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胡乔木关于叶剑英在建国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稿的一些说明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午，本稿参照最后定稿作了一些修改补充）
同志们，我们开会了。四中全会今天下午四点钟就开始。昨天政治局决定，在今天下午开会之前，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请乔木同志把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修改的一些主要情况向到会的同志作一个介绍。
同志们都知道，叶剑英同志这个讲话，提出了粉碎“四人帮”以来许多没有讲过的问题；而把这些问题加以解答，对进一步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从而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实现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而奋斗，要发生巨大的影响。做这件事情必须认真对待，尽可能讲得周全一些。叶副主席这个讲话，准备的时间很久了，前前后后将近三个月，实际上稿子是改了十几遍的。现在发给同志们的是九月二十四日的稿子。这个稿子，是在九月十六日的稿子的基础上，根据同志们的意见，实际上是吸收了一千人以上的好的意见，加以修改的。修改得相当多。为什么这样改？重点在什么地方？政治局的同志认为，先请起草的主要负责人胡乔木同志加以扼要的介绍，对同志们的讨论可能有一些参考价值。
现在请乔木同志向同志们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耀邦同志刚才说了，九月二十四日的稿子，是全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各军区，中央各部门主要的负责同志，说一千多人大概不会少，集体讨论的产物。而且是八月间讨论了一次以后，九月间讨论了第二次。确实是依靠了大家集体的智慧，最后才修改成的。现在的稿子也还不能说已经从头到尾都可用，大概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根据全会的讨论和政治局常委的指示作一些加工，但是总的说来，恐怕只能以这个稿子为准，提交全会审议、通过。叶剑英同志的讲话定在二十九日。这次讲话，中央决定打破常规，邀请在北京的所有驻华使节和外国记者参加。过去我们这种讲话都是关起门来讲，现在我们要大开门户。讲话的时候，就要把外文译本同时交到他们手里。所以，这个稿子就必须早定稿，不可能再大改。要准备各种译本，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复杂。
讲话稿起草的工作虽然前后有两个月二十天，可是并不从容，工作做得还是不够仔细。问题确实很多。建国以后的三十年，我们党的文件还没有作过一次正式的总结。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曾经提到过一段一段时间，而这几次代表大会又各有特殊的情况，或者是时间离现在太久，或者是当时的政治条件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很多话要从头说起。说话当然要根据客观实际，但对客观实际怎么样一个观察法，估计法，表达法，这就不简单。
在讨论这个讲话稿怎么起草的时候，首先碰到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对于过去的三十年要不要作一点总结？曾经有过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要总结，一种认为现在时机不成熟。三中全会，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这两次会议的文件提出来的问题，在党内还没有完全消化，在一小部分人中间引起一些意见分歧，要做工作，要进行教育。如果再来一个三十年的总结，涉及的范围比那两次文件所涉及的范围更广了，这样事情就可能更难办了。因此，最好这次就作一次庆祝性、鼓动性的讲话。这个意见，在两次讨论过程中间，都有同志提出。不过这样主张的同志在参加讨论的同志中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同志都主张对三十年的问题要讲。首先，三十年的大是大非现在实际上早已澄清了，不但实践已经作出检验，中央对过去许多不正确的处理也已经作了纠正，在绝大多数党员和绝大多数人民中是已经成熟的问题。其次，党内现在有一小部分同志，对三中全会，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是有一些认识不清楚、不统一、不一致的情况。怎样使他们认识一致呢？要进行教育。为什么会发生意见不一致？根本的问题，还是对于三十年的认识不一致，特别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不一致。如果不把三十年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讲清楚，那么党内的意见怎样统一，人民的意见怎样统一？所以，要正本清源，对于三十年，对于文化大革命，作适当的估计，是必须的，否则，要统一党内外的思想，是不可能的。讲清楚了不是增加新的纠纷，而正是有利于解决现在一小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问题，有利于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见。对三十年和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是非统一不可的，如果这个认识不统一，对今天的形势、任务、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也不会统一。所以，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天讲？为什么要在建国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讲？既然要庆祝建国三十周年，那么，回顾过去的三十年，就成为一个特别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我们回避了，那会造成什么印象呢？那就会在全国人民中间，而且也会在全世界面前，造成一个错误的印象，似乎党中央还很软弱，意见还很分歧，以致对回顾我们国家三十年这样的问题，不能说什么话，不敢赞一词，而这些问题在党内党外，早已在议论着了。我们能不能在全国人民中间，在全世界面前，造成这么一种印象？当然不然。这对于我们全党的事业，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地位，非常不利。这就会在国内影响到人民对党中央的信任，在全世界也要影响对我国政府的看法。中国经过那么多年的混乱，现在的领导究竟巩固到什么程度，全世界都在注意这个问题，全国人民也都在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的领导稳定到什么程度，同我们对于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统一到什么程度，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认识愈是统一，这就表明我们的国家愈是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愈是巩固。全党的认识怎样才会统一呢？实际上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经基本上一致，只还有很少数同志需要进行教育。这就不能坐在那里等。现在要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就特别需要进行教育。中国过去的三十年是惊涛骇浪的三十年，是不能不回顾，不能不评价的。