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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 从《武训传》的批判检讨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
夏衍
1951.08.26

五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以及接着展开了的关于对《武训传》电影的批判，对于新从欧洲回国的我，起了“大喝一声”的作用。这是响亮的警钟，使我从长期的自由主义倾向和事务主义的作风中警觉过来，发觉了自己不仅对“武训传”电影应负相当的责任，而且对两年多来上海整个文化艺术工作中的不少的错误和缺点也应当负重要的责任。我能够得到党的帮助，在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中，对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获得改正的机会，这是我应当庆幸的。

《武训传》电影将武训这样一个封建社会中最丑恶最反动的奴才，作为一个革命战士来描写、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种对于我国封建社会中黑暗、卑鄙、丑恶的形象的歌颂，和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污蔑，无疑地是反人民、反爱国主义的。这部影片，竭力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宣传用改良主义代替革命，宣传用“个人奋斗”代替群众斗争，宣传用卑鄙的投降主义来代替革命的英雄主义。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这样一部反动的电影，是在上海摄制的，是在上海首先放映的，是在上海报章杂志上首先连篇累牍地加以歌颂和赞扬的。而且，就从“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直至现在，上海文化艺术界对于它的批判还是不深刻的，我们对于这一批判还是缺乏明确坚定的方针的。——对于这些错误和缺点，我应当负责来进行认真的检讨。因为，首先，上海解放已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而上海文化艺术界缺乏正确的、严肃的思想领导，我们没有认真地展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文化艺术方针的学习，并用无产阶级思想来领导上海革命文艺工作者进行自我改造，使得上海广大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够从共产主义和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吸取无穷的力量，防止与克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反动宣传的产生。其次，在“武训传”的摄制过程中，甚至当我们知道孙瑜准备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时，我们也没有严肃地、坚决地用马列主义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研究、认识与处理这个问题，因此也就没有能坚持共产党人所应有的原则性，劝止他摄制这种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作品。再次，当“武训传”摄制完成以后，我们依然没有能够充分认识与指出它思想上的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相反地，对于电影“武训传”及其歌颂者采取了自由主义的熟视无睹的态度，完全没有考虑到如何批判这种反动宣传的问题。这样，我们实际上就容忍了这种反动甚至承认了这种反动宣传的“正当”，助长了上海文化艺术界的思想混乱。而且，由于我们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使得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逐渐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麻痹了我们的某些同志，使他们在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前面，完全丧失了应有的批判能力。因此，《武训传》电影创作者和歌颂者所暴露出来的错误，不仅唤起了我们，使我们懂得有加强对于资产阶级反动宣传展开坚决严格的批判的必要，有加强对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严正的批判与教育的必要，而且唤起了我们，使我们懂得，必须对于两年多来上海整个文化艺术工作上的思想领导，作一次深入的检查，必须在上海革命文化艺术的领导工作中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

