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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局宣传部关于林蒙同志讲授党史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1953.02.00

《宣传通讯》编者按：

西南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林蒙同志讲授党史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西南局宣传部为纠正林蒙同志的错误而采取的办法是必要的。宣传党史的目的，在于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在于阐明中国革命的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以提高党员群众的思想和政治水平。林蒙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认清宣传党史的目的，迎合某些听众的庸俗的心理，以道听途说的奇闻琐事，代替党史的思想和政治内容。各地讲授党史的同志应当从林蒙同志所犯的错误中得到应有的教训。

西南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林蒙同志，于1月30日在为西南局直属机关业余政治学校（一般干部中级组）讲授党史第二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在政治上、组织上犯了一系列带原则性的重大错误，造成很坏的影响。根据西南局的指示，宣传部会同直属党委严肃地进行了检查与批判。重要情况报告如下：

林蒙同志没有根据“中国共产党的30年”一书去全面地并且着重正面地讲授党史，而是集中地讲述这一时期党内“左”倾路线的各项错误。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抱定一个教育党员与干部的正确目的，而是由于存在一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表现个人的错误出发点。按照他自己在讲课时所强调宣布的话来说，这就是“乔木同志是正面突出，我先来个反面突出”。从这一点出发，他就顺着讲授提纲的每一段落和项目，大量地穿插了各种各样道听途说的似是而非的奇闻与琐事，并按自己评人论事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对于历史事件妄加解释，许多中央并未正式公布或无正式结论的事情，也都任意加以叙述和论断。

林蒙同志的错误，主要如下：（一）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与自由主义行为。（二）严重的政治原则性错误、根本歪曲了党的历史、根本违反讲授党史应有的教育目的。首先他没有着重地和认真地去阐述党如何领导人民群众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正义的斗争，只是顺便说到这一方面的事例，当说到这一方面的事例时，又主要地是在渲染党的领导如何“愚蠢”或错误。其次，他错误地讲述了党内斗争，把党内斗争讲成这样一种情形：在这当中人们看不到党是为这一原则或另一原则而斗争，看不到党是为这一路线或另一路线而斗争；相反的，人们所看到的的似乎是一些无原则的纠纷、磨擦与宗派斗争；党内斗争的高度原则性，党的坚强团结与统一，党的光荣、伟大与正确，党的高度威信，在这里完全被淹没了。第三，他的无根据的贬责与乱谈，不仅涉及许多中央委员，而且涉及党的领袖毛主席、少奇同志与恩来同志，涉及共产国际。（三）以极端庸俗的态度讲授党史，讲时如说评书，故意插科打诨，引人哄笑，如自称前言为“打加冠”，然后“书归正传”，讲广州公社用旧戏中之“回马枪”加以比划等等；另对某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轻薄地加以讥笑和讽刺。（四）讲授方法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不是根据对于一定历史条件与政治形势之客观全面的分析，进而研究政治路线等之正确或错误，而是罗列现象。这种讲授方法，即令没有上述各项错误，也不可能达到通过党的历史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

贺龙同志、宋任穷同志与张子意同志等发觉这一错误后，亲自督促迅速加以纠正。根据他们的指示，西南局宣传部于2月7日召集所有听过这一堂课的同志、党史教员、各直属党委负责干部以及西南局宣传部全体干部，由张子意同志讲话，着重说明讲授党史应有的目的，分析批判了林蒙同志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其思想根源，同时批评了西南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负责干部在这一方面的自由主义倾向（别人提出意见仍未引起重视，亦未报告上级）。最后，张子意同志宣布了纠正这些错误的6项具体规定：（一）各有关单位及理论教育处均应深入进行检查与批判，反对自由主义与官僚主义，并将检查结果报告西南局与中央；（二）林蒙所讲的上述各种传说、臆断与小广播等，西南局认为是带有原则性的政治错误，禁止任何人再行传播；（三）严格执行关于教学内容的集体审查制度，党史讲授与各项理论讲授的提纲与内容，均须经由所属党委讨论与审查批准，未经领导审查与批准者一律不许乱讲；（四）停止林蒙同志讲课工作，责令其严肃检讨；（五）加强讲师团的思想领导，加强对讲师的帮助、督促与检查，使之认真改进讲课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六）加强各单位负责同志对一般干部学习的思想领导与督促检查。

春节前，西南局直属机关各单位参加党史学习的同志及西南局宣传部一般干部，都根据张子意同志的讲话作了讨论与检查；理论教育处负责干部当众作了检讨；林蒙同志已经作了书面检讨但极不深刻，仍须继续检讨；理论教育处亦正联系全盘工作着手研究建立和健全业余政治学校教学提纲与内容的集体审查制度与假期训练理论教员等项工作的具体办法。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