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中央发了65号文件。今年初，耀邦同志对清理“三种人”问题作了重要批示，指出“这个问题要继续细心研究和加以指导，不要以为有了一个中央文件就把问题解决了，今年对这个问题要谈一两次。”根据这个批示精神，中组部部务会议研究决定，九月份分两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清理“三种人”工作座谈会，汇报交流清理“三种人”工作情况，讨论解决在清理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研究若干具体的政策界限，以便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按中央要求认真做好清理“三种人”的工作。
今天，我着重讲三个问题：
一、清理“三种人”工作的基本情况。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的工作，虽然中央早部署，但由于对一些具体政策界限不明确，认识不一致，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大多数地区进展缓慢。中央55号文件下发后，引起了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的重视。这个文件，对清理“三种人”工作的重要意义、政策界限、工作方针和具体措施，作了全面的论述和明确的规定，对清理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有的同志讲：55号文件使我们对清理工作做到了“四个清楚”，明确了“三个需要”。四个清楚是：对象清楚，政策清楚，目的清楚，方法清楚。三个需要是：清理“三种人”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是全面识别干部、正确使用干部的需要；是选准选好接班人，实现新老干部合作和交替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一再讲，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我们的老同志就睡不好觉。这充分说明，办好这件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收到55号文件后，召开了专门会议，传达、贯彻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并以领导讲话、发文件或会议纪要等形式，将55号文件精神传达到县级。东北三省、北京等省市，为加强对清理工作的研究、指导、督促和检查，组织了专门力量从事这项工作，如黑龙江省就组织了几千人专门抓清理“三种人”的工作，进展较快，效果较好。
通过这一段的工作，一些省、市、自治区不仅在各地各部门的领导班子中清出了一批“三种人”，确保了新领导班子的纯洁性，还查清了一批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为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和选拔后备干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清理“三种人”的工作，总的讲，发展是健康的，但是进展却是很不平衡。有些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和单位不够认真，不够得力，一般号召多，具体落实少，有的地方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有的地方没有组织专门力量抓这件事，对清理工作缺乏具体指导，心中无数；有的对“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干部的问题，没有认真查证核实，该定性处理的没有定性处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派性的干扰和影响较大，甚至存在着只清一派的现象。在这些地方，55号文件中指出的妨碍清理工作进行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同中央的要求差距很大。这种状况，如不尽快纠正，清理工作势必走过场，一些“三种人”就会隐蔽下来，留下隐患，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三个认识问题
要坚定而又慎重地搞好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关键在于领导干部对清理“三种人”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有足够的认识。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提出，凡属“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清理出去。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耀邦同志又一次提醒全党同志要严重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是很重视的，如北京市清理工作就抓得比较好，原因之一是段君毅同志亲自过问，下面同志也抓得紧。但有些同志的思想认识比较迟钝，决心不大，领导不力，行动迟缓。从各地反映的情况看，我们觉得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解决好。
第—个问题，清理“三种人”为什么是重要而迫切的？有些同志口头上赞成清理，实际上却抱怀疑态度。他们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揭批查和多欢调整领导班子，目前的领导班子中“三种人”已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即使有个别人未清理，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因而对深入开展清理工作不够积极，甚至采取敷衍的态度。
