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我们的一切。
在工资工作中，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还是搞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是同广大劳动人民同甘共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实行低薪制，还是对少数人实行高工资、高津贴、高稿酬，脱离广大劳动人民，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在工资制度上的必然反映。这是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国际上对帝、修、反的斗争中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切胜利的取得，根本不是依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依靠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依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和创造力。
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他到处鼓吹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像神父说教一样，向人民胡说什么“我们革命都靠物质刺激”，“社会主义建成后，就靠物质刺激走向共产主义。”
刘少奇“物质刺激”的黑手伸到了卫生领域，伸到了中医界。早在1954年7月，刘少奇就积极主张“中医学习好的应有奖励，工资应提高一级，中医有真本事的，应享受专家待遇，能教学的，应给教授名义。”
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他们在北京市卫生领域内大搞“物质刺激”，实行高薪和高津贴制。对卫生技术人员，特别是“名、老”中医给了高工资，高津贴的优厚待遇，有意为复辟资本主义培植和保护高薪阶层。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卫生系统中拿高工资的60多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仍有保留工资。
施今墨，中医大夫，曾在北京市儿童医院兼诊，定卫生技术一级，标准工资333.50元，每月实领1,000元，其中保留工资666.50元。
杨××，原中苏友谊医院中医大夫，卫技一级，标准工资333.50元，每月实领500元，其中保留工资166.50元。
汪××，曾任原同仁医院大夫，卫技一级，标准工资333.50元，每月实领460元，其中保留工资126.50元。
王××，北京市中医医院大夫，卫技二级，标准工资287.50元，每月实领400元，其中保留工资111.50元。
北京市儿童医院有一个院长，两个副院长，除领高工资外，也都有不合理的保留工资。
褚××，院长，党员，卫技一级，月工资333．50元，实领工资385.79元。其中保留152.29元。
吴××，副院长，党员，卫技一级，实领工资356.11元，其中保留工资22.61元
邓××，副院长，卫技二级，实领工资348.69元，其中保留工资61.19元。邓有洋房和果园，雇工剥削，1962年一个果季收入数千元。
这些人除拿着不合理的高工资外，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还保留了他们的原来待遇，存在着实际是剥削性的保留工资。严重的是，有的人已经入党，仍领取保留工资。
现存的高薪阶层，有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始就给他们定了高工资，保留了他们不合理的高待遇，有的是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培植高薪阶层，不遗余力地给他们升级。拚命地给他们增加工资，使一些人爬进了高薪阶层。这里将北京××医院院长柳×ד逐步升级”的情况公布如下。
时间 月工资额
一九五二年 161.56元
一九五三年 193.75元
一九五四年 200.31元
一九五五年 217.62元
一九五六年 243.60元
一九六三年 287.50元
十一年中，柳××的工资从161.56猛增到287.56元。
卫生领域中，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十几年来工资增加的很多，升级升的很快，这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手策划的。1956年中央卫生部在给湖北、北京等八省、市委宣传部的函中就指示，“在此次工资改革中，除高级卫生技术人员在原有的工资水平的基础上普遍地有较多的提高外，并对少数在学术上有高深造诣和贡献较大的高级卫生技术人员(全国范围内最突出的高级专门人材)另给以特定津贴。”
1956年后，调整工资的次数减少了，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增加不了工资，对此，三反分子崔月犁大为不满。1965年他抱着满腹牢骚地说。“过去住院大夫差不多一两年就调一级，可是这些年却没有调级，许多医生已担任主治医工作，还拿着住院医工资，影响积极性。”
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崔月犁看来，只有给钱，才能有积极性，这是赤裸裸的物质刺激，钞票挂帅，这是明目张胆地提倡资产阶级的金钱万能论。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下的北京市，在竭力维护和发展高薪制的同时，还积极推行修正主义的“技术津贴”制度。这在全国还是少有的。
三反份子崔月梨到处散布“基本工资加奖励，可以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的修正主义义谬论。在这种反动理论的指导下，1962年10月，正当我国遭到历史上罕见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和帝、修、反对我国的种种破坏，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时候，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给全市68个“名、老”中医每月发20至200元的“技术津贴”。仅此一项，每月开支4,967元，每年开支59,604元，大体上相当于200多个中等劳动农民的全年收入。仅此一项，从1962年10月到1966年8月，共开支228,582元，这是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啊!
