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同志说：
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座谈会、中青年干部座谈会，两个会议都快要结束了。看了简报，讲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落实干部政策的成绩应当肯定。不是有个赵积善同志么！我们做干部工作，落实干部政策也是积善。粉碎“四人帮”以来，干部工作的成绩，要充分肯定。粉碎“四人帮”以前，不少同志也做了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那时阻力很大，“四人帮”千方百计进行阻挠，虽然做了很多工作，很辛苦，但很难办。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有可能做好这项工作。在粉碎“四人帮”这个伟大成绩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放手地来做，实事求是地来做。不粉碎“四人帮”，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粉碎“四人帮”，这是大局，是个前提。有了这个大局，有了这个大好形势，我们才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这一点，我们必须看到。
另外还要看到，中央组织部自从胡耀邦同志来了以后，去年一年开了许多小型座谈会，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划分了政策界限，提出几条标准，为落实干部政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做了很多工作，改变了风气。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也是很辛苦的。不象郭玉峰那个时候，工作是做得不好的。去年这一年，我们落实干部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下，又继续抓落实干部政策。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这一年多以来，我们各级组织部门的同志，包括搞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同志，搞清查工作的同志和其他方面工作的同志，是很努力的，做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
第二个问题，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要看到，落实干部政策要做到善始善终，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从数字上看，“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案件解决了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个数字不一定靠得住，要完全搞好，还有大量工作。善始我们已经做到了，现在关键是善终。有些案件、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好，需要继续解决。特别是思想工作要做好。据同志们反映，这方面的工作量也还是很大的。例如生活照顾呀，安排职务适不适合呀，家庭还有些什么困难呀。三中全会以后，湖南、山西，他们抽查了一下，一个是百分之八，一个是百分之十四，结论还不合适，这就是工作量。还要扎扎实实地很好复查一下。三中全会以前和三中全会以后，有些不同，比如河南的问题，三中全会以前没有怎么动，如果没有三中全会，河南的问题不好解决。那个时候，做出那样的结论，是费了很大力量的。但三中全会以前做的，现在用三中全会的精神来衡量，就大大不够了，三中全会以后思想真正解放了，有些结论又要修改。毛主席有这样两句话，华主席也是这样讲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三中全会以后，同志们这样认真抽查一下，有百分之八，百分之十四不合适，是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这并不是组织部门没有做好工作，并不是同志们的问题。山西、湖南这样抽查了一下，我看其他地方也很有必要这样做。最后还要验收一下。关于验收的标准，胡耀邦同志不是讲了几条么。现在有些结论应修改的就修改，不该留尾巴的不留，没有申诉的也要主动解决。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案件，包括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还有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也有搞错了的。这几方面的案子，该复查的还要复查。五七年反右派的问题，有两种：一种是改正，一种是摘帽。五九年反右倾，比较容易解决，工作量不大。湖南这方面的案件比较多，有两周(周小舟、周惠)，还有彭德怀、黄克诚同志。这个案子比较好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案子不是都搞错了。突出的是贵州，带有特殊性，贵州解决的比较好。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案子，不一定再来搞什么平反。