产生这种错误想法的原因，是对十年动乱造成的组织严重不纯估计不足，对“三种人”的能量和危害性认识不足。诚然，经过揭批查和多次调整，领导班子是比较纯洁了。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我们一些领导班子和某些要害部门里，也确实还有“三种人”，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比较多。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委在贯彻学习中央55号文件精神时，组织力量认真调查了本市“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七起后果严重、群众反映大的事件，取得了较大突破，从已查清的四起事件看，每起事件中都有“三种人”，初步认定的有十一人，其中有县团级干部二人，科级干部三人。北京市有一个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是个当地土生土长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就在这个区上学，多年来无人反映他的问题，已被作为后备干部培养。这次到他上过学的学校调查发现，因为他一直在台上，受害人对他的问题不敢讲，通过做思想工作，被害人才解除了顾虑，扒开衣服，身上露出累累伤痕，揭发了那位副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去年，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时，有个新提拔的年轻副部级干部，提拔后才发现原来是某个单位的造反派头头，问题严重。他曾在给女朋友的信中说：“我要从夹缝里钻上去。”粉碎“四人帮”后，他果真通过关系，把他的文章登于“内参”，因此得到有关部门的欣赏，但他的问题很快被中央发现了。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清理“三种人”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还应该看到，“三种人”人数虽少，但能量很大，他们多数是某一地区有影响的人物。十年动乱中，他们拉帮结派，联系很广，渗透力强，煽动性大。蝼蚁之穴，可以溃千里之堤。小平同志一再告诫我们，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不能想得大天真了。如果不提高警惕，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遇到一定的气候，他们仍会左右当地的局势。象去年揭露的河北省肥乡县一些“文化大革命”中有严重问题的人，趁召开县党代会的机会，互相勾结，挑起派性，把党代会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中，使坚持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县委书记落选，就是一个发人深思的例证。在一些省、市，有的“三种人”公然破坏清理工作，散布诋毁清理工作的言论，谩骂、攻击、威胁搞清理工作的同志。有一个省的农业大学，有人匿名给负责清理工作的组织部长写“规劝信”，说什么“奉劝你不要办坏事。不要害人，否则你将自食其果，还有—个省有这么一个人，帮派思想严重，在这次机构改革中，利用一份反映当地派性严重情况的内部材料借题发挥。私自翻印散发，带人冲击新市委常委会，在群众中影响极坏。这些事实说明，“三种人”是一种不安定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狗急跳墙”，我们要有足够的估计，要提高警惕。
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怎么能够容忍那些一直紧跟林彪、‘四人帮’的‘造反派’以及继承他们那一套的少数环头头，再来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呢？不用说全国，就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也不允许他们得逞。可是个别单位、个别地方，他们已经在猖狂地捣乱了，那里的群众，已经对这种状况非常愤怒了。”并指出：“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就是不听党的指挥，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同志们可以想想，“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把人们的思想都搞乱了，是非搞乱了，关系也搞乱了。特别是许多有野心的人，他们在十年内乱中捞到了好处，现在要把这些都翻过来，当然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怎么会甘心罢休呢！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小平同志这些重要的指示，坚决把“三种人”一个一个清理出来。北京市委要求，每个单位清理工作结束后，都要认真负责地向上级组织写一个报告。我们认为，这个要求很好，每个地区和单位的负责人，都应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里究竟有没有“三种人”？“三种人”有多少？都到哪里去了？要以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作出回答。对那些清理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地区和单位，更应该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原则问题，决不能含糊。
