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议草案，经过很多同志的努力，小平同志、耀邦同志提了很多次意见，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我也说不上是第几次的稿子了，一些主要的骨架，大概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了，要作很大的变化，实在说我也变不出来了。经过大家交换意见，现在的写法跟原来的想法确实有了很多的变化。有许多问题，在党内也好，党外也好，争论是很尖锐的，我现在不想从头讲起了。我挑几个问题讲一下。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这个决议草案中把它定下来了，这不是革命，而是内乱。老早就有人建议说，对“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叫十年动乱好啦。这不行，动乱没有政治含意。这是我们国家的一场内乱。有同志说，这是反革命，我不同意。说内乱，比较能够站得住。不过，我也不赞成以后在报纸上就讲什么十年内乱。加引号的“文化大革命”，还可以提一个时候。将来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的时候，恐怕要说这是十年内乱时期，恐怕没有什么更好的说法。内乱不一定是反革命。内乱里面有反革命的因素，就是有叛乱的因素，但是，这个叛乱没有成功。虽然叛乱没有成功，它还是内乱，把我们整个的国家、整个的党的原来的秩序完全推翻了，而且推翻到没有法子稳定下来。推翻了以后，用个什么法子稳定下来也可以呀，稳定不下来。所以，这个内乱就一直延长十年。这个十年，整个就是内乱。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局面。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在这次会上突如其来地来个“炮打司令部”，所谓司令部，就是中央政治局。毛主席到杭州，委托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的工作，忽然刘少奇同志成了反革命了，成了打倒的对象了。这种状况，在党的生活上不但是极端不正常的，而且是绝对不允许的。在以后我们党的历史上，要永远不允许有任何这一类的现象重演。凭空地出来个司令部，什么刘邓司令部，后来又变成刘邓陶司令部。你看，党中央忽然就变成一个叫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叫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什么地方规定的?什么地方讨论过的?什么地方通过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授权任何人提出这么两个司令部。如果要提出，那就应该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且应该像两案起诉书一样，提出理由。有什么物证，有什么人证。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句话，就出来了两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很大，这不是小事，恐怕在座的很多人，除了极少数以外，全都在那个司令部里面，而我们自己谁也不知道有这么个司令部。这一次全会通过了违反党章的决定，没有根据地提出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其实，反过来，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什么根据?也没有根据。为什么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康生这些人就叫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些有什么根据?完全没有根据。这根本不是一种党的生活，党内根本不能允许这种生活。从那以后，党的生活完全陷于变态，国家的生活完全陷于变态。国家的主席失掉了行动的自由。总书记也失掉了行动的自由。国家的宪法、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最基本的原则都没有用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稿子上说，从这次会起，“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将来这样写出来，当然对我们党的历史是很不好看，对毛主席也很不好看。可是，我觉得这没有办法，既然要写这个决议，这一笔就不写不行。当然，也要说，不但是十一中全会，而且十一中全会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被推翻为止，所有的错误，党都要负责任，不能说党不负责任。因为什么呢?十一中全会那么多中央委员，没有人起来反对呀，我也是个中央委员，我也没有反对呀。
在另一方面，在说毛主席跟林彪、江青完全不同的时候，我认为，应该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里面的一些功劳：第一，毛主席基本上维持了解放军。解放军尽管有林彪、“四人帮”的捣乱，也难免犯一些错误，但是，毛主席维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非常大的功劳，这是非常显著的事实。如果不看到这个事实，那是太不公正了。第二，他基本上维持了国务院。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他们的手基本上没有插到国务院里。国务院是个小岛，不管它工作怎么困难，也犯了多少错误，可是，维持这么个小岛是很不容易的。维持了一个国务院，这对全国人民，对中国这整个十年，关系是很大的。有了国务院，经济工作究竟还能够进行，还有领导，不管这个领导犯这个错误那个错误，这都是小事。第三，毛主席基本上还勉强维持了党的统一。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虽然毛主席搞出两个司令部，但是，他也并没有把“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统统开除出去，或者搞死，实在说，他也没有这个想法。“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多久，他就把“走资派”改成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反正这些名词都是他创造出来的)。什么死不悔改的，不死不悔改的，还有什么三反分子，还有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般的修正主义分子，老实说，那些作用都不大，真正起作用的是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这句话，这句话挽救了他，这就是毛主席自己下台阶，不然，毛主席也没法下台。毛主席也并不想把这个党分裂，他讲了很多，说我们的党分裂不了。在这方面，他跟林彪、江青这些人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他在外交上还作了两大贡献。所以，我不同意说我们党变质，我不同意说我们党先变质了，以后又变回来了。总归是把这个党搞得非常混乱了。如果说党变质了，国变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变修了，也变色了，那在国务院工作的，在座还有好几位同志，还有军委叶帅，这些人统统都变质了，这个话不能讲，这样讲，我们党的历史就说不下去了。