不评价过去的历史，就不能评价今天的路线，今天的领导，也不能评价今后的方针。所以，这个问题在这次庆祝中不应回避，不能回避，非讲不可。讲了好处多，不讲坏处多。讲了就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同志的一生，特别是在三十年中间，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评价，迫切需要党中央在这样的时机讲一篇话，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提出一个统一的标准。虽然其他的意见不会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但是，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我们党内的绝大多数，把人民中间的绝大多数，坚定地团结起来。大家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来认识，其他的一些意见，我们就好以这个认识为标准去进行说服。这样，我们党的团结，我们整个国家的团结，都会加强。所以，中央考虑，对于这个问题还是要讲。如果仅仅作一个鼓动性、庆祝性的讲话，不能表示我们国家的领导，党的领导，对于自己领导的地位，对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我们今天理直气壮地把三十年中间的一些主要问题提出一些基本的看法，这就表示我们的领导对自己是充满了信心，对自己的党和全国的人民充满了信心；党和全国人民也会反过来对这样的领导充满信心，其他的一些不同意见会慢慢地向党中央所表示出来的意见靠拢、团结。否则，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还会越来越发展。这是整个讲话稿的一个关键问题。
讲是要讲，怎样讲好，怎么估计比较适当，这里面问题很多。九月二十四日稿是在九月十六日稿以后，根据全国的讨论，又作了一次比较大的修改。我想现在把修改里面的重要问题介绍一下。这里面有些问题需要多做点解释的，就稍微多说几句。也有少数的地方，有一部分同志提出了修改的意见，可是没有接受，没有修改，也需要说明一下。为了方便，大体上按照讲话稿的次序来说。
首先，我想对有关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说几句。毛泽东思想在这个稿子里面讲了很多，有跟马列主义并提的，也有单独提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这里讲，“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提法，大致上就是七大的党章、七大关于党章的报告里的提法。这个提法，后来曾经有过一些改变，现在认为，还是维持原来的提法比较妥当。关于毛泽东思想，这次讲话里还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里面加的话，说它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这是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这个讲话着重提出我们要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于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讲话上曾经说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是指这个思想的基本内容是首尾一贯而不是前后矛盾的，并且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才成为一个科学的体系。我们讲，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毛泽东思想不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起来，不能分开，不能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从实际出发，主张调查研究，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有些时候，主要是在他年纪比较大了的时候，接近群众接近实际比较困难了，受到他身边的一些坏人，象“四人帮”这类人的包围，作了一些不符合于实际的论断，这些不应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围。只有这样对待毛泽东思想，我们才是忠实于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否则，这个旗帜上面有符合于马列主义的，有不符合于马列主义的；有人民所拥护的，有人民所不能拥护、不能接受的；有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也有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这样怎么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
这里还发生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否不提或不着重提毛泽东思想，不提或不着重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如果我们不着重提这些，而着重讲毛泽东同志所犯的某些错误，这对于我们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前的世界政治以及整个世界的历史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一个仅仅对于毛泽东同志个人怎么评价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于毛泽东同志，对于毛泽东思想，作一种公正的、全面的、合乎实际的评价，是跟我们全党的长远利益，跟我们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件大事，不能够采取一种轻率的态度。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轻率的态度，那么，就会使广大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地位，所能产生和将要产生的影响，发生某些模糊的认识，产生某些思想上的混乱。所以，对这样的问题必须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决不能够感情用事，不能够仅仅强调一个片面，一定要作全面的考虑。我们决不对于毛泽东同志所犯过的错误进行粉饰，历史是不可能也不允许粉饰的。但是，对于过去三十年已经形成的历史要作一个公正的评价，就得要联系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整个党的历史，毛泽东同志的全部历史来作。我们在给任何一个干部作结论的时候，都得采取这种态度，对于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了这样伟大贡献的毛泽东同志，当然需要首先作出全面的估计，然后在这个全面估计的基础上，来观察他的错误。我们不作任何粉饰，但也不是有闻必录。我们要考虑到整个的大局，要照顾到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以及当前的世界政治这些大局。现在这个讲话稿确实没有正面地直接地对毛泽东同志作什么批评，但这并不是关于这个讲话稿的主要事实。任何人看了这个讲话，听了这个讲话，都知道，这个讲话对于过去三十年的历史，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于毛泽东同志本人，应该表扬的表扬了，应该肯定的肯定了，应该批评的批评了，仅仅是没有对毛泽东同志直接的批评。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大会上讲过以后，我们就会听到和看到全国人民的评论以及世界舆论的评论，我们相信这些评论不会仅仅注意到没有直接批评这一点。这个讲话稿是保持了一个客观的、公正的但是谨慎的、慎重的态度。有没有指名，这在原则上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机，一定的场合，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我们要想到，这是对于过去三十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由党的负责人，代表党中央，代表人大常委和国务院，对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第一次讲的话，不能不格外慎重些，含蓄些。这，全国人民，全党的党员，是会赞成的。也许有一部分人开始有些不同意，再多想一想，也会赞成的。
