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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其毅：向土地改革干部学习　向土地改革干部致敬
北京大学教授　邢其毅
1951.06.00

土地改革是1951年的三大任务之一，是几千年来，受压迫的农民翻身的革命运动。我们这次到中南区参观，可谓适逢其会。不但亲眼看见了，并且体会了这个伟大运动的过程，特别是对土地改革的干部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对农民虚心友爱的作风，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好的借镜。知识分子的特点，可以说一切是由我出发，我的一切都好，别人都不成，而在这次参观的过程中，明白的告诉我们，整个土地改革的要诀，就是要信赖和倚靠广大的农民。假若处处以“我”为中心，拿着我断我行的态度，则一事无成，一步路也行不通。所以我今天特别把我们在出发以前和土改归来以后，对干部的一般看法，作一简短的报道。

一、出发前对土改干部的看法

我们生长在城市里，特别是我们这个阶级，和我们接近的，直接或间接都有地主的成份渗杂在内，各种的传言，都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呼声。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已听见很多。如“干部是上级好，中级少，下级糟”等等，土地改革干部多是县级以下的，自然算是下级干部，所以是应在糟之列。还有在城市里传闻最厉害的就是干部如何教农民吊打地主，如何包办代替土地改革工作。关于吊打问题，我们大多都有初步的了解，地主阶级一向对农民作威作福，他们压迫农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只要是在农村住过的人，都会有亲身的体验，而这些事实，城市里的一些人似毫不关怀，从不提起，现在农民翻了身，打了一下或吊了一下地主，则大肆叫嚣，间接替地主宣传，这显明是一时受了地主的欺骗，没有认清了阶级的立场。所以我们都认为，土地改革时即使有吊打的事发生，激于农民气愤之下，也是理所当然。至于干部在吊打时，是否为农民撑腰，或者甚至发号施令，我们都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关于干部包办代替问题的看法，我们当时认为土地改革是一个细密的工作，特别是土地改革法的条文繁杂，尤其是对划分阶级或土地分配的规定如此严格，根本不相信农民会有能力去掌握，而认为一切事情必需由干部亲手去办，以为农村如此广大，干部只有几个，以数人之力去做那么繁重的工作，难免有些不公平的地方，甚或发生—些偏差。这样的想法，正是现在所谓“官办土改”或“恩赐分田”的办法，而不是农民翻身的革命运动，根本忽略了群众的力量，这也就是知识分子不信赖群众路线的想法。

二、认识了干部在土地改革中的地位

我们在长沙和衡山两县，前后参观了20天。我们每个人都很快的，并且很容易的了解到这一点，就是土地改革全部的过程，是要农民自己觉悟了阶级仇恨以后自己去斗争，打倒地主这个阶级，向地主夺取土他，把我们以前“官办土改”的想法完全洗刷清楚。我们也看清了土地改革虽是农民自身的革命运动，但假若没有无产阶级干部的领导，还不能达到正确的方向。干部在整个土地改革运动中，是在启发，教育，领导和组织农民，农民经干部的启发以后，明白了他们的阶级立场，则必须向地主作战。但作战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工作，所以干部必须教育他们，组织他们，使他们可以迅速的、顺利的走到胜利的途径上去。土地改革的第一部工作，就是发动群众。发动群众是一桩极艰巨的工作。当干部初到乡间进行土地改革时，人生地不熟，甚至语言不通，特别在衡山县内，我们遇着的干部都是山西人，而衡山的方言又非常难懂，干部不但要搞工作，还要学习语言。当发动群众时，干部必须找着真正的贫雇农的对象。据干部亲自对我们谈，贫雇农受压迫最深，顾虑也最多，特别是湖南的农民，受了“马日事变”的教训，见干部来了，往往不敢出头，这时最先和干部接近，表示积极的，常是一般二流子或兵痞之流。即使找到了真正贫雇农以后，也往往不肯马上就和干部说出知心话，存着惧怕的心理。据我们和翻身农民谈话的经验，都是一致的在初上来时不敢说话，开会不到，不敢斗地主，等到他们和干部相处一个时间以后，发现干部是真正为他们作事时，他们才渐渐的改变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由恐惧干部的心理变为勇敢的向地主斗争。干部要能达到接近农民的这一目的时、必先在生活上和他们打成一片，帮他们打柴、烧饭，遇有机会时再向他们解释地主的压迫，使他们明了受穷受罪的根子。我们都体会到老干部对这点深有技术，他们对农民谈话，绝不谈大道理，只针对着农民最伤心的事加以启发。如妇女最疼爱的就是他们的孩子，干部就把农民的孩子和地主的孩子作一对比，这些妇女很快地就了解阶级的仇恨，干部有时也用简短的诗歌来启发农民，如“种田的吃不饱，织布的穿破袄，编席的睡地上，打柴的没火烤。”等，我们觉得都很生动有力。经这样的启发，农民在短期内就能了解谁养活谁的道理。我们看到土地改革后农民对干部的亲切，每当干部走到街上，小孩们前呼后拥，闹成一片，这是他们发动群众时一段艰苦工作后的胜利果实。在衡山的松坳乡，一位青年的老干部说：接近贫雇农时，耐心、和蔼、谦让，是成功的要诀。虽是这样，有时也还要一个相当时期，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所以说若要想在农民面前摆架子，那就休想接近一个农民。个别的新干部，初到乡间，不懂发动贫雇农的道理，认为贫雇农思想落后，顾虑太多，生活太苦，不肯耐心的下功夫，也有些个别的干部对农民说大道理，讲土地改革法，使农民摸不着头脑，结果农民的反应是“规矩太多，无法搞。”所以土地改革搞得好不好，不在干部数目的多少，而在搞得对头不对头。我们所遇见的老干部，都是老经战场，对于农民的心理，了解得非常透彻，当时在主持一个会场时，他的一言一语，都恰到好处，所谓“火候到家”，可以扭转整个会场的讨论方向。

