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从斗争前线回来的留学生同学表示欢迎，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全场欢呼口号：坚决和中央文革站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同志们离开国内很久了，文化大革命有八个月没有参加了，我来见你们主要向同志们介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刚才耽误了一些时间，是因为同学们在这里向我提了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关于留学生同学回国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搞法，很多问题都是我新听到的，不好回答。同学们提了很多问题，给谁管？哪个单位发？回来后没人管。文化大革命究竟应该怎样搞法？这些问题我想不在这里谈，已交换过意见，这里不讲了。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大革命中最高级的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主席所提出来的最新的命题，最新的原理，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革命。
这次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最近从一月开始的新的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天才地概括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革命这样一个原理。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还要革命呢？革谁的命？为什么还要革命？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内部，有一部分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也就是要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就是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是错误的。部分改善是可以的，彻底改善是不对的。是不是说要把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建立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都要搞掉，都要彻底改革？那么就要走上资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必须承认，这十七年来，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必须承认，最近这几年，我们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占统治地位。否认这一点，不承认这个根本事实，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那就根本否认了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十七年来的成就，这是不对的。但是必须看到，我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这十七年中，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我们党内，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全国解放之前，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全国胜利后，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建立后，是不是说资产阶级就没有了呢？阶级斗争就不存在了呢？资产阶级就消灭了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就没有了呢？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贯穿在我们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抓住了这个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紧地抓住了这两条道路斗争的纲，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建立的第一天起，一直发展下去，这十七年来，毛主席紧紧抓住这条纲来进行革命，来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向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斗争，建立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可是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是什么思想？什么方针？按照刘少奇的主张，他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秩序，那就是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不是逐步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要发展资本主义，所以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初期，他就主张要欢迎资本主义剥削。他的理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工人阶级是欢迎资本家剥削的。他公然反对合作化，他的合作化没有条件。是什么条件呢？他说：“每一个农民要发展到三匹马、一张犁才能搞合作化”。也就是主张发展富农经济。对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他们也是不赞成的。反映到我们党内，在我们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农村合作化完成以后，党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我们猖狂进攻。反右派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些满脑子资产阶级世界观，主张在中国建立、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人，他们有很多观点同右派的观点一致的。在反右派后，毛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他们实际上不赞成，而总路线本身也是同他们进行斗争的产物。他们提出“反冒进”。这条社会主义总路线取得了很大成绩，以后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赫鲁晓夫压制我们……（未听清）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缺点，这个时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抓住这些问题，向我们党，向社会主义制度，向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猖狂地进攻，这就是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时他们从各方面全面地代表资产阶级、代表走资本主义道路，向无产阶级专政向社会主义、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猖狂地进攻。这就是“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统一战线上的投降主义，文艺战线上的自由化，国际政策上的“三和一少”。这些都是在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带头提的，这是一个系统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
