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内部资料)

引言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估计，认为中共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60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成为执政党以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迅速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党对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全党都缺乏经验和清醒的认识。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沿用和照搬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对马列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和教条化，使人们日益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途之中；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日益突出；权力过分集中、党内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个人专断不断发展等等，是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和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动的社会历史根源。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加剧了全国范围的大内乱，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及社会的正常秩序受到巨大的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开始的，所以称之为“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错误地对所谓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批判斗争，错误地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受到错误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1970～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政变，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党的十大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意在篡党夺权。毛泽东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中共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重新复出并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进行比较系统的纠正，于是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全国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和9月，周恩来、毛泽东相继逝世。同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云南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长达10年之久的大动乱，给云南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66年5月24日，中共云南省委收到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6月2～10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的要求，讨论部署在全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期间，在得悉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的消息后，于6月4日召开省委书记处紧急会议，决定派工作组到各大学校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决定立即开展对云南日报社总编辑李孟北和《云南日报》副刊《滇云漫谭》的公开批判；指责省委书记处书记高治国和省委宣传部印发的《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的意见》有原则性错误。5日，省委工作组开始进入大专院校代行党委职权。此后，全省文教系统首先掀起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大批判运动。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单位的党政领导，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遭到批判和斗争，有的被撤销了职务。

8月9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这场运动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解放自己”，“不要怕出乱子”，“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等。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组织各地大中学校师生或师生代表免费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指导下，云南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迅速兴起；北京等地南下串连的许多学生也进入云南“煽风点火”。大批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冲击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和党政机关，冲向社会，肆意批斗、抄家，对所谓“封、资、修”事物进行毁坏。8月23日上午，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工学院、昆明师范学院、云南中医学院、昆明冶金工校等大中专院校部分学生汇集省委礼堂“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把斗争矛头直指省、市委领导(称为“昆明八二三风暴”)。9月14日，以云南大学为主体的一批红卫兵，在南下串连的红卫兵鼓动和支持下，成立“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组织了41所院校1100多人的造反队伍，举着“炮打司令部”、“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炮打阎红彦”的标语上街游行，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冲击了云南日报社，还冲进了省委大院(称为“九一四风云”)。10月后，在大中学校、工矿企业、党政机关中，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纷纷成立。11月3日，昆明地区的一些造反派组织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并在昆明市检阅台召开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被迫代表省委在大会上作检查。1967年1月2日，昆明地区100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简称“大联合指挥部”)。省委对出现的混乱局势越来越不能控制，处境日趋艰难。

1967年1月4～13日，北京等地南下串连的部分红卫兵和昆明地区的造反派头头，煽动和组织群众揪斗阎红彦，冲击、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被造反派强行揪斗游街致伤；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干部被造反派抄家。8日凌晨，阎红彦在接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时，遭到蛮横指责；阎红彦坚决抵制，并对造反派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揪斗干部、破坏社会安定的倒行逆施表示极大愤慨。当日拂晓，阎红彦在陈伯达、江青的迫害下以死抗争，含愤去世。1月下旬，由于造反派之间分歧加剧，在南下学生鼓吹的“造反派之间必须大乱”的口号下，“大联合指挥部”分裂成两派群众组织，一派沿称“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后来形成“八二三战斗兵团”，简称“八派”；一派称“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后来形成“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简称“炮派”。

运动初期，尽管以阎红彦为首的省委也曾忠实地执行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开展了对“滇云漫谭”、“四月提纲”及高治国等领导干部的批判，但对局势的发展也深为忧虑。省委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抵制，力图控制混乱的程度和范围，以减少对工农业生产的破坏。但是，由于大势所迫，一切都已无济于事。随着形势发展，省、地、州、市、县委直至基层党委，都已经成为这场“革命”的斗争对象。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夺权”社论和上海“一月风暴”的煽动下，1967年1月26日，昆明地区的造反派竞相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夺权。此后，云南省各专、州、市、县乃至基层单位，普遍被造反派冲击、夺权而相继瘫痪，党组织和党员的组织活动被迫停止；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被视为“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受到批判而被打倒；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团员、骨干、积极分子和反对造反夺权的各族干部群众则被视为“保皇派”、“刘、邓路线的黑干将”等，遭到造反派的打击。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非法关押毒打，受尽摧残，有的被残害致死。在全国掀起的夺权狂潮中，云南省陷入“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1967年初，为了控制全国的混乱状况，中共中央提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指导方针。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相继发出有关“抓革命，促生产”，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以及军队实行“三支两军”等一系列通知和决定。

1967年2月，中共中央先后召集昆明军区负责人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省委常委、副省长刘林元，省监委副书记周力等到北京开会。同时，通过昆明军区，通知昆明地区的两大造反派组织，推选代表上京参加会议。在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主持下，听取中共中央指示，学习外地经验，讨论如何解决云南的问题，确定了云南省实行军事管制的步骤。在京期间，赵健民向康生汇报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事后，康生诬陷赵健民“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授意并支持一派造反组织，加紧对赵健民进行政治诬陷。以后又公开诬陷赵健民是叛徒，“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将赵健民关押审查。云南造反派组织中的一些人和持相同观点的一些干部，也向中共中央报送了诬陷赵健民的材料，制造政治假案，对赵健民进行残酷迫害。康生等人制造的“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以后被作为在云南开展“划线站队”的依据，引发了一场残酷迫害云南广大干部群众的大灾难。

3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组成人员，省军管会正式成立。4月初，省军管会公布了云南省和各专、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及省属和中央直属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军总代表名单。凡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和单位，一切权力归军管会或派驻单位的军代表。省军管会由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领导。

省军管会成立后，为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对稳定云南边疆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三支两军”工作在总体上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支左”实际成为“支派”，从而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带来许多消极后果。军区的司、政、后机关，也因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度影响了部队的稳定和正常工作。在极“左”思潮影响和江青等人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煽动下，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两派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全省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动乱局面；许多企事业单位和饮食服务行业停工停产，广大群众的安全和生活受到严重威胁。截至1968年8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云南省由于武斗等因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5000余人。1972年秋，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开始撤销“三支两军”机构。到1975年，驻云南各单位的“三支两军”人员，除少数转业留地方工作外，绝大部分撤回部队。

1967年12月，中共中央召集云南驻军负责人到北京开会，解决云南驻军“支左”中出现的问题，并相继开办军队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昆明班”，以及有云南省群众组织头头及地方干部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1968年2月，根据毛泽东指示，增加云南在京学习班的学员，以推动实现“革命大联合”，筹建“军、干、群”三结合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在京的云南学习班一直办到8月。在此期间，2月13日，云南两派群众组织在北京达成《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关于恢复交通、保证邮电畅通》两个协议，并经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示下发执行。继后，一些专、州、市也在京达成类似的协议。在省军管会监督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全省性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斗逐步平息。5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委员谭甫仁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6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央“文革”小组对昆明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达成的〈实现革命大联合协议〉的批示》，希望云南各地、各群众组织，要迅速“解放一批革命干部”，“做好各项工作，争取尽早地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6月17日，中共中央又批准谭甫仁任昆明军区党委书记。从此，谭甫仁正式主持云南省的全面工作，并直接领导正在北京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谭甫仁在担任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时，对云南两派群众组织尚能坚持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云南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都犯有错误，各自要多做自我批评”的指示精神办事。1月24日，谭甫仁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的开学典礼上讲话说：“这次学习，要把派性打倒，把山头铲平。你们不是来北京打官司，争个你高我低”，“要自觉革命，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军队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军队，不能搞成两派”。但是，到了5月，谭甫仁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委办事组碰头会，康生等在会上要求把云南里里外外搞清楚。谭甫仁便改变了立场，私下对黄兆其说：“赵健民是个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刘少奇在云南的代理人”，“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5月19日，谭甫仁被任命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27日晚，学习班中“八派”和“炮派”代表在让不让张力雄在两派大联合协议上签字的问题上发生争执，谭甫仁把黄兆其找去交底说：“你放心，我谭甫仁到昆明以后，一定和你们‘八二三’一起把张力雄的问题搞清楚。”接着又把“炮派”的负责人李毅叫去，当着黄兆其的面说：“我告诉你们，张力雄百分之百进不了革委会，你不要在那里搞。”8月6日晨，谭甫仁在学习班传达中央领导讲话说：“江青同志讲，现在有些政治土匪，大联合以后要搞掉它”，“要赶快清理阶级队伍，云南坏人不会少，现在都没有动”，“这次朱家璧、张力雄不能回去了，有问题。张力雄有问题。”谭甫仁还对坐在他一侧的李毅说：“你们这个‘炮派’越搞越被动，我说这个话是好心肠。反正朱家璧、张力雄不是好人，给你们讲了，你们不听”。8月8日，谭甫仁在学习班最后一次讲话说：“云南和全国一样，揪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云南今天以前的这个形势，的确是搞得很复杂、很乱。当然，我们不怕乱。那种形势的造成，关键问题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另外还有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挑起来的”，“今天以前，有个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些糊哩糊涂，把坏人当做好人，把好人当做坏人，这是很危险的。这里就讲了几个人了，讲了赵健民，这个人问题很大，还有一个叫做张力雄，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人”，“昆明的问题、云南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一次嘛，解决了”，“云南的斗争比较复杂，很多敌人摆在我们面前”。12月19日，谭甫仁对五十四军团以上干部讲话时说：“我来时，林副主席说，去要搞划线站队，不搞我们站不住脚。黄总长(指黄永胜)也再三强调了这个事”，“那些家伙搞邱会作同志，林副主席保了他，换了李作鹏同志到总后搞划线站队，你看，现在形势大好”，“林副主席、黄总长都交待过，要依靠一派，不依靠一派，连脚都站不住”。

8月10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昆明军区党委《关于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8月13日，在昆明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省革委会成立，省军管会自然消失。至1968年12月15日止，云南省16个专、州、市和128个县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德宏州所辖的5县1镇，于1968年12月15日同时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后，直接由保山专区领导，德宏州建制实际上被取消。因此，云南省当时只有16个专、州、市级的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23日，谭甫仁、周兴等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研究成立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问题，提出了组成人员名单报中共中央审批，同时开始行使职权。省革委会及其党的核心小组的建立，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从组织上得到了延续和保证。

1968年11月8～30日，昆明军区党委、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在昆明召开云南驻军团以上党委和云南省专、州、市、县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讨论通过云南省和驻滇各部队出席中共九大的30名代表名单。会议期间，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口号下，掀起揭露和批判所谓“阎红彦、赵健民之流在云南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叛，反军乱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清算‘二月逆流’在云南造成的严重恶果”的浪潮，揪斗了大批干部群众。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必须立即在全省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广泛的、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把“革命大批判与当前阶级斗争和各项任务结合起来，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革命大批判的‘人民战争’，把革命大批判进行到底”。会议部署了云南“斗、批、改”各阶段的任务。这次会议把少数人的主张(即“划线站队”)变成了党的意志，并且在会上集中批判陈康，拉开了“划线站队”的序幕。12月中旬，省革委会在昆明召开第六次全会，进一步贯彻“党员代表大会”精神，强调要“反右倾”，“必须加强敌情观念”，开展全省性“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各项工作”，揭开所谓云南的“阶级斗争盖子”。在这次会议上，有的领导人提出：省革委会内部对当前形势出现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实际上都是和云南‘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并围绕“抓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到底是谁和谁斗”，“要不要分清是非”，“要不要批判斗争”问题，以及“反军乱军”、“滇挺问题”、“李成芳和赵健民的问题”、“摧资兵团的问题”、“站队问题”等作了系统发言，为在全省开展“划线站队”作了准备。

1969年1月1～15日，昆明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谭甫仁主持召开省革委会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经过精心策划，围绕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等问题，在会内会外掀起揪斗干部群众和游街示众的高潮。此后，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分裂主义路线。以谭甫仁等人1968年12月中旬至1969年1月有关云南“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的几次讲话为指导，从军队到地方，从省到专、州、市、县，从工矿企事业单位直至农村生产队，推行“划线站队”，制造了“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滇西挺进纵队”、“滇东北游击军”、“滇南农革军”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对广大干部群众施行各种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强迫他们承认“站错队”，使云南党内外、军内外的广大干部群众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些阴谋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打、砸、抢分子则利用派性，得到提拔重用，有的进入了省、专、县以及基层党政领导班子和要害部门。此后，在开展“政治边防”和“二次土改”、“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等政治运动中，在“划线站队”思想的指导下，继续使大批干部群众受到错误审查、批斗或处理。

继《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和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后，省革委会于1968年底至次年初，先后开办了“省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又称“下马村学习班”)，以及“云南省公检法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又称“羊街学习班”)；在弥勒、陆良、蒙自和思茅成立了4所省级机关“五七”干校，把省级机关90％以上的干部、工人视为“旧省委”、“旧省人委”、“旧公检法”人员，采取“一锅端”的办法，限时间，分批、分系统送往学习班和干校，边劳动，边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与此同时，各专、州、市、县和许多基层单位也纷纷开办学习班或“五七”干校、“五七”农场，下放干部甚至职工家属。这些学习班和干校名义上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实际上成了全省大肆推行“划线站队”，残酷批斗、迫害干部群众的主要场所。

1969年3月17日至4月3日，昆明军区党委、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在昆明召开“云南省建设政治边防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昆明地区边防斗争的报告》精神。这次会议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省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制定的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边疆民族政策，把这些政策诬蔑为“反动的边疆特殊论”，是“用‘和平过渡’的方式复辟资本主义”，提出“要加强政治边防建设”，发动群众“狠抓对敌斗争”。在推行政治边防的地区，把民族上层列为“九种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批斗和审查。在过去实行“和平协商土改”和“直接过渡”的地区重划阶级。在内地一些地区以“地富生活比贫下中农富了”等为理由，发动群众“再来一次革命”，“政治、经济账一起算”，没收了他们的一些财产，群众称之为“二次土改”。在此期间，把在各级政权中担任职务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战人士、爱国守法的宗教人士和一些民族干部作为清理打击的对象，有的被逮捕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边境一线的大批居民被迫离境外出。这些做法，严重破坏了边疆的稳定和建国以来形成的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撤销“军委办事组”、“政治边防”的方针才停止执行。

1969年7月15日至8月16日，省革委会在昆明召开全省整党工作会议，部署整党工作。会后，即按照“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五十字建党方针”进行整党建党，到1972年8月，全省性的整党基本结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停止活动的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这次整党建党，受“划线站队”和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在“吐故纳新”中，一部分党员被“清除”或“暂挂”起来，不少党员受到错误处理，而新被吸收入党的党员中有一些是造反起家的人、打砸抢分子、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部分地区和单位“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干”，造成党组织严重不纯。

省革委会、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以“革命大批判开路”，领导全省开展的这一系列政治运动，都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在政治上全盘否定云南省解放16年来的成就，把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政策作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批判；在组织上全面推行林彪、江青、康生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组织路线，打击迫害干部群众，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

“四人帮”被粉碎后，据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1979年9月底的统计，云南省在“划线站队”中形成的冤假错案达1．5万件，被强加上各种罪名的有128万人之多(不包括被株连的直系亲属)，被冤假错案迫害致死1．7万人(不包括省革委会建立前，由于武斗等因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5000余人)，被打伤致残6．1万人。

中共九大结束后，在云南省开展的整党建党过程中，在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昆明军区党委的领导下，1971年5月31日至6月3日，在昆明召开中共云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中共云南省第二届委员会组成后，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自然消失。这次大会贯彻执行中共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肯定了省革委会成立以来在极“左”思想指导下开展以“划线站队”为内容的“清理阶级队伍”、“政治边防”和“二次土改”、“整党建党”等政治运动，并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因此，这次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多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落实干部政策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遭受迫害的部分领导干部得到“解放”，有的排了工作。1972年初至1973年间，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云南和全国一样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在此期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曾几次对省委主要负责人周兴指出，要纠正云南开展“划线站队”的错误。1973年秋，在党的十大期间，周恩来再次对周兴强调，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大的精神，纠正云南“划线站队”错误。但由于周恩来为清除极“左”思潮在各个领域的影响而作的努力，受到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各地帮派势力的干扰抵制，“批林整风”和落实政策等各方面的工作受到严重阻碍。中央领导要求云南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指示，省委领导也仅向昆明市委主要负责人私下作了布置，市委刚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时，即受到坚持“划线站队”错误的人和帮派势力的反对而无法进行。

1974年，江青、王洪文等借“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掀起批判所谓“复辟”、“回潮”和批“现代大儒”的浪潮，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老干部，加紧篡权活动，阴谋夺权组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云南未能联系实际批判和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特别是没有批判推行林彪“划线站队”的错误，一些造反派头头公开拉起山头，围攻省委、昆明军区和一些地、州、市委领导，冲击省委地书会议，云南再次陷入动乱之中。一些地区民族矛盾激化，个别地区、单位再次发生游行、罢市和抢枪武斗的严重事件，国民经济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为解决云南问题，同年2～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集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十一军、十四军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领导干部的资产阶级派性问题，统一干部的思想认识，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促进云南的安定团结。在中央领导帮助下，经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形成《关于印发〈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的通知》(云发[1975]26号，简称省委26号文件)，于5月底下达县团以上各级党委。省委指出：这个报告是经过中共中央审查批准的，“望各级党委认真学习讨论，统一思想并有步骤地向各级干部和群众作传达，坚决贯彻执行”。

1975年秋，云南省各级党组织开始贯彻执行省委26号文件，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着手纠正一些冤假错案，大批干部恢复工作。同时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对一些派性严重，缺乏实际锻炼的干部，采取带职下放锻炼的组织措施，并在全省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的教育，促进了各民族干部群众的团结。省委26号文件的贯彻，得到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推动了云南各方面工作的整顿，全省政治形势和工农业生产出现了转机。

但是，在“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推动下，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开会，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省委副书记七林旺丹、中央候补委员朱克家参加了会议。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在会上讲话，要求各地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文件，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在这次打招呼会议的云南小组会上，“四人帮”指责云南省委“在贯彻省委26号文件过程中，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刮得很厉害。”会后，朱克家返回云南，把“四人帮”的讲话内容全部告诉帮派头目黄兆其，并说：“中央首长要我帮助省委转好弯，我是向中央作了保证的。”这样，“四人帮”为云南定调子、指路子，上下串通一气，直接指挥，造成了云南的大反复。

从这一时期开始，在“文化大革命”前期造反、在“划线站队”等政治运动中，又因紧紧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干部群众而得利，以后又通过分化组合而逐渐形成的云南的帮派势力，从此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开始了他们更加猖獗的罪恶活动。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过程中，云南帮派势力的活动非常猖狂。“四人帮”在云南培植的帮派头目黄兆其、刘殷农等人通过多种方式与“四人帮”紧密挂钩，他们与“四人帮”直接或间接地联络，策划并炮制反动大字报在昆明街头到处张贴，攻击云南贯彻省委26号文件出现的大好形势；破坏省委召开的地、州、市委书记会议，强迫省委转弯，行使他们的意图；操纵、煽动昆明市交通大队民警离岗造反，制造了历时7个月的“集体罢岗”事件；威胁、逼迫省委释放在纠正“划线站队”错误中被逮捕关押的一批刑事犯罪分子，在全省形成“监狱里面找左派”、强迫领导释放在押犯的高潮，有120多名罪犯被释放出狱；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制造了张贴反动大字报诬陷周总理的“五一八”反革命事件。黄兆其、刘殷农及其同伙还先后在昆明百货大楼和西山华亭寺等处密谋策划，确定“把活动转入内部(党组织内)”，利用他们已取得的权力，抓紧“突击纳新”、“突击提干”、“调整充实领导班子”、“补充新生力量”，实行“提、补、纳、调”和“打、拉、烧、靠”的方针，突击提拔帮派人物入党、入团，提拔他们进入各级领导班子，把反对他们的干部排挤出去，有组织、有预谋地篡夺省、地、市、县、各级各部门和一些基层组织、厂矿、企业的党政领导权。

9月6日，黄兆其等人递送“改组云南省委”的方案给姚文元派到云南的“记者”，转交江青反革命集团。同时，他们又编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谁是刽子手》等造谣中伤的文章，大量印发，张贴于昆明街头。这批文章诽谤“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王必成、陈康是省委、昆明军区内的复辟势力”，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揪斗“复辟势力”、“还乡团”。他们扬言“要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他们密谋策划“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的方针，并决定要“打三个战役”，层层揪“复辟势力”，对省委领导“分析排队，各个击破，分裂和搞垮省委”。1976年的大反复，使云南贯彻省委26号文件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被全盘否定，许多刚落实政策、安排了工作的领导干部又被打成“复辟派”、“还乡团”，再次受到无情的批斗，云南再次陷入大动乱之中，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9月9日，毛泽东逝世，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而“四人帮”却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0月12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到云南，他们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便攻击、诬蔑中共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扬言要“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们分析形势，秘密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负隅顽抗，组织退却，安排第二套班子，制造混乱，转移斗争目标，妄图东山再起。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及时打击了“四人帮”及其在各地培植的帮派体系，才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云南省委带领全省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展揭发批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罪行，同时，对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了彻底地清查，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平反冤假错案。经过全面拨乱反正，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云南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振兴之路。

大事件

批判“‘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

批判“‘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及其作者，是云南“文化大革命”的起点。

1965年11月10日，江青和张春桥在上海秘密策划、指使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攻击的矛头并不限于吴晗。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10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根据这个提纲的精神，中央宣传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的文章。

江青看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受到抵制，便在林彪的支持下，于2月2～20日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遭到软禁；彭真和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被强行引入政治领域后，对吴晗的批判，株连到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并引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三家村’反党集团”假案。所谓“三家村”是指当时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的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3月28～30日，毛泽东3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用“吴南星”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5月8日，江青主持写了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在《解放军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在《光明日报》发表，进一步批判“三家村”，并指责北京市委“包庇‘三家村”’。《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知识性强，文笔生动，针砭时弊，批评过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但却被江青等人诬陷为“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竭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炮制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又在全国务大报刊转载。文章诬陷邓拓、吴晗、廖沫沙“合股开了黑店”，说他们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并扣上了“‘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政治帽子，叫嚣要揪出“指使”、“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扫涤“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在全国范围内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5月1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7期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当日，《云南日报》第三版在“工农兵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通栏标题下，登载了批判邓拓《燕山夜话》的一组文章。

5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宣称：“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对全国到处揪“三家村分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从此各报刊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连篇累牍，上揪下扫，波及全国，斗争的目标从吴晗、邓拓、廖沫沙扩展到全国文化界。

在全国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的大背景下，云南开始批判《云南日报》的专栏《滇云漫谭》，把该专栏的作者、云南日报社总编辑李孟北，原副总编辑、省人委办公厅副主任夏雨，副总编辑周钟德打成“‘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李孟北过去与邓拓在《北平解放报》同过事。1949年7月李孟北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南下进军云南时，邓拓抱病欢送。1962年春，邓拓来云南，作为邓拓老部下的李孟北，得知邓拓到昆明的消息后，前往拜会，畅谈之余，邓拓答应李孟北为《云南日报》副刊写诗。数日后，邓拓将写好的3首诗送给云南日报社，其中有2首刊登在1962年2月12日《云南日报》第三版《文化生活》副刊上。1962年10月，邓拓在《燕山夜话》第五集出版时写的《奉告读者》一文中，曾以赞赏的口吻提到《滇云漫谭》，说：“《云南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开辟了这样的专栏，名为《滇云漫谭》。我衷心祝愿这些报纸的专栏杂文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并且不断地改进内容，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同时希望读者们也能够从这些报纸的专栏中得到有益的知识。”批判者便指责说：“‘三家村’黑店掌柜所以这样‘衷心祝愿’的《滇云漫谭》，究竟贩卖的是什么货色?”另外，邓拓在《云南日报》上发表的诗中，有“海枯石烂情无尽，地久天长恨不泯”，“兴邦历代多谋略，溯远探源便可知”的诗句，也被说成是“反动句子”，“为《云南日报》后来发表的杂文奠定了反党的基调，也是‘史常真’这个笔名的由来”。因而《滇云漫谭》及其作者被认为是“‘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直接和‘三家村’及《燕山夜话》互相配合、互相呼应，向党进攻”。并说：“《滇云漫谭》和《燕山夜话》对仗得很好，是《燕山夜话》的支系。文章的体裁、风格、写作方法，都是摹仿《燕山夜话》的。它对党的攻击手法，也和《燕山夜话》一脉相承。”并由此得出结论：“《滇云漫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滇云漫谭》及其作者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实际上，《滇云漫谭》是《云南日报》在1962年副刊《文化生活》上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李孟北曾以“史常真”的笔名，在这个专栏里发表了23篇杂文。还与夏雨、周钟德一起用“李钟鸿”的笔名，发表过《立春有感》等一些杂文。这些杂文紧密联系当时云南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作实际和人们的思想实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全省的中心工作，引用历史文献和历史掌故，富有思想性、哲理性和知识性，说理透彻，文笔优美，针对性强，很受读者喜爱，根本没有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

为了“从反革命黑帮李孟北等手里夺回党报的领导权”，5月14日，省委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云南日报社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16日，工作组进驻报社，发动报社干部、群众揭露报社和李孟北的问题；组成报社“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报社的“文化大革命”，并取代了报社编委会的职权。

5月26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讨论云南日报社的问题，会议认为以李孟北为主要撰稿人的《滇云漫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应当在报纸上公开批判。29日，省委决定向中共中央西南局报批李孟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报告说，李孟北1962年曾在《滇云漫谭》专栏中发表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文章，与邓拓反党集团关系很不正常，组织上也是听其指挥的，还有其他反党活动，历史不清。30日，西南局批复同意。6月4日，在省委书记处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省委决定立即开展对李孟北的公开批判。6日，《云南日报》公开批判《滇云漫谭》，称它是“邓拓反革命集团开设在云南的分店”。7日，《云南日报》公开点名批判李孟北。8日，报纸从一版到三版发表了全省工农兵“声讨”《滇云漫谭》的消息、文章和来信，说：“《滇云漫谭》是直接和‘三家村’互相配合向党进攻，是邓拓反革命集团开设在云南的分店”，对李孟北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6月21日，中共中央电复西南局并告云南省委，同意撤销李孟北的职务。22日，省委决定成立《云南日报》新的编辑委员会，任命了新的总编辑。30日，《云南日报》登出《李孟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又一批材料。7月3日，《云南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夏雨、周钟德，号召“捣毁‘三家村’黑店在云南的分店”。从6月6日至7月18日的43天里，《云南日报》上就辟出了44个版面，连篇累牍地刊登了180多篇文章、评论、消息和来信，共41万多字。报纸上的批判文章对李、夏、周3人列出了“四大罪状”：一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二是恶毒攻击伟大的党和三面红旗；三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四是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思想改造，提倡埋头读书，提倡科学至上，在思想领域中推行“和平演变”。

与此同时，云南日报社召开职工大会，批判李孟北、夏雨、周钟德。云南日报社、省人委办公厅、云南省军区、新华社云南分社、《人民日报》云南记者站、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云南摄影站、《光明日报》云南记者站等新闻单位，联合举行了揭露、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李孟北、夏雨、周钟德大会。一些地州也召开了类似的批判大会。此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批判“‘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达数月之久。

在批判“‘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中，李孟北、夏雨、周钟德等人被撤销职务，关进“牛棚”，写检查，接受批判。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鼓动群众“查黑帮”，“挖黑线”，全盘否定报社“文化大革命”前16年的工作；要群众搞大揭发，大批判、大字报。一时间，报社编辑部大楼、大礼堂均贴满大字报，凡是与李孟北、夏雨、周钟德关系较为密切的人，都被挂在“黑帮”、“黑线”上，许多干部、职工也受到株连，遍布全省各地、各行业的报社通讯员中的一些积极分子，也被诬为“黑须须根”，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迫害。

批判“四月提纲”

1966年初，随着学术批判运动的逐步升级，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仅涉及所有以海瑞为题材的戏剧和其他文艺作品，而且扩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各主要领域，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批判吴晗及其他一些教授、专家、学者的文章，形成了全国范围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

2月，云南学术界连续举行了4次关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多数人在发言中认为，《海瑞罢官》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宣扬了阶级调和论和封建道德继承论，歌颂和美化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配合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进攻，代表了一股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是一株大毒草。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海瑞罢官》大体符合历史事实，是有现实教育意义的。

2月16日，省委收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17日，省委分管意识形态、文教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部长高治国批转宣传部副部长张更生阅，并向张提出了组成一个学术批判领导班子的意见。3月3日，为贯彻《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省委宣传部根据省委领导指示，主持成立了由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学术批判九人小组，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崔子明任组长，具体抓学术批判工作。3月5日，学术批判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高治国参加并讲了话，他说：“要坚决贯彻‘放’的方针”，“不要到处去抓小吴晗、小田汉”，“还是我在云南大学批巴人(按：著名作家王任叔的笔名，60年代初期，其文艺观点曾受到批判)的经验：批判巴人，提高自己；提高自己，批判巴人。我们也要批判吴晗，提高自己；提高自己，批判吴晗”，“通过批判吴晗，把政治水平提高一步，这就是目的”。“不要以为不找一个，我们就是政治上不敏锐了”。“我们过去批判中间人物时就有这个教训，好像不找一个，就怕人家说右倾，这类问题我们还是先把它当作认识问题”。

3月29日，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周兴要省委宣传部汇报云南学术讨论的情况，参加汇报的人由省委宣传部指定。到会的有云南大学副校长李广田，省历史研究所所长侯方岳、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崔子明，云南省文化局局长陆万美等。周兴听完汇报后表示很不满意，明确指出：我省应该列于还没有动的13个省之一，要加强领导。并提出：一、党委要亲自把学术批判抓起来；二、这是一场兴无灭资的斗争；三、我们对文化战线的底子还不清楚，要进一步摸清底子。

4月2日，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高治国3月5日的讲话、周兴3月29日的指示以及前一段云南学术批判中了解到的情况，整理出《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意见》(后来被称为“四月提纲”)。4月7日，经补充修改后打印送给正在举行的省委工作会议讨论，并作为云南开展学术批判向西南局的汇报材料。这一文件的“情况”部分，叙述了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在云南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的震动，以及他们对这场论战的疑虑。有的感到恐慌，不知所措，有的对姚文元的文章有不同意见，认为“绝对化、片面化”，“用一条阶级界限，就把历史人物一笔抹去”，“把退田与单干风联系起来，平冤狱与翻案风联系起来，加罪吴晗，不够与人为善”，“不顾客观事实，歪曲、偏激，今后谁还敢评论历史人物?谁还敢写历史剧?”有的提出：“这次是不是1957年?”“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等。“意见”部分提出：一、要分步骤把中央指示精神贯彻下去；二、要坚决贯彻中央“放”的方针。当前云南学术界的问题，大量的是认识问题，可以采取“批判吴晗，提高自己；提高自己，批判吴晗”的方法，达到在学术界划清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个主义界限的目的，而不要硬找我们这里的“小吴晗”、“小田汉”，使多数人能解除顾虑，在批判吴晗等人的过程中，自觉地批判自己的错误观点，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大多数人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观点上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划清界限，逐步形成无产阶级学术队伍。如果在讨论过程中，发现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言行，是什么问题就当作什么问题对待；三、引导工农兵群众参加这场斗争，推动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文化；四、各个有关的学会、党校、大学、文联等单位，都要把学术讨论工作认真抓好；五、在大学文史系和昆明市的中等学校中搞若干试点，摸索深入讨论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如教学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

在3月底时，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受到批判。毛泽东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于是，4月18日，云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了《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意见》，认为有严重错误，要立即收回。

为适应领导云南“文化大革命”的需要，4月4日，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中共云南省委文化革命九人小组”，由高治国、刘披云(省委常委、副省长)、岳肖峡(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崔子明、王甸(省委副秘书长)、张更生、任大卫(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孟北、黎韦(昆明市委书记处书记)组成，高治国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张更生兼任办公室主任。5月7日，省委常委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会议决定撤销省委文化革命九人小组，正式成立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指定由高治国、许志奋(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甸、张世祯(团省委书记)、任大卫5人组成，高治国任组长，并设立办公室，王甸任主任。5月19日，阎红彦在西南局开会期间从成都打电话回云南省委提出：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还要增加一些人，至少增到20人。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还是改成文化革命小组，不要“领导”二字。30日，省委向西南局上报调整后的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由高治国、马文东(省委秘书长)、许志奋、戈力(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甸、张世祯、任大卫7人组成，高治国任组长，马文东任副组长。31日，西南局批复同意。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帜，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6月4日上午，省委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批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情况和意见》有“原则性错误”，说它反映了一些人的思想情绪；批评高治国“擅自成立‘九人小组”’，要对高治国和省委宣传部进行检查。在工作组的发动下，云南大学贴出了大量批判高治国的大字报，仅7月1日前的2天时间就贴出了732篇2792张。7月8日，大字报竟多达2220篇11811张。昆明医学院、昆明农林学院也先后贴出了揭发批判高治国的大字报。

6月28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免除高治国的省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和西南局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职务，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接替。29日晚，省委书记处讨论《高治国的错误向西南局的报告》。7月1日，西南局批复同意省委的决定。2日，省委常委会议讨论高治国的错误性质，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会上对高治国下了“牛鬼蛇神”的结论。4～6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吸收部委和大口的少数负责人参加，对高治国进行揭发批判。9日，省委将揭发批判情况向中共中央并西南局作了报告。《报告》中将高治国1960～1964年在担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期间提出的“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办好学校必须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等，说成是“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行了一整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把重视发挥老教授的作用，强调“全校51个教授、副教授是一批了不起的财富”，说成是“提倡教授治校，宣扬业务第一，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把落实政策，为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处理的老知识分子甄别平反，说成是“为右派喊冤叫屈”、“为牛鬼蛇神翻案”；把“文化大革命”初期讨论学术批判时提出的“不硬找小吴晗、小田汉”、“批判吴晗，提高自己，提高自己、批判吴晗”等，说成是“打击左派，包庇右派”、“极力抗拒和破坏文化大革命”。诬陷他“背着省委组成了一个九人的‘学术研究小组’，实际上是拼凑了一个右派势力集团，把领导权交给他们”；认为“《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意见》，是一个彻头彻尾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纲领”。《报告》最后说：“省委常委7月6日会议一致认定高治国是一个钻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决定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彻底肃清他的影响。省委决定成立专案小组，对他的罪行彻底进行清查。”西南局7月20日批示：“中央并告省委，我们同意云南省委7月9日报中共中央并西南局的请示中提出的成立专案小组对高治国的罪行彻底进行清查的意见。关于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的问题，经我们与云南省委商议，改为在内部进行彻底批判。撤销高治国省委书记处书记及一切职务的问题，可待批判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再行宣布。当否，请批示。”(中共中央未作批示)

7月9日，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省委宣传部，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在宣传部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公开宣布，要揭发宣传部的问题，抓高治国的“黑班子”。宣传部全体干部停止工作，投入运动。在工作组的部署下，运动的矛头对准参与研究、起草、审阅《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意见》的高治国、张更生和吴玉才，把他们打成“高、张、吴反党集团”，还把宣传部的一些干部打成所谓的“高治国的亲信”，在大会、小会上进行揭发和批判。高治国、张更生、吴玉才等人被隔离审查，受到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遭到迫害。

红卫兵大串连与“扫四旧”

随着红卫兵运动而兴起的是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连。

1966年8月16日，北京召开了外地来京学生大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对学生来北京串连的“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支持，希望他们“依靠自己，推进运动”。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北京的红卫兵一批批离开北京奔赴全国各地串连。18日，北京召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到京串连的50万名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肯定了全国的大串连，“这是很好的事情，中央支持你们”。并宣布：“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通知，决定组织外地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一律免费乘火车，生活给补助，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此后，全国掀起红卫兵大串连高潮，这是全国大动乱的前奏。

8月27日，西南局指示云南省委：“群众来省委机关，不管是哪个学校的都表示热烈欢迎，热情接待，特别要表示欢迎一切革命学生的批评意见；说服学生不要给不同意见的学生戴反革命帽子，不同意反对省委的同学也不要提‘保卫省委’等口号。”

8月28日，云南籍在北京上学的第一批23名学生到达昆明进行串连活动，他们到达昆明后，拒绝省委接待人员要他们住宿云南大学的安排，而住到“炮轰派”占优势的昆明工学院进行串连活动。9月4日，南下串连的红卫兵和昆明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在省委机关门口静坐示威20多个小时，要求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接见。9月8日，《云南日报》在第一版发表题为《热烈欢迎来自首都的红卫兵》的短评，表示对来串连的红卫兵的热烈欢迎。至9月底，先后来云南串连的外地红卫兵有5000多人。北京南下串连红卫兵的到来，对昆明地区以至全省影响都很大。8月30日至9月25日，阎红彦、周兴、赵健民、秦基伟、刘明辉、孙雨亭、薛韬等省委领导先后20多次接见了他们，主动介绍云南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听取他们对省委的批评和意见，对极少数当时认为是不能正确对待南下学生活动的领导干部还进行了批评或处理。

针对南下红卫兵的串连活动，省委成立了“‘文革’接待站”，接待全国各地来昆明串连的红卫兵，食宿免费，乘车借支(实质上是送)。目的是“突出接待站，掩护“文革”办公室，确保省委书记处”。据省委“‘文革’接待站”1967年1月底报告，仅省的接待站就开支现金569万多元，粮票629万斤，布票105万尺，汽油2．43万公斤，宣传车300多辆次。1966年8月下旬地、市委书记会议后，各地、市委的“‘文革’接待站”也相继成立，在当地起着与省委“‘文革’接待站”任务相同的作用。

云南的学生也开始赴京串连。9月1日，省委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学生强烈要求派代表上北京的问题，决定分批选派学生到北京串连。9月2日，昆明地区红卫兵第一批443人出发赴北京串连。至10月底止，全省赴京串连的高等、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共达4万多人，超过原安排2．4万余人的指标。为了解、掌握云南学生上京活动的情况，做串连学生的工作，省委决定在北京设立食宿接待站，派人去做接待工作。

昆明“八二三风暴”后，各大、中学校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省委对红卫兵运动除了表示支持外，还千方百计加以引导。省委采取了“几红(“红五类”)夹一黑(“黑五类”)的策略，组织红卫兵左派力量“红五类”子女与“黑五类”子女进行斗争。9月11日晚，省委书记处根据昆八中红卫兵的倡议，就成立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进行讨论，赞同成立“总部”，并决定由赵增益(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出面组织。12日，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宣布成立。13日，6700多名红卫兵在国防体育场举行誓师大会，他们在《宣言》中宣称：“我们是革命的‘红五类’子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子孙，是无产阶级的后代。”省、市委领导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到会祝贺，阎红彦、秦基伟、赵增益及南下红卫兵代表在大会上讲了话。阎红彦说，吸收他参加红卫兵组织，给他戴上红袖章，感到非常光荣。这支红卫兵是以“红五类”的子女为主体，加上当时自认为是“真正的左派”分子组成的，观点属于“反炮轰”派。大会之后，昆明出现围攻南下红卫兵的大字报。

红卫兵的一些活动，引起社会的反感和反对。同期，昆明地区连续发生汽车技工学校围攻红卫兵，昆阳的农民、机关干部围攻化工学校红卫兵，呈贡的红卫兵给县委贴大字报被县委认为是反革命言论，省勘测设计院造反派被批判等事件。

9月11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批示的精神，发表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肯定了红卫兵运动“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这是运动的主流”。由于中央党报的倡导和支持，红卫兵运动更加狂热。

9月17日，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组织3．5万多名红卫兵师生参加经验交流会，邀请首都南下昆明串连的31名红卫兵介绍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贯彻执行无产阶级路线的经验。会上，北京广泛流传的血统论和唯成分论被大肆宣扬。有的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红五类”子女，依靠红卫兵，依靠真正的革命左派。有的说，我们就是要讲成分，就是要讲阶级烙印。我们的阶级烙印是红的。剥削阶级的子女，首先必须承认自己身上有黑烙印，接受教育，自我革命，加强改造，脱胎换骨，背叛剥削阶级家庭，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我们才能团结他们。20日，《云南日报》对会议情况作了长篇报道。会后，有些大中学校又邀请北京南下串连学生去作报告或播放报告录音。从8月以来昆明地区即广泛传播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自来红”、“自来黑”等错误观点进一步发展，在学校中普遍自发地划分所谓“红五类”(即革命家庭出身的子女)和“黑五类”(即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不少学校还制造了所谓“红色恐怖”，斗争“黑五类”同学，逼迫他们“挖黑烙印”，不准他们进行革命串连，不准他们唱革命歌曲和样板戏，有的还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这种学生斗学生的局面，持续了几个月。

10月中旬，北京批判“血统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也被认为是“官办的保皇总部”，在舆论的压力下，一些红卫兵相继退出“总部”，另立组织，“总部”随着运动的发展逐渐消失。

在北京南下红卫兵的支持下，11月，昆明红卫兵到北京告云南省委的状。他们一下火车就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热情接待，把他们接进中南海住下，他们在北京活动了21天后才返回昆明。红卫兵串连活动受到鼓励后，串连超出了学校的范围，延伸到机关、厂矿企业、农村以至边陲。党政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部分群众也纷纷起来造反，组成各种名目的“战斗队”，与学校的造反组织串连挂钩，完全打乱了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加剧了对“走资派”、“黑帮”的造反活动。一些南下红卫兵与云南省级机关的一些干部，伪造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阎红彦、赵健民等人的所谓“叛徒”材料，还四处调查云南省党政军的一些领导干部的历史情况，企图加以陷害。

11月底，中共中央发出结束红卫兵串连的通知，但直到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的决定后，红卫兵的串连活动才基本停止。

在大串连活动中，红卫兵所到之处，都开展了破“四旧”的活动。所谓“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舆论的误导和“造反有理”的煽动下，破“四旧”实际、上形成了对传统文化、历史遗产、风景名胜、文物古迹、寺庙殿堂、风俗习惯、民族特色等多方面的大冲击、大破坏、大扫荡。地处边疆的云南受害深重，大批珍贵典籍、古玩、书画被烧毁捣烂，许多街巷和“老字号”名牌商店被强行改名，服务群众的茶馆、私人诊所被查封，仅昆明就有430条街巷和数以万计的商店被改名，96个茶馆、117户私人诊所被查封。一些著名商品和少数民族特需用品被勒令停止生产销售，甚至人民群众的穿着、发式、民族风俗习惯、正常的宗教活动也被当作“四旧”来扫。不少地区的庙宇、道观被强行关闭或砸烂，神职人员被赶走，僧尼被勒令还俗，经文被焚毁。许多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全部被毁，有的受到严重损坏，如著名的鸡足山金顶寺铜殿、安宁法华寺石窟、大理元世祖平云南碑、丽江忠义坊、潞西风平佛寺与金宝塔、中甸归化寺、保山卧佛寺、腾冲来凤寺等。作为昆明市城徽标志的金马碧鸡坊也被拆除捣毁。德宏、西双版纳、临沧等地的佛寺，几乎全部被破坏。

破“四旧”又和揪斗所谓“牛鬼蛇神”结合进行。非法抄家、游街示众、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勒索财物等违法乱纪现象普遍发生，仅昆明市就有1749户被非法抄家，包括被保护而住于昆明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36户也被批斗和抄家。据不完全统计，全市被抄走的财物有黄金4800两、银圆2．99万元、珠宝玉器1．36万件、现款9．84万元、有价证券93．73万元、珍贵工艺品和历史文物3613件。破“四旧”的这些行动，严重破坏了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造成了严重后果。

“八二三风暴”与“九一四风云”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随后，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一些学生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6月初，北京大学附中等一些中学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组织。从此，由中学生首先自由组合的团体红卫兵开始作为一种集团力量，步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六七月间，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先后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几张大字报，并经江青转送给毛泽东。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写了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当日，还在全会上印发了这封信和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2份大字报。此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的主力军。红卫兵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开始出现动乱。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6月4日上午，省委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仿照北京市委派工作组去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对各个大学派出强有力的工作组，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根据省委决定，第二天，派出64人组成的工作组，由岳肖峡、赵守义(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马文东、张克(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张世祯5人带领，分别到昆明地区的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工学院、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医学院等5所高等院校领导开展运动。接着，省委又派出工作组到省文化局、省广播事业管理局、省体委、云南民族学院、省第一人民医院、省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开展运动。工作组进驻上述单位后，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工作组以昆明师范学院为点，总结经验，写出了《关于高等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一些初步意见》，指导全省开展“文化大革命”。7月25日，省委发出了《关于当前中小学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各地、州、市、县也普遍向中、小学派驻工作组。根据中共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工作组进驻高等院校后，主要是发动群众贴大字报，揪斗所谓“三反分子”、“牛鬼蛇神”、“黑帮人物”。到7月中旬，共张贴出大字报13．7万多篇，被点名的党政干部、教学人员有1867人，占党政干部、教学人员总数的53．7％。经工作组初步排队，包括已经认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问题的重点人物”141人，占干部和教学人员总数的4％。在《云南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了昆明医学院党委书记颜义泉、云南大学副校长李广田，昆明农林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彭少彭等人，后来，李广田和昆明工学院副院长竺良甫被迫害致死。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他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在8月4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批评工作组“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他认为派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派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随即作出决定，一律撤出工作组。会议期间，8月5日，省委通知各地、州、市委说：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省委决定派到各大、中学校去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一律撤出，并且认为省委原派工作组的决定是错误的；工作组在工作上也有错误，框框套套，包办代替，这些都妨碍放手发动群众。地、州、市委负责同志要给全体师生员工做报告，说明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从正面说明撤销工作组的积极意义，宣布工作组撤出，然后放手让师生员工讨论选举产生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根据这一通知，各地迅速从各大、中学校撤出工作组。工作组从派进到撤出，历时2个月。之后，省委为了防止出现混乱，决定派驻调研组、联络员，组成各校“‘文革’小组”，继续领导运动。但是，不久就被红卫兵、造反派驱赶。参加工作组的干部，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大部分都遭到了揪斗。

工作组撤出后，8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传达到县团级。经过红卫兵辗转传抄传播，迅速传遍全国。“炮打”、“炮轰”中央各党政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机关的浪潮迅速高涨。8月23日，昆明地区的1000多名学生抬着“炮轰云南省委”、“火烧昆明市委”的大幅标语，上街游行、演说，并冲入省委机关大院，迫使省委正在召开的工作会议休会，制造了所谓的“八二三风暴”。

这一“风暴”的起始是：8月22日，昆明农林学院林学系一名学生收到来自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一名学生8月20日给他的串连信，信中通报了他们到天津大学支持成立红卫兵组织，罢了校领导的官，并且提出“火烧天津市委，炮轰河北省委”的口号，“天津大学几千人步行去北京，党中央、毛主席派火车去途中接他们，支持他们的革命精神”的情况。还讲了首都及其他省红卫兵运动的动态：说“革命派”冲出校园，“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炮打司令部”，“中央已经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团中央改组”。信中询问“云南省委的盖子是否揭开?”“昆明各高校的‘文革’运动是轰轰烈烈还是冷冷清清?”表示他们愿意立即南下支援。昆明农林学院的这名学生看信后，马上进行串连活动，当天下午就把来信抄成大字报贴在学院食堂门口，晚饭后又聚众宣读了毛泽东写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一时间轰动全校，引起强烈反响。他们指责：“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与党中央的指示背道而驰”，认定“云南的党、政、财、文大权落到了以阎红彦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手里，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把云南搞成水泼不进，针插不下的独立王国”，扬言“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云南”，决定“杀出去，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把阎王殿(指以阎红彦为首的省委)砸个稀巴烂。”

当晚，昆明农林学院部分学生把来信赶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还写了一份呼吁书，质问省委13个问题，抬着毛主席语录牌、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分三路连夜出动串连，一支150多人的队伍当晚“杀向省委”。到了省委机关，他们指名要见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一位省委副秘书长出面接待，把他们请进省委礼堂，听取他们的意见。学生们一听是副秘书长接见，便不理睬，各自读毛主席语录。22点25分，周兴出来接见。周兴表示欢迎同学们对省委提出的批评。学生们质问说：“为什么不挂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为什么没有一张毛主席语录?”批评“云南省委贼胆包天”，质问：“阎红彦从北京开会回来，为什么不讲北京造反派的革命经验?”，“8月18日毛主席在首都接见百万红卫兵，为什么没有云南的代表参加?”，“阎红彦为什么要封锁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周兴回答说：“你们怀疑省委有黑帮，你们拿出材料来。”，“省委是正确的，红彦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你们要求上北京的事，中央有通知，怎么去还要商量。”学生一直到8月23日凌晨2点多钟才离开。

另一方面，昆明农林学院一支70人的队伍到云南民族学院、昆明师范学院、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云南省中医学院串连，除云南大学学生表示冷淡外，其他院校的学生表示响应和支持。串连活动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5点多钟。

8月23日上午7点多钟，昆明医学院、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工学院、昆明冶金工校、昆明师范学院、云南省中医学院、云南农业大学和昆明一些中学的造反派约5000人，抬着“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委”、“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大标语牌上街游行示威后，分9批先后进入省委机关大院。他们的口号、质问、所提要求的内容都是一致的，都提出“要求上北京，要见毛主席”、“要阎红彦出来接见”。当日，阎红彦正在主持省委工作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由于学生到省委大院造反被迫休会。阎红彦和周兴、孙雨亭等省委领导人来到大礼堂接见学生。阎红彦耐心地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同时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欢迎他们对省委提出批评，并指出：“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的。有好的经验，也有方向路线错误。”“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我们只有造国民党反的经验。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老实说，我们是没有经验的。怎样造反，还是要靠我们独立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聚集在省委礼堂的学生在阎红彦等省委领导耐心的开导下逐渐散去。个别人开始时曾寻机生事，气势汹汹，甚至企图向阎红彦身上扔大字报，最后，只好甩了大字报而去，这就是所谓的“八二三风暴”。这一“风暴”后来被造反派称为“春城风暴”、“春城人民的骄傲”、“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实际上是全省城乡社会动乱的起点。

“八二三风暴”后，接踵而来的是“九一四风云”。从8月底开始，大批南下学生到昆明串连，到“九一四风云”发生时，已先后达到2145人。围绕当时昆明地区“炮轰”与“反炮轰”的大辩论，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出了“怀疑一切”、“炮轰一切党组织”、“斗倒一切当权派”等口号，号召“炮打省市委”、“炮轰西南局”，公开支持“炮轰派”学生，贴出“炮轰省委”、“八二三是革命行动”的大字报。9月5日，他们和昆明地区部分院校的造反派召开了“炮轰省委”的大型串连会。当日，持这种观点的六七十名南下学生到省委机关大门口哄闹，静坐绝食示威。当时，昆明地区持另一种观点的南下学生和大部分大、中学校学生及机关干部，对那部分南下串连学生的行动表示反感。他们在学校、街头公开和那部分南下串连学生辩论，骂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要他们“滚蛋”。9月14日上午，在一些南下串连学生的支持下，云南大学和昆明师范学院中的造反派学生，成立于“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他们把批判《云南日报》作为“炮兵团”成立后的第一次“革命行动”。

9月14日，“炮兵团”组织了41所院校1100多人的造反队伍，举着“炮打司令部”、“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炮打阎红彦”的标语上街游行，发表演说，散发传单。队伍到了云南日报社，指责改组后的《云南日报》新编委在1966年6月30日发表的社论《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办报的最高指示》、9月10日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9月11日社论《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是“压制群众运动”，“放了很多毒”，“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十六条》”，“只字不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论完全是阎红彦讲话的翻版，就要反，就要批，要对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立场进行彻底的批判”。提出要《云南日报》立即停刊，改组《云南日报》新编委，揪出总编辑，打倒“保皇派”。报社工作人员据理力争，劝阻他们遵守中共中央的保密通知，维护报纸发行的正常工作秩序。经双方协商，同意11名学生代表进报社贴大字报。11名学生代表进入报社后只贴了一张大字报后就改变了主意，不贴大字报，扬言要把大字报寄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报社工作人员劝他们出去未果，而门外的红卫兵却借口报社扣留了他们的代表，又冲进省委大院，一定要阎红彦接见并处理此事。省委派干部和学生代表一起到报社调查，证实报社没有扣留学生。学生在无法再闹下去的情况下，才于15日上午7时离去，这就是所谓的“九一四风云”。

省委对造反派的“炮轰”行动进行了抵制。8月23日下午，省委动员机关干部和与“造反”学生观点对立的部分学生，到省委机关保卫省委，与“炮轰”派辩论。8月24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会议期间播放了8月23日阎红彦、孙雨亭在省委礼堂接见红卫兵时的录音，让与会的地州市委书记了解事实真相，弄清是非。会议对闹得最厉害的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工学院那部分师生进行了声讨。省委交待昆明工学院要做好造反学生的工作，否则要追究领导责任；组成昆明农林学院“文化大革命”小组，派联络员进校了解动向，控制事态发展。8月25日，昆明街头出现了“炮轰省委还是保卫省委”的大辩论时，阎红彦在省委召开的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筹委会上表态：“炮轰省委可以，轰西南局不行，我不同意”；“有问题你就轰，没有问题不怕你轰，轰也轰不倒”。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在一次会议上也态度鲜明地说：“对炮轰应有阶级内容、阶级分析，说炮轰是给省委提意见我赞成，说炮轰是打倒，我反对。”8月28日，省委召开书记处书记会议，讨论形势问题。阎红彦强调：“他们想制造一个事件，拿着几件血衣上北京，那些谣言不值一驳。”同日，阎红彦又参加了昆明工学院师生员工大会。他说：“如果省委不执行毛泽东思想，当然应该轰，至于你轰得对不对，那还要看事实。如果是轰牛鬼蛇神，就是革命嘛!你没有轰牛鬼蛇神，一定要我承认是革命的，那也是不必要的”；“要说云南省委都是牛鬼蛇神，我现在还没有觉悟到那个水平”。

由于“八二三风暴”号召“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把矛头直指省委和昆明市委，把省委主要领导人指斥为“阎(红彦)、孙(雨亭)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开树起“造反”大旗，呼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冲击党政领导机关，这引起了受党长期教育的广大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和群众的强烈反对，并由此引起了一场社会性的大辩论。8月23日晚，云南大学和昆明市第八中学的400多名学生涌进省委大院，提出要与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工学院提出“炮轰省委，火烧市委”口号的学生辩论，并贴出一张大字报，说“笼统提出‘炮轰省委’是反革命口号”，并提出“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省委”。双方围绕是应“炮轰省委”还是应“保卫省委”展开激烈辩论，直至天明才散去。8月24日，从清晨到深夜，人群聚集在省委机关礼堂内外围绕“炮轰”与反“炮轰”的问题继续展开辩论。云南大学、昆明医学院、昆八中、昆一中、昆二十四中、昆二十五中部分师生约3000多人，从下午3时到午夜3时，在昆明医学院大礼堂也围绕“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是革命行动还是反党行为进行了长达12小时的辩论。之后，从25～27日又连续召开了几次大会，继续进行辩论。大多数师生认为：空喊“炮轰”、“火烧”，无具体事实，借此煽风点火是反动的，谴责北京来信“不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而是一封黑信”。两种对立观点的大辩论不仅扩大到各大、中学校，还波及到省、市厂矿企业之中。昆明市的街头、大中学校、一些机关、厂矿部分群众也围绕“炮轰”省委还是“保卫”省委这两个对立的观点展开了长达几个月之久的辩论。

“八二三风暴”发生后，一些学校出现了与红卫兵对抗的自发组织，9月下旬以后，各院校越来越多地出现自发的“红卫兵”或造反派组织，都支持“炮轰省委”。原来持反对“炮轰”观点的红卫兵总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兵团和捍卫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派总部等群众组织，开始被压挤，在后来造反派进驻昆明军区，中央表态说它们为保守组织后，逐渐被砸烂或瓦解。其他众多的造反派组织，逐步形成了“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和“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兵团”两个大的造反派组织。

“八二三风暴”后至9月中旬，昆明工学院出现了“延安红卫队”、“井冈山红卫队”、“炮轰战斗队”、“八二三无产阶级造反队”、“八二三战斗队”、“向阳赤卫队”等13个组织，成员100多人。10月20日，昆明工学院部分学生成立了“井冈山八二三战斗团”，成员23人，一个月后，成员迅速发展到上千人。12月23日，昆明工学院11个战斗团队联合成立了“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

9月4日，云南大学成立了“云南大学‘共产党宣言’战斗队红卫兵”和“毛泽东主义捍卫小组”2个组织，以后几天，又相继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战斗队”、“反修战斗队”、“捍卫毛泽东主义前卫小组”、“毛泽东主义敢死队”等组织。9月14日，上述组织联合成立了“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昆明师范学院也成立了“昆明师范学院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到“九一四风云”前后，“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发展到100多人，成为当时人数最多的造反派组织之一。1967年1月1日，昆明地区各大、中学校的“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和相同观点的各厂矿、机关的战斗队(团)以及一些专、州、市、县相同观点造反团队的代表1万多人，在云南大学召开大会，联合成立了“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兵团”。

“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和“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兵团”在发展过程中，多次联合召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口号在当时的舆论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10月11日，由“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赴京人员在首都体育场召开了第一次“批判云南省委、昆明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10月23日，昆明部分院校和南下串连的共42所学校1200余名学生在昆明检阅台召开“向云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进军大会”。到12月，一共在检阅台召开了几十次“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1月8日召开的批判大会，会上逼迫阎红彦作了公开检查，以大理地委书记邵风执行了“资反路线”为由，逼迫阎红彦当即在检阅台上召集省委常委会，决定罢了他的官。会后，阎红彦即让人转告邵风说，出于压力，希望理解，表示歉意，此决定不算数。以此为先例，全省到处逼领导公开检查和当场对干部罢官的作法一时成风。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炮轰派”的势力越来越大，从大、中学校波及到大的工厂，相同观点的各种战斗队也联合组成各种“战斗团”或“兵团”。11月，“昆工八二三战斗兵团”和“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及南下学生，联合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11月下旬又组成“向以阎红彦为代表的云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联合指挥部”。12月11日，在检阅台召开了首次“炮打司令部”大会，大会上第一次喊出“打倒阎红彦，建设新云南”的口号，把“炮轰省委”的运动推到了要“打倒阎红彦”的高峰。12月14日，又发起召开了约7万人参加的“纪念‘九一四’三周月大会”，要求《云南日报》报道大会情况，要求省委为“九一四革命行动”平反，遭到拒绝后，造反派率队到了云南日报社，强行封闭了《云南日报》地方版，逼省委和报社领导答应出《新闻电讯》，致使1966年12月15日至1967年1月13日期间停止发行《云南日报》。

1967年1月2日，“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和“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兵团”等100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八二三风暴”后关于“炮轰省委”还是“保卫省委”的争论并未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分歧越来越大。1月6日，赵健民被游街后，一些“战斗队”、“红卫兵”和群众表示了强烈抗议，要求捉拿凶手“严加惩办”，并组织了7万人的队伍游行经过昆明军区，向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造反派表示强烈抗议。昆明街头又掀起了“该不该进驻军区大院”，“该不该抓赵健民游街”的大辩论。1月22日，以“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62个造反派组织，从“大联合指挥部”中分裂出来，成立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而另一派继续沿称“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在“一月风暴”中，两派都为了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竞相起来夺权。随着分歧的加剧，以后，两派又经过不断分化组合，正式形成云南的两派群众组织。一派以“大联合指挥部”为主，成立“八二三战斗兵团”，简称“八派”。“八派”把“八二三”作为自己的造反纪念日，提倡发扬“八二三造反精神”；一派以“新云南”为主，成立“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简称“炮派”。“炮派”把“九一四”作为自己的造反纪念日，提倡发扬“九一四造反精神”。

阎红彦以死抗争

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建国17周年庆祝大会上煽动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文化大革命”成为一场长时间的大内乱。

10月9～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问题，中心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陈伯达在会上的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云南参加会议的有阎红彦、赵增益、马文东。会后，云南和全国其他各地一样，迅速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党和政府的大批领导干部以及前一段派驻学校的工作组组长和成员，被冲击揪斗。11月5～30日，省委召开11月工作(扩大)会议，即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着重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问题。在省三级干部会议期间，造反派召集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即达10多次。在昆明地区及南下串连红卫兵2次在检阅台召开的“向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上，阎红彦代表省委到会检查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11月29日，省级机关造反派和昆明地区学生造反派在昆明拓东运动场召开“炮打刘明辉大会”，批斗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刘明辉。三干会议一开始，许多干部就纷纷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很不理解，有的说这场运动是“打闷棍”，是“把各级领导干部当成敌人往死里打”。对“炮轰”、“声讨”等口号极为反感，认为这种做法“大方向不对头”、“一定有坏人捣乱”，盼望“有朝一日，来一个反击”。为把到会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上来，省委采取“会内与会外相结合，学习文件与亲自实践相结合，揭发批判省委与自我检查、自我提高相结合”的方法，组织到会干部到学校和学生开座谈会，观看红卫兵扫“四旧”战绩展览，参加造反派主持的批判大会，听取省委负责人的检查等等，干部的不满情绪表面有所缓和。三干会以后，围绕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上到下，大批领导干部被揪斗，领导班子完全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社会秩序日益混乱，省委已根本无法控制局势。

