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摆在我们面前这份文革时期的“反革命集团纲领”，虽然已经不为现代人所知，但其内容却很像后来改革开放的指导性文件，对于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都具有特别的意义，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5年，山西省太原市破获了一起反对“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的“反革命集团”案，因该集团的领导人是太原化肥厂职工张珉、赵凤岐，故被称为“张赵反革命集团案”。张赵案由陈永贵上报中央政治局，江青批示：“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反革命集团”。江青还具体批示：“这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要尽快查处，并追出黑后台！”由此，该案成为当时由中央政治局督办的案件。
这是一批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早就对“四人帮”迫害老干部、反对发展生产力等做法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张赵等人就组成“自修大学”，学习马列，谋求救国之路。到1974年，逐步发展成为有组织有纲领甚至号称有“武装”的“中共中央第二委员会”（据当时张赵的资料称，中央“二委”的主席为周恩来，统帅为叶剑英）的“太原支部”。1975年事发后，张赵等人被捕。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王谦，以张赵案“牵扯到毛主席”为借口，判处张珉等三人死刑，多人被判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及拘役不等。此案一直到1979年才由江华主持的最高人民法院予以平反。此案在山西省影响极大，山西省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颠倒了是非概念，把反“四人帮”的张赵集团，作为“四人帮”爪牙来清查，牵扯到了数千人。
我们提到的《论现状》一文，就是当时张赵集团观点的总表达，是张赵集团思想的结晶，可以说是张赵集团纲领性文件。文章从现状、理论、对待党史问题、经济政策、知识分子、干部问题、路线斗争、文艺等八个方面批判了极左路线，提出了自己相应的主张。张赵的许多观点都与后来的改革开放的思想相同或相似，有些观点至今都应该是奋斗的目标。
《论现状》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当时文革一代人的觉醒的开始，1976年太原市的“四五”运动中，就有未被捕入狱的张赵集团“残余分子”成为领导和骨干成员。
《论现状》的意义还在于，它代表了文革一代人中的先进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这是支撑改革开放的群众思想基础。它既有研究历史的意义，也有可以起借鉴作用的现实意义。
《论现状》的作者张耀明，当时是太原化肥厂青年工人，生于1948年，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在校时期就喜欢研究理论。1969年，张耀明分配至太原化肥厂消防队工作，后又在硝酸车间工作，曾任车间团支部书记，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1年以后逐渐与张珉、赵凤岐等人形成组织，是张赵集团的发起人之一，在集团中负责理论和宣传工作，号称是张赵集团的理论家。《论现状》约成文于1974年到1975年间。]
目前，谈论现状的气氛，十分浓厚，群众对市场供应、经济收入、婚丧嫁娶、文化艺术、工农业生产情况、上层建筑、政治运动等议论颇多。如何应用马列主义观点，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作一剖析并提高到“路线斗争”的水平，加以理解，进而给予理论的说明，绝非易事，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其本质来讲是革命的批判的。”因此谁背离这一原则来研究现状，必然会走到两个极端：（一）毫无分析的肯定一切，按报上所宣传的去看待一切，认为世界一片光明；（二）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认为文化大革命一无是处可言，进而恶意污蔑。我们想避其两极取其中，按自己真实的感受谈几点看法，供同志们考虑，以期引起争鸣，求得一致。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自党的九大以来，我党所采取的政治路线总的讲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基础上，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执行了一条违背马列主义基本观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极左路线，可以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目前现状的总根源，现实中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可笑荒唐事例的层出不穷，都是这条错误路线的必然结果，它对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已造成了很大损失。
