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向中央各部和北京市党员干部作的报告

刘少奇

刘少奇向中央各部和北京市党员干部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报告(录音),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

(一)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四清、五反问题

最近到几个省区跑了一下,天津、济南、湖北、南京、上海,回来到郑州,都碰上开三级干部会,找第一书记谈了谈。

几个省开三级干部会时,我都看了会上的讲话材料,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反映,但找不到一个比较完整的经验总结,发言很一般,山东曲阜……两个材料,还大体看到了工作的过程,其余可看到过去被篡夺了,但如何斗争?有什么关键?解决得怎样?都没有。我问了一下省委、地委、县委书记,蹲点了没有?又问如何蹲的?说是跟工作队下去,几天,听听汇报,就回来了。如此去了三次四次的还不多,包括徐子荣同志山东曲阜的蹲点,也只去了一星期,真正去了四个月的是一个区长。这样蹲点行不行?我看不算蹲点。这样蹲点是不行的。现在是靠听汇报看表报领导工作,或者是打电话领导工作。找军队同志谈了谈,看了几个材料,比较好些。地方党委,包括中央在内,中央各部门都没有真正蹲点,凭表报汇报、电话领导工作,这样行不行?而且,区委、公社党委也凭汇报,不找群众谈话,只找基层干部谈一谈拿个表回来了。较好的公社党委找群众谈一谈。中央许多工作会议,是听各省汇报,然后决定政策,不是凭自己蹲点发现问题然后解决。毛主席在大跃进时,就提出蹲点,大跃进中的一些缺点,相当长时期不能发现、解决,毛主席说原因就是领导同志没有下去蹲点。所以强调下去蹲点。主席提出负责同志要蹲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但是这问题没有解决,……中央各部门、省委、地委没有真正蹲下去。

什么叫蹲点,我想提出一个标准,例如社会主义教育、五反,应该是负责同志从训练工作队,进村扎根串连,搞好四清,对敌斗争,组织处理……善始善终,才算蹲点,其它工作蹲点,也要把过程作完。四清大体四、五个月,一个工厂五反,五个月可能不够,可能要七、八个月,这样才叫蹲点取得经验。去几天一律不叫蹲点,叫走点。因此我认为现在党的许多领导机关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许多重要问题发现不了。为什么?因为单听汇报,基层干部对重要情况重要问题不晓得,不讲,还有人汇报很会作,讲的天花乱坠,但工作不行,还有的汇报不会做,工作确很切实。表报的数字许多是不可靠的虚假的。(王光美搞四清的地方)土地越报越少,人口越报越多,四清搞完了,新老干部团结讲老实话做老实人,发现土地少报百分之十五,瞒产百分之三十,人口没有去查。其它数字,山东第一书记谭启龙问农业厅长,你的数字是真的假的?厅长说是假的。凭表报下决心指示工作我看危险的很。表报多得很,如改进一下,不要那么多表报,发表报一律要部长签字,没签字一律不得发,而且不能催,一催就虚假了。有专门填表造假数字的人,一个会还未开就已有了这个会到多少人,男的多少,女的多少……都是五反办公室,四清办公室等等搞的,这些办公室吃了饭没事,整天打电话要数字。把这点控制一下怎么样?从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区委到公社都靠表报领导工作,这情况不改变,这样搞下去我看我们要灭亡。因此我提出,省、地、县委负责同志除有病的,五年内都要分期分批搞两个大队的四清,两个工厂的五反。摘大队不搞公社是因为搞公社就不能亲自动手,就是听汇报了。但搞一个公社一起搞是必要的,有个声势,如只搞一个大队、不搞公社搞不下去,这样搞好一个大队可以领导全公社,在公社你领导不了全公社,别人领导你。你的大队不一定搞得好,可能别人比你搞的好。

我认为负责同志亲自下去蹲点,取得社会主义教育的直接经验是十分必要的。大家说这是大革命,比土改合作化还要深刻、复杂艰苦的大革命,的确如此。我们各级负责同志不去取得直接的经验,就不能领导今后的工作了。省委书记、县委书记、部长、中央委员都当不成了。因此我主张,除了有病的,年老体弱的,都要下去参加这个大革命。为什么搞两个,因为准备你们一个搞不好,准备你们失败一次。

