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确实是上了当，你们应当去发表声明。
你们上了大当了。革命要有革命性，革命性有无产阶级革命性，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性。革命性要有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对象要分清敌我嘛。你们现在把敌人放在一边，把自己搞成对象。搞革命要有科学性，科学性是要调查研究。你调查我，你同我调查调查也好嘛！你调查调查党校也好！我今天不是来夸奖的时候，我同党校的反毛泽东思想作了十年的斗争。陈伯达同志、周恩来同志、江青同志都可以证明的。解放初期，我就有病，一九五七年，杨献珍拒绝学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是让他停课来学，他是完全反对，不学。反右派的时候，大家都在那里反右派，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杨献珍就来了个放假，放假到期时，第二次和邓小平勾结起来又放假。邓小平、安子文又放假，我又去停止了的，这是五八年。五九年上半年，杨献珍在那里搞思维存在没有同一性。什么叫思维存在没有同一性呢？这是苏联的《哲学辞典》上的，反毛主席的，杨献珍拿这个东西反毛主席。(关锋插话：反对大跃进的。)我们，也还有关锋，又同杨献珍作了坚决的斗争的，这是五九年的上半年。五九年下半年杨献珍又怎样呢？杨献珍反对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整个五九年我同杨献珍作斗争，一直到六零年杨献珍撤职。你们要懂得党校的问题，很显然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安子文……，提起来我很激动，同志们，很难作斗争，上面那么大的盖子压着，就是刘少奇、邓小平支持他，彭真是他们的一伙，安子文是他们共同的叛徒，陆定一也支持他们。这个斗争很艰巨啊！孙定国是什么东西！孙定国是杨献珍的最亲信的大弟子，让他们反对杨献珍，他不干的。所以，当时我召集会议，我问他：中央党校到底是毛泽东的党还是杨献珍的党？如果再不反对的时候，这党解散。这是五九年到六零年。六一年他出去了，那哪去串连？到西北。到西北找谁？去找刘澜涛去了，他们是共同一伙的叛徒。六一年底回来了，当时我就想：回来了，准备翻案了。把刘少奇所有的指示印了，就来反我了，他还有个助手叫侯煜，是党校的副校长。彭真、安子文、陆定一、杨献珍一道勾结起来，收集材料翻案。六一年刮翻案风、单干风。首先大反我的罪状有两条：第一是五九年我反了他，揭了他，揭了他反毛泽东思想。第二是什么呢？我提倡工人学毛主席的哲学。可凶了，那个时候，彭真、安子文换上一个校长，换上了谁呢？换上了王从吾。那时大权在人家手里，决定校长不校长，不决定于我咧！是决定于他们的，王从吾完全是他们一帮，而且同杨献珍搞的火热。完全是彭真管理。这是六一年翻案。翻案怎么样呢？十中全会批评了单干风、翻案风，这样他们才收敛一下。王从吾也撤职了。王撤了职，党校的决定权仍在人家手里，换上了林枫，林枫是什么东西呢？彭真的“桃园三结义”之一。……还有一场斗争，六四年就是合二而一，什么是合二而一呢？毛主席说是一分为二，当时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是针对毛主席的。什么样的党校？同志们，讲起来很通俗，十几年来是反毛主席的顽固堡垒，这里就是这么个地方。六四年，合二而一这个斗争是全国性的。你们晓得林枫干些什么？学生写信给毛主席，他夫妇俩怎么样呢？把给毛主席的信扣下了，六月份大家把写的信送到邮电局去，他们又用欺骗的手法把信收回来，把信扣下，封锁毛主席。同时让那个打进红旗队的××，那个保皇的××写信给江青，写信给毛主席。那么以后呢？李广文写大字报反对林枫，林枫又反对李广文，李广文写了大字报，在我支持下还在八月十五日把林枫这个盖子揭开。这个时候，红战团的人怎么样呢？开始是同林枫一起反对智纯，围攻智纯的。另一方面，反对马列研究院的。红战团的一个头子叫郑德修，郑德修写信给林枫：林枫你指到哪里，我们走到哪里，你指到哪里，我们打到哪里。揭开林枫以后，他们不去反林枫，去反王伟，又让我接见，找了五十个人接见，接见一次，我讲党校的阻力是又深又厚又大，那时我不敢讲刘少奇，因为当时还没有公开，只是盖子轻轻揭了一点，还有个大盖子在上头。他们抓住了我这句话，说我搞神秘化，反我的当中有个刘海潭，是林枫的走狗。当时我批评了他，让他去检查……保林枫的走狗是红战团。以后这个矛头不对李广文了，对着我来了。我不管它，我还是反林枫，林枫是谁撤职的，不是红战团要求撤的，是红旗给主席写信撤职的。以后他们红旗，李广文，×××他们反对刘、邓，他们的一些材料那是人家红旗的。红旗联络站主要是谁呢？主要是吴炳炎，这点蒯大富是对的，我曾经告诉蒯大富应该同他们联系，他们没有听。红战团造了我许多的谣言，说我是谭力夫的后台，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谭力夫呢。又说我是“联动”后台，我告诉你们吧，“联动”是我主张逮捕的。昨天晚上我还把一个“联动”的送给谢富治同志。是林枫的老婆把我的电话号码交给了谭，谭就打电话和我联系，要见我。我老婆拒绝了，这是事实。说我看了谭的书，我根本不知道谭是谁，书是哪里来的。拿过那小册子，他说：“哎！写的不错。”王任重说写的人叫谭力夫。说是谭政文的儿子。王任重拿了去，我并没有看这本书，造了我许多谣言。……还说我同刘少奇一道到晋绥土地改革，胡说！我是同陈伯达一道进行土改的。延安撤退后，刘少奇往晋绥走了一趟，那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说同志们有的时候，你们说我是刘少奇的人的时候，我自己犯过“左”倾错误，但是反过来说，我犯“左”倾错误的时候，我讲刘少奇是右倾。我有文章，你们要看的时候，我可以拿出来给你们看看。……