讲话开头在“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下面，根据叶剑英同志的意见，加了“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同页下面增加了“缔造了人民的军队，创立了革命的根据地，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战争”这样的内容。此外，九月十六日稿提到毛泽东同志的地方太多了一些，现在减少了。有一些话，许多同志认为讲得不太准确，这些地方都修改了。
为了同三中全会的公报相衔接，为了对将来留有余地，这次的修改稿加了几句重要的话。这是一个庆祝大会的讲话，并不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历史，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所以加了这样的话：“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但是，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估价。”这是说明，这里所提出来的一些说法，是初步的，将来还要作出正式的总结。当然，这是经党中央很认真地讨论过的，在党内很广泛的范围里面讨论过的，而且也在党外讨论过，党外人士也提出了不少的意见。虽然这样，这还是初步的，在将来作正式总结的时候，当然会对于这里面的提法作出某些进一步的说明，甚至可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跟现在的说法不一样。这在党内是完全正常的情况。这样讲了，党内有许多同志对于现在的某些提法如果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放心，将来还可以再研究。而且，还有这样一个作用，就是避免在这个讲话以后全党集中来议论过去的三十年，议论文化大革命，这对于当前的工作也是不利的。这个讲话要拿来作一个教育全党、统一全党思想的工具，但是不能够引导全党的干部用很长的时间来辩论文化大革命和三十年中间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讨论的过程中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够在这上面占太多的时间，不能够争论不休，妨碍当前的工作。这里讲了，要在适当的时候，召集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结论。在讨论过程中，有一些同志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保留。可以保留意见，也要看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有一些问题就不能随便采取保留的态度。比方说，对三中全会的方针保留，对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方针保留，对于叶剑英同志在三十周年讲话的原则也保留，这种态度就不对了，我们不应该听任这种态度在党内蔓延滋长，否则党就不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了。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有一些具体的意见，可以保留，将来对于这些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的时候可以提出来，不能说任何问题都只让有一个说法，不让有两个说法。
这段话后面接下来的一句话：“总起来看，在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在这一次讨论和上一次八月份讨论中，都有少部分同志提出过不同的意见。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庆祝三十周年的机会把这个问题澄清一下，很需要。究竟过去的三十年，大部分时间里面党的路线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讲话稿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并没有去讲究竟哪一年到哪一年是正确的，哪一年到哪一年是错误的，那样讲就把话说死了，将来就没有余地了，而且现在也没有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需还要进一步讨论，但是现在划一道杠杠，就是说，大部分时间是正确的。所谓大部分时间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十七年的后一段时间。十七年的前一半是正确的，打倒“四人帮”以后的三年是正确的，这个大家都同意。十七年的后一半怎么看法？这个问题需要在原则上讲清楚。说一段时间路线是正确的，或者说是错误的，我们在好几次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援引了毛泽东同志在讲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党的历史的时候所说的话。毛泽东同志认为，只有一九二七年的上半年，党中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这并不是说一九二七年以前就没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陈独秀的很多文章是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写的，里面有很多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不能够拿他文章里的这些错误观点来衡量党中央的整个路线，这主要要看整个党中央做了些什么工作。陈独秀在领导中央的工作中，也犯了好些严重的错误，包括一九二六年上半年从中山舰事件发生到国民党（那个时候还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通过党务整理案这段时间所犯的十分严重的错误。陈独秀在这段时间所犯的严重错误给二七年蒋介石的叛变造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有利条件。但是毛泽东同志认为，这还不能算党中央已经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为整个党的工作当时还是向前发展而且发展得很快，所以才有北伐以后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毛泽东同志对于大革命时期党内路线错误问题采取这么一个慎重地、仔细地对待的态度，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在考虑从五七年以后到六六年之间党中央的工作的时候，也应该很慎重地来对待。