1967年初，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入高潮。

1月4日，“大联合指挥部”和“南下造反兵团”等造反组织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省委主要负责人到会作检查并接受批判。会前，省委书记处开会研究，考虑到当时有几个造反组织制造的案件尚未解决，双方都要抓对方的凶手，担心在大会上发生武斗，而且有许多工人学生和干部也不同意开这个大会，声称如果南下学生鼓动一定要开这个会，就要停水、停电、罢工、罢市。省委担心参加大会会引起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因此决定不参加这次大会。省委即派人与黄兆其联系，反复劝说这样的大会暂时不要开，如果一定要开，省委领导不参加。但黄兆其不听劝说，坚持召开大会。大会开始后，不见省委领导人参加，黄兆其便造谣煽动说：“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省委书记处书记)把阎红彦藏在昆明军区大院内。”并以“阎红彦对抗群众，躲进昆明军区”为借口，带领参加大会的数万名群众冲进昆明军区大院，声言：“捉拿阎王爷，捣毁阎王殿”。造反派强行冲进军区大院后，高呼“秦基伟，把阎红彦交出来!”并三番五次冲击军区机要大楼。解放军战士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手挽手组成一道道人墙，奋力抵挡他们的冲击，保护着机要大楼。军区大院内，造反派的宣传车开进开出，高音喇叭在不断狂吼乱叫，各派组织的旗帜横七竖八，摆满一地，军区大院内有下棋的、打扑克的、看热闹的、打架斗殴的，一片混乱，人声鼎沸。

造反派冲击军区大院时，阎红彦和省委书记处的书记们都在省委宿舍大院内书记处临时办公地点。阎红彦听到消息后，决心出来向造反派讲明道理，说服造反派撤出军区，但其他省委领导都不同意，认为“现在有理讲不清”。秦基伟、李成芳(昆明军区第二政委)也来电话劝阻他千万不要出去，说“由军区出面，设法解决”。阎红彦由于长期积劳成疾，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自中央工作会议后，被各种造反组织不断勒令参加“批判资反路线大会”，肉体和精神受到严重摧残。为避免造反派的纠缠，大家劝他到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峪休息。他到小麦峪后，一下车就打电话询问有什么新情况，想待机出去做造反派的工作。1月5日，由昆明军区党委决定负责阎红彦安全保卫工作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到小麦峪向阎红彦汇报了造反派冲击军区的情况。此时，阎红彦仍力图扭转混乱局面，还就战备工作、军训问题、工人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作了指示，要求工人搞运动不能停产。

1月5日，秦基伟出面向造反派解释说：“阎红彦和省委其他领导都不在军区”。但造反派不相信，仍然到处搜寻。在黄兆其等人的煽动下，财贸职工中的造反派还将小吃店搬进军区大院，供应食品，作出长期安营扎寨的准备。

1月6日，周兴和造反派谈判，做黄兆其、刘殷农的工作，提出只要他们离开军事机关，答应阎红彦可以出来接见群众。但黄、刘坚持先接见后撤离，因而未达成协议。此时，“南下造反兵团”已油印出“炮轰军区，打倒阎红彦”的传单，声言“昆明军区已经成了阎红彦的黑保护伞”，“我们就是要砸烂这个黑保护伞!我们就是要揪出阎红彦!打倒阎红彦！”“不把他揪出来游街誓不罢休!”“紧急呼吁一切革命造反的红卫兵，立即投入战斗，到军区去，到街上去!那里是斗争的最前线!”“大联合指挥部”在《告全省人民书》中还声称：“革命群众为了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停止生产，忍饥挨饿进行艰苦斗争”，“昆明市部分罢市已经开始，全市性的罢市就在眼前”，“工人同志参加这一革命行动而不能上班，工资必须照发”。刘殷农还提出：“再过六小时，阎红彦不出来，就罢工罢市”。他的煽动，虽然遭到广大群众和指挥部部分人的反对而未公告全市，但已造成大量工人停工，还调用了大量生产用车和物资，严重影响了交通运输和生产的正常进行。由于在军区大院内寻找不到阎红彦，有一部分人便到省委书记处办公大楼寻找。他们一进书记处大楼，就插起造反派的旗帜，在门、窗、走廊墙上刷满“砸烂黑省委”、“打倒阎红彦”的大标语。阎红彦的办公室也同时被造反派占领，家也被抄了。

1月6日，由于赵健民与前来揪斗阎红彦的造反派据理力争，被造反派强行戴高帽子游街。阎红彦闻讯后，十分愤慨，立即指示以省委名义向造反派头目提出书面抗议，同时安排人立即将这一段时间省委对待造反派的工作情况、目前状况及下一步的打算上报中共中央；并指示：秋收秋种一定要搞好，要抓紧公余粮的收购工作，不然来年就要饿肚子；省委不能散，集体领导一定要坚持，书记处要赶快开一个会，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对付困难局面，抓好工作。傍晚，他和周兴乘车进城，了解到昆明军区大院内的混乱状况，他的办公室被封，家也被抄，只好同周兴又返回小麦峪。

1月7日，省委准备开会，阎红彦通过电话与秦基伟交换了要开会商量工作的意见。下午3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收到云南省委的报告后，对阎红彦十分关心，来电询问阎红彦在什么地方?身边有些什么人?安不安全?要说服造反派不能抄阎红彦的家，你们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1月8日凌晨1时许，陈伯达从北京打电话指责阎红彦说：“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阎红彦严词拒绝了陈的指责，并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陈伯达在电话中吼叫：“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嘛。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样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过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他还指责阎红彦顽固，说中共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阎红彦义正词严地回答陈伯达：“我怀疑你，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说完就愤怒地放下话筒，边走边骂陈伯达“简直拿党和人民的事业开玩笑”。

阎红彦当即找周兴谈了接电话的情况，并要马上到军区大院去接见造反派。周兴说：“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什么用，还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阎红彦回到自己的房间，决定以死抗争，给夫人王腾波留下遗言：“腾波，对不起，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阎红彦留。”写完后服下大量安眠药，含愤辞世。1月8日凌晨大约四五点钟，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造反派获知阎红彦住在小麦峪的消息后，冲到小麦峪，而此时，阎红彦已经停止了呼吸。当天下午，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还在检阅台召开万人大会，庆祝胜利，诬陷阎红彦畏罪自杀、叛党自杀。

阎红彦去世的消息，写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阅的《要事简报》稿上，被陈伯达删去。陈批：“算不上要事，用不着登。”但是，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云南各地和祖国大江南北，云南各族人民和他生前的许多战友、部属都十分悲愤。云南许多单位自发地为他举行追悼会。省委也及时召开常委会议，指控黄兆其、刘殷农、桂尤喜等人的罪行。同年2月14～16日，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面对江青等人仗义执言，愤怒地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光!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40年革命，落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寒心哪!我一辈子没哭过，现在我真想哭上三天三夜。”而造反派却把阎红彦之死当作“胜利喜讯”。1月9日，昆明“大联合指挥部”在东风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传达所谓“阎红彦叛党自杀”的消息。

周恩来总理听到阎红彦的死讯，甚为震惊，即于9日派专机送法医来昆明验尸，同时指示李成芳、郭超和王银山及造反派代表去北京汇报情况。他们在京期间，周恩来专门听取了李成芳等领导的汇报，并3次详细听取了黄兆其、桂尤喜等12名造反派代表的汇报。在听了王银山等人汇报后，周总理心情沉重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啊!”曾分工负责阎红彦安全保卫工作的王银山难过地说：“总理!我没有保护好阎红彦同志。”周总理安慰他说：“你一个人是保不住阎红彦的。”

1月12日下午3点，周恩来同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子明通电话，要他告诉秦基伟、周兴，并转告云南省委、省人委、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要他们改变立场，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和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有力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坚决支持昆明市和云南省厂矿、农村、学校、机关中的革命造反派和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保守派，促进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理人进行全面进攻，要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而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省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周恩来的指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后，省委向周恩来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中共中央西南局写了报告，表示完全拥护周恩来的指示，并迅速向全体干部传达贯彻。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造反派发来的电文说：“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军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电文被广播宣传后，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造反派开始陆续撤离。但仍有一部分造反派抵制不撤，提出三条无理要求：一、军区要公开给群众平反；二、秦基伟要公开写检讨，并贴到市中心百货大楼；三、要在昆明军区大院内设联络站。这些要求遭到秦基伟等昆明军区领导人的严词拒绝。1月14日，周恩来又来电话严厉批评造反派，昆明军区也采取了强硬态度，造反派才不得不全部撤离。

阎红彦含愤辞世后，被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定为“三反分子”、“叛党自杀”。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指示云南省委要对阎红彦做出正确的结论。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又在一次会议上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若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

“一月风暴”中造反派的夺权活动

全面夺权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五一六”通知》中，就已经提出要清洗混进党、政、军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十六条》中再次明确提出：“要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赏和支持，认为这是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而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各造反组织发出贺电，称赞他们“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并誉之为“一月革命”、“一月风暴”等。此后，这股全面夺权的风暴很快向全国蔓延，也迅速殃及云南。

阎红彦逝世后，在“一月风暴”的鼓动下，造反派说孙雨亭是实权派，管党、管干部，又是省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是真正的“阎老二”，于是，又把斗争矛头指向孙雨亭。随后，昆明街头出现了“阎家天下孙家党”、“打倒阎孙黑帮”、“打倒大党阀孙雨亭”等大标语。1月16日，“省委机关红旗战斗团”与红卫兵共同成立“打倒孙雨亭联合作战部”。1月17日，在东风广场召开“首次打倒孙雨亭大会”，通告社会上各“造反团(队)”参加，约有10万人到会。1月22日下午，又在广场召开“打倒孙雨亭第二次大会”。在批斗会上，有人提出要孙雨亭交代“在太原写拥护国民党三民主义的问题”，无中生有地给他强加上“叛徒”的罪名。孙雨亭向全场群众坦然回答说：“我从来未坐过国民党监狱，就不可能有拥护三民主义的问题。”并说，我曾经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在监狱中是党支部书记，领导同志们和敌人进行斗争，军委作过表扬结论。会议主持人不让他再说话，将他拉下了检阅台。从此，孙雨亭遭受了10年的残酷迫害。

云南夺权的风暴最先在宣传、新闻系统展开。1月16日，“云南日报革命造反委员会”、“昆明市邮电工人战斗总队”、“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联合行动，夺了报社的权，接管了《云南日报》，发出1月16日《通令》，取消《云南日报》新编委。报社的一切权力归《云南日报》“革命造反委员会”；报社职工从即日起，一律按“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安排上班，这是云南省被夺权的第一个省级单位。随后，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省委宣传部、云南人民出版社相继被夺了权。

1月19日以后的几天里，《云南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有关夺权的大量社论、报道和文章。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解放军发出“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的号召，《云南日报》又作了《昆明部队广大指战员最最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誓作革命造反派的坚强后盾》的报道，说“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时候”，“要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用枪杆子来支持革命左派夺权”。

在这种形势下，两派都在酝酿夺权，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左派”。1月26日上午，昆明“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及其所属造反组织，有计划地出动一部分造反派到省人委，宣布夺了省人委及其所属厅、局的权；另一部分造反派到省委和昆明市委机关，宣布夺了省、市委的权。当晚8时，“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召开10万余人的“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到省委机关，再次宣布夺了省委的权。在夺权时双方发生对峙局面，省委机关造反派借口反对单方面夺权做法，实际上是与同派里应外合，等待“大联合指挥部”赶到，即抢走了省委的大印，于是发生了两大造反派的大辩论。

夺权之风很快遍及全省各地。1月27日，呈贡县造反派夺取了全县党、政、财、文领导权，这是云南省被夺权的第一个县。2月1日，《云南日报》报道了“呈贡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发出的夺权“通令”，并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让革命农民运动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文章，宣称呈贡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为全省“树立了活的榜样”。

在全面夺权的风暴中，各级公、检、法机关内部的造反组织，在社会上的两派造反组织的支持下，也先后起来夺权。从此，社会法制全部被破坏，各级党政机关全面瘫痪。

在夺权中，造反派制造了一起公开抢劫党和国家机密档案文件材料的重大事件。在造反派不断冲击省委机关的形势下，省委为保护省委机要文件的安全，将文件存放到昆明军区。1月中旬，省委机关一些干部起来“造省委的反”，为了“揭发省委的问题”，省委“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一反到底战斗队”贴出“把黑材料追回来”的大字报。1月21日，黄兆其以批判阎红彦、索要报社记者的大字报照片和追回“黑材料”为借口，指派昆明工学院的“八派”，纠集“一反到底战斗队”人员，强行挟持省委副秘书长王甸和负责管理省委文件档案的副科长顾金龙到昆明军区司令部，强行打开库房，抢走省委封存的文件、档案材料63箱和零散文件17麻袋，拉到昆明工学院。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67年2月18日分别给昆明军区和“八派”组织发来电令，要他们“将抢走的档案、材料如数交还军区，延迟不交，将以党纪国法论处”。经昆明军区司令部办公室负责人与省委机关、昆明工学院造反派头目进行谈判，才于3月1日收回。但到此时，这批机密文件档案已失控了1个多月。这件事被称为“一?二一事件”。

在“一月风暴”中，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在夺权前，为了制造夺权舆论，捏造了大量谣言，如“开黑名单”、“写黑材料”、“窝藏黑材料”等，炮制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如“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强加到各级领导干部身上，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召开批斗会，责令“交待问题”，罚站罚跪、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戴高帽子、挂黑牌、披麻布衣、戴白袖套、染黑脸黑手、押上大街示众，然后私设监狱(称为“牛棚”)关押审查，施用各种酷刑残害干部。如丽江地委书记康长征，被当地造反派责令和其他地、县委领导身背“黑材料”，押到造反派召开的千人大会上。在焚烧“黑材料”时，康长征被火烤烟熏、拳打脚踢达2个多小时，并多次被推到烈火中去，被火烧伤，当场昏倒在地。但造反派还以康长征“装死”为由，不许救治。后来虽然被送到医院，终因伤势过重，康长征还是含冤去世，成为云南第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直接迫害致死的地委书记。造反派不仅疯狂打击迫害各级领导干部，而且还借口“造反有理”，疯狂打击迫害不同观点、不同意见、反对和抵制他们违法乱纪行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

“三支两军”及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成立

“一月风暴”掀起的全面夺权，引发了全国内乱的严重升级。为了控制全国的混乱状况，中共中央提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指导方针。同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相继发出有关“抓革命，促生产”，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以及军队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一系列通知和决定。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驻云南的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三支两军”。1967年1月30日，昆明军区接管了中国民用航空云南省管理局，这是云南省实行军事管制的第一个单位。

196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召集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省委常委、副省长刘林元，省监委副书记周力，以及云南两派造反组织各自推选出的各10名代表赴京开会，参加讨论云南局势，研究解决办法。抵京后，周恩来和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谢富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对造反派代表说：对干部要区别对待，搞“三结合”，要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自我批评；中央准备对云南实行军管，委托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负责，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组织一个领导机构，来帮助、推动你们实现“三结合”，革命造反派要求大同、存小异，实现大联合。革命造反派既要夺走资派的权，又要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你们一揽子的组织方法要改变，要搞归口联合。会议确定了云南省实行军事管制的步骤。3月3～5日，两派代表在京讨论周恩来的指示和其他一些问题，起草了回云南的汇报提纲后返回昆明。3月13日，两派联合召开团、队长会议进行传达，并成立了“昆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归口大联合服务站”。

2月25日，根据2月20日《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2月23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以及2月23日周恩来召集各大军区领导干部部署春耕生产工作的指示精神，成立了由省军区副政委李明担任组长、昆明军区群工部部长余庶骐、省委书记处书记薛韬任副组长的“云南省农业生产领导小组”，并于25日、26日召开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三级干部会议作具体布置。会议要求地(州)、县两级建立以军事部门为主，吸收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农业生产领导小组；公社(区)、大队、生产队根据具体情况，建立由贫下中农、社队干部、专职武装干部或民兵干部参加的领导班子。上述各级领导农业生产的机构，都要由军事部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县以上的各级农水、工交、财贸、计划等部门，都要在农业生产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成立相应的抓生产的领导班子，负责支援农业生产。2月27日，昆明地区举行了有5万多群众参加的“热烈拥护云南省农业生产领导小组成立，掀起抓革命促春耕高潮誓师大会”。之后，省军区派出所属部队指战员和人民武装干部3800多人，奔赴春耕生产第一线。

从2月28日起，由部队派出人员分10批接管了云南省公安系统、邮电系统、交通系统、铁路系统和省商业厅、省粮食厅、省委办公厅、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云南日报社等部门以及云南锡业公司、东川矿务局、昆明钢铁厂等大型厂矿企业。

3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命令，由边疆地区的边防军分区接管了丽江、保山、临沧、思茅、红河、文山等6个专区(州)及其所属各县，全面实行军事管制。以各军分区党委为主，与当地驻军党委共同组成专区(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各县人民武装部或边防团为主，组成各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县以下的区和公社，根据需要派驻军事代表。

3月20日，根据3月3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以及3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的精神，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担任组长、昆明军区副政委王砚泉任副组长的“云南省工业生产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并于3月20～23日召开了云南省工业、交通、计划、基本建设、财贸工作会议，布置工作。同时要求各地、州、市、县相应成立工业生产领导小组，作为组织工业生产的指挥机构。会后，昆明军区派出了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厂矿企业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3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组成人员，省军管会正式成立。省军管会由15人组成：主任李成芳，副主任张子明、黎锡福(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委员鲁瑞林(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田维扬(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王砚泉(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力雄(云南省军区政委)、丁荣昌(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李明(云南省军区副政委)、谷自珍(云南省军区副政委)、刘懋功(空军昆明指挥所主任)、吴效闵(陆军第十三军军长)、翟鸣武(陆军第十四军副政委)。8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增补陈康(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力雄为省军管会副主任。8月以后，李成芳、张子明相继调离云南，省军管会由陈康主持工作。陈康到北京期间，省军管会工作实际上由鲁瑞林主持。

4月5日，省军管会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同时，公布了云南省和各专、州、市军管会的领导成员及省属和中央直属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副军总代表名单，自上而下对全省实行军事管制。凡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和单位，一切权力归军管会或派驻单位的军代表。省军管会由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领导。云南省农业生产领导小组、云南省工业生产领导小组2个机构自然消失，其职能也由省军管会及其工作机构取代。在已建立6个边疆专州军管会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昆明市、东川市、曲靖专区、玉溪专区、楚雄州、昭通专区、大理州等7个军管会，并对省级35个机关、37个大型企事业单位派驻了军总代表和副总代表142人，加上派驻基层单位(包括专、州、市、县)的军代表和“军宣队”，总计派出2．5万多人。

省军管会成立后，为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对稳定边疆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三支两军”工作在总体上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军队支左许多人也卷到派性里面去了。一些人卷到这一派里，另一些人卷到那一派里。”，“支左”实际成为“支派”，云南地方两派群众组织都得到军队里一些人的支持。这也是云南两派斗争越来越激烈，以致武斗越来越升级的重要原因。在极“左”思潮影响和江青等人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煽动下，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势不两立的两派组织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全省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动乱局面。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的司、政、后机关，也因开展“四大”，一度影响部队的稳定和正常工作。

4月21日，刘林元受迫害含冤逝世。刘林元是云南省通海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长期在滇越、个碧石铁路领导工人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被选为云南铁路总工会主席，1931年初出席莫斯科世界第五次职工代表大会返回上海后，因中共云南地下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派他回云南开展重建地下省委的工作。1931年5月4日到达云南河口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判刑6年。他在法庭上和监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1936年12月刑满出狱。解放后，刘林元历任云南省总工会主席、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务。他的一生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但他的死因却至今尚未查明。

1968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后，省军管会自然消失。1972年秋，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开始撤销“三支两军”机构。到1975年，驻云南各单位的“三支两军”人员，除少数转业留地方工作外，绝大部分撤回部队。

武斗和抢枪事件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云南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八派”说“炮派”搞“分裂主义”、“投降主义”，是“保皇组织”、“转移斗争大方向”；“炮派”说“八派”“惟我独尊、惟我独革、以势压人，是大国沙文主义”，“想把‘炮派’打成反革命”。在贯彻中共中央“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要求时，“你保的我打”，“我保的你打”，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发展到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地步，终于酿成“四二六”武斗事件。

1967年4月24日，“炮派”开串连会，“要把造反派联合起来，集中火力打倒刘、邓、陶，再次猛攻省、市委，揪出党、政、军内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坚决团结支持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并肩战斗，响应“拥军爱民”号召。串连会上，决定4月26日召开“打倒刘、邓、陶，万炮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庆祝夺权三周月，会后游行，邀请昆明地区造反派组织参加大会，安排了“八派”代表在主席台的席位和发言。4月26日上午，“八派”得到消息后，即在昆明工学院策划，说大会是“收罗保守组织，公开制造分裂”，“老保向造反派示威”，决定由黄兆其、杨树先等率领队伍冲击大会。下午，“八派”负责人到省军管会汇报，表示“坚决反对炮派开这个会，如果炮派一定要开会，就要去冲”。省军管会一位副主任也表示说：“炮派在检阅台开会是错误的，如果炮派一定要开会，发生一切问题由炮派自己负责。”汇报时在场的省军管会联络员和“省委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的“八派”头目安矩祥还怂恿说：“炮派的‘四二六’大会是制造分裂，收买‘保守’组织参加，不能让他们的大会开成”。汇报完后，黄兆其与安矩祥等人在省军管会内研究，形成了冲击大会的行动方案。

4月26日晚8时15分，“炮派”正在广场检阅台召开万人誓师大会，黄兆其、安矩祥、杨树先等人率领“八派”团队，分别从东西两面冲击会场，并堵住“炮派”的退路。随后，“八派”冲击大会的团队越来越多，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八派”依仗人多势众，边冲边打，占领了主席台，终于导致了双方大规模的武斗。大会被冲击，主席台被占领，“炮派”头头方向东被绑架，几万人的武斗场面在广场和东风路展开，混战中许多人被打伤。“炮派”被迫退出会场，点燃已准备好的火炬游行，对“八派”冲击会场挑起武斗提出强烈抗议。游行队伍沿途受到堵截挑衅。之后，“八派”满街张贴大字报，说“四二六”大会是“大杂烩”，是“老保翻天玩鬼火”等，两派矛盾进一步激化。

4月26日发生的两派武斗事件，是云南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第一起大规模武斗，它使两派群众组织彻底决裂，在全省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从此，云南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武斗不断升级，使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动乱之中。省军管会对昆明地区的局势也从此逐步失去了控制。

“四二六”事件在昆明和全省反映都十分强烈，昆明街头出现了两派群众之间的大辩论，双方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4月27日，省军管会副主任张子明、王砚泉出面召集两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开会，调解4月26日发生的武斗。“炮派”负责人因对省军管会处理“四二六”武斗事件有意见，没有到会。张子明、王砚泉对“八派”负责人说：“冲击‘四二六’大会是错误的。”下午，“炮派”数千人抬着“四二六”事件中负伤人员上街游行，表示抗议，并到省军管会反映意见。在游行的过程中，沿途又与“八派”的一些组织发生冲突和磨擦。4月28日、29日、5月7日、13日，“炮派”与“八派”各自所属的群众组织之间又连续发生武斗，互有人员受伤。这些不断发生的辩论、磨擦和武斗，终于导致昆明地区5月28日、29日再一次发生较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

5月26日，昆明机床厂的“炮派”借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成立“五一兵团”，邀请昆明军区军医学校相同观点的组织“联指”宣传队为成立大会演出。军医学校与“八派”相同观点的组织“红色造反总部”(简称“红总”)得到消息后，尾随“联指”到厂，目的是对“联指”的演出进行捣乱，同时破坏“五一兵团”成立大会。当宣传队表演至“火炬舞”节目时，遭到该厂“八派”组织“一一?八战斗兵团”和“红总”的冲击围攻，会场顿时大乱，演出停止。演出队退出会场后上车回校，又遇到“红总”在厂门口设下的路障，欲退无路，在厂内被围攻了一夜。27日上午，两派调集大批武斗人员聚集昆明机床厂，省军管会闻讯，派人到现场做工作，“八派”才撤除包围圈，“联指”人员于27日返回学校。

5月28日上午，昆明步兵学校“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和地方的其他“炮派”组织约1000多人，到军医学校向被打伤的“联指”人员表示慰问。下午，“联指”在学校操场上召开声讨“红总”罪行大会，邀请了步兵学校的“革联”参加，大会进行中又受到校外“八派”配合“红总”的冲击。大会在操场上无法进行，只得转移到礼堂进行，“红总”又围住礼堂与“联指”对骂，扔石块砖头，打碎窗子玻璃，攻守双方发生激烈的对抗。地方的“八派”经串连发动，约3万多人前往军医学校支援，把礼堂层层围住，黄兆其亲临现场指挥。“联指”群众困守礼堂，被包围了一夜。

5月29日天刚亮，“八派”开始向“联指”发起总攻，一些人爬上礼堂房顶揭开顶瓦，往下撒石灰、农药“六六六”粉，投掷瓦片，一些人用电线杆冲击礼堂的门窗。礼堂大门被撞开后，“八派”人员蜂拥而入，双方发生了一场混战，共约100多人受重伤。“联指”寡不敌众，一些人被“八派”抓到昆明工学院非法关押，并由“八派”组织“政法兵团”私设公堂进行非法审讯。事发后，省军管会派执勤部队300多人赶到现场，隔离外围的“炮派”增援队伍。“炮派”在民族学院门口抓了前往军医学校增援的“八派”头目刘殷农等人，气氛更为紧张。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省、市军管会领导人黎锡福、张力雄、刘懋功、段思英等到现场调解，召集两派头目做工作，要求双方撤离现场，放出双方被抓人员。由于“炮派”在这次武斗中吃了亏，很多人被打伤抓走，满肚子的怨气未消，当天下午，“炮派”集队到昆明军区大门口静坐，要求军区“严惩‘红总’、‘八二三’暴徒”，“严惩打人凶手”，并在军区门口召开“控诉‘八二三’、‘红总’暴行大会”。“炮派”群众的静坐，一直持续到6月3日才结束。

两派接连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引起中央军委的关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5月29日晚电告昆明军区党委：“中央和军委对昆明地区两派‘八二三’和炮兵团发生严重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引起思想动荡，极为关切，要求军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全体同志切实执行以下各点：

(一)对昆明地区两派的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都不要介入，应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劝说群众摆事实讲道理，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办法，逐步解决两派之间的问题，不要打击一方压制一方，使矛盾激化。

(二)昆明军区处在反帝斗争第一线，担负着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援越抗美、保卫国防等艰巨任务。军委1月28日关于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中，规定昆明军区的‘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望坚决执行这一规定，机关、部队一律不开展‘四大’，任何人都不得揪斗领导干部，保持机关、部队的稳定。院校、文体单位不得同部队串连，一律回到本单位，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三)中央军委信任以李成芳为首的军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全体同志要在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领导下，加强团结，坚守岗位，遵守纪律，努力工作，很好地完成中央、中央军委所赋予的‘三支两军’、支援越南、保卫国防等一切任务。

(四)对军区副政委×××、×××的历史问题，由军委总政治部进行调查，尔后再进行实事求是的处理。”

6月5日，省军管会根据中共中央精神，结合云南实际情况，制定并公告了制止武斗的7条措施。

“八派”冲击军区学校“联指”会场，并打伤、抓捕大批“炮派”人员后，社会舆论哗然，纷纷谴责“八派”的暴行。“八派”头目黄兆其、涂晓雷等为了尽快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利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四点指示大造舆论，炮制了《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赵永夫当时是青海省军区司令员，指控他下令开枪镇压西宁市的造反派而被中央撤职查办，粉碎“四人帮”后得到彻底平反)、《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等蛊惑人心的造谣文章，到处广播，大量铅印散发，把矛头指向云南省军区领导人张力雄、李明、丁荣昌、朱家璧等人，诬陷说：“西南是刘、邓的根据地，是贺龙、彭真‘二月兵变’的战略后方”，捏造“云南省军区有人胆敢要在5月29日晚11时后举行军事政变，夺军管会的权”等谣言，提出“要高举起钢刀、利剑，向党、政、军内走资派的心脏猛烈刺去”。这批造谣诬陷的文章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混乱，加剧了军队、地方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使云南省军区的大批干部遭受打击迫害，长期蒙受不白之冤。

6月23日至7月4日，受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谢富治、王力、余力金、李再含等来昆明解决云南问题。在昆明期间，他们先后参加了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接见了驻昆部队干部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群众代表。7月3日，又参加了在东风体育馆举行的“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盛大集会”，谢富治、王力、李再含先后讲了话，讲话要点是：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云南的问题要就地解决，要依靠云南的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自己解决”；二、针对前段时期一度出现冲击部队的情况，强调要认真贯彻“拥军爱民”的方针，保持部队的稳定。革命派对于军队某些负责人犯的错误不要看得太重，有了错误就检讨、就改正，改了就好了；军队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保护革命派，保护革命小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的组织；三、云南的两派应该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如果整天忙于打“内战”，就必然影响斗争大方向。要实现两派革命大联合，双方都要开门整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都要作自我批评，着重夺自己头脑里的“私”字的权。谢富治在昆明军区党委联席会议上还说：错误在于支持了一派，压了一派，违背了大方向，也违背了毛主席要我们团结大多数的教导，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和团结大多数。目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军队，军队的关键又是两级军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特别是大军区要负主要责任。李成芳也就支左工作中“支持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作了检查。但是，谢富治等人这次来云南，在促进两派联合的问题上实际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在他们离开后不久，两派之间的“内战”更大规模地展开，武斗又严重升级。

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解决云南问题的《通知》，要求各派不上街游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不抓人，不扣人；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不动员农民进城，不拦路、拦车；不夺枪，不开枪。省军管会也连续发出《重要通知》和《紧急指示》，提倡文斗，反对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要抓革命，促生产，坚守生产岗位；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都回到本单位搞斗、批、改等。

6月底，“八派”所属的一个造反组织“八工总”的数千人，乘百余辆汽车到宜良大荒田“抢夺”了驻宜良解放军的大批枪支弹药，开了造反派组织抢枪的先河。部队根据不准抢夺部队枪支弹药的规定，扣留了为首“抢”枪的4个人，但3天后即将他们放走。1967年下半年，昆明两派造反组织“抢”枪20余次，据不完全统计，两派共“抢”走部队、地方、民兵武器库枪支34857枝，弹药不计其数。

6月29日和7月1日，“八派”和“炮派”分别作出《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六条指示的决议》，双方还经过协商达成了关于停止武斗、要抓革命、促生产等内容的6条协议。《云南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春城的喜讯》，驻昆部队也写了贺信，祝贺两派达成6条协议。

7月12日，昆明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内容有六点：一、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二、解决云南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两级军区的问题；三、“八派”和“炮派”两大左派的分歧，是人民内部矛盾；四、加强省军管会的领导；五、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六、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老、中、青三结合的方针，吸收新生力量参加领导工作。8月8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别有用心地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并要求造反派“你们的自卫武器不能放下”。次日，上海《文汇报》开始公开宣传“文攻武卫”的口号。7月25日，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与此同时，由江青等人拟定并经林彪批示“完全同意”的“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口号，也在报刊上公开宣传，以致全国不但武斗不断升级，而且掀起了“抢”枪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在这样的背景下，云南和全国一样，不但两派各自成立“文攻武卫”的专职机构，使武斗迅速升级，而且冲击军事机关，“抢”部队、民兵武器库的枪支弹药，用来“武卫”自己，与对立派进行武斗。由于军队也形成两派，并且卷入地方的派斗后，“抢”枪实际上是军队给各自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发枪。军队的武器大量流入社会，推进了武斗的升级，社会更加动荡。

8月1日，二九八厂因两派群众组织的个别工人之间发生口角，发展到两派组织之间的武斗，造成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8月23日，“八派”庆祝“八二三风暴”一周年游行之后，到昆明军区步兵学校“抢”枪，武装“八管区”各制高点。在步兵学校“八派”所属群众组织“红大”的支持协助下，以明抢暗送的方式，“抢”走大批武器。

当日，“炮派”得知“八派”“抢”了步兵学校大批枪枝弹药的消息后，感到形势紧张，便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议认为“现在是拿起枪来的时候了，不拿起枪防卫就是右倾，要吃亏”，会议决定“抢”枪。8月24日，“炮派”出动一百多辆汽车到省军区小麦峪军械库，“抢”回了一批武器，装备“炮派”人员。返回途中，在黑林铺和西站遭到“八派”伏击，被打伤八九人。

8月24日，昆明地区“八派”数千名武斗人员围攻昆明水泥厂矿山车间“炮派”，挑起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武斗中9人被杀死、烧死，几十人受伤，该厂用于运送原料的皮带运输线被毁。

8月26日，省体委“八派”所属组织“红体兵”，带领省体委和外单位的“八派”人员数百人，分乘十几辆卡车，到呈贡国防俱乐部仓库“抢”枪。

8月下旬，三五六厂“八派”群众组织“大联”和“炮派”群众组织“红高”，在双方大派的支持下，相互做好攻打对方的准备。8月27日，“红高”及其在海口地区的支援人员开始分路进攻“大联”。武斗中20人死亡，230人受伤。工厂因武斗停产，损失达530余万元。

8月27日，“炮派”因8月24日到小麦峪“抢”回来的枪枝不配套，枪无撞针，便带领大队人马和几十辆汽车，到省军区归化寺民兵武器库“抢”枪，武装“炮派”新华山(即五华山)和翠湖宾馆两个据点的武斗人员。

8月28日、29日，二九八厂、三五六厂及昆明地区的“炮派”群众组织，先后2次到海口三五六厂“抢”枪。据不完全统计，8月份“抢”走各式枪313枝，子弹135000发。

8月底，昆明地区“八派”的一些武斗团队，到大板桥三九八援外武器库“抢”枪，因事前经过安排，轻而易举地把所需要的枪枝弹药“抢”走。

8月31日，昆明地区“炮派”认为，被“八派”占据的省博物馆对“炮派”占据的云南饭店、省物资局构成很大的威胁，便组织指挥物资局等10个单位的人员，武装攻占了省博物馆，造成8人死亡，10人受伤。

8月底9月初，“八派”通过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八派”所属群众组织“红大”，从步兵学校办公室“抢”走新式武器班用机枪和半自动步枪，装备“八派”主力武斗团队“一二?六兵团”。

在“文攻武卫”口号煽动下，昆明电机厂两派群众组织不断发生武斗，并分别占领厂办公大楼和厂水轮发电机车间生产大楼。8月28日，“八派”在云南汽车厂召开西郊片团队会议，认为马街邮电所、电机厂是控制交通要害的地区，必须“端掉”这两个地方，让“八派”的人员据守。9月3日晚，电机厂“八派”组织“一?一六兵团”向“炮派”组织“烈火兵团”发起攻击，造成5人死亡，数人受伤，“烈火兵团”32人被抓走。7日，“炮派”为营救被关押人员，组织武斗团队攻打电机厂“一?一六兵团”，“八派”和“炮派”先后又组织武斗团队增援，导致武斗更加激烈，伤亡非常惨重，共打死63人(其中有被抓获后枪杀的19人)，伤数十人。

10月25日，“八派”组织“红体兵”再次到呈贡国防俱乐部仓库“抢”枪。前后两次共“抢”走各种类型枪支1000多枝，子弹100多万发。

12月初，“八派”决定再次去昆明军区步兵学校“抢”枪。在步校“红大”组织的支持配合下，装满了两卡车连用机枪、班用机枪、“五六”式冲锋枪和子弹等，由“红大”派武装人员护送，连夜送到“八派”武斗指挥部工人文化宫，装备“八派”各主力团队及其控制的各个制高点的武斗人员。

12月3日，为了加强“炮派”武斗实力，“炮派”决定再次到归化寺民兵武器库“抢”枪。这次“抢”枪事先作了周密安排，“炮派”的人到达归化寺民兵武器库后，制造“抢”枪假现场，由“炮派”把所需要的枪枝弹药“抢”走，没有遇到任何阻拦和意外。

12月4日，“炮派”300余人，分乘十几辆汽车，到小麦峪军械库又一次“抢”枪。

经过多次较大规模的武斗之后，以昆明市中心的近日公园为界，“炮派”占据了西边；“八派”占据了东边，逐步形成所谓的“炮管区”和“八管区”。但在两派管辖区域内，仍有对立派人员占领的一些单位和高层建筑物，两派都把这些单位和高层建筑物视为本派管区内不安定的因素和“钉子”，因此两派都要在自己管区内“挖点”和“拔钉子”。“八派”认为消防队是市中心“炮派”占据的一个据点，又在“八派”所控制的宝善街百货公司大楼附近，对“八派”指挥部有威胁，必须拔掉消防队这颗“钉子”。12月10日上午，“八派”武装攻占消防队，消防队“炮派”来不及撤退的人员全部被俘，消防队民警遭捆绑毒打。战斗中，打死1人，砸坏13辆消防车，抢走20余枝长短枪，抢走部分消防器材，损失达42．4万余元。事后，“八派”反而造谣说消防队“眼看着建设公寓着火，不去救火”等，诬陷消防队失职。

在两派武斗中，“炮派”在昆明钢铁公司桥头钢铁厂(简称“桥钢”)占据优势，而整个长坡地区则是“八派”占优势，桥钢“炮派”处于被包围的态势。以安宁化工厂为中心的长坡地区的“八派”，认为桥钢位置重要，不将其拿下，难以在长坡站住脚。12月12日，“八派”人员抓到1名“炮派”人员，从其身上搜到一封信，信中提到准备攻打某厂“八派”的事。“八派”的人认为某厂就是指安宁化工厂，于是打死了这名“炮派”人员，并决定攻打桥钢。12月13日，昆明长坡地区的“八派”武斗人员向桥钢的“炮派”发起进攻，在持续5个小时的武斗中，双方死亡17人，伤4人，一幢宿舍楼被炸坏。

12月14日，“炮派”再次“抢”走三五六厂各式枪支2002枝，子弹1840000余发。

12月18日，担负援越抗美任务的出国部队一行10人，从潘家湾昆明军区第二招待所出发，去昆明南站乘火车回部队，当他们走到东风大楼对面时，突然被东风大楼地堡内的“八派”武斗人员开枪射伤了副指导员陈德应，打死了班长周继祥。当日，昆明部队三大机关的指战员和“炮派”的部分群众在昆明市区内举行了“抗议游行”。“炮派”决定“拔掉东风大楼这颗钉子，为出国部队人员报仇”。12月19日，“炮派”进攻“八派”控制的东风大楼，经过2个多小时的交火，“炮派”攻下了东风大楼，攻守双方均无死亡。

12月19日，“炮派”到三五六厂“抢”走5号产品(汽车拖挂的二联高射机枪)2挺，五六式机枪71挺，五八式重机枪7挺，子弹25000余发。

12月21日，“炮派”第三次到小麦峪军械库“抢”枪。

武斗中，在昆明市区的西南郊，“八派”和“炮派”以西坝河为界，河北面属“炮管区”，河南面属“八管区”。“炮派”以河北面的昆明市市政公司预应力制管厂(简称预制管厂)为主要据点；“八派”以河南岸的昆明冶金机械厂(简称冶金机械厂)为主要据点。两派群众组织在西坝河两岸经常发生磨擦。“炮派”攻打下“八派”占据的东风大楼后，“八派”决定拔掉“炮派”的据点预制管厂，作为对“炮派”攻占东风大楼的报复。12月20日，“八派”因感到“五六”式冲锋枪子弹不够用，又派人去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向该校“红大”头头要弹药。“红大”同意支援一批弹药。12月22日，“八派”激战6个小时，武装攻占预制管厂。此次武斗，双方共死亡14人，“炮派”死4人，“八派”死3人；“八派”抓捕“炮派”人员，并枪杀了其中的6人。“炮派”的1名伤员被送往医院后，在病床上被“八派”人员枪杀。

12月22日，因“八派”从昆明军区步兵学校“抢”来的子弹在攻打预制管厂中快用光，为了准备更大规模的武斗，经宜良、开远驻军领导出谋划策，穿针引线，“八派”从开远“八派”组织“130”所属各团队得到几万发子弹，2门“九二”步炮，200多发炮弹，1挺高射机枪，并由开远铁路分局群众组织“130”的头头派一个机车，挂两节车厢，于12月31日凌晨，将枪支弹药运到昆明，支援昆明地区的武斗。

在昆明机床厂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中，“八派”组织“一一?八战斗兵团”占据该厂的新恒温车间为据点；“炮派”组织“五一兵团”被迫撤离机床厂，搬到昆明重机厂与该厂“炮派”同住，并在重机厂东侧的高地元宝山构筑工事，与昆明机床厂的“八派”组织相对峙。12月23日凌晨6时许，“八派”进攻元宝山，武斗中，两派共死亡15人。

12月22日下午，昆明地区的“炮派”召开会议，研究攻打黑林铺云南汽车修配厂的“八派”组织“一一?三○”的问题。会议开始后，接到报告说，“八派”的“一二?六兵团”当晚要武装攻占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于是会议即转入研究如何攻打篆塘“一二?六兵团”的问题。会议认为，“一二?六兵团”直接威胁四十三医院和附一院，打下它既可以保住两个医院，解决伤病员的治疗问题，又可以打通通往滇池的水路。12月23日晚，“炮派”向篆塘省建安装公司“一二?六兵团”发起攻击，武斗中，“炮派”使用了无后座力炮，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12月27日，“八派”率领其所属21个单位的主力团队千余人，武力攻打昆明东郊云南砖瓦厂的“炮派”，以便打通往东的通道。因进攻时伤亡过大，战斗失利。“八派”便赶往昆明军区步兵学校，要求“红大”头头支援大炮，以便发起第二次进攻，摧毁砖瓦厂的地堡。经“红大”头头们研究，感到责任重大，没有同意支援大炮，而给了许多枪支弹药。至29日，“八派”武装壮大了力量后，继续组织指挥武斗队伍，攻下云南砖瓦厂，造成21人死亡，伤数人。

12月27日，“八派”西郊指挥部的武斗队伍经过组织策划，在小麦峪设埋伏，掩护“八派”到小麦峪武器库“抢”枪，结果打死无辜群众10人，重伤1人。

12月27～29日，昆明地区“炮派”为了“拔钉子”，使西区的“炮管区”连成一片，调动上千人的武斗人员，使用各种轻重武器和火炮，向位于昆明市西郊黑林铺云南汽车修配厂的“八派”组织“一一?三○”发起进攻，造成双方死亡66人，伤数百人，“炮派”还抓走“八派”1200余人。这是昆明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双方参战人员最多，枪战最激烈，规模最大的一次武斗。

昆明地区的严重武斗持续了近一年时间，武斗中，到处都进行打、砸、抢、抄、抓，不仅造成众多的人员伤亡、重大的物资财产损失，而且使各条战线都处于停工、停产、停课“闹革命”的状态。在枪林弹雨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艰难，人们常在枪声中日夜排长队购物。

为了重建全省生产指挥系统，加强对工农业生产的领导，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资供应，省军管会做了大量工作，排除交通受阻的障碍，安排军车抢运人民生活物资，以维持必需的生活供应。当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坏人乘机捣乱，进行武装抢劫，人心惶惶之际，省军管会组织居民联防、夜间值勤，有险情则敲脸盆，相互呼应。市民到处投亲靠友，四处避难。

在昆明武斗严重升级的影响下，1967年，多数地、州、市、县也相继发生大小不等的严重武斗、抢枪事件。如：

文山州8个县都发生武斗，死亡达2000余人，是云南在武斗期间人员伤亡最多的一个州。

东川两派群众组织之间也发生过多次武斗，有8月17日新村修配厂的武斗，8月21日十四冶水泥厂的武斗，8月24日工农兵会场的武斗，8月30日据守邮电大楼与据守设计院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等。9月10日，东川市“八派”组织“东川造反司令部”(简称“东造司”)攻打东川市“炮派”组织“新东川联络站”(简称“联络站”)据守的服务大楼失利，当日晚9时，“联络站”攻占了“东造司”占据的木工厂。这次武斗双方共死亡43人，其中在服务大楼内的战斗中死亡35人，木工厂战斗中死亡8人。“东造司”进攻服务大楼失利和木工厂据点失守，使“东造司”内部产生分歧，上层人物互相埋怨，以致“东造司”在武斗中死亡的几十具尸体，露天曝晒达1周之久。东川市的两派武斗，把市武装部武器库中的枪支弹药抢劫一空。东川矿务局副总军代表带领支左部队直接参加了武斗，他在武斗动员大会上说：“全体造反派要紧急行动起来，有枪拿枪，无枪拿棒棒，没有棒棒拿石头，没有石头用嘴咬，要把矿区每一寸土地变为消灭‘炮匪’的坟墓。我们全体军代表和支左部队决心和造反派团结在一起，生在一起，死在一起。”东川支左部队于1967年12月17日夜间攻打石膏矿，打死睡梦中的职工10余人。全市武斗中打死124人，厂矿企业全部停产。

曲靖地区的两派武斗导致专署公安处的仓库被砸，各型枪支数百支、子弹数万发和收缴的鸦片被抢走，五层楼的工农兵旅社被烧毁。全区13个县几乎都发生了武斗。

在昭通地区的两派武斗中，盐津县人武部调动100多名民兵攻打城关镇粮管所一派群众组织，除开枪打死2人外，迫使千余名群众出走四川。两派武斗造成永善县医院和农机公司被炸毁，被迫出来“谈判”和“投降”的干部、学生10人被当场枪杀。永善务基“工农联盟”造反派进攻对立派“东联”，炸毁房屋23间，捆绑吊打干部群众68人。盐津县人武部调动民兵、机关干部2000余人到滩头围剿“政治土匪”，历时11天，伤亡数十人。昭通县乐居公社造反派被对立派抓去杀死33人，毒打致死1人。

此外，红河州、大理州、玉溪地区、保山地区等也先后发生过多起严重武斗、抢枪事件。

为制止云南愈演愈烈的抢枪和武斗流血事件，1967年8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电示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并要两级军区告知“八派”和“炮派”两派群众组织。电报称：“据报，最近昆明武斗严重，‘八二三’和‘炮兵团’双方都向人民解放军抢枪，并互相开枪射击。我们向你们提出以下意见：一、双方绝对禁止开枪；二、双方都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三、人民解放军一切武器装备物资，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得侵犯与抢夺，双方都应在‘拥军爱民’的口号下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四、双方的争执，应在中央既定方针下协商解决，一定要坚决制止武斗。”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关于不准抢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简称“九五”命令)。9月10日，在省军管会的主持下，经过两派协商，昆明“八派”和“炮派”达成《停火、交枪的协议》。

9月23日，昆明“八派”和“炮派”发出《关于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立即实行革命大联合的紧急呼吁》。《呼吁》说：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示，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双方所达成的协议，立即刹住武斗歪风，立即停止相互攻击的宣传，不利于大联合的话不说，不利于大联合的事不做。但这些基本原则，双方都未认真执行。

12月6日，鉴于昆明地区武斗日益严重，周恩来总理于凌晨2时电话指示：“请昆明军区转告两派群众组织，都要坚决执行《‘九?五’命令》，都不准抢枪，不能抢档案。要耐心向他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12月18日，为了解决云南驻军在支左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知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空军昆明指挥所、陆军第十三军、十四军领导干部赴京开会(以后又扩大到司、政、后三大机关造反派代表)。27日，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在京西宾馆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云南两派是中央确定了的，都是造反派，但都犯有缺点错误，要帮助”。“现在只有军队才能出来做工作，军队不应卷入派性斗争，有了派性就不利于三支两军”。“群众的派性影响军队，军队的派性又反过来影响群众”。“军队无论如何要团结一致，目的是稳定部队。”当谢富治讲到援越抗美的武器连机关枪都被抢走了时，周恩来插话说：“送的，什么抢的!有意送的。”

根据中央领导人提出的稳定部队，制止武斗的精神，12月下旬，参加会议的陈康、鲁瑞林、田维扬、查玉升、张力雄、刘懋功、王银山、吴效闵、段思英、梁中玉、成泽民等11人曾3次致电昆明军区。在23日的电报中，请昆明军区党委速转军区机关和军区各级党委，说近来昆明地区有些机关和部队极不稳定，特别是三大机关，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稳定和“三支两军”工作的进行，地方两派武斗严重，社会秩序相当混乱，中央首长对此极为关切。根据中央首长指示，我们建议军区所属机关和部队应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1月14日通知(即《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当前驻昆部分机关和部队以各种借口开展的“四大”是违背中央通知规定的，是错误的，应立即纠正。要坚决遵照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教导，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不要陷入地方两派斗争，已经陷入的要猛醒过来，迅速拔出来。在24日的电报中，请昆明军区党委速转两派群众组织说，当前昆明地区武斗严重，中央首长极为关切。根据中央首长指示，我们建议你们必须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始终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立即停止武斗，立即停火，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正常的“四大”；撤出各群众组织在交通要道所设的一切障碍和哨卡，恢复交通秩序；不准抢枪，已抢的枪支、弹药和一切军用物资应迅速归还；不准抓人，已抓的应迅速释放；进驻国际旅行社的群众组织应迅速撤出；对广播电台、发电厂、邮电系统、国家仓库等单位，军队和各群众组织都要严加保护，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都不得破坏和侵犯。在28日的电报中，向昆明军区党委传达了27日周恩来、康生、谢富治接见时讲话的主要精神，要求军队和地方的两派都必须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统一思想，克服派性，稳定部队，制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交通和社会秩序。对中央指示，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特别是必须把武斗立即停止下来，再不停止就要犯极大错误，走向反面。

1968年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举办学习班，解决云南问题，两派代表和支左人员共700人参加。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云南班的学员增加到1980人。2月13日，在中共中央的敦促和帮助下，云南两派赴京代表正式签署了《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恢复交通运输和保障邮电畅通的协议》。要点是：双方保证于2月16日18时起，在全省范围五条件地停止武斗；双方所有武器、弹药和其他武斗凶器，立即由两派负责清点封存，于3月4日前全部上交军管会(支左委员会或当地驻军)；不得以任何借口动员外地区、外单位的人员，不准挑动农民和民兵来昆明和其他地区参加武斗；双方保证迅速拆除和排除一切武斗设施，如工事、路障、铁丝网、地雷等；高举“拥军爱民”旗帜，坚决执行《“九五”命令》，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不准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和部队，不得绑架、殴打解放军人员。严禁再行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乘机捣乱破坏。当场在协议上签字的有“八派”代表40人，“炮派”代表40人，军队代表14人。

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云南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达成的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关于恢复交通、保证邮电畅通”两个协议的批示》(中发〔1968〕35号)，批示强调：“中央同意云南两派达成的协议，希望你们按照协议，条条落实，认真贯彻执行。”

3月4日，云南两派赴京代表又签署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协议》，强调：“一切革命职工要坚守生产工作岗位，遵守劳动纪律，坚持业余闹革命的原则；各群众组织必须提高革命警惕，加强敌情观念，坚决同破坏机器设备，炸毁建筑工程，偷窃国家机密资料，杀人抢劫的反革命行为作斗争。”

5月8日，毛泽东接见云南学习班全体学习人员。5月27日，两派代表经过反复争执，在北京达成《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规定：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尽快成立云南省、昆明市革命委员会；所有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停止一切形式的互相攻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迅速解放大批革命干部；一切跨行业的组织要按行业进行调整，两派指挥部要尽快同时撤销。1968年6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了这一《协议》。

但是，这一时期，由于两派积怨太深，难以消除对立情绪，停火交枪协议达成之后仍然互不信任，互相戒备，各留一手，交枪有保留，交枪又抢枪，停火重开战。掌握在两派手中和流散在社会上的各种枪支达10余万枝之多，经过再三动员，发布《通告》，大部分收回，流散部分成了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

经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多方直接干预，做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加上人心思定，广大群众对长期武斗的痛恨和反对，1968年8月13日省革委会成立后，除少数地区外，武斗的局面日渐平息。

据不完全统计，1967年4月至1968年8月，全省发生大小武斗数百次，非正常死亡人数达5000余人，伤残者不计其数，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也造成党政机关全面瘫痪、交通中断、工厂停工停产等严重恶果。

康生炮制“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冤案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培植的帮派势力，利用窃取的权力，猖狂进行阴谋篡党夺权活动，推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残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他们的倒行逆施，完全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了云南人民的坚决抵制和斗争。其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与之斗争的情况尤为突出。为此，赵健民被康生等人诬陷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被关押近8年，并殃及全省广大党政军干部和群众。赵健民在漫长而艰难的牢狱生活中，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继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持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1967年1月4日，造反派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阎红彦到会接受批斗。省委在讨论阎红彦是否出席时，赵健民认为不能出席，当时大多数同志同意赵健民的意见。阎红彦没有到会，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听信谣言冲击昆明军区，并在昆明军区驻扎下来，逼阎红彦出来。

1月5日，省委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赵健民说：“你们都走，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然会全部被抓走，那样阎红彦被逼出来，省委会更被动。”会议同意了赵健民的提议。1月6日上午，到处寻找阎红彦的造反派在军区大院找不到阎红彦，派人到省委书记处临时办公的院子里找到了正在值班的赵健民和郭超。赵健民主动提出：代表省委与他们谈判，答复问题。造反派便将他们两人用汽车拉到军区大院，并用广播、喇叭宣传“抓”赵和郭的经过。赵健民当即对“抓”字提出强烈抗议。造反派追问赵健民，阎红彦在哪里，赵健民说：“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们，也不能带你们去‘抓’他，我们可以商量，你们要找他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一是你们必须撤出军区大院；二是不能对阎红彦进行人身侮辱；三是不戴高帽子。你们答应这三条，我打一个电话他就来了。”并说：“我不同意‘打倒阎红彦’，你们‘炮轰省委’、‘打倒阎红彦’是不对的。阎红彦有问题可以揭发，他有错误可以‘炮轰’，但不能打倒，因为他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毛主席还没有撤他的职。”黄兆其等听不进赵健民的劝告，责骂赵健民是死顽固，把赵健民强行拉上公共汽车顶棚，用膝盖顶着他的脊背心，戴上高帽子游街。一路上，造反派手打脚踩，扭背卡脖子，进行人身侮辱。经过3个小时的折磨，赵健民身体被摧残扭伤，脖颈骨折，最后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1月8日，省委书记阎红彦含冤去世，赵健民十分震惊，对“文化大革命”更感到非常困惑。

2月10日，根据云南两派群众组织代表的意见，中央“文革”小组通知赵健民等人前往北京参加解决两派大联合的问题。在京期间，面对造反派冲击党政军机关、揪斗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夺权导致社会动乱，赵健民忧心如焚，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他向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写信，要求当面汇报云南的情况。2月28日晚，赵健民被康生召见。赵健民简要地介绍了云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集中讲了3点意见。赵健民说：“我们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但现在云南省和昆明的党政机关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普遍被揪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的指示。”，“文化大革命对干部打击面宽了。中央有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下面连支部书记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想不通。对于主席关于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一指示，中央现在应该三令五申”，“现在搞大民主，是不是要搞这样大的民主?是不是可用多开党代会、七千人大会的形式?可能中央开党代会有困难，如请外国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等，但省以下应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接受党员的监督。据我个人了解，山东、云南两省党代会开得就很少”，“前几天，我在昆明看到一份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问的传单，其中，中央接待站的同志说‘干部有错误就反对、批判，但对好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应当拥护’。现在可不是这么做的。对于这个观点，中央只有三令五申，才能较好地贯彻”。这次谈话成了康生制造“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的导火线。

康生与赵健民谈话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诬陷赵健民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康生还找了在北京出席军以上干部会议的李成芳，专门谈了赵健民的问题。康生说：“2月底，赵健民在北京开会时提出要找我谈话，我安排了时间。赵健民在谈话中，表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整老干部。”康生特意指出：刘少奇出国访问路过昆明时，同赵健民谈过准备开党的九大问题。对赵健民这个人，要有所警惕。

3月，康生把正在北京参加军委军政干部会议的云南省军管会副主任张某找去谈话，进一步诬陷赵健民：“赵健民2月底找过我一次。他在谈话中讲了一些极为错误的言论，我对赵健民的讲话很气愤，已当面批评了他。你回去要把赵健民的这些错误转告云南的负责同志。赵健民的这些思想不知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很值得注意。”张某立即把康生的指示精神向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作了汇报。

3月中旬，云南两派大联合指挥部根据二月北京会议期间周总理指示精神，在胜利堂召开支持赵健民出来工作的团队长以上骨干会议。事前，黄兆其已通知赵健民参加开会，并要他发表讲话。就在会议举行前几个小时，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从北京开会回到昆明，听说两派要开会支持赵健民出来工作，便立即通知黄兆其到军区面谈，向他传达了前述的康生诬陷赵健民的指示。于是，黄兆其突然改变原来的安排，虽然让赵健民出席了会议，但借口会议内容有变化，不让他在会上讲话。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12月26日，黄兆其在他的一份交待材料中说：“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倒赵健民的开始。”

6月，安矩祥等人根据康生和省军管会负责人的意见召开会议，决定派人外调所谓“赵健民的历史问题”，并把省委机关造反总部原定“保赵(健民)打周(兴)”(即保赵健民站出来工作，打倒周兴)的方针改为“打赵保周”。安矩祥对外调人员说：“赵健民不愿出来协助李成芳同志工作，在支持机关总部问题上态度不鲜明。赵历史上被捕过。你们外调的主要任务是调查赵健民被捕叛变的问题。”6月初，省军管会搞了一份所谓《赵健民情况》在省军管会常委中传阅。这份《情况》别有用心地说：“赵健民说‘八二三’派不好，李成芳是走资派。”省军管会有关人员暗中又把这份材料交给“八派”黄兆其的同伙。6月6日，黄兆其等操纵的“照妖镜战斗队”，根据这份所谓《赵健民情况》的内容，散发传单，诬陷赵健民是“伸向昆明部队的魔手”，说“要斩断伸向昆明部队的魔手”。6月18日、19日，黄兆其等人在昆明检阅台召开万人大会，主旨是“打倒赵健民”。8月21日，黄兆其等指挥的“专揪叛徒战斗队”散发了《叛徒赵健民的自白》、《赵健民和黎玉两个大叛徒是怎样互相勾结的》、《赵健民是怎样被大军阀韩复榘刀下留情的》等传单和材料，对赵健民进行进一步的诬陷和攻击。

8月，由省军管会开出介绍信，介绍安矩祥再次派出人员去山东查阅敌伪档案，搜集所谓赵健民“叛徒”问题的材料。9月，安矩祥等人分4批先后去北京向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递送所谓“赵健民问题”的材料。10月19日，安矩样等人亲自给康生写信送材料，他们在给康生的信中说：“送上关于请求彻底追查赵健民历史上被捕自首叛变问题的报告及附件各一份，请予批示。”20日，安矩祥又派人给中央“文革”小组送信和材料，信中说：“我们受中共云南省委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省委机关干部的委托，来北京向中央首长、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昆明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原云南省委书记处成员的情况。现送上《关于原云南省委书记处成员的情况简报》，请审阅并希望能接见我们，听取汇报，给予指示。”在他们送去的那份《情况简报》中诬陷说：“阎红彦是叛徒，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孙雨亭是阎红彦、于一川的死党，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刘明辉是一个政治堕落、生活腐朽糜烂的蜕化变质分子；高治国是阎红彦精心培养的修正主义接班人，他按照彭真的反革命‘二月提纲’抛出了反革命的‘四月提纲’，破坏‘文化大革命’；赵健民是个变节分子，并有严重叛变嫌疑。”这份《情况简报》最后着重提出，对“赵健民问题”，“请中央批准并支持我们彻底查清”。

10月20日，省军管会再次批准调查组外调所谓赵健民的“叛徒问题”。省军管会在给中央“文革”小组和康生的报告中说：“据昆明‘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报告，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曾于1938年9月在山东被捕。据初步调查，有自首叛变嫌疑。为了确实弄清赵的问题，要求到山东等地查阅其敌伪档案，同时要求查阅赵在山东7000人大会上的报告及其他文书档案。经我们研究认为，赵健民的这段历史问题急需查清落实，同意查阅。”调查组到北京后，康生派联络员在香耳胡同接见他们，并对他们说：“你们送来的信收到了，首长(指康生)也看过了。”康生的联络员在听取他们关于打赵(健民)保周(兴)的方针后，表态说：“我们与你们的看法差不多。”调查组从北京回到昆明后，立即与省委机关总部的头目到政法干校向黄兆其、刘殷农、杨树先等为核心的“八派”头头们汇报他们去北京送材料的情况，以及康生派联络员接见时的表态情况等。就在这次汇报会上，经黄兆其等人研究决定：成立打倒赵健民作战联合指挥部，掀起打赵作战的高潮。之后不久，又在检阅台召开大会，省委办公厅主任杨西文在会上代表周兴等省、市机关干部宣读《坚决打倒赵健民联合声明》，表态支持打倒赵健民。

11月18日，安矩祥等人再次以省委机关总部名义，向中央“文革”小组送去《关于赵健民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说：“赵健民历史上是个叛变分子，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关头均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前期，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攻击中央“文革”小组。”11月29日，黄兆其在昆明工学院召开的一次“八派”会议上说：“赵健民问题，省委机关总部做了大量工作，上北京给中央“文革”小组和康生同志汇报，康生同志派人专门听取了他们的详细汇报，拿走了全部材料。听取汇报的同志表态说：‘你们反映的材料很重要，很多是中央没有掌握，赵健民也未交待的。据材料，赵健民确实是一个叛徒，你们立了一功。赵这次的表演，是全国少有的。”1968年1月2日，黄兆其在他本人的笔记中写道：“赵健民周围的要整，赵的外面的也同样要整：(1)叛徒28人；(2)走资派23人；(3)国民党伪军官、特务7人；(4)‘四清’下台的8人；(5)高饶分子1人；(6)腐化堕落分子2人。……”1月10日，黄兆其等人领导的“打赵作战指挥部”又给中央“文革”小组和康生、谢富治送去《赵健民武装镇压革命群众调查报告》、《关于赵健民大搞反党乱军反革命武装夺权给中央的报告》等材料和附件。他们在信件和材料中无中生有地捏造、诬陷说：“赵健民为首的黑班子，由四股反动势力组成。”

1968年1月中旬，为了解决云南驻军在支左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知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空军昆明指挥所、陆军第十三军、十四军领导干部赴京开会。1月21日晚，康生、谢富治等人在北京京西宾馆接见会议代表，并通知赵健民参加会议。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说：“云南最近几个月的形势很不好，武斗升级，中央很不满意。根据军管会报来的情况，‘炮派’有些猖狂。‘炮派’的一个武斗单位叫‘援越抗美’，这个武斗单位玷污了它的名字，‘炮派’组织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打到了禄丰县，打到了楚雄、祥云、下关，在祥云抢枪，在下关杀了100多人。根据军管会的报告，他们还要往西打。”谢富治讲完话后，突然指着赵健民严厉地说：“赵健民，你辜负了中央对你的委托!在昆明时，我当面对你讲，要你做两级军区和两派组织的工作。你到北京后还遥控‘炮派’进行武斗，‘炮派’组织的‘滇西挺进纵队’都是山东人，是你指挥的。你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赵健民听到谢富治的指责，十分惊讶和愤怒，他当即发言反驳谢富治。这时，鲁瑞林插话，诬陷赵健民在召集“工役制八团”开会时说：“留在云南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干部，都可以加工资。赵健民质问鲁瑞林道：“这完全是造谣。我在哪里开会说的?什么人听见的?指出证人来!”赵健民继续解释说，两级军区的工作我都做了，我向昆明军区陈康副司令员提出过防止武斗的具体建议，我还与云南省军区张力雄政委、王银山副司令员共同研究过防止两派矛盾激化的意见。这时，康生责问赵健民来北京干什么。赵健民平静地回答说：“我到北京是来汇报工作，反映云南的情况，我向中央写过4封信，前2封是要求反映情况的，后2封是提省军管会的意见，信是由军委办事组转交的，信封上写明了交陈伯达和康生。”康生又打断了赵健民的话，诬陷赵健民遥控指挥武斗，支持“炮派”，出了不少坏点子。赵健民反驳并强调自己做了劝说两派不要武斗的工作。康生要他写条子保证。赵健民当即写下：“我没有对‘炮派’的错误行动进行过支持、提出过赞许的意见。我对‘炮派’缓解与‘八派’的矛盾、避免武斗提出过许多有益的意见。我对以上说的两点负完全责任。以上意见完全符合实际，可以查证。赵健民。”康生认为赵健民是在耍外交辞令，质问赵健民承不承认谢富治、鲁瑞林提的意见。赵健民回答说，意见不符合事实，我不能承认。康生便说：“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然后问：“抗日战争以前的地下工作期间，你是什么时候与北方局接上关系的?”“你什么时候被韩复榘逮捕的?什么时候出狱的?”赵健民一一作了回答，说自己是被叛徒方春荣出卖被捕的。康生突然说：“我说，你是叛徒!”赵健民回答说：“康老，你说话要慎重，我不仅不是叛徒，而且是以个人生命保卫党的机体没有受损失。”康生叫喊着说：“我再重复一遍，你是叛徒。”赵健民回击道：“你说几遍，我也不是叛徒，因为事实不是。当时山东有500多名党团员都是我领导的，我被捕后，党的机构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北方局派来的黎玉同志还在外面照常工作。”康生看了看赵健民后说：“你是被叛徒出卖的，又顺利地从监狱中出来了嘛!”“凭我40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我看你是个叛徒!”赵健民立即反驳：“是不是叛徒，要凭事实。康老，你怎能凭个人的敏感就定我为叛徒呢?”