让林彪、江青横行十年之久，这个错误实在太严重了，所以，引起这样一种义愤。但是，在这个十年中间，究竟中央还有许多人在为党工作，地方也有许多人在为党工作。在地方负责任的第一把手，我没有统计，我不敢说，我冒估一下，林彪、“四人帮”的死党是少数，过半数的，不管犯了什么错误，还是好人。我也没有列表统计，统计也很复杂，因为每年都不同，但是，为什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呢?因为，“四人帮”那一批人差不多年年都要反右，年年都要在全党或者是反三右，或者是反两右，或者是反一右，反正他们是不住地要反右。这说明个什么事实呢?就是“四人帮”没有把我们党统治住，他们统治不住。这是个事实。不然，为什么他们老要反呢?他们已经统治了，为什么还老要反?对于地方上负责的许多同志(不能说所有的同志)，他们也不相信，也很反对，不过，他们的力量还没有到把这些人统统都干掉那种程度。把这些现象合起来，如果不是毛主席在那里起作用，刚才说的这些事实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务院，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批同志，也可以说是一大批同志，尽管也要跟着犯好多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他们还是要把党的事业维持住，把国家的命脉保护住。不然，我们怎么能解释周恩来同志在这个期间的工作?你能说他的工作是反革命?不能这样说吧?也不能解释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所以，我认为，说内乱是恰如其分的。它确实就是个内乱，这个内乱是非常复杂的，跟历史上的一些内乱不相同。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稿子讲到进行“文化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的问题，现在解释一下。说经济上无革命，政治上无革命，文化上无革命，是说没有找出革命对象，没有提出一个纲领，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实践上没有指出一点前途。所谓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无革命，这是按照科学意义上的革命来说的。按照科学意义上的革命，“文化大革命”不能在任何意义上称为一个革命。它不是用一种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去代替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也不是用一种先进的政治力量来取代一种反动的政治力量。至于文化上，严格地说起来，不能叫革命。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革命，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错误的。列宁讲过文化革命，是指扫除文盲。毛主席自己也讲过这个话，也是指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平，由文化很低提到比较高的程度。总之，这个所谓文化革命与后来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毫无一点关系。而且毛主席自己讲了，思想上、精神上的东西不能够用革命的方法，不能够用暴力的方法，只能够用和风细雨地教育的方法，才能奏效。如果用粗暴的方法，暴力的方法，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这种观点，毛主席讲过多次，就在他的选集里面就有多次。所以，提出这么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就不能成立，这个名词就不能成立。开始，毛主席没有讲经济上的革命，后来也没有讲，只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大革命。既然要搞一个革命，那就要把革命对象弄清楚，不能一个个搞清楚，至少要搞清楚几个，可是“文化大革命”直到最后，一个都没有搞清楚，一个都没有找出来。没有一个叛徒，没有一个特务，没有一个所谓走资派。走资派稍微复杂一点，也许有人写过承认犯了什么错误，这是有的，但是那个东西不能算数，反正是没有找出来。敌人究竟是谁?究竟有多少？在哪里?都没有弄清楚。后来，在九大讲话时，毛主席说，这个革命与过去革命战争不同，过去南征北战，敌人很明显，所以仗好打，现在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弄不清楚。毛主席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就来发动一个革命，这一点就说明荒唐到什么程度。这种没有法子自圆其说的地方很多。没有提出一个纲领，并不是说搞“文化革命”的人，中央文革小组，或者加上毛主席，他们头脑里没有一定的纲领，但是，始终没有拿出过一个纲领，这是事实。从发动“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末了，没有说清楚，这个革命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写得最长的文章，宣传得最厉害的口号，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两报一刊纪念十月革命节五十周年的一篇社论)，那里面曾经列了六条，也不能算纲领。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只不过说要革命，究竟是革什么命，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并没有说。革命不能成为革命的纲领。我要革命，我的纲领是什么?就是革命。这不行。在这篇算是纲领性的文章中，有一条说，“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好的形式。还有一条说，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从走资派手里夺权。发动一场革命，结果就变成一个夺权。确实，这个夺权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至少前半期是盛极一时，后来还是讲。不叫忆苦思甜，叫忆苦思权，什么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把革命搞得庸俗化到极点。这就给一些投机分子、社会渣滓一种可乘之机。要革命，究竟依靠什么力量来革命，毛主席也不知道。毛主席有个谈话，他说，我开始曾经把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红卫兵)身上，后来，感觉到这些人也不行。那么，依靠谁呢?他就没有答复，他就没有找到一个社会力量，能够来进行这么一个革命。这不是很奇怪吗?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革命根本就不通，完全是一种无中生有的东西，所以，就不可能找出一个社会力量。工人也不拥护，农民也不拥护，真正的学生后来也不拥护，结果，就造成了一批职业的造反派，这些人就成了帮派体系，在社会上专门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破坏活动。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实在是毛主席的冲动。他受了很多的刺激，其中“海瑞罢官”引起来的问题的刺激大概比较大，还有一些别的刺激。林彪讲，毛主席最近就是考虑政变问题，那个话毛主席看过的，可见得是真的。