这中间犯了好些次严重的错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直到今天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间，犯了不少错误，造成了不少的损失。五八年的损失已经进行挽救，可是，到了庐山会议，因为彭德怀同志的信，引起了一个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一来，就又造成了五九年下半年到六○年、六一年这几年的严重的困难。五八年错误的纠正没有进行到底，半途而废了，但是连同五九年下半年的错误，后来还是由党中央自己纠正了。六○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六一年制定了人民公社条例（六十条），六二年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同志自己作了自我批评。所以，五九年下半年以后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党中央基本上是纠正了。说基本上，因为没有撤销庐山会议的错误决议，没有解决反右派扩大化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不能算彻底。这一段将来怎么样具体评价，现在可以放一放，不忙作结论。有同志说，六二年开七千人大会是件好事，可是下半年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存在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怎么看？北戴河会议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虽曾被称为党的基本路线，但实践已经证明不符合实际情况。到了六四年，对阶级斗争讲得更严重了，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个产生严重后果的概念。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这些问题，将来是要讲清楚的，但是这次没有讲，这次讲话不可能把问题都讲周到，而且在讲教训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对这些观点作了间接的批评。六二年下半年，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我们讲的这些东西不要妨碍当前的工作，当前的工作应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以后就逐渐妨碍实际工作了，这是必然的。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错误究竟还没有对全国整个农村工作造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直到一九六六年以前，整个党和国家的工作一般还是在正常进行，国民经济还是在继续好转。所以，对于十七年的后一半，需要具体分析，不能够简单地认为是执行了或是一直执行了错误路线。那样说，会使得我们对于整个党的力量，整个党的组织，整个党的领导失掉信心。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党中央是在做工作，各省省委是在做工作，各级组织都在做工作。尽管在一些时期的某一两段工作中已经有不同程度的左倾（这样说可能不够），但是还不能说，从五七年到六六年都在执行一条左倾路线。如果那个时候从中央到各级都不能正常地工作了，这就是另外一个情况了，但还不是这样。党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有错误还能够经过正常的方法纠正。这不是说这十七年中间有些错误不严重，也不是说后一段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全正常。究竟哪一段时间要算犯了路线错误，如果犯了，要算犯多久，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不讨论，不要让党内外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我们先画一个粗的道道。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将来做详细估计的时候，恐怕也需要有所分析。七二年、七三年这一段周恩来同志主持工作，党内国内的形势，是比较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然后，七五年的前三季度，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党的工作也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两段时间，应该说跟“四人帮”斗争比较有成效。如果把这两段时间跟其他时间看成一样，这恐怕不合适。至于究竟怎样分析是将来的事，现在也不详细研究。把这个账粗粗地算一算，可见说在三十年里大部分时间执行了正确的路线，这个话是有根据的，不是武断，不是为了说得比较好听，对党的威信比较有利，那是第二位的问题。对党的历史采取这种冷静的分析态度，比较实事求是。再说保留这句话也的确很关紧要。假如是多一句少一句没有关系的话，既然有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见，也可以把它去掉。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划一道杠杠，势必要动摇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势必要动摇群众尤其是青年对党的信心。这也要估计到。青年们没有经历过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革命斗争，没有什么新旧对比，他们所看到的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段的混乱，而现在三年的时间也没有能够使他们觉得什么事情都比较满意，所以，在青年中间，党的威信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要审慎对待。如果我们承认或者默认在三十年里大部分时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这样，一部分群众就会认为，你共产党没有什么资格来领导，其他的话都不必讲了。所以说，要不要保留这一句话是关系紧要的。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讲话稿上说“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这话也有一部分同志主张删掉。我们考虑，这不是说大话，确是客观事实。对资产阶级赎买，这样来解决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世界历史上没有过，而且这个经验，在今天以及今后的世界上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应该大书一笔。当然，有少数资本家并没有改造成为劳动者，俈存款生活，这是事实。但是整个说来，把一个剥削阶级有劳动能力的人（也说的是绝大多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我们宣传这一点，不仅在国际上有重要意义，在国内也有重要意义。否则有许多工人、农民就想不通，不知道这就是工人、农民自己的胜利。他们认为共产党现在好象是心向着资本家，向着地主富农。（胡耀邦同志：说这是投降，统战部是个投降部。怎么是个投降部呢？是个改造部嘛。）这是我们党自己的政策，自己得到的胜利嘛。（胡耀邦同志：工人阶级的胜利嘛。）我们得到了胜利，结果我们在清点战果的时候，又不愿意承认，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关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加了“一九五七年，对极少数右派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很多地方在议论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现在这里作一个正式的宣布。两方面都说到，有它正确的方面，有它错误的方面。
