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开会的情形，我一点也不知道，也没有看你们的材料。我今天也不能作什么报告，成芳同志要我来同大家谈一谈。我认为没有多少可以谈的。这几天情况不怎么清楚。一天在应付，开大会，接见，这个战斗队，那个什么队都得接见。毛主席讲了：要政治挂帅，要到群众中去嘛。开中央工作会议，我去了，胡荣贵，贾起云同志也去了，他们都传达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解决的问题不少，除了主席指示以外，林彪同志、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和报告。这些文件都发了，主席的讲话，主要是要作思想工作，政治工作。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是作政治工作，打通大家的思想。思想不通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思想不通的问题，主要是毛泽东思想没有学好。小平同志检讨也讲，对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犯错误。我们往往也是这样，对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很不理解，犯错误就很多了。
现在，把云南的情况简单的说几句，云南的情况是错误很多，犯了路线错误，方向性错误。关于这个情况我们在开会以前，始终不承认这一条。认为云南错误是有，但不是路线、方向性错误。以致到北京开会期间方逐渐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不通的原因，总认为云南没有斗学生，没有发生大的事件，也没有挑动工人斗学生，对南下学生串连，也是要采取一些防范。工作组在学校里，也没有把什么人打成反革命，抱着这么一个观念来看问题，就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来看，这些问题都有，在我们错误思想影响下，学生之间互相之间的争论，互相之间的批评，甚至这一批斗争那一批。如在“八·二三”炮轰省委，就像打闷棍一样，我们正在开会，突然来了个炮轰省委，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临时把地委书记会议停下来，去参加学生的会议，去听炮轰省委的意见，当时我还是认为省委有错误，应该轰。当时他们打了个旗子：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我当时还是说：造反有理，就按这个办，我们赞成，省委有错误，应该轰。我们虽然这样讲了，也确认省委有错误应该轰，但在后来不是积极的站在炮轰这一面，向省委闹革命提意见，因此就引起了炮轰省委与保卫省委的辩论，很长时间没解决这个问题。中间也发现有问题，二十三日出现了炮轰省委这个问题，二十四日就出现了保卫省委的问题。二十五日我去开了个会，指出：炮轰省委，我们赞成；保卫省委，我们反对，这是个错误的口号。但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到了二十八日，在工学院开了个全体会议，因为工学院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也是讲：我们是反对保卫省委这个口号的，指出保卫省委的口号是错误的；欢迎炮轰省委。尽管是这样，由于没有坚决站在炮轰这一面反对保守，维持秩序。不愿对省委提更多意见的，所以在群众中间，这个影响很长时间没有解决，这是省委的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没有解决问题？当时，很多干部那样讲：省委可以欢迎人家炮轰，省委可以反对保卫省委，你是省委，你当然不能不那样说。可是，我们有我们的理解，我们就是要保卫省委，我们就反对炮轰。他们这样理解是很错误的。为什么我们说了不算，他们还要这样提呢？表示他们积极，拥护省委。我们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实际应该怎么样呢？我们一个省委，作为一个党的领导机关，或者作为省委的一个负责同志，讲这样一个问题，不能讲两套，表面一套，内部一套，不应该有这个问题。省委不能把反革命说成革命，也不能把革命说成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这样说。因此，省委说“八·二十三”是革命行动，就应该使所有干部都说“八·二十三”是个革命行动，不应该说“八·二十三”是个反革命行动。因为省委承认是革命行动，就是革命行动。省委不能弄假，当面说是革命行动，背后说是反革命行动。但是，在很多干部中，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次开三级干部会，作了两次说服，但县委同志对炮轰省委，炮轰阎红彦，始终不愿举这个手。当然，举手有举手的自由。但是，反对资产阶级路线，举这个手是可以的。炮轰是个什么意思？炮轰就是大字报、提意见，如果炮轰就是打倒，那当然不对，那全国都得打倒。这个含意很清楚。我们之所以犯错误，就是我们对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不很得力，而且思想不很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了一系列工作问题。因为你没有坚决站在敢于提意见这一方。所以就不能充分发动群众。没有把敢于坚持提意见的人作为革命派；把不敢提意见的人，或者不提意见的人，作为发动对象。因此，在革命群众中间，就形成多数与少数，多数人拥护省委，反对那些不经调查研究就要炮轰的人，实际上就压制了革命的、激烈的愿意炮轰的群众。这是路线性方向性错误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对云南省委来讲，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然而，我们说，站在革命方面的，不管他的意见有多大出入，就可能把多数人、不提意见的人、维护秩序的人、维持习惯的人发动起来，向省委提意见，向领导提意见。但是，群众之中，互相之间是不是就没有争论呢？那也不可能，因为是群众么，各有各的看法。