干部只要在农村内找着一户真正的贫雇农，这就所谓扎准了根子，然后再由这个贫雇农向其他贫雇农串连，这样才能得到绝大多数真正的贫雇农，等到多数贫雇农发动以后，干部再领导民众向地主斗争，干部的工作是事前准备，事后检讨，在整个的过程中，都是用说服教育的方式，我们从没有看到干部疾言厉色的去对付农民。

三、激烈斗争中干部所处的地位

农民觉悟了阶级仇恨以后，往往有时行动偏左，干部这时则要引导农民由阶级仇恨转到合法阶级斗争，但这需要教育说服，据我们的看法，农民很容易接受，很知守法，许多农民在斗争大会时，诉到苦处，有时手腿发抖，有时手已经快打到地主的脸上而又缩回，这都表示农民高度的警觉和干部的耐心教育、说服的结果，但也有个别的农民激于愤怒之下，打了地主一记耳光。但农民的打，绝不是轻易的，而必有他的前因后果，如在衡山县有一个农民斗一地主时，他说他从前在地主塘边大便过一次，遭这个地主打过一掌，今天他来斗争，一不为分田，二不为分地，就是要打他一掌，在这种情形之下，干部绝不能当场阻止，减低他的情绪，因为发动群众是一桩极艰巨的事情，农民既发动后，若当场给他“泼冷水”，这使他感觉政府太不替他撑腰，所以这必须在会后说服。总之，由我们所见所闻，斗争时偶尔发生吊打的现象，干部都设法尽力制止，但制止的方式绝不是硬来，或是事后说服，或是临时设法解围，如有一次，斗争一个姓谭的地主，他已被斗过七八次之多，但他一贯顽抗，农民激于气愤之下，在斗争时就带了绳子预备吊他，（湖南的吊，并不是把人真的悬空吊起，只是将两手朝后绑起。）干部知道后，马上来问，但农民根本不睬，这时干部只好走出去，等了一会，干部又重新回来，他说：“你们在这儿谈话，算剥削帐，地主在那儿乱叫，那会搞得清楚？不如把他交给我，送到楼上，这样算得可以更清楚一些。”起初农民还是坚持不肯，后来经再三解说，农民才答应，这样才算解了围！所以在斗争时，干部最怕的就是吊打，而农民因一时的激怒，难保有一二桩不守法的事情，传到了城市里以后，则把他变本加厉，说得天花乱坠。把一切的责任推到干部身上，这是我们全体团员觉得最不公平的一桩事情。我们也听见到，在斗争会上，因农民吊打地主，干部出来制止，而干部被打，可见干部处处忠实的在那儿执行法令。吊打固然是一桩偏差，但从整个的土地改革上看来，这是很难绝对避免的。

四、所谓“干部包办”

