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编者按：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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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那篇调查报告中，曾经提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它是现在上海机械学院的前身。它创办于一九五二年，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后来，搞“正规化”，变成机械学院。从这个学校的变化过程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
学校创办的时候，为了从劳动人民中培养技术人才，适应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第一届招收的二千一百八十一个学生，全是从工人农民和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中选拔的。这批工农学生经受了“三反”、“五反”和土改等阶级斗争的锻炼，又有一定的生产实践经验。这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的学生有如下几方面的优点：
第一，工农学生的学习目的性明确。他们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骂我们，‘工农文化低，不懂ＡＢＣ，那能学设计’，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劳动人民要成为科学文化的主人。”他们进校后提出了“要为毛主席争气”，“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战斗口号，自觉地组织“互助组”，提倡“小先生”，三人一组，能者为师，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比如教化学，许多学生记不住元素符号，大家编起了化学元素歌，又唱又背，很快就记牢了。
第二，工农学生阶级觉悟高，敢于藐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学校里有一个留德的电学“博士”，曾被一些迷信洋教条的教师当作偶像来崇拜。一次这位“博士”带了厚厚一叠书来教电学，他照本宣科，严重脱离生产实际，工农学生不要听，就向这位“博士先生”提出了两个有关电动机的生产实际问题，将了“博士先生”一军。他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就用那套别人听不懂的“理论”企图把工人提出的问题搪塞过去。但工农学生不买他的账，继续追问，结果这位“博士先生”只得吞吞吐吐地说：“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看技术杂志了！”后来，工农学生把这个“庞然大物”轰下了讲台。
第三，冲击了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当时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及方法还是旧的，教育大权基本上被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操纵着。但是，由于当时工农学生数量多，占全院师生员工百分之九十以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处于工农学生包围之中，所以旧的一套教育制度还是受到了不断冲击。当时，学校领导设立了班主任制度，企图用这一套把工农学生管起来。工农学生不吃那一套，结果班主任制度等于虚设。而在学校中最有威信的却是学生党团支部和学生会组织。一次全校数学期中考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用出难题怪题的办法，使全校二千多学生有近半数不及格，工农学生很气愤，各班级都派代表到教导处去说理斗争，迫使校方宣布这次考试作废。
第四，学以致用。这个学校的工农学生到无锡某工厂进行生产实习，一到工厂就穿起油腻的工作服和工人一起劳动，讨论生产技术问题，很快就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生产上去，帮助该厂提出了一百二十多项技术革新建议，其中立即被工厂采纳的就有三十多项。而同时在该厂参加生产实习的上海某大学的一批学生，却整天拿着本本到处抄录一大堆工艺操作规程，无所创造。该厂的工人反映：“工人学生学了就是顶用。”他们回到生产单位后还有许多创造发明。上海机床厂主持设计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型平面磨床的王德法同志就是该校的毕业生；在上海机床厂对精密磨床的液压操纵箱进行了第四次重大技术革新的工人技师，也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负责试制我国第一台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工作的，也是该校工农班的毕业生。（⑴⑵）
但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击中了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要害。十多年来，围绕着如何对待工农学生的问题，在教育阵地上展开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
一九五二年，当第一批工农学生进校时，上海工人阶级一片欢腾。他们说：“我们工人阶级不但要在政治上翻身，而且要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我们要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当时，几乎每一个工人到学校来，工厂都要敲锣打鼓开欢送会，给他们戴了大红花，象参军一样光荣。
可是，学校里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跳了出来，狂叫“糟得很”，“这样做不可思议”，大放厥词，说什么“工农学生脑子笨，入学程度又不一致，难以培养”、“工农学生好提意见，对师长不尊敬”、“培养工农学生得不偿失”，等等。他们利用手中的教育大权，猖狂地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工农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走资派千方百计反对和限制工人、农民入学。这个学校一共只有三次招收工农学生，一九五二年招收了二千一百八十一人。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它当成“包袱”，在一九五五年三月的一份工作总结中，百般攻击和诬蔑工农学生。于是采取了“大大收缩”的方针，这一年工农学生只招了一百七十三名。一九六○年，在“以考试成绩入学，一视同仁”的幌子下，实际上对工农子女关门、为资产阶级子女开门，仅招收了十七名工农学生。从此，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要想入学比登天还难。
他们在教学上故意刁难、打击、迫害工农学生。例如制图课，这对于机械工人来说应该是容易掌握的。可是这班资产阶级老爷们硬要工农学生先学习投影几何，用玄妙的相贯体、相贯线来刁难工农学生，在一九五七年的一次考试中，使一百七十多位工农学生有四十多位留了级。有一位来自湖南的劳动模范、五级技工的学生，资产阶级老爷们费尽了心机，给他批了五十九分，硬是以“一分之差”要他留级。工农学生说：“分数线，分数线，是对工农的封锁线，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线。”一九六○年入学的十七名学生，受资产阶级的考试制度的迫害，先后有十四名学生被迫退学，他们怀着对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深仇大恨，愤然离校。市印三厂一位优秀工人，入学才一年半，因为体育、外文、物理三门课不及格留了级，后来又被迫退了学。他曾向学校领导提出对升留级制度的意见，可是学校的走资派恶狠狠地说：“升留级制度对任何人一视同仁，工农学生不能例外。”但是，另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有五门课不及格，学校走资派却用种种手法准其升级。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这个学校的革命师生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学校里出现了许多革命的新事物，如工人上讲台，工人、教师、学生三结合搞教学，学校办工厂等。十一月十二日，康生同志来校视察。他强调指出，工人要上讲台。学校里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是他们；真正有本事的，是他们。有些大学毕业生，只会动口，不会动手。柯庆施同志在这一年对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才也作过重要指示，并指示从工人中抽一批人去搞尖端的科学研究。这些指示，都大长了工农学生的志气。但是，就在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高潮中，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到这个学校大发黑指示，为校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张目，鼓励他们胆敢拒不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他们不让工人上讲台，仍然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我们的政。他们疯狂地对抗柯庆施同志的指示，反对抽调政治业务兼优的工农学生去搞科学研究，从已调去的三十名学生中，强行调回了十名。一九五九年毕业留校的二十一名工人学生，都是党团员，而只有一名当教师，绝大多数到附属工厂当工人。党员学生李复兴入学前已是五级技工，学了四年却分配在工艺实验室当辅助人员，连当实验员都没资格，更谈不上教学工作了。
