想就要被束缚。这样，我对于政治也就没有认识。我认为一搞政治，就有了立场，就不清高，所以从未参加任何党派，亦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我虽然自认是超政治的，不管实际政治，但是实际政治可管着了我。我因为没有立场，在行动方面，有时就无异成了帮闲或帮凶。

在旧政协开会的时候，反动政府方面发动文化界人士在一个宣言上签名，被找到的人如果拒绝了，就要引起不满，当时我为了避免这种误会，终于在第二次被找到的时候就签了名。老实说，我当时不但没有研究那个宣言的本质，也没有仔细地读一遍，认为反正在“政府”发动的宣言上签名，顶多不过叫人说不清高，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现在连那篇宣言的名称与内容都记不得了。这种糊里糊涂，就是由于当时不问政治的态度所造成的。

再举一个例子:一九四六年五月间，复旦学生自治会改选，对于理监事的人选，“右派”份子与进步同学竞争很激烈，“右派”学生虽然用尽威胁利诱的方法来竞选，仍然全盘惨败了。于是反动政府就发动大批军警黑夜包围学校，由蒙面的特务学生带领军警搜捕进步的同学。这样，引起了全体教员的愤怒，立即罢教，并发布宣言，向反动政府抗议，同时筹备组织教授会；在成立时，大约因为那学期伪教育部长战犯朱家骅来校视察时，在茶话会上我曾当面指摘过政府的措施不对，我也就被选为理事之一了。理监事一选出，伪市长战犯吴国桢就邀请去谈话。那天，我因为痛恨特务学生及反动政府一串的暴行，抢着发言，说话很多，也很激烈。特务头子方治曾几次对我怒目而视，我也乾脆地说明:“今天来赴会，就没有打算回去。”回来后大家认为我有胆识、肯说话，在互推常务理事时，我就被推上了，又被推为召集人。可是我是激于一时的义愤，并没有斗争的经验。后来，除了随着潘震亚先生深夜访战犯吴国桢，激烈地辩论一番，等到大家推我去南京请愿时，我就不敢去了。在十天的罢教期间，我受到特务份子的种种威胁，以及自己对政治没有认识，本心上不愿参加实际政治的斗争，听到反动政府要解散复旦、大批逮捕民主的师生，我真地吓倒了，我不敢积极斗争，我赞助校友会的请求复教、再行交涉释放被捕的学生。我当时被吓得的那副可怜相，就是因为没有立场，斗争的行动失了原动力，我对个人负责的事，不怕挺身而出；对于大家的事，我不认识群众力量的伟大，我也就不敢相信群众的力量。凡我把握不着的，我就胆小如鼠。有人说我胆子大，有人说我胆子小，现在我自己想起来，就是由于这个原故。

我自己不赞成参加实际政治活动，同时我认为教师要爱自己的学生如父兄之于子弟，要保护他们，要指导他们“明哲保身”，所以我常常劝同学多 读书、少参加活动，并且曾经不赞成本系的同学请民主人士来校作含有政治性的学术演讲，大有要他们“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之概。当时固然出于爱护学生、免祸避害的意思；现在想来，这不仅阻碍了学生的前进，同时实际上也就无异做了反动政府的帮凶。

我既不认识政治，没有立场，所以对于国际间的事件看不清楚，也就形成了一种狭隘的民族观。因此我在重庆时曾参加过反动政府所导演的反苏大游行。后来听到朋友中的民主人士藉参加游行的同事曾拿旅费而又坐免费的车子到重庆的这一点来取笑，我很气愤，我说这是对爱国人士的侮辱。复员到上海后，在民主人士反对美帝扶日及因沈崇事件反对美帝暴行的宣言书上，我也曾争着签过名。当时朋友中的反动党团份子曾讥笑我做了“共产党的尾巴”。我说:“我只知道爱国，不知道什么‘左派’、‘右派’。”老实说，在我没有读过刘少奇先生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前，我对于共产党的“联苏”，我非常不了解，我是很反对的。现在想来，我的爱国主义是天真的、朴素的、狭隘的，那时我的反苏固是如此，我的反美也并非由于真正认识了美帝底穷凶极恶的、侵略的面目。

