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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西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阎家德党籍的决定
1955.12.05

阎家德，山西省闻喜县人，一九三三年入党，一九三六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共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太原钢铁厂（以下称太钢）党委副书记等职。

阎家德在太钢炼焦部事件中，曾因支持王自生弄虚作假对张宝桐进行打击报复，受到党内撤销工作的处分。他在受处分之后，并未认识自己的错误，决心痛改前非，反而对党更加不满，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党的团结。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太钢召集干部党员大会，处理第一书记郭钦安、第二书记卜虹云、厂长曹普等在执行中央关于炼焦部事件指示中所犯的错误的过程中，又有许多同志揭发出阎家德一些新的材料，并且有些同志怀疑经中央转回的借用职工名义，向中央进行匿名控告的六封信的口气和笔体可能是阎家德写的，因而要求重新处理阎家德的问题。阎家德开始对其所犯错误，仍狡猾抵赖不肯承认。后在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下，才被迫作了交代，检讨了向中央写的六封匿名信的具体情况。应当指出：阎家德假借职工名义进行匿名控告，捏造与歪曲事实，陷害同志，污蔑领导，有意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其错误是极为严重的。现将其错误事实分述如下：

1、污蔑党组织和领导同志。阎家德在太钢炼焦部事件中犯错误后，他为了推卸自己的错误，转移别人的视线，始则竟无中生有地散播流言蜚语，说什么：“华北局、钢铁局原来想在山西抓几个大头头，想整一下省、市委，结果没有抓住上边，只好把我整一下，否则，不好下场！”进而假借职工名义，给毛主席写了六封匿名信，一方面恶意地攻击和诽谤领导同志和党的组织，一方面为其自己和王自生等鸣不平，如在匿名信中说：“阎书记（指他自己）是毛口袋的老鼠上了套，他替红干部做了陪衬，替曹普送了个礼，是替别人受处分的可怜虫！”“市委有×书记，省委有×书记，他们是一伙子，反映白搭了。”说什么：“曲（炳瑞）工程师是好人，工作还好，还不该当模范？为什么要把他推倒？”甚至攻击前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同志和中央钢铁局局长××同志是“害曲炳瑞，硬要把曲炳瑞搞成特务！”因而他要为反革命“维护宪法”，要求毛主席“制裁”那些在炼焦事件中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领导同志！一九五四年太钢炼焦部事件处理之后，随着对干部进行了一些组织调整，这是非常必要的。而阎家德却谩骂地说：“×书记讲过‘组织革新’，以上就是‘组织革新’‘主观战斗精神’的结果”！特别恶劣的是他还秘密地在省委机关办公楼的厕所上写着“悬空办公，以空写空，越写越空；首长不管，处长难交，反攻、反攻”的标语。所有这一切，更加暴露出阎家德的品质是十分恶劣的。他不但坚持错误不改，而且对党离心离德，竟至发展到运用敌对阶级的手法，散布流言蜚语，假借别人名义写匿名信，偷写反动标语等手段，无中生有地制造与挑拨上下级间的关系，污蔑领导同志。

2、阎家德的作风也是极不正派的。他功则于己，过则诱于人，喜欢拉拉扯扯，吹嘘自己，并且找寻空隙，进行挑拨离间。他到太钢不久，即对某同志说：“我刚来时就准备让你到某部工作，可是其他党委认为你不行”。又如对该厂职工学校校长说：“你在钢厂处境不好，以后工作要注意，一样的问题发生在别人头上不大，发生在你头上就受不了”。他在受处分之后，这种卑鄙手段就更加发展了。他曾三次动员在炼焦部事件中犯有一些轻微错误的某同志，离开省委工业部。并且说：“上下里外对你均有意见，环境对你十分不利，如不及早离开，必将发生后患，越快越好，不要麻木不仁，要知道你已经是政治上破产的人了！”他逢甲说乙，逢乙就甲，挑拨同志之间的关系，制造同志之间的互相不信任的事实是层出不穷的。此外，阎家德在太钢任职期间，还利用职权，培植个人势力，他认为好的可以信任的干部，不管品质如何则加提拔重用，到处进行吹嘘。他认为不顺眼的干部，则用调出去，压下来的办法，加以排斥打击，骂这样干部是“茅坑里边的石头，又臭又硬”！