在这样一个当时许多高级领导参加的会议上，赵健民当面顶撞了当时权势极大的康生，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康生未等赵健民把话说完，就站起来说：“我接触这么多走资派、特务、叛徒，你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去年我接见你时，你提的意见是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你提议开九大，就是为了把刘少奇、彭、罗、陆、杨这些乌龟王八蛋选到中央来，让他们重新掌权!”，“我看过‘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适应他们的计划。”赵健民有口难辩，再次被康生逼迫写下了不是叛徒的保证书。但是，任何保证也都无济于事，康生还是当场宣布逮捕了赵健民。事后康生对云南两派代表解释说：“赵健民1936年投降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计划，不是我们党的计划”，“他们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是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就这样，一个殃及云南无数干部群众的所谓“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冤案假案，被康生、谢富治等人无中生有地炮制了出来。

赵健民被捕后，云南省的一些人在黄兆其的支持下，进一步编造材料报送中央“文革”小组，诬陷打击赵健民。1月24日，他们将一份所谓《赵健民的材料》送交中央“文革”小组，这份材料共分3个部分：第一部分说赵健民历史上是个叛变自首分子；第二部分说赵健民是“刘、邓司令部”的人；第三部分说赵健民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罪魁祸首”。说赵健民“招降纳叛，妄图建立赵氏王朝”。把云南30多名干部说成是“赵健民为首的一小撮”，是“叛徒”、“坏人”。并说：“我们认为赵健民是个叛徒，又是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必须坚决打倒。”连同材料一并送往中央“文革”小组的还有7个附件材料。此后，黄兆其等人又进一步编造了“赵健民反革命集团”和“赵健民之流”为内容的诬陷材料送给中央“文革”小组。

2月13日，江青、康生、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云南两派赴京代表，康生再一次说：“赵健民1936年投降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计划，不是我们党的计划，是实行国民党的计划”，“他们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是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是国民党”，“赵健民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这次会上，康生等人还把他们蓄意捏造的所谓“滇西挺进纵队”宣布为“典型的反革命匪帮”。康生说：“解放军什么反动派没有消灭过，美帝国主义、蒋介石。难道我们还怕赵健民之流。”江青说：“事物走到对立面，那就没有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没有办法，要剿匪了。”

8月1日，黄兆其指挥的“打赵作战指挥部”和“省委机关联合总部”联合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报送《赵健民反革命阴谋集团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捏造赵健民反革命阴谋集团由叛徒、特务及反坏右分子、阎红彦的死党及走资派、历次运动下台的干部4个部分组成。

12月30日，康生批示：“在云南一个小报《春城风暴》10月29日第八期上登了一份材料，题为《赵健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叛徒》。材料署名是：中共云南省委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材料中说：(1)赵在1936年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因叛徒方春荣出卖在济南小清河被捕；(2)赵被捕后承认是共产党员并向敌人供出刘加典、刘胜玉、周宝祥、王福昌等人；(3)供出莱芜县党的组织情况及地下党的联络地点。以上各点由1937年1月30日伪南京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意见书中证实。据此，拟云南对赵有专案组织，三办专案可同他们联系了解情况，核实材料。”省革委会根据康生这一批示，成立了有近20名成员的“赵健民专案组”，配合中央三办“赵健民专案组”审查所谓“赵健民叛徒”、“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问题。

赵健民被捕后，在半壁店北京卫戍区关押了3个月，又被转移到交通干校继续关押。1969年12月18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赵健民专案组”向康生报送《关于将叛徒、反革命赵健民逮捕的请示报告》。24日，康生批示：“把赵健民交由云南省革委会押回昆明，继续关押审查”，“自逮捕之日起，按逮捕处理”。1970年1月19日，赵健民被押回云南，投进云南省第三监狱。当时，该监狱对待赵健民完全是法西斯式的看守方式，十分残酷。赵健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申诉中说：“他们按他们捏造、编造的材料要我讲，要我承认，在我严辞拒绝的情况下，他们当场指使看守人员给我卡上背手钢铐，并把钢铐紧刻口一打到底，这样使钢拷的钢刃卡到骨头里边，在40天的时间内，给我带了34天的背手铐。”

康生捏造、诬陷赵健民是“叛徒”，“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后，赵健民对此进行了义正辞严的申辩和坚决的斗争。1968年1月26日，赵健民写信驳斥康生、谢富治，申明自己没有错误和“罪行”。3月1日，赵健民第二次写信给康生、谢富治，否认康生所说的“赵健民在‘文革’中犯有‘罪行’”。并说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错误行为进行过斗争。3月22日，赵健民第三次写信给康生、谢富治，说明他历史上被捕的全部过程，否认有过“叛徒”行为，并提供大量证人，要求调查。康生不让赵健民写申诉，命令把赵健民的纸、笔、墨收走。为了向中共中央反映意见，赵健民不得不从厕所找一根木棒蘸墨水在废报纸上写意见。

1969年1月26日，赵健民写诗《一年有感》，对康生进行控诉说：“我无任何罪，冤狱到一年。”3月12日，赵健民写诗《怒火鸣》，骂康生说：“你如强再拖，就是机会汉，就是无理徒，就是渎职者，定要落深渊。”4月17日，按照康生指示，监狱看守把赵健民写的信和诗当着赵的面撕毁，并将纸片收走。12月10日，赵健民忍无可忍，又写信、写诗怒斥康生和专案组组长，说：“假如你再粗暴地不准我讲，并横蛮地实行拖延，那你就是一个没有党性、丧良心、施阴谋、用拖延手段残害党的工作的反毛泽东思想者。”

赵健民被转到云南特别监狱关押后，在不给他纸、笔、墨写申辩的情况下，1970年8月23日，赵健民写血书质问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和周兴、鲁瑞林、黄兆其等人，说：“请告诉我，我究竟有什么错误罪行。”9月15日，赵健民用铁钉在监狱墙壁上刻诗，控诉道：“申诉不准我申辩，只问片面严上严。说明事实也不准，压制禁暴事全面。铁铐紧箍血骨肉，道道血沟不堪言”。“我本党的忠良者，历史事实尽证鉴”。

1971年3月，赵健民被转押到云南省第二监狱。赵健民在狱中坚持原则，坚决斗争。11月26日，赵健民第二次向省革委会写血书说：“我被关押已四年，四年中始终没有人告诉我，我究竟有何罪行，我虽声明无罪过百次，但始终不准我写一诉状呈上边。这种作法在新中国未闻未见。我大呼我无罪，要写诉状见青天。”11月26～28日，赵健民迫于无奈，进行绝食斗争。28日，省革委会有关领导人同意给赵健民纸、笔和墨水，让赵健民写“交待材料”。赵健民前后进行过6次绝食斗争，写了18万字的申诉书，怒斥康生、谢富治，申明自己没有错误和“罪行”。

赵健民在狱中的申辩和斗争，招来了进一步的迫害。1974年5月26日，云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所谓《关于赵健民反革命罪行的审查结论意见》，《意见》给赵健民定性为“罪大恶极的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建议中央“撤销赵健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清除出党，依法严惩”。

赵健民的亲属也遭到了残酷迫害。妻子杨瑞波自从赵健民被抓以后，生活颠沛流离，带着4个孩子一天一天苦苦煎熬。1968年“划线站队”时，杨瑞波被戴上“大叛徒、大特务、大黑手赵健民的臭老婆杨瑞波”的白袖套，陪斗、罚跪，向毛主席“请罪”，挨打、游街，受尽侮辱和折磨；“滇西挺进纵队”假案被捏造出来后，在全省大张旗鼓地举办所谓罪行展览，杨瑞波被拉出来陪展示众，情绪被煽动起来的一些人往往大打出手，杨瑞波成为“制造罪恶”的活展品而深受其害。1969年初在下马村举办“省级机关学习班”，当时杨瑞波是工厂副科级干部也被强行拉去受审，而且单独关押。围绕所谓“滇挺”问题采取车轮式审讯，还将小女赵杨接去“感化”。刑讯逼供没有结果，又把杨瑞波关入防空洞，直到1969年年底。“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大儿子赵小松是高中一年级学生，因为父亲的问题，以“保皇派”的罪名抓入省二监关押3个月。赵健民在北京被关押后，赵小松无法呆在昆明，先到滇西鹤庆县躲避，后转到山东单县姥姥家藏身。1969年返回昆明正好撞上了“划线站队”，这一年赵小松尝遍了批斗、游街的滋味，最后被遣送到施甸县插队，在那里当了3年的农民，在施甸县知青办的帮助下把粮户关系转回山东老家冠县。老二赵小桐、老三赵小楠当时都是中学生，受父亲的株连，被关进学校的学习班，上山下乡时申请回山东。

杨瑞波一面苦苦撑持全家的生活，一面四处奔波打探赵健民的下落。她从1970年开始信访，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每一个成员都寄过信，从1月1封到1月数封，可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直到1972年她还不知道赵健民的下落。为了找到赵健民，她叫二儿子到北京上访，终于获得了可靠的消息，赵健民已于1970年1月18日被押回昆明。从1972年开始，杨瑞波在昆明费尽周折找省革委会信访处和赵健民专案组，最后得知赵健民被关在云南省第三监狱，但无论她怎样哀求，还是见不到丈夫一面。1973年春节，杨瑞波终于能给赵健民写了第一封信并与离别5年的赵健民见了第一次面。

康生炮制的“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不但使赵健民及其家人深受其害，而且使云南广大干部群众受到诬陷迫害。1968年8月省革委会成立，谭甫仁任省革委会主任，他在主持云南工作之前，是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先后多次参加康生等召集的碰头会。8月8日，谭在北京“昆明学习班”上说：“我受军委办事组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要把云南的是非弄清，赵健民是个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为了弄清云南“大是大非”问题，谭甫仁指使黄兆其提供“划清云南路线是非”的材料，收集了“炮派”内部的组织情况，包括24个核心常委，100个委员及“翠湖学习班”、“摧资兵团”、“滇西挺进纵队”、“滇南农革军”、“滇东北游击军”等几百个组织上千人的名单。在此基础上，由省革委动态组炮制出一份《赵健民反革命集团地下王国组织系统》，涉及全省党政军干部924人，其中地师级以上干部有96人。同时在《云南日报》公开发表《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等文章，一场以红色政权名义，有计划、有组织、分步骤，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迫害干部群众的“以人划线，层层站队”开始了。赵健民被定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云南的代理人”。在谭甫仁的煽动和直接领导下，省革委会七次全会后，云南在推行“划线站队”反动方针时，便以赵健民为线，“划清”云南“文化大革命”中所谓路线是非，把不同意“文化大革命”做法的、不同意打倒赵健民的、不同观点的广大干部群众统统划为“站错队”，进行疯狂打击和残酷迫害。全省从部队到地方，从机关到基层，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掀起了打倒“赵健民之流”，深挖“赵健民黑帮”，抓捕“赵氏小爬虫”的高潮。对“站错队”的干部群众进行逼、供、信，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进行残酷的迫害，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与赵健民假案直接关系的“划线站队”问题多次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并多次向有关领导提出纠正的要求。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得知赵健民在狱中的情况，从北京打电话向云南省委查询赵健民的病况，9月30日，赵健民才被释放出狱。

关于赵健民的历史，早在1957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做过结论。结论说：“1936年9月，赵健民担任山东省工委组织部长，到济南检查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被捕后，先后关押在韩复榘省政府特务队、三路军军法处拘留所、伪高等法院看守所，经7次审讯，虽有叛徒当堂作证，敌人严刑拷打，赵健民坚贞不屈，没有供出任何关系。后来韩复榘亲自审讯，判送反省院‘感化’，并由伪山东省高等法院以‘危害国民为目的而组织团体’罪名判刑5年。赵健民坚持斗争，以不服判决为理由，提起上诉，直到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占领禹城，进逼济南，韩复榘逃亡宁阳，经法院通知，赵健民1937年10月找保出狱。出狱后，当即找到黎玉、林浩同志。被捕期间，赵健民表现坚决、勇敢，政治上是坚定的。”

粉碎“四人帮”后，省委于1978年2月28日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对赵健民同志审查结论的报告》，《报告》说：“1936年9月，赵健民同志在任我山东省工委组织部长时，被伪三路军军法处特务队逮捕。同年12月17日被伪山东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在1937年10月，日寇已进犯山东，我党派代表和伪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谈判联合抗日，提出释放政治犯的情况下，伪山东高等法院让赵健民提前取保出狱。赵健民同志的这段历史，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监委曾于1957年作过审查结论。‘文化大革命’以来，经反复查证，这段历史是清楚的，未发现新的问题。我们的意见，应维持1957年的结论”。随后，赵健民调中央任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顾问组组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1978年9月8日，省委下发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平反结论》。《结论》指出：叛徒江青等人和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的代理人，积极推行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反革命路线，制造了一个“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大假案，他们还把云南的一切重大冤假错案都和它挂起钩来，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后果十分严重。经查实，赵健民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叛徒、特务，现已平反恢复工作。所谓“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完全是康生等人一手制造的重大政治假案。对赵健民同志及因此受到牵连的革命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并做好善后工作。

同日，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经中共中央批准召开有250万人参加的有线广播大会，为“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及“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假案平反，为在这两个政治假案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云南日报》1978年9月10日对平反大会作了详细报道，并配发社论《欢呼沉冤昭雪，发展大好形势》。

1988年5月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赵健民同志平反的通报》，为“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彻底平反。随后，其他所有与此案有关的冤假错案也迎刃而解，相继得到平反昭雪。

北京虹山口学习班

1968年2月4日至8月9日，中共中央为解决云南两派群众组织的联合及成立省革委会的问题，在北京虹山口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举办有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部队代表、地方主要领导干部代表、两派群众组织代表近2000人(军队干部962人，战士102人；地方干部466人，两派群众组织代表450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由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谭甫仁(解放军工程兵政治委员)主持。这期间，在中央领导的督促下，云南两派达成“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等几个协议，对稳定云南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学习班期间，特别是5月以后，谭甫仁与“八派”头头黄兆其、刘殷农等罗织各种罪名，把矛头指向赵健民、陈康、张力雄、朱家璧(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熊奎(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非(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何德庆(昆明军区后勤部部长)、许志奋、刘明辉、高治国、孙雨亭、林亮(省轻工厅厅长)、侯良辅(省商业厅厅长)、张振军(省农业厅厅长)、张曙光(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以及“炮派”组织的广大群众，为省革委会成立后以“划清两年多来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为名，在全省推行“以人划线，层层站队”，迫害干部群众，制造冤假错案，从思想、舆论和组织上打下基础，做了准备。

在这之前，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解决云南问题。2月11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和军区办学习班的情况汇报。周恩来首先汇报了“云南班”的情况，当谈到云南已来了800多人时，毛泽东说：“不行，800人少了，要增加一倍。”此后“云南班”陆续增加到1980人。另外，根据毛泽东关于集训全军团以上干部的决定，昆明军区也在京举办了4批共有3000多军队干部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昆明班”。5月8日、5月20日、6月3日、8月11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4次接见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在京学习班的学员，“云南班”和“昆明班”的学员也分别受到接见。毛泽东、周恩来在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昆明班”时说：“云南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毛泽东还强调说：“周兴、陈康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周兴、陈康离开京西宾馆到学习班去，周兴住到‘炮派’，陈康住到‘八派’，向群众作检查，消除对立情绪”。

这时，还担任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的谭甫仁，对云南问题尚能按照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云南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都犯有错误，各自要多做自我批评”的指示精神办事。但是，到了5月，谭甫仁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委办事组碰头会，康生等在会上要求把云南里里外外搞清楚，谭甫仁便改变了立场，这助长了黄兆其、刘殷农等造反派头头的派性活动，并发展为对广大干部群众的疯狂诬陷和迫害。

学习班期间，黄兆其、刘殷农组成本派“材料组”，大肆进行秘密活动，送了许多材料。这些材料大体可分3类：一类是黄兆其、刘殷农诬陷他们认为是支持“炮派”的一些老干部的材料；另一类是支持“八派”的干部进省革委会的材料；还有一类是各种简报、反映、动态、纪要等，大多是诬陷支持“炮派”的领导干部和“炮派”的材料。黄兆其、刘殷农认为这些材料特别重要，由他们亲自送交中央联络组和谭甫仁。3月，黄兆其主持写了一个给中共中央和学习班领导的报告。报告中诬陷说：“张力雄秘密在圆通山、新华山、云大、马街等地为‘炮派’架设了8部‘七一’型军用电台，并由军区作战处每天联系5次，直接指挥昆明的武斗。”4月上旬，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八派”头目许梅康搞了一份所谓“陈康历史上是个逃兵”的材料。黄兆其、刘殷农得到这份材料后，当即召开“八派”参加学习班人员的会议进行研究。黄兆其、刘殷农提出：“赶快上报中央，并用大字报形式在学习班公布出来。”对陈康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陷。4月11日，陈康到云南学习班传达中央领导4月8日的讲话精神，刘殷农公然在会上歪曲、对抗毛泽东要“周兴、陈康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指示，说：“我们‘八派’根据毛主席指示，把斗争的矛头就是要对准陈康。我们要打倒陈康这个态度是一贯的，并不是到北京以后才形成的。打倒陈康的方针是既定的，不会改变。”刘殷农还在会上造谣诬陷“陈康是云南两次大规模武斗的罪魁祸首，武装一派，消灭一派，屠杀一派”，是“滇西挺进纵队的后台，是可耻的逃兵、叛徒”。过了几天，陈康及当时在京的军队领导到西苑旅社看望两派代表，“八派”头目金奕旦等人抓住陈康，用墨水将他的手染成“黑手”，强行要陈康跪下，进行审问，并偷偷用小型录音机录音。这件事当时就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评。4月29日夜，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在学习班召集“八派”各片和各专州来京参加学习班的负责人开会，研究部署下一步的行动。会上，黄兆其等人表示：不打倒陈康，死也要死在北京。5月，黄兆其等人又写诬陷“炮派”的报告，称昆明地区“炮派”“有一个通讯连”，“下设有线、无线、警卫3个排”，“无线排在翠湖宾馆，云大、医学院、五华山、海口等地设有电台。翠湖宾馆的电台设在四楼，大‘叛徒’赵健民经常使用这部电台”。

5月19日，谭甫仁在欢送学习班部分学员返回昆明时说：“你们在学习班始终掌握了斗争大方向，眼睛紧紧盯着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对陶铸、李井泉进行了大批判，以及他们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李成芳、赵健民进行了大批判，路线觉悟大大提高了。”，“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坏人的当，云南没有坏人呐?我才不相信呢。”，“把你们的精力集中批判‘走资派’贺龙、李井泉以及他们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李成芳、赵健民。把矛头对准他们，紧紧盯住他们不放，从组织上、政治上粉碎他们的阴谋，肃清他们的流毒。”5月27日晚，两派代表在西苑旅社签订大联合协议，双方为让不让张力雄签字争执不下。事后，谭甫仁先把黄兆其找去，说：“你放心，我谭甫仁到昆明以后，一定和你们‘八二三’一起把张力雄的问题搞清楚。”接着，谭甫仁又把李毅叫去说：“我告诉你们，张力雄百分之百进不了革委会，你不要在那里搞。”在谭甫仁交底以后，黄兆其便抓紧部署进一步打倒张力雄的工作。

6月初，在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主持下，“八派”编写了《原云南省厅局长级干部材料汇报》，诬陷在云南省71个厅局(部委)的正副厅长(包括政治部正副主任)305人中，必须打倒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有57人，另外有重大问题需要查清的81人。6月5日，谭甫仁根据黄兆其等编写的材料，在学习班上说：“你们云南是和平解放，面临着许多国外反动派，而且还有国民党的残余武装。你们云南，过去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渣滓你们以为少吗?不少”。“你们一定要看到，就是有敌人、有坏人、有叛徒、有特务、有走资派、有反革命分子，有地、富、反、坏、右派分子。在这个时候，他们一定要搞破坏”，“人家北京已经清理阶级队伍了，我们还没有抓坏人”。6月13日下午，谭甫仁在西苑旅社对东川两派代表说：“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刘、邓、陶、李(李井泉)、阎、赵以及其代理人，不要把他们看成死老虎，应该从各个方面肃清流毒。”

6月21日，黄兆其主持编写了一份给学习班领导的《紧急报告》，诬陷说：“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陈康的支持下，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份报告还“要求立即逮捕高治国、张曙光、侯良辅、林亮”等人。

6月29日，周兴、陈康奉谭甫仁之命，到学习班去做检查。早在5月15日、16日，“八派”学员根据谭甫仁的指示，就曾2次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对陈康进行批斗，还写了专门诬陷陈康的批斗《纪要》。29日，陈康住到学习班之前，谭甫仁在学习班的会议上说：“陈康同志要到这里来作检查，在别的场合，他也作过检查。同志们有什么意见，采取一种什么形式呀?第一个，是要我来转弯子；另一个办法嘛，就是和陈康同志座谈一下，哪种形式好?请同志们考虑一下。”黄兆其、刘殷农等听后心领神会，当即组成了“帮陈小组”，从6月29日至7月19日这段时间内，先后8次与陈康“座谈”，另外还进行了多次所谓的“交谈”，对陈康进行批斗和诬陷，并把这些“座谈”、“交谈”称之为“帮助陈康转变立场”。7月3日，陈康在学习班第一次作正式公开检查时，“八派”一方面帮助陈康搞所谓的“过关”，另一方面再次上报材料，诬陷陈康“顽固不化”。

7月10日，黄兆其、刘殷农等主持编写了一份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诬陷报告《赵健民反革命集团执行国民党计划，镇压造反派》，说：“大叛徒赵健民、林亮为了实行国民党特务组计划，纠集其死党、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侯良辅，假党员、烟毒犯张兴华(省重工厅副厅长)，封建把头张振军，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阎罗(省劳改局局长)，国民党军官李铁亚(省物价委员会主任)，走资派李文进(省林业厅政治部主任)、王玉如(粮食厅厅长)等一小撮国民党残渣余孽，组织了一个总指挥部，在昆明直接策划指挥大规模武斗，血腥屠杀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犯下了滔天罪行。”还诬陷赵培宪(省农垦局副局长)等20余名厅局长级干部是“总指挥部下所属7个组织的成员”，并列举了他们的几条“罪状”，“请求中央追查这一小撮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罪行，按国法治以应得之罪”。

7月11日上午，谭甫仁在京西宾馆他的办公室内，召集军内“八派”参加学习班的代表座谈。谭甫仁说：“对云南问题，我很着急，我原想把问题挂起来，但经过一个多月的实践证明，挂不起来。主要的是非要分清，不分清，问题就解决不了”。“新来的学员有点气(指第三批新来的“八派”学员)，大家受压，出出气是好的。昨天(指第三批新来“八派”学员批斗陈康大会)气出完了没有?明天他(指陈康)要去你们那里作检查。他说检查要找人帮。我对他说：‘你要找人帮，要找‘八派’的，不要找‘炮派’”。谭甫仁提醒参加座谈的人说：“你们不要纠缠几件具体事。几个大的方面的问题要弄清楚，如红线、黑线问题，革与保的问题，对中央的态度问题，搞乱机关、破坏部队稳定的问题，从上到下搞分裂的问题。”最后谭甫仁还鼓动说：“陈康在学习班的时间，要抓紧，把问题搞清楚。需要回来，我们通知。陈康、张力雄的问题，他们不仅要给‘八派’作检查，也要给‘炮派’作检查。”当日，张力雄奉谭甫仁之命，到学习班作检查，黄兆其、刘殷农等“八派”头头组织了10多次大中小型批斗会(朱家璧陪斗)。军内外学习班“八派”代表一面批斗，一面多次编写《报告》、《简报》、《纪要》等，诬陷张力雄、朱家壁等人是“大叛徒”、“大黑手”、“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上抗中央，下欺群众，大耍流氓手段，拒不认罪”等等。

7月15日，谭甫仁改组了学习班领导小组。谭甫仁说：“解决云南问题不能不讲是非，要分清是非。已经过了半年多了，没有解决问题，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7月16日上午，陈康在学习班作第二次检查。黄兆其、刘殷农立即炮制了几份诬陷陈康的《报告》说：“对陈康，我们组织专人负责，举行了若干次小会座谈，会前会后多次真心诚意帮助他，但陈康仍然坚持错误，执迷不悟，借公开检查，大耍阴谋，对抗毛主席，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7月19日下午1时，陈康离开学习班去京西宾馆之前，“八派”抓紧时间，再次对陈康进行“座谈”，在所谓的座谈会上，“八派”指责陈康的检查是“大帽子下面开小差，态度极端恶劣，这样下去非垮台不可”。

仅6月29日至7月19日这段时间，地方“八派”就先后8次“帮助陈康转变立场”，对陈康进行“座谈”、“交谈”，实际是对陈康进行体罚和批斗。然而，6月29日与陈康一道奉命住到学习班作检查的周兴，仅7月10日作了第一次检查，谭甫仁便在会上表态说：“周兴同志是愿意检查错误，愿意改正错误的，今天，他的检查，我自己看是比较深刻的，比较全面的”，“希望周兴同志要大胆工作，不要在工作中缩手缩脚”，“八派”对周兴的检查，更是大唱赞歌说：“自6月29日来到学习班后，要求自己严格，广泛地和造反派接触，虚心听取意见，接受批判、帮助，作了深刻的检查，消除了对立情绪，光荣地完成了任务”。按照谭甫仁的电话指示，7月15日，周兴便离开学习班住到京西宾馆去了。

7月下旬，黄兆其、刘殷农、杨树先在学习班召集“八派”各组负责人开会，商讨向中共中央推荐进省革委会的人员名单。与此同时，一些“八派”学员在学习班大造舆论，大量张贴、散发诬陷刘明辉、张曙光、赵增益、张振军等几十名领导干部的传单、标语、大字报。7月21日至8月4日，黄兆其、刘殷农、杨树先等第三次主持编写了10余份《报告》，要求中共中央批准他们推荐、支持的干部进入省革委会；要求周兴担任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同时，进一步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赵健民、陈康、刘明辉、孙雨亭、赵增益、张曙光等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诬告陷害。

8月6日凌晨，谭甫仁在学习班传达中央领导和江青的讲话，说：“江青同志讲，现在有些政治土匪，大联合以后要搞掉它。中央几位首长都讲了，阶级队伍一定要清理”，“要赶快清理阶级队伍，云南坏人不会少，现在都没有动”，“这次朱家璧、张力雄不能回去了，有问题，张力雄有问题。中央首长讲，郭超、赵增益不能进革委会”。谭甫仁还说：“点名问题，中央首长说：阎红彦、李成芳、赵健民。……最好赵健民放在第二位，李成芳放在第三位，你们的报告(指关于要求成立省革委会的报告)，可以这样写。怎么点名，中央首长要研究”，“成立革委会，要注意阶级敌人的破坏。我们不要听谣言……你们不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两派，我心里都有数”!

8月8日，谭甫仁在北京虹山口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作最后一次讲话，被后来称之为“八八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中，谭甫仁说：“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中，云南和全国一样，揪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现在正在全省范围内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的流毒。总的形势是大好，不是小好。……今天以前的云南形势确实很乱，很复杂。当然，我们不怕乱，造成那种形势的关键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及他们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另外还有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是他们挑起来的。云南的问题，我说乱得差不多了，有些人说，还要乱。我说，我们也不怕，如果这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在云南的那些走资派、一小撮坏人，如果他们要乱，让他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怕不怕呢?不怕。因为有野战军在那个地方”，“不要把坏人当做好人，也不要把好人当做坏人。在今天以前，有个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些糊里糊涂，把坏人当做好人，把好人当做坏人，这是很危险的啊!这里就讲了几个人，讲了赵健民，这个人问题很大。还有一个叫张力雄，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人”，“昆明的问题，云南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一次嘛，解决了，谁是谁非，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云南的斗争比较复杂，很多敌人摆在我们面前嘛”。

在北京虹山口学习班期间，谭甫仁还曾多次找黄兆其、刘殷农、杨树先等“八派”头目谈话说：“‘八派’自始至终坚持了斗争大方向，是真正的左派”，“‘炮派’在运动的中后期钻进了不少像赵健民那样的坏人，所以中后期他们犯了很多错误，在云南搞武装夺权，煽动农民进城搞武斗，组织了‘滇挺’；‘炮派’的领导权被叛徒赵健民操纵了”，“赵健民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刘少奇在云南的代理人，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事后，刘殷农曾对“八派”其他头头说：“谭政委的指示，实际上是中央的精神，已有框框了。‘炮派’的问题已指明了”。

在北京虹山口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上，谭甫仁与黄兆其等相互配合，为后来在云南推行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错误方针，定了基调，做了舆论准备。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继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后，黑龙江省于1月31日首先成立了“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2～8月，山东、上海、山西、贵州、北京、青海也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9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派组织。”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关于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内蒙古自治区和天津市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分别于11月1日和12月6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提出“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并说：“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这一社论，推动着其他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进程。毛泽东并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1～5月，江西等15个省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8年6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央“文革”小组对昆明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达成的〈实现革命大联合协议〉的批示》，《批示》说：希望云南各地、各群众组织，要迅速“解放一批革命干部”，“做好各项工作，争取尽早地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8月6日，昆明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按照中共中央在各级建立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军、干、群结合)组成党政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指示精神，提出“从云南各方面情况看来，早日建立云南省的红色权力机构已经成为全省各族人民迫切的心愿，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报告》提出了省革委会的组成人选名单和机构设置意见。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同意谭甫仁任省革委会主任，周兴，陈康，鲁瑞林，刘明辉，“八派”代表黄兆其、徐学惠(女)，“炮派”代表李毅、段宝珍(女)任副主任，另留2名副主任名额(产业工人、贫下中农各1人)，待以后增补。昆明市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也同时确定，市革委主任段思英(陆军第十三军政治委员)，副主任骈引丁(昆明军区副参谋长)、郭兴(昆明警备区司令员)、肖持久(原昆明市委书记处书记)以及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刘殷农、苏本忠、尹家仙(女)、傅国英(女)。8月11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接见了云南代表团，“云南班”和“昆明班”的部分学员、省军管会干部专案组人员也同时参加。会上，周恩来宣读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省革委会的批示上的“照办”的批示。

8月13日，云南省和昆明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昆明市各族各界群众和驻昆部队指战员40多万人举行庆祝大会。大会给毛泽东主席发了致敬电，会后举行了游行。省革委会设4大组(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人保组)，下设若干小组或办公室，负责管理各个方面的业务工作，取代前省委、省人委、各部委办厅局的机构和工作。省革委会建立后，省军管会撤销。8月1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题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等企图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的破产”。8月16日《云南日报》发表了题为《红太阳照亮边疆》的社论和全省各地举行集会庆祝省革委会成立的消息。8月14～19日，省革委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到12月15日止，云南省16个专、州、市和128个县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12月16日，省革委会机关、昆明军区和昆明市30万军民举行集会，庆祝全省各个专、州、市和128个县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同一天，全省各专、州、市所在地也分别召开了数万人的庆祝大会。

1968年9月23日，谭甫仁、周兴等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研究成立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问题，提出了组成人员名单报中共中央审批，同时开始行使职权。核心小组成立时有成员9人，其中组长1人，副组长3人。1969年11月，增补核心小组成员3人。1970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名单时，副组长为4人。至此，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共13人，其中，军队干部11人，地方干部2人。省革委会实行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同时是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省革委会及其党的核心小组的建立，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从组织上得到了保证。

省革委会从建立至1971年中共云南省第二届委员会产生前，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从1968年8月14日省革委会第一次全会至1974年12月26日，省革委会共召开过16次全会。1979年12月27日云南省第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将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更名为云南省人民政府。

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之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于9月7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强调“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这篇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此后，“斗、批、改”作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中心任务在全国全面展开。在云南，省革委会则以“划线站队”为核心，将“划线站队”贯穿到“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等各项“斗、批、改”运动中。

“划线站队”

“划线站队”是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这一红色政权成立以后，以“划清两年多来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和“清理阶级队伍”等各项政治运动为名，在云南制造的一场长达七八年，后果极为严重的政治灾难。

1968年8月10日，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省革委会的批示中，确认阎红彦、赵健民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云南的代理人”。8月13日，省革委会主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谭甫仁在庆祝云南省和昆明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大会上提出，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8月14～19日，省革委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谭甫仁在讲话中提出，当前省革委会的工作，主要是抓好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办学习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解决云南的大是大非问题；第二件是掌握斗争大方向，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会议最后通过了《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更大规模地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运动，把云南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决议》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的决议》。后一个《决议》讲：要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多中心论”的反动理论，批判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想，批判各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流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同时强调“把革命的大批判同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结合起来”。谭甫仁在会上所讲的第一件大事“解决云南大是大非”，也就是他秉承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旨意，后来贯穿到“清理阶级队伍”等各项政治运动中去的“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简称“划线站队”)，以“打”赵健民或“保”赵健民为主要标准，来“划清”云南“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路线是非。“打”赵健民的，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站合了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保”赵健民的，是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站错了队”的资产阶级保皇派。

1968年8月15日至1969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为进一步落实毛泽东“革命大联合好”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国防、冶金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简称“八一五”会议)，主要解决全国国防、冶金系统的大联合、“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云南的二九八厂、三五六厂和冶金系统的14个厂矿的军代表、领导干部、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共计330人组成代表团出席会议，省革委会副主任鲁瑞林任云南代表团团长，并为会议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会议期间，鲁瑞林违背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总理对会议的指示，另搞一套，对参加会议的代表开展“划线站队”，进行武斗，把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

鲁瑞林在大小会上说：“‘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表现在云南就是一派完全错了，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后台黑手就是赵健民、陈康”，“云南的炮派组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期大方向是对的，后期由于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林亮、侯良辅等人的操纵，在全省掀起大规模武斗，大方向错了”，“炮派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八派是武卫，炮派是武斗”，“‘二月逆流’在云南的表现，就是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之流。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破坏军队稳定，破坏国防建设，破坏战备，使全省的军营和军事机关瘫痪，他们是一批特务，本来就是坏人”。鲁瑞林还从他支持的一派代表中指定专案人员，对与会的另一派代表进行审查。他们捏造事实、罗织罪名，进行诬陷迫害，给与会的另一派代表挂上“三反分子”、“大叛徒”、“反军乱军分子”、“反革命黑干将”等罪名的黑牌，召开大小会议随意揪斗，进行人身侮辱，限制人身自由，规定这些人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会客、不准给亲友写信，每天必须写检查、请罪、接受批判，实行派性专政。在残酷的斗争过程中，有不少人被打伤致残、逼疯、逼死。原昆明冶炼厂厂长、全国劳动模范董福生被诬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滇西挺进纵队后勤部长”，遭批斗毒打，致肋骨断裂。昆明耐火材料厂副厂长沐家云难以忍受折磨，在会议住地北京前门饭店跳楼身亡。而鲁瑞林却谎称：“我请示了中央，沐家云有问题不交待，在毛主席身边对抗中央，跳楼自杀，他的火化费由他自己负责，骨灰不能带回去。”鲁瑞林又主持“搬绊脚石”的批斗会，“扫除”与会议有接触的外界人员。云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冶金报》记者王原衡、东川市矿务局干部谭伯信，在前门饭店与参加会议的“炮派”代表见了一面，就被定罪为“场外指导”的“反革命分子”，抓去严刑拷打后，又武装押回原单位批斗审查，使王原衡被迫害致死，谭伯信被打成重伤。

鲁瑞林为了继续迫害参会人员中持不同观点的人，会议期间和会议结束前夕，指示秘书电话通知昆明军区作战部派人到北京，将昆明钢铁厂党委书记朱奎等20多名干部五花大绑，武装押回昆明，交原单位继续批斗。在火车上，这些干部继续遭到非人待遇，不给水喝，不给吃饭，不准睡觉，不给松绑。朱奎到达昆明时，已全身浮肿，但还是被关进了监狱。根据鲁瑞林指令，在“八一五”会议后，对参加会议的“炮派”代表和本单位“站错队”的干部职工，要继续召开批斗会狠狠批斗。在这场政治迫害灾难中，二九八厂厂长阎书田在该厂的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省革委委员、三五六厂革委会副主任高堂文在该厂批斗会上被用铁线活活勒死，死后还被用木楔子钉进太阳穴。省革委会委员、二九八厂革委会副主任刘家邦被含冤枪毙，二九八厂党委书记肖子明等6人被打伤致残。二九八厂和三五六厂共有22名干部被迫害致死。二九八厂70％的职工被划为“站错队”，528人被打伤致残。冶金系统参加北京“八一五”会议的人，除在会议上被批斗毒打的35人外，返回昆明后又被批斗、毒打的有60人，占参加会议代表人数的43％，其中被打伤致残者39人。1969年1月15日，省革委会七次全会最后一天，鲁瑞林乘飞机赶回昆明，在七次全会上介绍云南代表团在北京“八一五”会议上搞“划线站队”的经验，为在全省广泛开展“划线站队”，残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起了非常恶劣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1968年11月8～30日，昆明军区党委、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在昆明召开云南驻军团以上党委和云南省、专(州、市)、县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修改中共九大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选举云南出席九大的代表，分清云南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但是，会议一开始，就突出了分清云南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的主题，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口号下，掀起揭露和批判所谓“阎红彦、赵健民之流在云南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叛，乱军反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清算‘二月逆流’在云南造成的严重恶果”的高潮，揪斗了大批干部群众，重点批判了陈康。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云南部队团以上党委、云南省、专(州、市)、县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决议》，主要内容是要求“必须立即在全省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广泛的、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必须彻底揭发批判阎红彦、赵健民之流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滔天罪行”；把“革命大批判与当前阶级斗争和各项任务结合起来，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革命大批判的‘人民战争’，把革命大批判进行到底”。这次党员代表大会把少数人主张的“划线站队”变成了党组织的意志。随后，一些专、州、县也召开了类似的会议。通过层层召开党的代表会议贯彻这次党代会决议，在全省拉开了“划线站队”的序幕。

与此同时，《云南日报》也为“划线站队”大造舆论，于1968年9月20日和22日、11月18日和30日、12月25日连续发表题为《搞好斗批改掀起革命生产高潮》、《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敌人》、《彻底清算刘少奇的滔天罪行》、《打倒阎红彦、打倒赵健民》、《打倒二月逆流急先锋赵健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等社论，公开点名批判，把矛头对准一派群众组织及持不同观点的各级领导干部，给他们扣上“保守组织”、“赵健民之流”、“赵氏小爬虫”、“‘炮派’是为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所操纵，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反动组织”等等政治帽子。黄兆其、刘殷农也在《云南日报》发表文章，打着“大批判”旗号，编造谎言，攻击另一派群众组织。黄兆其在他发表的《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反革命二月逆流》的文章中说“在这股反革命的‘二月逆流’中，赵健民之流打着保护老干部的幌子，组织‘中上层干部联络站’，进而对抗中央指示，把办学习班的指示接过去，拼凑‘摧资兵团’，实际上，‘摧资兵团’是赵健民之流和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及‘四清’下台干部的防空洞”。通过舆论造势，把一派群众组织诬陷为“反动组织”，为后来在大规模“划线站队”中残酷迫害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作了舆论准备。

党员代表大会结束半个月后，12月14～20日，省革委会召开第六次全体会议(省、市革委联席会议)，进一步贯彻党员代表大会精神，强调要“反右倾”，“必须加强敌情观念”，开展全省性“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各项工作”，揭开所谓云南的“阶级斗争盖子”。会议由周兴和省革委政工组长成泽民主持。这次会议，实际上是针对绝大多数地区和单位的“划线站队”迟迟没有开展起来的情况，与谭甫仁亲自到滇西、滇南鼓动“划线站队”的工作相配合，要求迅速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划线站队”高潮。他们提出：省革委会内部对当前形势出现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实际上都是和云南‘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并围绕“抓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到底是谁和谁斗”、“要不要分清是非”、“要不要批判斗争”问题，还就“反军乱军”、“滇挺问题”、“李成芳和赵健民的问题”、“摧资兵团的问题”、“站队问题”等作了系统发言，为在全省开展“划线站队”进一步作了舆论准备。会后，有的地方、部门、单位的“划线站队”掀起了高潮。

为在全省推行“划线站队”，谭甫仁先后在昆明军区学习班、大理、红河和驻滇部队讲话，鼓吹其“划线站队”的观点，说：“对‘八派’就是要坚决相信、支持、依靠，有‘八派’掌权的地方，要坚决支持，没有掌权的地方要为‘八派’争权。”“你们对敌人不能手软，要狠一点，要克服右倾思想，不要怕。有一百，抓一百；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告诉你们，当群众起来后，也可能会搞了一些好人，没有关系，搞错了就改嘛，不要怕。”谭甫仁从个旧回到昆明后对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说：“在个旧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990多今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否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也可以，下放劳动、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

12月19日，谭甫仁对五十四军团以上干部讲话时说：“我来时，林副主席说，去(云南)要搞‘划线站队’，不搞我们站不住脚。黄总长(指黄永胜)也再三强调了这个事”，“那些家伙搞邱会作同志，林副主席保了他，换了李作鹏同志到总后去搞划线站队，你看，现在形势大好”。“林副主席、黄总长都交待过，要依靠一派，不依靠一派，连脚都站不住”。

为了收集“炮派”的所谓“罪行”材料，谭甫仁还授意成立了“动态组”和“研究组”两个专门机构。“动态组”前身是黄兆其等人于1967年5月成立的情报组，省革委会成立后，于1968年10月成立省革委会专案组(内部称为“动态组”)，把原“八派”情报组的材料都接收过来，情报组由“民办”变成“官办”。动态组成立后，主要通过各种渠道，掌握“炮派”进省革委会班子人员的动态，着手准备省革委会召开七次全会，分清云南大是大非，对赵健民、林亮、侯良辅作彻底揭发的材料，了解各大系统“炮派”头头的动向。该组共编发了126期动态材料和几十份其他方面的材料，约50多万字，还偷拍了许多照片。研究组人员都是原“八派”指挥部的研究组人员，任务是整理昆明地区大型武斗事件，并为这些事件制造借口，编造说这些武斗都是对立派搞的。省革委会七次全会前：研究组整理、铅印了10多期约三四十万字的“云南是非的大批判材料”，发到各系统作为“划线站队”的材料。

1969年1月1～15日，谭甫仁主持召开的省革委会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省、市革委联席会议)，是在云南省全面开展“划线站队”的动员会、示范会。会议的主题是“划清两条路线的斗争”，“揭发赵健民、张力雄”等军地领导干部和“炮派”的所谓问题，抓“伸向‘炮派’的大黑手”，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土匪武装”。会议从始至终以审问、责令交待、检查贯穿整个过程，把“炮派”群众组织打成了反革命组织。为此，他们抓住：第一，“赵健民是伸进‘炮派’的大黑手。赵健民是叛徒、特务，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炮派’执行了特务组计划”，追查“特务组计划”；第二，“‘炮派’派出反革命土匪武装‘滇西挺进纵队’，到滇西一带抢劫杀人”；第三，“到处搞武斗，攻打云南汽车修配厂‘八二三一一三○战斗兵团”’。会议把“炮派”组织描绘成一个在所谓被“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操纵，坏头头控制，胡作非为、专干坏事、打砸抢抄抓、十恶不赦的坏组织，并且列出“十二件大事”，作为“炮派”组织的“罪行”进行追查。这“十二件大事”包括：“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炮派’派出‘反革命匪帮滇西挺进纵队’”，“滇东北游击军”，“‘炮派’在翠湖宾馆办的与省军管会抗衡的学习班”，“组织‘摧资兵团’”，“关仓停粮，逼民造反”，“火烧建设公寓”，“抢新华山金库”，“抢劫公安厅出国护照”，“黑银行”，“袭击202次列车重大反革命事件”，“私设电台”等等。

谭甫仁在会上先后讲话(包括重要插话)11次，其基调是：一、公开支持一派，打一派。他说，云南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直到中期，的确有过贡献，后期由于一派(“炮派”)被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控制，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大方向错了。他还诬陷赵健民和军内外的几位领导干部是这一派群众组织的“黑手”，“一度控制了‘炮派’的领导权，干了大量坏事”。而把另一派(“八派”)则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肯定其“大方向是正确的”；二、渲染“云南敌情严重，打进来的不少，拉出去的也不少”的紧张氛围，还说：“当前不是左，而是右”，“现在不是打击面太大，还是要继续挖根，深入追下去，跟踪追击。有一百，清一百；有一千，清一千；有一万，清一万。要像挖山药蛋一样，一窝一窝的挖。”这些论调，为制造冤假错案大开了“绿灯”；三、支持那些极“左”的、违法乱纪的行为。对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对所谓“站错队”的干部群众和“清理对象”进行揪斗、殴打、游街示众、非法抄家、抓捕等行为，他不仅不采取措施严加制止，还说什么“这是群众的革命行动，压是压不住的”，“对群众运动不要去评头论足”，“对敌斗争不能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四、强调以革命代生产，说什么“看起来，国家的经济、全民的经济暂时受了一些损失，但是只要我们把革命抓好，生产很快就可以上去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兴也在会上说：“‘炮派’的指挥部、后勤部、宣传、干部等八大部门，是八大反动组织，要一一清查”，“这出戏是谭政委导演，我来执行”，“凡是阎红彦、赵红彦(指赵健民)、黑红彦(指陈康)掌握的权，都要夺回来，不管是哪个单位，哪个部门，哪个工厂”，“赵健民、陈康搞武装夺权，什么‘东游’、‘西挺’，它的规模很大，有计划、有纲领等。因此，要挖重要的敌人，跟踪追击，一窝一窝地挖，挖幕后的敌人”。鲁瑞林则介绍了他在“八一五”会议上捅“马蜂窝”、揭“阶级斗争盖子”、抓“反革命”的所谓“经验”，并把参加过“八一五”会议的部分“站错队”的代表，武装押解到会场上进行批斗。会后，为了宣扬谭甫仁“划线站队”的思想观点，省革委会还把他的讲话印发到全省各专、州、市、县机关和军队团以上各部队及相当于县团级以上的各厂矿企事业单位，进行广泛的学习和宣传。

省革委会七次全会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为全省斗打干部群众作出了非常恶劣的示范。此后，“划线站队”大规模地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展开，无论是在下马村“省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羊街“省公检法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军队在盘溪办的“云南省军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还是在各专、州、市革委“学习班”以及所有的“五七”干校中，到处是血雨腥风，摧残干部群众。在这样严重的情形下，谭甫仁还亲自出马，到处煽风点火，一再强调要“反右倾”，督促贯彻会议精神，指导掀起“划线站队”高潮。

1969年1月16日，谭甫仁在春城饭店召集他认为问题大的省物资局、昆明医学院、昆明市公共汽车公司、云南交通汽车一团、七三二一工厂等5个单位开了一个座谈会，他说：“云南的敌情相当严重，决不是几十、几百、几万”，“对敌人你不斗他，他就斗你”，“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两个的，而是一窝一窝的，一条线一条线的。要防止右倾，要把隐藏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分子清理出来，把这些人通通挖出来”，“抓出来就斗，大会斗、小会斗，白天斗、晚上斗”，“现在不是搞左了，也不是打击面宽了，而是有些束手束脚、怕乱、满足现状、差不多的右倾思想，我说还差得远呐！”

谭甫仁在接见东川代表时又强调：“当前是不是左了呢?不是，不是左而是右。对群众运动不要去评头论足，而是要充分地、继续地发动群众，继续深入地挖出一小撮阶级敌人，这是当前工作的重点。现在是不是打击面太大了呢?没有打击面过大”，“我说清出来不是几千的问题，也不是几万的问题”，“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不能手软。你们革委会不能搞那么多清规戒律，束缚群众手脚，把政策交给群众，群众说是坏人，要揪就揪，要斗就斗，革委会要走在群众前头，不要当群众的尾巴，拉群众的后腿。放手发动群众斗坏人，揪出来就斗嘛!大会斗、中会斗、小会斗嘛!白天斗、晚上斗，要紧张地搞。敌人搞破坏可以不睡觉，你们可不能麻痹，你不专他的政，他就专你的政，你不巩固政权，他就夺取政权整垮你不可。昆明很多单位分三班轮着搞，不能让敌人太舒服，这个好。你们不要满足抓了几个人，斗了几个人，我不主张抓人，交给群众专政。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其他一般的这个权就交给广大群众，由你们自己去专政就行了。白天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每天让他睡几个钟头就可以了”，“要斗，大中小会斗，几个人斗，白天斗，晚上斗，无产阶级睡不着觉，敌人也叫他睡不着，这种斗不要批准就斗了。各级领导头脑要清醒，现在不是左了，而是右”。谭的这些讲话，导致东川发生了严重灾难，一个仅仅30多万人口的东川市，在“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人员一共546人，其中在“划线站队”中自杀身亡的184人，被打死的238人。

1月17日，在滇东北片及玉溪、昆明几个地区基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座谈会上，谭甫仁强调：“对阶级敌人，我们不要手软，就是要硬一点，要狠一些。要克服右倾思想，不要怕犯错误。要打一场人民战争，误伤一些人，可能。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只要我们掌握一条，不要把人打死，不要杀人。对这些人不要手软，心也不要软”。谭甫仁在省革委会办公会议和接见滇东北、滇中地区的基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和代表时还说：“我12月28日到个旧，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群众起不来，我给个旧群众开了一个大会，一动员，两条路线斗争大是大非一划清，两天就抓了990多个，差几个就是1000人。他们说打人民战争，大厂小厂都干，到处都干起来了。现在据个旧报告，已抓了2200多人，好得很，确实群众运动正在起来。你们(指东川)才抓了10多个人，只有这么多?我才不相信呢！”“你们看看昆明市3天抓了1600多人。我们昆明市的阶级敌人只有1600多人吗?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可热闹呐!你们滇东北有点叫按兵不动啊!没勇气是不是?头几天这个街上(指昆明市)可热闹啊!百货大楼那个地方水泄不通，都是搞些游街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好家伙，一天到晚水泄不通，都起来了，搞两条路线斗争，都在那里搞大批判。所以我说了一下，关起门来搞，这两天外头很松，里头紧张得很呐!”“锡矿(指云锡)把坏人一抓，把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界线一分，把大批判一搞，人家日产已经是60吨。你们东川坏人还没有抓起来，两条路线斗争还没有搞清楚，大批判还没有搞，革命还没有抓好”。

8月25日，谭甫仁还讲：“要实行群众专政，该杀的杀，该判的判，该抓的抓，要杀一批，判一批，群众专政一批。有些坏头头要新老账一起算。”

与此同时，十四军军长梁中玉也在红河、文山、大理等地州积极推行“划线站队”。1968年11月27日，梁中玉在红河州把两派武斗事件宣布为“‘炮派’制造的反革命事件”，作为红河州“划线站队”的突破口，对两派武斗中的一派群众摧残迫害达七八年之久，被列为重点审查人员1020人，制造冤假错案550起，受牵连人数2．48万人，被打伤致残3693人，打死2192人。1969年1月，梁中玉到文山州8个县作了9场报告，每到一个县都召开群众大会推行“划线站队”，煽动打人。每次报告会都宣布文山地区“炮派”群众组织“大联合指挥部”为“反动组织”，“要彻底砸烂”。每次讲话都点一大批人的名字，从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军区政委、副司令员，省委副书记，军分区领导，地方的州、县领导，直到县、公社武装部长、公社干部，他都“横扫”一大片，号召对这些人“要狠狠地批斗”。1月12日，他在文山万人大会上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危险的敌人到底是什么?是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他们不是老革命，是老反革命”，“我们在中央首长的支持下，把‘滇西挺进纵队’消灭了，我就是消灭‘滇挺’的头头。后来，在社会上有人骂鲁副司令员是鲁屠夫，骂我是刽子手，我说我就是杀反革命的刽子手”。文山州委书记李原、副书记马生申等一大批干部群众被五花大绑，罚跪在他作报告的台下听他训斥，干部群众被任意踢打，不少人被当场打残，有的被打死。他在砚山县的大会上讲：“各单位揪出来的不要上交，监督他劳动，然后进行斗争。”他到西畴县在大会上说：“可以打人，只要不打死。”话音刚落，就立即响起抓打声和受害者的惨叫声，很多人当场被打翻在地，被打伤400多人，打残200多人，打死共产党员牟顺昌、民兵排长庞家寿、民兵营副营长钱应堂。有几个县，听了他的打人动员报告后，供销社可以用作捆绑打人的扁担绳索等被抢购一空，一次又一次掀起游街示众和打人高潮。

这场“划线站队”的灾难，由于是用红色政权的名义，采取所谓的合法方式，从上到下层层布置进行的，因而后果特别严重。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主持下，“划线站队”又和“清理阶级队伍”结合进行，采用各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式刑罚，对大批所谓“站错队”的干部群众大搞逼、供、信，进行残酷迫害。在“划线站队”中，玉溪地区就制造了97起冤假错案，使用了80多种刑罚，揪斗干部群众2．79万多人，打伤打残1700多人，打死逼死1089人；在昆明市，制造了1703件冤假错案，使用了100多种酷刑，株连干部群众50多万人，直接受迫害的有3．16万多人，打死逼死1486人。昆明铁路局揪斗干部群众1．57万人，打伤致残1230人，打死逼死177人。云南大学90％的师生被诬为“追随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逼迫交代问题的有600余人，被揪斗、捆绑、罚跪、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的200人，先后被关押审查160余人，被打伤致残42人，被诬为“特务”、“国民党牛鬼蛇神”，自杀身亡3人。保山、德宏地区在追查“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中，株连到50多万人。其中，惨遭捆绑吊打的有2．2万多人，被打伤致残的有2000多人，被打死逼死的有700多人，被列为专案审查的有1万多人。昭通地区的巧家县仿效省革委会七次全会，列出所谓若干事件进行追查，施以刑罚80多种。全县前后批斗干部群众达2438人，诬陷扣上的政治帽子有“民政党”、“大同党”、“青年党”等10余种，定案877件计1687人，打死逼死75人，打伤打残2．15万余人，开除公职510人，还有数万人被扣工资、工分、口粮，6400多人被抄家劫财，数万人逃到四川等地区避难。在全省其他地区，“划线站队”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在“划线站队”中，全省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仅举数例如下：

(一)“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假案。1968年1月6日，大理州“八派”群众组织攻打住在苍山饭店的山东、河南来滇支边的工役制工程部队第八团(简称“工八团”)，打死“工八团”人员6人，还枪杀了“俘虏”。为救出在下关被围困的“工八团”人员，“工八团”负责人李国贞带领77人前往下关，并参加了当地的两派武斗。1月21日，“工八团”全部人员离开下关返回昆明。