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脱离开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片面突出强调阶级斗争，错误的提出一种实质上是以搞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包括阶级斗争）的历史。生产力是历史发展中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群众创造历史”这一著名原理，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社会诸矛盾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依然是第一位的，而各阶级的关系必须依赖这一矛盾的存在而存在，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因此，如果不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无法讲通现实的阶级斗争，也无法说明党内路线斗争的客观依据和根源，也无法讲清楚“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的理由。事实上群众看到的却是它的反面，革命没有解放生产力，政治运动影响生产，政治与生产实质上存在着对立，尽管批判了生产好≠政治好，也≠路线对，“抓革命”并不促生产，路线对生产仍然上不去，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关键在于我们的阶级斗争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其具体表现是：⑴空洞抽象，脱离实际；⑵循环论证，只求自圆其说。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抓阶级斗争、推动生产力发展等等大话皆属其例，社会划分为阶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与发展，本质上是趋于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对立的，在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在经济基础上早已失去了同无产阶级对抗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权力，所以社会主义阶段虽然存在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余孽虽然会“人在心不死”的组织各式各样的反抗，利用残存于人们头脑中的私有观点向我们进攻，但无论从哪方面讲，他们也不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主要阻力，促生产的根本办法，在于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
如果不解决所有制（机械化与三级所有）相互关系（干部、知识分子、领导与群众、工农之间）及分配问题（工人工资、农民收入），而抛开这些现实问题去搞抽象的阶级斗争，那么这种阶级斗争只会越搞越激烈。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进行25年了，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但国民经济的发展，虽时有起落，出现马鞍形，可并不一定和阶级斗争的程度相一致，难道我们能说阶级斗争影响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吗?当然否认政治工作的作用，否认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是不对的，可如果由这个正确的前提推导出“阶级斗争是生产发展的唯一源泉”也是错误的。列宁说，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说服不了群众的，我们现在的理论不正是如此吗？
目前我国的工农业水平、机械化程度、人民的生活水准还很低，但我们国家从人力到生产工具，自然资源潜在的能量是很大的，为什么没有发挥出来呢，人民群众为什么不能真心诚意、拼命干活为国家富强、个人富裕而自觉奋斗呢？我们认为主要是党的路线有错误，政策不明确造成的，具体说主要表现为：
（一）工人的积极性普遍不如过去高，干劲不大，出勤不出力的原因，是多劳不多得不如少劳不少得，口头上讲的“思想觉悟提高了”，难敌十年不长工资的现实，因此，所谓的路线斗争觉悟是表现不在生产上的，仅抓阶级斗争是无法解决吃饭问题的，说到底，造成目前生产力低下，工人技术水平下降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的太少了，不是我们的抓阶级斗争运动太少了，而是太多太空太不切合国情和群众思想实际了。长期这样搞下去，必然会引起群众的反感，把他们推到新生事物的对立面，致使我们头头是道的革命理论成为和者盖寡的说教。
（二）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之一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可我们目前流行的口号叫“七、八年再来一次”，这种提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这不是根据阶级斗争的现实总结出来的经验，而是人为论，是意志决定论，似乎搞阶级斗争也象作五年计划一样，凭我们的主观意志就能决定其进程。