为什么不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今后工作呢?因为革命形势发展了,阶级斗争有很多新形式,许多新的特点是过去没有的,仅有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不能领导今天的斗争,今后亦不能领导。四清、五反是过去没有的,所以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取得这场大革命的直接经验,否则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司局长……恐怕都不能做了。

过去一年四清五反有积极作用,至少起了煞住歪风的作用,起了推动生产的好影响,但多数搞的不深不透,甚至是根本没有入门。就是说,过去一年多在革命斗争中是打了败仗,不是打胜仗。过去的工作队太右了,有的把坏干部派下去,有的作了许多限制,不让他们放手发动群众,不让工作队与严重四不清现象作斗争,相反,有的工作队被他们赶回来了。山东一个大队,派了三次工作队,都被赶回来了。

现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三级干部会……是计划好的,组织好的,反对放包袱,过去十五年来多次运动中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斗争的方式,阶级敌人对我们的斗争方式摸熟了,知道我们有那几手,阶级敌人研究我们的政策比我们研究得还清楚,坏干部研究得也很清楚。过去革命斗争中敌人是拿了枪的,地富资本家是放在那里看得清楚的。但现在阶级敌人不拿枪,隐藏到后面去了,站在前面的,或者是他隐瞒了成份,以中农、贫农、工人面目出现,或者是他们的代理人,也是贫农、中农、公方经理等等。所以阶级敌人看不到了,看到的尽是干部、共产党员。

敌人对我们是进行公开斗争,利用我们的政策、口号,利用干部的招牌,篡夺领导权。列宁说敌人有一个口号:“拥护苏维埃反对布尔什维克”,“建立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现在的敌人不只苏维埃,也要共产党、社会主义,甚至要四清五反,一切口号,一切做法都要,但是他领导的。这是敌人同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所以主要方式是和平演变和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方式。敌人斗争策略变了,但我们有些同志看不到,没有警惕。

我们有些基层单位,原来就是敌人掌握的。土改不彻底或根本没有土改,华北三分之一、天津二分之一是和平土改,西北几乎是全部,真正进行了土改的很少。最近伯达同志、周扬同志到天津蹲点,那地方就是十几年都是三个反革命集团统治着,所以地富统治没有推翻。有的地方敌人打进来篡夺了领导。有的领导被敌人拉下去了,成了敌人的代理人,公私合营企业不少。有些单位,领导人贪污盗窃很严重,已经蜕化变质反党反人民。有些材料说明,我们干部很容易被地富反坏收买,吃几顿饭,喝几杯酒,就过去了。所以有人说和平演变是舒舒服服就过去了。有吃、有穿,还得到其他东西。真搞社会主义则要流汗,改造思想,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所以毛主席讲,基层单位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可能有的地方少些,有的地方多些,最好实事求是搞清楚,有多少是多少,照我看,不会少于三分之一,农村有一般四不清的,可能不是少数,或是多数。不少单位严重的四不清。一切有严重问题的人和集团,都有上级领导机关做靠山。找保护人或靠山,就是找上层建筑保护,科员不把科长拉下水,不敢大搞,科长不把处长拉下水,处长不把局长拉下水,局长不把部长拉下水,不敢大搞,部长就拉市长、市委书记、地委书记……。生产队长不拉大队干部下水,不敢大搞乱搞,大队干部不拉公社干部下水,也不敢。公社要拉县委,县委要拉地委,所以有上面的牵连。

最近农村搞四清,四清搞完,找四不清根子,工作队提出四不清根子是地富反坏,群众提出不只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我听了这话,很注意,是群众提出来的。因此上面的根子要不要追,要不要提?我觉得一定要追一定要提,不管那一级,生产队,大队牵连到公社,牵连到区委、县委、地委、省委,一直到中央,都要提出来。土地改革中,就牵连到我们中央委员,××搞那么久,牵连到部长副部长。上面根子,一种是不大清醒,受了人家的利用,不知不觉做了人家的保护人——根子。还有一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再一种,就是有意地包庇坏人坏事。明明知道不是好人,违法乱纪,也包庇他。不管那一级,那一种根子,统统把它挖出来。