这些老中医的工资已经高得惊人，最高的每月500元，有的还有不合理的保留工资，再加上“技术津贴”，使这些人的个人收入高上加高，使他们同一般医护人员工资收支差距更大，同广大劳动人民经济收入，高低更加悬殊，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是历史的大倒退，这是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卫生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
北京市中医院是北京市“名、老”中医集中的地方，这里有22人享受所谓“技术津贴”。这22人的工资总额3,895元，“技术津贴”2,090元，占工资总额的53％，这22人的平均工资177元，平均“技术津贴”95元，两者加在二起，平均每人每月272元。例如：
赵××，中医医院大夫，月工资400元，“津贴”200元，实际收入600元，他同时在北京医院、北京皮肤病研究所兼诊，两处都给他高额的“车马费”。
宗维新，中医医院大夫，地主兼资本家。他是北京南郊大红门一带有几百亩地的大地主，也是在北京城里有房产200多间的大房产主、大资本家。就是这样一个大地主、大资本家，被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长期包庇重用，他窃取了中医学校副校长、中医研究所副所长、中医学会秘书长等要职，长期被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封为市政协委员。他每月收入200元，“津贴”150元，共计350元。
王××，中医医院大夫。他在1957年恶毒攻击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被定为右派分子，受到降职处分（后被摘掉右派帽子），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唯恐他的收入减少，除发给每月177元的工资外，又给150元的“津贴”，变相地给他弥补了因降级失去的工资。
杨××，原中苏友谊医院大夫，月工资500元，“津贴”100元，实际收入600元。每周上班6小时，只给“高干”看病。每次上下班，都用小汽车接送，每年冬天国家派专人给他家烧暖气，过着资产阶级寄生生活。
北京市儿童医院中医大夫王××，1958年参加儿童医院工作后，半天在医院工作，半天私人开业。在医院半天，每月工资250元、“津贴”100元，实际收入350元；每星期有两天应邀到外医院会诊，每月又额外发给“车马费”80元。
私人开业的半天每月又收入上千元。
北京儿童医院中医大夫金××，月工资155.50元，每月补助的“技术津贴”竟达150元，几乎等于本人的工资收入。
地主分子王秉寿，1947年土改时逃来北京，为隐满其地主成分，冒充中医，挂牌行医，实际上他根本不懂医，也没有人找他看病。但此人却被誉为“中医顾问”，每月发给“顾问”工资50元，1962年又加发“津贴”每月20元。真是天下奇闻。
这种修正主义的“技术津贴”执行以来，遭到了革命群众的坚决反对和强烈抵制，革命群众要求立即取消这种修正主义的“津贴”制度。党内走资派反对革命，反对群众的革命要求，他们还到处向群众扬言，这是“赎买”政策。
这项反革命修正主义措施，确实“赎买”了一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他们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了，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像蛀虫一样侵蚀着我们党的健康肌体，腐蚀着整个卫生界。
我们有的共产党员手里拿着50—150元的“技术津贴”，自己不仅无动于衷。反而感到心安理得，显得十分麻木不仁，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和品德。
北京市中医医院领取“技术津贴”的二十二名中医大夫中，就有党员四人，其中有两人还是医院党委委员。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中医医院大夫王×，共产党员，月工资138元，“技术津贴”每月50元。经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赎买”后，这位1940年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却变成工作少干点，工资多拿点，工作吊儿郎当，愿做一辈子“上班来，下班走”的自由兵。这个样子，那里像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不像，一点也不像。
毛主席教导我们：“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置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郗××，共产党员，月工资200元，每月“技术津贴”77元。他原是旧市卫生局中医科科长，调到中医医院后，他直言不讳地向群众说：“调中医医院来就是为了拿‘技术津贴’。”这哪里有丝毫共产党员的气味，简直成了“老财迷”，成了一个为利是图的极端个人主义者。
毛主席教导我们：“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
毛主席，党中央为了爱护干部，解决干部的实际生活困难，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由财政上拨给一定数量的福利费，这是合理的，应当的。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盗用党和政府的名义，打着“红旗”反红旗，为了维护高薪阶层，他们无孔不入，在福利费上也大作文章，把高薪阶层的福利补助也要搞得非常特殊。三反分子崔月犁提出：“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至少要30元才行，如果按家庭人口计算，每人每月低于25元，生活就会有困难．”就是在这种反动思想指导下，出现了对“名老”中医的特殊福利费。
北京市中医医院从1957年开始，一些中医大夫除按国家规定拨给福利费外，又经市卫生局每月直接拨给一笔特殊福利费，此款专供六、七十名中医享受。这些人家属平均生活费20元以上者，也可以享受福利补助，补助的数量也比一般医护人员多的多，对他们的临时“生活困难”一次就给50元或100元。就此一项，十几年浪费国家资金7,000多元，相当于二十五个中等劳动农民的一年收入。
毛主席教导我们：“修正主义者他们所主张的，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尽管给了一些“名、老”中医高工资、高津贴的优厚待遇，甚至连福利费也给了特殊的补助，就是这样，他们也不会满足，因为资本主义的“私欲”是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
在精简工作中，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公然鼓励、支持中医单干。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为中医单干鸣锣开道，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舆论。1960年12月，刘仁讲精简工作时，就公开提出：“医生个体开业比集体优越性高。”
1961年9月三反分子崔月辈说：“有些中医，参加工作后收入降低，想开业回家，情绪不高，要好好分析，可以回去。”
1962年他又胡说什么中医参加国营医院后，中医上下班很不方便，没有以前随便，有的中医就发挥不了特长。”
崔月犁极力主张中医单干，公开提出：“中医可以回家开业”、“今后要发展中医座堂，有名的中医要到有名的药店去。”崔月犁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大唱颂歌，胡说什么“私人开业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光荣。”
在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鼓动下，一些向往资本主义，根本就不愿意走集体化道路的中医，乘机纷纷退职回家开业。1963年北京市的私人开业行医数量顿时急剧上升，由1960年的200多人，一跃而为600多人，增加了两倍多。有的人在私人开业后，大发其财，每月收入高达1,800元之巨。北京市中医医院党内走资派，甚至将共产党员也动员回家开业。一位党员开业后，收入很多，感到走的路子不对，是在搞资本主义，十分痛心，重新提出要求，才又回到中医医院。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肆鼓吹和支持中医单干，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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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庇护下的高薪阶层，他们也必然要用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他们的一整套资产阶级思想和一整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必然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来腐蚀拉拢年青的一代。因此，对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流毒必须彻底肃清，对卫生界的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必须彻底批判，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必须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这里揭发的仅仅是一部分，希望革命的同志们，特别是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同志，行动起来，给予无情地揭露，严厉地批判，确保我们社会主义的铁打江山，永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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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摘自《触目惊心的高薪阶层》（二），原北京市人委机关革命造反队，1967年8月。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13094&fpage=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