（三）我们的理论似乎有种特殊的气魄，大有在不解决经济基础所必然产生的矛盾的条件下，通过上层建筑的所谓革命就消灭阶级斗争的决心，这样做虽然热情可佳，可惜办不到，事实上如果社会主义不在经济实力上战胜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不能像资产阶级战胜地主阶级那样在经济地位上超过对方，取得不可替代的地位，那么防止资主义复辟也只不过是句空话，正如列宁所言，社会主义若不能在物质生活上战胜、优越于资本主义，它最终是要灭亡的，现在很多人羡慕西方国家，他并不看重资本主义制度，而眼红人家的物质生活，因此我们仅凭宗教式的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实行精神共产主义，只讲精神不讲物质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骂苏修美帝不如自己，可一贯正确的我们又老越过物质讲精神，在人民生活上，赶不上垂死的资本主义，又怎能让人民体会社会主义优越性呢，难道土豆烧牛肉比窝头更不合人民的胃口，吃了就会变修？我们认为只有当我们在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超过帝国主义时，资本主义复辟才是可以避免的，但实际上我们目前的经济政策却是与之背道而驰的，本来如何尽快实现中国工业化、科学化、迅速在经济上摆脱我国的一穷二白面貌是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可惜天天讲的大道理，又丝毫不涉及这个问题。
我们并不否认社会主义阶段存在阶级斗争，也不否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确性，但必须弄清一个基本问题，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究竟由何而来，主要表现形式，是不是党内路线斗争？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⑴ 旧的反革命势力与苏美蒋的暗中活动；⑵ 旧的习惯势力，旧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及由此而产生的矛盾与斗争；⑶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因社会分工的不同（脑力、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等）和分配不公平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三大矛盾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矛盾，一切政策的制定都应当以此为依据，离开这些去讲阶级矛盾和斗争，或采用同一种形式解决不同的矛盾，都是错误的，也是不可思议的。
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事件评述，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根据需要肆意歪曲，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同一件事昨是而今非，今天肯定一切，不许别人说半个不字，明天否认一切，骂得一钱不值，好事也是别有用心所为，结果是除了当事人，大家茫茫然。比如对待林彪就是突出的例子。
（一）毛主席对林历来是深知其人的（见主席给江青的信），可为什么又要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各种形式，大树特树，订到党章上作为法定接班人呢？按恩格斯讲，党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党的领袖是在斗争中自然产生和确立的，但我们对林的确立方法是直接与马克思主义唱对台戏的，是搞唯心主义和权术。事实上任何党派，都不是靠某个“天才”来保证其不变质的，党的发展是个历史过程，要变有其根源必然性，不变也有其根源和必然性，并不取决于某个天才的存在与否，在历史上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并未能阻止陈独秀、王明之流上台，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因此，党是否要变修，修正主义能否上台，靠的是党的整体，而不是哪个超群出众的人物，把林彪订在党章上，实质上是承认英雄创造历史，是地地道道的天才论翻版。
把林订到党章上，作法定接班人，自马列主义以来，始无前例，尽管有人美其名曰“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不如说是彻底背叛了马列主义的政党学说，现在我们的理论家们，回避“把人写到党章上”这一根本错误，避实就虚，大谈什么“对林的认识还有一个过程”，美其名曰为唯物论的反映论，说穿了，这只不过是自圆其说的伪哲学，关键在于，任何党章都不应当成为党的领袖的遗书，无论其如何功昭日月，也无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全党，如果谁超越党章的范围行事，把个人摆到不适当的地位，号令全党，谁就是“天才论”者。