现在敌人同我们斗争的方式改变了,敌人变聪明了,很会搞合法斗争,很会搞两面政权,很会搞和平演变,搞得比我们共产党人更好。我们曾用两面政权的办法斗过日本、汉奸、国民党,国民党没法对付。而现在,我们的党、干部,至今没有学会与地主、资本家、蜕化变质分子的两面政权作斗争。全党没有学会,很多干部没有学会,所以在斗争中打败仗,斗他不赢,因此必须直接参加斗争,取得今天革命斗争的新经验,才能领导今后的革命斗争,否则,就不能领导,不要继续作领导工作了。如果自己不要蹲点取得直接经验,别人去了,即超过我们。如果别人没有搞好,作汇报欺骗我们,我们也听不懂,那个人要开除、处理,那个人要表扬,我们也不好下决心,或下决心而错了。

现在调查农村情况,是采取开调查会的办法。调查会的办法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行了。干部会,很多重要情况不告诉我们,贫下中农有很多顾虑,不向我们讲真话,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所以调查会调查不出问题来。对很多单位的调查研究,要在四清五反过程中,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才能认识客观世界。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进行四清五反,才能把情况弄清楚,了解一个地方斗争,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有时是很激烈的斗争。

负责同志蹲点为什么蹲不下去,有一省的同志说,是对蹲点的意义,对四清、五反的革命意义认识不够,我看也有。其次有几个省讨论蹲不下去就是怕艰苦,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而不是革命的领导方式。我们领导同志,首先要自己革命化,然后机关才可以革命化,然后整个工人农民革命化,把整个中国的面目有所改变。二十多年前,中央有一个领导方法的决定,有几条,第一条就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现在只有一般号召,没有个别指导,自己不取得典型经验,这是不行的。以后不只四清、五反,每一种新的工作来了,负责干部都必须自己蹲点,取得直接经验才可以有一般的指导,等全党有了经验就好办了。其他,还有许多不能蹲点的理由,工作忙,丢不开等等。我看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我们许多领导同志,可以离职休养一年两年,生病生得,薄一波最近休息了一年,刘澜涛、李雪峰呢?离职休养休得,休息休得,死也死得,就是蹲点蹲不得?我不相信,所以不能成立。

取得直接的经验,是很有用处的。因为革命不是现在,要进行几十年。土改,改完了就没有了,只还有不彻底的地方。再搞土改要到外国去,外国也不请我们去。许多过去的革命斗争经验,现在用不上了。但有了过去的经验,取得今天的革命斗争经验,比较容易。所以取得今天的革命斗争经验,今后几十年都有用。不是说今后不要蹲点了。就是我们要学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进行阶级斗争的经验,在这方面,我们现在落后于我们的敌人。

为了搞好四清五反,除了负责同志搞两个大队,两个工厂以外,还要组织专搞四清或五反的专业队,不只两批,搞他多少年,十几二十期,然后就熟练了,负责同志至少搞两个大队两个工厂。还有参加锻炼的,也至少搞两期,一期不行。一期只是新手,两期有新手,有老的,还有专业队,这样才可以斗得过敌人。

城市五反,一般要派工作队,没有工作队,不发动群众不行,应派工作队,由负责干部率领去搞。没有工作队不行。不论城市,农村,没有负责干部率领的工作队善始善终去搞,是斗不过那些有组织的,上下左右有联系的阶级敌人和坏干部的。不发动群众运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不能把四清搞好,不发动工人阶级和团结各工厂、机关、企业、学校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也是不能把五反搞好的。

四清的原来的内容扩大了,原来只讲经济上四不清,现在连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四不清都要搞好。现在也讲不清楚政治上四不清是什么?敌我不清、两条道路不清等等。许多地方四清、五反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或发动很不够,所以搞好甚少。大家承认是大革命,但不发动群众有什么大革命?没有群众运动,就没有革命。要真正发动群众许多同志有无穷的顾虑,前怕狼后怕虎,有好几怕:怕影响生产,怕工作队和支部、区县委关系搞不好,怕群众运动过头发生乱子,怕有后遗症,怕以后纠偏,怕干部躺倒。总之,怕革命的群众运动。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害怕革命的群众运动是……(记录不全)一九五九年讲过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对革命群众运动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分界线。害怕群众运动,就走上了资产阶级的立场,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现在许多同志自觉不自觉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必须迅速纠正,否则不能领导将来斗争。