同时，他们排挤工农干部。一九五六年留校的四十四个工农毕业生，大部分是党员，后来被排挤出去的竟有二十九个，走资派指着毕业后在校当政治指导员的工农干部说：“你们中专毕业的不行啊，大学生指导员要大学毕业的才行。”
在教育制度方面，他们还照搬苏联修正主义那一套，妄图将工农学生推入修正主义泥坑。从一九五四年起，他们请来了不少外国专家，全面学苏联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们根据中国赫鲁晓夫“把它统统搬过来再说”的黑指示，从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组织、规章制度，统统照搬苏修那一套，什么“六个环节”，“七种计划”，“二十四种表格”，“升留级制度”等等。最典型的是体育课，学苏联后，大跳其交谊舞，硬把工农学生往修正主义道路上拉。
同时，他们紧跟黑主子陆定一的旨意，提出“学交大，赶哈工大”，学习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所谓“办学传统”，强调“高精尖”、“大洋全”，把学生培养成为“三脱离”的资产阶级工程师和设计师。这些家伙又以“求大、求全、求新”为名，把机构体制搞得庞大、臃肿、官僚化。学生同样是二千多，机构从一九五二年只有二处二室到一九六○年增加到七个部、处，二个室，二十二个教研室；教职员工从原来三百多人，猛增到八百多人；教学设备从价值一百万元骤增到八百多万元；学校的附属工厂，在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中，是为教学、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以后大搞资本主义经营，利润挂帅，成为走资派挥霍浪费的摇钱树。
上海机械学院建校以来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斗争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
最近，部分当年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上海机床厂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这个学校附属工厂的工人同志和广大革命师生，在总结了建校以来的正反面经验以后，对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一、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为理工科大学实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指出了根本方向。他们认为，理工科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必须解决由那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首先，是政治上组织上的“权”。毛主席派工人阶级进大学，占领教育阵地，这是保证学校领导大权永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的关键，是保证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不断进入大学的关键。上海机械学院曾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后来为什么向工农关门？就是因为没有解决“权”的问题。这个教训必须吸取。其次，是思想上的“权”。不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教育阵地，资产阶级思想势必会泛滥。上海机械学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长期以来对工农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训说明，必须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革命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罪行，批判轻视工农、轻视实践的反无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要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学校的统治地位。否则，教育阵地会得而复失。
二、理工科大学的学制以二至三年为宜。课程设置要打破过去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与专业课的界限，可以采用实际生产中的典型机械、典型零件作教材，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彻底废除脱离生产实践的空洞理论和烦琐哲学。教学内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抓住精华，学得精通。广泛开展现场教学，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改革后的理工科大学，既是一个学校，又是一个工厂，也是一个科研单位。学生应当带着生产实践中碰到的各种难题进入学校，生产部门和科研单位也要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学校提出课题，使学生在边生产、边学习、边研究中着重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 三、理工科大学还要担负起办好业余技术教育的任务，方针是厂校合作，厂办校助。这是坚持群众路线，大量培养工人阶级工程技术队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根据无产阶级工业革命的需要，从生产实际出发，采取“要什么办什么，做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教学原则，大量地办好各种形式的业余技术学校和短期训练班。
四、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他们认为，现有的教师队伍不能担当起教育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学生的任务，必须加以整顿、改造、重建。今后的教师队伍应当采取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有实践经验的工人，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形式。社会上一大批在实践中有发明创造的工人，技术人员，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深入学校讲课。这一批担任教育任务的工人可以是专职的，也可以是兼职的，但绝大部分是兼职的。专职教师的主要作用应当体现在组织学校和工厂、科研部门的有机结合上，帮助学生把实践上升为理论，再回到实践中去。学生们也都有实践经验，可以走上讲台、互相交流。现有的教师应该分期分批地到工农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载《红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第三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
来源：载《红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第三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