（二）毛主席说，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在评价一个政治家时，分析个人的动机固然是研究历史事件的一个出发点，但他的政治活动，有何客观意义，他如何扮演了一个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角色，更是我们借以评价其历史地位的依据，自批林批孔以来，批林克已复礼的极右实质喧嚣一时，其实那只不过是林居室的一条墨迹，就实质而言，林彪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要点在于散布、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所以批林主要应该批极左而不是批极右，否则理论联系实际，对工农群众来说，就是一句空话。因为9·13事件对群众而言，其流毒何在，天王老子也说不上来，反之，精神万能，有了精神就等于有了一切，精神成了超脱物质基础的神秘力量，脱离实际提倡突出政治，为政治而政治等最最革命的口号和理论，才真正是群众所讨厌的。为什么就不敢面对现实理直气壮的批极左呢？林彪所起的作用与他本人欲达的目的是相辅相成的，但对革命的危害，则是有左而无右的，究竟应该批什么，为什么批右而不批左，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三）我党与林的斗争是9·13后公开化的，据说主要矛盾是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斗争的激化。
其实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在任何马列主义著作和政党实践中，都不能成为一个原则问题，设与不设，谁想当与不让哪个人当，这都是党内权力之争的表现，无所谓原则不原则。
人所共知，林是党章上规定的接班人，是否担任国家主席，既可顺理成章当上，也可不当，完全可以通过党内的民主讨论解决，如果林因自己未能当选而产生怨恨之心，公开或隐蔽的篡权谋位，那么是可以讲路线斗争的，也是有是非之争的，可惜的是报上的解释有点离谱，不敢说真话，只强调毛主席六次讲不设国家主席，又不讲为什么不设的理由，老百姓能不怀疑这是权力之争，而不是路线斗争吗？
（四）批林批孔，越批越说不清，先曰批林整风（批极左），姚文元说是极右，于是乎又批极右，没几天又说林彪与孔子有关系，又批林批孔，最后变成批克已复礼，似乎孔子和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批极左也算倒退，真乃奇谈。
为什么一个运动会有如此多的反复呢？有人说这是逐步深入，说穿了，应该叫逐步自圆其说。9·13事件的发生是什么政治性质，中央是清楚的。如何向全国人民交待，却是一时说不清楚的，只能现编现说，先干起来再顾其它。
我们认为对林的理论纲领、政治纲领、行动纲领的提法是不准确的。林彪的许多讲话，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被当作公理看待的，突然全错了，错在何处，如何理解？我们认为报上的讲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王明批李立三，嫌他左得不够，具体表现为有些人对许多模棱两可的话妄加曲解，抓住片言只语大做文章，从字眼行间里找出很多正常人无法看见的反动思想观点，连林彪箱子里的纸片也成了证据，所以尽管秀才们说的头头是道，可群众依然不明白林彪的这些反动思想与他们的处境有何关系，侵犯了他们哪些既得利益。
（五）路线斗争的规律
路线斗争这个词自9·13事件后，在群众中的解释，实质上已成为宫庭政变，争权夺利的代名词，已远离了他们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们的表现总是：首先吓一跳，其次跟着跑，边骂边检讨，由报抄成稿，过后当笑料。而内心的真实思想则是，除对党的个别领袖信任外，其他都怀疑，党的整体威信下降，如何反修防修无关痛痒，尤其对突如其来的路线斗争更是防不胜防，无所适从，一切听天由命。再动听的说教也刺激不了他们关心国家大事的神经。
政治经济学上讲，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是生产关系的三大要素，我国在所有制方面，还存在全民与集体的矛盾，分配方面也有不公，由此而产生的问题远比我们每天所讲的大道理复杂得多，很有必要认真研究。
列宁曾经说过，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程度，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但我们目前的作法，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只讲变革生产关系而不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就土地改革而言，解决了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实现了耕者有田的梦想，过去热情空前高涨。但因生产工具的落后，他们所发挥出来的劳动生产率，依然局限于手工劳动量的极限内。因此，解放的生产力大小不是取决于思想如何，而是取决于人控制自然的能力，取决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程度。（但我们那些喜欢把人的因素第一，“发展”为精神万能、意志决定一切的理论家们，所倡导的最终结果，也不过如此。作为农民，不管是社会主义觉悟高，还是为个人发财想得远，都可以拼命劳动，但从解放生产力的方面考查，二者结果一样。）
从生产关系方面看，几次变革之后，农民虽然由个体变成了集体，对发展农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目前在生产队所有制下，农民干劲不如干自留地高，集体粮长得不如自留地好，这种现实，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说先进的生产关系造成落后的生产力的原因在于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低，认为只提高觉悟就会使生产力上去，与生产关系相适应，那可谓是最大的唯心主义理论。
农业方面：