现在还有这个问题，有的赞成激烈，有的赞成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也是毛泽东思想。但是，无论如何可以把群众鼓励起来，发动起来，讲云南省委路线性方向性错误，在具体情况上就反映很多了。但我们不是那样明确的、积极地站在敢于提意见的这一方，使之成为多数是敢于提意见的，少数是保守一些的。我们错就错在这一点上。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对工矿、机关、包括专县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思想上不明确，对革命不理解，省委搞的很狼狈，怕专县出问题，怕机关出问题。机关里隐藏了很多问题，专县也很复杂。这一次省里三级干部会议，我要大部分力量闹革命，晚上开大会作检讨。但是，干部很不通，有的人气得咬牙切齿。省委在这个时期对他们的领导是很差的，基本上没有管这方面的问题。他们的情况，比我们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个阶段还不如，思想跟不上。我们在八·二三，虽然是个突然袭击，等于打了一闷棒，但还敢于承认炮轰是对的，敢于承认造反有理。现在的地委、县委和我们开始一样，比我们还害怕得厉害。原来我还想，下去的红卫兵多了，专县的同志思想没有准备，非犯错误不可。后来我也想通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红卫兵去冲，才能冲得通，不冲就通不了。所以我们放红卫兵到各地去，到地专去。肯定会有很多人要犯错误的。那些地方群众一起来，很多人就不通了。所以这两天，开群众大会，喇叭都在叫，让他们参加，也等于开现场会，起现场会作用。可是我们这个现场会，也开的不好，但让他们看看也有好处，总是可以通得多一点或少一点。这是地县委的情况，还要继续作工作，把他们的思想打通。另外，从现在看，地委、县委的问题，确实相当严重。从现在反映的情况看，对林彪同志讲的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理解很不够，民主作风也太差，批评不得，尤其是底下的群众批评不得。一张大字报，就要说人家是反革命、反党，对那些真正革命派，可以颠倒是非地说成反革命派，这个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我们党进城以后，形成一种什么事情都用专政的办法。习惯于专政，不习惯于民主，尤其是不习惯在我领导下的人提意见。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好的意见，但可以把人家说成是反革命，组织力量围攻人家。这种情况，反映的相当不少。林彪同志讲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时，就讲到我们党内在长期以来，形成一种专政的办法，比较熟练。不对了，就划反党反社主义，就划右派。对民主生活，可算格格不入。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地县表现得更严重一些。机关的问题，是同样性质。省委里头也反映了这个问题。许多问题不通，和学生，和革命群众，斤斤计较，比高低，都感到“他们没有理么！”好像是寸土必争，不看到他们的大方向，他们是闹革命的。只看到他们意见不准的一面，只看到他们激烈的一面。读毛主席语录，我读的不很熟，这两天，也逼着我念。但是用这一条就不行了。总希望人家当请客吃饭那样办，提一个意见就暴跳如雷，就受不了。从我们地、县委到机关、到省委，都有这种情形。具有不同的情形，看待大方向的，问题也就不同了。那一天，我们的会议按程序就该讨论完了，但是不行，遇到具体的问题就不通了。原则问题通了，具体问题又不通了。开一次会应该通一次，但有时开一次会反而又不通了。这怎么得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有多少人要犯错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是要犯错误的。要做政治工作，就是这个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给我们作了政治工作，现在我们就要做政治工作，各级都要做政治工作。政治不挂帅，毛泽东思想不挂帅，那是没有办法的，是能犯错误、犯路线错误，甚至要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这个问题，我们开了二十多天的会，认为通了，遇到具体问题又不通了。现在地县委在这里开会，中央文件也读了一遍又一遍，遇到具体问题又不通了。有的咬牙切齿，哭鼻子，伤心流泪，好多同志很气愤。这一次还没有批评他们，主要是看到一些情况就不通了。你们通了没有？我也不知道，地方确有这个问题。我估计到不狠狠批评，不狠狠解决，还要犯错误，不仅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而且还要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
第三点，问题越来越多，放手发动了群众，各种人都要表示自己的意见，表现自己的观点，而且是从思想上到组织上。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这些问题还隐藏着，看不见，但群众一发动起来，真是就像主席说的，像雨后春笋，各种各样的组织都出来了。三个人要组织一个战斗队，五个人也要组织一个战斗队，有个厅只有一百来人，一下子组织了十几个战斗队。一组织起来，就马上要你承认，发旗子，发毛主席像，发办公费，问题很具体。我们说：“你们几个人也算？”他们说：“保护少数么。”我们说：“你们多几个人组织在一起好不好？”他们说：“我们观点不同。”这些是不是理由？也都叫理由。这种情况，我们不承认。但是，承认是一回事，组织又是一回事，你承认他也组织，不承认他也组织。好多地方，逼着我们承认，我们反正不能承认。中央也没有承认，中央开工作会议，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谁也没有作出结论，感到这个问题很复杂。这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且很具体，这些东西有时还不容易说服，他说你不保护少数。