我们已经提到，整个的土地改革，是要由农民自己办，因为这是他们自己阶级的革命，以如此广大的乡村，如此众多的人口，干部即使想一手包办，也是一桩不可能的事情。如农村里那个是地主，地主家里的情况如何，分田如何分得公平，也只有当地的农民才了解得最清楚。干部若想自己搞，不但搞不通，也就是自找苦吃。在长沙有一位干部对我们讲，有些不了解情况的干部，认为农民不能把阶级划清楚，于是他自己搜集资料，自己划，划了三天三夜，眼睛都划肿了，结果仍没有划好，闹得农民不满意。还有一个干部，在分田时，他把全乡的土地丈量，按士地的面积分配，他忽略了地的肥瘠，水路的来源，距离公路的远近，结果也是行不通，但这些事情，只有把基本的几个条件，告诉农民，农民就会很准确的把阶级划好。据我们所知道的，由农民自己来划阶级，很少有划错的，每乡最多不过一两户，这在经过复查时，就可纠正。同样的，田地的多少，也要靠农民自己决定，我们看见的，是在一乡之内，组织若干看田小组，组员都是富有经验的老农，某块地出产多少，全凭他们的经验去看，我们曾作过一次考验，发现每组内的组员五六人，所报的产量数目，相差很少，经这样的作法，农民才称满意，才能使分田得到合理的解决。由上面两桩事来看，干部就是想包办也办不了。有一位干部说得好，“那一个人想包办，最好就叫他办，那也就是要他的命。”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说，大多的干部，都是诚心诚意想把工作做好，上面个别的例子，虽然犯了包办的毛病，但在那个干部的本意，还是不辞劳苦的想把工作搞好，只是因为缺乏经验，因为不了解农村里的情形，偶尔走了一点弯路，但发现弯路以后，马上就更正了。土地改革对于多数干部都是一种新的工作，即算个别的已在其他地区有过土地改革的经验，但是否就可把他以往的经验，全盘搬到新区里运用。这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每一干部必须由工作中学习，得到经验，这就是所谓“边学边作”，既然是在那儿“学习”，就得用一番工夫去摸索，摸得坏的，马上丢掉，摸到好的，马上抓着，天下的事，没有一样可以走一条直路而可达到的，必须由错误中学习到真理，土地改革当然也不能例外，所以有人说，土地改革是在扭秧歌，偏左了，朝右走，偏右了，朝左走，在我们看见的干部中，都已有了丰富的经验，至少在我们短时间内，没有看见什么偏差。干部若作对了一百桩事情，错了一桩，这一桩在地主的口里，就可以兴风作浪，再传到了城市里接近地主的人们，又可以添枝加叶，结果是好事一字不提，坏事完全说尽，这就是城市里所常听见的所谓干部包办的偏差了。

五、干部生活

干部到了乡间，可以说是单身独马，走入战场。在有些地区，地主的势力非常雄厚，他们对待干部的方法，无非两种：一种是武的，就是直接收买狗腿子暗杀干部，因而在初期土地改革中，干部因此牺牲的，不在少数，从这一点看，干部领导土地改革，真是“你一枪，我一刀”的和地主在那儿作战，另一种是文的，就是用金钱和女人的利诱，但绝大多数的干部在这种环境里，都能屹立不动。干部初到乡间，尤其是在发动群众的阶段里，住食都在贫雇农的家里，我们曾数次访问，极贫的农户，一个床上睡四五个人，仅破棉絮一条，气味触鼻，没有帐子，（帐子在北方好像是奢侈品，而在湖南是必要的。）房屋残漏不堪，窗户四面透风，用干部的口吻来形容，是“八方风雨会中州”。吃的饭是一碗糙米饭，两个红辣椒，北方去的干部，初到乡间，特别感到困难的，就是吃的问题。他们在整个土地改革期间，（约两个半月）每日睡眠的时间，少则一二小时，多则四五小时，随时有事，随时起床，我们知识分子的生活，和他们对比，真是相形之下，未免惭愧。我们只要事情稍微多一点时，就是怨天尤人,并且动不动就发脾气，而土地改革的干部，在那样环境之下，可以安之若素，尤其是对农民的态度，永远是和蔼可亲，我们每个人都深深的感觉到，他之有今日的成就，是党教育了他，他们心无二念，唯一的愿望就是舍死忘生的为人民服务。

由这次参观土地改革，我们对干部有了深切的认识，他们是使我们走向新社会的前哨战士，他们的功绩和我们在朝鲜保家卫国的志愿军是相似的、我们对志愿军曾作过各种的慰劳，而对一般土地改革的战士，不但没有慰劳，没有同情，相反的，在城市里环绕着我们的，却是不少站在地主一方面的流言，说干部如何的偏差，这该是如何的不公平？我们觉得每个人都有这种义务，向城市里一般不明了土地改革真相的人士们，传达土地改革战士的真象，使全国人士不仅要看到朝鲜的志愿军战士，而且不应忘掉了在广大农村里，领导着亿万农民作斗争的土地改革战士们！拿我自身来说，虽然已是参观土地改革完毕归来，但一般干部的实事求是，忘我爱国的精神，对我的启发和教育，还只是刚刚开始，我希望这些收获将在我的生活上，永远发生效力！为了表示这次的收获，我特向土地改革的战士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来源：《土地改革和改造思想》，光明日报社，1951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