针对他们的进攻，毛主席重申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当时讲了三个问题：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矛盾），打退了他们的进攻。一九五六年，苏联开了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毛主席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进一步总结了苏联的经验，总结了国际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特别是一九六三年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了非对抗性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一九六二年特别提出这样一个敌我矛盾，使大家注意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当时没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但要特别注意，提出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矛盾要变成敌我矛盾。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这时毛主席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这就是四清，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是在一九六三年底到一九六四年初，刘少奇提出形“左”实右，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毛主席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问题。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路线斗争的产物。刘少奇提人海战术，包办代替，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冷冷清清。刘少奇说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解决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不是解决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四清与四不清哪一个社会都可以用。封建社会也可以用，那时候有清官也有贪官。又说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交叉”，这也是脱离了阶级来讲的，没有上纲。斗争的矛头指向谁？
二十三条中毛主席提：重点是整那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提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结果把所有的干部一律打倒。排斥一切，否定一切，不是从阶级分析的观点。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结果，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大量宣传王光美在桃园大队蹲点的经验，向全国做报告，只有王光美算蹲点，别人都不算蹲点，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那么全部中央委员全部都要打倒？他说毛主席的调查研究过时了，公开攻击毛主席，放录音，到处讲，提形“左”实右。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导的四清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四清运动加上京剧改革和其他文艺改革。江青同志的京剧改革攻开了反动堡垒，建立了新的文化艺术榜样。十七年来贯穿着两个阶级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次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间开始的。那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提出要批判吴晗，这就是说要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个问题提出来后，在北京，当时以刘邓为领导的中央机关和彭真把持的市委不执行，所以在上海找了姚文元等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吴晗”，特别是揭露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北京各报都不登，拒绝转载。于是在上海印了小册子，北京不要，也不准发行，同志们，这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众答：是资产阶级专政）对，这是资产阶级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行统治。以后在群众的压力下，北京报纸不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他们转移目标，力图把对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斗争转移到资产阶级的纯学术的讨论，讨论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清官问题，历史剧问题，就是不许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的措施，登峰造极，到了顶点，就是彭真的二月汇报提纲。是一九六六年二月搞的。这个汇报提纲是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是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直接对抗的纲领。他们斗争的矛头指向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不许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他们提出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博爱”，不许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政治斗争，不许批判揭露这些家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他们实际行动也是这样干的，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开红灯，文章不许发表，对资产阶级反动文章开绿灯，自由放行。差不多在这反动汇报提纲提出的同一时候，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在上海搞了文艺座谈会的纪要。彭真在刘邓的支持下，却针锋相对，用非法手段，把他的提纲作为党中央正式文件散发全国。他们得意忘形，彻底地暴露了他们的修正主义反党反毛主席的面貌。首先是彭真，其次是刘邓。所以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底，毛主席就发表了文章，揭露了彭真的问题。毛主席主持了党中央会议，揭露了彭真的问题，在这之前揭露了罗瑞卿，以后又揭发了陆定一和杨尚昆，到五月十六日发了一个通知，叫《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通知》，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这个文件的重要段落是毛主席亲笔写的。也就是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彻底揭露文艺界、教育界、财贸军政部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要进行这一点，必定要批判那些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能轻信这些人物，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用这些人来进行文化大革命，而过去这些人是在党内做实际工作的，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转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那是指彭、罗、陆、杨）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还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要充分注意这一点。同志们，现在清楚了吧？（全场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五月通知”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文件，这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党中央发出了通知，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开始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底，这段时间是文化大革命舆论准备时期。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开始，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北京大学七位同志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这是战斗动员令，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开始的信号。
