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多的讲。这个文件（指二十三条）行不行？
第一条，性质问题，这样规定可不可以？
有三种提法，前两种较好？还是第三种较好？
常委谈过，又跟几位地方同志谈过，认为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
因为，运动的名称即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四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矛盾交错的教育运动。
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搞了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
六二年上半年，刮了“单干风”，还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刮得可凶啦！“单干风”，邓子恢是一位，另外还有几位。有些同志听进去了。还有的听了，不答腔，不回答问题。
搞社会主义，搞了许多年，而有些同志听了不答腔，不能回答问题。
四、五月间，没有一个地方同志讲形势好，只有些军队同志说形势好。我直接听到的是许世友、×××，间接听到的是杨得志、韩先楚。当时是五月，就是说形势不好，有那么一股空气。
到六月，我到济南，有几位同志说形势很好。时间隔了一个月，为什么变了？五月未割麦，六月割了。
为什么在北戴河我要讲形势？因为那时有人说，“不包产到户，要十年八年方能恢复”。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阶级斗争。所以，提出“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
因此，政治局常委觉得，大家讨论了也觉得，第三种提法较妥，较为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
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毅同志说，他也是当权派，只要你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还当你的外交部长。
第十六条，工作态度，就是要讲点民主。
天天说要民主，就是不民主，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民主。
军队本来早就有三大民主。堡垒打不开，找士兵、战士、班长开会，大家议，怎么打？办法就出来了，这就是军事民主。
政治民主──三大纪律。
经济民主──伙食，要由战士管伙食，现在还管不管？不能单叫司务长管。连里有两个人，一个文书上士，一个司务长。文书上士叫师爷，搞抄写的，就是搞表报的，可了不起了！因为他认识几个字。
好话坏话都要听。好话，爱听，不成问题。问题是坏话。七千人大会上我讲过“老虎屁股摸不得，老子偏要摸”。后来认为那句话不那么文明，改成另一种形式了。老子者，就是劳动人民，下级干部。我们这些人就是不大好摸的，你想揭他的疮疤，疮疤可不容易揭！
正确的话、错话都要听。正确的要听，错了也得听下去。人家批评你批评得错了，有什么问题呢？！你本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责任在批评者，你听着，有什么问题呢？！你不听，那不好。正确的，批评得对的，要听。人家批评错了，那更容易听了。还有一个，特别是那些反对你的话，要耐心听。做到这个，比较困难。
要让人家把话说完，这也是有点困难。他讲那么长，水分很多，米很少，是稀饭。我就受过很多次这样的灾难。有人讲了两个钟头，还没出题目，我问他要我帮他什么忙，他才出题目。×××，在延安，有一次找我谈话，讲了两点钟不着边际。我问他，你来找我谈，要我帮你什么忙？他才出题目。另外，有别的同志，他就是训话，我出题他不答题，我只好听训。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世界上有这种人，专门训人的，对我这种人，他就要训，长篇大论地训。
宣传和鼓动的区别。宣传者，许多概念联系起来。鼓动者，一个概念一个口号。比如罢工，提出一个口号，简单得很，就叫鼓动。写文章，做报告，长篇大论，叫宣传。贴标语，叫鼓动（专为一件事动员）。
×××发明这个道理，他说讲了两次，一次是五十分，一次是零分，人家不愿意听了嘛！我历来提倡，听讲话，不要鼓掌。不爱听的，可以打瞌睡。你讲的没有味道，他还不如打瞌睡，保养身体，还是保养身体免受这场灾难为好。还有一个办法，看小说。我从前在学校听课时就是这样，这就把教员整倒了。（讲了念书时的故事）这也许是我的毛病，也许是因为先生讲的不引人注意，我就看小说，后来发明了打瞌睡。不要说我这个人没有发明，我也有发明。（大家笑）用这种办法，我整了那些不是交谈式，而是训话式的人。整了那些老师，他只爱讲，不能让学生提问题，不是提问题启发学生。上课有了讲义，就不必讲了，让学生去看，再出点题目，让学生讨论。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我就主张不再念的。后来说有些人不识字，还是念好。我让了步，还是念了，也鼓掌了。这种会，鼓掌，我也赞成。
在同志中，不要使人怕。对敌人，要使他怕。在同志中，使人怕，那可不行！使人家怕，总是你有鬼，不然为什么使人怕你呢？凡使人怕的，大概是道理少一点。
过去军队里，班长带兵有三个办法：打人、骂人、关禁闭，别无它法。他不搞民主。后来我们说不许打人、骂人，禁闭现在也取消了。逃兵，逃了算了，何必捉！捉回枪毙，岂有此理！人家为什么逃？无非是在你这里过不下去了。跑了算了。如果你要把他捉回来，那就向他承认错误，请他吃顿饭，有猪肉吃，并且对他说，你还想逃，就逃之，不想逃，就留下来。不能用打人、骂人、禁闭、捉逃兵的办法。逃兵让他逃，他的积极性已经不高，留他有何用？！逃到外国，有什么了不起？！中国那么多人。无非是出去骂我们一顿。骂我们的人多得很。赫鲁晓夫、肯尼迪并不是中国人，他也骂。音乐家傅聪，逃到英国去了，我说是好事。这种人留在国内又有何用？
我只讲这两点：一是性质问题，二是工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