有的同志只管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就是不管阶级斗争,在目前时代,只要不管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也就搞不好,或者只能搞好一点,根本搞好不行。××厂,只搞生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结果生产上不去,最近派了工作队,搞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搞好一点,生产很快上去了。从前产五千吨,去年一万多吨,今年可产二万吨。许多同志有单纯业务观点,为搞好生产而搞生产,是搞不好的。中国很早以前就有实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结果是国没救成,实业教育也没有发展。我们是革命救国论,结果是救了中国,实业、教育也发展了。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为生产斗争服务的,为了搞好生产斗争,首先要搞好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科学实验也首先要搞好阶级斗争。所以不能认为阶级斗争是妨碍生产、和生产对立的。

一切党员、党支部、公社党委、区委、县委、地委、省委、工厂、企业党委,必须和工作队密切合作,放手发动群众,在群众充分发动的基础上,把四清、五反搞好。任何党员、党的组织阻碍群众运动和发展,阻碍工作队放手发动群众,都是错误的,必须迅速纠正。有的公社党委把工作队赶回来了,可能工作队有错误,但赶回来是不对的。任何党员、组织有阻碍工作队放手发动的行为,必须坚决批判斗争,以至要进行纪律处分。有的地方规定,工作队要受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领导,只有公社党委、支部不阻碍发动群众的才可以领导,如阻碍,就不能在公社、支部领导下,一般地规定要受公社、区、县领导,不对。如果主要负责干部下去了,这问题也可以解决。

怕干部躺倒,也是不对的。所谓躺倒,就是他们反对群众运动的一个手段,本身就是阶级斗争,是反对群众运动、四清、五反的一个手段,绝不是真正的躺倒。他们不干了,是假的,不是不想当干部。口说不想当是假,实际上想当得很,问题是我们要不要他当,群众要不要他当的问题。如果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不必怕他们躺倒,他们也不会躺倒,会起来的。不起来也不要紧,群众发动起来,新干部会大批地起来,能干的人很多,不是找不到干部,问题是群众要充分发动起来。

第二个十条,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加以补充修改。两个十条普遍念一遍有好处,可使许多人放心,把底交给他,起安定作用。但地富反坏、坏干部,利用第二个十条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四清。我们说,贫下中农是唯一的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搞两个依靠,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那么依靠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犯了严重四不清错误,那么依靠他就靠不住,就不能依靠,至少是搞好四清以前不能依靠。要靠有严重四不清的基层组织、干部去搞好四清是不行的,要靠工作队充分发动群众,才能搞好四清。……有的是模范支部、有的是三类支部,可以听一听,但有的模范不模范,还是要实事求是,曲耀离是漏划的富农,小站也是模范支部,有的三类支部不是三类支部。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不能并列,应把百分之九十五群众作为基础、前提。第二个十条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基层干部的团结群众的前提,讲得不对。相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干部的前提。只有发动群众,弄清干部错误性质,进行了批评,他们认识了错误,划清敌我界限,参加劳动,然后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这还不是说蜕化变质和平演变的,而是有严重错误,可以争取的。必须经过批评斗争,使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以后才行。当然要有团结的愿望,但开始没有四清以前只是愿望,不是事实,事实是经过四清、退赔了、改正了、参加劳动了,这才团结了,这是工作和斗争的结果。

至于退赔,有的地方很困难,我看这是没有搞彻底,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据我了解,一般退赔不困难,干部有手表、自行车、收音机……有的贪污一千多元,一次就退完了。还要做妇女工作,因为猪是妇女养的,缝纫机是妇女要用的,收音机是妇女要听的。我们退赔的政策是很宽大的,但有那些东西,一定要退,群众一看就生气。

好的支部、好的基层组织,不阻碍你发动群众,发动群众,改正缺点,群众帮助他,取得更多的群众拥护。所以好的支部,也要帮助他发动群众。总有缺点错误,否则不是一分为二了。如果基层组织是脱离群众,就不能依靠基层组织去发动群众,而且会阻碍发动群众。要依靠群众搞好四清,然后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进行对敌斗争。