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到今天，农业学大寨与农业机械化，哪个更起决定作用呢？我们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如果不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中国的农业将永远徘徊不前。目前存在的现实矛盾，国家工业化与农民吃饱饭的矛盾，国家与集体的矛盾，集体积累与社员个人收入的矛盾，仅凭我们天天讲顾全大局，利益兼顾是调动不了积极性，也改变不了现状的。对农业的改造，对农民的改造必须是保证农民吃饱条件下的改造，脱离开农民每天最迫切的肚子问题，去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说穿了是哄鬼。谁会真心实意去拥护饿肚子的革命呢。我们认为在机械化方面，国家支援了农民许多东西，可惜的是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因此是应该在现有的所有制形式下，进行机械化，还是应当通过一次新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进行改造，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农民和农业飞速发展起来，这是我们应当认真考虑的。我们认为解决困难的出路在于三至五年内把农业的集体所有制，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充分利用土地、人力、矿产资源，建立新的农村生产体制，种粮的种粮，开矿的开矿，养殖的养殖，经商和运输业配合，把多余的劳动力从简单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在提高粮食产量的基础上，减少农民在农业人口的比重，让“钱广”（注：浩然小说《金光大道》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面人物〔本刊注：钱广应为电影《青松岭》中人物，原注有误〕）们发挥一技之长，丰富城镇人民的吃饭花样。
工业方面：
列宁说，社会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群众生产积极性的调动，除积极的政治思想工作外，必须伴随必不可少的实物奖励。而我们的现状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即不搞物质奖励，虽然在理论上承认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但自批判物质刺激后，不愿承认物质奖励能激发生产积极性，尤其不愿使用刺激这个词，似乎激发出来的积极性一与刺激有联系，就有了政治问题，就成了修正主义的产品。对这种闭着眼睛说瞎话的自欺欺人之谈，本不值一驳，可其对现实生产造成的破坏，却不能不说。
正由于我们否认刺激的积极作用，严重的挫伤了工人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打击了工人争取由不熟练工人成为熟练工人的上进心，造成了工人技术水平的普遍低下。
我们现在的评级制度是“以年划线”，其后果是不分优劣，一视同仁，无需立新功，全靠吃老本，吃老本也骂人，因为工人并不同意绝对平均主义式的分配方式。比如我的师傅现有四个小孩，工资39元，我69年参加工作，工资亦是39元，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法权表明表面上的平等，反映了实际上的不平等。本来提倡经济上的绝对平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左倾小资产阶级搞空想社会主义的前提。可悲的是我们的理论家们，竟把蒲鲁东当成马克思，颇有兴致的以推行这种不平等为满足。忘记了我们的任务在于消灭这种现象，而不是拼命维护它，饿上肚子为它唱颂歌，消灭它的办法就在于评级定薪。给工厂工会组织一定的权利，由工人组成技术评定委员会，通过一定的方法决定工人的工资，如果离开任何具体问题，去空谈社会主义政治和觉悟，那简直是宗教骗子。
我们要讲忆苦思甜，但目的并不是让人们满足于今天物质生活水平的可怜，而是为了激励人们克服今天的困难去争取美好的明天。
马克思主义有句名言：“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一定的革命觉悟，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形成的，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谈提高的，离开今天的现实去谈人人都应当具有的，脱离时代的高觉悟，是荒唐的抽象说教，是对绝大多数人行不通、听不明、做不到的事。
在解放前吃过糠咽过菜的老辈人中，革命对他们的要求与今天对我们的要求能相同吗？
在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表现在分配上，体现为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消灭这种差别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实行物质奖励。
每个家庭，在当今时代，都是一个小经济私有单位，工人所得报酬与这些家庭存在的经济困难靠什么解决呢，是靠感恩戴德式的救济方式好，还是靠工人在全民所有制或业余工作条件下，通过个人多劳动，领取高点的额外报酬来解决更好呢？我们认为，各尽所能，多劳多得，按劳取酬是对的，可有饭吃的理论家们，偏不许这样作，既不按计时工资奖励，也不许计件工资复活，硬要让积极的无所得，困难的更消极，害家损国，骂大街，空着肚子唱高调。非此似乎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者。