彭真，我知道彭真，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不是出了个假检讨吗？蒋南翔打电话找我商量，说咱们开一个北京市的学校的大会。我说不能开，现在中央讨论文化大革命，你这么开实际上不好。四月十六日我到主席那儿，四月十七日蒋南翔就根据彭真的指示开了会。我回来的时候想了解一下到底彭真在各大学搞什么，我们七个人成立了一小组，这个同工作组根本没有关系，那时候还是五月间，还没有聂元梓的大字报，有×××的人、《光明日报》的人、马列学院的人同学校里联系。当时的任务是调查彭真在学校到底搞了些什么阴谋。这个时候小组在专家招待所，到了北大，接触了聂元梓，接触了哲学系。同志们，可以告诉你们，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在这个小组督促和鼓舞下发出来的，这个小组是起了这么一个作用的，不是同张承先那个组一道。我说主席一公布聂元梓大字报，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那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时聂元梓一个礼拜受打击，因为我们是督促她写大字报的，我们也感觉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华北局、北京市意见不一致的。他们不主张在学校里搞，他们主张北京市先开会。那时我们坚持，所以主席一公布，说是解放了，那么就解放了。……大字报出来以后，我叫他们还是得继续调查。张承先二十天的工作总结，说“六·一八”是个反动的东西。(录音不清)陶铸去问我的意见的时候，我告诉了陈伯达，我把那个东西压下了。这以后，张承先在那里没有调查什么东西……那么一件事情，同张承先那个东西完全相反的。所以说，那么多谣言很明显了，你们千万不要上当。……
首先同志们知道，我不是中央党校的校长，我只是中央代管一下的。我还告诉同志们，这个党校不是我管咧！你知道不知道党校是黑帮反革命分子陆定一管的，不是我管，我是从旁边硬攻的。党校多少年来，我管了一个时候，就是六零年夏天，中央成立了一个理论小组，因此嘛，这个党校也叫我管了。六零年我就反杨献珍，六一年他就出去了。六二年党校就大反我，那时候也写信给我，叫我去党校检讨，我不去，叫他看一看怎么样。六三年七月十四日从苏联回来以后，我们要写文章了，所以我说党校我不能管了，最后决定陆定一管。我管了不到三年，以后，就是陆定一黑帮管了，直到陆定一这一次被揭露以来，都是他管的，陆被揭露以后，叫我去问一问、管一管，那么问什么呢？人们以为我和党校那么密切呢！的确是我十年来向他们作了十次斗争。同志们，那时党校反我的时候是这一回事。
刚才许多同志问我材料的问题，我说，你们去调查研究，是好事，认真嘛！仔细嘛！但是材料拿来必须加以分析，要加以核实，不要有一个材料就捅出去。这样就常常会闯乱子。现在街上的大字报有两类性质喽！一类确实是敌我矛盾的，一类确实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写大字报，我们赞成，但是措辞要尽量恰当，下断语更要恰当，不然就把这两类矛盾混淆了。你批评的对象要区分两类矛盾，下断语应该弄清楚，要经过调查研究，你们没有把握的时候，应该问一问中央文革小组嘛！问问国务院接待站嘛！全军文革小组嘛！中央嘛！在这关口你们要认真，你们在中央跟前，在北京，你一捅出去，马上电报就打到各国。
另外，供应你们材料的有两种：一种是老老实实的把所知道的告诉你们，尽管这里有不完全真实的，但他以为真实的，这样，是许可的，因为他是老实的。你们拿来核对校正，以作实事求是的研究。另外一种，他有意识地给你诽谤的材料，你们觉察不出来。所以你们的材料有两种，老实人也可能给错了材料。恶意人他尽搞些诽谤的材料。你们要能够区别：是好意的供给了材料还是别有用心地给诽谤材料。刚才康生同志分析得很清楚了。党校就把你们拖下水嘛！党校的这个反动集团——红战团，你看，把这三个在斗争中经过考验的革命造反派，他故意地拖下水，所以这个调查研究要很慎重。你们多问，我们没有隔断你们。你们不要轻易作结论，对你们有好处，并不是我们来约束你们。你们可以自己写文章，但是在紧要关头，因为你们涉及到中央常委的同志嘛！中央不到最后非要宣布不可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宣布的，比如陶铸的问题嘛，因为一错再错，已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加深了！出了多少乱子！这样子逼着我们放了，并且我们批判了他，主席又告诫了他，还希望他改正的。以后，今年一月八日他跟广东、湖北来的同学发脾气嘛！要想压嘛！就这样，完全对立的态度了。带着一种对我们批评不满的态度。……
来源：周良霄、顾菊英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