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还存在这一问题，有的单位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有普遍性，这是大事情，是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极“左”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范畴的，可以说，是一种反革命思潮，实际上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表现形式很多，实际上是怀疑一切、反对一切，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五·一六”是最凶恶的反革命集团，罪行累累。1967年“五·一六”通知一周年发表以后组织起来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把矛头指向林副主席，特别突出的是反对周总理。我们总理几十年对党对人民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无限忠诚。现在72岁，每天工作12小时，他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五·一六”已伸展到各个方面，不彻底查清是个隐患。过去是极“左”现在是极右，保护“五·一六”，右的方面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当前国际上苏修大兵压境，我们坚持肃清“五·一六”，否则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如果无产阶级领导权落在这些人手里，一旦打起仗来是内患。
从北京市来看，极“左”思潮影响大，“五·一六”活动较严重。反革命王关戚他们是极“左”思潮的根子，“五·一六”是他们组织起来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他们派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周景芳，是叛徒、反革命分子，而且派进160到170人，周景芳是从学部哲学研究所来的，同反革命吴传启、潘梓年有联系。周本人是叛徒，在抗日初期叛变投敌的，而又接受敌人任务回来的。周调市革会，并调来很多人未经过核心组，有的是戚本禹派来的，来把持市革会的工作。其中许多人是“五·一六”分子，实际是夺领导权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打着“造反派”的旗号，利用职权，背着谢副总理和核心组，干了很多坏事。他们反对谢副总理，写一封最后通牒的信，进行攻击。周到上海学习，到山东学习。去上海学习有二个目的，一个是搞张春桥，一个是拿上海的经验回来搞谢副总理。到山东对王效禹讲，北京市核心组是保守势力。回来一本一本作报告，煽动极“左”思潮，挑动群众斗群众。几乎北京的武斗都是他们组织挑动起来的，然后又把别人派出来处理武斗。处理好、处理坏都是搞你，他自己从未出来一次制止武斗。周在学部专门整理周总理的材料，把国家的机密印出散发，另外，周利用职权把市革会主要几个组都控制起来，政治组周兼组长，自己控制，副组长是学部来的，另一部分是动态组，组长王乃英（现行反革命、林杰的老婆）。他们搞每日动态（收集情报、特务活动）。原来不知道，在一次会议，周出去，刘建勋一看，是每日动态，他们没有人在就看，有人来就压在屁股下，是鬼鬼祟祟的，他是什么“造反派”？管干部的是王乃英，文教组也是他们调来的李贯英当副组长，实权在李的手里，把组长丁国钰架空。市革会办事组长杨袁，从学部调来，是“五·一六”分子，是留苏学生，有反对赫鲁晓夫的，他都要报告。再一个注意的是工交组××，不是个党员，他是工交组政治组组长。王若明是戚本禹派来的，在1967年写过文章，反解放军的。周景芳在工交系统派许多的调查组，王乃英到京棉二厂，矿务局也去过，财贸组支持“财贸尖兵”，西单武斗是周景芳布置的，就是我们傻瓜，去制止武斗。还有火烧英代办，当时我很着急，叫周景芳同我一起去，他不去，英代表要求解放军保护，影响很坏。他们是牛鬼蛇神，他们到市革会前二个月就开黑会，北京市的“五·一六”活动，就是在市革会指挥的。
他们在市革会和在学校安插一帮人。陈伯达同志告诉我，你们被控制了，我们还不了解情况。有一次开会是否叫周去，伯达就不同意。1967年以后才知道，就逐步处理，先把周调走，把杨袁调到修改党章办公室，以后把周、杨逮捕。
王、关、戚一手抓天派，一手抓地派，凡是一派的地方，都要分为两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对王、关、戚，首先是中央发现的，那时市革会忙于大联合、三结合，对于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不够。譬如出现反复旧，是极“左”思潮，山东、武汉搞了一下反复旧，市工代会也有反复旧小组，他们把好人打下去，坏人上来掌权，搞无政府主义，把个人、群众组织凌架于党之上，革委会之上（刘插：有些老大难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过去是极“左”，现在是极右，这是阶级斗争，思想迟钝抓得慢，是错误的，是跟毛主席不紧，阶级斗争觉悟不高，领导一般化，官僚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认为对的，现在不一定对；过去认为不对，现在也可能是对的，要总结经验提高认识。
大联合的问题，是革命的大联合，那时强调反对资产阶级派性联合起来是对的，但有两个问题要想一想。革命大联合同什么人联合，能不能同反革命“五·一六”联合，能不能跟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联合，那时看不清，认识有个过程，但同什么人联合要弄清。再一个怎么样大联合，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大联合，经过斗争达到团结，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批倒，团结的目的是共同对敌，如果保护“五·一六”不行，要清除“五·一六”才能团结，否则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要犯错误，要按照三条原则搞好团结，做了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情要肯定，不要把他的坏事掩盖。
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些群众组织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对的，现在不紧跟伟大战略布署就不对了。造反精神强，运动初期是对的，但造反精神强，是有阶级性的，开始对的，后来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解放军就不对。原则标准是是否拥护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
二、我们的思想是随着变化的客观情况前进，文化大革命经过三年半，经过斗争，对群众和人民是考验，在新形势下积极分子队伍有变化，在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是进步的，在其他问题上是中立或是阻力。在运动初期没有跟上的，经过教育后，在运动中成为积极分子。事情本质暴露清楚是有过程的，认识一个问题也是要有一个过程，在进行新的斗争，积极分子要重新组合，在反“五·一六” 分子时，他本身存在极“左”思潮或“五·一六”分子，就不能是积极分子，有些人有变化不能依靠。
三、要认真总结经验，要总结文化大革命全过程，要研究新问题，从极“左”到极右，是有规律性，提高自觉性。批判极“左”思潮，抓“五·一六”分子，领导决心要大，要注意方法，选好突破口，面上要抓三分之一或少一点。
四、摸清情况，对极“左”思潮严重的单位，要批透，要注意政策，不打人，不逼供信，决心要大，方法要对，要按照8341部队的经验，打好这一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