防止修正主义上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固然很重要，但这些与共产主义社会的说教一样，都离现实太远了，如果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尖锐对立时，如果窝头不给吃，硬让大家等饿死后吃面包，这样做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现实的问题是过左的政策已经造成严重冲突，在群众生活水平日趋要求提高的时候，不去动员大家制造财富，唯恐穷人变富则修岂不太可笑了吗？大立柜之风说明了什么，养鱼走后门说明了什么，青年一代普遍的生活要求物质条件是什么？对这些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唱高调的先生们，你们关心过吗？离开那套说教的陈词滥调，你们敢回答吗？
讲马列主义过了头的人常是骗子，每天喊反修防修的人，自己就是修正主义者，名义上他们在反修，其结果是帮修，越防越修，防不胜防必然复辟，把中国变成封建帝国式的国家，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稳操篡权术，以左代右，搞阴谋创造条件，有意置人民死活而不顾，唯恐天下享太平。
毛主席说，我国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目前我国的知识分子状况如何呢？
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着严重的三脱离倾向，在所谓的三高政策影响下形成了知识分子重理论轻实践不深入生活的偏差，但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方面，还是本着依靠、相信、适当安排，注意其技术特长的发挥这一基本原则正确对待他们。
我们现在的作法，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对党的一贯政策不做分析，全盘否定，都算到刘少奇账上。由重视、相信、使用、培养的方针，变为歧视，打击的政策，批判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学生也因其先天不足犯了原罪，成了旧教育路线的替罪羔羊。在大专院校学生的分配上，一切从“接受再教育的前提出发，视劳动为惩罚”旧知识分子的最好手段。哪脏、哪累、哪里劳动强度大就分配到哪，似乎非此再无别法宝，可美其名曰为改造，其结果不仅给广大知识分子增加了精神负担，浪费了青春年华，放弃了所学专业，而且造成了思想上严重的对立情绪。如让上海同济大学的毕业生去原料工段舞大铁锹看皮带，让学高分子专业的烧锅炉，让学重型机械制造的看火车道口等等。怪事层出不穷，我们无法理解，如此再教育法怎能让受教育者安心本职工作。可我们的大理论家对此怪状视而不见，只会和尚念经似的一遍遍重复知识分子不如工人农民的老调，完全不承认知识分子有其长处，只会抓住短处大做文章。事实上农民伯伯再伟大，也不会让母鸡生出原子弹，有制造卫星本领的人何必非学种高粱的本事不可呢？说到底，我们是在消灭知识与科学的基地，完全压抑了知识分子发挥自己长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意用愚昧改造知识，似乎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除了出身臭汗别无它法灌进去。
在报酬方面，知识分子的工资高出小徒工几倍，与老工人也相差无几，可工作性质都一样，是国家用高价给工厂买来的低能劳动力，在此条件下，工人、知识分子双方都不满意，工人认为知识分子除了念过几本书，啥也干不了；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政治上低人一等，工作业务上不受重用，所干非所学，是机动劳力工，学了几年数理化，不如老工人满口粗话没文化，根红苗正敢当家。正是在这一现实条件下，才出现了“学了无用论”的论调，但我们那批左的可怕、惯于发现毒草选拔香花的英雄们却借机大做文章，从孔夫子那里寻了句鬼话“学而优则仕”与此抗衡，指责这种观点的本质是读书做官论的翻版。简直是指鹿为马，有意歪曲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事实上，学理工的人志在当官的又有几人呢？值得警惕的倒是，专用胡诌马列主义词藻整人的家伙，才是真正想作官哩。
中国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甚少的国家，若这一小部分人也不能自觉泼命搞科学技术，我们的工业水平、农业现代化靠什么来提高呢？难道仅靠学大寨就能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吗？
尽快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可我们正确的知识分子路线，偏又以此为敌整天让知识分子惶惶不可终日，动辄一盆凉水迎面而来，又谈何积极性呢？试问，如此高明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难道正确吗？
知识分子的改造，在社会主义阶段，在存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时代，永远是需要的。但这种思想改造的场所、方法，都应当以充分发挥其专业特长为出发点，结合具体工作、生活条件来进行，根本不应当采取目前这种形而上学的劳动改造式，解决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
工农兵上大学是件好事，说明中国仍然需要知识分子，但我们的说教，却太可笑了，似乎通过工农兵上大学，这一招生方法，就可以消灭了知识分子这一特殊阶层，就可以取代小资产阶级这个阶层，消灭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的区别。