关于五八年、五九年、六○年一些问题，这里根据大家讨论中提出来的意见，改成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很快觉察到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并领导我们着手纠正”。这里没有把五八年、五九年上半年，五九年下半年，然后六○年、六一年，按照时间编排出来，而是把犯的错误说在一起，纠正说在一起。这样行文比较方便，主要还是为着在这个地方不去一一依次列举，因为这本来不是一部历史。将来专门评价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当然要分开来说。这里没有把事情都点明，但是也没有讲假话，例如对于庐山会议，就讲了“一九五九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在总结十七年的地方加了一段重要的话：“建国以后的十七年中，我们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尽管我们在工作中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这些错误一般地还是能够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纠正的。可惜，我们并没有能够始终遵循过去十七年中所确立的正确方针，没有能够始终注意运用和发展过去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也没有能够始终记住过去所犯错误中得到的教训。这就使我们后来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使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没有能够避免，而且犯得更严重了。”这就把十七年里的错误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了一个原则的区别。就在十七年的后期，一般地说，党的民主集中制，党中央的民主集中制，还是比较完整的。虽然已经有了毛病，但还是民主集中制。因为有民主集中制，就有条件自己来批评错误，自己来纠正错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条件就破坏了。因此，文化大革命中间出现的问题，林彪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都不可能在党内采取正常的方式来解决。党的民主集中制根本不起作用，没有办法来正常地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开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甚至党的组织本身都停止活动了，连中央政治局有一段时间都不存在了，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呢？后来虽然恢复，但是中央政治局仍然是在很不正常的条件下面工作。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很重大的教训。这也说明，在我们党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论怎样杰出的个人，决不能超出集体，凌驾于集体之上，群众之上，那样他就非犯错误不可。
关于文化大革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后面原来有两句话：反修防修有没有必要？有；我们党内有没有需要整顿的阴暗面？有。对于这两句话，很多同志不赞成，主张一定要删掉。我们接受同志们的意见，把这一段话改成了现在的一段话，跟原来的含意很不相同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这里解释了修正主义。当然不是解释得很完全，但是，这个解释，在今天确实是包括了最重要的内容。对国内来说有好处，对国际斗争也很重要。如果不作这么一个解释，那么修正主义是什么呢，现在还有没有修正主义，就不好回答了。这里暂时没有涉及到坚持社会主义不能复辟资本主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几句话不容易讲清楚，需要另外专门讨论。这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论很简单，但是把主要的是非讲清楚了。三十年大部分时间路线是正确的，那么什么时间是错误的？这里说，文化大革命对于形势估计错了，对于修正主义没有准确的解释，斗争的方针方法也错了，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当然是一个错误。我们想要努力找出它的正确的方面，可是很难。当然，这个错误跟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是完全不同的。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他们的极左路线，跟党的错误是两回事情。不能说没有关系。关系是有，但是性质上完全不同。所以讲话里说：“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极左路线是林彪、“四人帮”搞的。党执行了一个错误路线，但是这个错误路线跟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完全不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是他们反革命阴谋的一个工具。林彪、“四人帮”“是全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的问题是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的”。（胡耀邦同志：把他们抓起来当然不是个党内问题罗，否则的话就不会抓嘛。路线问题不能抓人呐。）他们是犯了刑事罪，对他们要审判（因为涉及国家机密，不能进行公开审判，但起诉书和审判的结果要公开），要处刑，他们不是犯了错误的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提法，同志们提了好多意见，现在作了这样的修改：“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同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有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旧社会的许多痕迹。”
关于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跟他们的极左路线之间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说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坚决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民面前，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不能不把自己伪装起来。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蓄意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因此，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既是粉碎和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的斗争，又是批判和清算他们的极左路线的斗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经作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这两个阴谋集团的反革命性质。现在，我们要着重分析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认真总结同他们斗争的经验教训，以便防止今后再次发生这类反革命事件，保证我们的国家长期安定团结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健康发展。”