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一发表，毛主席的号召符合全国广大人民的要求，全国掀起了向反动学术权威、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进攻的高潮，反动堡垒一个一个地被攻破，声势非常大，非常快，非常好的革命形势，这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是非常好，可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他们却吓破了胆，觉得不得了，他们被大字报吓坏了，就下命令，不许群众上街，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等等。在毛主席讲了不要匆忙派工作组的指示后，他们却匆匆忙忙派了大批工作组去各学校、工厂、机关，去镇压群众，去包办代替。他们不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他们从来不作阶级分析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们眼里没有阶级敌人。因此在他们这条路线错误指导下派出工作组同毛主席革命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路线对立，去压制、镇压群众。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斗争锋芒集中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权威等一小撮人，而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却把斗争矛头转移。现在总结起来，这些工作组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谁要起来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意见，对所谓党委提意见、贴大字报，就要打成反革命，刘少奇直接掌握清华大学，就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在清华大学掌握的还有薄一波、王光美。打成反革命的不仅蒯大富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上千人要检查交代，上百人被打成反革命。
第二件，他们为了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把所有的干部一概打倒，都靠边站，统统打成黑帮。清华大学就是这样，已经查明，这是他们干的，不能怪学生，刘少奇一贯形“左”实右，在土改时，刘少奇、彭真直接领导的晋察冀边区，就是这样，叫搬石头，把所有干部统统搬开。刚才说在四清运动中，他的形“左”实右，把所有干部统统打倒，叫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而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派了工作组去包办代替，除了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把所有干部一概打倒。他是乘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以中央名义干的。北京大学第九期简报中说的北大“六·一八”事件是因为工作组不准斗黑帮引起的，那天革命群众起来自发进行斗争，斗时有个别过火行动，但被斗的人都是坏蛋。工作组长张承先说这是反革命事件，刘很快批转这个报告，要全国各地效仿办理，当时六月十八日以后，这一段相当普遍地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谁敢给工作组、党委贴大字报就要被打成反革命。西安交通大学更早了。六月六日的事件是交大李世英（革命学生领袖）被打成反革命。这时候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社论“假左派、真右派、真反革命”，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抵制了。同志们要注意，从六月六日起人民日报就夺权了，陈伯达代表文化革命小组接管了《人民日报》，六、七月间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掌握《人民日报》，刘邓路线的主张受到抵制，这条路线从上到下全遭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抵制。六、七月间，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在北京当家。在五十多天期间，刘邓路线占主导地位，他们颠倒是非，压制革命群众。毛主席七月二十日回到北京，到七月下旬，毛主席亲自决定撤消工作组，后来决定召开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和公报，改组了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确定了接班人，由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做毛主席的接班人（全场热烈鼓掌）。
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写了一张大字报，在陈伯达的工作会议报告中引用了，同学们大概已看到了。毛主席在大字报上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写得何等好呀！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同志们也可以重读一下，可以读《红旗》上重登的那篇。“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陈伯达只引到这里，后面一句话没有引，这句话是：“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岂不是令人深省吗？”
十六条公布后，毛主席写了大字报，还有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当时没有发表，传出去了。他热烈支持红卫兵。因为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之下，当时在个别学校，红卫兵被看成是反革命。当时红卫兵写了两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第二篇“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两篇写得好得很。但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统治地位时，认为红卫兵是反革命的，这两篇文章，毛主席在七月三十一日看到，就批给大家看，八月一日写了信，热烈支持红卫兵革命的文章，这封信没有发出去，但传出去了。红卫兵的文章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迅速开展红卫兵的运动起了决定的作用。
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接着在十月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对没有觉悟的干部做工作，在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提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次会议上把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加以区别，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是轻还是重，是坚持还是改正。所以在八、九、十月间，在中央全会上纠正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路线在全国广大范围展开了斗争，从十月开始，群众中开展了群众性的批判刘邓路线的运动。《红旗》十三期社论，十月一日林彪同志的讲话提出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红旗》十三期社论阐明了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实质。为什么要斗争，以及怎样进行斗争的方针。《红旗》过去发表过不少好文章，但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从十三期社论以后，得到革命群众的拥护，群众开始敲锣打鼓地去报喜，以后每一期社论发表都有报喜的。