三反五反、统购统销、肃反、土改，还有男女关系、贪污腐化、蜕化变质，处理轻一点重一点，没有必要统统翻一遍。至于重要案件完全搞错了的，把人家错开除了党籍，错开除了公职，把内部问题错当成敌人处理的，个别案子个别解决，其他不要翻了。我同耀邦同志讲了，可以搞个界限，写个报告，中央批一下。基本事实没有什么变化，处理稍微重了一点，就不要再动了。三反五反，不搞一下不得了。我们刚刚进城，不刹住那股风不得了，还有肃反、土改、统购统销，是必须搞的。粮食统购统销是割断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还有农业合作化。我看这些时期的案件，还是本着这个精神来搞。哪些需要复查，哪些不搞，需要有个政策规定，个别案件个别解决，大体上这是个界限。有的乱搞女人，情节严重，开除了党籍，现在改为留党察看两年，他还不干，还要官复原职，真是岂有此理。如果事实确凿，他还这样胡闹，干脆维持原案，开除党籍。当然，首先还是要教育、说服，做好思想工作，不要拿我讲的话去压。个别无理取闹的，不教育不处理不行。
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有没有个结束的时间。我看由各省作些调查，根据工作量自己规定为好，全国不能一刀切。比如哪些案件什么时候搞完，到了八月组织工作座谈会，你们各省自己定下来，不搞一刀的。
还有公安、法院部门的逮捕、判刑案件。最近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要讨论通过一个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试行半年就正式生效。现在还未最后通过。在这半年时间内，各省要把这些案件清理一下，抓紧解决。过去康生、谢富治砸烂公检法，现在虽然有一些人归队了，但检察院人手不够，法院也要调整加强一下，将来还要成立司法部。一个公安部门，一个法院，一个检察院，我们组织部门要为他们三个部门加强一下力量。
第三个问题，关于思想教育问题。首先，要认识到我们组织部门目前所担负的艰巨的工作和光荣的任务。我们组织部门作为党委的工作机关和助手，不仅要把揭批查和落实干部政策工作这个任务搞好，而且我们要很好考虑整个党的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要做调查研究，提出意见、方案，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好。落实干部政策这方面，我们出了很大的力，但现在我们不仅仅是这个任务，还有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任务。落实干部政策善始善终，现在关键是个善终的问题。要一个案件一个案件，一个人一个人的扎扎实实地搞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虽然新的任务来了，但落实干部政策不能草率，不能收摊子，不能松劲。不但不能松劲，而且要加劲，要搞得更加扎实一点，更加细致一点，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才能善终。如果一松劲，可就不得了。所以，这一条一定要抓紧。后边的案件都是最难的，不能松劲。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是全党、全国人民赋予我们组织部门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一定要抓紧搞好，不能松劲。
要开好八月份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讨论如何搞好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问题。华主席早在去年就考虑要搞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那时候来不及。现在已经两三年了，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议了一下，总的提法，大概是这样的几句话：整顿党风，增强党性，健全党委的领导，巩固党的团结，把我们党的建设搞得更好。总的精神是这样的，是这次八月份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要解决的，包括落实干部政策，培养中青年干部，整顿党风，发展党员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已经发了通知，不多谈了。华主席很赞成，不仅赞成，而且认为必须开这个座谈会。如果会议开得好，文件写得好，就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这就靠大家了。我们大家一起座谈，共同努力，写出一个万字左右的东西来，另外还要写出几个决定。解放以来，我们只开了三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华主席说，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搞得不象样子了。我们一定要好好整风，把我们党建设好。我们完全有条件把我们党建设好，这是迫不及待的，请各省市区党委和组织部门把这项工作抓起来。所以，我们组织部门现在不是可以歇一下，而是工作任务越来越紧，越来越重。各级组织部、各级党委也是一样。林彪、“四人帮”破坏我们十多年，我们要拚着老命干才行。我今年七十岁了，还要拚老命干。我们工作不能放松，要抓得紧，抓得细。这次我们整顿党风，是思想整风，既不整人，又要提高，又要解决思想问题，这是很费劲的。我们决不能再整一批人。组织部门作为党委的助手，要把工作搞好。