“工八团”在下关期间，1月19日，云南驻军某部的有关领导人从派性出发，向昆明军区党委写了《关于昆明处理“炮兵团”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报告，编造了一个所谓“滇西挺进纵队土匪武装”的政治假案。报告称：昆明“炮派”所属工役制工程第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于元月1日、2日从昆明出发，全副武装，乘坐汽车，由滇缅公路西进。仅仅18天时间，西进450多公里，攻占了禄丰、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重要城镇，严重破坏了重要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枪杀了省煤管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抢夺了战略仓库枪炮数千件，弹药数十万发，冲击了国防通讯枢纽部门和军事机关，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并向当地驻军多次发出“通牒”，横冲直闯，到处抓人，打散了沿途“八派”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打伤群众多人，仅下关一地发现尸体200余具，并打死抢救受伤群众的战士和修华等2位同志。搜山、清乡，抓扣群众千余人，并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公开枪毙。

在北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负责人对《关于昆明处理“炮兵团”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报告，未经核实，就上报中共中央。1月21日夜间，在中央解决云南问题的重要会议上，康生根据谎报的情况武断地说：“昆明工八团成立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元月1日、2日从昆明出发，4日到达禄丰，还带有1400件武器去支援他们那一方面搞武斗，把一平浪煤矿军总代表、一个团级干部打死了。横冲直闯，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他们的枪口不是对着敌人，不是对着反革命，而是对着人民解放军，对着人民的子弟兵，对着军管干部，这不值得深思吗?”谢富治也插话说：“滇西挺进纵队，第一仗打禄丰，打死军代表；第二仗打了一平浪，把煤矿、盐矿也给破坏了；第三仗打楚雄；第四仗打祥云，抢仓库的枪；第五仗打下关，杀了100多人。还要继续向西进，大概是要打遍滇西。这种行为，完全离开了‘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走到反面了，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康生强调：“现在面临一个工八团问题，怎么办?我看有四条，第一，深入地做政治工作。第二，说服他们停止武斗。第三，收枪。第四，他们把抓的人释放出来。工作无效，就用军队包围，搞政治攻势，强迫交枪。”康生、谢富治的这些讲话，为以后派出部队围剿所谓“滇西挺进纵队”这个“莫须有”的组织打下了基础。

1月22日，在北京开会的云南驻军两位负责人授意，以1月19日上报昆明军区党委和中共中央的电报内容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所谓“滇挺土匪武装”的材料上报中共中央。材料中把原来含义不清的“滇西挺进纵队”定性为反革命的“滇挺土匪武装”。周恩来根据云南的报告批示：“同意对工八团回窜给以坚决堵截。”但强调指出：“务必做到经过政治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他们西窜沿途抢枪杀人的坏头头。”

当天夜间，“工八团”行至楚雄的吉山坡与前往堵截的部队相遇。但部队没能堵住，“工八团”人员冲开部队，继续往昆明方向行进。到达一平浪时，由于部队已把公路截断，“工八团”便住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23日，昆明军区派出部队对“工八团”进行包围，同时，向军队各单位发出了《关于处理昆明“炮派”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通知。25日，省军管会发出通告，将编造的“滇西挺进纵队”公诸全省。

1月25日，在北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炮派”代表向在京的昆明军区负责人报告：“昆明军区党委文件所指工八团到滇西武斗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炮派要向中央汇报。在未得到中央指示前，工八团在原地(一平浪)待命。”1月27日晚8点，中央军委派到云南的联络员罗元发和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负责人到北京西苑旅社接见两派赴京谈判代表后单独和“炮派”代表谈滇西问题。罗元发说：“工八团在一平浪必须立即交枪。中央决定，在28日下午6时以前，要把工八团在祥云仓库抢的武器全部交给部队，过时不交，部队将采取行动，明天早上部队派飞机撒传单，你们要给昆明家里做工作，按要求交枪。”，“炮派”代表当即表示马上给昆明打电话做工作。电话通过昆明军区打给“炮派”在昆明的一位负责人，要他立即去一平浪做工作交出武器。但是，这些积极的工作实际上已完全无济于事了。当“炮派”在昆明的负责人28日凌晨3点赶到一平浪时，部队已提前1天结束了围剿“工八团”的任务。

事后，经有关方面查证，这次围剿行动，一是没有按照中共中央关于“28日下午6时以前把工八团在祥云仓库抢的武器全部交给部队，过时不交，部队采取行动”的指示办事，而是提前1天采取行动，并结束围剿。二是进行围剿时，也没有按中共中央规定“派飞机撒传单”，做宣传思想工作，而是在围剿行动结束后，才派飞机到矿区撒传单，做所谓的思想宣传工作。三是在围剿中，罗元发得到部队首先开枪打死人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对当地炮派要同他们(指‘工八团’)分开，绝不要对群众射击，要抓政治攻势，瓦解为主。”这一指示也并未执行。围剿中，“工八团”184人，煤矿职工、家属59人丧生。武装围剿结束后，又挨家挨户搜捕，将100多名“俘虏”捆绑着集中到中心食堂关押起来。“工八团”480人被抓，集中到临沧博尚办学习班，以“反革命”定罪，押送回原籍山东、河南交有关部门管制，使这些人受尽屈辱和折磨。

2月13日晚，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接见两派代表和昆明军区在京人员时，康生、江青肆无忌惮地对“工八团”进行诬陷。江青首先宣布“工八团”是反革命匪帮，并说：“事物走到对立面，那就没办法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没有办法，要剿匪了。”康生说：“补充一点，如果走到对立面，就是反革命匪帮。在云南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平浪。”就这样，“工八团”被定为闻名全国的“反革命匪帮”。康生、江青同时还诬陷赵健民是“滇挺”的“黑后台”。

1969年初省革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后，谭甫仁等人进一步诬陷“滇挺”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把赵健民、陈康、张力雄诬陷为“滇挺”的“黑司令”，在云南全省上上下下、军内军外，大查大揪子虚乌有的“滇西挺进纵队”分子。驻昆部队某部为了宣传“滇挺”的“罪行”，将他们制造的假案变成真案，炮制大量伪证，举办了所谓“‘滇挺’罪行展览”。这个展览，使用的图片、实物都是假的，解说词中充斥着谣言：“在大黑手赵健民之流一手操纵和指挥下，‘滇西挺进纵队’攻占了下关，直杀得清白的苍山被鲜血浸透，碧绿的洱海被鲜血染红。寿康坡(应为豆糠坡)成了死人坡，西洱河成了血水河。”这样一个假展览，竟在全省的13个专、州、市，60个县、区，3个农场，1个林业局中巡回展出，甚至送到了首都北京展出。

在“划线站队”中，下关市、大理州成为全省开展“划线站队”运动的重灾区。仅下关市，在追查“滇挺”分子中，就打死逼死700多人，打伤致残2000多人，受株连的达10万余人。在临沧地区，追查“慰问‘滇挺’”一案，就株连1万多人，其中，非法吊打2000多人，打伤打残500多人，打死逼死600多人。此外，还牵连保山、德宏、丽江等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围剿“滇挺”后，他们为自己一派的死者洗尸拍照，立墓碑，封为“烈士”。1968年11月，滇西驻防部队换防滇南。行前，梁中玉还派人到“烈士墓”举行悼念告别仪式，邀请地方机关单位参加。一些人开着推土机，把“炮派”死者的坟墓推平，尸体刨出，用钢钎捅戳。又把州、市、县级机关被他们划为“走资派”、“叛徒”、“特务”、“滇挺分子”的干部群众，戴上高帽，抹上黑脸，穿上孝衣，罚跪在“烈士墓”前，进行毒打，有的被打伤致残。对他们支持的“八派”死者则按“烈士”进行抚恤，提高丧葬费，继续给死者发工资；而对“炮派”死者则按“反革命”论处。他们竭力煽动对立情绪，对“站错队”的干部群众进行残酷批斗，组织同派“死难家属”充当“划线站队”鼓动宣传员，控诉“滇挺罪行”，进行造谣、诬陷。部队换防离开大理那天，梁中玉布置州、市、县级机关干部在大理、下关两地公路边列队欢送，勒令党政机关“站错队”的各级领导干部戴上黑牌跪地送行。大理州委副书记吉其祥，常委、副州长、老红军张茂林等干部被五花大绑，押到公路边一顿毒打后，跪地送行。梁走时，把1．04万元人民币、3．18万斤粮票留给他支持的“八派”作活动费用。他到滇南后，还继续遥控指挥大理地区帮派的活动。

在追查“滇挺”分子中，又同另一假案“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挂钩，迫害党内外、军内外大批干部群众和指战员。诬陷赵健民、陈康、张力雄给“滇挺”出谋划策，是“滇挺”的遥控指挥者，而陈康是总司令，熊奎是坐镇昆明的司令，某军第四十二师副师长张廷治、大理军分区司令员支永胜是下关的总指挥，吉其祥是国民党复仇军主帅，张茂林是国民党复仇军副帅。为此，这些人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此外，林彪、“四人帮”在云南的代理人还把另外2个冤案“滇东北游击军”、“滇南农民革命军”说成是“滇西挺进纵队”的孪生兄弟，进一步扩大了对广大各族干部群众的迫害范围。

追查“滇挺”分子，迫害面波及到云南省级机关各系统和13个专、州、市和54个县、区，株连军内外一大批领导干部和群众，而遭受迫害尤甚的是“工八团”人员。这些所谓“滇挺”的中坚分子，有的被押送回原籍以后，“罪行材料”也随之转到当地，这样，本人和家属继续遭受迫害。其中，有的被开除党籍、团籍，有的因背着“反革命”的罪名长期受到歧视，有的为逃避迫害长期流落他乡，有的被长期关押。与此案无关，在云南已经组织人事部门办过正式吸收录用手续，工作了1年多的“工八团”人员，也被强行辞退。许多人在这场灾难中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应征支援边疆建设的优秀青年，在“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假案中，蒙受不白之冤长达10余年之久。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经省委查实，在《关于昆明处理“炮兵团”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报告查实，从所谓“滇西挺进纵队”的名称到“工八团”部分人员由昆明出发去下关的时间、所走的路线等等，全都是假的，是别有用心的编造，是强加的罪名。

(二)“滇东北游击军”(简称“东游”)政治假案。这是在“划线站队”中，谭甫仁和支持“八派”的省军区、曲靖军分区、曲靖地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把以曲靖地区为主，包括昭通、东川、昆明北郊二十几个市、县的群众武斗事件和地区“联防”会议，歪曲事实真相，上挂下联，无中生有，刑讯逼供炮制的一大政治假案。他们造谣说：“‘炮派’的‘滇东北游击军’、‘滇南农革军’是‘滇挺’的孪生兄弟，是陈康、张力雄、赵健民反革命叛徒集团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三支别动队。”1968年12月，云南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在盘溪举办的省军区学习班动员会上，正式号召曲靖军分区彻底揭露和清查“滇东北游击军”。同月，在曲靖地区召开的三干会议上也进行了类似的清查，诬蔑地区一些领导干部为“赵健民之流在曲靖的代理人，忠实地执行了国民党特务组计划”，组织“滇东北游击军”，南窜北游疯狂镇压革命派，实行反革命武装夺权。省革委会的领导在省革委会七次全会上又讲：“前一个时期是阎红彦搞和平演变，后一个时期是赵红彦(指赵健民)、黑红彦(指陈康)武装夺权，什么东游、西挺，他们规模很大，有计划、有纲领。”“划线站队”中称“东游”为“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滇东北游击军政治土匪”，清查的范围从省、地、县、公社直至生产队。据统计，曲靖、昭通地区在组织上受牵连审查的军内外干部群众近60万人。其中，曲靖地区受牵连的干部群众达29．3万人，被批斗2万多人，被关押2000多人，被打伤4000多人，打残2000多人，逼死打死300多人，后果极为严重。一个人口不过20万的师宗县，在追查“滇东北游击军”中，迫害干部群众使用的刑罚多达220多种。

(三)“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政治冤案。“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简称“干联站”)是云南省一部分干部于1967年1月5日为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组织的，共有107人参加，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29人，处、科级干部65人，一般干部13人。该组织成立不久，为响应中共中央归口大联合号召，同年3月10日即宣布解散，仅存在65天。“划线站队”中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其成员遭到残酷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

(四)“摧资兵团”政治冤案。“摧资兵团”全名为“毛泽东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兵团”，1967年8月成立。成员主要是云南省和昆明市两级机关部分科级以上干部以及一些厂矿、学校、企业单位的支部书记、厂长、经理；后来，一些地、州、市、县也有一部分干部参加进来，全省约有1万人参加了这个观点倾向“炮派”的群众组织。在“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清查五一六”等政治运动中，“摧资兵团”都被列为反革命组织进行重点审查。参加该组织的成员不同程度地受到刑讯逼供，有的被长期关押，有的被打伤致残甚至被迫害致死。

(五)“关仓停粮，逼民造反”冤案。在1967年昆明两派发生的严重武斗中，“八派”为控制国家粮库，保证其武斗需要，并乘机拔掉“八管区”内对方的“钉子”，黄兆其等人策划从市粮食局第一直属库分裂出几个人，成立一个“八二三战斗兵团”。11月22日，“八派”以“祝贺兵团成立”为名，调集1000多人进入直属库，当场打死老工人1人，打伤7人，抓走3人，坚守工作岗位的职工被迫逃离避难。“八派”控制直属库后，反而到处张贴“关仓停粮、官逼民反”大字报，颠倒是非，造谣诬陷说：“‘炮派’冲击市粮食系统‘八二三’成立大会，挑起武斗”，“‘炮派’打死昆明蔬菜公司我‘八派’战士1人，打伤、抓走多人”。还煽动纠集队伍，到昆明军区、省、市军管会示威请愿，手捧大碗敲击，高呼“我们要吃饭”。组织队伍到市中心张贴大字报，游行示威闹事，向省、市军管会施加压力。

11月24日，尽管省粮食厅厅长王玉如，副厅长、老红军胡毅已经被“夺了权”，靠边站了，但为保证全市人民的粮食正常供应，仍主动找省、市粮食部门的广大职工做工作，动员他们返回仓库，开库供粮，设法扭转严重局面。经过努力，25日，部分职工返库上班，但途中又被“八派”抓走3人，粮库无法开仓。27日，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田维扬到粮库做工作，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责任在冲击方。”并采取了保障库内职工人身安全、保障粮库安全、加派驻库部队等措施，粮库才于当日开仓放粮。然而，1969年初，在“划线站队”中，王玉如、胡毅等30余人却被送到下马村学习班进行重点审查。学习班颠倒是非，罗织罪名，蓄意制造了所谓“关仓停粮，逼民造反”冤案，对坚持工作岗位的干部群众进行残酷迫害，有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送农村监督劳动；有的被批斗关押数年。1971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时，这一案件又被列为省、市的12个“重大案件”进行审查，不断扩大打击面。因此案而受牵连的军队、地方干部群众达200余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36人，毒打致死军代表2名，打伤致残11人。王玉如、胡毅均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被打伤致残。

(六)“黑银行”假案。在“划线站队”中，马街银行被诬陷为“黑银行”，立案审查，私设公堂，刑讯逼供，非法抄家。仅云南机床厂、省供销社等单位，因“黑银行”假案被审查职工857人，打残26人，迫害致死4人。市银行系统受严重迫害136人，关押35人，被毒打41人，打残29人，打死1人。许多人被开除党籍，受到行政处分，遣送农村。

(七)“袭击202次旅客列车反革命事件”冤案。1968年1月16日18点45分，由昆明开出的202次旅客列车行至东郊金马村车站。由于上下车旅客十分拥挤，列车无法打开车门。车下部分旅客见不开门，就打破窗门挤进车厢。于是，旅客之间发生严重纠纷，互相厮打，致使列车无法开出。在混乱中，不知何人开枪，造成误会，引起乱枪齐发。住在车站附近的“炮派”群众组织“东线指挥部”负责人李长年等人，前往车站协助维持秩序，受到车站工作人员的表扬。事后，发现乘坐在第六车厢的军人家属、孕妇李云素中弹身亡，小女孩李念华头部负伤。这一事件引起省军管会小石坝监督片军代表付××的注意，遂派人调查。调查人谎报：“不是两派武斗，是工总司的人开枪打死一名列车上的旅客。”付即将调查人的报告上报省军管会和昆明警备区。同时，车站值班员杨志启、徐有清和列车长夏水长向铁路局调度室反映了情况。17日，警备区指派付××陪同省公检法军管会、铁路局军代表、护路部队某副团长去察看现场。他们到现场察看了列车上的弹痕，询问了现场目击者数人，并对尸体进行了检验。17日晚，在北京开会的昆明、云南省两级军区领导接到这次事件的电报后进行了讨论，并拟出电话稿，于当日23时37分向昆明传达：“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昆明东郊发生的202次旅客列车事件，从最近情况看，对‘炮派’某些组织，要特别注意，将两次破坏列车的头头交出来……”昆明军区把电话内容编写成《北京重要来电》，在全省广为传播。

3月中旬，昆明警备区指示付××：“周明忠、李文忠在东郊干了很多坏事，扰乱社会治安，把这两人抓起来，不要宣布逮捕，押在部队，要他们交待罪行，交公安机关处理。”付即照办。4月5日，付亲笔写了《周明忠、李文忠犯罪事实报告》，要求将周、李逮捕法办。这时，鲁瑞林指示省政法办公室主任：“周明忠、李文忠等5人，是袭击202次列车的策划者、指挥者，是凶手，把人接过来。这是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的，是反革命案件。公安厅的人跑光了，由市公安局办。”4月17日，周明忠、李文忠等人被押回公安局关押。10月中旬，省公检法军管会专案组和铁路局专案组对202次旅客列车事件和十八号机车(2504次列车)事件进行调查。调查中，省公检法军管会专案组的一位负责人说：“这个案子是云南省和中央定的重大‘反革命’案件，要认真调查处理。”经过半个月的调查，专案组将情况向省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武某等汇报。武某听后很不满意，认为定性不高。于是，专案组又派人调查了20多天，第二次向武某等汇报。武某听了汇报后说：“可以定为有组织地袭击202次旅客列车反革命事件。”按照武某定的调子，形成了调查报告，认定这个事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袭击列车重大反革命事件”。12月4日，铁路局运输处革命领导小组搜集整理了48条所谓“罪行材料”，指控李长年“亲自预谋、亲自指挥，袭击202次旅客列车，是罪魁祸首”；“动用长短枪、装甲车，向手无寸铁的旅客开枪射击。为逃避罪责，威胁列车员，持枪强迫国防军和司机开车”。1969年2月11日，省公检法军管会保卫办公室向武某要求：“拘留袭击202次旅客列车主要头头6人。”2月14日、15日，将李长年、李家寿、周明忠、孙智鹏逮捕，把李海清交群众专政。

1969年3月，铁路局专案组根据省公检法军管会的指示，举办了学习班，形成了《综合报告》。这份报告歪曲事实，认定“袭击202次旅客列车，是一次反革命政治事件；是大叛徒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有计划、有目的的袭击活动；是破坏交通，向中央施加压力，达到武装夺权”。9月8日，省公检法军管会在《关于对202次旅客列车重大反革命事件处理报告》中，提出“请对李长年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周明忠判处死缓刑，对李海清判处无期徒刑，对孙智鹏判处20年徒刑，对李家寿判处15年徒刑”。当日，省革委会讨论通过这份报告，决定判处“现行反革命首犯”李长年死刑，立即执行。但上报最高人民法院后未被批准。

1970年6月下旬，省公检法军管会通知铁路局整理202次旅客列车事件《综合材料》。整理出来的《综合材料》认定：“李长年是此案的幕后操纵和现场指挥者，孙智鹏是现场指挥者，谢光亮是射击十八号机车的首犯，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李海清判处死缓刑。”铁路局党的核心小组一致通过，然后上报省公检法军管会。但省革委会一位负责人看后很不满意，没有签字，被退回。7月6日，铁路局又把《综合材料》标题改为“现行反革命、破坏铁路交通、武装抢劫集团”，提请“对现行反革命、破坏铁路交通、武装抢劫犯李长年、周明忠，同案犯谢光亮，主犯孙智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处主犯李家寿死缓刑，判处李海清无期徒刑”，上报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党委。

1970年7月8日，铁路局的报告获得批准。8月20日，在拓东体育场上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李长年对判决不服，当场喊冤，被刺刀捅穿嘴巴，在押赴刑场途中含冤死去。

“袭击202次旅客列车”冤案，造成李长年、周明忠、孙智鹏、谢光亮被枪毙，李家寿被判死缓刑投监劳改，李海清被关死狱中。在追查中，还打死1人，株连100多人，造成自杀1人，使受害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八)“‘文山农民革命军’反动组织”冤案。文山州在“划线站队”中，把1967年8月文山州农民和基层干部十六七万人参加的群众组织“农革军”宣布为“反动组织”，头头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制造了“农革军”冤案，将全州98％以上的党员干部、工人、农民划为“站错队”，捆绑毒打62568人，打伤致残5624人，打死逼死534人，迫害干部群众的手段极其残忍。

(九)“江川农革军”假案。1969年1月，江川县革委紧跟省革委会的部署，掀起“划线站队”的高潮。他们在江川中学举办原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县公检法机关干部群众126人参加的学习班，制造了“滇挺游击军江川农民革命造反军”(简称“江川农革军”)假案。

假案的制造者们诬陷云南省军区副政委李明、玉溪军分区司令员彭合朋等是江川县“农革军”的策划者。说“李明早在1967年以前就两次到江川县，在江城、左卫一带视察、布置。当赵健民派出‘滇挺’时，彭合朋于1968年1月3日来江川，4日大量发枪，配合‘滇挺’行动”。6月，“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秦自奇、玉溪军分区政委徐树栋亲自在军分区密谋，并派人到昆明联系，加紧组织‘农革军’”。“农革军”“由秦自奇、徐树栋任军长和政委，下设作战部、参谋部、宣传部、后勤部；辖4个师，下辖团、营、连”。“农革军”“以‘联防’为名展开活动”。可事实是，李明作为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成员，于1967年3月和5月2次到江川县检查小春长势和大春备耕工作，曾到过前卫、龙街、江城等地。所谓组织“农革军”、“发枪”的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是通过刑讯逼供强加给秦自奇的。

他们还把这一假案与“滇南挺进纵队”、“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等政治假案挂在一起，说“‘滇南游击军’、‘江川农民革命造反军’的组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在云南的代理人赵健民之流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赵健民之流所组织的三大政治土匪武装之一的滇南挺进纵队的一个支队；是赵健民之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乱我边疆，毁我长城，破坏‘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假案的制造者们制造出“农革军”假案后，又伪造证据，上报下发。他们把人民武装部第五十分队看管犯人的枪支拍照后，诬为“农革军”的武器；把《云南交通示意图》拍照后诬为“逃往外国的军事作战图”；把用硬纸板做成的用墨涂黑的假望远镜拍照后，诬为“农革军”使用的“军事望远镜”；把国库的20万元人民币和50万斤粮票拍照后诬为“农革军”逃跑用的粮票和经费；把邮电局的业务电台和明码、密码表拍照后诬为“农革军”使用的电台。

就这样，他们把一个所谓“政治上极端反动，军事上组织严密，后勤上供应保证，上下串通一气，左右秘密联系，阴谋胜则武装夺权，败则撤往国外，已发展到10万多人的一个庞大的反革命组织”炮制出来了。

在这个假案中，原江川县委中的11名常委有6人被打成“反革命”，县委副书记被打残，5人被打伤；县级4名公、检、法负责人，12个公社、镇的公安特派员全部被打成“反革命”；全县12个公社、镇的人民武装部部长、64个民兵营营长全部被打成“农革军”的“副军长”、“师长”、“团长”、“营长”；全县被打死逼死23人；被吓病后死4人；被吓精神失常3人；被打伤257人、打残117人；被划为“农革军分子”39234人；被列为“农革军骨干分子”1115人，其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757人，省管干部5人，地区管干部57人，县管干部112人，军队干部19人。还牵连了大量的亲属。

(十)“新平特务组”假案。在“划线站队”中，新平县造反派制造了“新平特务组”假案。因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华定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当过副司令员朱家壁的警卫队长，被造反派打成“特务组”首要人物，全县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大多数干部和民兵都被打成“特务组”成员。大批干部群众被戴上“特务”、“黑干将”、“黑高参”、“华定周分子”、“华氏小爬虫”的政治帽子，遭到残酷迫害，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全县在追查“特务组”中，出现了惨无人道的“斗尸”、“剖尸”、“拖尸”事件。在批斗中，被诬陷为“特务”的杨荣芳遭到反复毒打致死，但县革委会的一些人却强加给他“服毒自杀”的罪名，在杨荣芳已入棺待葬时，仍被人抬到操场上，召开“斗尸”大会。为追查虚构的“特务发报机”，1969年3月10日，该县武装部副政委毕成的妻子覃淑贞(县医院医生)被活活打死，死后又被诬陷为“特务分子”。为追查“发报机”，又将覃的尸体从上到下剖开，连阴道也剖开查找。但只在肠胃里找到尚未消化的韭菜残渣。戛洒区副区长杨家发被诬陷为“华定周分子”，遭到致命的批斗毒打，当他的尸体在江面上被发现后，戛洒区的帮派头目竟不准用棺材装尸体，甚至不准用竹杠、木杠抬，逼迫几个“站错队”的人用绳子套在杨家发的脖子上，将杨家发的尸体从戛洒江边的鹅卵石滩拖过江心又拖到江东山脚处。整个路程约有1公里多，到了目的地后，杨家发的头部、背部血肉模糊，尸体早已被拖烂了。为追查“特务组”，全县制造冤假错案3390起，牵连人数2．2万人，被打伤打残近1000人，打死148人。

(十一)“国民党复仇军”假案。1968年9月至1969年，大理州革委一些人制造了所谓“国民党复仇军”假案。把州委副书记吉其祥，州委常委、副州长、老红军张茂林诬陷为“国民党复仇军黑主帅和副帅”，将一些共产党员、革命领导干部定为“复仇军骨干分子”，进行残酷批斗，不少人被打伤致残，造成严重后果。

(十二)“反共救国军”假案。1969年，保山地区“五七”干校潞西分校在“划线站队”中搞逼供信，制造了一起“反共救国军”假案，牵连民族干部149人(均为傣族，其中16人系民族上层人士)，立案侦查74人，逼死4人(其中2人为民族上层人士)，打伤致残8人。

(十三)蒲缥事件。(即“杨、郑、周反革命暴乱杀人集团”假案)。1967年底至1968年初，保山地区两派群众组织矛盾加深，双方都在蒲缥区抢夺武器武装自己，武斗加剧，双方都有伤亡。1968年8月，保山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积极推行“划线站队”，把“炮派”的“八五”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把蒲缥区发生的武斗事件颠倒是非，捏造罪名，归罪于区武装部长杨应泉、公社武装部长郑国朝，蒲缥中心学校校长周奎，被定为“杨、郑、周反革命暴乱杀人集团”。对受牵连的一大批军、地干部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在蒲缥事件中，共迫害死亡93人。

(十四)“国民支部”假案。中甸县在“划线站队”中，金江公社制造了一起“国民支部”假案。因此假案被迫害致死270人，失踪9人，许多人被打伤残。这是全省基层在“划线站队”中死人最多的一个公社。

(十五)“滇南情报总站”假案。红河州个旧市在“划线站队”中，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了“滇南情报总站假案，涉及8个县(市)，株连718人，其中列为“特务”审查129人，被打死19人，致残12人。

(十六)昆钢锅炉事故冤案。1969年11月17日，昆钢75吨锅炉发生尾部二次燃烧的重大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4．9万元。在“划线站队”的影响下，主观臆断“事故后面有敌人”，把事故定成了“反革命破坏”。11月24日，经省人保组批准，将当班司炉蔡汉龙、副司炉马肇骥逮捕。次年，将2人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制造了一起冤杀无辜的冤案。

在“划线站队”中，还大肆残害边疆民族干部。1969年1月，德宏州潞西县革委召开有非党员参加的“党代会”，推行“划线站队”，副州长多永安(原陇川土司)被当场打死，州政协副主席多英培(原遮放土司)被打残致死，副州长思鸿升(原莲山土司)被打残后关入监狱致死，副州长排启仁(原盈江盏西山官)和司拉山(原陇川基督教牧师)遭批斗后被逮捕。

在没有“八派”和“炮派”的地区也搞了“划线站队”。谭甫仁说：“在云南，从上到下都是两派，没有例外。”因而把坚守岗位，积极工作，努力“抓革命、促生产”的干部和群众，也推到“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一边，进行批斗。

据67个县的统计，在这场“划线站队”中，90％以上的县、社、队干部被打下去，其余县的基层干部也大部分“靠边站”，特别是不少优秀的党支部书记、治保主任、民兵干部等，被打死、逼死、打伤致残。

据不完全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全省冤假错案达1．51万件，被打成“九种人”的共有25．78万人，受批斗审查的138．7万人(不包括受株连的直系亲属)，其中打死逼死1．72万人，打伤致残6．17万人。

以“分清云南路线是非”和“清理阶级队伍”为名的“划线站队”，前后进行了2年多时间，从部队到地方，从机关到基层，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严重混淆了敌我，分裂了党，分裂了军队，分裂了干部和群众。不仅如此，从1968年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几乎每一项政治运动都与“划线站队”挂上钩，继续迫害广大干部群众，实际是“划线站队”的继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云南培植的以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并得到省党政军内某些当权人物支持的一小撮帮派骨干分子，利用每次运动的机会肆无忌惮地排斥异己，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从精神上和肉体上迫害那些敢于抵制他们的广大干部群众，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给云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五七”干校的斗、批、改

1968年11月后，云南省从上到下举办了大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五七”干校，进行“斗、批、改”。“学习班”和“五七”干校奉行“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的方针，以“分清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为开端，以“革命大批判”开路，开展了一系列以“划线站队”为中心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政治运动，残酷迫害了大批干部群众，造成了严重恶果。省级机关毛泽东思想第一学习班和省公检法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其中两个最突出的典型。

(一) 省级机关毛泽东思想第一学习班(又称下马村学习班)

1968年11月24日，省革委会决定在昆明北郊下马村及其附近的省合作干校、粮食干校、商业干校、银行干校、财政干校开办省级机关毛泽东思想第一学习班。同年12月12日正式开学，到1974年8月结束，历时近6年。

学习班的学员共739人，其中厅级以上干部169人(包括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高治国、薛韬，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郭超，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吴作民，副省长刘披云等)，处级干部253人，一般干部317人(内有各单位群众组织负责人98名)。另外，还有派驻学习班的工宣队502人，军代表22人，专案人员114人，共638人。

学习班领导小组组长由昆明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省革委会政工组组织组负责人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学员按系统和单位编为4个大队、10个连、26个排、68个班。

办这个学习班的目的，当时省革委会政工组组长在学习班开始时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学习班是揭开全省阶级斗争盖子的集中地，任务就是搞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斗、批、改”，“重点要放在领导干部身上，至少要把参加学习班的干部斗倒一批”，“云南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站队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尖子货’都在这里，对过去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要把它的来龙去脉和‘真相’搞清楚，划大线，找后台，把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为揭开全省阶级斗争盖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有两条线：一条是赵(赵健民)、林(林亮)、侯(侯良辅)，另一条是有一个国民党地下组织。赵健民之流是如何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学习班要在现有基础上，抓死这个问题，拿出材料来。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清理阶级队伍就不彻底，就不算搞清楚”。

学习班为了拿出“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这类根本不存在的问题的证据材料，近6年的时间里制造了一系列的冤案，对持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迫害。

1．以人划线，以线定罪

学习班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于1969年元旦正式开始搞“划线站队”。标准是：凡是支持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副主任周兴，参加过由省军管会出面办的春城饭店学习班的人，一律为“站合队”，成为学习班的依靠力量；凡是支持赵健民，参加过翠湖宾馆、医学院学习班的人，则被划为“站错队”，成为清理打击的对象。在“划线站队”中提出以“8条线”、“10个点”作为线索，进行“深挖穷追”。‘8条线’是：(1)以刘(刘少奇)、邓(邓小平)、陶(陶铸)、赵(赵健民)、林(林亮)、侯(侯良辅)为代表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2)以郑伯克(原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为代表的“混进云南地下党的坏人”；(3)以朱家璧(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为代表的“边纵”里的“坏人”；(4)以沈醉(国民党特务昆明站站长)为代表留下的国民党特务；(5)以卢汉(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为代表的“国民党残渣余孽”；(6)以梁浩(1965年前任省委常委、秘书长)为代表的“大搞翻案活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下台”干部；(7)以王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为代表的“伸进云南的苏修特务”；(8)“帝、修、反的特务”。“10个点”是：(1)“炮派”指挥机构和专案组；(2)“赵、林、侯反革命集团参谋班子”和“夫人集团”；(3)“摧资兵团”和“中上层干部联络站”；(4)翠湖学习班；(5)大批判联络组；(6)专县干部联络站；(7)地下党专案；(8)地下公检法；(9)参事室；(10)外事处、侨务处、交际处。

学习班的“划线站队”分三个阶段进行，时间长达10个月之久：第一阶段，搞所谓“赵健民反革命武装夺权的真相、内幕、实质及策划和组织指挥”等问题。时间从1969年元旦至2月底。第二阶段，从3月1日起，按“划大线、找后台”的原则，清理所谓“赵健民之流反对和破坏军管，破坏‘三支两军’，破坏‘一一?一四通知’，破坏部队稳定，妄图瓦解消灭××军、××军，毁我长城，反军乱军夺权的罪行”。第三阶段，从6月底起，深挖“赵健民之流的反革命黑班底及其执行国民党特务计划的地下司令部”，全面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历时4个月，到1969年10月底止。在“划线站队”中，学习班把大批干部作为阶级敌人对待，进行围攻、审讯和批斗。学习班在1969年2月10日向省革委会政工组报送的汇报提纲中说：“169名厅级以上干部中，明显属于敌我性质的62人，占36％；在253名处级干部中，明显属于敌我性质的38人，占15％；98名‘炮派’负责人，明显属于坏头头的25人，占25％。7个省委常委、委员中，历史问题和现行罪恶都很严重，大体可以定案的1人；历史上未发现大问题，现行罪恶特别严重，可以定案的2人；历史问题严重，现行罪恶稍次的2人；历史没有问题而现实犯有严重错误的2人。

学习班迫害干部群众的这些做法，在一段时间里曾被作为经验在各干校和省内其他地方推广。

2．借专案审查，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进行法西斯式的迫害

1969年7月，学习班“深挖”刚开始不久，就提出“对外是学习班，对内是省革委会的大专案组”，“明确学习班是个大专案组，指导思想应从办专案出发，因此，应从人头入手，用别人的材料去攻别人”。他们竭力把学习班的形式改变为专案审查的形式，目的是为了在打击迫害干部方面可以更加不受束缚。1969年10月，学习班领导小组撤销后成立党委，学习班工作转入对原省委各部委和省人委各厅局以上干部的专案审查工作，共留下审查对象67人。

学习班采取逼、供、信的手段，让审查对象按照专案组的意图交待问题，然后又将交待的问题反过来威逼审查对象。审查对象如不承认，就诬陷说：“这是你自己交待的，不是别人捏造的。”直到1970年5月，省革委会还拿不出确凿的事实，政工组的负责人催促学习班说：“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云南特务组在哪里?要尽快拿出材料来。”学习班党委的几个领导便向专案组布置说：“政工组负责人催我们，林(亮)、侯(良辅)能不能定，对全省的形势有很大的关系”，“定案并不是定林、侯的案，而是定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上下左右都看着我们，革命群众看着，阶级敌人也看着。我们的专案本身就是搞阶级斗争，搞专案决不能有右倾，否则非打败仗不可。”并提出审讯的“具体办法，主要是靠斗争”。

为了拿出“莫须有”的“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证据，学习班进行逼、供、信，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使学习班成了打击迫害“站错队”干部群众的“集中营”。不少人被关进了称为“隔离室”的监狱，其中被正式决定关进隔离室进行监护的领导干部就有孙雨亭、高治国等19人。学习班对被隔离审查、监护看守的干部，全都剥夺人身自由，用打骂捆绑等残酷手段，迫使审查对象按照省革委会几个领导定的调子交待问题。在学习班使用的刑罚达47种之多。其中仅罚跪一种，就有跪碎玻璃、跪碎石子、跪铝开水壶、跪茶杯、跪凳子脚、跪方木条等。至于打，其形式和方法更是举不胜举，诸如拳打脚踢、捆起来打、吊起来打、用棍子打、用杠子压、关在隔离室里暗打、拉到批斗会上毒打等等。

由于学习班对审查对象采取残酷手段，使很多人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精神上受到严重刺激，发生审查对象异常恐怖、坐卧不安、半夜惊叫等情况。主持者们认为这是他们“突出了一个‘斗’字”的结果，也是“取胜”的关键时刻，他们又进一步强迫受审的人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等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写的敦促国民党弃暗投明的文章。其中有一位受审的干部在学习班专案组的围攻和毒打下，不得不被逼问什么，承认什么，不但被迫承认自己3次叛变革命，积极为敌人效劳，而且还被迫检举揭发136人是国民党的特务和反动骨干分子，使学习班主持人如获至宝，作为重要经验向省革委会报告。被审查的任澄寰，在1970～1972年上半年，因为不按专案人员的指供和诱供交待问题，而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将他的第五、六两根脊椎骨打伤变形。张振军被专案人员在脖子上挂一桶水，跪在凳子上，一跪数小时，直跪得膝盖红肿溃烂，血流不止。侯良辅不承认自己是云南“五一六”骨干，被专案人员关在黑暗的隔离室里，时逢盛夏，蚊虫肆虐叮咬，又不准挂蚊帐，不准晒太阳，不准洗澡，不准面朝里睡觉，甚至不准抬头看外面，不准抓痒，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侯良辅经过近6年的摧残迫害，学习班于1974年3月15日把他定为“现行反革命”、“反革命杀人案主谋”，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判刑20年，造成侯良辅耳聋、心衰、器官变形残废。黄可被定为“诬蔑中央首长”罪，被残酷毒打，1974年3月下旬，学习班又贴出大标语“打倒叛徒、流氓黄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黄服毒自杀。经医生抢救活后，学习班党委成员李某在批斗会上说：“你不是存心自杀，是对我们进行威胁；如果你真想自杀，我们不怕，中国有8亿人口，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我可以亲眼看着你自杀。你用什么办法自杀都可以，我决不会拉你一下。”黄可会后终于上吊自杀身亡。黄死后，李某出面诬陷说：“黄可是叛徒加现行反革命，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1970年4月，学习班根据省革委会几个领导的指示，成立“五一六”专案组，把“划线站队”中被审查的对象列为重点，并将“划线站队”列举的罪状强加在他们头上，作为“五一六”黑线进行“深挖”。有些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被列为“与特务有联系的黑线”，作为“深挖”对象。此外，还将“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摧资兵团”、“小红旗”等“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都列为可疑组织，挂到“五一六”黑线上进行“深挖”。在学习班，有60余名省、厅、处级干部受到严重迫害，其中37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恶霸，被送农村监督劳动3人，长期非法监管17人，拘留1人，逮捕1人。在37人中，被开除党籍22人。

粉碎“四人帮”后，原学习班党委副书记李树林交待检查说：“学习班办专案大搞逼、供、信，捆绑吊打等刑法多达几十种，对广大干部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学习班残害干部，一片白色恐怖，干了国民党想干而没有干的，真是和国民党的集中营没有什么区别。”

(二)云南省公检法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简称羊街学习班)

1968年11月19日至1970年5月，省公检法军管会在宜良县羊街○二七四部队营房举办“云南省公检法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简称羊街学习班)，集中省公安厅，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省政法干校，省第一、二监狱的900多名干部职工进行斗、批、改，“彻底砸烂公检法”，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对省公检法机关广大干部职工进行摧残、迫害，造成了严重恶果。

1，办学习班前的舆论和组织准备

早在1968年6月6日，“八派”赴京代表团在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报送的《关于公检法的干部暂不参加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中就说：“公检法阶级斗争的盖子未彻底揭开，干部队伍还不清楚，可能还有藏得更深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没有揪出来，尤其是彭、罗和苏修流毒还根深蒂固，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砸烂反动公检法斗争还相当艰苦。”黄兆其也公开说：“我省公检法，是地地道道的反动公检法。”

省革委会成立后，谭甫仁等人为实现在公检法机关进行“划线站队”和“彻底砸烂公检法”，1968年9月5日，昆明军区党委向省公检法重新派出126名军代表，实行第二次军管。原来进驻的公检法军代表除留下1人外，其余全部调走，换上持“八派”观点的军代表，当天召开大会，宣布“重新军管，一切权力归军管会”。10月16日，省公检法军管会又给昆明军区党委写了《关于增派和调整军事代表的报告》，强调“由于力量不足，有许多权拿不过来，能不能增派和调整军事代表，是关系到能不能把权夺过来和能不能落实‘砸烂公检法’指示的问题”。

省革委会在同意增派、调整军代表，改组了公检法军管会之后，及时着手“划线站队”的准备工作。首先由公检法军管会积极搜集“炮派”群众组织“红公安”和“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及公检法主要领导干部的材料。在“摸清了情况，掌握了材料”的基础上，拟定了《关于公检法机关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初步意见》和开展“划线站队”的初步计划。

10月29日，省公检法军管会正式确定到学习班学习的主要对象，提出：认真贯彻与旧公检法一刀两断的精神，公检法机关有“问题”的人(指和“炮派”组织“红公安”相同观点的人)都去，劳改局、政法干校和“470”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前，省委从一些厅局、部门抽调了470名年轻干部下放专州县锻炼，作为县区委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中经省军管会决定收回原工作单位)全部集中，一监、二监和看守所“有问题”的干部也全部集中。11月18日宣布学习班的编制和学员名单，共编4个连：公安厅一、二、三处及办公室编为第一连，四、五、六、七、八处及政治部编为第二连，劳改局编为第三连，省法院、省检察院、省政法干校编为第四连。第二天，省公检法机关参加学习班的人员便集中到宜良羊街学习班。

11月下旬，学习班用了2天多时间召开军代表会议，统一思想，制定“划线站队”的具体计划。省公检法军管会一个副主任在传达省革委会政工组关于开展大批判的意见时说：“‘炮派’在后期，由于受赵(健民)、林(亮)、侯(良辅)的蒙蔽和操纵，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因此，开展大批判，首先要解决‘文革’中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解决17年公安、政法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是非问题。”

学习班“划线站队”的计划，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12月1日，王寿全等30多名干部群众利用学习班放假的时间，在小马街聚会，交换看法，认为：谭甫仁的“八八”讲话违背中共中央指示，是错误的，要顶住压力，对公安厅的问题要展开辩论。此事被公检法军管会2位副主任知道后，把小马街聚会说成是破坏学习班，反对军管的黑会，是阶级敌人开黑会、搞串连、捂盖子。于是星夜动员各连、排进行追查，对参加聚会的人进行批斗，并诬陷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刘选略参加“黑会”，把他打成“小马街黑会的黑手”，制造了学习班的第一个冤案。

12月6日，省公安厅八处科员杨有光从昆明到学习班带来阎罗给刘选略等人的一封信，对谭甫仁在省革委会和省党代会上大搞“划线站队”的做法进行抨击，学习班将这封信抄去，并任意删摘，诬为“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黑信”，在学习班进行批判。主持学习班的负责人说：“我们学习班有坏人、有黑手，他们在家里破坏，到这里来还破坏。小马街黑会的后台在昆明，黑信矛头对准省革委会，有的是对准中央。”公检法军管会为了对学习班严加控制，将学习班第三连全部及其他连的大部分副处长以上所谓“有问题”的干部、“红公安”群众组织负责人迁到宜良大荒田某部驻地，实行“隔离学习”，待“群众发动”起来后，再将他们从大荒田弄回羊街搞运动。同时宣布：不准请假，限制活动范围，不准写信谈学习班情况，不准家属探亲，加强戒备，加强警卫，不准出大门。

2．大搞“划线站队”，残酷迫害干部群众

羊街学习班的“划线站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追查所谓赵健民之流如何利用“红公安”、“中联组”篡夺公检法大权，“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第二阶段，主要追查所谓赵健民之流如何开动公检法的机器镇压群众。

1968年12月下旬，学习班领导研究认为，“公检法的问题，主要是公安厅的问题”，“现在阎罗还没有来，确定从刘选略身上开刀”。12月28日，一个副主任在“积极分子”和班长会议上说：“今天准备把刘选略从大荒田揪回来进行批判斗争，我们对敌人要狠”，“揪回来就要压倒他，在大门口同志们要轰他一下，下午让他在班里交待，如果态度不好，明天开他的大会”，并说“如果明天他不老实，连续斗”。

散会后，这个副主任亲自带人到大荒田将刘选略抓回学习班。刘在大荒田已多次挨打，被抹黑脸游街。这一次，又被强迫挂上黑牌，跪在车里，一路颠簸到羊街，又遭到游斗、毒打，经过反复折磨之后，交“尖刀班”看管批斗。一天晚上，又将刘用绳子反绑起来，套住脖子，吊在墙壁的木桩上，前面还挂上一个凳子，刘当场被勒昏死过去。“尖刀班”在看管批斗刘选略的过程中，还用钢板做的黑牌挂在他的脖子上，搞“五雷轰顶”，脱了裤子打屁股等多种刑罚，使刘受到严重的身心摧残。

12月30日，阎罗被抓到学习班批斗。省军管会办公室一名副主任说：“省革委会同意把阎罗交给公检法学习班审查批判，省公检法军管会研究要组织一个专案组放在一连，阎罗去时要‘欢迎’一下，给他个‘下马威’，打掉他的幻想，然后再审查。”阎罗被抓到学习班的当天就遭到围攻和毒打。在礼堂召开大会批斗后，交专案组看管审查。第二天，学习班派人到昆明抄阎罗等10多人的家，并将100多名干部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分别成立专案组、外调组、材料组，进行打击迫害，剥夺人身自由，一天24小时受到监护。各专案组在军管会负责人赵、王等人的直接指挥下，大搞逼供信，使用了“驾喷气式”、挂黑牌、罚跪、“挂鞍子架”、棍棒毒打、提锁骨、“五雷轰顶”等50多种酷刑，逼迫受害人按照他们的意图承认“罪行”。学习班的各个食堂成了他们迫害干部的刑讯场所，学习班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1969年1月1日，学习班将大批处级以上干部和“红公安”的大小负责人抓去游营房，一边游，一边毒打。1月4日，又继续“驾喷气式”游斗，受害者达44人之多。

1月下旬，一连三排按照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的布置，把1967年9月1日公安厅被打、砸，三处五科保险柜被砸，柜内钢印不见(即“九一”事件)说成是“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重点追查，从而制造了“盗窃钢印，伪造护照，阴谋叛国外逃”假案。一连连长、军代表表示保证5天内把钢印、护照问题搞清楚(事实上钢印并没有被盗窃，而是放在书架里积满了灰尘)，并把李某列为重要案犯，白天黑夜轮番批斗，迫使他假供说：“杨守岭、王寿全撬了保险柜。”当他清醒过来时，又推翻了口供。专案组再进行毒打，形成屈打成招，不毒打不成招的循环局面。反复10余次，最后拿着逼出的假材料，对省公安厅科员杨守岭采取车轮战术，捆绑吊打，烧眼皮、挂石头等手段，强迫杨承认。省公安厅科长王寿全则面对专案组的暴行，坚决否认这一强加的“罪行”，更遭到野蛮的折磨。主持学习班的两位负责人接着又把1967年9月3日建设公寓五楼起火的事件强加在“炮派”和“红公安”头上，说这是他们“有组织，有预谋干的”，立案审查，一日三班轮流批斗、毒打、跪石子，连续7天7夜不准睡觉，进行逼供。

昆明军区一个副司令员听了学习班负责人的汇报后说：“公检法‘中联组’是一个反革命组织，对他们的大小头头都采取群众专政”，“这些汉奸、特务、叛徒是很狡猾的。我看那些头头、当权派气焰还未打下去，你们要开大会狠斗，斗了以后交群众专政，把气焰打下去。群众要揍他，揍两下没有啥了不起。现在要加一把火，放手一些。”，“大会要准备，小会怎么斗就怎么斗，一天给4小时休息，其他都斗”。他的上述表态，使学习班的刑讯逼供更加升级。在四连二排，他们把法院的手枪在“九一”事件被抢的问题，诬陷为省法院科员“李永康内外勾结，把100多枝手枪送给炮派”，对李大搞刑讯逼供。李不堪忍受毒打，于1969年2月9日托罗德银把自己的遗书交给家中，准备自尽。罗为了避免李永康自杀，把遗书送交二排杨排长，请他采取措施，以防万一。可是杨并不以为然，李永康继续遭到毒打，至1969年2月14日凌晨，李永康终因忍受不了毒打而投井自杀。

在李永康死前，学习班于2月7日召开“愤怒批判阎罗制造‘八三一’、‘九一’反革命事件罪行大会”，将阎罗、刘选略、陈恩普(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老红军)、畅宏碧(省公安厅副厅长)、王寿全(省公安厅科员)等69名干部押到台上，挂着黑牌下跪。会场四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战士，台上幕后架着机枪。“揭发检举人”按事先刑讯逼供出来并经连部修改审查后的稿子，上台揭发阎罗等人的“罪行”，稍有差错即遭毒打。发言者涉及到谁，谁就立刻被拉到台上陪斗。批斗大会把“八三一”、“九一”事件诬陷为“在赵健民、阎罗的指使和策划下，‘红公安’勾结‘炮派’蓄意制造的反革命事件”，把建设公寓起火诬陷为“胡、王二人带领‘炮派’人员打燃烧弹起火，企图诱杀另一派人员”。同时，诬陷“王寿全为首策划制造盗窃钢印、出国护照”，并把公安厅“中联组”打成反革命组织。会后，王被戴上10多公斤的脚镣，受到百般折磨，造成精神失常。

“二七”大会以后，军管会几个负责人又布置追查“赵健民之流是怎样操纵旧公检法机关的”。2月9日，一个负责人到学习班作报告说：“云南公检法机关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掌权。”另一个负责人说：“不要认为大是大非都搞清楚了，还有‘中联组’、‘情报网’、‘审讯团’、‘滇挺’问题，大会还是要开的。”学习班又转入追查“审讯团”，对被列为重点对象的干部，使用各种刑罚，包括揪头发、拧耳朵、打耳光、用手掌砍脖子、扭胳膊、挂砖头、扛马鞍架、背“八二炮”、挂算盘、踩杠子、扛圆木、戴脚镣、敲踝骨、“驾喷气式”等，并不准睡觉、不准喝水，使被迫害的干部受到严重摧残。据统计，有60多人被打伤致残。

3月15日，学习班又召开“愤怒声讨‘审讯团’的滔天罪行大会”，把70多名干部群众押到台上进行批斗。学习班负责人事先安排了6名“控诉人”，并由专人编写了控诉书，到大会上“控诉”。在“控诉”中，凡涉及到的干部群众，被点名后立即揪上台罚跪，台上台下被罚跪近百人，其中有不少人惨遭毒打。“审讯团”冤案就这样被毒打后制造了出来，涉及到的干部群众达200余人，其中仅公检法干部就有70余人。公安厅政治部主任、老红军陈恩普被诬为“反革命审讯团黑主帅”、“现行反革命分子”，遭到严重迫害。阎罗和另外2位干部分别被诬为“总参谋”、“现行反革命”和“现行犯罪分子”，遭到逮捕、判刑，关押长达四五年之久。原省第二监狱监狱长梁曰文被诬为“反革命分子”、“杀人凶手”，在监禁中被迫害致死，至今连尸骨也没有找到。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刘明辉也被诬陷为“反革命审讯团总顾问”遭到迫害。

“三一五”大会后，学习班又制造“地下公检法”大假案，把“红公安”的群工部、联络部打成“地下公检法”，诬陷公检法干部“搜集情报，搞特务活动”，把省军管会组织的“刘林元专案调查组”硬说成是“地下公检法”的组织，把刘明辉诬陷为“地下公检法总头目”，把阎罗打成“总顾问”，把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泽民打成“常设顾问”，把省公安厅六处处长曹显政、一处处长杨征年打成“骨干”，使这些人受尽残酷迫害。

3．利用“清队”、整党继续迫害干部群众

1969年4月，羊街学习班又转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深挖干部群众中的所谓历史问题，并把它同“划线站队”追查出来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迫害广大干部群众，从而达到彻底砸烂公检法的目的。

5月16日，学习班确定了重点批斗对象46人，绝大部分是“站错队”的干部群众。三连二组对省公安厅副厅长畅宏碧搞“政治攻心”，凌晨3点搞突然袭击，逼迫他交待“问题”。专案组还伪造证据，诬陷省法院副院长曹理周参加特务组织，被毒打致残。政法干校花工杨厚生，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进行清查批斗，刑讯逼供，被迫自刎而死。

在“揭发、深挖”的基础上，学习班加快了定案步伐。各连成立了定案小组，学习班成立了定案指导小组，把刑讯逼供、毒打成招的假材料拿来套在“站错队”的干部头上，分别被定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地富分子”、“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等而受到开除党籍、降级降职等各种处分，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此外，还将19人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其中有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李握如，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张泽民，副厅长畅宏碧，副厅长毛崇横，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陈恩普，省劳改局局长阎罗，省公安厅一处处长杨征年，七处处长白树岗，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刘选略等。学习班结束后，又将这些人迁到昆明市书林街公安厅幼儿园内秘密关押，继续迫害长达数年之久。

1969年12月，学习班开始进行整党，实际上是“划线站队”和“清队”的继续。逼“站错队”的党员个个检讨，人人过关，反复检查，写出“保证书”，承认“站错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永不翻案”。如不这样做，轻者暂缓恢复组织生活，重者被“劝其退党”；对“划线站队”中“站合队”的党员，除少数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以外，都予以恢复组织生活。

4．全面否定公检法

学习班为了搜集“砸烂公检法”的所谓罪证，还成立了好几个专门的“调研组”，到处拼凑材料，污蔑省公安厅17年来贯彻了“彭、罗黑线”，是“国民党警察局、特务处”，企图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云南公检法战线的成绩。

1969年7月，公安厅一处、七处、八处等调研组正式成立，到1970年1月结束。该调研组在一位副主任的直接领导下，先后编印了《调查研究工作专报》、《情况反映》、《专题报告》共24期。编写的材料中，一是编写了《一处历史沿革组织人事表》，把主管过侦察工作的3位副厅长分别打成“托匪”、“叛徒”、“走资派”，将15名历任正副处长中的9人打成“蜕化变质分子”、“假党员”、“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并诬陷说：“一处从成立之日起，领导权就被‘坏人控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二是编写了《特情工作专报》，全盘否定了反间谍侦察工作的必要手段和取得的重大成果，把特情工作说成是被敌人打进来拉出去，在人家的指挥棒下转，诬陷特情工作政治上包庇坏人、纵容坏人，生活上殷勤供养一批身份高、罪恶大的敌人。诬蔑七处是“资敌养敌”、“里通外国”、“典型的国民党特务处”等等。

5．下放干部，从组织上彻底砸烂公检法

省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为从组织上“彻底砸烂公检法”，1969年12月28日，以省革委会人保组名义上报的《关于省公检法军管会学习班结束后对原省公检法机关干部的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将所有干部全部下放农村劳动和工厂锻炼。其中年龄大的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先发2年工资，2年之后自食其力当农民，就地消化；少数年轻的下放工厂，2年后转为工人。

4月25日，学习班召开大会，宣布到师宗插队落户的干部130人，到罗平的68人，共计198人。4月26日宣布到永胜插队落户的干部162人，到其他县12人，共计174人。5月22日宣布插厂干部142人，调离公检法系统工作的129人，由省革委会统一分配66人，留机关工作106人。总计调离和插队、插厂干部709人，留下的仅占七分之一，从而达到了他们“砸烂公检法”的目的。

羊街学习班历时一年半，经过“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运动，528人被划为“站错队”，300余人被迫写“检讨”和“认罪书”，219人受到毒打和其他酷刑，其中150余人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64人被列为敌我矛盾遭到严重迫害。使用酷刑数十种，打伤致残60余人，逼疯9人，被迫自杀8人(5人得救，3人身亡)。被清除出党25人，开除党籍21人，留党察看24人，取消预备期资格和延长预备期18人，被认定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挂起来长期审查4人，被认定犯有错误作各种政治结论25人，“犯有严重错误”免予处分5人，给予团纪和行政处分10人，使将近60％的人蒙受了不白之冤。

(三)“五七”干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关于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示信中提出了理想社会的蓝图，要把全国各行各业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既批判资产阶级，又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称为“五七指示”。1968年10月5日各大报又转载了毛泽东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很有必要，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期下放劳动。”同日，《云南日报》全文刊登新华社4日从北京发出的消息《柳河“五七”干校为干部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和《人民日报》的按语。《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号召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重要指示。10月6日，《云南日报》发表《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热烈欢呼毛主席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此后，省级机关和全省各地着手组建“五七”干校，安排干部下放劳动。从12月16日开始，省级机关下放劳动的5000多名干部，陆续分批离开昆明，到省革委会在弥勒、陆良、蒙自、思茅办的4所“五七”干校，搞斗、批、改，“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其中：省级党、群机关干部到弥勒县东风农场，称“第一‘五七’干校”；省级工业、交通、基建、计划系统干部到陆良县华侨农场，称“第二‘五七’干校”；省级文教、农水系统干部到蒙自草坝农场，称“第三‘五七’干校”；省人委直属机关和财贸系统干部到思茅县曼歇坝农场，称“第四‘五七’干校”。1968年12月至1969年1月，共有省级机关的干部及部分家属1．37万人，其中干部8799人(包括“站错队”的老弱病残者)分别下到“五七”干校和下马村、羊街2个“学习班”，按连、排、班编制，边劳动生产，边进行斗、批、改。

1970年3月6～13日，省革委会政工组召开“干校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省属第一、二、三、四“五七”干校、“公检法”军管会学习班和生产建设兵团的负责人。会议确定动员干部插队落户，规定插队干部由所在县、社、队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与原单位不再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要求插队干部要“消灭三大差别，建设共产主义”。同时抽调部分干部充实新建和扩建的厂矿企业。有“重大问题”需要继续“深挖”的对象，留在干校继续专案审查；证据确凿的“九种人”，原则上带下去劳动；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各干校要根据调查核实的结果作出结论，听候处理。确系老弱病残已丧失工作能力的干部留在干校等候分别情况，妥善处理。没有工作的家属子女，随同干部一起插队落户。3月17日，省革委会批转了《干校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同意按此执行。此后，省第一“五七”干校数百名干部及家属被安排到弥勒、泸西两县插队落户，省第二、三、四“五七”干校和省公检法学习班的干部及家属分别被安排到陆良、师宗、罗平、蒙自、新平、普洱、景谷、永胜等县插队落户。至7月初，已有3500多名干部和家属到农村插队落户。

1971年6月10日，省委批转省革委会政工组《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1]22号文件的意见》。中央[1971]22号文件，即中共中央于1971年2月28日批转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央机关“五七”干校的报告》。《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办好“五七”干校的十点意见：一、充分认识办干校的意义，明确于校的发展方向；二、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培养一支忠于毛主席的干部队伍；三、狠抓阶级斗争，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四、以干校为基地，实行留校与插队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五、发扬“抗大”的革命传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六、做好干部的轮训和分配工作；七、做好老弱病残人员的安置工作；八、加强对知识青年和家属的教育；九、加强党的领导；十、建立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省委批转政工组的《意见》说：1968年底和1969年初，省革委会先后办了4所“五七”干校和1个公检法军管会学习班，将原省级机关8790名干部、676名工勤人员、705名知识青年、3582名家属，共13762人下放到干校搞斗、批、改和参加生产劳动。整党结束后，陆续抽调了4489名干部到新单位工作，组织了3507名干部分批到农村插队劳动。《意见》提出，根据中央2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办好“五七”干校的指示精神，拟将4所干校全部并为一所干校，地点在蒙自草坝，主要任务是分批分期轮训省级机关在职干部，每期轮训时间为3～4个月，争取2年内轮训一遍；云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原省委党校)继续办，主要任务是分期分批轮训全省县或相当于县以上领导干部，2年内轮训一遍。各干校和公检法学习班以及插队干部应根据需要，本着“给出路”的政策逐步选调分配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省各地、州、市、县都相继建立了“五七”干校或“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斗、批、改。“五七”干校和“学习班”一样，在进行斗、批、改中，开展了一系列以“划线站队”为中心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政治运动，被审查、斗、批的绝大多数人，是“站错队”或反对他们倒行逆施，或为造反派头目所不悦的人。这些人都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关进私设的监狱(称为“牛棚”)，日夜被监视，并私设公堂残酷斗争。斗争方式有：从责令交代问题开始，继之以“批判”、拳打脚踢、罚跪、吊打、搞“喷气式”、“车轮战”、“剃阴阳头”、搞“逼供信”，被诬以各种罪名，挂黑牌游街、游场示众，被强迫跪在毛泽东的挂像前“请罪”。一些人被毒打后还从事力所不及的劳动，使广大干部群众人人自危。在“五七”干校中还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有的被残害致死，更多的干部被打伤残，有的被折磨致疯。仅据1970年2月云南省第一、二、三干校和公检法学习班的统计，被列为清理对象立案审查的有283人，其中被定为“阶级敌人”的“九种人”110人，另有被认为暂时不能使用的925人，共占学习班和干校人数的三分之一。