总而言之,劳动者出身的干部虽然有严重错误,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大多数可以改正错误和我们团结的。但没有发动群众时,开始时,总是要抵抗的。但因为是劳动人民出身,所以大多数可以争取。如果抵抗,斗争赢,就可以搞好,斗不赢,就打败仗,或被赶出来。至于阶级敌人,抵抗得更激烈,不要以为负责干部下去了,你们一定斗得过那些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一定斗得过地富反坏,马到成功不一定。因为工作队,即使是负责干部率领的,但进村以后,开始力量优势不在你们处,他了解情况,有一批人,你不了解,只有听他汇报。

他给介绍你住的地方,介绍你谁可以做根子,而介绍的根子很多是不正的,住的地方很多是干部亲戚。有的地方下去了不给你房子住,有的干部下去说女同志可以住仓库,男同志只能住牛棚,这个同志就住牛棚里了。他访贫问苦,进一家,有人进去了,又进一家,那人又去了。所以刚进村里,工作队什么也不清楚,力量对比,原基层干部是优势。有严重问题的基层干部常常有一套对付工作队的办法,开始是喂,给好的吃,给好房子住。一个顶、一个拖、一个哄、一个饿、一个赶、一个躺。我就被赶,国家主席,到湖南一个模范队,有一个调查材料,一厚本本,我看了。他们去根本没有发现问题,调查材料不确实。我去住了十八天,住在大队部,公安厅派了十几个人拿枪保护。住了,发现问题,然后让长沙县长召开贫下中农会识,不让支部书记参加,他就反击,说妨碍生产,在大队部门前大骂,说刘胡子把事情搞乱了,我没理他。最后搞清楚是地主儿子,大队长也不好,女劳模是中农不是贫农。我没有解决问题,只发现了问题。我去了,带了武装队员,他赶我,你们去了就不赶?不相信,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问题严重的地方,工作队进村以后,要进行一些秘密工作。一切经过基层,一切经过公社党委是错误的。工作队当参谋,凡问题严重的地方,不能当参谋,当什么参谋,当四不清的参谋?当参谋只适用于发动群众,证实是好的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的好支部、新干部。不分好坏,一切都当参谋是不妥当的。

工作队进村以后,不只基层干部有一套,开始吃得很好,住得很好,汇报情况。有的工作队去,一个基层干部告了他一状,说吃了几十只鸡……还有和女人发生了关系。所以下去首先要和四不消划清界限,给你吃也不要吃,吃了就四不清了。是四清改造四不清,还是四不清改造四清?他要改造你工作队,这里有阶级斗争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阶级斗争。贫下中农要观察你,不象解决问题的样子,不和你谈。如表现得好,参加劳动,多找贫下中农谈,也不住在亲戚家,他就和你谈。开始是秘密谈,一个人,谈了说了保密。他也是做秘密工作的,只有到以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贫下中农才敢面对面的指出干部的错误。

当然,群众运动中揭发的材料,必须调查核实,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工作。有人故意说某人万字号,某人怎么样,不要相信,还有宗派斗争,必须调查研究核实,经过核实是真的,这时干部接受,觉得不冤枉。同时群众发动起来以后,积极分子敢于当面揭发了,有的坦白了,开始会有过分行为,本来只贪污了一千,群众要他站起来,低下头,这样就可能搞成四、五千,七、八千,这时积极分子高兴得很,可是第二天,第三天就翻案,积极分子就火了。工作队这时要做冷静的促进派,翻案翻得好,与其将来翻,不如现在翻,与其将来再去平反,不如现在平反。

要公社党委给工作队做鉴定,也是不适宜的。要看什么样的公社党委……如果四不清怎么做?四清不搞好,鉴定一定不好的。四清搞好了可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一般要基层组织给工作队员鉴定不好。

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可能发现某些缺点错误,可能发生过分行动,要强调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一千搞成七、八千,如不核实,将来平反,把那一千也平反了。完全不发生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要出点乱子,但我们要求尽可能少犯缺点错误。因为有左的右的经验。

高标准要求:第一、充分发动群众,第二、乱子少,尽可能不超过一个指头。这就是高标准。彻底了?恐怕要准备一个指头不彻底。十分之一不彻底是很好的情况,可能不止十分之一。不要过火,第一不要打人,尽可能不要骂人。总会发生一点瞪眼睛,要他站起来的事,教育积极分子不要气势汹汹,实际上不凶。第三,组织处理,除了个别必须在运动中处理以发动群众外,一般要在运动后期再来处理。这时可以看得更清楚。有这两条,可以避免过分的错误。四类分子要很好处理。一定要办完处理手续、批准手续。有的工作队处理了,公社、县委不批准,拖一、二个月不好。既然派了工作队就要处理完,批准完,不要拖拖拉拉不批准。缺点错误该平反的平反,该翻案的翻案。