第二个问题，要不要区分“三种人”和非“三种人”，要不要给“三种人”作结论？一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很模糊的，甚至持否定态度。他们只注意不让在“文化大车命”中有问题的人进入领导班子，但对其中的“三种人”却不想调查核实，不作结论，不作处理，只是一免了之，不愿区分“三种人”和非“三种人”。结果，干部被免职、撤职、降职、调职的面不小，但对真正的“三种人”的问题并没有弄清楚，许多非“三种人”却背上了包袱。这是当前一部分地方存在的主要偏向，也是清理“三种人”工作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山东有一个市的水利指挥部的副指挥，“文化大革命”中打过很多人，问题严重。对这样的人，党委却不愿清理，想等机构改革时调下来算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有怕麻烦、图省事的；有不愿得罪人、怕惹是非的；也有怕挑起派性、影响安定团结的。归根到底，还是对清理“三种人”就是清除隐患这一重大意义很不理解。
中央55号文件规定：对“三种人”要作结论，同本人见面，连同本人意见一并归入本人档案。这样做的必要性是：第一，可以进一步把问题查清、查实；第二，通过认真清查错误和罪行，可以使他们更好地得到教训，有利于对他们的帮助和改造；第三，最重要的是使“三种人”无法再隐蔽，无空子可钻，不留下后患。因此，对“三种人”一定要查清，现在麻烦一点，虽不能说一劳永逸，但至少可以放心一点。
最近我们学习《邓小平文选》，看到小平同志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一九七五年王洪文就曾说：十年后再看。我看，这个思想在有严重问题的人中带有普遍性。小平同志又讲：“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我们对“三种人”，不仅要看到他们现在可能带来的危害，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老同志不在了或不能工作时，他们可能造成的危险。如果不把“三种人”和非“三种人”明确加以区分，他们将来就有重新上台的可能。现在就有些“三种人”公开向揭发人和搞清理工作的同志说什么“我们后会有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清理‘三种人’多则五年、少见三年，非翻过来不可。”这正表明了“三种人”对日后卷土重来是抱有幻想的。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三种人”中，有些人善于伪装自己，有一套吹吹拍拍、搞实用主义的本领，也有一些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问题，就多次设法转移工作单位，甚至更名换姓，隐蔽下来，而且他们有些人还具有文化、年龄的优势，有可能被误选为后备干部加以培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比如原清华大学一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在“文化大革命”中编造诬陷刘少奇、王光美同志的材料，多次带人揪斗部队领导干部，抢枪，指挥武斗，造成严重损失。象这样—个有严重问题的人，由于他善于钻营，隐瞒了自己的问题，新单位不了解他的历史，一再被提拔重用。直到中组部将群众来信转去后，有关单位派人进行调查，才对他作了免职处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不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不把“三种人”清理出来，为图一时省事而不认真区分“三种人”和非“三种人”，留下隐患，我们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在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上，是绝不能掉以轻心，图一时省事的。
第三个问题，是站在党性的立场，还是带着某种派性感情和情绪搞清理工作？这也是我们的一部分领导干部至今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有些领导同志感念一保之恩，对保过自己的群众组织或个人在感情上有偏袒，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总是不愿意清理，而只在反对自己的一派中清理。55号文件下发后，有的领导同志对文件中所讲的“区分是不是‘三种人’的根据，是犯错误的事实或罪行，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者参加过哪一个组织”，不以为然。有的领导同志至今还在区分哪一派是“革命派”，说“三种人”只在那一派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领导同志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一地区工作的。他们看问题，往往同保我或反我相联系，以我划线。这种想法和做法，不仅会保护“三种人”，而且还会重新挑起派性，酿成不安定因素。有一个省，过去由于主要领导干部坚持这种看法，只在一派中搞清查、清理，使另一派中有严重问题的人被保护下来。直至中央直接过问，派出几十人的工作，帮助他们认识了这个问题，作了检查纠正。经调整领导班子以后，才打开局面，几个月的时间，就从领导班子里清出了一大批严重错误，包括有人命、有血债的人。这个省的情况比较特殊一些。但类似的派性作怪，如仍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存在所谓一贯正确的一派，其中没有什么“三种人”，这种看法，在有些地方至今还是存在的。