这个重大任务，我们要担当起来。我们的任务不是松了，而是很紧很紧。正如毛主席说的，旧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新的任务又来了。要使所有做组织工作的同志都向前看，鼓足干劲，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好。这是我们组织部门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另一方面，对于被落实政策的干部，要多做思想工作。除了安排他们的工作、生活之外，很重要的一条是思想工作要跟上。他们很多是老同志，要起模范作用，发扬延安精神，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搞好传帮带。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干部在落实政策以后是很好的努力工作，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但是也有极个别的，在落实政策中间，要求越来越高，甚至无理取闹，要官复原职。要好好教育，不能这个样子。都要官复原职，怎么复法。这是不正之风。不能这样，即使是个别的，也不好，要做工作。
第四个问题，对青年干部的培养问题。现在看，有些青年干部确实是好的，有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除了打砸抢的首恶分子以外，对一般青年干部，我们要出于真心爱护培养，区别对待。有的可以在原岗位上，这些不可能太多；有些需要带职下放，下去锻炼。这些同志本质是好的。但是缺乏领导经验，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象我这个人，是当兵的，在连、营、团工作过，这样起来的，但我有个弱点，没有在地方上当过县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主张青年干部先搞公社书记、县委书记，当车间主任、厂党委书记，没有搞过这些工作，一下子拿到省委、地委作领导工作不行，他们自己也感到为难。对青年干部要真正爱护。在下去之前，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要一个一个谈，一个一个商量，不要急急忙忙，一下子拿下去。要使他们真正知道这样是爱护他们，培养提高他们。
要在全党大讲党性，党的观念，组织纪律性，大力克服派性，把党风搞好。我们组织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带头做好这项工作。组织部门不准有派性。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是主观主义，有些党委都有派性么、我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派性也难免，现在我们要解除疙瘩，加强团结。组织部门如有派性，我们培养、提拔、调整干部就不好办了。没有派性，看一个干部才能公道，只有无产阶级党性才是唯一的标准。
现在有几个问题，我们要从全局考虑一下。
一个是经济上的三年调整，看起来时间很长，但是各方面的工作，是很紧很紧的，决不能松。政治局开会研究进口问题、就业问题。现在，就业问题各个地方都存在，特别是一些大城市，上海、北京、天津、沈阳、广州、成都。现在看来，解决就业问题，光靠全民所有制不行，要搞集体所有制，搞手工业合作社，广开各种门路来解决。最近我看了北京崇文区搞得很好。一个退休老工人，带几个人，在自己家里搞，搞出口手工业，比如搞彩蛋出口。还有刺绣，一张手绢，搞一点花，绣上长城留念几个字，只是一块钱的东西，拿到长城去卖，一张卖五块钱，搞外汇。这些活，聋子、哑子都能干。搞手工业，搞集体所有制，能解决很多人，北京已经安排了三万多人。有的还训练会计，训练司机，训练旅游服务人员。你要一个司机，我交给你，你给我多少训练费。这样的活工资一个人一个月少的搞三十元，多的搞到六十元。不搞集体所有制、不搞手工业，青年都流落街头不行，大搞集体所有制、手工业才行。有的还采取每人一个存折，每人一月存一块钱、两块钱，一年存十几块钱或几十块钱，存几十年，到退休时，存折还是你的，发还给你。这是个很好的社会保险。青年就业问题要搞出个新的局面来。三年调整的任务，包括就业问题要搞好，任务很重。组织部门要了解全面的任务，孤立地搞组织工作不行。
第二个，要保证三年调整任务的完成，必须把党风、党的建设搞好。党风不搞好，经济上调整的任务就没有保证。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整顿党风不是孤立的任务，这是保证三年调整，保证实现四化，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搞好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我们组织部门的工作，不能光搞“门市”，要想得远一点。当然应付门面是必要的，目前有许多“门市”工作要做。但是，我们的眼光要看得更远一点，思想要更开阔一些。