3、颠倒是非，嫁祸于人。阎家德假借职工名义给毛主席写了六封匿名信中，控告太钢党政领导上的一些问题经查对的结果，证明有些是根本没有的事，有些则是把事情的性质给歪曲了。如太钢前任厂长李菲萍、白浩、副厂长马树岗，都是经上级组织决定调走的。前厂长郭奇应，在三反期间因贪污而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这些情况阎家德本来是知道的，但他却颠倒是非，故意地说成是曹普把他们“排挤走了”！卡虹云同志号召工人青年团员，参加义务劳动，修了一个体育运动场，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他偏偏要说成是卜虹云“不关心职工生活，大官僚，玩快乐享受主义”！一九五四年十月太钢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党委委员产生是符合于民主精神和合法手续的，阎家德因为自己没有被选上，就诬告新选的党委会是“联合会”“技术研究会”，是“给党种下不团结的根子，谁相信他们又搞啥鬼”等。王贵英本来是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但他给毛主席的信上则硬说王是假劳模。曲炳瑞已经查清是假劳模，他却一再地替他辩护，说是真劳模，他的品质本来是最恶劣的，他竟毫不知羞耻地假借职工名义告毛主席说：“阎书记没错，只不过作风生硬，是替别人受处分的可怜虫”！他的丑恶面目，已由此彻底地暴露出来了。

4、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居功自傲，名誉地位思想十分严重。阎家德时常吹嘘自己是“白区地下老党员，老革命”，讥讽青年党员说：“当我参加革命时，还没有你哩！”因为他政治上不求进步背上了这个老功臣思想的包袱，伸起手来向党要名誉要地位，当然，党是不会满足他这种卑鄙的欲望的。这时他便心怀不满，闹情绪，说二话，消极怠工。如太钢原党委书记曹普同志调为厂长时，阎家德满以为接替曹普担任党委书记的是他，于是马上工作表现“特别积极”，甚至星期日“也不休息”。但当听说卜虹云同志担任了党委书记之后，便马上情绪低落消极起来，借口下车间，整日离开办公室，在某些问题上故意刁难卜虹云同志。给中央的几封信上，对虹云同志恶毒的故意陷害，明显地暴露了他对于虹云同志担任党委书记的不满和仇恨。阎家德认为自己的本领特别大，就是山西党的领导上不重用他，“屈了他的才”，因此，一再地要求调离山西，他给毛主席的信上说：“出了娘子关比啥也好，山西改朝不换帝，当然我们是愿意离开山西，因被排挤的人到了北京……中央并不排挤，就名誉在山西难落，现在最吃香的帽子是资产阶级骄傲自满，个人主义，这样谁受的了这一下”！这些事实活画出阎家德在党内闹名誉地位的思想发展到何等的严重程度！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阎家德的品质是极其恶劣的，在他的身上已经嗅不到一点点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他竟不惜破坏党内斗争的原则，而采取敌对阶段的斗争手法，来发泄其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的情绪。阎家德为什么要这样无理取闹呢？正如他自己在检讨中所讲的那样，是要“把事情搞乱哩，我干不成，叫你们也干不成”。这就是阎家德之所以如此恶毒的向党进攻的真实目的。他认为“党内无真理，真理是人为的。只要控告的次数多，没理也能变成有理。”因而他就连续不断地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匿名控告信，歪曲事实，制造混乱，破坏党的事业。阎家德参加党的时间虽然很长了，但由于他骄傲自满，摆老资格，存在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情绪，这就障碍了他的进步，因而他的思想意识也就不可能得到彻底地改造。他向来喜人奉承，惧怕批评，谁要揭发和批判他的错误和缺点，他就对谁不满，怀恨在心。一九四一年在北方局党校学习时，因为表现不好，受到了批评，他就对领导上不满；一九四三年在太岳区党委党校参加整风审干的时候，因为追问了他的一段历史，他就对党不满，似乎他可以特殊，不必受到党的审查；一九四七年整党时，他因在土改中丧失阶级立场，违反政策，受到了撤销工作的处分，他便对党更加不满起来，忽明忽暗地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某些领导同志；尤其是在炼焦部事件中受到处分之后，他更进一步地对党、对某些同志仇视起来，称自己是“战犯”，污蔑党是“封建集团”！“官官相衡”。同时，他的作风极不正派，无是非，无原则。在他给毛主席的六封匿名信上，开始说曹普、王景生如何好，不应当受到处分，但是后来又说曹普、王景生如何坏，曹普没有受到处分，王景生处分的太轻，是由于山西省、市委的“宗派包庇”。为什么前后这样自相矛盾呢？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明确的是非界限、固定的原则，完全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阎家德对于自己的缺点错误，不是虚心的检讨改正，而是一贯地狡猾抵赖，拒绝批评，已经失去了共产党员所应有的高贵品质。他在每次犯错误之后，在事实俱在的面前，虽然表面上痛哭流涕，好像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实际上是一种坚持错误的方式，转眼之间，就又“怨天尤人”坚不认帐。这已在他过去所犯的两次错误中完全证明了。此次在人证物证俱在的面前，虽然被迫地承认了错误，但检讨仍是肤浅的不深刻的。为了教育全党，维护党的纪律，故决定开除其党籍。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