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我觉得姚文元同志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不是运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而是运用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观点。由此，便导致了否定一切历史人物的倾向。
先谈海瑞。考其为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直言敢ｊｉàｎ＠①，刚直不阿。上疏嘉靖，痛斥其种种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二，关心民生疾苦。在应天巡抚任内，施行过“一条鞭法”、轻徭、退田、治水等措施，对于减轻农民的负担，制止豪强的兼并，发展生产，起过好的作用。三，作风廉洁朴素。在贿盗公行的明代中叶，他是一个较为难得的正派人。
正因为他有这些特点，所以才在民间获得赞颂。但是，统治者们对他的态度，却是逮捕下狱，罢官闲置，你上疏，他弹劾，务必去之而后心甘。谁爱谁憎，了了分明。
具体谈到退田，由于史料上未为我们开列明细账，我们很难判断究竟谁得利益较多。但是，贫苦农民是否一无所得，姚同志也提不出具体证据来。
不错，海瑞“退田”的极终目的并不是反对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而是为了缓和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但是必须看到，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远见的帝王士大夫，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可能被迫地向农民作出某些让步，反对土地过分集中和横征暴敛等搞法。海瑞的动机也不例外。正由于他要为皇上收拾民心，巩固根基，就不能不在一定限度内，给农民一点好处。姚同志说：“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这话很正确。可惜自相矛盾，即既然承认海瑞想缓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又说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焦点──土地问题上，不给贫苦农民一点好处，只让中小地主独占其利，那末试问：矛盾何从缓和？远见何能体现？
再谈治吴淞江，明明史实俱在，姚同志也企图一口否定，要表现了他的非科学态度。当然，海瑞治河是否进度有如此之快，是可研究的。但姚同志仅从当时的技术条件落后着眼，而看不到广大农民要求治水、发展生产的热望，显然不符合人的因素第一这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然而，仅就海瑞这个历史人物而言，说是说非，问题还不大，但姚同志大有一笔抹杀一切历史人物的倾向，这便更应当研究了。
不错，国家及其执政者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封建社会的官吏就是地主阶级向农民阶级专政的代表。但是，历史现象是复杂多变的，牵涉到具体的人、事，并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解决得了问题的。试问：在统治阶级中，各个阶层、集团、个人之间，在压迫人民的策略、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甚至较大的差异？是否还有促进与促退之分？开国“明主”与亡国昏君，忠臣与奸贼，“清官”与贪吏，是否还有是非之分、好坏之别呢？
如果把李世民和秦二世，岳飞和秦桧，郑所南和吴伟业，史可法和洪承畴，都划上一个等号，称为“一丘之貉”，那能算得了是阶级分析呢？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页）。研究历史人物也是如此。不把他们放在一定历史范围之内，不以条件、时间为转移，而抽象地谈论什么好和坏、是和非，那末，不是颂古非今，就是否定一切。
谈罢海瑞其人，附带谈谈《海瑞罢官》这出戏。
一九六一年我有机会在北京看过演出，觉得很好。现在读了姚同志的文章，仔细一想，得到了不少启发。
吴同志的剧本的确有较大的缺点。第一，虽然戏中也写了海瑞的出发点是“忠君爱国”等封建思想，但从其行动来看，未免太“现代化”了。一个封建官吏，决无那么高的“处处为百姓”的思想水平，吴同志确有美化古人之嫌。第二，把农民群众写得太消极，除了哭啼叫喊以外，一无作为。他们与海瑞对比，似乎就是英雄与群氓的关系了。吴同志为了美化海瑞，贬低了广大群众对他的推动作用，是不好的。
但姚同志说剧中写了“退田”、“平冤狱”，就是借古讽今，也未免太过火。本剧的主题是除霸。在封建社会里，地主恶霸的所作所为，不外乎霸占民田、奸淫妇女、草菅人命等等，抽掉了这些具体事件，霸也无从霸起。昊同志之写平冤狱、退田，明明是为了揭露徐阶父子和贪官污吏的罪行，是为了表现“除霸”这个主题的。姚同志硬把古今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强牵在一起，指责吴同志是借此发泄对党的不满，指责他的这出戏是一株毒草，实在难于令人同意。
据我的看法，就历史人物海瑞来说，他当然不能超越本阶级的局限，但在当时的封建官僚中，不失为一个比较关心民生疾苦的好人。作为历史剧的《海瑞罢官》，存有较重大的缺点，但并没有如姚同志所指责的严重政治错误。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讠加拣右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