1971年“五七”干校结束，省级党政机关的3500多名干部又以“‘五七’道路走全程”为名，被发落到农村和工厂落户，“接受再教育”。一部分干部后来以“就地消化”为名，安置在“插队(插厂)落户”的地区和工厂工作。

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就是要求把所谓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讲话，第一次提出“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初，有些地区、有些单位开始了“清队”工作。同年，毛泽东提出把“清队”作为“斗、批、改”的主要内容之一。1969年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再次强调：“清队”的工作必须抓紧。此后，“清队”逐渐在全国有领导地全面展开。

云南省的“清队”工作是从1968年12月中旬开始，有少数地方(如南华、兰坪)在同年六七月就开始了。12月28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在开展革命大批判基础上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社论说：“许多单位在深入批判刘少奇、阎红彦、赵健民及其在本单位代理人的同时，逐步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进一步揭开了阶级斗争盖子，这是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好得很！”，“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坚决地、彻底地把隐藏在各个角落里的阶级敌人挖出来，清理出去。”1969年1月上旬，云南在“划线站队”的基础上，全面开展了群众性的“清队”工作。到4月，全省有120个县(市)都开展了“清队”工作。

1969年1月10日，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在《目前运动的指示》中说：“我们全省党代会以后，一直在反左，但当前是不是左了呢?还是右!……现在是不是打击面过大?没有打击面过大。个旧在2天内抓了2997个，我们说好得很。”2月13日，在昆明市“清队”工作会议上，谭甫仁在讲话中又说：“现在听到有些反映，认为没有多少油水了，搞不下去了。云南敌情严重，要深挖，要一窝一窝地、一线一线地把敌人挖出来，彻底挖干净。”

5月24日，谭甫仁在向军队干部的一次讲话中，宣扬扩大化有理的谬论，他说“在清队中，……我们全省据不完全统计，前前后后已清出了33万人，这33万人到底准确性有多大?没有多大的把握，反正九类人不少，是主要的，可以说敌我矛盾。这里面有没有介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的呢?可能有；推一推是敌我矛盾，拉一拉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种人有没有呢?有：里面有没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呢?也有，就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的也可能有。但是，因为是要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清出来，因为要清这些人，有的地方就有些扩大化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提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他还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规定，并且要求“过细地做工作”。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错误，对于何谓“阶级敌人”没有明确的界定，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划线站队”夸大了敌情，混淆了敌我。谭甫仁等人把“划线站队”与“清队”结合进行，更加剧了云南人民的灾难，所谓“站错队”的广大干部群众，在“清队”中又一次被强加上各种政治帽子，实行法西斯专政，进行残酷迫害。加上“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最基本的民主和法制，人权失去保障。公、检、法机构被砸烂后，各级革命委员会和组织又冠冕堂皇地以红色政权的名义，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借口，任意揪斗、关押、审讯被他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审讯中施行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法西斯式的100多种刑罚，因而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打击了大批干部群众。

在云南“清队”中，省、地、县各级革命委员会沿袭省军管会专案组的错误，把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均列专案审查，强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歪曲、否定云南地下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云南各族人民进行的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历史。1967年省军管会成立了专案调查组和群众组织调查组，对云南地下党的问题进行了调查。1968年2月，造反派组织还抛出了《触目惊心的云南地下党黑幕》及其他诬蔑文章，并以大字报、印刷品等多种形式扩散全省，流毒极广。省革委会成立后，还专门设立以审查云南地下党为主要任务的专案办公室，审查云南地下党和“边纵”，把地下党地委、“边纵”支队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均列入《云南地下党叛徒、特务登记表》中，在其综合的《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概况》中，对地下党和“边纵”强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如其中说：“1928年正式成立的中共云南省委员会的委员，均先后遭逮捕而叛变”，“1935～1941年夏，地下党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省工委委员都有严重问题，有的是老牌特务、内奸和阶级异己分子”，“1948年‘七一五’事件中，省、市工委进行了一系列右倾投降活动”，“省工委阳奉阴违，对抗毛主席‘立即将工作转移农村、发动游击战争’这一英明指示。只搞学生运动，武装斗争迟迟不去开展”，“‘边纵’部队是‘以招兵买马、招降纳叛为主’，是‘地霸土匪武装’”，“云南地下党省工委、边区党委委员都属叛徒、特务嫌疑，‘边纵’地委支队领导干部问题极为严重，其中有相当一批人属叛徒、特务、武装土匪头目、地霸分子。后期的云南地下党客观上起了特务、叛徒、国民党、三青团骨干防空洞的作用”等等。当时，某些领导人歪曲历史的讲话，诬蔑地下党、“边纵”的审查材料、宣传册子、传单广为流传，使地下党、“边纵”的广大党员干部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许多人还被迫害致死，或致伤致残，并株连家属子女，株连有关的统战人士和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甚至把矛头指向曾领导白区工作的刘少奇、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人周恩来、建国初期主持西南工作的邓小平等人，造成严重的混乱和极为恶劣的影响。

据省革委政工组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截至1969年8月底的完全统计，当时已清出所谓“九种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现行反革命分子)25．7万人；正式列为批斗对象的44．8万人，被迫自杀死亡的6979人。

1970年后，又结合“清队”开展了“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出：“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报复，特别要严防用资产阶级派性来混淆敌我，在那些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真正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地方和单位，应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把钻在本派里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出来”。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号召“必须把这场斗争看作如同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去进行”。

1970年2月18日，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把“一打三反”运动和清理阶级队伍结合起来进行。《指示》重点讲了6个问题：一、必须充分认识开展这场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二、全面部署，妥善安排，把这场运动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三、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四、狠抓革命大批判；五、自始至终都要认真注意政策；六、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切实加强领导。决定成立专门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2月20日，省革委会在昆明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动员大会，此后，“一打三反”运动在云南全省范围内普遍铺开。

在“划线站队”和“清队”背景下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更进一步地混淆了是非，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据1972年11月16日省委《关于一九七二年“清队”、“一打三反”运动的情况和今冬明春工作的初步意见》中的统计，截至1972年9月底，全省“清队”和“一打三反”2个运动共揭发590634人，已查证落实了473557人、占揭发总数的80．2％；已定案、结论、处理376050人。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由来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曾有一个人数很少的小组织“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张贴一些攻击和反对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北京广大群众对这些人攻击周恩来的行为表示极大愤慨，纷纷自发进行反击，要求严惩这批“歹徒”。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没有过多长时间，这个反动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者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上解决。可是，林彪、江青一伙接过清查“五一六”的口号，极力夸大这个反动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任意扩大范围，千方百计地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各地便先后开始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4月6日，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决定的通知》。《通知》说：一、“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以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为总后台，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操纵下，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秘密组织。清查“五一六”是保卫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二、全省要结合“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深入发动群众，认真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工作。清查工作以昆明地区和省属机关、学校、厂矿为重点，各地州市如何开展，根据情况自行确定；三、具体办法。县以上党委、核心小组学习中共中央文件，提高认识；发动群众，实行专案调查与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不要关门办案，搞神秘化；先查罪行，不搞逼供信；四、注意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对敌，严防敌人破坏；在处理上要分别坏头头、主谋、操纵和主犯；立案对象。涉及县以上或相当于县级革委会成员，要报经任免机关批准；五、成立省革委会“五一六”专案组，下设办公室(简称省革委会“三办”)。各地州市、省属各机关也建立相应的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工作从4月27日铺开，5月上旬，发动群众，召开各单位群众大会揭发“五一六”分子的罪行。至5月下旬初步确定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主要线索。

1971年4月，经省革委会领导人的授意批准，省革委会“三办”编印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罪恶活动”材料。这份材料中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恶活动，在云南也严重地存在，比如：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等一小撮坏人，大造反革命舆论，分裂和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康生、谢副总理，搜集整理了康生、谢副总理的黑材料”，“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等坏人，大造反军乱军的舆论，把驻云南部队诬蔑为‘反革命第二道防线’，把军管比作为国民党的‘南京政府’”，“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等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先是把矛头指向军管会，妄图夺军管会的权，以后又拼凑了以叛徒赵健民为核心的黑班底，妄图夺全省党政军大权”，“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等亲手策划下，组织指挥武斗，组织‘滇西挺进纵队’制造了一系列严重流血事件”。

4月20日，省革委会“三办”向中央“三办”汇报了云南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的问题，列举了3个方面的问题：一、叛徒赵健民与王力、关锋、李广文勾结在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二、侯方岳与关锋、吴启、田家英、赵石英等人的关系；三、原外事处臧君宇、冯树森、黄新华、包益铭等人与“五一六”的关系及罪恶活动。张力雄、朱家璧授意冯树森、马里子等人串连20余人开会对抗中央就地解决云南的问题，攻击谢富治是最大的走资派，李成芳是黑后台。臧君宇的老婆是王力老婆王平权的亲姐姐，“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的关系密切。

5月28日，省革委会“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又向中共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报送了《关于我省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为了集中力量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我省的主要罪行，根据我省的情况初步确定了12件大事，作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主要线索：一是反军乱军大揪军内一小撮；二是发动大规模武斗，进行反革命夺权；三是盗窃党和国家机密；四是夺军管的外事大权；五是恶毒攻击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反革命专案；六是私设电台和广播电台；七是妄图谋害军内革命领导干部；八是关仓停粮、断水断电，制造混乱，嫁祸于人，妄图搞垮军管会；九是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阻挠省、市革委会成立；十是夺军管会的财政大权；十一是参与北京“五一六”的事件；十二是组织“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其他反革命组织。同时，把12件大事行文发到各地州市、省属各局革委会进行清查。在12件大事中，最主要的是抓一、二、四3件。第一件“反军乱军”的内容主要追查的有《彻底摧毁反革命二道防线》、《云南向何处去》、《千万不要忘记枪杆子和印把子》和10余篇评论员文章；还有8502封公开信；有关封闭军管时期的《云南日报》、围攻昆明军区、对抗“一一?一四”通知、绑架枪杀解放军代表、打死出国部队指战员等。第二件“发动大规模武斗，进行的反革命夺权”，要追的有“武装保卫昆明”、“打通西线”、“占领海口”、“控制马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还有“占领五华山”、“大发枪弹”、“攻打电机厂”、“煽动农民进城”、“组织‘滇西挺进纵队’”等。第四件大事追查的有“围攻越南领事馆”、擅自出国活动、破坏中越关系和抗美援越等。

1971年8月10日至9月7日，根据省委指示，全省“清队”、“一打三反”运动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清办”、“六办”、“支左办公室”等单位164人。会议强调应抓好以下几点：一、切实加强党委对运动的领导，各级党委要把领导运动列入重要日程，经常抓，反复抓，定期分析研究本地区、本单位运动的情况，及时解决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想和问题；二、坚定不移地按党的政策办事。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在“准”字上下功夫。对揭出来的清理对象的问题，要抓紧进行查证核实，及时地作好定案、结论、处理工作；三、把注意力放在深挖隐藏的阶级敌人上，坚决地、及时地打击各种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特别是要注意深挖混进领导班子、政权机关、机密要害部门的阶级敌人。要彻底清查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尤其是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一个也不能漏掉。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从1971年4月发动铺开到1973年12月，前后进行了2年多的时间，其中有自上而下的专门部署、大规模的发动群众、全省性的经验交流大会、工作会议等等。省革委会“五一六”专案小组从1971年3月21日至1973年9月20日共开会16次。1974年3月16日撤销，共存在3年。1973年12月22日，省革委会“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向省委的报告中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初期，我们提出了12件大事的重要线索，分别由有关单位清查。2年多来，经过多次过滤，最后抓住了涉及地方的18个比较重大的具体事件进行清查。这18件大事概括起来是：一是属于个别坏人操纵、策划、指挥、制造的重大事件6起：1．武装攻打黑林铺汽车厂。赵健民、林亮、侯良辅少数人策划指挥。打死群众66人，打伤541人，损失近百万元。矛头对准中央首长关于停止武斗的指示、指向解放军；2．攻打昆明电机厂事件。赵健民、侯良辅策划指挥，打死群众61人，损失39万元；3．关仓停粮。在林亮、侯良辅的煽动下由王玉如指挥。1967年11月22～27日关仓停粮5天，发表18篇文章煽动造反；4．肃薄肃李，反军乱军。1967年12月赵健民、林亮、侯良辅煽动，说军管会瘫痪之日就是云南问题解决之时，目标集中对准昆明军区和省军管会，掀起大揪军内一小撮，冲击机关，围攻绑架解放军；5．“滇挺”问题。赵健民、林亮、侯良辅策划指挥，沈参雄、孔敬文等参加。在楚雄打死群众17人、解放军战士1人。在下关打死群众186人，抓捕2000余人；6．抢劫省公安厅。阎罗(反革命，已逮捕)，涉及赵、林、侯，一并处理。二、属于“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的一般问题，共7起。1．封闭军管时期的《云南日报》。在赵健民的支持下南下学生于1967年5月22日封闭的；2．围攻昆明军区。1967年5月29日至6月5日，共围攻7天8夜；3．评论员文章。《彻底摧毁反革命二道防线》、《云南向何处去》、《大揪军内一小撮》；4．私设广播电台。1967年8月在赵健民支持下设电台20多天；5．非法转移和动用战备电台。1967年8月在沈参雄支持下搬了20部动用一部，只是架起来未用；6．外事方面的几个问题。围攻越南领事馆、杨文忠夺外事权；7，重工系统政工会。1968年8月在张兴华的支持下搞分裂活动。三、“新时代狂人”、省话剧团演的黑戏，搞中央首长的黑材料，谋害周兴、鲁瑞林等案件查无实据，予以否定。

历史事实证明，上述所谓的“问题”，都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中生有，加罪于人的冤案。不难看出，云南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实际上是“划线站队”的继续。

1974年2月16日，省革委会“三办”向省委报送《关于结束‘三办’工作的报告》。《报告》说：我省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自1971年4月开展以来，在党委的领导下，到现在为止，对我省“文化大革命”中的有“五一六”嫌疑的重点事、重点人已基本搞清，其中绝大多数已定案处理，少数遗留问题正在积极处理，短期可以结束。从全省的情况来说，此项工作基本完成了任务。通过清查在我省“文化大革命”中类似“五一六”罪行的12件重大线索经多次过滤，最后抓住涉及地方的18个比较重大的具体事进行重点清查，现已查清。据统计各地州重点清查的事件80起属地方的已基本搞清，参照省的作法和有关精神，分别进行了结案处理。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在运动中按“五一六”嫌疑进行重点审查的人共有721人(其中昆明地区、省市单位203人，其他地州市518人)，在年底前已结案处理的611人，县有关部门处理的20余人，共占重点人数的90％，余下的10％问题已查清，正在结案。在已结案处理的611人中属敌我矛盾的(大多数是杀人凶手，少数是现行反革命或历史上是叛徒)占4．6％；属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占95％，其中除少数(约占8％)因错误严重涉及贪污、盗窃问题或其他错误，给予不同程度的党内、行政处分外，其余多数是批评教育。《报告》说，总的看来，我省的清查运动是健康的，运动的主流是好的，清查了重点人、重点事，分清了是非，区分了敌我，揪出了坏人，教育了犯错误的同志，对大好形势是必要的，“三办”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拟请批准撤销。1974年3月16日，省委常委讨论同意撤销省革委会“三办”，不作文字批复。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事实上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反对周恩来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代理人对人民实行专政，为攫取最高权力采取的一个手段。

在贯彻落实省委1975年26号文件，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的情况下，1976年1月7日，省委发出《关于纠正我省在1971年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所出现的错误的通知》。《通知》说：由于林彪路线的影响，省委思想不端正，在处理两派群众组织上曾一度搞了“划线站队”，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错误地把“划线站队”时揭发的材料未经核实或混淆矛盾性质，将“文化大革命”中的12件重大事件作为清查“五一六”的线索，发到地州市、省属局组织清查。还要求根据本单位的实际确定本单位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尽管最后没有定为“五一六”事件，但在全省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个责任主要在省委。为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影响，落实政策，现通知如下：一、查明所谓云南“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都不属于“五一六”性质，应向干部群众公开宣布。至于具体案件要根据查清的材料，实事求是作出结论，是什么问题，就作什么结论。属于错案、假案，应坚决平反处理。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凡强加于一些干部群众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宣布无效；二、在清查中，凡经批准、立案的，应宣布解除“五一六”专案审查，一般不作结论。如本人要求，也可以写证明澄清问题。已定、错定为“五一六”分子的应予平反，作出平反结论；三、在运动中查出其他证据确凿的阶级敌人及犯罪分子，则按照党的政策进行处理；四、各地、各单位根据省委的要求自行确定重大事件，应迅速作出结论，按上述精神处理。

“政治边防”和“二次土改”

云南是一个边疆多民族省份，与邻国边界线总长4060公里，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受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发达地区相比，生产方式、生产力都较为落后，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云南解放后，省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民族政策，采取一系列稳定边疆、建设边疆的政策措施，使边疆民族地区在50年代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7年3月11日下达对云南边疆的丽江(含迪庆、怒江两州)、保山(含德宏州)、临沧、思茅(含西双版纳州)、红河、文山等6个专区(州)及所属各州县全面实行军事管制的命令。1967年3月18日，昆明军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发出《关于边疆第一线县文化大革命改为正面教育的意见》，一律不搞“四大”。此后，边疆一线各县解散了各种造反组织，停止内外串连，不准揪斗干部，不搞夺权，开始恢复稳定局面。1968年11月30日，谭甫仁、梁中玉等人却要批判、围攻坚持在边疆进行正面教育的德宏州军管会主任张志铭。为了“划线站队”和夺权的需要，他们无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未经中共中央批准，擅自决定撤销德宏傣族景颇族等自治州的建制。

1968年12月23日至1969年2月23日，谭甫仁先后10多次在滇西、滇南、滇东北和省市重要会议上煽动在边疆开展“政治边防”和“二次土改”。谭甫仁在大理州召开的“三干”会议上说：“云南这个地区你们知道，没有别的要求，要求你们要有敌情观念。你们这里是不是没有敌情呢?不是。敌情严重，要看到这个问题。大理这个地区处在边疆，几百里的边境线(编者按：实际上大理并不在边境线上)，又是和平解放，再加上阎红彦、赵健民之流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叛，搞什么‘边疆特殊化’，搞这一套，所以阶级斗争就更复杂了。敌人以派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在我们这个地区设钉子、设据点，特务据点也在这里设，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也在云南留下很多”，“那些地、富、反、坏、右，解放前、解放后、现在生活都好，就是还没有把他们的浮财搞光，没有把他们搞掉。我说你们就是要挖掉他，挖他的底子”。1968年12月27日，谭甫仁在河口县红河公社驻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座谈会上说：“瑶山地区要搞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成立了公社还是假的”。“农村问题，就是要搞阶级斗争，边疆也是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你们先搞一个试点，只要揭开一个，其他就会跟着来，只要群众发动起来，放手该分土地就分土地，该分粮食就分粮食，要办政治边防，就是要搞阶级斗争”。

1969年2月21日，谭甫仁在听取保山地区革委会主任汇报情况时，说：“要批判‘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边疆革命群众对土司、山官、头人的批判斗争和砸烂封建机构，是革命行动，应该支持”，“边疆可以清理阶级队伍，可以划阶级成分，边疆要走公社化的道路”。

同年2月26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召集谭甫仁等人到北京，研究部署开展“政治边防”问题。军委办事组主要负责人、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海军司令员李作鹏听取汇报。黄永胜在讲话中全盘否定建国以来云南在边疆民族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对谭甫仁等人说：“林副主席讲了多少次，要搞政治边防。而你们那里是礼貌边防，是和平过渡的边防。什么是‘和平过渡’?一过渡就到资本主义去了”。“边疆光搞提高文化、搞生产，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斗争去提高文化、搞生产怎么行?就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抓阶级斗争队伍，把坏人抓起来，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组织民兵”。“云南边防部队、民族工作队历来没有打过个好仗”。“那些反动山官、土司、头人，要发动群众把他们批倒、批臭，把他们搞到内地劳动改造”。“不要怕边疆跑人，坏人跑了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还说：“政治边防，就是毛泽东思想光辉普照的边防，无产阶级专政的边防，军民联防人民战争的边防，支援东南亚各国人民斗争的边防。”根据黄永胜等人的意见，3月21日，中央军委办事组转发了《昆明军区关于加强昆明地区边防斗争的报告》。《报告》批评昆明军区过去的“边防对敌斗争方针是错误的”，是“走上层路线，不搞对敌斗争，搞和平过渡，不发动群众，不抓政治边防建设，所以，长期以来，群众未发动，阶级斗争盖子揭不开，反动封建土司、头人没有受到打击，阶级阵线不明，敌我不分，长期处于和平共处的状态”。《报告》提出，要“加强政治边防，狠抓对敌斗争”，“首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狠抓对敌斗争。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把清出来的坏人，迁送内地劳动改造”。

3月17日至4月3日，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党委在昆明召开“建设政治边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驻边防的野战军、边防部队和边疆专、州、县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共76人。会议明确提出：建设政治边防是无产阶级的需要，要抓政权、抓两条路线斗争，要建设起由千百万革命群众组成的钢铁人民防线。会上提出抓“政治边防”的几项措施，要求深入开展以“三忠于”为中心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枪杆子一定要掌握在人民手中；放手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集中力量稳、准、狠打击“九种人”(包括反动的土司、头人)。解决边疆地区划分阶级成分问题，搞清阶级阵线等，会议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对封建土司、头人，要发动群众，从政治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原有的生活补贴一律取消。对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动土司、头人，应给予及时有力的打击。这些人在省、专、县集中的，要送回原地交群众批斗。”关于边疆划阶级成分问题，会议认为：“1956年边疆民主革命时，有150万人口的和平协商土改地区，由上面派去的工作组内定了阶级成分；还有90万人口的直接过渡地区，没有划阶级成分。为了搞清边疆阶级阵线，有必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解决划成分问题，划分标准基本上按照内地土改的规定”，“在划阶级中，地、富所有的大牲畜、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对隐藏在归侨、侨眷中的‘九种人’应彻底清理，漏划的地主、富农要补划”。

4月4日，在北京参加中共九大会议的省革委会政工组组长成泽民打电话给昆明军区党委说：“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云南要彻底批判‘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和平过渡论’。要批判刘少奇、阎红彦、赵健民在边疆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也要对边疆的土司、头人狠狠的批判。”，“没有划过阶级成份的地区，要很快划定成份。边疆有条件的地区要很快成立人民公社。”

1969年4月，省边防领导小组成立后，各边疆专、州、县的革命委员会和边防部队都共同组成各专、州、县的边防斗争领导小组，全面推行“政治边防”方针。具体做法：

一是派出大批政治边防工作队到边沿村寨，替代原有各类组织和当地民族干部，行使各项职权。开始贯彻“政治边防”方针时，遭到一些边防干部的抵制，为了“扫除障碍”，首先在滇南、滇西片成立“前线指挥委员会”，取消了边防军分区对边防部队的指挥权，命令边防部队撤出军管，实行调防，另由野战军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从内地抽调大批学生共83687人，组成“建设政治边防工作队”11485个，进驻边防地区。工作队以拥护或反对“政治边防”划线，举办各种学习班，批斗那些对“政治边防”有不同看法的干部群众，并把大多数生产队以上干部定为“走资派”，揪斗后靠边站。重新树立他们选定的“左派”作为“政治边防”斗争的基本队伍和骨干力量。保山地区为了搞“政治边防”，由内地动员和组织上万名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赴瑞丽、陇川、盈江3县“管理、改造少数民族”，结果迫使少数民族群众东躲西藏，背井离乡，不敢回家。德宏州盈江县的昔马是一个不足5000人的小公社，在“政治边防”中，搞“中心开花，火线练兵”的刑讯逼供，被捆绑吊打500多人，被打成特务的180人，维护边防治安工作的网络遭到破坏，许多人因身份暴露，反被敌人杀害。群众惊慌失措，人人自危，不断离境外迁，仅1969～1971年间，德宏州被迫离境外迁的就有1．79万人，民族干部被迫回家务农414人。

二是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共举办了大小不等的22．22万个班，237．26万人次参加学习。强迫农民背诵《毛主席语录》，搞忆苦思甜教育，家家户户发“红宝书”(指《毛主席语录》)，送毛主席像。发动群众狠批“阎红彦那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边疆政策”，“刘少奇、阎红彦、赵健民的‘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和平过渡论”’，抹杀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否定边疆与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不平衡与差别的实际情况，大搞一刀切，一律化。

三是清理阶级队伍。组织群众批斗土司、山官、头人，取消原有给他们的一切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原住在城市的送回原地交群众批斗，然后和清理出来的“坏人”一起遣送内地劳动改造或交当地农村监督管制。深挖“九种人”，有些地方还在群众中查“同境外的联系”，查“同民族上层的联系”。据1970年3月昆明军区和省革委会联合上报中央的《关于政治边防经验交流会议的情况报告》说：“一年来，我们在整个边疆地区，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大揭发、大检查、大批判，把长期以来盘踞在边疆地区的对内欺压群众、对外勾结敌人的8115个反动土司、头人，第一次揪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更全面地揭开了边疆地区的阶级斗争盖子”。“据不完全统计，共揪出‘九种人’28162人，拔掉了敌人暗藏在我境内较深的‘定时炸弹’476人”。有的地区从内地动员大批汉族农民到边疆安家落户，代替当地少数民族农民搞斗、批、改，人为地制造了汉族农民和当地各少数民族农民的矛盾。

四是在原来规定不划阶级的地区和被认为划得不彻底的地区重新划阶级或复查补漏，搞“第二次土地改革”。1969年4月8日，昆明军区党委和省革委会联合向中共中央上报的《关于政治边防会议的情况报告》提出：“1956年边疆民主革命时，云南150万人口的地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还有90万人口的直接过渡区，没有划分阶级成分，为了搞清边疆阶级阵线，有必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解决(划)成分的问题。划分标准基本上按照内地土地改革的规定”，“在划分阶级中，地、富所有的大牲畜、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对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包括反动土司、头人)，在斗争中应政治账、经济账一起算”。

在“二次土改”中，他们把坚持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边疆地区要进行正面教育的干部划为“站错队”，把“站错队”的或生活稍富裕的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随意升为地主、富农阶级，而把一些所谓“站合队”的地主、富农非法定为劳动阶级。仅据保山、临沧、德宏、文山、红河等10个地州的不完全统计，把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阶级划为地主、富农和其他剥削阶级的达7605户。德宏州陇川县在几天内乱划阶级成分2146户，该县一名革委会副主任一天上午就划了一个乡的阶级成分。该县把所谓“站错队”的357户贫下中农升为地主、富农阶级进行管制；把188个贫下中农和55个地主、富农子女定为地主、富农分子，以敌我矛盾对待；把25户地主、富农降为劳动阶级。文山州西畴县莲花塘公社小锡板大队以搞不搞“三忠于”为升不升阶级的标准，把解放前讨过饭的贫农龚开华、龚开堂划为“中地主”；把“站错队”被诬陷打死人的文山州富宁县木央公社木央大队生产队长裴有明划为富农，投进监牢。保山地区施甸县被升为地主、富农阶级的贫下中农达903户，其中有335户是基层干部和党员、团员。该县城关镇党支部书记杨汝南的家庭成分是雇农，因“站错队”被划为“破落地主”，遭到残酷迫害。该县仁和乡热水大队在“二次土改”中，把“站错队”的干部群众7人捆在一间屋子梁上吊打，说“这是一根梁上挂7只‘火腿’”。地处内地的东川市潘卡公社党委书记吴正兴的家庭成分是贫农，硬被划为富农，定为“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东川乌龙公社贫农杨老五，因其子是当地“炮派”组织的头头，被定为“站错队”戴上富农帽子，并将其子打成“阶级报复分子”。

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非法抄家、罚款、换房、砍冒尖粮。认为边疆地区“土改夹生”、“社教走过场”、“民主革命不彻底”，提出“挖地三尺，扫地出门”、“海底捞针，杂草里面捉大鱼”的口号，对“站错队”后升了阶级的干部群众，挨户查抄。据保山等6个地区的不完全统计，共抄家3．06万户，被抄财物价值约1000多万元，甚至连鞋袜、杯盘碗筷、腌菜、食盐、水果糖都拿走。红河州金平县阿德博公社一户7口之家，在逼得走投无路时，全家服毒自杀，最后只剩下一个吃奶的婴儿。大理州巍山县的中农刘文杰，被划为“漏划富农”后，全家财物被查抄，家门也被封了，并遭到捆绑吊打，最后逼得上吊而死。不少地区对抄收的财物，一不清点，二不登记，三不开收条。抄家后有的人又被加上“间谍”、“特务”、“里通外国”、“反革命集团”、“外逃叛国集团”等罪名进行残酷批斗。有些被抄家的干部群众还被戴上“投机倒把”、“不务正业”等罪名，任意罚款，限期交清，交不出就把全家扫地出门。有些地方把土地改革后生活好一些的农民称为“冒尖户”，搞“削尖运动”，强制换房，没收其“冒尖”部分的粮食和现金；对原划为地主、富农及劳动致富的家庭实行强制“削尖换房”，做到“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光，组织上搞垮”。

制造假案进行政治迫害，无情打击。对被升划为地主、富农的干部群众、爱国进步人士、统战对象等，强加各种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有的被管制劳动，剥夺公民权利，限制人身自由。腾冲县在“政治边防”中制造冤假错案109件，株连1000余人。1969年4月15日，红河州河口县在“政治边防”和“二次土改”中，大肆批斗有威望的头人，强行收缴瑶族群众的护身武器，激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群众被迫上山进行反抗。经工作队宣传动员后，绝大部分群众下山回家，还有少数人留在山上。便又采取军事包围、武装镇压的方式解决，制造了影响极为恶劣的“瑶山事件”，并定为“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先后受到判刑处理的49人，其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10人。

五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边疆地区曾一度与内地一样，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造成民族关系紧张和生产力的破坏。1961年，省委经过调整，从实际出发全部改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有的地方还允许单干。1969年2月，谭甫仁到保山地区视察时讲：“边疆要走公社化的道路”、“边疆办人民公社的步子可以迈大一些”。根据他的讲话，当年4～7月，边疆地区26个县都实行了人民公社化。一些地方还强迫不同民族的农民并队并社，使这些地区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军民关系、干群关系、民族关系都非常紧张。

谭甫仁等人在边疆极力推行“政治边防”和“二次土改”，一直到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才结束。“政治边防”和“二次土改”颠倒了敌我关系，严重破坏了党的边疆民族政策，破坏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破坏了边疆的生产建设，造成了边疆民族地区政治上大动荡，经济上大破坏。据统计，从1969～1971年，全省边民被迫离境外迁的约3万余人。

整党建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云南各级党的组织普遍受到冲击，逐渐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

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毛泽东发出了“五十字建党方针”的指示，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11月5日，毛泽东又提出无产阶级政党要“吐故纳新”。12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随后成立中共中央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并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始整党建党。

云南省的整党建党是在党的九大之后，作为“斗、批、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分3批进行。从1969年4月开始，先后在80个县、市的100多个党支部中进行了试点。1969年7月15日至8月16日，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在昆明召开了第一次全省整党工作会议，对全省整党工作进行部署。参加会议的有2073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培训骨干的会议。省革委会政工组组长成泽民在会上作了报告，对全省整党建党工作进行了部署。全省分滇西、滇南、滇东北和昆明地区4片成立于整党领导小组。各地、州、市、县革命委员会相继在政工组设置办事机构。9月以后，有5115个党支部占全省党支部总数的22．7％开展了第一批整党建党。省级机关抽调873人组成整党工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到各地县参加整党工作。1970年4月，中共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后，省、地、县三级都分别举办了由各级领导骨干和整党工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参加的学习班，训练骨干8．6万多人，传达了座谈会精神，学习了北京“六厂二校”的经验，对第一批整党建党工作进行了总结。同年下半年，约占全省62％的基层党支部开展了第二批整党。1971年底，结合批林整风，全省约有15％的党支部进行了第三批整党建党，至1972年8月，全省整党建党工作基本结束。

全省参加整党建党的有26738个党支部，应参加整党的党员56．62万名，其中因各种原因不能参加整党的4841名，实际参加整党的党员有56．13万名。经过整党已恢复组织生活的有53．95万名党员，占95．3％；被处理出党的7570人(其中清除出党的1059人，开除党籍的2371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2894人，劝退出党的1246人)，占参加整党党员数的1．33％；给予其他处分的709人，占0．125％；暂挂起来待处理的1．35万人，占2．39％。全省共发展新党员8．73万名。

这次整党建党，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停止活动的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省、地、县分别召开了党代会，建立了党委，这对于稳定当时的局势，推动工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次整党建党，总体上是以“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为指导，受“划线站队”错误和派性的影响，使不少地方和单位形成造反派头头(有的是非党员)领导整党的局面，不少党员被强加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受到了批判和斗争。整党建党中实行“群众参加整党”，吸收非党群众参加整党领导小组，甚至主持党内会议，召开支部会讨论党员的处理和可否恢复组织生活问题等，不分党内党外，超出了听取群众意见的范围，造反派强行逼着党委开除党员党籍的事屡见不鲜。“吐故纳新”又错误地处理了大批党员、干部，一批党员被“挂”起来，较长时间未恢复组织生活；一批造反派头头和打砸抢分子作为“新鲜血液”被吸收入党；在建立各级党的领导班子时，一部分地区和单位又“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干”，使一批造反派头头混入党的领导机构，改变了党的领导成分，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5年，毛泽东在为郏县大李庄乡合作化经验写的按语中指出：“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此后，一些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到农村安家落户。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工业停顿，大学停招，积压了大量的中学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响应毛泽东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留在城镇，但却因为没有工作，成为家庭、社会的沉重负担。在这样的形势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出路的一项应急措施。从1968年七八月起，全国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年底，毛泽东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号召，随后，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8年11月21日，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做好中小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通知》。《通知》说，云南省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中小学毕业生共有80万人，其中，中学毕业生18万余人，小学毕业生62万人，除小学毕业生继续升入初中外，对于18万高中、初中毕业生需要做适当的分配和安排。应当动员广大中学毕业生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根据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原则，各级革命委员会在毕业生分配工作中应该通盘考虑，统一组织，妥善安排，凡是有条件上山下乡到农村社队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就坚决动员、组织毕业生到农村去；凡是有条件安插到农场、林场、渔场和工矿基层单位的，就动员组织毕业生分别插场、插矿，到基层单位去；凡是有条件开垦新农场、渔场、牧场和经济林木场的，就动员组织毕业生到新开垦的场地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加强组织领导，省革委会成立“云南省中小学毕业生分配工作领导小组”，由一名副主任和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以及有关负责人组成，并由学校、计划、农林、工交、文卫等有关部门抽出适当的工作人员组成办公室，全面规划统一领导这项工作。各专、州、市、县也要成立毕业生分配工作领导小组，指定负责人亲自抓这项工作，并组织专门的办事机构。

12月26日，省革委会发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劳动的通知》，要求：一、各级革命委员会要立即掀起学习和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热潮；二、要结合当前斗、批、改任务，立即开展一个大动员；三、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加强领导，统筹安排，抓紧抓好。12月30日，云南省和昆明市革委召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动员大会，昆明10万知识青年和群众参加大会。此后，全省大批城镇知识青年开始到农村生产队插队和农场劳动，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知识青年也成批来到云南边疆农场或农户家插队落户。

由于“左”倾思潮的泛滥，“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并迅速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当作是“有利于密切城乡关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的战略部署”，“缩小三大差别的战斗”广泛地加以宣传。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报纸上一再宣传：“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是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同资产阶级‘私’字彻底决裂的具体表现。”并且把这个问题作为是看一个青年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惟一标准。在这种气氛下，在动员过程中，有的地方采取了强迁户口、断绝口粮、给家长办“学习班”和停发工资等施加压力的错误做法。到了所谓“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被作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迎着阶级斗争风浪破土而出的共产主义幼苗”一再拔高。“四人帮”及其死党，针对周恩来提出的对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和邓小平提出的“要挑中学生中好的，直接上大学”的讲话，进一步把所谓“拔根”与“扎根”提到了“复辟”与“反复辟”，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与反限制的高度，再次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了极端，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在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带有严重的“划线站队”烙印，许多所谓“站错队”的青年学生，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继续遭受到迫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哄而起，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至1980年决定城镇知识青年不再上山下乡止，10余年中，在云南边疆农村共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33．6万人，其中，北京、上海、四川来云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共有10．6万人。

为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领导，1969年1月12日，省革委会发出《坚决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立即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和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指示》，要求凡有接收知识青年任务的专、州、市、县、区、社、队应立即成立安置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认真做好欢迎、欢送和安置工作，合理解决生产、生活问题。同年，省革委会成立了云南省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由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领导。1970年5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即中发[1970]26号文件。6月11日，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26号文件的补充通知》，要求各级再教育机构必须于6月底前充实健全起来。要组织检查团，对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7月，省知青安置办与省劳动民政局合并，为该局知青大组，对外省知青安置办名称不变。9月4～21日，召开了全省下乡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会议，着重解决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和加强领导问题。会议提出，要不断提高加深对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伟大意义和深远意义的认识；要加强知识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要狠抓阶级斗争，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恶活动；要全面贯彻落实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各项政策；要加强领导，关键在于领导。1973年9月14日，省革委会决定成立云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省委副书记刘明辉任组长。同月，省知青安置办改名为省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1976年6月5日，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改名为省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同年8月15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凡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公社党委要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由一位副书记担任组长，并设立知青办事机构，配备公社知青专职干部。1978年，省革委会决定，进一步加强省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由省委副书记薛韬任组长。1980年省委决定缩小省知青办的编制和工作范围，省知青办仍然保留，由省劳动局统一领导管理，负责做好知青工作。

为负责接管云南边疆各地的国营农场和接受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到边疆各农场插队落户，1969年10月6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由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和云南省军区负责领导。兵团以云南100个国营农场组建，下辖4个农垦师：第一师由思茅地区(西双版纳)的农场组成6个团、3个独立营；第二师由临沧地区的农场组成3个团、4个独立营、1个直属连；第三师由保山地区的农场组成6个团；第四师由红河地区的农场组成5个团。另有文山、玉溪、大理、曲靖地区的农场分别组成独立一、二、三、四团。1969年统计，共有职工100430人，4个师、22个团(含独立团)、94个营、805个连，另外有附属单位435个。12月15日，省革委会在昆明召开组建工作会议，规定兵团司令员、政委由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兼任；师长、政委由所在分区司令员、政委兼任，独立团团长、政委由所在分区一名副司令员、副政委兼任。1970年3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黎锡福任司令员，周兴任政委。1974年6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同意撤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师、独立团的建制，团改为农场。兵团、师撤销后，云南省成立农垦总局，实行企业经营，兵团现役干部分期分批撤回部队。从1968～1980年间，云南省先后安置了省内外城镇知识青年33．6万人。其中，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先后接受安置了11余万名云南、四川、北京、上海知识青年。安置到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属国家职工，一切工作由生产建设兵团负责管理(1974年后由省农垦总局负责管理)；其余22万余人先后被安置到边疆农村插队和知青农场、农副业基地参加生产劳动。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省革委会多次组织慰问团慰问知识青年，并检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四川、北京、上海也分别组织了慰问团赴云南边疆慰问本省、市的知识青年。1970年4月26日，省革委会组织由医务工作者、家长等2853人组成的慰问团，到11个专、州，120个县(市)，62个国营农场慰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并对患有严重疾病的知识青年提出送回省、市治疗等处理办法。1972年初，上海市派出首批慰问团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进行慰问，时间达半年之久。同年3月21日，四川省慰问赴云南支边青年代表团到达昆明，在2个多月时间里，他们行程9500多公里，到44个县，对在云南支边的几万四川知识青年进行慰问，基本做到人人见面。对分散在边远山区的个别支边青年，他们还派专人跋山涉水前往慰问。这些慰问活动，给了知识青年一些温暖，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作了部分反映。1972年5月，四川省慰问赴滇支边青年代表团向云南省革委会、云南省军区反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所属部队在管理教育工作和落实政策上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十分严重。归纳起来，这些问题主要是：一、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任意进行捆、绑、吊、打；二、干部利用职权，逼婚、诱婚、调戏、奸污女青年；三、教育管理方法简单粗暴。1973年6月，省革委会在《关于我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和解决当前存在问题的汇报提纲》中也反映：对知识青年的学习、生产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解决得不及时，全省有相当一部分插队青年的生活不能自给，长期依靠父母接济，有些青年的住房破烂漏雨，患病无钱就医等实际困难也未解决。知识青年中“走后门”参军、升学、招工的不正之风严重，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带头“走后门”影响极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一些政策不落实。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活动打击不力，迫害、奸污下乡青年的案件仍不断发生，没有严肃处理。

1973年，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采写、刊登在新华社7月4日编的《国内动态》(第241号)上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揭发了该团极少数人利用职权捆绑吊打知识青年、奸污猥亵女知识青年的严重犯罪情况。当年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中央领导人看了这一材料后高度重视，7月6日，周恩来总理批示：“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请中央组织部、总政、国务院政工组、农林部、公安部各派一位得力同志飞往昆明。请省委、省革委会、军区政治部派一调查小组，与中共中央各部派去的人合在一起，前往现场。经过分开调查，然后容许找群众分开谈话，容许控告。只要十八团被控事件属实，应请省委、军区立即派人主持，首先将几个团部负责人停职交代，并开群众大会宣布此事。”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批示：“事态严重，请昆明军区派人查报。”李先念副总理也批示说：“内中有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军区难道说一点也不知道吗?”

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接到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后，于7月8日和8月11日，分别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学习中央首长7月6日批示的检查报告》和《关于调查处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等单位摧残迫害知识青年问题的报告》。《报告》称，据查，“类似这种问题，不仅十八团存在，在我省建设兵团的其他一些单位也程度不同的存在，有的甚至比十八团还要严重”。《调查报告》说，在全团知识青年代表和干部大会上，宣布了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对有关人员的处理决定：对十八团严重问题应负主要责任的政委、副政委、副参谋长、后勤处长等4位同志停职交代；对犯有捆绑吊打、管卡扣罚严重错误和利用职权奸污、猥亵女知识青年的团卫生队长、二十连指导员、砖瓦连代副指导员等3人，撤职查办，待进一步揭发、检查交代后再作最后处理。同年11月28日，省革委会、昆明军区发出《关于公开处理张迪青、贾小山、张国亮等7名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罪犯的通报》。经中央军委分别批准，张、贾、张3名罪犯被判处死刑；另有2名罪犯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名罪犯被判处无期徒刑。当天，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昆明军区军事法院在景洪召开大会，对罪犯依法处理。

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后产生了许多问题。许多知识青年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难。问题不断反映到中共中央。1973年，毛泽东根据福建李庆霖反映知识青年问题的来信，复信写道：“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当年，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定一个长远规划”的问题，但是，“规划”并未实现。1973年8月14～31日，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传达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会上学习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信、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及中央领导同志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十八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重要批示，检查了问题，总结了教训，制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实施办法》(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十分关怀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组织他们读毛主席的书，学习文化和技术。要结合三大革命斗争的实际，对他们进行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思想政治路线教育、民族政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理想和前途教育，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各种文体活动。要积极培养吸收具备条件的青年入团、入党，参加各级领导班子。对青年要看本质、看主流，有缺点错误，要耐心说服教育，反对简单粗暴。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重在政治表现，不要歧视他们。要认真落实党的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解决下乡知识青年的住房、口粮、治病等实际问题。口粮的分配，既要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又要给予必要的照顾，帮助他们更好安排生活。要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安排农活要特别注意女青年的生理特点，要实行同工同酬。要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于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批判，坚决斗争，按其罪行依法惩办。要坚决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会议还要求县以上党委都要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各级共青团和妇联要把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党、政、军、民、学各个方面都要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此后，各级党委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一些问题引起重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处境也有了一些改善。

1976年2月，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识青年问题的信上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6月9～14日，省委召开各地、州、市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传达贯彻毛主席的上述批示，会后组织了8个调查组，由省委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带队，到6个地区和3个国营农场开展调查研究，重点调查知识青年扎根成长的经验和问题，为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作准备。12月29日，省委同意并转发省知青办《关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对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照顾困难家庭子女以及随父母疏散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问题，下乡知识青年自愿当农民问题，插队知识青年“转点”问题，国营农、林、牧、渔场城镇下乡知识青年家庭照顾、病退问题和安置经费问题等作出了政策性规定。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并未得到解决。1977年12月12日至1978年1月13日，国务院知青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会议集中反映了几个问题：一是还要不要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二是招工政策引起思想波动；三是在清查运动中，有些地方政策界限不清，打击面过宽；四是管理知识青年工作的干部普遍感到压力大，心里着急。座谈会确定，由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会同中组部、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国家计委和财政、教育、农林、商业、公安、卫生、劳动、出版、物资等部(局)、总政，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力量，对存在的问题分别由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的意见。同时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办法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意见，报送国务院。根据会议精神，省委指示省知青办召开了各地、州、市知青办负责人会议，进行了传达贯彻。全省派出了15个农业学大寨工作团，组织力量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问题进行了调查，形成调查报告上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调查报告总结了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提出了需要统筹解决的问题，并建议：为了适应全党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应稳妥地作一些适当的调整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展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么做。邓小平的这一想法无疑是对知识青年问题的一个大胆突破。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2日，中共中央批发《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会议纪要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了基本总结：1968～197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这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及其形成的文件，标志着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不论在认识上或在决策上都有重大突破，最根本的是5点：一是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搞上山下乡；二是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再动员下乡；三是尚需动员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地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四是已经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予以重新安排，其中，下乡较早的老知青要限期解决；五是城镇要积极开展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中共中央的政策措施受到了广大知识青年的欢迎，但是，这次会议的文件也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识青年政策的照顾范围。这样，国营农场的广大知识青年对未来的出路备感忧虑。

1978年10月18日，上海知识青年丁惠民写公开信给邓小平，反映知识青年实际情况，提出妥善解决农场知识青年回原籍安置等问题。公开信贴在允景洪街头，许多知识青年签名、转抄。11月15日，丁惠民又贴出给邓小平的第二封信。橄榄坝农场八场的知识青年贴出8条大标语支持丁惠民的公开信。标语写着：“向四人帮讨还青春还我幸福!”以后，各农场知识青年串连、罢工、请愿，规模越来越大。11月25日，中国青年报社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景洪农场知识青年联名信被扣压的情况。邓小平在该来信中批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好工作，不应压制。”省委立即采取措施，确定了“不回避问题，不激化矛盾，多做工作”的方针，并派出工作组到西双版纳等地农场做知识青年工作。12月17日，西双版纳第一批赴京请愿团知识青年代表143人离开景洪，此后数日，各农场罢工知识青年纷纷组织请愿团。

1979年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赴京上访的丁惠民等10位知识青年代表，勉励他们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同时严肃地指出国营农场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改进。邓小平对云南农场知识青年问题非常关注，在政治局会议上和王震汇报接见知识青年代表时，曾先后4次作出重要指示，总的精神是要发展经济，建设好西双版纳，办好农场，使之成为有志知识青年的创业基地。1月4日晚，王震将邓小平的指示向丁惠民等人进行了传达，丁惠民等人决定服从全国安定团结大局，于第二天离京返滇。丁惠民等回到云南后，于1月23日给王震发电报，表示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安排，决心为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工作。

197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北京、上海、四川、云南在昆明召开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形成有关政策规定，同意优先接收云南农场知识青年返城。此后，云南农场知识青年大量返城，至1980年，滞留人数仅3000余人，还不到原总数的3％。

1979年3月20～28日，省革委会在昆明召开了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统筹解决云南知识青年问题的办法。会议提出：除昆明、东川、个旧、下关等4个市和少数县外，矿山、林区分布在农村有安置条件的企事业、小集镇、一般县城等单位和地区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由本地区或本系统自行安排。部队的干部和职工子女，城镇中学毕业后，有条件的要自行安置，安置不了的，由当地统筹安排。各地要区别情况，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根据云南省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属于动员上山下乡的昆明等4个市，如城镇中学毕业生人数和安排就业能力基本平衡，同时对在农村的下乡知识青年进行了妥善安排之后，经省革委会批准，也可以自行安置，不组织上山下乡。会议还提出，要集中安置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要统筹解决好已下乡知识青年，争取在二三年内全部解决。

云南省从1971年开始在下乡知识青年中实行“三招”，向各条战线输送了一部分知识青年；一部分知识青年因为家庭或生病原因照顾回城，也调离了农村。1978年后，根据全国和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在坚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则下，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改变分散插队为举办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场队的安置办法，1979年初，全省在乡知识青年只有4．5万人。由于省委对待业青年安置工作的重视，1979年在知识青年中招工安置了3．8万多人，加上升学及应征入伍的共调离4．2万多人。另外，由于调整政策，1979年全省新下乡的只有1900多人。

1980年9月6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转发国务院知青办《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今后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安排，总的指导思想，是要从有利于解决劳动就业的原则出发，实行城乡统筹，把城乡两方面安排知识青年的工作，逐步地统一起来。具体到一个地方，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不能全部在城镇安排的，要从城乡两方面广开生产门路，予以安排。对于在农村的插队知识青年，一定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力争一两年内，区别不同情况，把他们安排好。积极扶持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场(包括安置下乡知青的知青厂)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发展。11月24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妥善解决插队知青问题的通知》，提出：要采取多种办法，力争在今明两年，区别不同情况，把4000多名插队知青安排好。一、对于那些立志务农，愿意留在社队安家落户的，要热情关怀，积极支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对已婚知青，特别是那些与当地农村青年结婚的，要想方设法，抓紧时间，尽可能就地就近安排他们从事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二、已在知青场队工作的知青，要努力办好知青场队，做到“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积极创造条件，把农场逐步建成农工商联合企业。进场队的知青，其城镇粮户关系可以不变。原已转为农村户口的，可到公安、粮食部门办理手续，转为城镇户口；三、今明两年有招工指标的单位，招收插队知青时，应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情况，适当放宽条件，降低录取分数，照顾录用。没有招工指标的地区和单位，可与当地公安、粮食部门商议，将现有插队知青的粮食、户口关系转到原动员地区和单位，作为待业人员。这些单位要积极举办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就地就近妥善安置；四、对于病残的下乡知青，各地应同民政等有关部门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认真负责地妥善安置。

1980年云南省宣布停止动员下乡。随着上山下乡问题的有效解决，为了加强城镇劳动就业的统筹管理，1980年4月，省委决定缩小省知青办的编制和工作范围，由省劳动局统一领导管理。各地、州、市、县也依照办理。至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近10年中，广大知识青年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农村和边疆，在云南的大山峡谷和村村寨寨中，都留下了他们流淌的血汗和奋斗的足迹，有的甚至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从动乱中走过来的一代青年，受到过极“左”思潮的毒害，也身负着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在那10年艰难的历程中，这一代青年在与广大农民、农场工人共同的生活和工作中，也得到了不同寻常的磨炼，对许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上山下乡的丰富阅历，也因此成为他们中许多人人生的宝贵财富。

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它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科技教育事业都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不幸后果。第一，它加重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历史造成的“人才深谷”的现象。60年代正是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大发展的时期，对各类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这是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把大量正处于青春年华的知识青年安置到农村，去从事体力劳动和接受所谓的“再教育”，使他们失去了进入正规学校深造的机会，造成了人才成长的断层，这是对人才的严重浪费，其后果是拉大了我国与正在科学技术革命中的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增加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第二，造成了国家在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加深了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了安置知识青年，财政支出大量资金。据统计，从1968～1979年]1月，国家共拨给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1．422亿元，虽然这些钱有一部分支援了农村和农垦事业，但是经济效益很差，并没有真正解决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到1979年大批知识青年返城时，形成了建国以后就业问题突出的一个高峰，给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增加了压力。第三，给部分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带来了损失，给大部分家长造成负担，成为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的一个因素。第四，给知识青年在思想、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带来了许多不幸。因此，“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作政治运动来搞的做法应该给予否定。

“○一七”谭甫仁被杀案

1970年12月17日凌晨5时，省革委会主任、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在其昆明军区大院住所被杀，其夫人王里岩同时遇难。案件发生后，昆明军区召开会议，采取紧急措施，保护现场，并立即电报中央军委、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要组织抢救；案子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周兴直接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根据周恩来指示，组成了“谭甫仁、王里岩案侦破小组”(简称“○一七”专案组)，周兴为组长，蔡顺礼、王必成为副组长，成员有司令部副参谋长赵润溥、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保卫部部长景儒林、组织部部长孟肖野、党办主任王克学。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专案组把侦破重点放在军区机关内部，并全面开展侦破工作。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受“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影响，本来完全可以迅速完成的侦破和结案工作却一再延误了时机。

侦破工作开始后，作为军区保卫部部长、专案组成员之一的景儒林从未怀疑过，更没有注意到昆明军区保卫部。直到部署查验枪支后的第九天，12月25日，保卫部一位副部长要用枪，才发现保卫部保密室保密柜中的2枝五九式军用手枪、20发子弹不见了，查无下落，保管人也说不清去向。到了这时，还是没有人怀疑、追问过因历史问题已隔离审查的保卫部原保密员，1970年在“划线站队”中提升为保卫科副科长，后来查明是谋害谭甫仁的真正凶手王自正。

案发现场惟一看见凶手向谭甫仁开枪的是住在谭家的王文莹(王里岩的妹妹)。据王文莹讲，5点左右，听到楼上吵嚷，声音很大，只听清王里岩问“你怎么这时候来了?”接着好像有扭打的声音，以为是两老口在争吵。正准备上楼去看，见谭甫仁披衣下楼，这时楼上传来枪声。王文莹问谭什么事?谭答我也不知道。谭出客厅向警卫员宿舍走去，王跟在后面。凶手快步从楼梯冲下，推开王文莹便向谭甫仁连开两枪，谭仍沿走廊往前走，凶手追上又开一枪，谭应声倒地。凶手见谭已倒下，慌忙爬上围墙逃走，王文莹和谭的未婚儿媳把谭抬回客厅，并给党办打电话报案，将所见到的凶手是穿军装、大个子，胖胖的、圆圆白白的脸，年约三四十岁的情况，向随后赶来的王克学做了汇报。现场勘察结果，凶手是从院子北面翻墙，然后从厕所进入院内，留下解放鞋的脚印和手印。4发子弹壳证实凶手用的是五九式军用手枪。

顺着群众举报的线索，专案组找到军区政治部家属区一个8岁小孩，据小孩讲，17日早晨天没亮，有个人推门进他家问：陈汉中科长家住在哪里?小孩告诉他：住楼上。那人就上楼去了。孩子回忆，那个人大个子，胖胖的，脸圆圆的。专案组顺着这一重要线索找到陈汉中的妻子，她说：17日早晨5点左右，有个男人推开门进来(门没上锁)，问：陈汉中在不在家?我给他讲出差到上海去了。那人听后转身走了。

3个见证人所述凶手外形特征一致，时间与发案时间也大体吻合。专案组又再向那个孩子进一步落实，这一次孩子想起了那人，说：“是东昆的爸爸，见面能认得出来。”专案组找来一张集体照片，孩子指着其中的王自正。肯定地说：“就是他。那天早上来问的就是这个叔叔。”此人即是军区保卫部的王自正，王因有重大历史反革命问题正在隔离审查。但是，景儒林还认为王自正被隔离审查，院子里昼夜有哨兵，他怎能跑出来作案。后来经专案组研究，决定带孩子到西坝隔离室指认。孩子在暗处指着王自正说：“就是他。”王也发现了孩子，神色慌张，忙转过身去，力图避开孩子的视线。这时，可以确定王自正是杀害谭甫仁夫妇的嫌疑犯。

王自正原名王东政，河南省内黄县人，1947年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时，王参加还乡团枪杀村武委会主任，后随蒋军溃退。在溃退中改名换姓混入解放军，参军后编造历史，伪装积极，骗取信任，由战士提为干部，后调昆明军区任保密员。1970年在“划线站队”中被提升为昆明军区保卫部保卫科副科长，未到职，又调文山军分区任保卫科长。在赴任之前，组织上收到王自正家乡的检举揭发材料，决定对其进行隔离审查，关人西坝部队招待所，由军区政治部组成专案组，让他交代问题，专案组由陈汉中负责，但王是保卫部的人，故直接管理这个案子的是景儒林。“○一七”案发前，王自正已被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

根据群众举报提供的线索，经过对有关人员调查证实，初步确定王自正有重大嫌疑。为了进一步取证，12月31日晚，专案组派出谢新锷、李伯志、何凤毓等前往西坝隔离室取王的指纹、鞋印。奉派去的孟肖野提议先把王自正铐起来，谢新锷表示同意，但这条意见最终被否决。到达西坝后，负责审查王自正的军区干部部科长陈汉中向谢等人作了汇报。据陈汉中讲，12月17日谭被杀事件发生后的当天早晨，哨兵换完岗后叫王自正起床，王在厕所应声。问他干什么，王答“拉肚子上厕所。”问他为什么不请假，王谎称：“我向上一班的哨兵请的假。”案发后，王自正神情一直反常，坐立不安，不时探头向窗外观望；看到12月24日报纸登载谭甫仁去世的消息后笑了起来；今天(31日)王自正忽然失声痛哭，说“见不到老婆孩子了”。

听完汇报，谢新锷觉得事关重大，不敢按原计划执行，派人回军区请示，负责专案日常工作的蔡顺礼已休息，专案组其他负责人指示“按原计划执行”，这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陈汉中、李伯志进入王的宿舍，何凤毓站在门外。这时，王自正在睡觉，叫他起来后，王慢腾腾翻身起床穿衣服，而且试探着问，穿哪一双鞋子。他磨蹭了一阵后穿上皮鞋，弯腰系好鞋带后，突然反手从被子里摸出手枪，向陈、李连开两枪，第一枪击中李伯志腹部，李当即倒地，第二枪子弹擦伤陈汉中的右手。王开枪后夺门外逃，警卫班战士听到枪声，纷纷包围过来，王向院子南边狂奔，在围墙下无路可逃，举枪自杀，当场毙命。另一枝枪在他作案后被丢进厕所粪池中，掏干厕所粪池后找到。经各方面验证结果，证实杀害谭甫仁及其夫人王里岩的凶手就是王自正。

王自正隔离审查之前，军区政治部曾派人到王的家乡进行外调，在调查时，王自正老家有人给王通风报信说，昆明来人调查“武拐的事”(即解放前王参与杀害我武拐村武委会主任一事)，王即派妻子回家乡，找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王自正被隔离审查后，对跟随堂兄参与杀害村武委会主任一事供认不讳，但他知道主犯解放初已被镇压，认为死无对证，要求开棺验尸，说如果死者身上有两个枪眼，就有他开的枪。如果没有，便不是他打死的。景儒林表示同意验尸，在内部研究会上遭到其他同志的反对，未能实行，因此，对王自正历史上的问题，拖了7个多月也未结案。王自知难以逃脱人民的惩罚，因而产生了阶级报复的思想，并为此进行了许多准备。王在他的笔记本中就写道：“不是死刑，也是劳改终身。我的老婆、孩子也得受牵连，我一辈子完了”。他还写道：“我不能这样死!我要死，也要杀他几个”。“能报复的，只有这一条。”王自正在笔记中列了好几个要杀的人的名字，包括军区领导人陈康、鲁瑞林、田维扬。后来又明确写道：“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但没有枪，要设法搞到枪”。“拿到枪半胜，见到人全胜”。接着，在笔记中写了一行阿拉伯数码，后来查明即保卫部保密室保险柜中的密码锁号码。王在笔记中还设计了潜出西坝隔离室的办法。他把院子中站岗的哨兵值班顺序记录下来，并对一个站岗的新战士很注意。他为这个战士取名“小迷糊”。并在笔记中记下：“小迷糊一点钟上岗。”西坝隔离室岗哨交接班中个漏洞：站完岗的人到宿舍叫接班人有5分钟时间是空岗。这就是凶手王自正潜出潜入隔离室的时机。王自正正是利用“小迷糊”上岗前的空隙时间，即凌晨1～2时之间溜出隔离室，先回家向老婆交代后事，呆了一两个钟头后，潜入军区政治部大楼内保卫部保密室偷了枪，再翻墙进入2号院谭甫仁家作案的。