有些人为什么对派性这么着迷？着迷到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不仅仅年轻的有，老同志也有，“三八式”、“四八式”、“五八式”都有，甚至个别的“二八式”也有。依我看，这同中国社会长期残存的封建思想影响有关，封建社会讲宗族、讲家法；再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结成的所谓“患难与共”、“生死之交”，现在则变成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这个问题，对清理工作干扰很大，是有的单位所以成为“死角”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说明要使清理工作顺利进行，必须同派性进行坚决的斗争。
对“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两派怎么看？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是错的，而两派组织都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左”的路线的产物，不可能一派是绝对正确的，另一派是绝对错误的。当然，错误程度有不同，无论哪一派，大多数人都是好人，但也都有坏人，不存在哪一派代表了正确路线，哪一派代表了错误路线。因此，清理“三种人”绝不能只从一派中清理。有一个省的有些领导同志，多年来认为自己曾经支持过的一派一贯正确，在用人上很不公平，只清一派中的“三种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这次中央工作组去了，把问题捅开了，于是社会上出现一种舆论，反认为工作组挑起了派性，影响了安定团结。只从一派中清理，表面上看很安定，其实你那个安定是带引号的，实际并不安定，也无法安定。到时候总会闹起来的。
克服派性的干扰，关键是首先要在领导干部中肃清派性的影响，己不正，焉能正人！只有领导干部自己站在党性原则的立场上，摆脱个人亲疏、好恶和恩怨的束缚，才能去解决和排除群众中的派性影响。
为了提高清理“三种人”工作的自觉性，各级领导干部要反复深入学习中央55号文件，学习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耀邦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关于清理“三种人”工作的讲话，要把清理“三种人”工作提到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高度来认识，提到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和四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高度来认识，任何不符合中央精神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必须迅速加以改变。
三、加强领导，深入调查研究和督促检查。
一九八二年七月，耀邦同志曾经在一份批示中指出：“现在多数地方在调整领导班子、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上，一般号召的多，高谈阔论的多，真正调查研究、核实材料、检查督促，发现一个就解决一个，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地解决问题的地方太少。这种局面不能再听之任之了。”还指出，清理“三种人”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应该有人专心致志地予以研究，拿出办法。
为了使清理“三种人”工作有领导，有步骤地稳步发展，真正达到党中央的要求，对今后工作提出以下四点意见：
第一，要认真执行政策。
55号文件提出，清理“三种人”，“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所谓坚定，就是要把“三种人”一个不漏地清理出来；所谓慎重，就是要严格政策界限，认真区分“三种人”和非“三种人”。既要把真正的“三种人”清理出来，又不能把非“三种人”当作“三种人”对待。也不能把一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不加区分地称为“‘三种人’问题”，“‘三种人’性质错误”、“‘三种人’一类问题”、“疑似‘三种人’”和“近似‘三种人’”等。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认真研究如何贯彻55号文件中提出的“六个区别开来”。如何处理“文化大革命”初期犯过严重错误，但中期或后期确已觉悟，游以实际行动改正了错误的干部等政策性问题，要通过研究案例，典型调查，拿出意见，正确处理，不要马虎从事。
对不是“三种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的干部，应本着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原则办理。在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和整顿基层组织中，要根据他们对错误的认识和改正情况，根据他们的德才条件，妥善安排。对一部分不是“三种人”，但犯有这样那样严重错误的，要将他们的问题写实，记录在案；或由本人写检查，存人档案。认识改正不好，留在现在的领导岗位或要害部门不合适的，要加以调整，或暂不考虑进领导班子；需进行党纪、政纪处理的，要给予适当的处分。
根据55文件的精神，为了真正达到清除隐患的目的，对被清理出领导班子的“三种人”，还要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认真做好思想教育和转化工作。一方面要把他们的错误事实查清、查实，认真听取本人意见，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另一方面，党组织要找他们谈活，帮助他们正视自己的错误，认识自己在十年动乱中的所做所为，给党、给自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其真正认识和改正错误，弃旧图新，为国家为人民做有益的工作。大家知道，溥仪、沈醉这样的人我们都改造过来了，对“三种人”也应该相信能改造过来，不过难度很大就是了。有的人可能改造不过来，我们注意就是了，记录在案，有案可查嘛。对他们的家属要做好思想工作，对他们生活中的一些困难，要妥善解决。