这个问题还没有定，中央还没有定，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他们又讲：毛主席讲要尊重首创精神，你为什么不支持？你支持革命不支持？就是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什么大了不起的问题，但是确实搞得恼火的很，我一天都要接见几批，不接见就是不到群众中去，除了大的政治问题，要答复要解决。现在解决的办法，不是商量，可以拖的，而是限你多少时间答复，你说麻烦不麻烦？是麻烦。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现在工厂里也是这个问题，组织少数派、战斗队，好处是工厂都发动起来了，这是个好形势，但具体问题也很多，要求解决，这是组织问题。还有串连问题，工厂提出要串连，机关也提出要串连，在我们机关，有些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要求同大学生一样去搞串连，这种事很难处理，我们都是通过说服教育，学生放假搞革命，串连成了革命的内容，机关、工厂是抓革命促生产，机关不能不办公，不能放假闹革命，出去搞串连，工厂也不能不生产而出去搞串连。这也是一个大的斗争，你不接触他，他要接触你，要求首长答复他的问题。革命就是个麻烦，要革命就不能怕麻烦。你要站在革命派这一面，支持他们的行动，诱导他们闹革命，是麻烦问题。有问题要解决，有困难也得解决。所以我们现在向我们所有的干部提出一个问题，从政治上，以致到经济、生活上，怎么使我们能够投身到这个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去，使我们成为像林彪同志说的那样两重身份，一重身份是革命对象，就是革我们的命。运动要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我们这些人才能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普通干事、普通科员，不可能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即使是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成当权派，甚至一个科长他也成不了，就让错误很严重，也成不了么！他只是在那么一个部分、那么一个单位嘛。真正的当权派是领导干部。当然，领导干部也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我们置于群众运动中间，让群众炮轰、火烧，这可是个不简单的问题。我们这些人就是这个身份，愿意这样得这样，不愿意这样也得这样：火烧、炮轰的结果，如果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是么，你还有路线错误、方向性错误，就是没有路线错误，也总有错误。另外，这次运动，把我们当成火烧、炮轰的对象，又要你领导，而且这个领导，还不能马马虎虎的领导，光作个报告，讲上一次话，是不行的，而是要触及灵魂，要你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就是林彪同志讲的，既是革命对象，又是革命动力。倘若对这个问题不理解，领导不得力，就要出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来。例如，群众斗了群众的问题，我没有领导群众斗群众，也没有组织群众斗群众，是群众自己起来斗群众。现在硬逼着检查，这种现象有很多地方是由于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意图造成的。你要作这个动力，你就有正确的思想方法，能够真正的把群众发动起来。现在云南在昆明地区是这样的情况，在学校里就是那么多，重点很多，派别也很多。现在学生根本的是要搞工厂，发动工人。前天控诉就有工人战斗队么！有些不一定是工人战斗队，马马虎虎的一些人。一方面他们尽量在这一方面发动。我们在机关工厂又要抓革命促生产，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就是这么个问题。运动刚才开始，还在发展，问题都提出来了，究竟怎么办，还要在运动中看，我们肯定在运动中还要犯很多错误。所以我说，现在要想不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也很困难，因为对这样一个来势很猛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没有思想准备，而且运动不是按我们想的去发展。所以说，我们不能不犯这个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到不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你说我们完全能保证，那也不见得。我就说人家承认了违背毛泽东思想这一条，正因为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所以就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第四点：关于领导问题。在前一时期我们在学校派了工作组，工作组撤了，又派了联络员。工作组领导学校的革命，框框套套很多，做了好多不好的事情，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后来联系员成了变象的工作组，还是按照我们的意图和布置办事情，这些人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现在是学生认为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校党委不能领导。在学生中，这个战斗队，那个红卫兵，观点不相同，也不能领导。实际上是既要把他们发动起来，又不能够对他们布置工作。你找他们的负责人谈问题，他们就说：你们的条条框框又来了。人家要来造你的反，你还布置什么工作，在机关，也是战斗队，要造你的反，党组、党委怎么领导呢？只能是我有什么要求，同他们商量。那天，大家发言讲：党委不能领导，行政不能领导，怎么办？后来我详细想了一番，党委领导，就是在大方向上来领导。