实际上，王自正被隔离审查后即有企图潜出隔离室的想法。隔离后第三天他给妻子写了3封联络信，信从窗口丢出院子外边，有2封被小学生捡到，交到军区保卫部，后转到专案组。信中称：关在西坝隔离室，从外数第三个窗口，上面有一个葵花牌牙膏盒，白天来捅掉，晚上在厕所后墙边见面。西坝专案组审问他为何这样做。他欺骗说想老婆和孩子。还有一次，深更半夜，王自正去推专门负责看管他的政保队员宿舍的门，被哨兵发觉，问他要干什么。他说：想交待材料。那之后，西坝专案组没收了他的3个笔记本。因此，在王自正杀害谭甫仁之前，这3个笔记本已被专案组拿到手，上面已明确记录有他杀害谭甫仁的动机、计划和步骤等。

王自正自杀身亡后，经验证，他所持的手枪和在厕所发现的另一枝手枪，与昆明军区保卫部保密室保险柜丢失的两枝手枪的枪号吻合。又通过对枪弹的技术鉴定，加上案发当天的证人、证言等一系列调查研究，真相大白，可以结案。

但是，由于从立案之初就把案件和“划线站队”联系起来，在派性的干扰下，一直把视线盯住“站错队”的人，在全省上下到处设卡堵查，不少无辜的干部群众受到伤害，一时间人人自危。一直追查到凶犯使用的手枪是昆明军区保卫部的手枪时，保卫部部长景儒林“自感责任重大”、“没脸见人”，自杀身亡。杀人凶手查出来了，但却不能结案，专案组人员也换了又换，前后拖了8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6月，“○一七”专案组在“揭批查”运动中才作出结论。结论说：一、杀害谭甫仁、王里岩的凶犯是王自正；二、本案性质属于阶级报复，系反革命分子王自正个人作案。昆明军区保卫部部长景儒林的自杀，系他“自感责任重大”、“没脸见人”而采取的极端行为，与本案无涉；三、由于凶手自杀以及事过境迁，某些细节已无法查清，也没有必要去查了；四、鉴于本案已破，侦破任务已完成，“○一七”专案组予以撤销。

农业学大寨

1964年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以后，云南同全国一样，涌现出一批学大寨，改变农业落后面貌，生产发展，收入增加的先进典型，推动了全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又指出“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决策”，再一次号召“农业学大寨”。但是，“文化大革命”迅速向农村蔓延，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潮到处泛滥，农村也陷入一片混乱。各级组织瘫痪，农村基层干部受到打击，多年行之有效的生产措施和经验被一概否定、批判斗争，对农村造成了严重后果。

省革委会成立后，农业学大寨被强加入许多极“左”的内容重新在全省农村大力推开。1969年1月，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就强调：要抓好农村的斗、批、改； “三自一包”、“工分挂帅”、超产“三三制”、“边疆特殊”等这些东西必须彻底批判。另一方面，他要求学大寨平均主义的管理办法。他说，最好每人带上一份介绍大寨的材料，宣传大寨精神，学大寨人，兴大寨风。大寨人一没有自留地，二不记工分。一年只评几次工分，第一评政治，评你的思想好不好；第二评劳动态度；第三自报公议。除了每家只留二三只鸡以外，其他全是集体的，值得我们学习。还要求每个专、州、县要集中力量搞出样子，大寨能办到的云南人就能办到。

1969年9月24日，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云南省1970～1974年农业全面跃进的规划：力争5年左右全省粮食产量翻一番。即由1969年的130．1亿市斤增至1974年的260亿市斤，并使农、林、牧、副、渔得到全面发展。会议提出，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切实贯彻农业的“八字宪法”、“农业学大寨”，必须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边疆特殊”、“民族落后”、“爬行主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会后，将这些不切实际的生产高指标作为“政治任务”硬性压了下去。不少地方为了完成粮食增产指标，围海造田，毁林开荒，“向湖、向山要粮”，造成了严重恶果。1969年12月28日，昆明市革委会根据省革委会的指示，召开有10万军民参加的“围海造田”誓师大会。布置在滇池边沿挖山运土造田，计划逐步把这里建设成为一个以农业为主，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水利、化肥、机械、电气四化俱兴，亦工、亦农、亦兵的国营农场。还提出“移山填海，围海造田，战天斗地，向海要粮”的口号。1970年5月滇池“围海造田”完工，这项工程共投工2400万个、耗资1300万元，筑起一条底宽30米，高6米，长3公里的大坝，排干1700万立方米的湖水，造田1．2万亩。“围海造田”完工后，为管理这些水田，国家又投资近600万元建成海埂“五七”农场，从1971～1982年的12年里，国家补贴金额高达1075万元，而全部耕地生产的粮食累计只相当于“围海造田”时上阵劳动力耗用粮食的26％。全省其他一些主要湖泊，如杞麓湖、异龙湖等也都遭到类似不同程度的破坏。“围海造田”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更为严重的是破坏了生态环境，带来了无法补救的恶果。

1970年12月15～24日，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贯彻国务院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着重讨论农业学大寨问题。会议作出了《关于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号召苦战三五年，粮棉跨《纲要》，为全省社队变大寨，县县变昔阳而奋斗。要求：一、进一步解决对学大寨的认识问题。“大寨的道路，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道路。学不学大寨，是对毛主席的感情和态度问题，是农业战线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二、狠抓根本不转向。“要像大寨党支部那样，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要把大寨党支部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根本经验学到手”。三、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把斗、批、改和‘一打三反’运动抓紧再抓紧”，“把隐藏的阶级敌人一个一个地挖出来”，“以革命大批判开路，肃清刘少奇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所推行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边疆特殊’、‘民族落后’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坚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批判“怕”字当头，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的右倾保守思想，靠“老思想、老办法、老经验”办事的旧习惯势力和那种“差不多，过得去”，守旧摊摊，不创新业的懦夫、懒汉世界观；坚决批判和肃清“浮夸风”、“瞎指挥”等形“左”实右的余毒，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使农业学大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四、关键是建设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对于多数好的和比较好的社队，要着重抓好思想建设。对于有严重问题的社队，要下决心，在今冬明春，派出精干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通过斗、批、改运动，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团结教育大多数，清除混入领导班子中的坏人，挽救犯错误的干部。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紧紧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大破“靠天吃饭、依靠国家”的思想，革命加拼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迅速改变云南的面貌。六、发动群众制定学大寨、超《纲要》的计划。采取坚决措施，苦战三五年，实现全省亩产跨《纲要》，每人有粮1000斤，一亩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和一头猪的奋斗目标。1971年要力争粮食200亿斤。七、切实加强党的领导。

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列入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纷纷订出本地区本县学大寨、赶昔阳的规划。1971年的农业工作会议、1972年的镇雄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1973年的农村工作会议、1975年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和易门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议，都把学大寨作为会议的主要议题。同时先后组织了地、县主要领导干部到昔阳、遵化参观。1973年4月17日，省委、省革委会邀请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昔阳县委第一书记、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来昆明传授大寨和昔阳的经验。陈反复强调要狠抓批修整风，大批大干，批中干，干中批；要去掉畏难情绪和保守思想，有一个很大的干劲和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同群众一道商量制定加速农业发展步伐的规划；干部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后，云南学大寨运动规模不断扩大，运动由建设大寨式的社队向建设大寨式的县发展，出现了一批学大寨的先进社队，镇雄、宜良、个旧、陆良、易门、通海、武定、中甸等被定为学大寨先进县市。运动中广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山区以建设大寨地为主，大兴小型水利；坝区以改造低产田为主，大搞条田化。还提出了“一平、二肥、三深、四有埂、五有路，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的质量要求，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71～1974年，共建设大寨式梯田梯地461万亩，旱涝保收农田面积增加236万亩，在保证农业增产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75年10月28日，省委召开有4万多人参加的广播大会，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紧急动员起来，为普及大寨县和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10月30日至11月6日，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集中省属各部委办厅局领导干部传达大会精神。11月8日，省委作出《关于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部署》，指出：云南省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自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获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运动步伐缓慢，落后于全国形势。要求各地州和县委，都要在今冬做出苦战五年，普及大寨县的具体规划。全省原有的8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县要进一步提高，其他各县也要迅速建成大寨县。1976年要新建5个大寨县，1980年要达到64个，即50％以上。提出：普及大寨县，县委是关键，要认真整顿县委领导班子。省、地、县要组织工作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在3年内把所有公社分期分批地进行一遍。要自下而上地制定一个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全面规划。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时间，县的干部不少于100天，公社干部不少于200天，大队干部不少于300天。省委每年开两次县委书记会议：一次检查督促，交流经验；一次总结评比，布置下年工作。1976年要增加灌溉面积100万亩，大寨式梯田、地200万亩，条田化和改造低产田200万亩。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上阵劳动力，全省要达到总劳动力的40％～50％，常年施工专业队要达到10％～20％。要狠抓科学种田，保证1976年粮食总产180亿斤，1980年上《纲要》。要因地制宜大力开展多种经营。成立省委农业学大寨办公室，加强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统一领导。由省委副书记李文兼任省委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主任。

11月15日，省委召开省级机关和省属各单位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全体动员大会，部署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任务。动员大会后，工作队进行了短期集训，从25日起分头出发，奔赴宜良、砚山等23个县区，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据12月12日《云南日报》报道：在学习、宣传、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热潮中，由省、地(州、市)、县各级分别组成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共5万多人，已陆续奔赴第一线。

1976年2月5日，省委发出关于组织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的通知，决定分5批组织地、县、公社负责人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参观人数达2502人。11月23日，省委转发省农办《关于今冬明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报告》，要求各级领导机关继续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坚决完成今冬明春农田基本建设任务，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报告》提出今冬明春，全省必须上足劳力450万人，苦战100天，坚持120万人常年施工，完成1977年建设大寨式梯田梯地2000万亩、条田和改造低产田200万亩，增加水利有效灌溉面积100万亩的任务。但是，原定8个月一期的学大寨运动，仅5个月就草草结束。

粉碎“四人帮”后，和全国各地一样，云南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还持续了较长的时间。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对加快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农业学大寨与一系列政治运动交织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寨由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被歪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变成农村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样板。推行“大批促大干”的大寨经验，在农村实行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结果，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把农田基本建设的“三改一固定”(改良土壤、坡地改梯地、旱地改水田、固定耕地)说成是“框框套套”，并“炮打阎红彦，火烧经济林木”、“炮打绿肥”、“炮打钙镁磷”、“炮轰台北八号”、“罢粳稻的官”，甚至把从土地改革到互助合作运动中培养的先进典型都打成了黑样板进行批判，造成了严重后果。另外，在农田基本建设中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搞了一些无效劳动，造成一些损失。少数县存在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虚报浮夸，有的还发生破坏山林，造成水土流失的问题。

“批陈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

1970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挫败了林彪反党集团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罪行材料》，2月21日，又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罪行材料的通知》。此后，云南各级党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公开报道则称“批修整风”运动。

3月2日至4月6日，昆明军区、省革委会召开“批陈整风”大会，2607人出席会议，其中军队系统1244人，地方系统1363人。这次会议联系云贵地区的实际，又把赵健民、张力雄等与陈伯达挂起钩来，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王力“对叛徒赵健民、坏人张力雄、内奸朱家璧以及李再含等人的庇护，把他们封为革命干部、老实人、高明的领导，鼓励他们放手干，不按中央就地解决本省问题”等问题。鲁瑞林在大会上作了《彻底清算“五一六分子”反革命集团罪行，把“五一六分子”黑后台陈伯达批倒批臭》的讲话，再次罗列了赵健民、张力雄、侯良辅、林亮等人的所谓6条“罪行”。

4月15～29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运动汇报会，同时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要求把陈伯达的问题向全体党员传达，把“批陈整风”运动扩大到全国基层单位。6月3日，省委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决定》，对“批陈整风”运动作了全面部署。根据中共中央“批修整风”要进行一次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的部署和毛泽东关于高中级领导干部“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要求，8月15日至10月10日，云南省举办了省委第一期读书班，部分地局单位党委正副书记、常委，核心小组正副组长及成员，县级领导干部、宣传干部和辅导员共184人参加了学习。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叛国出逃，机毁人亡。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此后，“批陈整风”逐步变为批判“林、陈反党集团”。根据中共中央部署，云南于9月下旬开始，先党内后党外，先内地后边疆，从上到下，逐级传达了中共中央《通知》和有关文件。省、地、县、公社党委主要领导亲自到基层宣讲；地、县党委常委1300多人到基层抓点；培训了39．2万多名骨干，组织了3．63万多个宣传小组；培养了一批各民族的宣讲骨干和翻译人员，以保证传达学习的顺利进行。据统计，全省应听传达的人有95％以上听了传达，传达学习于12月结束。11月22日，省委发出《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干部学习的通知》，要求深刻理解毛泽东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彻底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和他们的“惟天才论”、“绝对权威”等唯心主义先验论。

从1971年12月起，中共中央陆续转发了《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等3批材料，在全国全面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动员群众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此后，云南也迅速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

12月23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深入揭发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1972年1月5～15日，省革委会召开第十四次全体会议，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3月21日，省委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以《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纪要》为有力武器，进一步开展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真正从路线上分清是非，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7月15日至8月17日，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召开县团以上干部“批林整风”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学习有关文件，对云南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作了安排。根据此次会议精神，9月9日，省委发出《关于当前“批林整风”运动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要求：一、各级党委要真正把“批林整风”运动当作头等大事，切实抓紧，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二、要重视质量和效果，防止走过场；三、学习的各个阶段，都应注意抓好重点，都要掌握“重点在批林”这个大方向；四、要强调加强思想领导，及时掌握思想动态，加强思想工作；五、各级党委要继续抓好自身的学习，学习好才能领导好；六、提高阶级警惕，注意保密。

1972年12月11日至1973年1月2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联系云南省和昆明军区实际，清查同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集中解决云南干部群众并不了解的蔡顺礼(昆明军区副政委)、雷远高(云南省军区政委)、马杰三(空军昆明指挥所政委)、董占林(陆军第十一军军长)的问题。12月11日会议开始，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周兴传达了9月中央政治局对云南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一、云南省、昆明军区批陈、批林有成绩，但是批林联系实际不够，对同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没有抓紧弄清。所以，你们的批林落后了，现在抓还不迟；二、你们在批林中有阻力，有干扰，排除干扰不力。你们自己不要去干扰；三、要加强边防对敌斗争，要提高警惕，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周兴在传达时还讲：“目前我们这里经中央点名的有蔡顺礼、雷远高、马杰三，其中：蔡顺礼已由中央在北京进行隔离审查；雷远高、马杰三由我们进行专案审查；还有董占林的问题也已经报告中央，正在进行审查。”会议对蔡、雷、马、董的“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认为他们是“林彪反党集团安在云南的钉子”、“在十次路线斗争中都站在林彪反革命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会议在揭发蔡、雷、马、董的同时，还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12月17日，周兴根据会议反映的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王必成的“问题”。1973年1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电话向周兴传达了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央政治局对云南问题的四条指示，主要内容是：一、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最近关于开展批林整风运动“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二、云南这次会议，应当集中解决蔡顺礼、雷远高、马杰三、董占林的问题。揭发材料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加以核实。对这4个人，也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和坦白交代的态度，在政策上加以区别。要注意从政治、思想上展开批判，摆事实，讲道理，提高到会同志的路线斗争觉悟；三、对于受了林彪反党集团影响以及跟着蔡、雷、马、董在不同程度上犯了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四、王必成同志愿意作自我批评的态度是好的，他的问题宜在省委常委和军区党委常委内以整风的方式解决。政治局这四条指示，在扩大会议上作了传达。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3月23日又召开了有5万多人参加的大会，对蔡、雷、马、董进行公开批判。

1973年2月22日，省委成立了省委批林整风清查小组，负责全省“批林整风”运动中的清查工作，目的是彻底查清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进行的阴谋活动，查清同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3月22日，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入批林整风的意见》。强调进一步深入“批林整风”，要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要联系工矿、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认真作好清查工作。清查的内容：一是林彪死党在本地区、本单位进行的阴谋活动；二是与这些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三是立场反动、公开跳出来为林彪辩护的人；四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报告、黑书、黑材料在本地区、本单位传播的情况及影响；要联系领导班子的实际，解决好团结问题；通过“批林整风”，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尤其要认真落实干部政策。

林彪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对于动员群众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的罪行，提高对“左”倾错误危害性的认识，稳定全省政治经济形势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场运动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进行的，指导思想仍然坚持极“左”的一套，加上江青等人的干扰破坏，其积极作用非常有限。在云南的批判中，出于省委主要领导和一些在“划线站队”中干过许多坏事的人转移批判目标的阴谋，不仅没有批判纠正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分裂主义罪行，没有批判和纠正谭甫仁等在云南搞“划线站队”的错误，而是继续捏造事实，栽赃诬陷，又一次错误地批判了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侯良辅、林亮以及蔡顺礼、雷远高、马杰三、董占林、王必成等人，进一步迫害干部，打击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严重后果。

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更得到加强。他们凭借日益膨胀的权势，加紧进行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身患重疾、实际上仍在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就被江青一伙看成是夺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成为他们蓄意打倒的主要目标。此前一个月，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江青一伙把毛泽东的谈话拿来攻击周恩来。10月，江青等在他们直接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反击右倾复辟势力”、“反击修正主义回潮”，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他们还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孔文章。1974年1月12日，江青、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把他们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国。他们谎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毛泽东批准了江青、王洪文的建议。1月18日，中共中央将这份材料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的附件转发全党，“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从此，中共十大要求放在首位的“批林整风”运动，忽然变成了“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1月31日，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召开有3万多人参加的“批林批孔”群众大会。会上，郭超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批林批孔”的指示精神，周兴作了动员，并检查了前一段对运动领导不力和存在“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号召机关和部队迅速掀起“批林批孔”运动的新高潮，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梁文英作了“批林批孔”的报告，提出各级党委要把“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敢”字当头，带头批。要密切联系实际，首先是联系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和罪行这个最大的实际。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云南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联系云南实际，批判推行林彪“划线站队”的错误，要求“批谭甫仁、批‘划线站队’”，落实党的政策。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态度：

一是不承认云南搞过“划线站队”。一些亲自参与搞“划线站队”的又顽固坚持错误的领导，持这种思想。他们说：“云南根本就没有搞过什么‘划线站队’，可以查省委文件，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提法；下面有的单位提出过这个口号，搞了一些逼供信，省委也多次做工作制止了。”有的部队领导人还对黄兆其、刘殷农说：“我的看法，云南根本不存在‘划线站队’问题。我在昆明就同周政委讲过，云南根本不存在‘划线站队’问题”，“反正滇南一片我们是统一的，不承认有‘划线站队’”。

二是认为“划线站队”是对的，划清了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大是大非。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一些领导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有个是非嘛，‘划线站队’就是分清这个是非嘛!”一些掌了权的干部甚至说：任何时候都要有个“划线站队”的问题。云南的“划线站队”划出了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没有“划线站队”，就没有云南的大好形势。还说：云南“划线站队”划得还不彻底，所以才有人敢批。“齐向阳”山头的许多大字报，正是用这个论调与“反潮流”山头论战的。

三是认为与“阎、赵之流”划线是必要的，划到广大群众头上就不对了，是扩大化，属政策性的错误。这是一些自认为不偏不倚的人的看法。

四是认为“划线站队”就是谭甫仁推行的林彪路线，属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必须坚决批判，落实广大受害者的政策。陈康、王必成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在1972年6月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常委开会研究如何开展“批林整风”时，陈康就发言说要批谭甫仁；在1974年2月省委布置“批林批孔”运动的地书会议上，陈康又提出省委应作出“批谭”的决定，遭到黄兆其等人的强烈反对。李毅、方向东为首的“反潮流”山头也是持这种观点。

但是，省委主要领导周兴没有勇气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而是和一些帮派势力相配合，转移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云南“批林批孔”变成了批“反复辟、反倒退”、“反潮流”、“克己复礼”，痛击否定“文化大革命”潮流的运动，各级党、政、军的部分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又一次遭到打击迫害。

2月3～11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学习中共中央转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部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会上，对如何联系云南实际开展“批林批孔”，从省委常委内部开始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谭甫仁积极推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此“批林批孔”必须联系批谭，批“划线站队”；另一种意见认为，“批林批孔”联系云南实际，只能批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右倾思潮，提出“批谭”、“批划线站队”，就是干扰“批林批孔”，转移斗争大方向，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周兴在会上对“批林批孔”如何联系现实的问题说：首先要联系林彪反党集团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其次，如对待“文化大革命”和新生事物、“走后门”不正之风、各条战线上的两条道路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都可以联系。作为领导干部，还要联系自己，解决世界观。会议讨论通过了省委《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部署意见》。《意见》提出，深入“批林批孔”，要害是批不批。批判中要抓住重点，深批实质，联系实际，批出效果。要通过批判林彪宣扬的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等反动观点，批判林彪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并联系实际，批判那种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右倾思潮，批判城乡资本主义倾向；要通过批判林彪鼓吹的孔老二的“天命观”、“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物史观，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通过批判林彪贩卖的孔老二的“中庸之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发扬敢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反对折衷调和，反对拿原则作交易；要通过批判林彪鼓吹的孔老二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等剥削阶级思想，反对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坚持走“五七”道路，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坚持干部参加劳动，坚持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意见》还提出：一、在全省各条战线深入地、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斗争，密切联系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二、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要充分发挥他们的先锋和骨干作用；三、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批林批孔”一定要联系实际，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批判那种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右倾思潮，批判城乡资本主义倾向；四、各级党委要积极加强对这场运动的领导，把“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五、以“批林批孔”为动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广大群众和干部在“批林批孔”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及时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中去。

会后，省委成立了“批林批孔”办公室，由梁文英兼任办公室主任。确定以云南纺织厂、昆明钢铁厂、宾川县、路南县、盈江县、云南大学等二厂三县一校作为全省“批林批孔”运动的试点单位，由省委领导亲自抓，实行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组织近百名联络员收集面上情况，及时向省委汇报，并组织巡回报告小组，宣传、交流经验。

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成立才几天，便发生撤销梁文英办公室主任职务的事件。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73年10月中旬，昆明军区的2个人和云南大学的1名学生联合写了一篇《昔日孔子，今日林彪》的批判文章投送《云南日报》，报社有的编辑认为写得很好，拟同意发表。报社于10月17日排出清样送请省委宣传部长梁文英审阅，梁在文章上打了10个问号，写了12段批语。主要意思是：“文章只能以批林为主。把林彪和孔子划一个等号，起不了批林作用”；“林彪是叛徒卖国贼，不能只把他和孔子对比，说他和孔子一样。不能只用孔子的‘兴灭国’来批他搞复辟的阴谋。把孔子的‘礼治’与林彪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对比，并没有批了他‘真正的社会主义’”。最后意见是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要改写。10月29日，省委邀请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来昆作“批林批孔”报告，《昔日孔子，今日林彪》的作者之一把文章送给杨看，杨表示同意文章的观点。作者听了杨的报告和对文章的表态后，再次要梁文英同意在《云南日报》上发表，并说《国防战士》报已经发表了。梁坚持说：“修改都无法修改，别的报纸登了，我们不一定登。”稿子被压下后，作者又给《解放军报》写信，并附去梁的亲笔批件。该报将作者揭发材料加上《关于梁文英同志对批林批孔的错误言论》的标题，登于内部刊物《情况简报》，并于1974年2月4日报送江青。江青阅后批请王洪文“酌处”，王批示：“请转云南省委认真研究，检查处理。”2月12日，省委收到江、王的批件，立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梁文英为林彪、孔老二辩护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梁的批语，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批林批孔斗争”，“梁的批林批孔是假，反对批林批孔是真”，“梁文英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责成梁在省委常委会上检查，并决定：一、在省级机关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梁文英压制“批林批孔”的严重政治错误；二、在《云南日报》发表一些评论和文章，不点名的批判梁文英压制“批林批孔”的错误言论；三、撤销梁文英原任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主任的职务，由省委副书记七林旺丹兼任。2月18日，省委发出《关于梁文英同志压制“批林批孔”文章的严重错误的传达提纲》，省委主要负责人并于当日找了文章作者谈话，向他们道歉，对他们“批林批孔”的文章和反潮流的精神坚决支持。2月19～22日，省委、昆明军区党委、昆明市委召开的“批林批孔”会上，作者作了批判梁文英的发言。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通知：联系云南的实际，确定主攻方向，批蔡(蔡顺礼)、雷(雷远高)、马(马杰三)、董(董占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痛击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通过深入揭批，进一步弄清云南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从路线斗争高度分清大是大非，肃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通知说：“蔡、雷、马、董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安在云南的‘钉子’，他们参与林彪反党集团搞阴谋活动，妄图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以后的事实证明，上述4位军队领导干部被强加的罪名，无任何事实根据，纯属诬陷捏造。这种捂住批判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分裂主义罪行，转移斗争目标的错误指向，适应了帮派势力再次搅乱云南的需要。

2月27日，《云南日报》一、二版登载了一些教授、教师、学校领导干部、工农兵学员、工宣队员在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工学院联合召开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许多人在发言中都千篇一律地检查自己深受孔子思想的毒害，表示要通过“批林批孔”，努力改造世界观，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28日，《云南日报》一版刊登昆明纺织厂五车间一个工人写的《是群众管理企业，还是企业管理群众》的大字报。“编者按”说，这张大字报“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提出了办企业的方向道路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坚持革命，坚持前进，还是复辟倒退，让那些已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掉的修正主义的东西重新回潮?这是批林批孔中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大是大非问题”。3月5日，《云南日报》一版在“革命小将的三封来信”的大字标题下，刊登了3封中小学生揭发所谓“师道尊严”的信。“编者按”说：“这些来信所直接涉及到的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教育战线修正主义的流毒和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远远不只这一个方面。当前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激烈，这场斗争的实质是改革与反改革、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3月7日，根据省委的指示，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局组成的调查组，会同红河州、弥勒县调查组对于1973年8月弥勒县虹溪公社刘家庄大队附中学生卓永福因考试不及格，领不到毕业证书，受到教师批评，家长辱骂，参加毕业典礼后自杀身亡的问题进行调查后，向省委上报了《关于弥勒县虹溪公社刘家庄大队附中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的调查报告》，认为：“卓永福是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和孔孟之道的流毒逼死的。”这件事，当时被说成是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在云南的重演”(所谓“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是1973年7月12日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女学生张玉勤，因进行英语考试时交了白卷，受班主任批评后投水自杀。江青知道后借题发挥，派迟群、谢静宜前往调查，说成“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197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迟、谢等人炮制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的简报》，并在批语中提出：“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3月11～18日在楚雄召开的全省中小学“批林批孔”座谈会上，还以此事为戒，总结经验教训，使一批忠于职守、热心教育工作的中小学教师，被打成“复辟”典型，受到不公正处分。一段时间，学校领导怕负责任，教师不敢管学生，纪律松驰，旷课、斗殴、破坏公物现象不断发生。不少学校、班级不敢抓文化课教学，不敢进行文化考试，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3月10日，《云南日报》在“决不允许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位于弥勒县的江边林业局一中学教师的来信。信中讲，该校不是按照毛泽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来培养教育学生，而是用孔老二的“学而优则仕”，刘少奇、林彪的“智育第一”、“分数挂帅”那一套封、资、修黑货来管、卡、压学生。为了提高所谓“教学质量”，规定严格的考试制度，甚至体罚学生。编者加了“按语”，认为：“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教育阵地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生死搏斗的一条重要战线”；“在这所中学里，一些人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旧学校的那些孔孟之道，封、资、修黑货重新搬了出来，大搞‘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丢掉学工、学农，造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严重恶果”。按语中还赞扬来信人“这种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好得很!”

3月19日，省级机关召开狠批“克己复礼”，痛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大会，有5200多名省级机关干部参加。省委副书记七林旺丹在会上讲话说：当前要集中地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痛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防止纠缠某些问题而冲淡“批林批孔”。会上批判的所谓“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有：有的攻击“文化大革命”“搞乱了”、“搞糟了”，是“王明路线的重演”；反对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借口“批极左”，把矛头对准群众，对准“文化大革命”；有的为“文化大革命”中挖出来的林彪反党集团涂脂抹粉，鸣冤叫屈；有的公然为被打倒的刘少奇在云南的代理人翻案；有的歪曲、诬蔑“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说“今不如昔”；有的攻击和否定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新生事物；有的提出要对革命的新干部“从上到下一锅端”、“赶回到起跑线上”等。认为这些都是当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的严重表现。说痛击这股右倾复辟思潮，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战斗任务。此后《云南日报》在一段时间内不断发表批判“克己复礼”的文章。批所谓“克己复礼”，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阴谋，他们把孔子讲的“复礼”荒唐地解释为“复辟”，借以影射攻击周恩来所主持的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的工作。同日，经省委批准，省教育局对昆明地区6所高等院校的70多名教授、副教授进行文化考试，试题从1973年高等学校招生用来考工农兵学员的题目中挑选，包括政法、语文、数学、物理、化学5科。事后，省教育局还召开座谈会、发简报，称：“结合当前批林批孔斗争和教育革命的深入，开展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进行这样一次的考试是有好处的。”在此之前，1973年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委科教组根据毛泽东关于“要出题考教授”的一次谈话，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对北京地区17所高等院校的631名教授、副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借此否定大学入学考试和其他考试的必要性。对这种采取突然袭击方式，实行跨专业、跨学科的所谓“文化考试”，在北京施行时，许多教授就以拒绝参加、交白卷、在交考卷上写反对意见等方式进行抵制。

3月以后，在“批林批孔”、“反复辟、反倒退”、“反潮流”等形形色色的口号下，云南原来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又公开拉起了山头队伍，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进行活动。跨地区、跨行业的主要山头有“大批判”、“齐向阳”、“反潮流”3个。

以杨树先为首的“大批判”山头。这是在昆明形成的第一个山头。杨树先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八派”的主要头目，成立革委会时作为群众代表之一被结合进省革委会任常委、省建材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划线站队”中虽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但他对派权分配不满。他认为：“现在是文官压了武官”；“只有掌握了实权的人才能搞复辟，在云南就是我们过去保过的人，有的还是我们过去的战友，现在已经成了既得利益的维护者”。并认为：“他们是一些新走资派”。“现在的主要矛盾是造反派同复辟势力的矛盾”。“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杨树先等人便四处串连，拉队伍，并成立了“批林批孔战斗队”。他们给王洪文、江青写告状信，出了不少揭发云南“复辟罪行”的大字报。1974年4月中共中央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时，他们便以“大批判”署名出大字报。“大批判”前期的公开活动主要是配合“齐向阳”解决所谓十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主攻王必成，炮打陈康，揭批兰亦农、蔡顺礼、雷远高、马杰三、董占林。1974年8月以后，杨树先等人感到王必成的材料不多，陈康有职无权，打陈康没有意思，当“齐向阳”掀起第三战役打陈康时，“大批判”核心却研究决定打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克。于是，“大批判”和“齐向阳”的矛盾公开化。他们为争取原“八派”群众的斗争日益激烈，“齐向阳”采取“挖墙脚”、“安钉子”等手段进行“策反”，“大批判”的一些重要成员都先后参加“齐向阳”或不参加“大批判”的活动了，地、州、市和省级机关一些持“大批判”观点的人，许多人后来自动脱离或转入“齐向阳”，其核心内部意见不统一，“战斗力”也越来越弱。原来持相同观点的广大干部群众也日益看清了这些派头争权夺利的真面目，对“文化大革命”也渐渐地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不再听从“大批判”或“齐向阳”的指挥了。

以李毅、方向东为首的“反潮流”山头。李毅、方向东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炮派”的主要头目。省革委会成立后，李毅被结合进省革委会任副主任，方向东任省革委会常委。由于“炮派”在“划线站队”中受压，他们作为这一派的头头都被戴上“坏头头”、“赵健民特务组骨干”等政治帽子，尝够了被残酷批斗之苦。党的九大以后，他们提出“为落实政策而斗争”、“为云南受害人民伸冤”的口号，多次向毛主席、中共中央反映，并赴京上访，告原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的状，要求省委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批判谭甫仁的错误，但未被采纳。“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他们就贴出大字报要“批谭、批‘划线站队”’，并要求向周兴面陈意见。1974年2月间，周兴接见了他们，承认“划线站队”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谭甫仁负第一责任，他要负第二责任，“对谭的错误可以批，但要在批林批孔中联系云南实际批”。周兴还说明这是他个人的意见，要等省委常委会统一认识后才能作为省委的意见。但周兴的意见，遭到帮派头目黄兆其等人的强烈反对。以后，周兴便只承认“划线站队”是政策上的错误，且没有纠正的行动。于是，李毅、方向东又串连在昆明的部分省、市革委会委员，联名写了《给省、市常委的一封信》，提出了对当前的形势和“批林批孔”运动的看法，认为谭甫仁在云南推行林彪一伙的“划线站队”，犯了严重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谭甫仁究竟是什么人?必须审查清楚”。提出“批判‘划线站队’，批判谭甫仁，是‘批林批孔’联系云南实际的一个方面”；要落实政策，对被错整的干部群众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3月11日，周兴再次接见李毅、方向东等人，承认“划线站队”是错误的，但强调他个人不能代表省委，“批谭”不能与“批林批孔”一起提，“批谭”要中央批准，对“划线站队”错误不同意写进省委文件。此时，全省各地、州、市、县及各系统、各单位在“划线站队”中受到迫害的一部分人，纷纷到昆明上访，要求省委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控告本单位党委对他们的压制。于是，李毅、方向东同来昆明上访的人结合在一起，在全省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反潮流”山头。1974年4月，他们组织了90多人的告状团到北京直接向毛主席、中共中央汇报云南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以及云南“划线站队”的情况。告状团未见到中共中央领导，于5月初回到昆明。“反潮流”山头的成员，大多是原“炮派”的大小头头，被结合进革委会后经“划线站队”的冲击而不掌握实权的人。他们内部除公认李毅、方向东为总负责人外，没有形成固定的领导核心。“反潮流”山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始终与“齐向阳”山头对垒。

以黄兆其和刘殷农为首的“齐向阳”山头。他们是“划线站队”中被标榜为“正确路线代表”，在省、市革委会中掌了权的人物，并形成了“八人核心”，始终操纵指挥帮派“批林批孔”活动的山头，各级党委的“批林批孔”办公室和民兵指挥部大都被“齐向阳”山头的人或其支持者所把持。运动开始后，广大干部群众提出联系云南实际，应该“批谭、批‘划线站队’”后，他们认定：运动来势很猛，看来是要进一步定“文化大革命”的案，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批谭、批‘划线站队’”是一种干扰，是错误的。黄、刘为求得军内某些领导的支持，于3月初专程前往驻开远的某军军部。当时该军政委原增禄等人授意黄、刘：“不要承认云南搞过‘划线站队’，云南应联系王必成和蔡、马、雷、董的问题。”回昆后，黄兆其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联系云南实际要揭批蔡、马、雷、董的问题。黄兆其、刘殷农还召集同伙开会，决定排除“批谭、批‘划线站队’”这个干扰，要组织大字报，把社会舆论引导到狠批“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克己复礼”上来。之后，“齐向阳”山头制定了打击目标、活动策略、战役策划。他们认为陈康是“批谭、批划线站队”的后台，要在批判“克己复礼”的掩护下，把打击目标对准陈康和反对他们的人。他们四处串连，统一认识和行动步骤，3月18日张贴出署名“齐向阳”的大字报，正式打出了山头的旗号。他们活动的策略是：“对外无组织，对内有联系，军内军外互相配合，官办民办双管齐下。”黄兆其为隐蔽自己，秘密组成“齐向阳”山头8人核心，并进行了明确分工。

1974年4月，黄兆其从铁路局得知鲁瑞林已从北京养病回到贵阳，便派刘殷农以“探病”为名，到贵州去找鲁瑞林求教，鲁当夜同刘谈了2个小时，表示对云南大张旗鼓地揭发兰亦农、蔡顺礼、马杰三、雷远高、董占林很高兴、很支持，对《云南日报》评论员文章很关心，认为陈康不仅是要翻案，而且要夺权，要上台。并指示刘殷农：对省委要促，对杨树先要做工作，对李毅、方向东要区别，做方向东的工作。刘殷农从贵阳回来后，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向中央写了报告，准备召开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常委会，揭发批判王必成。中央批准了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的报告，并对解决王必成的问题作了指示。

1974年4月下旬，为掀起“批王打陈”的高潮，黄兆其、刘殷农召开“八人核心”会议，策划打“三个战役”：

第一个战役打蔡、马、雷、董。“八人核心”讨论认为：蔡、马、雷、董当时已经靠边站了，通过揭批他们的问题，目的是顺藤摸瓜，可以摸到王必成的头上，为“打王”开路，起到发动群众的作用。虽然当时云南广大干部群众并不熟悉蔡、马、雷、董，但“齐向阳”揭发批判蔡、马、雷、董的大字报很快就传遍了全省。

第二战役打王必成。“八人核心”专门开会作了研究和部署，抛出了大批诬陷王必成的大字报。除了诬蔑王必成是“上了林彪贼船”、“云贵总督”、“西南王”、“钉子头”外，着重批判王必成拿着林彪的话作为“尚方宝剑”到云南来搞复辟(1970年5月，王必成到北京开会，林彪说“云南还没有完全走上九大路线的轨道”。王必成回来后作了传达，并称云南军队的派性比地方还要大，军队派性又主要产生在军区党委常委和三大机关，提出反派性)，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大批判。

第三战役打陈康。“八人核心”讨论认为：陈康在九次路线斗争中搞翻案，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有牵连，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是阻力，归结起来是搞复辟。他们炮制了《万炮齐轰陈康》等大批文章和大字报，号召“向否定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总代表、复辟势力的急先锋陈康猛烈开火”!从昆明到各专州市县，大字报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潮。与此同时，他们还围攻陈康，并向中央写信诬陷陈康。在“齐向阳”山头控制以及受山头思想影响较深的单位，都公开或半公开地点名批判陈康，联系本单位，点名批判一些领导干部为“复辟势力”。

“齐向阳”“批王打陈”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各级领导权。在以打倒陈康为目的的第三战役期间，掀起层层揪“复辟势力”的高潮(揪一批曾被称为“走资派”又重新恢复工作的老干部)。提出：如果“打不倒也要打跑”，再通过“提、补、纳、调”，把各单位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声称：这次“批林批孔”批“克己复礼”，归根到底要解决一个权在谁手里的问题。因此，定“文化大革命”的铁案，就是要定造反派的历史地位。“该进班子的进班子，该解决组织问题的就要解决组织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本质”。为此，以黄兆其为首的“齐向阳”核心8人于6月下旬在百货大楼开会策划：一是确定了把活动转入内部，立足于本单位的斗争。对于“八派”占优势、“齐向阳”山头的人掌了权的单位，要抓紧把紧跟山头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不是党员的要发展入党，把这些单位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对于“八派”不占优势、“齐向阳”山头没有掌权的单位，要发动群众把这些单位搞乱，利用“齐向阳”山头在上面所窃取的职权，改组这些单位的领导班子，补进相同观点的人，调整不同观点的人，把领导权夺过来；二是研究了以武力为后盾，逼各级党委就范。他们还成立了秘密核心组织，专门设立了舆论班子、情报机构和搞“打、砸、抢”的武斗班子。并配备专门的联络员，同省属一些部门、地、州、市和一些大中型企业中的同伙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联系。从此，“齐向阳”山头形成了“四人帮”在云南培植并和“四人帮”有密切联系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帮派体系。

各个山头大体上是以“文化大革命”初期两大派的一些头头和骨干为基础，经过重新分化组合而成的。他们力求得到党、政、军内一些领导干部的支持，各个山头之间矛盾不断激化。各个山头之间通过大标语、广播等宣传各自的观点，互相攻击谩骂，因撕毁、覆盖对方大标语、大字报、砸广播站而出现的斗殴、伤人事件不断发生。1974年6月8日，昆明市第一商业局所属市药材公司的一派群众，因张贴、覆盖大字报问题，和“反潮流”人员发生冲突，引起斗殴，打伤一些人。昆明市以刘殷农为首的帮派势力借机扩大事态，歪曲事实真相，先是威逼市一商局党的核心小组向市委、省委和中共中央递送“紧急报告”和“紧急电报”，继又胁迫昆明市委向省委打“紧急报告”，要求及时处理这一事件。6月10日，又威逼一、二商业局核心小组通知所属公司组织数千名职工，动用上百辆汽车组织游行和发动罢市，使市区三分之二的商店关门停业了半天。此外，各种名目的“控告团”、“上访团”、“告状团”云集昆明，有的还直奔北京。他们围攻、扣留、揪斗领导干部，有的强行进驻党政领导机关，冲击会议；有的组织上街游行，对党政领导施加压力。在“反复辟”、“反倒退”、“反回潮”的口号下，不少党、政机关和企业的领导人被围攻、批斗，有的被打倒打跑，无法领导和组织生产。“批林批孔”运动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重新遭到严重干扰破坏，又出现了第一次大反复，社会动荡不安。国民经济又一次受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从第二季度开始下降。

在云南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省委主要领导周兴始终坚持推行“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与“齐向阳”山头结合，在新闻媒体和有关会议上公开点名批蔡、马、雷、董。在“四人帮”培植的帮派体系的策划下，他们向中共中央送揭发材料，诬陷王必成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安插在云南的“钉子头”。1974年4月2～10日，根据1973年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云南问题的4条指示，经中共中央批准，省委常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常委召开联席会议，帮助王必成解决所谓“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同时，《云南日报》陆续刊登文章，不点名的对他进行批判，其中又集中批判“云南还没有完全走上九大路线的轨道”这一观点。周兴亲自布置省委写作小组写文章在《云南日报》上发表，批判这一观点，说这是对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诬蔑，是要把云南拉向林彪的反革命复辟的轨道。6月3日以来，黄兆其、刘殷农共同策划，由涂晓雷等人执笔，以“齐向阳”化名，撰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于无声处听惊雷》等文章，以大字报、传单等形式到处散发。文章诬陷王必成和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残余势力”，王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政变的前线总指挥”、陈是“云南右倾翻案复辟的总头子”；诬蔑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要“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揭不开就撬，撬不开就炸”!要把省委“沉没”、“埋葬”。

6月23～30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座谈会，总结5个月来全省“批林批孔”运动的成果，部署今后任务。会议一开始，“反潮流”人员即进驻会议所在地——连云巷招待所，包围会场，使参加会议人员无法外出。周兴在会上讲话说：5个月来，各级党委把“批林批孔”运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使运动逐步深入发展。一、集中批判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提高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二、进一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阴谋复辟的罪行，基本揭开了第十次路线斗争在云南省的盖子。“充分运用‘四大武器’，口诛笔伐，集中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安在云南的‘钉子’蔡、雷、马、董参与林彪阴谋活动，妄图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特别是揭发批判了王必成同志的严重问题，深刻批判了他散布的林贼诬蔑‘云南没有完全走上九大轨道’等反动言论。是这一段斗争的一个很大胜利”，“还揭发批判了某些领导同志，特别省委内部个别负责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压制和干扰破坏批林批孔运动错误言论和行动”。“对各条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也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三、提高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推动了理论队伍的建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省已建立了37500个理论小组，有275000多个成员。四、有力地促进工农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战线的好形势。

周兴提出下一步的工作是：一、深刻领会这场运动的性质，放手发动群众，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二、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为此，一是要加强党委对运动的统一领导。各级党委成员一定要出以公心，坚决按党性原则办事。不能各行其是，更不能拉山头，搞宗派，说假话，自己干扰自己。还要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善于排除各种干扰。要引导群众不纠缠历史旧账。对战斗队一类组织跨地区的串连，必须按照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立即解散和停止。要做好劝阻工作，不要层层上访。任何人都不能以山头、派头的领导来代替党委的统一领导。二是要联系实际，当前要继续深入揭发批判蔡、雷、马、董等人的罪行，彻底查清云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阴谋复辟的罪行，解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揭发批判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和影响。离开这个实际去提这样那样的口号，例如什么“批谭”等等，是错误的。这样搞，恰恰是转移了“批林批孔”的大方向。三是要解决“批林批孔”的基本做法问题。要在学习上下功夫，继续深入搞好大批判，紧密联系现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肃清其流毒。周兴还提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认真掌握好党的政策；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同年9月，中共中央指示：“王必成的问题在中央解决了，不要再向他追问题，他也不再作检查了，要给他创造条件，支持他的工作。”1975年3月，中央领导人在北京接见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代表时，又再次重申：“王必成同志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毛主席、党中央已作了结论，不要再搞了。”

1974年7月5日，省委召开电话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7月1日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6月18日汇报工农业生产情况后决定发出的。“批林批孔”使许多地方和企业的领导干部挨斗，有的被打倒打跑，不能领导和组织生产，致使工农业生产逐月下降，主要产品欠产多，财政收入减少。为了扭转这一局面，《通知》规定：不准揪斗干部，不准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于有关劳动、工资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运动后期统筹解决；对于那些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一次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订出增产节约的有效措施。省委负责人在电话会上说，一些地方和单位生产上不去的根本原因，还是革命没有搞好，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得到认真的揭发批判，领导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不端正，党的政策不落实，群众不满意。省委要求，各级党委要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一、二把手既要抓革命，又要抓生产，要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坚守工作岗位，坚持原则，敢于领导。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要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坚持就地闹革命，严格遵守劳动纪律。

7月9日，云南省、昆明市总工会、妇女联合会和共青团云南省委、昆明市委在东风体育馆联合召开了有工人、贫下中农和财贸职工参加的进一步掀起抓革命、促生产新高潮誓师大会。会议要求广大干部、群众要坚持在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搞好“批林批孔”，不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和“战斗队”、“上访团”一类组织，坚持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坚守工作岗位和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

7月13日，《云南日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研究儒法斗争历史经验，把批林批孔引向深入》，文章说，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尽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代表人物，不同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内容，都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反映了当时政治面目思想领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今后。混进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他们都是尊儒反法的。认真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批林批孔”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有助于在各个上层建筑领域以及人们头脑中荡涤儒家思想的流毒，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搞好反修防修斗争是十分必要的。文章要求各级领导带头学、带头批，迅速掀起一个群众性的研究儒法斗争史的热潮，把“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推向前进，此后，《云南日报》不断发表有关尊重法家、批判儒家的文章。所谓“评法批儒”和研究“儒法斗争史”，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反对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掀起的歪风。1974年6月12日、15日，江青在接见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成员时，鼓吹儒法斗争史继续到现在的观点，并提出要揪“现代的大儒”、“党内的大儒”，影射攻击周恩来及其他负责人。她还别有用心地借“评法反儒”为名，大讲吕后、武则天，大肆吹捧“女皇”，甚至说“共产主义也要女皇”，为自己树碑立传。

7月19日，省委举办有7万多人参加的报告会，由云南日报印刷厂和昆明钢铁厂轧钢厂的3位工人登台宣讲儒法斗争史。省委、省革委会、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以及中共昆明市委、市革委的负责人出席了报告会。周兴在会上赞扬3位工人的报告，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周兴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研究儒法斗争史的群众热潮迅速掀起来，他说批林必须批孔，批孔必须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它是“批林批孔”的需要，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需要，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周还提出研究儒法斗争要注意的问题：一、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研究；二、要抓住斗争的焦点，弄清斗争的实质(指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复辟)：三、要密切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大是大非；四、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工农兵的主力作用；五、要通过研究儒法斗争史，深入“批林批孔”，促进工农业生产新高潮。同日，《云南日报》发表了短评《“大老粗”登台讲历史好得很》。大会以后，省委还组织了有6个工人参加的报告组，分2批到东川、曲靖等地宣讲儒法斗争史和介绍学习法家，批判儒家的体会。

9月12日，省委批转省教育局党的核心小组《关于在中小学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的几点意见》。这个意见是根据7月20日国务院科教组电话通知精神制定的。电话通知说：“孔孟之道在教育战线流毒既广且深，中小学批林批孔都应抓紧”，“如不及时抓紧，对青少年、儿童不利。《三字经》之类的东西就是对少年儿童编的”。省教育局在贯彻这一通知的《意见》中提出：“要使中小学生从儿童、少年时代起就粗知一点马克思主义，敢于批林批孔，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儒；中小学生要把批判《三字经》之类的东西以及反动的谚语、格言等，作为研究儒法斗争史，深入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

10月10～23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着重学习贯彻毛泽东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会议提出，首先，要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第二，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一方面要抓好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政策的落实。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有的要作出结论，有的在适当范围内讲清楚就行了。对于根本不属于清查范围的人和事，要积极做好群众工作，不要无限上纲，不要再纠缠。另一方面，对省革委会成立以来，“大批判”、“清队”、“一打三反”、“整党建党”、深挖“五一六”等运动遗留下来的政策和问题，也要抓紧落实，要见诸行动，不要光说不做，久拖不决。第三，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以实际行动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会议期间，“反潮流”人员冲击会场，将周兴和陈康围困了3天。

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邓小平在周恩来总理治病期间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坚定地、有步骤地进行全面整顿工作，为时一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宣告结束。同月，中共中央召集的云南赴京汇报会议正式召开，“大批判”、“齐向阳”、“反潮流”的黄兆其、刘殷农、李毅、方向东、杨树先5个头目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准备把战场搬到北京去“议是非”。经中共中央作工作，1月27日，他们联名向中共中央和省委作了关于削平山头的报告，承认拉山头、搞串连是错误的，是违背中共中央规定的，并保证：一、无条件地撤销所有山头；二、停止一切跨行业、跨地区的串连活动，所有人员立即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三、停止一切互相攻击的大字报、大标语，撤销所有广播站；四、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统一部署下，搞好“批林批孔”，完成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春节前，中央领导派他们回云南做“倒旗脱勾削山头”的工作，规定5天，于春节前完成。他们向中共中央作了保证后回到昆明，召集会议，动员倒旗脱勾，削平山头，停止活动。但事实上，“齐向阳”山头名散实不散，以后，又和“四人帮”直接挂上钩，活动更加嚣张。

1975年2月27日，省委发出《关于撤销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的通知》，原“批办”所承担的工作，由省委有关部门分别承办。云南“批林批孔”运动正式结束。

“沙甸事件”

回族是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全省各地。“文化大革命”初期，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县鸡街公社的沙甸生产大队是云南最大的一个回族聚居村寨，有1500多户，7000多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风席卷全国，沙甸也深受其害。回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被当作“四旧”破除，清真寺被造反派当作“封建堡垒”占领封闭，群众礼拜被禁止，伊斯兰教经典被查抄焚毁，阿訇、教长和虔诚信仰宗教的群众被批斗。这些做法严重破坏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伤害了回族群众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

1968年8月13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随后，全省各地、州、市、县革委会也相继成立。由于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谭甫仁积极推行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错误路线，沙甸的大多数人也被划为“站错队”。红河州的个旧、开远、建水、蒙自等市、县对“站错队”的干部群众大肆抓捕、揪斗、捆绑吊打、游街示众，广大干部和回族群众惨遭迫害。一部分干部群众为避免遭受迫害，自发地陆续来到沙甸避难。至当年11月20日，到沙甸避难的多达500余人。他们商议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要求采取措施，保障人身安全。这时，个旧、蒙自等地的造反派组织，大量印发传单，四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制造出了“沙甸聚集着‘炮派’武斗干将，有万人万条枪，有4部电台，准备武装暴动”的谣言，将沙甸诬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反革命基地”，是“马蜂窝”，为捅“马蜂窝”制造了舆论。

1968年12月7日，省革委会决定要用解决“滇西挺进纵队”的办法，对沙甸实行全面武装包围。12月8日，省革委会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名，派出一个加强营的部队进驻沙甸，捅所谓“马蜂窝”。他们逐户搜查，强行把外来干部群众和5个沙甸回族群众押到事先安排好的鸡街糖厂和儿童教养院关押，举办学习班，把这些群众打成“滇南挺进纵队”，把蒙自驻军部分领导诬陷为“黑后台”、“黑高参”等，与此同时，沙甸200多名回族群众被捆绑吊打，其中84人被扣上“反军乱军黑干将”的罪名进行批斗。12月9日、10日，开远、蒙自等地的革命委员会又派车派人，将外出被押回单位的群众挂上“滇南挺进纵队政治土匪”大黑牌批斗、游街示众，对无辜干部、群众实行专政，抓捕了大批跑到沙甸的干部群众，在沙甸、建水、开远等地举办所谓“学习班”，并使用各种刑罚，造成14人被迫害致死，160人被打伤致残。尤其恶劣的是：他们不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强迫回族群众养猪、学猪叫、学猪拱，丢猪骨头到回族群众饮用的水井里等等，严重破坏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极大地伤害了民族感情。加上“站错队”跑出去的人被扣劳动工分等，造成被迫害者生活拮据，回族群众对此强烈不满，革命委员会与回族群众的矛盾逐步激化。紧接着，在所谓“第二次土改”中，又查抄了140多户“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的财物，强行将一部分人迁往非回族村庄改造。所有这些，都为以后事态的扩大和激化埋下了祸根。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的通知》，号召全党与林彪划清界线，彻底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罪行。根据中共中央部署，云南于9月下旬开始先党内后党外，先内地后边疆，从上到下逐级传达中共中央通知和有关文件，揭批林彪及其代理人在云南犯下的罪行。此后，云南许多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并不断反映到中共中央。1972年初，沙甸有部分群众先后写信或到北京上访，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同时反映一些基层干部多记工分，多分粮食，并要求撤换这些基层干部。后来，沙甸的回族群众又多次向上级组织反映问题，要求落实政策，开放清真寺，纠正“划线站队”错误，为受害群众平反。文山、玉溪等地的回族群众也不断向省委反映，少数人到北京上访，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1973年10月，回族群众为了做礼拜，自行打开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强行封闭的清真寺，红河州和蒙自县革委会立即派出了由部队和地方干部82人组成的宣传队进驻沙甸搞“反复辟”，封锁道路，不准回族群众到清真寺做礼拜。群众绕道进去，他们又用高音喇叭进行干扰，甚至说什么“打开清真寺就是否定‘文革’”、“你打开1万次，我就封闭1万零1次”。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在4月16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大会上，宣传队又扬言“批林批孔要结合批清真寺”，并点了回族马绍美、马伯华、郑全书等4人的名。5月6日，马伯华等人赴北京告状。5月10日，在北京上访的马伯华、郑全书给周恩来、邓小平写信，反映宣传队不执行党的政策的情况，希望中共中央责成省委撤走驻沙甸宣传队，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将此信摘报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14日，中共中央就沙甸问题对省委明确指示，云南此类事已经发生不少，让周兴亲自抓一下民族政策的落实问题，并把有关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政治局部分成员也圈阅了这封摘报信。批件很快转至省委，省委曾2次分别派省民族边疆工作委员会和省委统战部有关领导到沙甸调查了解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8月9日，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周兴又亲自到沙甸调查处理，并召开各种会议，听取意见。群众集中提出4个方面的意见：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打开已关闭的所有清真寺；解决沙甸捅“马蜂窝”的问题，纠正“划线站队”错误；清理生产队工分账目，撤换多拿多占的基层干部；将沙甸改为经济作物区，增加口粮供应，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周兴对开放清真寺准许群众到寺内礼拜和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问题没有表态，其他方面的问题表示可以解决，但后来对已答复可以解决的问题也未完全落实解决，引起回族群众的不满，而周兴却向中央报告，沙甸的问题已经解决。

1974年9月12日，省委发出通知，规定：“已经关闭或改作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开作宗教活动的场所，已经强行打开的清真寺，要在做好工作的基础上，由群众自行关闭。”回族群众不能接受这一精神，就组织几百人到昆明上访，回到开远时，打开了被卫生所占用的清真寺。从10月23日后，沙甸回族群众和红河、文山、玉溪等地、州的回族群众1000多人到昆明游行，并2次爬上开往北京的火车，要求赴京告状，均被劝阻。由于问题没有解决，加上州、县少数领导人又继续采取一些激化矛盾的错误做法，并于11月6日在鸡街成立了主要针对回族群众的“鸡街地区民兵执勤指挥部”，将矛盾推向了极端。沙甸回族群众与之对抗，也于12月2日成立了“沙甸回民民兵团指挥部”，声称任务是“保卫回民、保卫清真寺、砸烂鸡街民兵指挥部”。从12月17日起，开远、蒙自、建水等地均发生严重武斗流血事件。回族群众抢了蒙自、建水等地部队的枪支，双方发生武斗，打死、打伤多人，形成了严重对立的状态。

云南的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7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强调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云南红河、沙甸、玉溪、文山地区双方发生武斗事件是错误的。为了解决这些地区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通知马伯华、郑全书、马绍美等回族代表10人，红河州委书记冯治国、红河州革委政工组长曹占元，云锡公司党委书记张庆芳以及文山州和个旧市、建水、蒙自、开远、通海、玉溪等县的负责人各1人，省革委会副主任黄兆其、李毅及省革委会常委杨树先、方向东、刘殷农，除周兴已在北京外，上述人员由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康，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刘明辉，省民族边疆工作委员会主任王砚泉、副主任李长猛，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周韧带队，于1975年1月3日前往北京开会。1月6日，中共中央召集的云南赴京汇报会议正式开始，决定分两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战略部署，第一步解决停止武斗，收缴武器，恢复社会秩序问题；第二步学习文件，掌握武器，提高思想，增强团结，解决云南的是非问题。

会议期间，针对云南红河、浙江温州两地武斗不断升级的情况，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的通知》，规定：不论什么人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容许的。凡因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联合好的地区和单位，一律不要成立“民兵指挥部”或“民兵团”之类的机构，一律不要给民兵发枪。应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的武器、弹药，集中封存，妥善保管。1月24日，在京的省委常委制定了《中共云南省委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的决定》，提出了6项措施，决定全部收缴武斗双方的武器、弹药和私造的匕首，解散武斗地区的“民兵指挥部”和“民兵团”之类的机构；要求所有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生产岗位的人员和集中起来搞武斗的人员，都要立即回到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活动必须立即停止，“上访团”、“联络站”、“广播站”一律取消；如有再抢枪、搞武斗的，打死打伤人的，破坏交通运输的，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依法严惩。《决定》后还附有云南汇报会全体代表给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的报告，对中央通知“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保证五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在报告上签名的有省委、省革委会在京领导干部、部分地(州)县领导干部、原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和回族代表共34人。会议期间，马伯华等10名回族代表向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纪登奎、陈锡联等中央领导人作过汇报，周兴也作过检查说：“造成云南回民问题，主要是省委没有执行民族政策，教训是深刻的、沉痛的。”

云南赴京汇报会结束后，为了贯彻省委的《决定》，还成立了“云南收缴枪支执行小组”，但在实际工作中，红河等地在收缴封存武器时，又偏袒一方，回族群众更加不满，抢枪武斗事件继续发生。

1975年2月17日至4月19日，在北京又召开了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常委17人、昆明军区党委部分常委以及云南省军区、驻滇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共31人。王洪文、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吴桂贤、吴德、苏振华等参加并就会议的方针、要求等讲了话。他们指出，当前云南还存在着某些不安定、不团结的因素，革命和生产上不去；“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是一个分裂群众、分裂军队、分裂党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林彪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主席早就作了批判。云南在一段时间内，在干部和群众中搞了“划线站队”，要彻底纠正；云南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不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就不可能落实安定、团结的方针；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落实民族政策。省委主要领导在会上作了检查。认为，在民族工作问题上，工作中和执行政策上的缺点错误是严重的，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没有注意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差别，指导一般化，工作“一刀切”，方法简单，致使党的民族政策没有得到认真贯彻落实。5月27日，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李先念、纪登奎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省委领导干部，强调：省委常委3个多月的会议，形成了一份文件，政治局议过，回去要坚决按文件办。5月29日，省委发出报经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审查批准的《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提出要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等问题，对于与少数回族群众发生冲突的问题，《报告》认为，主要是由于省委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上有缺点错误，被一小撮阶级敌人所利用。因此，必须认真纠正缺点错误，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1975年5月23日，省委、省革委会决定派出工作队，在解放军的协助下进驻沙甸，落实中共中央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执行政策，抓革命，促生产。沙甸回族群众鉴于1968年捅“马蜂窝”的教训，怕被捆绑吊打，不让工作队进村，要等去北京的回族代表带来中共中央解决问题的精神，才让工作队进村。6月12日，省委、省革委会联合发出《关于解决沙甸问题的通知》，检讨了一度搞了“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搞了逼供信，该落实的政策没有落实，对回族的风俗习惯尊重不够，在宗教问题上，企图用强制的办法，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激化了矛盾。民兵工作没有从鸡街的实际出发，匆忙成立民兵指挥部，把民兵搞了进去，使矛盾激化，坏人乘机挑动武斗，破坏革命和生产。《通知》同时也对过去在沙甸采取的一些错误做法给予了肯定。

但是，回族群众与民兵的武斗事件继续发生，事态平息不下来，省里派出的工作队也进不了村。6月20日，省委向中共中央汇报，提出了“军事包围，政治解决”的意见，中共中央未同意。当日，中央一些领导人就云南的回族问题，接见了省委和红河州委负责人，指示他们关于沙甸回民闹事的分析，对回民要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和看法，要做好回民面上的工作。同日，又接见了马伯华等10名代表，对他们指出：云南回民闹事，主要是执行政策有缺点错误，阶级敌人利用我们的缺点错误进行破坏。要马伯华等人欢迎工作队进村，枪支弹药要彻底交；不准抓人，已抓的要放；不准夺权，解散武斗组织，让基层干部回去，停止串连等。但王洪文在接见时说：“如再不让进村，就打‘土围子’了。”沙甸在北京开会的10个回族代表认为，他们在北京学习期间，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人都给了他们极大的支持、关怀和鼓励，而王洪文每次都压回民，态度恶劣，还要把沙甸当“土围子”打，对此极为不满。

6月24日，省委将沙甸问题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认为，沙甸的少数头头，受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操纵和利用，煽动蒙蔽一些人，对抗中共中央指示，阻挠工作队和解放军进村。7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关于沙甸问题的批示》，指出沙甸群众应该欢迎解放军和工作队进村，并作出了彻底收缴枪支弹药和武斗凶器，撤除武斗工事，解散武斗组织，不准抓打干部群众，不准在基层夺权，基层干部回村抓革命促生产，外地人员立即返回本单位等决定。

7月9日，到北京参加云南赴京汇报会的回族代表马伯华等10人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保证书后，于7月13日队北京回到沙甸和各自村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沙甸问题的批示》。但是，沙甸群众怕再被捅“马蜂窝”，怕工作队进村抓人，因此只让进少数人的工作队。这样，在工作队和解放军进村问题上又发生了争执，僵持不下，致使矛盾激化。马伯华等人要求进少而精的工作队，要工作队进村不要抓人，抓人事先要公布材料。这个意见，他们也向中共中央及时写了报告。同时，还批评省委向中共中央反映问题“不符合实际情况”。面对这样一种严重紧张的气氛，当时的省委无视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执行民族政策，只片面强调马伯华等少数人的错误，在7月22日、24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马伯华等人从北京回去以后，抵制、对抗中共中央《关于沙甸问题的批示》，不让工作队、解放军进村，还积极进行武装准备。因此，说沙甸问题“性质变了”，还认为，回族群众公开发出请帖，要在8月1日到沙甸附近的大庄过“圣节”，这可能是进行大的暴动。由此作出“政治解决已无可能”的错误结论，向中共中央提出采取军事解决的请示。经中共中央批准后，于7月29日凌晨开始调动部队，对沙甸实行军事包围，以后对大庄、新寨、田心、茂克、车白尼等回族群众聚居村也实行了军事包围，整个军事行动历时21天，至8月18日结束，造成人员大量伤亡、房屋大部分被毁的极其严重的后果。

“沙甸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叛乱”，完全混淆了矛盾的性质，严重破坏了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加深了民族隔阂，在政治上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1979年2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通知，为“沙甸事件”平反。

着手纠正“划线站队”错误

1972年以来，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曾几次对省委第一书记周兴指出，要纠正在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分裂主义影响下云南开展“划线站队”的错误。1972年7月，周恩来送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从上海飞到昆明，专程看望住在昆明安宁温泉休养的越南总理范文同。云南党政军领导人周兴、王必成、陈康3人前往昆明机场迎接，并直接送周恩来到安宁温泉。周恩来和范文同谈话后接见周兴、王必成、陈康3人，问了云南的情况就指出：“云南有个‘划线站队’问题，你们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周恩来当晚乘飞机回北京。第二天，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专门召开联席会议，传达周恩来对云南工作的指示，但却对周恩来关于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问题没有进行传达和讨论。1973年8月下旬，周兴赴京参加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一见到周兴就问；“‘划线站队’纠正了没有?”周兴后来说：“周总理这一问，把我愣住了。”周总理再次指出：“开了‘十大’了，借这个东风，认真解决。”要云南结合学习贯彻“十大”精神，认真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十大”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锡联也对周兴讲：“云南来京上访的和来信申诉的，主要是告你们搞了‘划线站队’，在军地干部、群众中都压了一派。这是谭甫仁搞的，他已经死了，你这次回去要解决，不然你们工作很被动。”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省委对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指示并没有认真传达贯彻。

1973年8月底，周兴参加中共“十大”返昆后，两次叫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黎韦到他家里，商谈首先在昆明市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问题。周兴反复讲：

一、党的“十大”路线，是从彻底批判林彪分裂主义路线提出来的。林彪几年来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在分裂中树他的旗帜，扩大他的权势，妄图篡夺军权、党权，取代毛主席。自取灭亡是他的必然结果。“划线站队”是林彪路线的产物。毛主席指示要搞大联合，“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反对分裂，反对搞阴谋诡计，这些都是针对林彪的。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就是落实“十大”精神，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敢于纠正这一错误，才能证明我们不是口头革命派。

二、云南有林彪路线的影响，还比较严重。谭甫仁死了，杀他的凶手也死了，案子还没有查清，这是另一个问题了。谭本人也有问题，是“三军造反派”头头之一，林彪路线上的人。他来云南不久，就搞了“划线站队”，1968年8月成立省革委会，1969年1月召开省革委会常委会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批“二月逆流”，他主持的大会，就把参加“炮派”的委员都批了、整了，给全省带了一个坏头，各地、各单位很快都搞了，我那时也没意识到这是“划线站队”。

接着，周兴向黎韦传达了周恩来、陈锡联关于纠正云南“划线站队”错误的指示后，又说，搞“划线站队”使工作确实很被动，现在成了棘手问题，谭甫仁不死，他来说清楚好办。省里、军队里有不少同志不提或不承认云南有这个问题，中央了解情况，一再打招呼，我们也确实搞了的，不解决不行!