从《武训传》的教训中，暴露了上海革命文艺界和我自己工作中的哪一些问题呢？

首先，暴露了我们的思想工作薄弱的严重程度，暴露了我们不能坚决地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不善于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对一切不利于人民事业、有害于革命的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上海是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宣传侵蚀的地方，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长期间发生重大影响的地方。同时，从长期反动统治下面刚刚获得了解放的上海进步文艺工作者，又还没有能很好地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武器，在他们的认识上与实践上，和工农兵群众还有着很大的距离。这种情况正如高尔基在《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一文中所说：“人们被历史的两种力量（小市民的过去，和社会主义的将来）牵引着，而明显地正在动摇。”“在作家之间，还没有唤起读者对过去憎恨的强大的力量。”高尔基指出人民力量迅速发展过程在文学上反映得非常微弱，他说：“这种微弱的原因，在我看来，是文学的注意力还放在正在死亡的东西上，而没有放在正在生长的和活动的东西上。”一个死去了的时代的腐烂丑恶的人物——武训，在解放后的今天，还会得到文艺工作者的这样的注意和喜爱，《武训传》影片在放映的时候还会得到这么多的盲目歌颂，这样一部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影片甚至会使“号称学得了马列主义”的文化艺术工作干部失却了批判的能力，这就说明了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对于已经死去和正在死亡的旧的东西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系，旧的思想文化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大的影响。高尔基说：“为了充分显示出并且理解到那种带着过去毒害的罪恶的污秽，就必须使我们从现在已经达到的高度来观察过去的能力发达起来。”如何才能使这种能力发达起来呢？从上海革命文艺界的领导方面，也就是我们的工作方面来说：就必须经常地、有计划地、系统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来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思想，来批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来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洁性、严肃性、原则性，并把广大的革命小资产阶级文化艺术工作者团结、教育与引导到无产阶级方面。《武训传》的教训充分说明了：今天中国的文化艺术阵线固然是统一战线的（包括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各种不同思想和倾向），但是，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唯一的领导的力量，并且必须不允许任何反对人民民主的思想和倾向进行破坏人民民主的活动。如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所说，当资产阶级的“反动倾向尚能影响群众时，我们应当向着接受他们影响的群众进行揭露工作，打击他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群众从他们影响之下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坚决地、勇敢地、有力地迎接新的斗争。这就是说，我们思想领导的责任，不仅需要粉碎和肃清敌人的思想，而且需要用人民民主革命的思想来批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特别是要对于那些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要彻底地加以揭露。可是，两年来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就做得非常不够，我们对于坚持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认识是十分肤浅的。在上海文艺工作中，除出《武训传》之外，还产生了许多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观点立场来描写工农兵的作品，应该说和我们的这种立场不明确，憎爱不分明，没有给上海文艺工作者以正确的思想上的帮助，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其次，这种思想工作薄弱的毛病，是和我们上海革命文艺界中多年存留着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作风和庸俗习气分不开的。在文艺工作中的这种自由主义作风和庸俗习气，在这次《武训传》的摄制放映过程中暴露得异常清楚。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描写的，我们“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或者“明知不对，也不发生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与亲热，或轻描淡写的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存一团和气。”在我们的工作中，正确的原则的关系常常没有建立，严肃的思想斗争常常被庸俗化了。我们对《武训传》的摄制及其放映所采取的态度，就是这种自由主义的典型！事实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不作正当的思想斗争，而主张无原则的“和平”和“照顾”；不坚持文化艺术工作中的党性原则，而代之以“个人友谊”的宽容，是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这种自由主义不仅损人害己，而且必然在我们文艺工作和革命的文艺团体中间，造成一种腐朽庸俗的风气，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武训传》的教训对我们是深刻的，也是值得我们永远引为殷鉴的。

再次，我们工作中的这许多毛病，又是和我们的严重的事务主义作风分不开的。我们天天忙碌于琐碎的事务性工作，被动地处理和解决着许多枝节问题，用腿用口的时间太多，用脑的时间太少，日复一日，我们就深深地陷进了琐屑的事务中间而失却了共产党人所应有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敏感。我们的确很忙，但这是黑夜在丛林中乱摸乱碰的忙法，走了一夜，辛苦是辛苦了，可是睁开眼来一看，仍是没有前进。显然的，事务主义的作风，就是否定思想工作的作风。要克服这种倾向，我们就必须跳出琐屑的事务圈子，力求掌握思想原则，加强思想工作。

我们在《武训传》问题上面所犯的错误表示了我们的党性不强。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四年就指出了电影乃是对群众宣传的最伟大的工具，所以“必须把它掌握在党的手里成为共产主义教育与鼓动的有力工具”。一九二八年全苏联电影会议的决议说得十分明确：人民的电影乃是“工人们加深阶级觉悟的最有力的武器，应该成为居民中各非无产者阶层的政治改善的最有力的武器。电影决不是用来适应非无产者社会阶层的思想意识的，它应该用它特有的动人形式，对居民里小资产阶级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与作用，以便在政治上改造一切非无产阶层。”对于这样一个对广大人民思想具有巨大影响的文化工作，我们没有足够的认识和有力的领导，不能不说是对于党和人民的利益缺乏高度的责任心。