因为我想超脱政治的束缚，对于书坊所出的、反动政府蓄意禁止的进步的新书报，我都盲目地当作政治宣传品，不主动地去研究，涉猎到时，也不细心阅读，所以在上海解放前，我对于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都缺乏了解。这样，我在思想上不但没有超脱现实政治，反成了反动学术的俘虏。

过去我在讲教育目的时，涉及到社会的理想，我追求大同的理想，可是只知道谈一些儒家的道学、理学、与杜威的“民本主义”，我不知道社会发展的规律。我要同学读“民本主义与教育”，读大学、中庸，读冯友兰、余家菊所著关于这一类道理的书。有些同学对读这些书暗中表示没有兴趣而且有反感，甚至误会我有什么其他的用意。我认为他们对读古书有成见、不虚心；我认为他们是因蒋匪提倡所谓“科学的学庸”而迁怒到了学问本身，蒋匪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可是为寻求真理呀!现在想来，我当时是多么愚蠢，我没有觉察到我的落后性。我糊涂地把阶级调和的学说，如絜矩之道，当作“王道”，把阶级斗争的学说当作“霸道”；我赞成“王道”，反对“霸道”。我还狂妄地想切实提倡这种空想的“王道”来“挽狂澜于既倒、作砥柱于中流”呢!在我读过社会发展史、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之后，我看见我过去教过的同学，我就想起我曾要他们读过这些含有毒素的书，感觉到说不出的难过。

过去我讲普通教学法，编有讲义，曾特别强调民族本位文化，东拉西扯引了一大堆学记、宋明理学家论教学的话，来配合资本主义社会的教学理论。当时我很得意这是一本“民族化”的著作。我引用朱熹的诗来标榜:“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不信人间有古今，也不信人间有中外，从这种没有时、空观念的观点也就只能搬运一些教条；这样，也就成了空话、废话。何况这些教条的正确性，也还大有问题。解放后我感觉到这种强调狭隘民族本位文化是有毒素的，于是就将我解放后所讲的教学原理与技术的稿子在中华教育界发表了两讲，这不过想藉此传达给过去的同学，我已经在力求改造。我素来对于发表文字是审慎的，这次忽促地发表，一方面是由于对自己的改造求表现，一方面在想通过发表来向大家学习。现在想来，急于求表现，以及自己还没有搞通就发表文章，也是不大妥当的。

过去我在参加学校行政方面，是一个条文主义者。在各种会议上，我常常墨守“教育部”法令的条文、校规的条文来发言，主张“守法”。当时我不了解法律、规章都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有一位民主人士，著名的法学家曾开玩笑地给我两个绰号:“条文专家”、“条座”。在当时的学校会议席上，这个绰号是常被提及的。现在我才了解、这个绰号对我是 一个教育的启示。

在上海解放前，我只看见了当时国民党所表现的黑暗面，我不能看到、了解到共产党所表现的光明面，我对于中国社会感到失望，因为悲观的结果，我很少买书读书。同时也还是因为穷，更因为在抗战期间曾经为着换取生活费出卖过自己多年辛辛苦苦、花费心血所搜藏的、设法运到后方的好几千册教育书报。在解放后，我的第一件显明的改变，就是恢复搜集书报的嗜好。我买了不少我从前所不看的书。可是我仍然没有能改革我喜欢买书而不能细心阅读的老脾气。我每月总要设法在薪水中抽出一部份钱来买新书，这也就表明我的物质生活是较解放前改善多了。我希望我能更多地抽出钱来买新书报，尤其希望能挤出更多的时间来仔细地读新书报、加紧学习新理论。

在解放前，我最不喜欢参加集会，也缺乏对新鲜事物的感觉。解放后，我特别强调这两点来求自我改造。从参加各种集会中，的确得到了不少宝贵的启示、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可是有时仍然因忙碌而感觉麻烦；对新鲜事物的追求，也仍然不够。可见丢包袱是一件多不容易的事，需要着长期的实践。

过去，我以为我的思想是自由的、不受束缚的，现在我通过学习，明白了我那时候的思想完全是被伪民主、伪科学、残余的封建意识、狭隘的民族观念等等，一条条地紧密地束缚着。现在，我的思想已被解放了，我已光荣地回到了工人阶级，再通过继续的努力学习，我相信我能够全心全意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而努力!

来源:《文汇报》1950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