叫人家革命，怎么革法，你就不要管，这是一。再一个问题，就是发现政策上出了问题，如违背16条等，你应该提出建议，使运动不要走到邪路上去。现在党的领导只能起到这个作用。你既不能在具体问题上布置工作，又不能了解情况，党和群众的关系，就只能是大原则的领导，政策上的领导，具体工作要尊重群众，不能够布置什么工作。党团员也是观点不一致，这些党团员属于这个战斗队，那些党团员又属于那个战斗队。行政上怎么领导呢？一方面，尽可能做到该办公的时候办公，不要影响生产。就这个，掌握不好也不行。另一方面，就是积极给人家方便，支持人家。要游行，要参加会，如果不妨碍生产，你就积极给人家方便，积极支持他们。对于必要的物资条件，能够解决的尽量解决，行政也只能管这些。再一个问题，就是机关串连。这是不能同意的。机关都去串连，怎么得了，总是要办公嘛！工厂不能串连，中央已有规定。当然，在一个城市，利用业余时间互相串连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到外省外地去串连。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摆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来了，大家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还有个罢官问题，一提就是罢官，罢官就是撤职。罢官问题，中央已有规定，不能随便罢。一般定了性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才罢官。就是这些人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去处理，那么其他有惜误的人，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的人都不能罢。罢官问题在地方上遇到很多，静坐不走，非罢不可。一提就是紧急呼吁，限时间答复，不答复就是一切后果由你负责。罢官问题，要很慎重，除了特殊情况以外，不能随便罢官。这不是个简单的罢官问题，一罢官，一系列问题就都来了。罢了官，就要斗争，一斗争，什么文斗武斗都可能来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都可能来了，所以不能随便同意罢官。他们也是办法很多，有的说：先撤职么！撤了职就行了，你不要听他那一套。
最后讲讲边疆问题，省里还要讨论一次，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怎么能够使边疆更加巩固，在政治上出现一个大好形势。林彪同志指示，要建设政治边防，请军队同志考虑这个问题。要把边疆搞成铜墙铁壁，基本问题是群众问题，但边疆的群众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生活上都没有很好解决。所以，我们的边防部队，边防工作队，凡是有关边防工作的人员，都应该认真考虑，怎么才能够按林彪同志所说的，搞一个政治边防。毛主席语录第80页上讲：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个问题，是方向问题，要认真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在北京时肖华同志也谈了这个问题，认为是一个重要问题。另外，军队同志如果把边疆问题，看为只是训练军队，有多少工作队，或者有多少部队的问题，这是要犯错误的，边疆的群众不发动，不可能使边防建设成为一个铜墙铁壁的边防。这里只是简单提一提，省委工作会议上还要专门讨论边疆问题。目前云南边疆还是重要问题，边防线很长，人口又多，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军队参加边防工作的同志，一定要突出政治。
关于军队的生产问题和蔬菜贵，何德庆同志谈了一下。在北京看到其他军区同志在那里谈，叶剑英同志问了我一下，问我们军区执行毛主席给林彪同志那封信，即五、七指示，执行得怎么样。别的军区都能说出个道道来，报了个数，我说不出来。我说：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好像你们这里做得不很突出，就是说把解放军办成一个大学校的问题，好像做得不突出。这一点希望回去抓紧些。这不是什么生产多少，数字的问题，这是个政治问题，也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问题。它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就是要通过这个问题解决我们党所提出来的，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消灭差别的问题。不简单是个生产的问题。你看它包括了多少内容，要打仗，要会办学校，要办工厂，要办农场，政治上要会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应该看到这不是简单的生产问题，这是解放军带头，消灭差别，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个道路的问题。我的看法当然不一定准确啦！不准确就算了，但应该注意。另外，我看到南京、武汉部队报了个数字，他们要办化肥厂，人家问我办不办？我说，我们恐怕要办吧！我说：云南解放军已经办了个大化肥厂，对地方是个很大贡献，云南的氮肥，主要的还是解放军化肥厂生产的。大概军队还要办一个化肥厂，专门供军队生产用。
最后一个意见，中央工作会议的那几个文件都来了，修改很大。你们应该认真把这几个文件学一学，讨论一番。林彪同志、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真正熟悉了毛主席思想的。林彪同志的讲话和陈伯达同志的报告要立即执行，来解决我们文化大革命进程中的许多问题。其实呢，不只是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在整个工作以及思想方法上都解决了很多问题。希望同志们回去以后要认真学习讨论。
来源：李原、明朗、王腾波、唐忠信主编《阎红彦同志讲话集》（1950·7-1966·11），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