第三个，是中青年干部问题。有的同志说中青年干部不缺，不缺也有个培养问题。现在省委书记六十岁以上的人比较多，有的七十多岁快到八十岁了。快八十的人了，工作起来确实有困难，不是说他能力不行，而是体力不行，不但手脚不行，精力也不行了。到公社要人扶着下去总不好吧。现在，要有五十多岁的人，四十多岁的人到省委。当然是要搞马克思主义的人才行。这十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有些青年人脑子里装的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东西比较多，当然不能怪青年。就是有些中年干部，老的干部也受到影响。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灌进青年的脑子里去，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挤出来，要做艰苦的工作。对青年的培养，要有计划，要有步骤，采取许多办法。现在叫不叫青黄不接？不叫也行。但这些年“四人帮”的流毒，包括犯错误的，没有犯错误的，甚至受“四人帮”迫害的，脑子里一点都没有吗？有些是自觉不自觉的都接受了。什么“专案”呀，搞点逼供信呀，自觉不自觉都有一点。所以，肃流毒的工作，不光青年，就是中年干部、老干部，都是很重要的工作。要经常过组织生活，搞民主集中制，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当一把手容易搞一言堂，不同意见，特别是批评的话是不容易听的，表扬的话比较舒服。现在我自己就搞得很好吗？吹不得。所以，讲整顿党风的重要性、迫切性，就是要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工人、社员都能有一个好风气。这样，我们党，我们社会主义就有保证。如果不这样，就没有保证。我们有这个信心，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搞好，我们的党风会越来越好。
我提出上面这样一些问题，把经济调整搞好，包括就业搞好，党风搞好，中青年干部培养好，这几个方面要全面考虑。我们组织工作不可能是孤立的，如果没有饭吃，就业解决不了，我们光在那里整风是搞不好的。这几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组织部门要有全局观念，这样，我们组织工作就可以搞好。
陈野苹同志说：刚才任穷同志讲了，现在我来讲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案问题。我看了座谈会的简报，同志们有议论，我作个发言，同大家交换意见。
“文化大革命”前的老案怎么处理？我从冤、假、错案这个概念说起。耀邦同志今年五月八日在一件来信上的批示，其中有一个问题讲冤、假、错案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案件，我们一般用冤、假、错案这个词，因为这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全党都赞成，而且大得人心。“文化大革命”前的错案，我们一般不用冤、假、错案，而只用完全搞错了，或过头了，事实有出入，加以纠正、改正等说法。比如右派，有些也可以说是冤案，但我们不这样说，因为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条件，如果也用冤、假、错案的名义，也用平反名义，那就离开了这些条件，全党也不赞成，反而使事情不好办了。这点必须说清楚。
从耀邦同志的这个批语中，我们得到两点启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与“文化大革命”前的错案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各个历史时期的情况不同；“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冤、假、错案，是林彪、“四人帮”搞出来的。他们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为了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打倒一大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老干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大搞逼供信，大搞法西斯，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本来没有问题的说成有问题，本来不是问题的说成是问题，本来是小问题的说成是大问题，无限上纲，搞出很多“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等等，等等。一查不是那么回事，完全是林彪、“四人帮”蓄意制造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全错的占百分之五十、六十、甚至百分之八十以上。右派改正的不少，上海右派不改正的是百分之零点四，改正的百分之七十，有百分之二十正在复查。右派改正的面很大，但两者相比，有所不同。右派完全划错的是少数，完全划对的也是少数，两头小，中间大。中间这部分人本身是有错误的，但不够有派条件，不该划成右派，搞扩大化了。“文化大革命”中，根本没有问题，特别是历史上的问题，他们可以捏造事实，把你搞得有问题。山西就有人捏造事实，涂改敌伪档案，晋东南革委会副主任陈守创，被打成特务，一九七一年判了死刑，缓期执行。这是林彪、“四人帮”搞的，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与反右派搞错了的有原则的区别、本质的区别。另外一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中央有个文件，按中央文件定就好了，但中央文件发晚了，有许多地方都定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打着毛主席的旗号，篡改毛泽东思想，篡改党的政策，篡改党的历史。南昌起义，林彪是一个排长，井冈山会师，也只是一个连长，他们硬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井冈山会师是毛主席与林彪会师，真是好笑。