在讲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时候说：“他们装出‘最最革命’的姿态，利用革命领袖的威望，煽动宗教式的狂热，把自己说成什么‘举得最高’、‘跟得最紧’、‘永远忠于领袖’、‘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说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两面派，并不是说他们秘密的一面是反革命，公开的一面就是革命，他们公开的这一面也不能认为是革命，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同革命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是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相容的。我们说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因为他们一面是欺骗，一面是镇压。我们承认他们确实欺骗过不少人，“他们确实在一个时期内迷惑过相当一部分缺少政治经验和分析能力的干部和群众”。被他们所欺骗迷惑的人是没有责任的，但是要接受教训。我们在坐的有好多人就受过他们的迷惑，比如我当时就曾认为他们是革命的。那么怎么办？只能承认是自己缺少政治经验和分析能力。这样是不是打击一大片？不是打击一大片。（胡耀邦同志：教育一大片。）大家要承认，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个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面对着真理，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就是缺少政治经验，就是缺少分析能力，是上当受骗。（胡耀邦同志：你这里讲相当一部分，我看对。就是相当一部分，包括我们在内。）否则，大家受他们的欺骗就没有得到教训。
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最后，按照叶剑英同志的意见，加了这样一段话：“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一旦在实际斗争中被群众所真正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只要党和政府同亿万人民群众一道，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认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经验，就一定能够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纯洁性，一定能够使社会主义制度愈来愈完善、愈来愈巩固，堵塞野心家、阴谋家可以用来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漏洞。”剑英同志的意见是说，四项原则是互相联系的，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只有完整地、准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党的领导才会正确，无产阶级专政才会健全，社会主义制度才会完善。
关于领袖人物的问题，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这样的修改：“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者，按照列宁的说法，通常不是一个人而是由若干被称为领袖的人组成的集团。各级组织都需要他们的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人物和他们的威信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产生的。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都不应当加以神化。”这里特别引用列宁的话很重要，因为从康生讲领袖问题以后，实际上谁也没有把《左派幼稚病》的原话公开引用过，这就造成很大的欺骗，似乎列宁讲的领袖只是一个人，实际列宁讲的是集团。还有，列宁这里讲的是资产阶级国家，但他是为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讲的，所以讲话稿里直接说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
讲话稿临近末了讲到安定团结的地方，在“但是有极少数人”前面，加了几句话，“我们一定要把平反冤案、错案、假案的工作进行到底，把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工作认真负责地做好”。我们的平反冤案的工作还没有最后完成，比方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就还没有平反，现在还在积极准备。其他没有平反的冤案也都要平反，一定要善始善终，对党和人民负责到底。在讲话稿的最后一节，有一位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文字建议，就是加上：“我们希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做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这几句话编得很好，我们很感谢。
整个的修改，都是依靠大家在讨论中间提了很多很宝贵的意见。可以说，大家提的比较多数人赞成的或者有相当多的同志提出来的意见，我们都尽可能地接受了。可以说，这个讲话稿是全体中委和中央各部门、军委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军区领导同志的集体创作，是反映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
乔木同志介绍了两个半小时，对同志们的讨论我看是有帮助的。今天下午的开幕式，我估计最多一个小时。文件是三十三大段，七十一个自然段，两万三千字，明天只能讨论一天。希望同志们今天务必再读它一遍。刚才乔木同志只是解释主要的问题，文字上的修改还非常多，总共有几百处。明天只能讨论一天，讨论了以后，起草组的同志明天晚上要加班加点的干，因为还要发给外国人，明天就二十六号，二十七号就必须定稿。每个组都有五、六十个人，明天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就是开门见山，第一，不搞题外的话，第二，不大搞表态性的话，就是还有哪些最关键的地方，最重要的段落，着重讲那个地方有修改的意见，确实是必须修改的地方。最好是每个小组在讨论以后，能够集中改在稿子上。
《学习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有关报告选编）》（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资料室，一九七九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