在阶级存在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是永远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使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而不在于学生的阶级出身和来源。这点常识，大理论家们难道也不懂吗？工农兵上大学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知青只要与工农兵有缘，也可以不学ABC进高等学府，充当高材生，有关系的找关系，有后门的走后门，名曰推荐，实为挤进，如此质量的学员岂能搞好教育革命？
我们希望国家不要忘记，那些参加工作几十年的老知识分子的历史功勋，莫将他们全赶进牛棚去改造灵魂，更不要忘记那些经过文化大革命风雨考验真正走向工农相结合的历届毕业生，唯他们才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可靠栋梁，我们希望国家委以重任。
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干部是革命事业的宝贵财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可惜的是，这批宝贵财富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时，态度暧昧，热情不高，虽然主观愿望是很想把“抓革命，促生产”搞上去，全面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可行动起来，表现的“理解很不深刻，领导很不得力，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原因在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他们永跟不上的天书，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条条，他们根本看不清，摸不见。今天并不知明天该怎么跟，拥护谁，反对谁，何为对错是非，运动总是东风西雨无法预见。自身如同枯枝落水，难以自主，在有关国计民生的政策方面，只见破而无立，除了空洞的原则性口号，没有政策法令指示，导致遇到问题无所适从，只得不了而止，更不敢谈主动性，聪明才智全被路线斗争的复杂性压缩了。头脑里除了混乱的政治术语，就是提心吊胆，明哲保身观念。即便不干也不能干错，这种情绪可谓大矣。“干革命怕的是犯错误”这句套用“大海航行靠舵手”谱成的词真是至理名言。
特别是路线性、方向性的错误，更为他们所忌讳，首先思想上无法分清抽象的修正主义在实践中有何具体表现；其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非面面俱到，什么事都能指导；第三，对路线斗争的高深莫名其妙，难以分清是非，自己认为对，干的结果则是错的。总之无权怀疑别人，只能怀疑自己，越干越缩手缩脚，动辄得咎。而群众运动的矛头又常指向他们，时刻处于风箱老鼠的架式，对上不理解、跟不上，对下无措施，管也不对，不管更不对，只能上跟领导跑，下跟群众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埋头琐事瞎忙，但求平安无事。
更为可悲的是他们把“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变成了“抓生产”才能证明“抓革命”的不二法宝，为给毛主席革命路线争气，在生产上不计成本，千方百计割肉补疮，只有产值没有利润，十块钱生产出一块钱的成品，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种局面的形成干部们并没什么责任，问题出在我们的指导思想有问题，在实际工厂生活中政治挂帅＝政治运动＝政治活动形式＝开批判会，读报纸、扯闲篇、聊大天，浪费时间不干正事。“促生产”就是具体干活，不讲科学胡干蛮干，出了事故，人人有理人人无责，出了大事，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在此社会大背景下，我们的干部，徒有忠心报国之志，没有真抓实干的胆略，企业生产技术落后，停滞不前已成现实，再吹“形势大好”有何颜面？
四届人大几经宣布，一拖再拖，迟迟不开，原因何在？大家都很明白这是党内斗争的外在表现，我们希望随着矛盾的激化，把斗争产生的原因，斗争的焦点以理论之争的形式，以有组织的公开方式，向党内外公开，经过大民主来解决问题，不要再搞十次路线斗争的方式，搞突然袭击。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但我们党的十次路线斗争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公开，一切都在“战胜了机会主义头子后”才突如其来，自上而下逐级向党员和群众传达宣传，这种政治方式，从长远看，是一种危险的创举，即可帮助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借政变合法上台。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任何号称马列主义的政党都公认的，党内的矛盾，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经常发生是自然现象，要保证党的领导高于一切，就必须实行党内民主，公开向全体党员说明情况，通过党内的民主表决，实现全党统一，按列宁所提倡的那样，党内问题得不到解决，有矛盾就应逐渐扩大，在更广一级的范围内解决，各抒己见的两方都可以讲自己的道理，方法无非辩论一下，谁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广大党员自有公论，而且只有这种自上而下的党内大民主方式，才能保持我党不出修正主义，不出现大分裂，不出现个人意志强加于全党的局面，才能保持党的纯洁。