十月五日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提出平反问题。十月六日在北京十万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江青、周总理作了讲话，以后毛主席提倡革命大串联。加上十一中全会提供的武器，从十一月份开始，全国展开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斗争是否结束了？刘邓现在在党内不占重要地位，组织上改组了，也通过决议，是否两条路线斗争就不继续，停止了？不是这样。十一中全会后，有些人表面上接受、拥护，工作会议文件他赞成，但还搞他那一套。所以八、九、十三个月，革命群众运动以更大规模发展起来，这是主流。另一方面，十一中全会后，这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搞了很多花样，把我们提的口号接过去，你说工作组不好，他就撤退，你说文化革命委员会好，他就组织保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你说红卫兵好，他就组织自己的红卫兵。他们持他们有权有钱，发红布做袖章、发经费、发大衣和被子，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薄一波自己就要当红卫兵的政委呢！他们组织群众斗群众，组织武斗。十一中全会后更严重，组织不明真相的工人、机关干部斗学生，组织家属小孩──红小兵──斗学生，抵制推广革命路线，坚持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大字报提到这是什么问题？《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一发表，有很多人反对，这不是刘邓，刘邓已没有发言权了，其中就有一位叫陶铸嘛！（笑声）他就不赞成，他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到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十三期社论一方面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另一方面，那些坚持反动路线的人坚决反对。陶铸说，这样提太“仓促”了。其实，毛主席八月份就提出了。这不是两个字的争论，他是不许批评工作组，不给打成反革命的同学认真平反。他只说：“蒯大富，你不是反革命”，这怎么行！这不是蒯大富一、二个人的问题，北师大的谭厚兰，地质学院朱成昭（现在不怎么好），都被打成反革命。《红旗》社论以前，我们听了他们的意见，几乎在所有著名学校中都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坚定的革命同志并没有平反，他们的地位根本没有改变。采取这样的斗争形式支持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那些一直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是批判他们，不是严肃对待他们，而是马虎过去，实际上是支持他们，也是害了他们。当然，那些人自己也有责任，为什么自己不觉悟，不站在正确立场上去？为什么害怕得要死？陈伯达报告中说：“怕的出奇”，丑态百出，不像无产阶级革命派那个样子。为什么不严肃对待他们？这是因为陶铸自己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要继续搞而且有所发展。
特别是在十一月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特点是工人起来了。中国历史上的大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到工人、农民。六、七月以来，工人运动（忽起忽落），直到去年十一月，工人运动才充分发动起来了。十一月初，上海最早起来的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打击的造反派只有几千人，经过两个月时间，发展到一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产业大军，只要站到真理方面，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定地站到这一方面，人数看起来很少，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展的过程证明真理在他们那里。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到处都要起来造反。工人起来，同学生不一样，学生只是接触到学校领导和教育方针方面，以后到社会上破四旧……但真正决定城市和国家经济命脉的不是学生，而是工人，经济命脉掌握在工人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学生起来看作是违反他们的意愿的，要进行镇压，而工人、农民起来，他就要完蛋，就最后要被埋葬，所以就千方百计要压制工人革命，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了的。陶铸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一个代表，他自己说要把工人运动“压下去”，这是他的口号，那时工人要平反要建立自己的组织，他们不许可、反对。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有的工人要到北京告状，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许工人组织起来闹革命，工人上了火车，铁道部不让开，堵塞了一百多列火车，这是全国最大的事件。当时中央文革打电报去解决的，火车一定要保证畅通。张春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到工人中去听取意见，支持工人建立革命组织，当时受到上海市人委一些人的激烈攻击和反对，他们组织了几十万赤卫队员来保护自己。这样，（使得）两派斗争非常激烈。经过一个月斗争，革命派胜利了，保守派失败了、瓦解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旗帜下，上海一百万产业工人组织起来了，这是一件大事。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新阶级的标志。上海如此，全国范围内也是如此，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少数到多数，从被镇压到闹革命，斗争高潮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同志们二月份才回来，又没有赶上。
革命从小到大发展了，他们就利用掌的权，在去年十一月到十二月底，乱开支票，要搞乱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喊“文化大革命万岁！”不要相信，他们心里喊的是“刘少奇万岁！”他们唯恐文化大革命胜利，就是要破坏，从开支票到反革命经济主义到今年一月是个顶点，工厂停工，交通中断，铁路停车，港口停顿，不收购猪肉，以致上海买不到猪肉而有些地方却减价出售，渔船不打鱼等等，他们利用手中的权来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必然要夺权，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着的党、政、财、文大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一系列的政策、战略都是毛主席亲自决策的。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支持，对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支持，对夺权斗争的支持，都是毛主席亲自指导、决定了的，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人民解放军要坚决支持左派革命群众，这是毛主席的英明决定，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支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的态度，也是正确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人民解放军一定要介入，一定要坚定明确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些报纸上一系列社论已讲了，这里不多讲。
革命的“三结合”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红旗杂志三、四、五期都讲这个问题。正确对待干部，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系统提出了干部政策，很完整。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组织形式问题，贵阳解决了，贵州棉纱厂的经验，是毛主席提倡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表了关于两个夺权的问题。要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又要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夺自己头脑里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权。这个问题首先由《首都红卫兵》报上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一位同学的文章提出的，毛主席看到了，立刻加以提倡，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重要的问题。以后报上又发表了鲁迅兵团的两篇文章。