第二，要切实搞好查证核实。
搞好查证核实是做好清理工作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执行政策的基础，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抓紧抓好。在进行查证核实工作时，不少同志都遇到过困难，“查证问题难，同本人核实问题难”，有的问志甚至还受到讽刺打击，这就需要我们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有敢于碰硬的精神，领导同志更要对做清理上作的同志予有力的支持。有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夺权，由普通工人成为地委书记、省委委员、党的十届和十一届候补中委的头面人物，对他的审查，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查阅了近四百万字的资料，摘抄了48份材料，走访了126人，取了198份旁证材料，同本人核对了十次，经过这样的努力终于查清了事实，写出了结论材料，并使本人对自己的问题有了认识，表示要下决心改正错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黑龙江省在解决查证难的问题上下了不少功夫，他们的体会是：克服思想阻力，解决查证难的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重点人和事的调查上下功夫；坚持走群众路线，不断扩大调查线索，反复进行查证核实；注意不断提高调查人员的水平。实际上，清理“三种人”工作是民心所向，工作好不好开展，关键在领导干部的决心大不大。领导决心大，群众和广大干部就能解除顾虑，具体做这一工作的同志也就有信心、有决心去排难碰硬。
第三，要加强督促检查。
耀邦同志四月二十九日在一份批示中指出：“一切问题只发规定号召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切实组织督促检查。督促检查这件事要作为今年转变作风、扭转风气的一件大事来抓。”六月十八日又在一个材料上批示：“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方针政策，或者方针政策规定得不具体，而是缺乏检查督促，一抓到底。”为为了防止清理工作走过场、出偏差，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清理工作的检查和督促，不仅要听取汇报，还要深入下去调查了解。对—些工作扎实的单位和部门，要总结经验，及时推广。对—些工作比较差的单位和部门，要分析情况，找出原因，帮助解决。在督促检查中，要很好地研究那些容易使“三种人”隐蔽下来的条件，如派性掩护，班子不纯或软弱无力，领导干部用人不问政治、官僚主义，缺乏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草率收兵等等，切实地加以解决。对那些有意设置障碍，阻挠清理工作进行，保护和包庇“三种人”，使“三种人”得以隐蔽的干部和领导同志，要严肃处理。
今年五月份，中组部干审局和东北三省负责清理工作的同志在长春开了个座谈会，就如何检查督促、如何衡量清理工作进行得好不好，提出了几条要求。在这次会上，准备请大家进行讨论修改，以便加强对清理工作的检查和督促。
第四，要有一定的力量抓这项工作。
前一段的工作实践证明，凡是有一定的专门力量抓清理工作的省、市、自治区，他们对清理对象底数清，发现问题及时，政策掌握得比较好。而在没有专门力量抓这项工作的省、市、自治区，清理工作很难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核实材料、定性处理时，往往由于难度大，造成久拖不决。有的省把清理工作分散到各部门去抓，产生了都抓又都不抓的现象。这种状况不改变，就谈不到层层负责、一级抓—级。为了从组织机构和人员安排上保证清理工作落到实处，各省、市、自治区都要有一定力量抓这项工作。各地退下来的老同志很多，而且还有五十多岁的，可以组织他们做清理“三种人”的工作。许多老同志有切身体会，有丰富经验，是乐于做这项工作的。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应该是不怕难，不信邪，不怕得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敢于坚持党性、坚持原则，敢于碰硬，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一定的政策水平。各级组织部门要抓总，切实加强对清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
再讲一点，就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在地方的直属企、事业单位的清理工作的领导问题，即所谓条条块块问题。据了解，现在有一些部属单位的清理工作搞得不够好，55号文件规定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同地方要很好地配合，但实际没有做到。有些条条管理的单位，地方拱不动，部里又没人抓这件事。这一次要好好研究。解决一下，不要再互相推诿，以致成为“死角”了。
同志们，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的决策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已经为广大干部、群众所知晓。搞得好不好，不仅关系着党和国家的长给久安，而且影响着党在群众中崇高形象的巩固和发展。这是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应尽的重大的历史责任。我们坚信，有中央的正确领导，又有了前一段的实践经验，只要严格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去办，提高认识，努力作战，态度坚决，步骤稳妥，就一定能够卓有成效地做好清理“三种人”的工作，胜利完成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