三、今天找你来，就是要请你在昆明市带个头，先走一步，取得经验，推动全省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我再三想过了，因为你比较超脱，结合得晚，当时你还靠边站，现在你在两派干部、群众中都能讲上话。围海造田，现在看是错了，那是省委决定搞的。但那工程还是很大的，委任你当总指挥，动员10多万人，两派群众都参加了，组织领导得好，当年造田，当年插秧，当年收益，这证明你在群众中有威信，群众能听你指挥。现在把纠正“划线站队”的任务交给你在昆明开个头。

黎韦听完周兴的上述谈话后表示：“我拥护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我接受这个任务。但这是件大事，是不是请你在省委常委会上把周总理的指示和陈锡联打的招呼向大家传达，并讲明我的任务。否则，常委们不知道，我又是省委的一个常委，在昆明市搞这么大的事，一些同志还能不抓住我作文章，说我背着常委会呀、违反组织原则啦!”

周兴说：“就因为是大事，才找你谈这么多，我是省委第一书记，你是市委书记，又是省委常委，我亲自向你布置昆明市的任务，有什么不符合组织原则。至于省委常委的工作，我来做。你回去后研究具体做法，不要找人商量，拿出你个人意见，给两天时间再找你，听你谈。”

两天之后，周兴找黎韦问如何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意见，黎韦汇报说：首先开市委常委会议，学习周总理的政治报告，联系实际批判林彪路线(批判“划线站队”错误)，认识林彪搞分裂的阴谋及其在昆明市以及在全省的影响，贯彻“十大”路线，这样才能加强团结，争取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更大的胜利；在学习过程中，我找5位市委副书记谈心，统一对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认识，思想一致之后分头找市委常委做工作。再做两派头头的工作，然后通过派头去做本派群众的工作；常委学习会上，研究召开市革委常委会议，层层发动。在市革委会上，把一部分持不同观点的常委因刑讯逼供写的“认罪”材料从本人档案袋中清退给本人或销毁，把常委会开成团结的会。在这基础上召开扩大到局、县、区、工厂和公社书记都来参加的干部会，主要阐述云南搞“划线站队”是错误的，是林彪分裂主义路线的产物，其责任在当时的省、市委领导，现在市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来纠正这一错误。宣布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划线站队”被撤职的干部恢复他们的职务，被扣的工资一律补发；二是清退逼供写的材料。这是第一步走法。第二步，待省级机关也行动了，由省委发个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文件，对受害者公开平反昭雪。要彻底纠正“划线站队”造成的严重后果，必然涉及不少问题，要有若干政策规定才能解决。

周兴听后表示同意黎韦的意见，先在市里进行，下一步由他来考虑，省里的步子离不开市里先走一步的经验，可以互通情报随时研究。这时，黎韦提出要确定怎么讲的口径问题，黎的意见是：在他的“开场白”中，讲明周兴在京开会期间，周总理和陈锡联是怎样指示、怎样打招呼的及周兴要昆明市先走一步的意见。周兴说：周总理的指示、陈锡联同志打的招呼，这些话留给我周兴来讲，你在市里都替我讲了，我在省里还讲什么?你只说周兴同志责成你在这次学习“十大”路线时，根据中央的精神，要肃清林彪路线的影响，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要你负责在市里首先纠正这一错误。黎韦接着讲第二点意见：“我只能讲由市委负责纠正这一错误，并向受害者道歉，但不能讲由市委承担责任。”周兴打断黎的话说：“我没有要市委承担责任。”黎韦说：“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开起会来，会追问谁搞了‘划线站队’，谁负主要责任。你说不要扯到谭甫仁同志，因为中央没有正式结论，那么‘划线站队’是怎么搞起来的，总不能是群众自发搞的!”周兴说：“可以笼统讲这一错误由当时的领导负责。”

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首先在昆明市开个头的办法就这样定了。周兴问黎韦还有什么问题?黎韦说：“主要是打通(昆明)军区党委一班人的思想，他们中有人作梗，阻力就大了!”周兴说：“我是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那是我的事，你放心好了。你把昆明市的第一炮打好，别的你不用管。”

这样，昆明市委从1973年10月后逐步地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进展比较顺利。但正在筹划召开市、县、区三级干部会议时，以黄兆其、刘殷农为首的帮派势力，即利用“批林批孔”运动之机，进行反扑。1974年4月23日，“齐向阳”帮派头目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召开了昆明市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批判正在进行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中共昆明市委书记黎韦，攻击他是“昆明市复辟回潮的总代表”。会上，刘殷农捏造事实，诬陷黎韦是“上了林彪贼船”的人。5月27日，在以刘殷农为首的昆明市帮派势力策划下，以中共昆明市委名义，在海口召开现场会议，推广刘殷农一手炮制的在三五六厂举办学习班的所谓“海口经验”。三五六厂是受“划线站队”严重摧残的一个单位，1974年初，这个厂一些曾受“划线站队”严重迫害的干部、群众，得悉昆明市委准备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后，纷纷起来写大字报，要求落实政策。刘殷农等人把这种合理要求视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翻案复辟”。在他们的策划下，于4月10日至5月10日擅自以中共昆明市委名义在该厂举办了一期有党委委员、车间干部和职工代表参加的学习班，以帮助干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消除“三气”(怨气、泄气、不服气)为名，对起来要求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干部进行批判和人身侮辱，迫使一些干部承认自己有“三气”，不能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对待群众、对待自己)。接着又要挟市委工交政治部向市委写报告批准召开现场会予以推广。黄兆其和刘段农共同策划，组织省和一些地州的领导干部参加现场会议，以后又通过《云南日报》报道三五六厂的所谓“经验”，流毒全省。

于是，一部分人的思想出现反复，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日益猖獗，周兴竟然否认自己要黎韦在昆明市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开个头的指示，甚至对帮派说黎韦是背着省委搞的。周兴这时的态度是观察“批林批孔”运动的风向，既不敢公开违背周恩来的指示，又不敢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而借“批林批孔”运动，把斗争目标引向清查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在军内发起“批王(必成)打陈(康)”；借“批儒评法”，在全省大揪“复辟势力”。原本带试探性质的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工作，也就马上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一九七五年的整顿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月13～17日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又被任命为排名第一位的国务院副总理。2月2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主席送上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这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主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这时，中国的局势是“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严重影响，“四人帮”及其同伙到处干扰破坏，全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等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就受命于这样一个危难之际，但是，他不顾刚刚出来工作，又有江青一伙捣乱的困难处境，按照四届人大确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努力排除各种干扰，从整顿领导班子、批判和消除派性入手，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

为了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解决云南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把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移到北京举行。1975年2月17日至4月19日，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常委17人、昆明军区党委部分常委以及省军区和两个军的主要负责人32人。17日会议开始，中共中央领导人参加并就会议的方针、要求等讲了话。会议分4段进行，以3天时间学习毛泽东最近的重要指示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以10～15天时间，敞思想，摆事实，揭矛盾，议是非；以10～15天时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尤以后者为主；以10天左右时间讨论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会议期间，中央领导人先后同参加会议的代表谈了3次话，要点是：一、目前云南还存在着某些不安定、不团结的因素，革命和生产上不去。从领导上来说，根本的原因是省委在某些问题上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不够端正，需认真加以解决；二、“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是一个分裂群众、分裂军队、分裂党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林彪首先提出来的，毛主席早就作了批判。云南在一段时间内，也在干部和群众中搞了“划线站队”，要彻底纠正；三、云南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不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就不可能落实安定、团结的方针；四、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落实民族政策。4月19日后，又把云南两派的主要头头召到北京办学习班，会议在5月底结束。会议经过100天的时间，对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云南形势问题”、“关于云南的主要矛盾问题”、“关于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问题”、“关于克服资产阶级派性问题”、“关于落实党的政策问题”、“关于注意防止两种偏向的问题”、“关于谭甫仁的问题”等问题统一了认识，形成了省委云发[1975]26号文件。

在这次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周兴对5个问题作了检查：一、关于“划线站队”问题。一度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些所谓“站错队”的头头和群众搞了逼、供、信，后果是严重的，它分裂了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分裂了已经实现革命三结合的革委会，也分裂了军队；它助长了资产阶级派性，破坏了党的团结，涣散了工人阶级队伍。当时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应当负主要责任，我作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也应负重要责任。二、关于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云南资产阶级派性严重，长期克服不了，原因在领导，首先是我自己党性不强，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中共中央多次作了克服资产阶级派性的指示以后，去年在《云南工作》上还刊登了两篇反对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和落实政策的严重错误文章，影响极坏(按：《云南工作》是省委指导工作的内部刊物。两篇文章：一是《反对派性是假，反革命是真——揭穿林彪一伙“以反派性为纲”的阴谋》；一是《林彪一伙落实的是什么政策》)。三、关于落实党的政策问题。由于资产阶级派性和宗派主义影响，云南在落实政策特别是在组织路线和干部问题上，遗留问题不少。由于“划线站队”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还有一些政策没有落实。四、关于民族工作问题。我们工作中和执行政策上的缺点错误是严重的，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没有注意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差别，指导一般化，工作“一刀切”，方法简单，致使党的民族政策没有得到认真贯彻落实。五、关于省委领导同志的团结问题。着重检查了和陈康之间的团结。“我们之间的团结有问题，我应负主要责任。有的山头提出‘打陈’的口号，我虽然不赞成，但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这种错误做法”。

陈康也于4月2日在会上作了四个方面的检查：一、批谭甫仁问题。思想上认为谭是林彪线上的人，对他没有一分为二，在省委和军区党委会上过分地强调了“批林批孔”要联系批谭、批“划线站队”，实际上把“批林批孔”、批谭并列起来，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错误的，它迎合了一些人的需要，更助长了社会上派性的发展，掩盖了主要矛盾，背离了斗争大方向，同样是路线问题。二、派性问题。云南省资产阶级派性严重，长期克服不了，关键在我们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支持了一派。对“划线站队”一派受压，长期没有纠正有气，有替一派伸冤，也替我伸冤的思想。三、团结问题。和周兴团结没有搞好，不考虑大局，我要负主要责任。四、工作问题。几年来对工作不安心。“批林批孔”以来越来越感到云南问题复杂，许多原则性问题说不清，不好办，对工作失去信心，消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比较突出，该参加的会不参加，该表态的事很少表态。

1975年4月12日，省委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在北京举办云南学习班的请示报告》。《报告》称：“为了有利于在云南落实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拟将各派、各山头的主要人物集中在北京举办云南学习班，范围是省、地(市)两级部分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各山头的主要人物约200人左右。学习班4月底或5月初开始，时间暂定1个半月。”报告还提出：“对于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确实不宜于在原工作岗位工作的少数同志，采取省内外调动工作的措施。”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请示。学习班于5月初开始，6月中旬结束。6月28日，黄兆其、李毅、杨树先、方向东、刘殷农联名向中共中央和省委写报告，表示完全拥护《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云发[1975]26号)，并坚决贯彻执行。他们承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拉山头，打内仗，闹资产阶级派性，违背了党中央的指示，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以后，中共中央组织他们到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内蒙古呼和浩特铁路局、开滦煤矿等地参观学习共2个多月。9月7日，陈永贵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指示他们回云南后到农村抓好一个大队，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9月14日，他们分别向中共中央和省委写了“学习小结”，进一步检查了在“批林批孔”中所犯的错误。黄兆其、李毅、方向东、刘殷农回云南后，分别带职下放到农村一个大队劳动锻炼；杨树先则根据本人要求，下放到工厂当工人。

为了排除解决云南问题的阻力和干扰，中共中央同时采取了组织措施。1975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云南省委、昆明军区领导任免的通知》。决定：一、刘明辉任省委书记。二、李文、黎韦任省委副书记。三、调刘志坚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四、下列同志调离云南省和昆明军区，另行分配工作：陈康(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田维扬(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梁中玉(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吴效闵(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雷起云(昆明军区副政委)，展明(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省委常委)，黎锡福(云南省军区司令员、省委常委)，李德骏(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克(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五、王砚泉(昆明军区副政委、省委常委)、左奎元(昆明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省委常委、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武健(云南省军区副政委、省委常委、省革委会人保组组长)，免去省委常委职务，回部队工作。1975年10月3日，周兴因病在北京逝世。10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调贾启允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书记。原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王必成，改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还在1972年9月以前，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常委鲁瑞林和昆明军区副政委、省革委会政工组组长成泽民已调离云南。

1975年5月29日，省委发出《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云发[1975]26号文件)，此报告已报经毛主席、党中央审查批准。报告分3大部分：一、会议情况：《报告》说，这次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会议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了云南的路线是非，总结了经验教训。周兴、陈康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大家表示欢迎。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接见我们，作了指示，到会同志受到了教育，提高了思想，统一了认识。二、统一认识的若干问题，共8个问题：(一)关于云南形势问题，认为省革委会成立以来，形势是好的，省委总的是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但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有的是严重的。看不到存在的严重问题，一听到批评就认为是否定大好形势，或只看到问题，不分主流与支流，甚至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都是形而上学，是片面的、错误的。(二)关于云南的主要矛盾问题。认为同全国一样，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反映在党内，即马克思主义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人把云南的主要矛盾说成是“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新老干部的矛盾”、“这一部分干部和那一部分干部的矛盾”等等，这些看法是错误的。(三)关于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问题。在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云南在处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问题上，曾一度搞了“划线站队”，犯了严重错误。这个错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纠正，应由省委承担责任，对“划线站队”遗留下来的问题，应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按照党的政策有步骤地加以解决。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认真纠正，是不对的；不顾大局，不讲团结，想趁纠正错误之机“翻烧饼”，同样是错误的。(四)关于克服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云南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有的人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省委少数同志也有资产阶级派性，有的还很严重。有的同志不敢正视云南严重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派性，正确的意见也听不进去，人家一反资产阶级派性就顶回去，这种态度是十分错误的。也有的同志，以自己的资产阶级派性反对别人的资产阶级派性，甚至以山头反对山头，这同样是十分错误的。(五)关于落实党的政策问题。对于“清队”、“一打三反”、“整党”、清查“五一六”等政治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要按照“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错了就改，错多少改多少，对的要坚持，不能“一风吹”。(六)关于注意防止两种偏向的问题。在如何对待纠正错误的问题上，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两种偏向：一种是“怕”字当头，怕人家要求纠正错误和落实政策，人家一提，就说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成绩；另一种是口头上要求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实际上在那里拉山头，闹资产阶级派性，搞分裂，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干部。(七)关于谭甫仁的问题。对谭要一分为二。云南“划线站队”的严重错误，他应负主要责任。为了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联系到谭，把他的问题说清楚，是必要的。但提出批谭的口号，或者把“批林批孔”、批谭并列起来，就势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偏离斗争的大方向，是不利于团结的。(八)关于少数回民闹事的问题。前一段发生的少数回民闹事，主要是由于我们在执行政策上有缺点错误，被一小撮阶级敌人所利用。因此，必须认真纠正缺点错误，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三、今后工作意见：(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它是当前的头等大事，是搞好云南工作的总纲。(二)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首先是各级党委，特别是省委，要把思想和政治路线搞正确，认真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对少数问题较多的领导班子，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充实。对于领导班子中个别资产阶级派性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而又屡教不改的，坚决调离。对那种向党伸手要官的人，应予严肃批评，绝不能迁就。混进的坏人，要坚决清除出去。在处理群众之间的关系上，要强调向前看，顾大局，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加强团结，反对分裂。(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坚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四)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要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加强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当前要着重克服大汉族主义，也要注意克服地方民族主义。(五)加强对敌斗争，充分发动群众，坚决粉碎特务间谍活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击腐蚀青少年犯罪的教唆犯。加强社会治安，巩固边防。(六)加强军政、军民团结，搞好拥军爱民、拥政爱民活动。(七)要有一股革命的劲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级党委要动员全省各族人民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力争全面超额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

5月29日，在京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员回到昆明。当天下午，召开了有省级机关副局长以上干部、昆明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和昆明军区在昆明的师级以上干部共554人参加的会议，传达省委云发[1975]26号文件和中共中央关于干部调动、任免的决定。周兴、王必成、陈康、刘明辉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参加会议的单位逐级向干部群众传达，组织贯彻。

6月3～14日，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和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云发[1975]26号文件，以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消除资产阶级派性为重点，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期间，6月5日，省委召开有50万人参加的有线广播大会，原原本本地传达了省委26号文件，把文件精神直接同广大群众见面。周兴、王必成在大会上讲了话。6月6日，省委又发出《关于传达贯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的通知》，要求各地、州、市、县立即有计划地向机关干部、厂矿企业和学校职工传达，传达要快，声势要大，思想工作要细。14日下午，周兴作了会议总结，强调：一、要着重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资产阶级派性的认识问题；二、各级领导班子要“敢”字当头，敢于同资产阶级派性作坚决斗争。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只要检讨了，改了，就好。但是对于屡教不改的，要坚决采取组织措施，绝不宽容；三、放手发动群众，批判和抵制资产阶级派性。要发动群众广泛开展“一学(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四批(批修正主义、批资本主义、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资产阶级派性)、五大讲(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的群众运动；四、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些搞错了的案件，要坚决平反；五、鼓干劲，争上游，迅速把我省的国民经济搞上去。会后，全省普遍开展了学习省委26号文件、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活动，即“一学、四批、五大讲”活动。在这期间，《云南日报》集中突出地宣传了省委26号文件精神，从各个角度论述了清除派性的必要性，有针对性地发表了《决非小题大做》、《驳派性人人有份论》、《评所谓“见分晓”》等35篇，形成强大舆论力量，对揭露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起了积极作用。

6月28日，省委针对各地贯彻省委26号文件的情况，再次发出通知，要求：一、要严肃认真开好传达贯彻会，千万不要走过场；二、先集中解决地、州、市领导班子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再解决各县、各部门存在的主要问题；三、对资产阶级派性，要采取摆表现、查危害、挖根源的办法加以解决，关键在于摆，把主要问题摆开；四、不搞“层层检讨、人人过关”，但不等于放弃积极的思想斗争，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的自我批评发言，要报省委；五、开好会议的同时，要抓好面上的工作。

7月24日至8月4日，为贯彻落实省委26号文件，省委召开专案审查和复查工作落实政策座谈会。9月10日，省委转发了座谈会《纪要》，要求坚决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认真落实党的政策。9月、10月两个月，要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个落实政策的高潮。对于“划线站队”遗留下来的一些政策不落实的问题，除少数重大、疑难案件外，要求在两个月内基本解决落实。各级党组织要把落实政策当成重点来抓，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划线站队”错误，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要通过落实政策，解开疙瘩，消除隔阂，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一定要明确目的性，充分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工作，防止简单化、走过场。关键是要把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搞通，真正认识到“划线站队”的严重危害，敢于正视问题，敢干放手发动群众。方法上，要多分别召开一些座谈会，开展个别谈心活动。要引导大家把仇恨记在林彪头上，不要互相攻击，更不能批斗基层干部。要严防阶级敌人挑拨离间，制造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

10月12日，《云南日报》发表《坚决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的短评，指出“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是林彪反党集团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的反动口号，是他们搞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省在处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问题上，曾一度搞了“划线站队”，把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划到错误路线一边，严重地影响了党内、军内和群众之间的团结，这是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由于“划线站队”，使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政治上受歧视，组织上受排斥，精神上受压抑，挫伤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之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我省一些地区和单位，在随后的一些政治运动中，也存在着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情况。政策不落实，群众不满意，影响了安定团结，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工作的前进，造成了严重恶果。各级党的组织，一定要充分认识“划线站队”错误的严重性和予以纠正的必要性，把纠正“划线站队”错误作为落实党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定不移地抓紧抓好。

10月18日，根据省委决定，省级机关党委召开贯彻省委26号文件经验交流会，介绍昆明市深入开展“一学、四批、五大讲”群众运动，围歼和粉碎资产阶级派性的经验。省委副书记黎韦在会上讲了话，要求各单位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把学、揭、批紧密结合起来，彻底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坚决粉碎山头派别活动，尽快改变“三慢”(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进展慢、纠正“划线站队”错误慢、落实政策慢)的状况。

11月8日，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督促检查全省落实政策工作。会后，各地、州、市、县以及大专院校、厂矿企业的落实政策办公室也相继成立。各级党委把批判“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作为当时的重要任务来抓，全省抽调1万多名干部做这项工作。1975年11月25日，省委批转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处理意见》(试行稿)，强调：“对于在‘文革’期间和‘划线站队’专案审查中被杀死、打死、自杀等非正常死亡的人员，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分别情况，按照党的政策迅速处理，并做好家属、子女的工作。”

全省各地通过贯彻执行省委26号文件，进一步揭发了“划线站队”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初步揭开了各个山头的内幕，处理了长期被资产阶级派性掩护下来的一些坏人，调整和加强了县以上的领导班子，抓了落实政策的工作，纠正了“划线站队”的部分错误，很快使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受审查，政治上遭迫害，精神上受折磨，肉体上受摧残，工作上靠边站，横遭不白之冤的老干部和一些“站错队”的人恢复了自由，安排了工作，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生产工作的积极性，云南开始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

与此同时，按照中共中央部署，云南对铁路运输、工业、农业、财贸等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整顿。

整顿铁路运输。“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对铁路运输的破坏，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人民的生活。为了改变这种严重的局势，中共中央于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铁路运输问题不解决，生产计划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他还指出，只敢说抓革命，不敢说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加强集中统一，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健全，组织性纪律性一定要加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妨碍大局，对闹派性的人要进行教育。他宣布大派小派都要解散，对闹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只等他一个月，再不转变，性质就变了。要把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离，调动后又钻出来新的头头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共中央1975年9号文件。此后，全国首先进行了铁路的整顿。

1975年3月13～16日，省委召开全省工业书记会议，传达上述会议和决定精神。会议强调，要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工业战线全面进行整顿，重点抓好铁路系统的整顿，以铁路系统的整顿带动整个工业的整顿和其他行业的整顿，努力把今年的国民经济搞上去。会后省委派出省委工交部和省计委的领导到昆明铁路局和2个分局贯彻中央9号文件，以铁路为重点的企业整顿在全省展开。3月，全省铁路货运量比2月增长22％。

4月2日，省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央九号文件，动员铁路沿线群众做好护路工作的通知》。通知说：中央九号文件已经发到各地了，这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圈阅的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九号文件，对于落实毛主席安定团结的指示，加强铁路运输工作，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重要的意义。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跨越省区，贯通全国，各个环节紧密联系。因此，各级党委要发动群众，积极维护铁路运输正常秩序。我省铁路沿线广大军民，协助铁路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铁路畅通和国家运输任务的完成。特别严重的是，中央九号文件下达以后，有的地方还出现强行无票乘车、拦阻列车、中断交通的情况，这是不能允许的。为切实贯彻中央九号文件，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畅通，省委要求铁路沿线地、县党委，必须迅速派出人员，对沿线社队干部和农民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要广泛发动群众讨论维护铁路运输的重大意义。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妨碍铁路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阻拦火车、中断运输、破坏铁路设施和偷窃铁路物资，强行无票乘车，围攻殴打铁路职工，都是违法的，必须坚决制止，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对有的人强行爬车，长途贩运，搞资本主义的，必须坚决制止，严肃批判。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对于制造事故、杀人抢劫、煽动哄抢物资、盗窃铁路器材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要坚决打击，依法严惩。同日，召开了有2万人参加的贯彻中央九号文件誓师大会。

4月5日，省委和省革委会召开有6万人参加的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传达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邓小平的讲话和《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省委副书记郭超在动员会上要求各级党委和革委会继续学习和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共中央《决定》和指示，抓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把生产搞上去的措施，排除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干扰。一、要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为头等大事抓紧抓好，在学习中注意调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现状，联系实际，加深理解。当前有些企业的方向道路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企业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并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手里。要努力学好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要跟上毛主席统一部署，按中央口径办，不要乱提口号。涉及经济政策问题，要持慎重态度。二、要进一步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我们各级领导班子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有少数是软、散、懒班子。有的人不顾大局，不讲党性，拉山头，搞宗派，热衷于争名夺利；有的人不抓阶级斗争，对歪风邪气不敢顶。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就要采取相应措施。对群众中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问题，领导要主动承担责任，多做工作，强调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坚持不改的，也要采取措施。三、一定要把今年的国民经济搞上去。工业战线要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当前，要重点抓好铁路运输，要求做到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安全正点。上半年工业生产要完成全年计划的一半。农业要迅速掀起备耕、春耕生产高潮，财贸战线要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服务。4月8日，省委向中共中央呈送的《关于传达贯彻中央九号文件情况的报告》，提出了云南省的4项贯彻措施，强调要整顿好领导班子，对散、软、懒班子要进行整顿和加强，该处理的要处理。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领导带领干部深入第一线，抓重点、抓薄弱环节，在短期内解决革命、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6月17～21日，铁道部部长万里来昆明铁路局视察工作，在昆明期间作了两次重要讲话。18日在铁路局党委会上讲话时强调：“你们对资产阶级派性采取了什么态度?对跟无产阶级专政捣乱的人采取什么态度?等等，要对照自己进行检查，谁检查不好也不行。要检查好，而且在实践中真正改了，才能成为团结的、战斗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班子。否则，就不是。如果不行就要采取组织措施。在这个问题上寸土必争，寸步不让，想逃避是不行的，只有老老实实检查，老老实实承认，老老实实改正，改了就好。”号召局党委常委“要代表广大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向资本主义势力发动一个强烈进攻，这样才能有个根本转变。”20日在昆明分局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又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派性，在政治上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在组织上是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是搞宗派的；在作风上必然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法，耍两面派的。资产阶级派性，是当前资产阶级向我们无产阶级进行侵袭、腐蚀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求“昆明铁路局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对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对无产阶级的敌人作斗争”。会上还宣布改组调整昆明分局领导班子，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又无悔改表现的领导干部，分别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隔离审查，调离昆明分局的组织处理，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根据省委负责人的指示，省委办公厅于7月14日印发了这两次讲话，要求各级党委联系实际，认真学习推广昆明铁路系统的经验，“敢”字当头，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和一切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作斗争，把国民经济和各项工作迅速搞上去。

经过整顿，进入4月以来，昆明铁路局运输生产迅速上升，货物发送吨数创造了当年以来最好成绩。4月，昆明铁路局发货121万吨，完成计划的100．7％，比3月增长32．5％，扭转了过去31个月没有完成计划的被动局面，创造了当年历史最高水平。

铁路的整顿，带动了工业的整顿。3月6日，省委批转《全省计划会议纪要》，指出：1975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也是为1980年前使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基础的一年。省委要求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云南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迎接国民经济新的跃进。

3月28日至4月7日，云南省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在昆明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省工交、基本建设、财贸、文教、卫生等战线的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的代表以及各地、州、市、省属有关部门、部分重点企业的负责人。省委副书记郭超在会上讲了话。会议交流了学大庆的经验，认真讨论了广泛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问题，认为全省学大庆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学得好的是少数，多数单位对学什么、怎么学还解决得不好。会议要求进一步解决学大庆的认识问题，在此基础上抓好如下工作：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始终抓住企业的方向道路问题。当前头等大事是抓紧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二、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建立一支革命化的职工队伍。要同资产阶级和旧的习惯势力对工人阶级的腐蚀和影响作坚决斗争，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防止蜕化变质。三、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当前要把交通运输搞上去。在全省搞一个运输大会战。要限期抓好煤炭、电力生产；要努力增产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大力增产轻工日用品。四、坚持“两参一改三结合”，加强企业管理。五、坚持“五七”道路，把社会主义企事业办成亦工亦农的革命化大学校。六、加强党的领导，把各级领导班子建成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战斗的指挥部。

7月12日，《云南日报》发表《学理论抓路线猛促工业生产》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1975年上半年，全省工交战线的广大群众和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努力大干社会主义，推动着生产逐月上升，形势越来越好。工交战线的同志们要鼓足更大干劲，奋战下半年，把工业生产搞得更好。抓好下半年生产，根本在路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领导上的思想政治路线端正了，党的政策落实了，群众的革命团结搞好了，工业生产也就上去了。7月下旬，受中央派遣，国家计委检查组在云南检查企业整顿情况，并听取了铁路、煤炭、冶金局和昆明钢铁厂的汇报。其中在听取省煤炭局负责人的汇报后检查组指出，云南的煤炭问题关键在羊场煤矿，这是重点矿。省里手软，班子没进行整顿，生产上不去，建议省委一个月内解决。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就是要抓得紧，行动快，踏踏实实。在听取省冶金局和昆明钢铁厂负责人汇报后检查组指出，昆钢是生产重点，这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煤、电、运输要全力保一下，昆钢的煤要保证每天250吨；二是昆钢要抓紧整顿干部队伍，克服派性，把管理搞上去，把设备修理好，完成钢铁计划。

7月19日，《云南日报》报道，煤炭工业战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职工，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精神，树立全局观念，增强革命团结，发展煤炭生产。到6月底，全省原煤总产量完成了年计划的50．7％，洗精煤产量完成了年计划的53．5％。

7月31日至8月5日，省委召开全省工交会议，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总结上半年生产计划完成情况，部署下半年工交生产工作。省委副书记郭超在会上讲了话。会议要求全省工交战线各级党委在下半年抓好以下工作：一、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省委有关文件精神，把革命问题解决好，把路线问题搞端正。二、采取果断措施解决重点企业的领导班子问题。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掀起学理论、抓路线、大战三季度的生产高潮。四、切实加强企业管理。五、狠抓薄弱环节，狠抓重点企业，迅速把生产搞上去。六、加强党对工交企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根据会议精神，8月5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作出更大贡献》的社论。社论提出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要围绕思想路线是不是端正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是不是真正开展起来了，群众是不是充分发动起来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不是建立起来了，资产阶级派性是不是克服了，党的政策是不是真正落实了，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不是有力地打击了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逐项认真检查，找出本单位在执行路线和政策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切实加以解决。指出资产阶级派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事业的公害，是安定团结的大敌，各级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坚持斗争哲学，寸土必争，寸步不让，把派性批深批透，批得他再也找不到市场。还要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风，坚决打击阶级敌人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内外勾结，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活动。要继续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修正主义货色，使企业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各地区、各工业主要部门要对所属企业的领导班子，一个一个地分析。对于软、散、懒的领导班子，要加强思想政治路线教育，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对那些闹资产阶级派性的领导干部和派头头，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坚持不改的，要采取果断措施，不要贻误大局。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加强革命团结，顾全大局，共同拆墙、填沟、解疙瘩，把一切革命同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都调起来。以战斗姿态迎接国庆26周年，迎接第五个五年计划。

8月25日至9月7日，省委召开全省国防工业企业干部会议，研究整顿国防工业企业问题。要求在年内每个单位的领导班子都要认真进行一次思想整顿，解决领导班子的方向路线问题。要加强企业管理，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关心群众的生活。

工业战线的整顿，使全年工业总产值达到42．3亿元，比上年增长1．7％。

整顿工业的同时，进行了农业的整顿。

1975年3月，省委召开农场工作会议，学习全国四届人大文件，总结交流农垦战线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会议要求农垦系统所属单位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加快农业学大寨的步伐，把农场办得更好。

3月24日晚，省委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当前春耕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领导干部要遵照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带头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搞好批林批孔，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促进农业大干快上。会议指出，到3月上旬，全省完成大寨式梯田地105万多亩；完成各种大小水利工程2．2万多件，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24．4万亩，除涝面积10万亩；平整土地39．5万亩，深翻土地84万亩，改造低产田地90万亩。小春作物经过认真加工管理，普遍长势良好，丰收在望。会议号召全党动员起来，为农业大干快上作出新贡献。

4月24日和7月8日晚，省委两次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当前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全党动员，全民动员，集中领导精力，全面组织人力、物力，夺取今年农业全面丰收。10月28日，省委召开广播大会，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11月，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传达全国农田基本建设座谈会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安排今冬明春的工作。同月，省委还召开了有省级机关和省属各单位参加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动员大会，部署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任务。

农业战线的整顿，使1975年农业总产值达到35．4亿元，增长8．4％，粮食总产量达到798．94万吨，增长17．4％。

整顿财贸工作。1975年3月5～7日，省委召开各地、州、市财贸工作负责人会议，专门讨论加强生产、收购、上调和支援城市、工矿区市场供应问题。会议指出：全省肥猪收供量比去年同期下降36．2％，上调量下降57％，昆明等城市和工矿区猪肉供应出现困难。省委要求各地大力发展生猪生产，抓紧肥猪的收购、调拨工作，重点保证昆明、个旧、东川等城市和工矿区的肉食供应。7月25日，省革委会同意省财办关于恢复建立供销合作社的报告。省供销社于当年12月15日起与省商业局正式分开办公，并恢复建立了各级供销合作社。7月28日至8月11日，省委召开全省财贸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支援农业、抓紧农副产品和工业品收购、积极组织财政收入以及抓好集市贸易的阶级斗争，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取缔长途贩运等工作。会议要求全省财贸部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一学、四批、五大讲，坚决消灭资产阶级派性，做好下半年的各项工作。要求：一、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促进生产大干快上；二、抓紧商品收购和财政收入；三、安排好旺季城乡市场；四、抓好集市贸易的阶级斗争；五、转变领导作风，从各级财贸领导机关抽出三分之一的力量，由负责同志带队，深入基层，帮助工作。会议还决定加强农村商业力量，合理摆布农村商业网点，在山区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一批代购代销店或代购代销员。8月15日，《云南日报》发表《加强党的领导做好财贸工作》的社论，指出财贸部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一条重要战线。认真做好财贸工作，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工农业生产，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改善人民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希望财贸战线的广大干部和职工团结起来，深入学习理论，大鼓革命干劲，为迅速把财贸工作搞上去作出积极贡献。

此外，其他各方面也开展了整顿。7月6日，省委作出《关于加强公路交通运输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全省公路交通运输单位，要坚决贯彻关于“安定、团结”的方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要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整顿交通运输秩序。10月30日，省委在省属各部委办局领导干部学习会议上指出，贯彻落实中央九号文件，进行全面整顿，就是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地方整顿，包括农业整顿，工业整顿，商业整顿，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整顿和文艺整顿。关键是整党。11月6日，省委又强调，贯彻中央九号文件，机关也要整顿。要把省级机关整顿得有战斗力，克服派性，增强党性，成为团结战斗的机关。

1975年，由于各行各业进行了治理整顿，尤其是结合云南的实际情况，贯彻了省委26号文件精神，开展了“一学、四批、五大讲”的群众运动，特别是批判了资产阶级派性，初步落实了党的政策，着手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积极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从而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全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54．3亿元，比上年增长4．9％；工农业总产值77．7亿元，增长4．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9．7亿元，增长5．4％。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8月和10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经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了这2封信，受到毛泽东的指责。毛泽东认为“信的动机不纯”、“矛头对着我的”，并认为，邓小平转了刘冰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刘冰。经“四人帮”策划，于11月中旬，清华大学在党委会议和全校大会上批判了刘冰和国家教育部长周荣鑫，说他们“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有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讲话要点》：“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一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5]23号)，传达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打招呼会议讲话要点。12月10日下发《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5]24号文件)，决定将23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又下发《中共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辩论的情况报告〉》(中发[1975]26号文件)。

1975年12月16～20日，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和部署召开直属机关负责人、大专院校党委书记、昆明市委负责人会议，传达、学习和讨论中央23号、24号和26号文件。12月20～27日，省委又召开地、州、市委书记和分管文教的副书记会议，传达、学习、讨论中共中央这3个文件。

1976年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把“打招呼会议”精神捅到社会上。此后，在全国范围迅速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造成“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更大的反复和动乱。

1976年1月，“四人帮”在云南培植的帮派头目黄兆其、刘殷农和涂晓雷等人共同策划，由涂晓雷执笔，用“秦臻”、“姚雨”等笔名，炮制了《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字报，在昆明街头醒目处张贴。大字报攻击云南贯彻省委[1975]26号文件“造成一种贯彻修正主义纲领的恐怖气氛”，是“对新生力量大砍大杀，对复辟势力大举大请”，诬陷邓小平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做法不亚于波旁王朝的复辟，袁世凯之称帝，保皇党之嚣张，还乡团之反复”；诬蔑省、市委和省属16个部、委、办、局的25名领导干部是“还乡团主要骨干”，有的还被诬蔑为“叛徒”、“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煽动“向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发动毁灭性进攻!”，“把走资派把持的党、政、军、财、文等大权夺回来!”同时狂妄地提出：“我们斗争的目标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和巩固这个政权”，“省委是压在云南人民头上的土皇帝”，“现在就必须解体”，“要把省委坚决打倒”，要“牢固地建立一个‘文革’式的领导体制”。

2月16日《云南日报》一版刊登“省教育局大批判组”文章《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击右倾翻案风》。号召要“迎头痛击”教育战线的“右倾翻案风”。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开会(被称为“打招呼会议”)，云南有贾启允、七林旺丹、朱克家参加。华国锋在会上讲话，要求各地回去后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文件，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一些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并指出以这次打招呼为界，会议前的问题，由中共中央负责。会后还转不过来就不好了。在云南小组会上，“四人帮”无理指责云南省委“在贯彻省委26号文件过程中，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刮得很厉害”。王洪文说：“反派性，实质上是打击新生力量，否定‘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派性，一千年有，一万年有!”张春桥则说：“什么带职下放，是打击造反派的一根棍子，是你们耍的鬼把戏，”并质问，“为什么不让人家回来造反?”江青也对七林旺丹说：“我在中央受压，你在云南受压。”朱克家回到云南，把“四人帮”的讲话全部告诉黄兆其，并说中央首长要他帮助省委领导转好弯，他是向中央作了保证的。就这样，“四人帮”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为云南定调子，指路子。他们和云南的帮派体系上下串通，狼狈为奸，在云南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造成了云南的大反复。

朱克家是1969年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仓公社插队的上海知识青年。1973年3月上海《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刊登了一篇关于他的事迹报道，吹嘘他是“那个山寨里第一个人民教师、第一个拖拉机手、第一个木匠、第一个裁缝、第一个理发师”，是“僾尼山寨里最忙的年轻人”。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等看后，批示要大力宣传。朱克家署名的《我深深爱上了边疆一草一木》，是姚文元亲自通知上海市委派人来云南写的，题目也是姚文元改的(原为《志在农村，大有作为》)。5月8日，《云南日报》三版转载《红旗》杂志1973年第五期刊登的朱克家署名文章。5月22日又转载《人民日报》通讯员和《文汇报》记者写的长篇通讯《农村也是大学——记上海知识青年朱克家在云南省勐腊县勐仑公社锻炼成长》。当发现朱还不是党员时，张、姚等还强行要云南在文章发表前，把他突击入党。以后，又经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提名，让他当上云南参加党的“十大”代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四届人大代表。朱成了“四人帮”的重要亲信和在云南的代理人，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伙同云南帮派头目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猖狂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干了许多坏事。

3月6～28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1976]4号、5号文件，即3月3日发出的《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转发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上讲话的通知。会议之前，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密谋策划，要扩大会议规模，老、中、青都来，不能只是一、二把手，特别是去年挨整的干部要来，要迫使省委承认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帮派的压力下，省委决定把参加会议的人员扩大到638人。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朱、黄、刘等人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由他们在会内带头发难，攻击邓小平和省委；另一方面组织一些地、州、市的帮派势力，到会上揪斗省、地、州、市党委领导干部，冲击会议。他们还串连、裹胁参加会议的一些人签名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成立由各方面代表组成的所谓“党的领导小组”，取代省委领导。

在这样的形势下，省委书记贾启允在3月13日召集人会议上，作了题为《我的揭发、批判和初步检查》的发言，把1975年9月21日邓小平对他来云南工作时所作的指示，歪曲篡改为“修正主义”，检查自己到云南后“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他的发言，被帮派作为“批邓”、“打邓”和压其他领导人转弯的所谓“钢鞭材料”，有些外省的帮派分子也利用这篇发言压本省的领导“转弯”。此后，在全省就刮起了“大反复”的歪风，贯彻省委26号文件取得的初步成果被全盘否定，刚落实政策安排了工作的领导干部又被打成“复辟派”、“还乡团”，再一次受到无情批斗。

3月20日，在帮派头目黄兆其、刘殷农的操纵下，昆明市公安局交通大队的个别帮派分子，诬陷领导“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刮了右倾翻案风”，要求改组交通大队领导班子，妄图夺取领导权。为达到此目的，他们公然提出“走资派不倒，红绿灯不亮”的口号，煽动全市交通民警离岗造反，造成全部交通岗除交通大队大队长和政委外无人执勤的现象。这一全国罕见的“集体罢岗”事件，历时近7个月，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复岗。罢岗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仅交通岗周围发生的车祸约80起，昆明市全年因车祸伤亡高达1000余人。

3月25日，云南帮派头目黄兆其向王洪文写报告，说省委的几个主要书记没有转弯，辜负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一再希望，失去了信任，丢失了对运动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建议中共中央派工作组来云南具体帮助指导，并对省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整个过程中，朱、黄、刘等帮派分子通过多种方式和“四人帮”紧密挂钩。他们除直接向“四人帮”写报告，报送省委和昆明军区领导的材料外，还多次通过“四人帮”在北京的联络据点和《人民日报》派来云南的“记者”，以及在京的联络人，向“四人帮”送材料和报告，并曾几次派出心腹和骨干到北京“四人帮”的联络据点，打听消息和领取旨意，接受任务。9月28日，毛泽东逝世不久，他们认为“四人帮”将尽快解决云南问题，迫不及待地由帮派骨干涂晓雷等人向《人民日报》来云南的“记者”写信，建议朱克家在省委内担任常委或副书记，建议黄兆其进省委常委班子。

3月底4月初，在帮派头目黄兆其、刘殷农及“四人帮”代理人朱克家等人的威胁逼迫下，省委释放在纠正“划线站队”错误中逮捕关押的一批刑事犯罪分子。一时间，在全省掀起“监狱里面找左派”，强迫领导释放在押犯的歪风，有120多名罪犯被释放出狱。一些地方出现“红花犯人”：帮派头目公然给罪犯戴上大红花，彩车接送罪犯，还安排大批人马敲锣打鼓、放鞭炮，招摇过市，摆宴席庆贺，向党和人民示威，气焰十分嚣张。这些分布在各地的帮派骨干、刑事罪犯出狱后，进行疯狂地报复和反扑，继续搞打、砸、抢，毒打干部，作恶多端。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又伙同其头目积极策划武装叛乱。

早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以黄兆其、刘殷农为主要头目的帮派势力，就紧跟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打击周恩来。他们声称：“新的代表法家思想，老的代表儒家思想；新干部的代表人物是王洪文，老干部的代表人物是周总理。”并造谣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代表儒家思想”，“主张保守、复辟、复旧”，“是运动的阻力”。周恩来因病住院，帮派头目们公开诬陷说：“主要是政治原因”，“总理是体面下台”，“这样解决是再好不过的了”。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因病逝世。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纷纷举行悼念活动，但遭到“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他们不让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悼念活动，并一律不准宣传报道，不准广播，还不准群众佩戴黑纱、白花，引起群情激愤。昆明的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怀着极端悲痛的心情，纷纷自发地汇集到东风广场，献花圈，送挽联，张贴悼念诗词。省、市机关、部委办厅局、企事业单位自发地举行了悼念活动。4月初，昆明市的广大群众汇集东风广场，举行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并准备于4月8日在广场召开悼念周恩来逝世三周月的大会，后因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大会没有开成。对此，帮派头目黄兆其等人曾向“四人帮”密报。4月7日，云南重机厂工人、共产党员方策出于对“四人帮”打击迫害周恩来的义愤，在厂区贴出“打倒林、江、张贼”、“人民思念周恩来”等内容的12条大幅标语。这一事件被当做“反革命事件”进行追查，但在干部和群众的掩护下，一直无法侦破。1979年1月10日，中共昆明市委批转重机厂为“四七反标案”平反的请示报告，正式为方策平反。

云南帮派还制造舆论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把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邓小平，把邓小平捧上台的最大的走资派是指周恩来，说明周恩来是有问题的。”有的诬陷说；“周恩来可能是内奸”等等。为了“打周”，军队和地方的帮派进行了一系列频繁活动，但又慑于周恩来的崇高威望，不敢贸然行动。当得知“云革群”的主要头目、昆明市工会委员刘永昆想发动“打周”后，便决定“先放个氢气球试探一下”，“王永昆要打，先叫他们去打；打对了我们再跟上；打错了，反革命让他们去当。我们的态度是一不反对，二(暂)不参加”。在他们的鼓动下，王永昆等通宵开会，紧张策划“打周”，从犹豫“不打第一枪、第二枪、第三枪，直至第五枪”，转而怕被别人“抢了头功”而下定决心，“坐牢杀头无所谓，向周总理开炮”!于是写了《关于打倒周总理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报告》的大字报，在1976年5月18日凌晨2时贴上大街，3时左右分送到省委和新华分社，当时简称“五一八”反革命事件。

春城人民看到署名王永昆、夏良途(昆明市制药厂革委会主任)等8人的大字报后非常愤慨，强烈要求严查。省委立即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决定并报公安部批准，于当天上午10时将王永昆、夏良途等8人逮捕归案。阴谋败露后，帮派势力乱了阵脚，密谋对策，开脱罪责：一、要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要制造舆论，该说的说透(即所谓对周总理是有感情的)，不该说的不说(隐瞒策划支持王永昆反周总理的问题)。二、提出以是否在大字报上签名为界，不要牵扯其他人。三、揭发王永昆等人的策划过程及与王永昆有牵连的人和事，编造王必成、黎韦和新华分社记者石玉生的材料，找省委汇报，向《人民日报》记者反映。四、提供假情况，栽赃诬陷王必成和黎韦。五、以“五一八”事件发生在昆明为借口，要求转由昆明市公安局负责审理此案，以便刘殷农直接掌握审理权，保护同伙过关。这些帮派分子抢先制造舆论说“黎韦、王必成是王永昆的后台”，收集黎、王的“材料”。他们抛出《春城魔影——“五一八”事件的真相》的文章，继续陷害黎韦和王必成是“五一八”反革命事件的“后台”。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开展，全案终于查清，真正的后台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5月4～21日，省委召开理论讨论会，学习和讨论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会前，“四人帮”在云南的代理人朱克家和帮派头目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密谋策划，“要把这次会议作为同走资派斗争的场所”。会议一开始，他们就以小组、大会发言和会内会外贴大字报等方式，指责会议是搞“纯学术讨论”，要求把会议变成“批邓”和“揭发省委的战场”，攻击省委执行了“反派性为纲”、“整顿为纲”、“刮了右倾翻案风”，并点名要省委领导人到会检查，还把一大批刚刚出来工作的老干部诬蔑为“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会议变成了帮派制造舆论的论坛。“四人帮”在云南的亲信朱克家原来说不讲话的，闭幕式上突然站起来讲话，称赞“这次理论讨论会开得好”，“我们学理论就是要为现实斗争服务”。说1975年起用一批老干部“造成了有些地方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声称“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靠这些人领导是不行的”。会后，有些地方召开了类似会议，它们大都为帮派势力所把持，用来揪斗所谓的“还乡团”、“复辟派”，使全省大反复的灾难更趋严重。

6～7月，“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活动，云南的帮派头目也积极策应配合。黄兆其、刘殷农及其同伙先后在昆明百货大楼和西山华亭寺等处密谋策划，确定“把活动转入内部”，利用已取得的权力，抓紧“突击纳新”、“突击提干”、“调整充实领导班子”，“补充新生力量”，实行“提、补、纳、调”和“打、拉、烧、靠”的方针，有组织、有预谋地篡夺省、地、市各级各部门和厂矿党政领导权。他们还提出：“要通过斗争，把黄兆其斗进省委常委领导班子，刘殷农斗进市委书记班子(当时黄兆其系省革委会副主任，参加省委常委工作；刘殷农系昆明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上面有了样板，下面就照着干”。对于有些他们“未控制领导权”的单位，则采取“继续乱”的方针，“乱够乱透”，以达到“胁迫党委就范”的目的。在此期间，黄兆其利用他窃据的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的权力，采取各种手段，将其同伙突击提进所在单位的领导班子。

6月，“四人帮”借中共中央派出慰问团慰问云南龙陵地震灾区人民之机，亲自找贾启允谈话，令其交代检查，与邓小平划清界限；同时又与黄兆其和省委内的个别人密谋策划，对其实施“上压下挤”、“内外夹攻”，强使贾在震庄宾馆关起门开了40天常委会议，集中批判贾启允和省委贯彻执行省委[1975]26号文件的问题，最后于7月25日形成并下发《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会议纪要》(云发[1976]40号)。这是一个完全不顾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适应“四人帮”需要的极端错误的文件。它是在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等帮派分子步步进逼，省委领导人节节退让，不顾省委常委的一些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文件宣称：“去年夏季以来，省委积极执行了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刮了右倾翻案风，犯了路线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一、贯彻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路线，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歪曲了党的基本路线；二、歪曲甚至否定了云南的大好形势，渲染与夸大了那些支流问题；三、以反派性为纲，打击了革命新生力量；四、执行了邓小平“首先抓班子”、“全面整顿”的组织措施和行动部署，破坏了老、中、青三结合；五、在落实政策中搞了“一风吹”，把一些不该否定的问题也否定了；六、中央几次打招呼，省委迟迟没有转好弯子。文件还攻击“省委常委中的一些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总是以‘革命功臣’、老造反自居，对日益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不理解，不懂得如果自己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利益，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会在革命战争的伟大转变关头掉队，甚至变为革命的对象；对造反派看不顺眼，吹毛求疵，遇到机会还想打击报复。当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就有抵触，甚至反对。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对群众的批判耿耿于怀，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总是不肯和工人、贫下中农划等号，不去自觉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总是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想方设法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甚至凭借权势压人，严重脱离群众，站到了广大群众的对立面”。文件认为“我省整个运动的发展、进展缓慢，落后于全国，学的很不深，批的很不够，对错误的纠正还是刚刚开始。特别是由于弯子转得不好，对运动的领导很不得力，排除干扰不力。对搞得好的单位的经验也没有认真地总结推广，影响到运动的正常发展”。为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一、要把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放在首位。二、集中火力批邓。三、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基础上积极地、稳妥地解决刮右倾翻案风所带来的问题。四、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以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五、切实加强各级党委对运动的领导。

这一错误文件，由于适应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受到了云南帮派头目的齐声喝彩。朱克家说：“省委40号文件，是我一字一句抠出来的。”黄兆其说：“要充分肯定这个文件，这是我们斗争的结果。”而贾启允则宣称：“按照省委40号文件转弯，是不可逾越的一步。”文件下达后，冲击了全省各地，冲击了工业、农业、财贸和交通运输各个部门，也冲击了军队，使全省更加混乱。不少因资产阶级派性严重被下放或调动的干部又官复原职，落实政策后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又被赶下台，一些地方和单位甚至出现了“武力转弯，棍棒夺权”的情况。这一文件，当时也曾受到许多地区、部门、单位党组织的抵制。1979年1月18日，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在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代表省委宣布撤销了这一错误文件。

1976年7月初，“四人帮”的亲信、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派出工作组来昆明，调查收集各地领导阻碍“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材料。按照“四人帮”大写特写“与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旨意，省文化局主要负责人在海埂主持召开了“全省创作会议”。会上大肆鼓吹“要建立一支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创作队伍”，“要努力塑造与党内资产阶级对着干、同走资派对着干的英雄形象”，“要写走资派的本质特点，刻划走资派的欺骗性、残忍性、顽固性”，“要把斗争锋芒指向那些决策人物、挂帅人物”，“要从小舞台反映大舞台”。在这股邪风的煽动下，七八月分先后炮制了两部“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反党话剧剧本《典型报告》和《搏斗》。在《典型报告》中，出现了省委书记这样的“大走资派”顾从熙；在《搏斗》中，出现了中央部长一级的“大走资派石谦礼(石谦礼为“十千里”的谐音，影射攻击当时的铁道部长万里)。其中的《典型报告》已被搬上话剧舞台演出。

8月18～23日，云南省红卫兵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在昆明举行。朱克家擅自将会议的指导思想篡改为批判“云南省委内的走资派”，并改变会议议程，临时安排召开所谓“批判会”，将省委的几位负责人骗到会上进行批斗，在全省造成恶劣影响。

8月31日，省委发出《关于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汇报提纲〉、〈条例〉三株大毒草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深批所谓“三株大毒草”(指《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此前，8月24日，省委曾召开有线广播大会，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对这3个文件的批判。这3个文件，都是1975年下半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为了纠正“左”倾错误，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恢复和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而起草的，但被“四人帮”诬为“大毒草”。这个很不得人心的“批判”，在不少单位受到了干部、工人的抵制。

9月初，省委办公厅内的帮派分子胡延观把毛主席病危的重要国家机密告诉黄兆其后，帮派势力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9月6日，云南的帮派势力炮制了“改组云南省委”的方案送交姚文元派到云南的“记者”，转交江青反革命集团。

在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云南帮派势力制造的1976年的大反复，给云南又一次造成了灾难，社会动乱不止，全省国民生产总值比1975年下降9．3％，工农业总产值下降14．6％，财政收入下降41％，财政赤字达6．57亿元，云南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四人帮”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的最后挣扎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却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消息传到边疆云南，各族人民欢呼雀跃，以各种方式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神州大地普天同庆，而“四人帮”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却惊恐万状。10月12日，帮派头目黄兆其、刘殷农得到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他们攻击中共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扬言要“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10月13日，黄兆其秘密召集开会，策划叛乱。他们分析形势后认为：“云南造反派力量强，自然条件好，进可以影响全国，退可以上山打游击”，决定“学蔡锷起义，拉起队伍大干一场”，形成“云南发难，全国响应”的局面。他们制定了武装叛乱的具体方案：一、决定派人到上海取得联系，了解“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动向，只要上海一有行动就起来干；二、要拉起队伍来干，决定由黄兆其与驻昆部队的某些人联系，策动叛乱；三、“使用武力控制昆明市”，“控制军区领导机关”，“控制省委和军区的主要领导”，策划绑架军区和省委领导；四、破坏通讯设施，把党、政、军的指挥系统搞瘫痪；五、控制民兵队伍，以昆明为基地做好枪支、弹药、物资上的准备，确定控制省建、昆明铁路局、昆明煤机厂等单位的民兵队伍和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武器弹药，并给这些单位的帮派打了招呼；六、由部队占领广播电台，广播“宣言”《告全国人民书》；七、如果失败，在昆明呆不住，就以楚雄为基地，到大理、丽江一带上山打游击，打游击不行就逃出国外寻求政治避难；八、决定由帮派核心成员分头给昆明地区和地县骨干打招呼，在思想上、组织上、物资上做好迎接反复、进行叛乱的准备。他们除了密谋叛乱外，还策划组织帮派“第二套班子”。他们分析“四人帮”被抓以后，认为“黄兆其、刘殷农等头头可能被抓，坐牢”，“要考虑‘二线’、‘三线’的问题，不然头头一被控制了，下边就乱了，连个营救、说话的人都没有”，同时，还可以“稳住造反派队伍”。