鉴于历史教训我们认为，以党内斗争的角度而言，每一个党的领袖、领导人，都可以光明正大的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有权通过电台、报纸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方案的特殊权力。而苏联恰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内民主权力高度屈从于个人权威之下。以我划线，把个人与党看成同体，反对派一发表意见，就扣上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帽子。在政治上，肉体上判处死刑，强行剥夺领袖人物的申辩权力，不让人讲话，实行党内独裁，导致斯大林时代的黑暗。而这种党风也造成了赫鲁晓夫的上台。不要忘记赫鲁晓夫是喊着列宁主义走向修正主义的。这是血的教训，我们也要谨防某些人打着毛泽东思想的幌子，借着批刘邓、批林彪，搞借钟馗打鬼的把戏，篡党夺权，祸国殃民，“复辟帝制”真成了武则天。
现在有言道“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话固然不错，但若以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为例则很难理解，因为我们公布的正式文件中，没有什么材料证明林彪个人想反党，要反党的政治动机，仅是个想当国家主席的个人野心家，想政变而已。用林立果选妃，叶群和黄永胜生活问题做文章，固然可以把他们搞臭，但也证明不了这“属于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上升不到路线斗争的高度。571工程纪要是林彪最主要的大罪，但它只能证明9·13是一场流产的未遂政变，是党内权力斗争的悲剧，提不到路线之争，只是二虎相争，何况他们都说自己代表人民，百姓自然是乐得坐观成败。
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取得一些成绩是可喜的，但文艺作品在数量上少得可怜，群众性创作的春天还未到来，精神粮食的匮乏，是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严重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始根源，是我们的政治路线压制了群众的创作热情，对文学艺术的标准捉摸不透，生怕抓辫子，文化工作危险论，对搞文学创作的秀才们还是紧箍咒，肚里有货不敢出，生怕一言不当，误入雷区，成了“跳梁小丑”。
本来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广大作者对文艺方向创作方法有了新的认识，思想觉悟、精神境界有所提高，都想通过创作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但我们的“样板戏”却以绝对权威的“板子”把他们打了个晕头转向，文艺作品完全变成了某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传声筒。在名曰“革命的浪漫主义”指导下，形成了一点也无“浪漫”可言的创作公式，作品内容成了大同小异的填词，阶级斗争是唯一主线，英雄人物“高大全”到常人不可理解的高度，所谓“三突出”模式，更是公然宣传英雄创造历史，老百姓只配跑龙套而已。
就以现在的样板戏、电影为例谈几点看法：
1.理论上宣传的是为工农兵服务，但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文艺形式，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样板戏一枝独秀，独霸舞台。
2.恩格斯说“要善于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我们的高大全英雄们高得让群众难以相信，因为他既有高深的理论水平，又有现实的革命精神，既会关心群众又能及时发现敌情，还能不讲儿女私情，满台奔波叱咤风云，可惜的是群众看不出江水英和方海珍个性上有何不同。
《红灯记》改编自《革命自有后来人》，一家三代人各有个性特征，改成京剧尚有余韵。但其他几部“样板”则不尽如人意，除了豪言壮语，双目圆睁外，毫无个性。而他们所表达的思想境界，与自身所处历史环境又毫不相关。
阿庆嫂面临困境，双眉紧皱毫无对策，但一想起毛主度的光辉形象，如醍醐灌顶，变得大智大勇，对敌斗争无往不胜，如此表达对领袖的热爱之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威力无穷恰当吗？
作家胡万春的《特殊性格的人》就是在特殊个性上表现英雄人物形象的典型。毛主度都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可我们塑造的英雄个个“高大全”，似神不像人，更不适合普通百姓的欣赏口味。因此我们希望那些开口马列主义，闭口毛泽东思想的“红人”们，多少也食点人间烟火，写点人间的凡人小事，多塑造几个李向阳、王成式的英雄，少捏造几个柯湘、方海珍式的“假神”。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群众历来分为左中右，或曰先进中间落后三部分，作为文学作品必须全面反映这人间百态，既得有保尔·柯察金，也得写三仙姑、鲁达、孙悟空，才能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现在则成了一个英雄一个坏人，一群龙套走马灯。这能算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吗？
来源：原载电子刊物《昨天》2014年5月30日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