值得指出的，上面所指出的这许多错误和缺点，在上海近三个月的《武训传》批判过程中，也还没有得到彻底的完全的纠正和克服。甚至就是对于《武训传》的讨论批判工作本身，依然多少存在这种错误和缺点。我们对于这一场讨论批判的重要性，开始时是估计得很不够的，认识也是不深刻的，在这一工作中表现了不少的消极应付的情绪。我们对于《人民日报》为这个问题所写的社论和上海市委为这个问题所发的指示，缺乏钻研的精神；对于批判讨论中所发生的情况，缺乏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所以，我们对于这一批判讨论的方针就显得软弱无力、不明确。我们既缺乏严格认真的自我批评，又缺乏严肃有力的对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批判。思想工作的薄弱、自由主义庸俗习气的浓厚、事务主义的纠缠……至今仍是上海革命文化教育工作前进的障碍。

从上述的检讨，我们就可以发见上海文化艺术工作中的一个基本性质的缺点，这就是我们不能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路线，不能把这个正确的路线在上海具体应用，制定出一个动员上海文化艺术工作者全力以赴的、为城市人民大众——首先为工人群众服务的明确的工作方向。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工人及其家属几占这个城市总人口的半数，上海是有工人革命斗争光辉传统的地方，上海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长期反动统治下也曾进行了不挠的迂回曲折的斗争。可是解放两年后的今天，在我们文化艺术工作中，面向工人阶级、依靠工人阶级、代表工人阶级的思想，依然是非常不明确的。我们也曾进行了组织作家下厂的工作，我们也在文联组织了工人创作委员会，我们也在工人区域建立了工人剧场，但是我们都把这些工作和其他次要的、事务性的工作等量齐观，而并没有成为我们工作中的总的基本性质的方向。在过去反动统治时期，上海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经过曲折的方法，从黑暗中透出一点火花，就可以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与拥护，可是在今天，不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不去描写那些轰轰烈烈的、可泣可歌的新的英雄形象，进步了的群众就会不满和厌弃了。由于我们没有明确地规定今天文艺工作的新的任务，由于我们没有坚持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由于我们没有将为工人阶级服务、发展工人文艺作为我们文化艺术工作的主要任务，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在工作中被“居民中的非无产者社会阶层”缠住手足，忙碌于一些可做可不做的、乃至完全可以不做的琐屑事务，而不能集中力量去做好“非做不可”的工作。上海文化艺术工作，由于缺乏思想领导，由于犯了自由主义的毛病，所以形式上虽然轰轰烈烈，实际上的成绩距离人民的要求却很远。

为了使上海的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向前提高一步，使其真正能够为这个工业城市中的劳动人民——首先为工人群众服务、为生产服务，使其能够有效地粉碎与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反动思想，使其能够有力地批判与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使得广大的上海革命文艺工作者能够获得更多的更好的思想武器，胜利地参加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的斗争，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要根据《武训传》讨论批判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从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坚决克服文化艺术工作中严重的自由主义和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我们应当站稳人民群众的立场，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各种影响，严肃地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及其他各种不利于人民的错误思想。另一方面，又必须使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紧紧掌握现实，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一切作品真正成为反映现实表现群众以及指导将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这就必须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和政策，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兵的现实生活，深刻体会他们的思想情绪。没有这样的决心和努力，是不能真正创造出好的作品来的。

我们相信：上海革命文艺界经过这场伟大的思想斗争，一定能够解决许多长期遗留下来没有能解决的问题，经过这种重要的教育，将使上海革命文化艺术界的思想领导大为加强，并将使我们更能以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共产主义的乐观精神，更好地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使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更好地为伟大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并与一切阻碍我们前进的不正确的与错误的思想意识坚决地斗争，使得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获得更大的胜利！

1951年8月26日人民日报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