所以,有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问题,群众发动充分了,开始有过火行动了,要掌握好,早了不行,慢了要出乱子。开始强调发动群众,群众发动了,要注意强调实事求是。群众发动起来,如不敢实事求是,平反翻案,也是不敢革命。敢不敢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敢不敢实事求是也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既要发动群众,又要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注意掌握火候。开始时不能强调实事求是,强调了实事求是,群众就不讲了。第二个十条讲了宽大处理问题,群众没发动时,不要多讲。

坏人坏事上下左右有根子,应不应追?应追,一直追到中央,上面根子危害性更大,一起挖出来,应处理的加以处理,否则,上面根子不追出来,基层革命的成果不能巩固的。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敌人有关系的干部,在运动中撤职了,群众不信任了,或者受了处分了,他不甘心,不是躺倒,就是积极搞破坏活动、捣乱,使新干部搞不下去,然后他再上来复辟,最后他有这一手。有的工作队没有离村,即反攻,有的离了村再反攻,我看这样做,进行破坏活动的,是现行反革命活动,应当作反革命分子严办。因为他们进行破坏,比反革命分子进行的破坏可能破坏更大。所以要宣布凡破坏的都是反革命分子,因为破坏四清成果,反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生产。

如不放手发动群众搞好四清、五反,乱子是十个指头的问题。如发动群众不彻底,四清五反不彻底,问题也很大,群众发动一点,问题没解决,会搞死人,不如不搞,问题也很大。搞彻底了,乱子小些。有人不怕不彻底的后遗症,就怕群众运动的后遗症。有人说,是和平四清、和平五反,不是革命,是改良派。有的说;不去蹲点是怕艰苦,也是和平演变的开始。

负责干部下去还是改名换姓下去,不要带个什么长什么长下去,县委不易改名换姓,可以我这个县到你那个县去。下去同吃同住同劳动,要准备冬季服装,搞一冬春。工作告一段落,回来一两天可以,但主要是在下面,不是一次也不能回来,但斗争紧张时不能抽身,工厂可以早出晚归,吃一顿饭。

现在看,四清、五反至少搞五年,要抓紧时间搞好,不限时间,必须搞好,但必须抓紧。如果充分发动群众,四清搞好了,干部参加了劳动,生产发展了,最后可以形成主席所说的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局面,这是我们的目标。

(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

一部分是结合,既是劳动制度,又是教育制度。农村搞半农半读,工厂半工半读。农忙劳动,农闲读书,工厂一周学习,一周劳动,既是劳动制度,又是教育制度,而且是正规的。只实行目前一种制度,不能普及教育,山东百分之四十九、江苏百分之六十,农村百分之五十不能入学。如果普及,国家负担不起,家庭也负担不起,四五个人小学中学大学,恐怕一般工人农民负担不起,在座的同志也有困难。

用什么办法普及教育可以负担得起呢?就是半工半读,小孩大体自己可以自己有饭吃,现有的学校不再增加了,但可增加些经费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这是从当前普及教育来讲。

从上述来看可以消灭体脑差别。一九五八年在天津讲了一次,搞了一百多工厂,这次去,还有七个工厂中有技校,上海业余大学,业余时间四(?)小时,劳动时间八小时,今年可有几百毕业生。江西劳动大学等,也有经验。据说这批毕业生,能文能武,能当工人,能在科室,能做研究,是新社会里成长的新的人。和我们、和你们、和现在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一样,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知识分子架子是大的,初中毕业看不起农民,高中毕业看不起工人,大学毕业,连我们这些人也看不起了,觉得体力劳动是浪费。这种观点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观点。社会主义要消灭三大差别,然后才能进入共产主义,不消灭不能进入共产主义。但消灭三大差别的过程是严重的斗争过程,就是有人要坚决反对消灭三个差别,保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旧知识分子反对消灭差别,我认为是无力的,如果二十年、三十年大批新的知识分子出来了,反对消灭三个差别的力量更大,大体上会和苏联今天的情况一样,阻力很大。新知识分子反对消灭三个差别,首先反对消灭体脑差别。他们有力量、人数多,就是我们的子女。那时若说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是你教得不好,是我们的罪过。