所以，毛主席那个时候的思想可以说是不正常的，完全是一种冲动，根本没有、说不上是一种理性的思维，逻辑的思维。把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时期说的话同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或者抗日战争时期或者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文章一比就比出来了。本来，像这样的事情，虽然后来毛主席自己要写长篇的东西不容易了，也可以指定几个人好好地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也没有。所以，“文化大革命”本身，拥护“文化大革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并没有对“文化大革命”作任何理论上的解释。当然，表面上有一些解释，那些都是强词夺理的。把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不久讲过的一些话，例如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产阶级这一类话当作法宝，那完全是两码事。那时，俄国的土地私有制根本没有动，这种农民、这种小生产者，同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集体化的农民怎么能拿来比呢?其他一些例子不必详细去说了，始终没有讲出一个理由来。可是又把这句话吹到这样一种程度，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而且“文化大革命”一次是不行的，一定要搞多少次。按照这么一种说法，或者是按照这么一种理论(假如叫做理论的话)，这个社会主义简直是不如资本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根本不能安定，生产也不能发展，因为它不断地产生阶级、阶级斗争，而且这种阶级斗争只能够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来解决。这么一种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可想象的社会主义。人类社会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必然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这把马克思主义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怎么能说是科学的理论呢?人类社会怎么能发展到这么一个历史阶段呢?所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不是一个革命，在理论上根本不能成立。
产生“文化大革命”，还有其他几方面的原因，一层一层地说到最后，毛主席个人的权威达到了极点。另外，就是本国的和国际的社会历史背景。我觉得，我们确实需要指出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的确我们大家也容易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面，也有它不健康的成份，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南斯拉夫人首先提出来，还有罗马尼亚人，他们认为，共产国际一成立就是错误的。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潮，对于共产国际的评价，基本上是消极的。确实，共产国际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帮了正忙，但是，恐怕帮的倒忙比帮的正忙要大得多。这也是毫不奇怪的。在马克思的时代，产生一个国际组织，那多少还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性质，不过是大家都要搞社会主义，它没有严格的纪律。第二国际遇到战争，它就经受不了考验。第三国际一成立，就强调民主集中制，就是国际范围里面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国际范围的集权制加上党内的集权制。列宁是在沙皇专制制度下要建立秘密党跟沙皇专制主义作斗争，所以，列宁的建党思想确实是一个传大的创举。这在《怎么办》这本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可是，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列宁还没有能够把在恐怖统治下面党作秘密斗争的时候的活动原则改变成为公开地跟群众在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这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原则的不同。虽然列宁讲了许多话，但这些话不足以成为支持苏联党后来所实行的那些制度的一种根据。而苏联党的那种模式，确实对于中国党影响是非常大的。毛主席在很长的时间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不说中国的列宁了)。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于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消极的东西，对于中国党历史上的发展的影响绝不能小看。我们并不要把我们的错误推给人家，把我们的责任推给人家，但是，客观的历史的影响是不能否认的，我想，这一点是应该指出的。
接下来，最大的争论问题，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一定要讲毛泽东思想，而且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主席的错误。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不能说得太远了，眼睛看得见的将来，还是对我们有作用。当然，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恶感，可是，我们还是不要把洗小孩的水和小孩一块倒掉。毛泽东思想是多年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我们不把毛泽东思想鼓吹到它应有的程度以外，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毛泽东思想当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但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至少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五七年这三十年胜利的历史，跟毛泽东思想是不可分的。我们现在没有理由丢掉把我们带到胜利的道路上的这样一个精神武器。有的同志说，就讲马克思主义就行了。应当说，如果就讲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就胜利不了。我们可以看这一段时期毛主席的著作(当然不只他的著作，还有一些与他同时代的革命前辈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能不能用马克思的著作来代替，用列宁的著作来代替，用斯大林的著作来代替，用什么共产国际的文件来代替?不可能的。毛主席这三十年的著作，确实是灌溉了我们的党，确实是培育了我们的党，确实把我们党广大的干部带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去。