其次，落实政策是从哪个时候提出来的？是从一九七二年提出来的。提出落实干部政策，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不少，很大，要落实。耀邦同志这段批语把问题说清楚了。“文化大革命”、“四清”、反右倾、反右派中的遗留问题，中央发了文件，有规定，现在正在抓紧解决，冤案要昭雪，假案要平反，错案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前的老案，包括肃反、审干、三反、五反、镇反、统购统销、砍合作社，对于这些历史案件，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来解决。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这样比较完整。有的讲，落实政策就是一风吹，审干办是翻案办。这是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集团性案件，本来没有这件事，当然要全部纠正过来。一种是个人的问题，全部搞错了，当然要一风吹，不一风吹就不对。所谓留尾巴，含意有不同。
任穷同志说：一些重大事实搞清了，否定了，工作中的某些错误就不要留尾巴了，哪个人工作中没有一点错误呀！叛徒不是事实，但自首变节是事实，写上去，不能讲是留尾巴。
野苹同志说：本来有尾巴的，不是别人给他栽上去的，这不叫留尾巴。大的问题，原则问题，根本性的问题否定了，找一些枝节问题留上，这就不对了。还有挂起来的问题。有些问题既不能肯定，又不能否定。有两种情况：肯定的根据少，否定的根据多，就不要挂了。还有一种是小问题，枝节问题，可以不挂。真正的问题，该留的不能叫尾巴，不该留的留了才叫尾巴。本来有错误就不能搞掉。
任穷同志说：有人搞了什么俱乐部，这个没有，但要写上工作上的错误，我们不赞成。工作上的错误，谁没有一点。
野苹同志说：要把留尾巴与部分错误属实要留下来的，区分清楚。
根据上面讲的意见，“文化大革命”前的老案怎么办？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总的一条，要以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条件，当时的政策，来对待当时的问题。比如说，右派改正，不是根据现在的政策，而是根据当时的政策(六划六不划)。有些问题，根据当时的情况是必要的。如三反五反，我们刚进城，党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但有些人被糖衣炮弹打中。
任穷同志说：有的同志讲，现在搞得更严重了。这除了本人负责以外，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不能说现在严重了，就说三反五反不对。三反正反挽救了很多干部。
野苹同志说：进行三反五反是完全必要的，那时杀了刘青山、张子善，杀一儆百，刹住了歪风。对于历史上的老案，不要普遍复查，而是个别问题，个别处理。处理时要实事求是，对完全搞错了的，应该纠正过来。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错了的就要纠正，这句话并没有错。对历史案件作为正常工作来解决，不要全部翻一遍。现在有的人要翻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不行。落实政策是“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来的。右派改正很多，具体分析就不一样。他们当中很多人有错误，但不够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大部分搞错了，是冤、假、错案。
根据同志们讨论的意见，可以确定几点：第一，历史案件作为正常工作来解决，找上门来的要受理，要具体分析，不错的要进行教育，要跟他们讲清楚，犯了错误改正了很好，党组织可以量才使用。对于错被开除党籍，错被开除公职、错被定为敌我矛盾的，要认真复查改正。第二，是由原单位受理好，还是由现在的单位受理好？我的意见，由现在单位受理好，因为相隔时间长，变化很大，有的原单位已撤销。第三，改正后，工作由现在单位解决，就地安排。生活有困难的，可以适当补助，不补发工资。
任穷同志说：“文化大革命”前的案件，主要是政治上解决问题，不要在经济问题上纠缠。
野苹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有的隐瞒了重大问题，对党不忠诚，也不要补发工资。对于退职退休的，不属复查的范围。“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搞一个文件，要报中央批准。
任穷同志说：经济上的问题，现在国家拿不出很多钱来，也不能要社员出钱，减少当年收入。
野苹同志说：这次座谈会，我们议了几条，内部掌握，经中央批准后，以正式文件为准。
任穷同志说：要做思想工作，尽量不回城市，不仅上海，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要靠做工作，不能靠命令。一般说就地安排，个别工作需要可以回城。“文化大革命”前的案件，主要是两条：一是少回大城市，就地安排，二是着重政治上解决问题，有困难的适当补助，不补发工资。当然话好讲，工作难做。
《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读》（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