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地区经历了三次大解放：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的农奴解放，平叛之后，进行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取消了农奴制度；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喇嘛获得了解放。全西藏有十几万喇嘛，百分之九十已还俗，要组织这些解放出来的小喇嘛参加生产。对贫农出身的小喇嘛，要进行培养。没有还俗的，也要使他们参加对喇嘛寺的管理。
班禅的错误很严重，但还要看一下。一九五九年达赖叛国，西藏在平叛后进行了经济改革，班禅当了西藏自治区的代理主任。但是作为农奴主的代表，班禅起了野心。一九六○年和六一年，他阻止喇嘛还俗，还到内地四出活动。当时，主管统战工作的李维汉、习仲勋右倾，对他无原则迁就，班禅终于在一九六二年野心大暴发，写了一个“七万言书”，暴露了他的反动本质。
一九六四年，西藏人民对班禅进行了斗争，一九六五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他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因为他中毒深，交待不好，撤销了他的西藏自治区代理主任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权，保留一个政协常委的职务，这主要是为了给他保留一个自新的机会。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班禅的问题证明了这一点。最近你们对他进行了三次斗争，很好，我们想还是让他留在北京改造，再看他一下。
阿沛和班禅有所不同，阿沛·阿旺晋美也是一个过渡人物，他在西藏的作用还未完全失掉。他与班禅有所不同，班禅反对政教分立，阿沛赞成我们主张的政教分立。政教分立这和阿沛等人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因为他在宗教上是没有地位的。现在他当自治区主席，也是对他的一个考验。至于他过去的问题。以及他和国外的关系问题，他能否彻底交待，这是对他的考验，我们要给他时间来交待。这次国庆让他上天安门，主要考虑是代表一方面。同时，我们安排了一个藏族同学讲了话。现在农奴主还存在，我们就要利用他，可以对那一部分人起作用，否则，他们感到没有出路就会捣乱，对国家建设不利。当然我们也不怕，这是分化他们，表示党和政府对他们仁至义尽，这也是对跑到国外的人的一种分化。从长远来看，我们的目标应该从劳动人民中去培养干部，但这需要时间。阿沛的前途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心诚意地跟毛主席走，就有出路；一种是走班禅的老路，就会自绝于人民。我们总是要做到仁至义尽，主要看他自己。
西藏的宗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政教一定要分开，喇嘛制度一定要打碎，因为喇嘛制度严重妨碍了民族发展。为什么解放前西藏、内蒙的人口逐渐减少？就是喇嘛宗教制度的影响。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小喇嘛。但是，破除迷信则是长期的，迷信思想在没有新思想代替之前，是一下子消灭不了的，这是长期改造的事。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但庙宇是否可以不打烂，作为学校，仓库利用起来。佛像，群众要毁可以毁一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
培养干部，使用干部都要贯彻阶级路线，但对一些农奴主的子弟，要利用他们的经验，让他们做工作。当然不是依靠他们，依靠的是劳动人民，你们那里中下级政府机关里，就可以多收一些解放了的农奴，逐步培养他们。你们要把农奴主的子弟赶回西藏去改造，并且叫他们黑五类。“黑五类”这个名词，中央没有批准，因为这样就等于不让他们改造了，这是宿命论，是新迷信。我们既要破除旧迷信，也要破除新迷信。北京工业大学有个谭力夫，他的讲话是极“左”的，把“红五类”的条件规定的比党员条件还严，实际上是脱离了广大群众，是形“左”实右。但也要注意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至于这些人（农奴主子弟）是回去改造好，还是分散改造好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还是分散改造，可能更有利些。
对统战工作也要本着这个精神去做，既要培养劳动人民，贯彻阶级路线，又要对农奴主子弟团结、教育、改造，使用他们。
最后，总理勉励西藏同学回西藏后，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