教育制度必须五年才能初步总结经验,十年才能总结经验加以推广,这就建国二十五年了。因此我主张每一个省都要试办。初小可以办全日制的,高小、初中,只能半农半读。只办农业初中还不够,还必须办中等农业技术学校,也可以给国家生产或开荒搞,生产资料我的意见充分利用国营农场的生产资料,办些学校。大中城市由工厂办中等工业技术学校、半工半读,也可以由技工学校招初中毕业生,改为半工半读的中等技术学校,四年、四年半毕业。可以设想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后,中国的工人能有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工人是半工半读的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农民的百分之五十是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半农半读毕业的。读完了中等技术学校的课程,进一步学大学就容易了。这些人,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差别已经没有多大了,开始消灭了。可由他们当厂长、车间主任、党委书记、市长、县长,可以不脱离生产,半日做工种地,半日坐办公室。到那时我们国家的情况,就可以和今天苏联大不相同,消灭三大差别的阻力就可以小得多了。

还可以设想,到共产主义,劳动制度和学校制度会怎样呢?马克思说,那时四小时劳动就可以了,其余时间就可以学习、办公、写作、唱歌、演戏,或办党,做政府工作,地方工作,没有专业作家、演员、画家,也没有专业的党委书记、省长、市长,都是业余的,国家主席也是业余当。共产主义是这样。

马克思这样设想过,将来儿童做二小时、三小时、四小时的劳动,这是半工半读的。列宁也讲过综合技术教育,学一门技术或几门技术,同时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苏联和我国现在的教育制度是不好的,必须改变。不是按马克思列宁设想的办的,必须改变。但现在全日制的学校也是需要的,但不能增加,还可以缩一些。半农半读、半工半读要多办,现在是小量试办,不要一下大办,一下垮台,但将来要大办,成为我们主要的教育制度,现在的学校寿命不长。

为了办好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教员领导思想不通办不好,是新事,因此我建议,应办农业的和工业的高级、中级的师范,利用现在的工厂、技术学校,利用现在的大学,办一些这样的师范重新培养教员,将来可以去教中等技术学校的课程,将来也是半农半教、半工半教,要培养新的教员,新的学生。

我还想到现在工厂非生产人员及机关人员也实行半天劳动生产半天工作的办法,消灭体脑差别,不要等下一代,就从我们这一代开始行不行?我们这一代就带好头,不带好头,将来阻力越来越大,现在有阻力,很大,但现在不搞,将来阻力更大。知识分子多了,苏联现在很难办,要想办法。

还有实行亦工亦农制度,实行(?)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村工厂实行亦工亦农,城市有些厂可以搬到农村,就有劳动力。季节性的工厂可以搬,其它工厂也可以农忙一班、农闲三班,行不行?特别机器制造厂,要训练农民懂得机械,机器厂也可以这样力。这样做好处很多,家属不进城,缩小城乡、工农差别。对个人、集体、国家都有好处。以后减固定工人,比较多搞临时工人。劳保制度要修改,讲了几年了,没有改,请那一位负责马上改一改。临时工人不算正式工人,应该改正式工人。矿山可以实行义务工,几年轮换一次。我们国家劳动力多,城市青年很多,相当大一部分要下乡参加农业劳动,农村一部分人要进城做临时工。不是进城当临时工了,城市的人下乡了,下乡更多,因为减少固定工了。

消灭三大差别最主要的是消灭体脑差别,只有这个问题搞得有成绩,五十年至一百年,工人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农民百分之五十是技校毕业,我国面貌可以大大改变,劳动生产率可以大大提高。马克思讲劳动生产率第一条是人的全面发展,最重要的就是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效率提高了。天津电子仪器厂老工人看不清图样,技校毕业的效率即提高好多倍。特别尖端科学生产。这样国家面貌可以改变。消灭三大差别,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就要消灭的。

来源:

1967年7月一机部联委会成套总局《燎原兵团》、红代会北京机械学院《红旗》、三机部革命造反总部选编《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