在一月至二月中，党中央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政策，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批阅的，经过毛主席审阅通过的。所以有了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表一系列的理论性文章和文件，这就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上了正轨，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今年二、三、四月能有眉目，各省市同中央各部的一些重要工厂和学校能在这三个月搞出个眉目。现在三月已过了一半，所以同志们要努力啊！但教育部至今还没有眉目，你们也有责任。同志们要补文化大革命的课，但补课的概念不是倒退回去。当前我们面前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没有新的表现形式呢？不会没有，我们提出的口号，他们接过去的，在夺权斗争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决战，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那么老实？一心一意站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会这样老实的，不要那么幻想。这样紧张的斗争，每前进一步，必须要斗争。毛主席讲“三结合”，有人马上接过去了。毛主席讲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三结合”，可是另一些人要搞不革命的“三结合”，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三结合”，还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呢！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过程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这些主张反革命复辟的人都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派一棍子打死！打倒！权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他们一点不着急，很舒服。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得不那么好，不那么高明，要经过锻炼提高，他们就不能容忍，恨之入骨，毛主席讲，必须要正确对待干部。有的人接过去了，要保他的资本主义反动路线，不作阶级分析，不分左、中、右，不讲原则，不讲是非，我们要讲团结，一定要在原则基础上团结，对干部一定要作阶级分析。现在有人跳出来说要代表全体老干部。那有这种事！实际上他代表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彭真、刘澜涛、薄一波都是叛徒。安子文是国民党分子，是共产党的叛徒，他否认参加共产党并发表他的反共声明。他们不能代表全体老干部，说他们革命几十年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所谓打着老干部旗号的就有敌人和叛徒，也有在敌人面前无愧为无产阶级英雄，但在敌人糖衣炮弹面前被打中了。他们受不起糖衣炮弹的侵袭，变为资产阶级，变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看看我们的拥护毛主席路线的老干部，显然他们所谓全体老干部是代表前两种人，他们把全部仇恨集中在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有的人上了他们的当，中了他们的毒。只有必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同刘邓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才能参加“三结合”的领导。而且他们要到群众中去。毛主席一开始就反复教导我们，到群众中去。我们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的只是一小撮。是有一股逆流，一股反攻倒算的空气。另外“三结合”搞反革命复辟的，必须把他打退，在这个原则上不能后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界限如果没有，就谈不到“三结合”这是第一问题。
在我们队伍里有各式各样的思潮，不要相信金字招牌；如清华井岗山、北航红旗、三司有了名，到处打起旗号。都是造反队的旗号。在革命组织队伍里不能认为统统都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是的，一定要看到我们庞大的队伍在发展壮大，反映了中国这个社会是大量小资产阶级结成，在我们队伍里必然要反映小资产阶级的思潮，各种思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一定要斗争到底。必须注意我们队伍里反映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潮，我们一定要善于引导，一定要以毛主席思想来引导，不能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来引导。这些思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利用它，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会利用它，这种思潮在二、三月间集中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风头主义。在夺权斗争中进一步暴露了，泛滥起来了，提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口号。毛主席党中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是一个重要的口号，无产阶级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可是代表无政府主义的人讲冲击，提出了另一种口号，说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打内战打到底”，这些都是错误的口号。还有“打、砸、抢万岁”，这是一个反动口号。在西安就把一个国防尖端的重要工厂砸了。有的是“反托派”的口号，我批评了。有的地方反右倾机会主义，也是错误的，现在主要的倾向是无政府主义。发生这样一些问题，在夺权中就要争夺权利，互相砸社会主义国家的财富，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现在要夺脑子里“私”字的权，要不断改造改造思想，要进行整风。上海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提倡的方法很好。
关于整风的问题，毛主席指示要特别着重于自己检查自己的缺点，不要互相攻击，这是指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两个方面：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分清是非，但个人要着重自我批评。最近又提倡了贵阳棉纺厂的以行政部门、单位来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毛主席的指示引导我们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现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领导都是通过报纸、杂志，要很好地学习。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还有党中央发表的一系列的文件，都要学习。这个运动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经常有毛主席的指示通过报纸、杂志指导全国，我们要好好学习，来正确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搞好。
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切同志必须树立起这样一个决心“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目前的斗争很多，需要同志们在伟大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真正做到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今天的介绍就讲到这里。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来源：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