所以，这些著作是决不能丢掉的，这种财富是决不能丢的。马克思这个人无论怎么好，他没有到过中国，列宁也是一样，尽管他们关于中国说过许多好话。我们党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虽然也有其他许多同志的贡献，但是，我们把他们的著作摆在一起一比，比方说，把少奇同志的著作，恩来同志的著作，跟毛主席的著作摆在一起一比，就可以看出来，在少奇同志的著作中，在恩来同志的著作中，就缺少很多东西，这是很难相提并论的。将来周恩来同志的选集出版以后，大家一看就可以看清楚。我们所要的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毛泽东思想。当然，五七年以后，毛主席还发表了一些著作，不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就恐怕没有什么可以收集在毛主席著作里面。有的同志说，现在要赶快出毛泽东全集，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的所有作品都照原样编出来，以便于大家来批判(当然，话没有我说得这样难听，说研究吧)。我想，这个工作是要做的，这不是什么着急的事情。我们现在写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毛主席的批判是够严厉的了。以为今天把毛泽东搞得愈臭愈好，这究竟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究竟能够适合于什么人的利益?的确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当然要实事求是，同时也不能不顾全大局。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也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个提法(关于这个名词将来怎么样解释得更妥当些，我们还有时间来研究)。毛泽东思想里面不包括他的错误，我觉得，这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这个“思想”不是个动词。毛泽东思想，并不是说毛泽东同志在那里思想，他想什么东西，就把他记录下来。不是这样，这是个名词。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学说。他既然成为一种学说，那么，当然它是有逻辑性的，不然怎么能成为学说呢?不合逻辑的东西，当然不能放到这个学说里面。历史上无论哪一个大学者，都不会把不能成为学说，也不能把不成为学说因素的东西，放在他的选集里面，也不会把那些成份当作是他的学说的一部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在我看，可以不必进行那么样严重的、长期的争论，这会涣散我们党的团结。当然，毛主席犯了错误，后来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很大的不幸，但事实已经是这样了，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他不犯错误，那当然最好了。事实既然是这样，我们只好照现在这样来研究。
历史问题决议里讲到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有一部分讲到党和国家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应该确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生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应该给它明确的规定，不能给它笼统的规定。所谓笼统的规定，就是说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什么什么，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什么什么的领导核心。这个话是不错的，但是是不够的。因为要领导，就发生几个方面的问题：究竟是怎么领导法?究竟领导到多大的范围?有一些范围党确实是有必要去领导的。纯粹学术性的问题，党怎么去领导呢?何必去找这个麻烦呢?这类的问题，还可以举出别的来。另外一方面，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不能够超出这个范围之外。苏联也有这样一个规定，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宪法的范围内活动，但是，它只有这一句。我想，我们过去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需要说得更加具体。就是说，宪法是由我们自己领导制定的，法律也是我们自己领导制定的，如果我们自己可以不遵守，那人民怎么遵守呢?遵守了又有什么用呢?那不是人民都变成傻瓜了?当然，法律很多，有的无意中犯了哪一条，那是另外的问题，法律的一些基本的条文，最重要的规定，党没有权利违反它。如果党认为哪个条文不合适，党可以通过立法的程序修改。这样，全国人民心里才放心，觉得可以同共产党相处，好处，日子好过，不然，晓得哪一天把宪法跟法律统统都踢到哪里去了，那人民依靠什么东西来保护呢?所以，关于党与国家的关系，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明。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的历史发展，我们所取得的胜利，我从来都是这样说，我现在还是这样讲，是不可逆转的。没有力量能够推翻我们现在所取得的胜利，不可能再有“四人帮”，再有林彪，或任何其他的人，能够把我们现在所定的这些制度法律统统推翻。这并不是为着安慰大家，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整个的民族经历了十年的教育，这不是件小事，男女老少哪一个人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党员中，可能有很少数人还有一些思想不通，甚至于还有野心，我们要同他们斗争。但是，他们要想复辟，是办不到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睡觉，我们不是死人，除非我们是死人。全国整个的党，有三千八百万党员，加上整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想跟这个力量来作对?当然，他可以用许多秘密的形式，把自己装扮成什么样子。可是，一方面全国人民、全党、全军有了深刻的觉悟，另外一方面，我们定出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各种各样的法律，这些东西都在生效，它一步一步地、慢慢地在社会上就成了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再加上我们还要不断地做工作，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应该宣传，我们的胜利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的历史不会再开倒车。我们党一定要有这个信心，而且要到处宣传这个信心。如果我们自己都不鼓起这种信心，怎么能希望全体党员鼓起这种信心呢?党员没有信心，群众怎么能有信心?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要说这么一点。
来源：《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