会后，他们四处活动，部署武装叛乱的准备工作和组织“第二套班子”。13日晚，由涂晓雷给回苏州探亲的沈某发了密语电报，要他“立即回昆”，“沿途采购货物”(指收集动态)。同时，由刘殷农安排吴某乘飞机去上海，探听“四人帮”阴谋在上海武装叛乱的动向；他们违背中共中央规定，在许多地区和单位，利用他们篡夺的一部分权力搞“第二武装”，恢复了所谓“民兵指挥部”，控制了一部分民兵武装。

16日上午，黄兆其等人又秘密开会，专门谋划在昆明地区武装应变的问题。他们商议，要依靠帮派势力所控制的一些单位作据点，带动附近，联成一片，控制昆明。当晚，刘殷农在听了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后，仍继续召集帮派人物开会，叫嚣“重上井冈山”，“要到工厂里组织民兵”。他们企图串连市公安局和市交通大队的同伙，谋取枪支，抢劫汽车，上山打游击。还就叛乱的破坏形式、手段作了具体策划。提出在行动上要学习美国“三K党”的办法，杀害市委、市公安局的负责干部。他们分析了城市叛乱的条件，妄图组织“地下游击队”，采用袭击车辆、住宅等手段搅乱昆明市。

10月19日，黄兆其召集刘殷农等人开会，密谋组织帮派搞社会活动“工作班子”的问题。他们计划这个工作班子的任务是：“一是造社会舆论，稳住阵脚；二是经常了解社会动态，以便采取对策；三是准备以后我们有些人无法活动时，要有人能够继续进行斗争”。随后，按照黄兆其的意见，他们还组织了一个专门搞社会活动的“工作班子”。要这个班子“以后出大字报，做文章”，“要继续出下去，坚持下去，要给他们看看，我们不在，照样有人出大字报，有人讲话”。黄兆其等还策划了在省委常委内安“钉子”的问题。

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及时打击了“四人帮”及其在各地培植的党羽，也粉碎了云南帮派势力武装叛乱的阴谋。云南的帮派头目急忙订立攻守同盟，销毁转移罪证，破坏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妄图隐藏下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1976年10月中下旬，黄兆其、刘殷农一伙为隐瞒其罪行，多次开会策划，研究对策，订立攻守同盟，确定统一交待问题的口径：交待问题只承认受了“四人帮”的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是照报纸上那一套搞的；只讲现象，不讲内幕；只讲自己，不讲别人；只讲个人，不讲组织；就是坐牢也不能讲，谁讲了就把问题推给谁。黄兆其还再三嘱咐：“特别是武装叛乱问题，那是出于当时的情况，现在不能再传再议，也不能承认”，“今后活动要谨慎，要尽量避免开会，用个别串连的方式活动，行动上要表示支持省委”，“把现有阵地巩固下来，保护班子中没有暴露的人，利用在领导班子中的有利条件坚持搞合法斗争”。与此同时，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大量地销毁和转移隐藏材料。黄兆其布置说：“材料要赶紧处理，对整理的省委、各级党委的材料，该烧的要烧掉，该处理的要处理，不能留下任何痕迹，即使抓起来，也找不到证据。”他们还提出，处理“以妥善为原则”，“一般的销毁，有价值的保存，留待以后见分晓”。朱克家烧毁了帮派搞的解决省委问题的材料，以及收集整理迫害领导干部等许多材料；黄兆其烧毁了向“四人帮”告状和各地帮派送的40多份材料；刘殷农等人也销毁了许多材料。同时，他们对那些“留待以后见分晓”的主要材料，则进行转移隐藏。黄兆其的妻子就把黄整理省委领导和部委办局以及一些地、州领导班子的材料，缝在贴身穿的衬衣里；涂晓雷把113份材料转移隐藏，其中，多数是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为篡党夺权向“四人帮”告状的“报告”，也有他们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大字报底稿，以及朱克家、黄兆其、胡延观的发言，他们之间往来的部分信件，涂晓雷的笔记等材料。在揭批查运动中，先后查出帮派分子转移隐藏的2000多份材料和136本笔记，这些材料成为了他们的历史罪证。

在省委传达了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精神后，群众纷纷写大字报揭发云南帮派有关篡党夺权的问题。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为了蒙混过关，在暗地里施展各种阴谋手段，蓄意制造混乱，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认为“从长远来说，斗争并没有完”，在行动上要伪装“紧跟党中央”，“积极支持省委”。10月21日，昆明纺织厂、昆明橡胶厂、轻工机械一厂等单位的部分职工，激于对“四人帮”及其培植的云南帮派体系的义愤，将黄兆其从省工交办公室抓去游街示众。黄受了点轻伤，便以此为借口，住进了医院。接着，黄兆其一伙先后3次开会，研究所谓联系云南实际揭批“四人帮”的问题，提出“你联你的，我联我的”，有意制造混乱。他们还炮制了一个所谓《斩断伸向云南的黑手，揭发“四人帮”罪行(提纲)》的17件大事。这份《提纲》别有用心地提出：周兴是怎么死的?省委[1975]26号文件是王洪文主持搞的；王洪文向贾启允说云南“炮派”是长期受压的；王必成究竟与“四人帮”有何黑关系等17个问题。复写数份后，分别在帮派内部传达，要同伙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用出大字报、写大标语、开批判会以及其他可以利用的机会，大造舆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干扰揭批查运动的方向。同时，他们还采取颠倒是非，捏造事实，嫁祸于人的卑劣伎俩，故意搅乱形势，妄图再次挑起派性，实现黄兆其提出的使云南的揭批“四人帮”运动“形成两派的局面，争取中央解决云南问题时各打五十大板”的阴谋计划。

但是，云南的帮派分子及其势力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执迷不误的顽抗结果是彻底的覆灭。

结语

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它给云南各族人民带来的是思想严重混乱，社会动荡不安，经济严重倒退，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在云南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这是一个靠造反起家，以后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干尽坏事的帮派势力，他们是一个有头目、有核心、有骨干、有幕后支持者、有文武班子、活动据点、情报网络等一套严密的组织系统。他们在组织上受“四人帮”的直接指挥，在政治上和行动上，完全按照“四人帮”的旨意行事。

“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中共云南省委开展了揭批查运动、“两案”审理和核查“三种人”的工作，同时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落实政策，逐步肃清了“四人帮”在云南的流毒，实现了拨乱反正，云南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振兴之路。

揭批查运动

1976年10月12日，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贾启允、省委副书记七林旺丹、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海棠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打招呼会议”。“打招呼会议”分批向中共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事件，宣布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罪行。

10月13日，省委抽调干部组成“材料组”，搜集整理“四人帮”及其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的活动情况，并向中共中央报告。省委组织部部长荆克洲任组长，有10余人参加做具体工作。

10月15日，贾启允从北京回到昆明，当晚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打招呼会议”精神以及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讲话。会议针对云南边疆地区的特点提出，要尽快传达中共中央精神，利用这个机会把形势稳定下来。对错误的东西要坚决抵制，对敌人要坚决打击。第二天，省委常委会议继续对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的措施、社会动态及相应措施、向下传达等问题进行讨论。省委常委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认为“四人帮”乱党、乱军，既破坏革命，又破坏生产，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大快人心。省委常委要紧密地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一切行动听从中共中央的指挥，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提高警惕，揭深批透“四人帮”的问题，肃清他们的流毒。要加强领导，对少数人的错误思想，要及时予以批评；对公开搞破坏的反革命，要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16日、17日，省委分别召开省级各部委办局领导干部会议和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并组织了初步的学习和讨论。18日，省委常委会议听取地书会议的情况汇报，对各地传达会议精神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各级党委一定要在传达中把生产摆在日程上，认真抓好工农业的增产。要形成一个更亲密、更团结，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与此同时，省、市级机关对中共中央精神也进行了传达。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6]16号)，指出：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王、张、江、姚进行过多次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改悔；三、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四、在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五、反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一律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

10月19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传达后的形势。鉴于广大群众积极拥护中央决定，省委为营造揭批“四人帮”的社会舆论，决定召开庆祝大会，并作了具体安排部署。20日、23日，云南省、昆明市、昆明军区2次举行25万、50多万军民参加的群众大会，全省1000多万军民收听了大会实况广播并举行集会游行，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10月21日、27日、28日，省委常委会议学习中共中央16号文件，揭批“四人帮”的罪行。认为云南是全国问题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派性问题、团结问题尚未解决，民族问题、边疆问题都比较复杂，要广泛宣传中共中央16号文件，乘这个大好时机把各方面的工作搞上去。从省委到各级党委、干部、学生、工人都要认真学习，彻底揭发“四人帮”的罪行，真正认清“四人帮”的反革命性质。要从思想上认识到对“四人帮”采取措施的现实和深远意义。当前，各级党委必须统一思想，总结经验教训，维护党的团结，坚持党性原则，分头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抓革命促生产。要以中央16号文件为界，再搞打、砸、抢的，坚决镇压；对长期脱离工作岗位、不上班的要扣发工资。

10月30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16号文件，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罪行的通知》。要求：一、提高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和伟大意义的认识，自觉地把这场斗争当作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认真抓紧抓好；二、反复学习中共中央16号文件，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三、在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规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四、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一律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五、以揭批“四人帮”为动力，搞好当前的工农业生产。

11月4日、5日，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学习中共中央16文件，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问题。会议认为，当前省委必须把揭批“四人帮”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把学习和揭批“四人帮”紧密结合起来，省委和各级党委都要带头学、带头批，各系统、各单位要充分发动群众，可以组织召开大会进行揭发批判。报纸要采取报道和评论等形式把中共中央的指示和省委的精神报道出去。有些报道，省委可以先讨论作指导。11月7日，省委决定，在《云南日报》上发表社论，要求各级党委排除干扰，克服思想顾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加强领导，按中共中央的政策精神，集中火力狠批“四人帮”插手云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罪恶。8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大揭大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的社论，提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联系实际，集中火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大揭大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彻底清除“四人帮”在云南的恶劣影响和流毒。各级党委要广泛宣传，把广大干部群众动员起来，投入这场斗争。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一律在各级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各级领导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前列，热情支持群众。要采取有力措施，不准串连，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对反革命、打砸抢者，要实行镇压。要把反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此后，全省各地纷纷举行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行大会，声讨“四人帮”及其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篡党夺权、破坏云南革命和生产大好形势的罪行。

11月15日，省委常委会议听取部分地州汇报传达中央16号文件后的情况。提出，对这次斗争的性质、意义、态度一定要明确，要有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态度。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充分发动群众，联系实际揭发批判“四人帮”在云南犯下的罪行，肃清其在各条战线的影响和流毒。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及时掌握情况，交流经验，团结对敌。

11月17日，省委决定上报朱克家从知青到中央候补委员、其与“四人帮”的关系、配合“四人帮”进行了哪些活动以及他在省知青办、省农垦局、师院、昆钢讲话的材料。朱在几次讲话中说“毛主席有许多遗言没有传达”，“中央准备开三中全会，云南省委再不转弯就叫他们靠边站”，制造了许多混乱。这些问题要叫他自己交待清楚，组织上也要彻底查清楚，然后上报中共中央。11月21日，省委决定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对朱克家可以批判，可以揭发，但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要讲事实，绝不准用“四人帮”乱揪斗那一套。对朱克家的先进事迹要组织人调查，将查证结果报中共中央。省委特别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抓紧发动群众，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打倒一切，特别是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抢班夺权、改组省委的罪行。凡是和“四人帮”有关系的人，都要把问题讲清楚。

11月22日，省委听取黎韦传达中央宣传工作座谈会议精神。提出，要掀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更深刻地揭发批判“四人帮”全面背叛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实质。要宣传和“四人帮”的斗争是敌我矛盾，但是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放手发动群众，从政治上、思想上揭穿他们的画皮，揭批“四人帮”破坏党的传统的罪行，要人人动手，联系实际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11月27日，省委常委会议研究提出，既然“四人帮”插手云南，就应该把他这条线上的人揭发出来，决不能手软。朱克家的十一大代表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安排的，他在云南积极推行“四人帮”的路线。2月中共中央通知江青、王洪文的讲话不准传达，他不仅传达，而且把王洪文在上海开会点的名也讲了。他到处讲话，影响很坏。他的先进事迹有很多也是假的，主要是“四人帮”搞的。11月29日，省委召开省直机关5000人大会揭批朱克家。

12月1日，省委发出《关于深入揭发批判清查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部署》，强调：必须充分认识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的性质和伟大深远意义。要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四人帮”的人民战争；要把揭、批、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高潮同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高潮结合起来。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广大干部群众一定要团结对敌，对于破坏运动的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要坚决予以镇压。要敢于排除各种干扰，消除派性，削平山头。

同日，省委研究揭批查运动时认为，运动越深入，越需要统一认识，重要情况才能互相通报。现在要解决组织领导问题，组织一个清查“四人帮”运动办公室，具体领导全省的揭批查运动。同时提出，对省委常委彭贵和、金桂仙应点名检查，说清问题。12月4日，省委作出决定，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成立省委清查办公室，彻底清查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及其在云南的阴谋活动。常委分工由刘明辉、李文负责。省委组织部部长荆克洲任办公室主任，省委副秘书长李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晋德任办公室副主任。省委要求各地州市委和各部委办厅局，也要成立相应的机构。12月10日，省委清查运动办公室正式成立(1977年2月16日，“清查办”改为“中共云南省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任主任。1979年1月后主任由省委第二书记李启明接任)。

12月2日，省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央“当前宣传要点”的意见》，提出：当前宣传工作要突出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群众运动，在全省范围内打好三个战役：第一个战役。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揭发批判“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第二个战役。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极右实质；第三个战役。揭发批判“四人帮”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打第三个战役时，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召开有线广播大会，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要指示，点名揭发批判云南军内外帮派的黑后台鲁瑞林的罪行。

12月7日，昆明市委向省委汇报，群众对市委今年在干部会上点了400多人的名、给200多名干部戴上“还乡团”、“复辟派”的帽子，把很多领导班子搞瘫痪反映强烈。对刘殷农接见“四人帮”派来的所谓记者很有意见，刘向记者乱反映情况，而且还送了黑材料。省委听取汇报后指出，揭批“四人帮”运动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一定要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要加强党委领导，加强联系，经常研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充分发动群众，把仇恨集中到“四人帮”身上。对搞篡党夺权问题严重的人，现在还把矛头指向中共中央的，要采取措施，对打、砸、抢的人要法办。刘殷农暂不参加市委常委活动，批判他要作统一安排，在揭批的基础上查清他的问题。

12月8日，省委决定对黄兆其、刘殷农、朱克家、方向东等12人隔离审查，逮捕了王永昆等5人。第二天，省委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对黄兆其等人采取的措施，并对10人点名令其交代问题。省委还决定，省级机关和昆明市要组织召开一次群众性的批判大会，重点揭发批判黄兆其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2月14日，省委召开省、市级机关及所属单位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罪行大会。大会以省委礼堂为中心会场，设有100多个分会场，有20多万人参加。贾启允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朱克家、王永昆、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说他们长期以来结帮成伙，自成体系，插手各地，同省委和各级党委分庭抗礼，对抗党委的一元化领导，干扰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干扰和破坏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妄图篡党夺权。

12月14日、15日，省委学习中共中央24号文件〔即《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之一)〕，联系1974年的“批林批孔”，揭露“齐向阳”、“反潮流”、“大批判”等山头，借“批林批孔”抓“复辟势力”、“还乡团”，整老干部的罪行，以及黄兆其等人伸手要官的篡党夺权活动，要求进一步发动群众彻底批判。

12月16日，省委在《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24号文件，深入开展揭发批判王、张、江、姚罪行的通知》中强调指出，当前揭批的重点是“四人帮”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的罪行。特别是插手云南，妄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负责人，改组省委和一些地区的党委，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煽动打、砸、抢，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罪行，一定要揭深揭透，清算“四人帮”的影响和肃清其流毒。

1977年1月3日，省委听取昭通地委汇报说，最近社会上贴出一些大字报，揭发有人在搞抢班夺权，有些不该提拔的干部被提拔起来了。据统计，去年罢免的干部达400多人，其中地管干部有60多人。在罢免的这些干部中，有的有错误应该免，有的可免可不免，有的根本就不应该免也免了。由于各种原因，这部分人的免职问题到现在还未解决。省委指出，昭通问题的关键在领导班子。要充分发动群众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通过揭批查把班子的问题揭出来。对有些人要旗帜鲜明地采取严肃措施，不能再拖。4日，省委又分别与文山、保山、东川、红河、西双版纳、大理等地、州、市委研究了揭批查工作。

1月8日，省委听取昆明市委汇报揭批“四人帮”运动进展情况。昆明市委汇报说，自采取组织措施后，运动有进展，但很慢，多数单位由于领导班子思想认识不一致，还在等待观望。被采取组织措施的人，有的还叫市委给他说清楚，也有少数人还在攻击省委26号文件。问题的关键是市委对运动领导不力，抓得不紧。省委指出，过去对很多问题认识不清，现在对过去的问题看清了，市委要坐下来开会把问题揭开，对主要问题，要有统一看法。市委要组织召开批判大会，对有的重要人物、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对攻击和反动言论可以开大会批判，确属反革命的要逮捕。

1月12～14日，省委常委连续召开3天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揭批“四人帮”的经验教训。一致认为，“四人帮”在云南培植的帮派把贯彻中共中央批准的省委26号文件、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划线站队”、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说成是刮“右倾翻案风”，对云南的干扰破坏很大。黄兆其、朱克家等人为了反对26号文件，策划阴谋，串通省委内部几个人，内外结合，向省委施加压力，逼迫省委形成与中共中央文件相违背的40号文件，下发后在群众中影响很坏。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冲击地书会议、冲击省委常委会议，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并阴谋分裂改组省委，但省委仍依靠他们去做两派的团结工作，教训很深刻。

1月18日至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的中共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贾启允、郭超、七林旺丹、李文、黎韦、岳肖峡；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志坚，副司令员查玉升、刘春山，副政委王砚泉；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海棠，政委高占杰；十一军军长陈家贵，政委张琦；十四军军长黄德懋，政委刘炎田；还有中共中央指定的安平生、陈丕显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办公厅的有关领导等。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针对云南一年多来的重大是非问题，如云南省贯彻1975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的省委26号文件对不对；1976年省委的40号文件是错还是对；云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按中共中央的文件办的还是另搞一套、“四人帮”是否插手云南搞阴谋活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了思想认识。1月28日，陈锡联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云南问题的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免去贾启允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和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另行分配工作；二是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区革委主任、广西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平生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和昆明军区第一政委、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2月2日，中共中央宣布了调整和加强省委领导班子的决定。除了上述两项重要决定外，还决定陈丕显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张铚秀任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张海棠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免去李克忠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常委职务；免去彭贵和省委常委职务；免去朱刚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常委职务。

2月4日，中共中央同意《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的报告》(中发[1977]4号)。中共中央批示，希望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认真贯彻执行，稳妥地把云南问题解决好。希望云南省和昆明军区各级党委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不失时机地迅速掀起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高潮。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各级党委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斗争的前列，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带领广大群众，排除一切干扰，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并相信云南各族人民在省委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迅速夺回“四人帮”所造成的损失，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报告》指出，经中共中央批准的省委[1975]26号文件在云南贯彻执行后，全省出现了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但由于“四人帮”的直接插手，并唆使其亲信朱克家、黄兆其等人捣乱破坏，加上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受“四人帮”反动思想的严重影响，违背中共中央[1975]21号文件和中央[1976]4号、5号文件精神，另搞一套，使云南出现一次大反复。后来，又搞了个省委[1976]40号文件，冲击了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也冲击了部队，使全省更加混乱。军队和地方的情况有所不同。去年昆明军区党委及其所属的绝大多数党委、军区广大指战员，是按照中共中央文件办的，基本上顶住了“四人帮”的那一套。军区党委绝大多数同志对省委40号文件是抵制了的，这就保持了党委的团结，保持了部队的稳定。粉碎“四人帮”后，军队和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起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但是，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又另搞一套，捂盖子、打保票、压群众，使云南整个运动一度落后。1976年12月前后，经过省委绝大多数人的批评和斗争，局面开始好转。去年省委领导所犯的错误，应由贾启允同志负主要责任。为了把云南问题解决好，《报告》提出：一、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这是今年党及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二、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不肯改悔的死党身上。对跟着“四人帮”犯了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是极少数。参与阴谋活动的，无论是浅还是深，只要把参与阴谋活动那一套向党和人民讲清楚，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我们就欢迎。对犯错误，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一要看、二要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因受“四人帮”影响而说错话、做错事的，绝大多数是属于认识问题，对他们主要应加强教育，做过细的政治思想工作。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三、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把“四人帮”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四、加强对敌斗争，巩固边防。全省党、政、军和各族人民都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随时准备粉碎任何胆敢骚扰和窜犯我边境的敌人；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要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团结战斗的核心。各级党委要认真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指示。联系实际，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工作要细，步子要稳。揭批“四人帮”运动必须严格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各级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切记不要重犯过去另搞一套的错误。

2月6日，省委学习中共中央[1977]4号文件，认为非常符合云南的实际，坚决拥护4号文件和对省委班子的调整，欢迎安平生、陈丕显等同志来云南工作。2月6～13日，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召开地师级干部会议，传达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的报告》，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加强省委领导班子的决定。2月10日，省委还召开了有50多万人参加的县团级以上单位全体党员广播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精神，决定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把云南问题稳妥解决好。广播大会后，全省各地集会游行，拥护中共中央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决策，掀起深入揭批“四人帮”运动的高潮。2月16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云南大有希望》指出：当前解决云南问题有极好的条件，任务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共中央指示，迅速掀起揭批“四人帮”的高潮，并以此为动力，把各项工作搞上去，开拓云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局面。2月17日，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4号文件的情况报告》。并强调，以中央4号文件传达的时间为界，凡过去结帮营私或在党内组织派别、小集体的，必须停止活动，区别不同情况妥善处理。以后再搞的，必须严格按照党章党规给予纪律处分。

2月28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深揭猛批“四人帮”插手云南的反革命罪行》的社论。社论指出，由于前省委主要负责人违背中共中央指示，捂盖子，打保票，压群众，另搞一套，以致云南的运动一度贻误战机，处于落后状态。现在是迅速掀起揭批“四人帮”斗争高潮的极好时机，要乘中共中央解决云南问题的强劲东风，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以排山倒海的革命声势，彻底揭深批透“四人帮”插手云南的罪恶活动，彻底查清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流毒清除干净。

3月1日，省委举行批判大会，揭批“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亲信朱克家篡党夺权罪行。此前的2月3日，中共中央同意省委对朱克家、黄兆其实行隔离审查。3月2日，省委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核实朱克家事迹的情况报告》，指出，经过反复调查核实，朱克家是“四人帮”背着各级党委捧出来的典型。1973年《文汇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刊物关于朱克家事迹的报道，突出吹嘘他是西双版纳僾尼山寨“第一个革命教师、第一个木匠、第一个理发师、第一个裁缝”等，完全是虚假的。朱克家入党是“四人帮”为了政治上需要，点名“突击纳新”，事后也未经支部大会讨论“补办手续”，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朱克家“突击入党”后一直未参加过组织生活。

3月5日，省委研究揭批“四人帮”运动。总结说，1976年10月16日至12月9日这一段主要是贾启允另搞一套——捂盖子、打保票、压群众。12月9日至1977年1月18日，省委经中共中央批准对朱克家、黄兆其等12人采取组织措施后，对运动有推动，情况开始好转。但实际上是应付群众。1月18日至2月6日，多数人是在等待中共中央解决揭批运动的问题。4个月来，揭批工作实际上是在放任自流、观望等待，所以揭批运动落后于全国。现在的关键是要提高认识，把思想统一到中共中央的4号文件上来，对领导班子，现在还在捂盖子的要加以解决。对朱克家、黄兆其一定要揭深批透，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涉及到的人和事，一定要查清，要把群众和知情人发动起来。

3月7日，省级机关、昆明市、驻昆部队在昆明召开大会，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及其在云南的亲信朱克家和紧跟“四人帮”干坏事的黄兆其、刘殷农反党乱军、篡党夺权的罪行。除东风体育馆主会场外，还设128个分会场，共有15万人参加。安平生、王必成、刘明辉、陈丕显、张铚秀等领导出席了大会。朱克家、黄兆其、刘段农被带入主会场接受批判。省委办公厅、昆明军区政治部、省高校党委等10个单位的代表和一些知情的人员在大会上作了揭发批判。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在大会上讲话，强调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掀起揭批“四人帮”的高潮，对来自各方面的干扰，要坚决排除。有的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人，至今还在坚持错误，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企图蒙混过关，有的甚至挑拨离间，造谣中伤，制造混乱，干扰运动，希望这些人迅速转变立场，打掉幻想，彻底交代和揭发问题，否则是很危险的。次日，《云南日报》发表了题为《唤起工农千百万，狠揭猛批“四人帮”》的社论，号召全省人民动员起来，大打一场人民战争，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彻底胜利。

3月8日，省委举办有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团省委等部门共500多人参加的学习班在省委党校开学。省委书记陈丕显在开学大会上说，学习班是按照中共中央解决云南问题的指示和毛主席办学习班的指示办的，实际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是一次整风学习，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回顾总结一下自己同“四人帮”生死大搏斗中的表现，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学习，要自觉打消种种思想杂念，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共同对敌，要同仇敌忾揭批“四人帮”。要增强党性和党的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针对帮派残余势力制造云南有两个帮派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精神和云南的实际情况的大量事实，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陈丕显在学习班上代表省委指出：“云南只有一个帮派，就是与‘四人帮’挂钩的朱、黄、刘为头目的帮派体系。”从此，排除了黄兆其一伙的干扰，使云南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得以顺利地、健康地向前发展。随后，各地、州、市也举办类似的学习班，进行揭批查工作。

3月12日，省委同意省公安局《关于收回看守所被迫释放的在押犯人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四人帮”在云南的亲信朱克家和黄兆其等几个跟随“四人帮”干坏事的人，于1976年强迫一些党委批准释放了一批看守所在押犯人共计120名，在前一段揭批“四人帮”斗争中，有的党委采取果断措施重新收回，但大部分未收回。省公安局的意见是：凡是被强迫释放的犯人在外面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要收回新老罪行一并处理。

3月16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中发[1977]4号文件的通知》指出，深入揭批“四人帮”，必须紧紧联系云南实际，揭批直接插手云南，并唆使其亲信朱克家和黄兆其等人篡党夺权的罪行。当前，要把这项运动引向深入，迅速掀起高潮，关键在领导。省委决定成立“朱、黄专案组”，由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张铚秀直接领导，并建立健全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

同日，省委学习中共中央[1977]10号文件(即中共中央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并对全省学好文件，进一步掀起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作了具体部署。省委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首先学好文件精神，主要负责同志要结合实际亲自传达。18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0号文件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原原本本向群众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的文件和材料，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动面目和罪恶历史，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处理“四人帮”问题做好准备。

3月29日至4月10日，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传达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着重研究了当前云南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的问题。会议提出：一、决不能低估“四人帮”流毒和影响的危害性及彻底肃清的艰巨性，战略上要藐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二、要把运动不断引向深入。要防止出现政治上不负责任，马马虎虎，或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也要防止出现把问题讲清了，还揪住不放，要在适当时机，把那些讲清了问题的人解脱出来。要注意加强薄弱环节和落后单位的工作；三、要坚决粉碎“四人帮”及其余党那一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鉴于云南的特殊情况，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之后，向党和人民讲清攻守同盟的，仍可得到从宽处理。过去“突击纳新”、“突击提干”中明显的、证据确凿的阶级异己分子、右派、叛徒、特务及其他坏分子，必须在揭批查中清除出去，其他留在整顿党的组织时处理；四、要在揭批基础上，坚决打击城乡资本主义活动；五、要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六、揭批斗争，要注意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严格掌握政策，注意方式方法，多同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商量。

4月12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我省揭批“四人帮”斗争形成高潮，正向纵深发展》的报道，指出，云南省自传达贯彻中共中央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精神以来，揭批“四人帮”运动迅速打破了前一段冷冷清清的局面，向前迅猛发展，高潮已经形成。截止3月下旬，省级机关共召开了6万人次参加的揭发批判会200多次；全省地县两级共召开860万人次参加的揭发批判会议1．73万次。

4月18日，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云南2个月的工作情况报告》。《报告》强调，两个月以来，省委对昆明市委和大理、昭通、德宏等地州委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和加强，对下关、大理等15个县重新配备了一把手，对另一部分地、县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充实，对个旧市委常委全部调离办学习班。5月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对省委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5月13～22日，省委在昆明召开了全省第一次清查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全省155件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重大事件，已清查66件。但要彻底查清，任务还很艰巨。张铚秀在座谈会上讲话说，揭批“四人帮”不是短期的任务，对“四人帮”及其死党的流毒和影响不能低估。要不断总结经验，深入发动群众，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坚持打下去。清查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要求，把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件件、一桩桩彻底查清，决不能马马虎虎草率从事，留下隐患。对于徇私包庇，甚至压群众、捂盖子的人，要坚决予以揭露和斗争。同时，又要注意防止不讲政策，不讲区别，该解脱的不予解脱的情况。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清查工作要加强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地抓好材料工作，务必人证、物证俱全，证据确凿，实事求是。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要列入党委议事日程，订出计划，采取切实措施，力争在7月底以前，把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但不能因此而赶时间、赶进度。6月11日，省委以云发[1977]47号文件转发了张铚秀的讲话。

5月17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在北京听取省委的工作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华国锋说，云南贯彻中央4号文件以来工作做得不错，是有成绩的。省委2个月来的工作报告转发了全国，使全国了解了云南的情况。揭批“四人帮”要继续深入，注意和内部潜伏的敌人作斗争。整党整风要将党内政治面目搞清楚。解决这个问题要沉着、慎重。要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问题激化。云南党内各种思想都有，要统一思想，团结绝大多数。应该根据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点，依靠少数民族人民加强边疆民族工作。叶剑英指出，很高兴省委威信建立了，说话有人听了。要继续通过办学校，办学习班，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育团结干部和广大群众，进一步把省委威信深入地建立起来。

6月25日，省委、昆明市委和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召开广播大会，集中揭批“四人帮”培植的云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罪行。这个帮派体系的头目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被带进会场，接受揭发批判。全省各地、州、市和部队团以上单位所在地共有110万人同时收听大会实况。省委、省革委会、昆明军区、昆明市委主要负责人安平生、王必成、刘明辉、陈丕显、刘志坚等出席了大会。昆明军区、省电力局、玉溪地区、呈贡县、省建筑公司、省宣传文教口、省公安局、楚雄州、云南二矿、昆明铁路局的代表在大会上作了揭发批判发言。张铚秀代表省委在会上讲话：云南是“四人帮”严密控制、严重破坏的一个地区。云南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就是“四人帮”培植的，以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政治上、组织上完全从属于“四人帮”，以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一个帮派体系。他们人数不多，但反革命能量很大。他们以“四人帮”制造的各种反动理论为其“帮理”；上下挂钩，左右联络，四方设点，八方串连，形成一股同省委和各级党委相对立的帮派势力，他们有“头目”、“高参”，有核心人物，有基本骨干，有搞反革命舆论的文班子，有搞打砸抢的武班子，有情报联络机构，有秘密活动据点；他们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窃取了一些单位、部门，特别是要害部门的部分领导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大搞“三箭齐发”，大抓“复辟势力”。对省委[1975]26号文件，他们诬蔑为“修正主义黑纲领”，歪曲、反对中共中央1976年有关文件，大抓“复辟派”、“还乡团”。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有的人还无耻地向“四人帮”写“效忠信”和上“劝进书”，狂呼“此其时也”，“万勿推辞”。我们和“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斗争，确实是一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搏斗。我们取得的胜利，还仅仅是初战的胜利，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为进一步把运动引向深入，张铚秀提出：一、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倒批臭，从组织上彻底搞垮；二、要在斗争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整顿和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三、要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不放过真正的敌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7月26日至8月4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认为，云南揭批“四人帮”斗争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余党已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正在土崩瓦解。但斗争尚未取得彻底胜利，帮派体系尚未从组织上彻底摧毁，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决不要估计低了、浅了、少了、小了，要再接再厉，把斗争进行到底，彻底弄清“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篡党夺权阴谋内幕，弄清各色人物在帮派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夺取斗争的全胜。会议同时认为，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处于高潮，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情况下，要十分注意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要把一般搞过资产阶级派性的同志同参与“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区别开来；把粉碎“四人帮”以前犯过错误，但老实交代，确有悔改表现的人同粉碎“四人帮”以后坚持反动立场，负隅顽抗的人区别开来。对于陷入帮派体系的人，必须把极少数死硬分子同可以教育的人区别开来，把首恶分子同参加一般活动的人区别开来。对那些参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犯有这样那样罪行的人，只要他们真正把问题讲清楚，转变立场，同“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彻底决裂，划清界线，就欢迎，就给出路。对那些参与阴谋活动，干了坏事，想向党和人民讲清楚，但又顾虑现在讲迟了的人，省委决定正式宣布，现在讲还来得及，只要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了，还可以得到宽大处理。

8月13～25日，省委召开全省第二次清查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自5月全省第一次清查工作会议以来2个多月时间里，全省共召开大、中、小型揭批会议3万多次，有2000多万人参加。“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云南省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主要问题已基本查清。会议强调，结合云南实际，当前要着重对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纲领，拉帮结伙，反党、反军，攻击中共中央的，给“四人帮”写“效忠信”、上“劝进书”、写黑信、告黑状、积极挂钩投靠的，参与反革命武装叛乱阴谋活动的，利用职权、里通帮派，泄露、盗窃党和国家重要机密的，严重打、砸、抢事件等等都要彻底查清。在清查工作中，一定要十分注意把受“四人帮”影响说错话、做错事，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严格区分开来，把参与某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但是尚属于受人利用犯政治错误的人，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严格区分开来。在骨干分子当中，又要把那些在1976年10月“打招呼会议”后愿意悔改，揭发“四人帮”罪行与“四人帮”划清界线的人，同继续顽抗的死硬分子严格区分开来。对于在帮派体系掩护下长期没有查清的重大冤案、假案，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查清，弄个水落石出。10月6日，省委研究第二次清查工作会议纪要，提出，清查工作还要继续深入，路线是非问题，还有些未分清，下一步要通过大批判解决这些问题。贾启允在云南确实犯了一些错误，他的错误材料可以印发下去在全省进行批判，有新的材料可以送省委。

11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下发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之三)及对开展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的要求，省委发出通知指出，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是前两个战役的继续和深入，是夺取这场政治大革命全胜的一个关键战役。要抓住要害，联系云南实际，把“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革命的“帮理”以及它们的流毒和影响在本地区、本单位的表现，一条一条地揭深批透，把“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思想、理论是非，一个一个地纠正过来，把人们的思想从“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要同正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粉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总体战结合起来，当成一个统一的运动来抓。

11月26日，省委、昆明军区和昆明市委召开15万军民参加的广播大会，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大会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在云南培植的亲信朱克家和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大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罪行，以及前省委主要负责人违背中共中央规定，另搞一套的严重错误。

12月17日，省公安系统召开揭批林彪、“四人帮”炮制的“两个否定”(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公安战线的统治地位，否定绝大多数公安干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一个砸烂”(砸烂公、检、法)的反动罪行广播大会。收听大会广播的有全省各级公安干警，铁路、厂矿、企事业单位的保卫干部，城镇农村的治保人员以及群众近3万人。

12月20日，云南省、昆明市宣传文教系统在昆明召开揭批“四人帮”抛出的“两个估计”(“文革”前的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贯彻执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艺黑线专政”的揭批大会，共有2．5万人参加。省市教育局、省体委、省文化局、昆明师范学院、昆明第十四中学等单位的代表在大会上作了揭发批判发言。省委书记李启明在大会上讲话，强调彻底批判“两个估计”是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战线要把它作为揭批的主攻方向和主要内容。以批促干，推动教育、文艺等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各项事业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

1978年1月10日、11日，省委领导安平生等6人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作关于云南揭批“四人帮”运动，正在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和对几位省委常委采取适当组织措施的请示，华国锋、吴德、张廷发、陈锡联、耿飚等几位政治局委员及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听取了省委的报告和请示：对郭超、李文、黎韦作出结论，调离云南，另行分配工作；免去七林旺丹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其迪庆州委书记、州革委主任、迪庆军分区司令员职务；省委常委岳肖峡暂不参加常委工作；省委常委金桂仙作检查，保留常委职务。中央政治局对这两个报告批示同意。同时同意云南增补赵学全、李原、党向明、张恩璞、刀国栋为省委常委。

1月26日，张铚秀在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上，布置全省第三次清查工作会议内容，对揭批“四人帮”，打好第三战役，搞好清查、定案、结论和解脱工作讲了话。揭批“四人帮”一年多来，云南很快由大乱走向大治，取得了抓纲治滇初见成效的重大胜利。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大多数地区和单位已基本查清；“四人帮”在云南长期经营、精心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受到粉碎性的打击；被他们窃踞的那一部分权力已经夺回；被他们严密控制和严重破坏的地区和部门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社会秩序大为安定，人民高兴。当前要防止和克服右倾松劲情绪，打好“第三战役”，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继续认真做好清查工作，做好审查对象的定案、结论、处理工作，继续在斗争中整顿建设好领导班子，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3月7～13日，省委召开全省第三次清查工作座谈会。提出，揭批“四人帮”运动迅猛、健康发展，“四人帮”及其余党在我省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经土崩瓦解，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经基本查清，但运动的发展不平衡，还有极少数问题多、阻力大的后进单位有人捂盖子、压群众。有的地方工作才刚开始，任务还很大。座谈会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一抓到底。同时，要认真、严肃、慎重地搞好定案、结论、处理和解脱工作。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每个人的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罪行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一小撮“四人帮”死党，对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打击。

3月1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昆明听取了安平生、刘明辉、刘志坚、赵增益等人对云南工作的汇报后指出：云南是受林彪、“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从1966年一直乱到粉碎“四人帮”，乱到底了，首先是军队被搞乱了。一定要彻底发动群众，下决心把各级党委班子的问题解决好，县委、公社、大队，主要是县委的班子，不解决说什么都是空的。揭批“四人帮”不能脱离群众，一些人民愤太大了，解脱不了，清查告一段落后，处理要有一个过程。对少数人要判刑，对现行反革命、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杀人放火、民愤极大的，还要杀几个。处理这些人，根本不涉及哪一派。

4月27日至5月9日，省委举行全省第四次清查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定性处理工作。会议提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党委要继续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当作头等大事抓紧抓好。清查工作一定要搞深搞透，不留后患。特别是那些至今对运动领导不力，甚至还在捂盖子、打保票、压群众的单位，上级党委要采取措施，扫除障碍，迅速扭转局面。会议研究了对“四人帮”骨干分子、犯严重政治错误的人、犯政治错误的人、受“四人帮”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人的定性标准和处理措施。会议指出，在定性处理中要注意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于该打击的要坚决打击，决不心慈手软；对于一切可能争取、挽救的人要尽力争取、挽救；介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的，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介于犯严重政治错误和犯政治错误之间的，可按犯政治错误对待；介于犯政治错误和说错话、做错事之间的，可按说错话、做错事对待，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服务。要实行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抗拒从严、悔改从宽的政策。对每个人的处理，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经得起历史的考验。6月17日，省委批转了这个会议纪要。在批语中省委提出，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要联系揭批林彪。在云南，特别是联系揭批林彪“划线站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的罪行，并抓好林彪、“四人帮”及其余党制造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5月31日，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一年多来执行中共中央政策的情况，对清查工作报告说：全面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全省已基本查清。“四人帮”精心培植、长期经营的以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基本摧毁。在全省审查对象6466人中，已查清的有5464人，占84．5％。当前清查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抓好审查对象的定性处理。

6月16日，省委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对朱克家、黄兆其、徐学惠的处理意见的请示》，对原中央候补委员朱克家拟定为“四人帮”的亲信、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逮捕法办；原省革委会副主任黄兆其拟定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骨干分子、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逮捕法办；原省革委会副主任徐学惠拟定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骨干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分配一般工作。

6月下旬，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7月7日，省委发出此次地书会议纪要，提出：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要增加批判林彪的分量，联系批判“划线站队”。云南的“划线站队”，就是林彪伙同“四人帮”干的，云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靠“划线站队”起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划线站队”残酷摧残迫害党员、干部、工人和贫下中农，不坚决给予打击，群众的气就不顺，是非就不明，法纪就不张。作法是：一、坚持省委以前定的，对那些靠“划线站队”起家，以后又疯狂进行阴谋篡党夺权活动的帮派骨干分子，新老账一起算，揭深批透；二、对林彪、“四人帮”及其余党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实行公开平反，有全省性影响的案件，要登报；三、对利用“划线站队”进行阶级报复，杀害了工人、贫下中农、党员、干部的主要凶犯，经过反复调查，群众充分讨论，证据确凿的，要公开审判，处以极刑。根据省委的部署，全省各地从7月起，加大力度，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帮派体系的罪恶。

8月8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把揭批“四人帮”同揭批林彪路线结合起来》。社论指出，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四人帮”在我省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主要人物，不论是在上面的还是在下面的，几乎都是靠林彪反党集团搞“划线站队”起家的。林彪和“四人帮”完全是一丘之貉，他们不但有一个共同的极其腐朽的思想体系、一条相同的反动路线，而且有一条一脉相承的组织路线。他们极力推行“以人划线”、“任人惟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造成云南一些党组织和领导班子的严重不纯。这种状况，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我们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坚决彻底地把“四人帮”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和一切坏人，从领导班子中和党内清除出去，决不能留下隐患。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同揭批林彪路线结合起来。联系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这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认真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坚决打击靠“划线站队”起家的坏人。

8月24日，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8]48号文件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48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慎重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问题的通知》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对夺取揭批“四人帮”运动全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传达、贯彻执行。

11月20日，省委、昆明军区党委举行有线广播大会，揭发批判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鲁瑞林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推行“划线站队”，支持云南资产阶级帮派篡党夺权的严重问题。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在会上讲了话。

1979年2月17日，省委发出《关于对黄兆其、朱克家定性处理的通知》，将黄兆其定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逮捕法办；朱克家定为“四人帮”的亲信，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劳动。2月19日下午，省委、省革委会召开有60万人参加的有线广播大会，严肃处理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等11个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会上，公安部门宣布对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胡延观、安矩祥、沈炳章、金奕旦、杨树先8人依法逮捕。还宣布了对李树林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的处分。省委书记李启明代表省委、省革委会宣布：就全省范围来讲，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可以胜利结束了。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处理好运动中未了的问题，认真搞好定性处理工作，切实抓紧抓好后进单位，善始善终结束揭批查运动；进一步肃流毒、治内伤，拨乱反正。

2月22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善始善终地结束好揭批查运动》。社论总结了2年来揭批查运动的成绩，提出各地要抓紧处理好运动来了的问题。既不草率收兵，也不能拖得太久，一定要使运动做到善始善终。当前主要是搞好定性处理工作。在定性处理上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慎重的态度，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肃清林彪、“四人帮”反动思想的流毒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特别是云南这样一个重灾区，对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能估计低了，对前一段的大批判不能估计太高。无论是运动已经结束还是尾巴留得大的单位，都不要放松对他们的批判，批判要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和人们的思想实际，不要搞大轰大嗡的形式主义。一定要善始善终地把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群众运动结束好。

3月6日至4月5日，全省先后分2批召开第五次清查工作座谈会，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省委关于揭批查运动的有关政策规定，着重研究了定性的政策、处理的方法步骤和批准权限等问题。对各地区、各单位提出的“四人帮”骨干分子材料逐个进行了反复讨论，并确定了谨慎稳妥的处理办法。会议提出，经过2年多的揭批查，绝大多数审查对象的问题已经查清，极少数是“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少数人犯有政治错误和严重政治错误，绝大多数人属于说错话、做错事。对拟定的骨干分子应采取缓处理的方针，再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使他们认识罪恶，改变立场，以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集中打击一小撮罪行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死党。对这些人，可向本人和群众明确宣布其问题的性质，免除其职务，安排他们下去劳动，改造思想，过一段时期再根据本人悔改表现和新的情况作最后处理，未作最后处理前，先按人民内部矛盾看待。对犯政治错误包括犯严重政治错误的同志，采取宽恕的态度和从轻处理的方针。耐心细致地做好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能不处分的就不给处分，可轻可重的从轻处理。极少数确需给予一定纪律处分的人，可先作出结论，安排他们到基层锻炼一段时间，再根据表现作最后处理。对于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经过审查，属于说错话、做错事的人，不作结论，通过适当形式，指出他们的错误性质，教育他们正确对待组织和群众的审查帮助，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工作。4月27日，省委批转了座谈会纪要，并指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按照党的政策，从有利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严肃谨慎地处理好犯错误人的问题。对这次清查工作座谈会上初步拟定的骨干分子，有关地区和单位的党组织要认真研究，逐个分析，全面衡量，有些人能不定为骨干分子的，以不定为好。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严肃指出他们的问题，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鼓励他们振奋精神，继续革命。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正确处理运动的未了问题，真正做到像中共中央要求的那样，善始善终结束运动，使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成为我们党解决路线斗争问题的新典范。

“两案”审理

1979年9月11日，为搞好清查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的同案犯的定性处理工作，省委决定撤销省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成立“中共云南省委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两案”即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专案)，省委第二书记李启明任组长。为全面、深入、细致地做好这项工作，从省到地、州、市、县和省级各部委办厅局、各人民团体、大专院校、中央驻昆单位都相应组成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抽调党政机关、公安、检察、法院有关部门的干部2万多人参加这项工作。

自1979年8月至1982年冬，中共中央先后5次召开“两案”审理工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形成了中发[1982]9号文件，这是胜利完成“两案”审理工作、明确指导思想、制定正确工作方法的文献。陈云为这次会议写了批示，胡耀邦作了讲话。总的精神是：“两案”审理工作要从党的长远利益出发，分析历史条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严格划清错误与罪行的界线，既要彻底查清“两案”主要成员的罪行，不留祸根，又要防止扩大化。

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历次会议的精神，多次召开了全省“两案”工作会议，认真部署做好“两案”工作。省委要求全省各级党委统一思想认识，从党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坚决、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两案”工作要通盘考虑，全面平衡，力求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在定性处理中，严格划清错误和罪行的界限；既要注意克服历史上“左”的思想影响，贯彻从宽处理的政策，又要坚持原则，分清是非，防止宽大无边，草率了事，“一风吹”的偏向；对受审查人员作出结论和处理以后，对他们的安排使用，按中共中央指示，对那些证据确凿，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抵制和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很坏、品质恶劣的人，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决不可重用、提拔，不能安排在重要部门和部门的重要岗位担任工作。已经提拔和安排到重要部门工作的，必须坚决撤下来。如果不提高警惕，让他们占据领导岗位，重新耍两面派，扎根串连，隐蔽下来，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在结束“两案”工作的时候，应本着对党对人民，对犯有错误和罪行的人都要负责的态度，对他们的问题和材料，认真清理，立卷归档。

1980年2月27日，省委“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转发中共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关于对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受审查人员定性处理的意见》。《意见》指出，我们党同“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大决战。这场斗争持续时间长，牵连的人多，情况复杂。因此，对受审查人员的定性处理，要按照中共中央的政策办，既严肃又慎重。要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干部队伍，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

1981年10月3日，省委“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关于压缩“两案”判刑名单的报告》说，省委“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于9月26日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两案”判刑人员要严格控制，判刑面要小的精神，对我省原定判刑人员进行了认真审查，一致同意把我省“两案”判刑人员由22名定为6名，即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胡延观、刘光兴、何立宽，上报中共中央审查、平衡。其余16名罪犯根据反复核实的犯罪事实，可以从“两案”内转入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判处，请省委审定。从“两案”转入其他刑事犯罪处理的人，目前暂不忙于判处，待中共中央“两案”会议之后，参照我省6名案犯在中共中央审查、平衡的量刑幅度，再酌定他们的刑期，选择适当时机进行判处。

10月22日，省委“两案”办公室《关于我省揭批查工作的情况汇报》说，根据中纪委二办1981年7月21日通知精神，我们对全省“两案”审查对象的底数、表现和善终工作、遇到的问题作了些调查。全省“两案”审查对象为7569人。其中，表现好的占20％左右；表现一般的是大多数；表现差的是少数。表现好的，对所犯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而且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也有改正错误的表现，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谅解；表现一般的是对自己所犯错误能认账，而且也作了检查认识，工作表现，一般也好，但思想有疙瘩；表现不好的是，有错不认错，思想抵触，不服气，有的搞串连活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帮派人物，拒不认罪，活动频繁，气焰嚣张，竭力诋毁攻击揭批查运动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甚至组织反革命集团，捣乱破坏。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一个突出反映。鉴于上述情况，要做好“两案”善终工作，首先对我省的揭批查运动，必须要有个统一的思想认识。一定要看到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省的揭批查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发展是健康的、稳妥的、成绩很大。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必须明朗。“两案”善终工作，特别在定性处理上是一项极严肃的工作，要把政策交给群众，依靠群众。统一政策思想，严格掌握政策标准，通盘考虑，统一平衡。对审查对象的定性处理，不能再“冷”了，一定要按照党的政策，要做到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充实工作班子，做好善终工作。

1982年2月27日，省委“两案”领导小组发出《关于省委召开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有关单位对受审查需作结论人员的主要错误事实、证据、结论材料，进一步认真核实，对他们在揭批查运动中对错误的认识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际表现要认真了解，写出实事求是的评定材料。在核实材料的基础上，根据中共中央审慎的方针和区别对待，“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对已处理和拟处理人员，再作一次统盘平衡和区分工作。以便在会上对拟定的案件材料进一步研究平衡。同时请摸清县团以上受审查干部的工作分配情况，作一次考察分析，提出按照党的政策如何正确使用犯错误干部的意见，以便座谈研究。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对党内外干部群众对揭批查运动的看法、反映和态度认真分析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提出如何做好统一认识工作的意见。4月7～23日，省委召开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云南“两案”受审人员，至今还有75％的人未做结论和处理，任务很重。会议要求各地坚决、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定性结论和组织处理中，既要注意克服历史上“左”的思想影响，贯彻执行“宽大处理”的政策，又要防止产生宽大无边，草草了事，“一风吹”的偏向。要调整充实“两案”工作班子，认真做好核实材料、做好审查结论和组织处理工作。要在年内基本结束“两案”结论处理工作。省委书记李启明在座谈会上说，对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要实事求是地继续核实材料，该判刑的判刑，该给党纪处分的给予党纪处分，该做结论的做结论，归入档案，对于说错话、做错事不予处理的可以给他们讲清楚，叫他们好好工作。揭批查运动要善始善终，就必须将这4种人处理好。工作中不要乱戴帽子，防止扩大化。一定要走群众路线，通过群众讨论，一是核实材料，二是教育群众，也是对犯错误人的教育。

4月18～29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黄兆其、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进行公开审判，直接参加旁听审判的有1．7万多人次。在19次法庭调查和辩论中，宣读和出示各种证据351件，有14名主要证人和受害人出庭作证。4月29日，法庭对以上案犯进行了公开宣判，判处黄兆其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判处刘殷农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判处涂晓雷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处胡延观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决后，被告4人不服判决，先后上诉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级人民法院于6月和9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与此同时，楚雄州和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公开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同案犯刘光兴和何立宽，判处刘光兴有期徒刑12年，判处何立宽有期徒刑14年。全省还有以其他刑事犯罪处理的案犯18名，共24名，对他们的审判，推动了全省“两案”审理的进程。

5月18日，省委发出《省委关于贯彻中央[1982]9号文件的安排意见》。《意见》指出，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陈云同志的重要批件和胡耀邦同志的重要讲话等3个文件把处理“两案”的方针、政策作了完整的概括和深刻的阐述，对于进一步统一党内外思想，善始善终地做好“两案”结论处理和对犯错误干部的安置，规定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学习中共中央的3个文件，统一思想认识。在定性结论和处理中，既要注意克服“左”的思想影响，也要坚持原则，分清是非，防止草率。要逐步把“两案”善终工作过渡到各职能部门的正常业务中去，从现在起，“两案”受审查人员属于党纪处分的由纪委负责；属于政纪处分的，由人事部门负责；只作结论不给处分的，由组织部负责。对受审查人员的安置使用，由组织、人事部门征求纪委和“两案”办的意见后，报批决定。凡“两案”受审查人员，不论已结论处理或未结论处理，都要按中共中央9号文件规定核实材料。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案件，要通盘考虑，全面平衡，做到实事求是，处理恰当，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发现该清查而未清查或虽已清查，但重大问题有漏掉的，应继续查清处理。凡需要做结论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是党员的，结论处理材料要交党支部大会讨论；是非党干部的要在适当范围的职工中进行讨论，按干部管理权限报批。对拒不在结论材料上签字的，也应处理。对说错话、做错事的，本人认识有反复的，可在适当范围内进行必要的批评，帮助认识错误。对闹翻案、反扑的，要严肃处理。对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抵制和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很坏，品质恶劣的人，决不可重用、提拔，不能安排在重要部门和担任重要工作；是中青年干部的，不能作为接班人对象培养选拔，已经提拔和安排到重要部门工作的，要坚决调离。不能把对犯错误人员从宽处理的政策与党的干部政策混同起来，降低选拔干部的政治条件。受审查人员工作调动，要如实向调入单位介绍情况，决不能隐瞒真实情况。“两案”审理善终工作完成以后，各地区、各部门要组织清查。并向省委写出“两案”清查工作总结报告。“两案”审理和结论处理工作，关系到今后若干代共产党人，从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问题，意义深远。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

11月26日，省委“两案”办公室发出《关于贯彻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下达后，省委在2月召开的全省政法会议上安排学习了中共中央处理“两案”的3个文件，部署了公开审判的事项。由省委政法委员会，吸收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和省委“两案”办等部门参加，成立了审判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这项工作到9月已胜利完成。对受审查人员的结案处理问题，省委4月分召开了全省“两案”审理座谈会，讨论部署了“两案”结论处理的善后工作。目前全省“两案”工作进展情况：一是多数单位领导重视，工作认真扎实，中共中央3个文件和全国、全省“两案”座谈会精神已传达贯彻。需要作结论处理人员的材料，已全面进行核实复议。其中，约有40％左右进展快的，已经走完材料核实、群众讨论、本人见面、领导复议的全过程；二是领导软弱，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文件精神虽已传达贯彻，但“两案”结论审理工作进展缓慢；三是极少数单位领导缺乏政治责任感，对中共中央和省委的3个文件及会议精神没有组织传达，基本处于按兵不动的状态。实践证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清查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这次清查运动，对于稳定政治局面、促进安定团结，分清党内是非，端正党风，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凡是从实际出发，对清查运动开展得好的单位就正气上升，“两案”的结论处理就比较顺利。反之，结论处理工作就进展迟缓。省委还下发了[1982]40号文件，明确各地区、各单位的定性处理标准。总的看来，我省清查工作搞得比较彻底，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已被摧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越来越好。但是经过“冷处理”也陆续发现一些清查漏掉的人和事，有的仍在领导岗位上，有的受到提拔重用，对此，群众很不满意。有关党委要下决心，首先把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考察清楚，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1983年3月4日，省委“两案”办公室《关于省级机关“两案”平衡会议的情况报告》说，省级机关“两案”结论处理平衡会议于去年12月中旬和今年1月中旬分2批举行。会期先后20天，共讨论平衡了178名受审查人员的处理问题。机关“两案”结论平衡会议，采取充分走群众路线的方法，在各单位核实材料、修改结论、群众讨论、同本人见面，党委有了初步处理意见的基础上审查讨论的。审查平衡的主要环节：一是结论材料认定的错误(或罪行)与事实是否相符，证据是否充分可靠与结论是否吻合；二是定性准不准确；三是处理意见是否恰当，首先采取大会介绍典型案例，使到会同志通过案例的讨论，掌握审查案件的政策要领。为了保证案件质量，会议采取审慎的态度，进行了全面平衡，通盘考虑。对于争议不大或基本没有争议的案件，主要依靠小组审查平衡。认真用中共中央处理“两案”的方针、政策对照平衡，防止处理上出现畸轻畸重。最后由会议领导小组审定，正式形成会议拟定的平衡处理意见，供各单位审批时参考。对于小组讨论时争议较大的疑难案件，由会议领导小组把不同意见集中起来，认真分析研究，统一认识，然后再回到小组复议，最后形成小组的平衡意见。经过集思广益审查讨论，最后作为会议拟定的处理意见。会议通过平衡，结合我省实际，归纳出三句话：划清三个界限、坚持两个原则、注意四个问题。三个界限，即首先划清是执行上级组织或领导人的错误，还是参与帮派搞阴谋活动；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犯的工作错误，还是严重违法乱纪；是参加党委集体讨论作出的错误决定，还是玩弄阴谋手段，背着党委搞非组织活动。前者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分清是非，提高认识，不追究个人责任，后者责任在个人。要实事求是地写入审查结论，根据具体情况，追究个人责任，给予适当处理。坚持两个原则是：认定错误，要留有余地，就低不就高，证据不足或只有一个孤证的不予认定。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认定，不得随意遗漏；争议较大，认识不一致的，一般不予认定。注意四个问题：一是在处理受审查人员时，要坚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属于触犯刑律的，除罪行极为严重不法办不足以平民愤者外，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党纪、政纪处理要从严；二是给“两案”受审查人员结论处理时，对其所犯错误或罪行，要综合考虑，一次处理，不留尾巴；三是注意处理好结论处理与安置使用的关系。不能把从宽处理的政策与干部使用混同起来，降低选拔干部的条件。不要把安置使用犯错误人员与结论处理工作脱节。以免各吹各打，留下潜在的危险；四是对“两案”受审查人员进行结论处理时，要给出路，政治上要严，经济、生活上不苛不歧。工资在行政19级或相当于19级以下的，一般不予降低工资级别处分。有技术专长的，在不违背政治原则的前提下，尽量创造条件，给其有发挥技术专长的用武之地。会议认为，采用省级机关“两案”平衡会议的形式，依靠群众的智慧和监督，搞好“两案”结论处理的做法是可行的，拟定的处理意见，一般是比较稳妥、公道的，必须坚持下去。各单位应根据会议精神，对本系统“两案”受审查人员的结论处理工作程序，未走完全过程的，要抓紧走完全过程，改好结论，召开平衡会议，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正确意见，使“两案”结论处理做到全面考虑，相对平衡。在此基础上，根据其所犯错误(或罪行)的事实和认错态度、悔改表现，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形成党委的审批决定。

5月25日，省委决定调整“两案”领导小组，调整后的领导小组由李启明、赵廷光、刘树生、陈盛年等人组成。李启明任组长，陈盛年任副组长。8月20日，省委“两案”办公室向省委汇报“两案”善终工作。经清查，全省县以上机关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有7569人。已开除党籍或拟定开除党籍的共335人，占清查总数的4．42％。省管以上干部受审查的共618人，受到或拟给予党纪处分的221人，其中拟开除党籍的78人。省委根据汇报情况，经过讨论研究，8月31日，发出《关于抓紧做好我省“两案”善终工作的通知》。指出，继续搞好“两案”善终工作是关系到全局的一件重要工作，务必认真做好，切勿草率了事。为此，当前必须抓紧做好以下几件工作：一、认真做好受审查人员的结论处理工作，要求在今冬明春全部搞完；二、对于受审人员中属于说错话、办错事的人，经过认识已有所改正的，就要热情鼓励，团结一致向前看；对于有重大问题或本人有错不改的，应结合整党等工作认真查证清楚，严肃热情地进行帮助；工作已调动的，应由调出单位将情况介绍给调入单位，以便继续对其进行帮助和考察；三、对于揭批查中走了过场及漏查的人和事，要按中共中央有关清理“三种人”、“五种人”的政策进行处理；四、做好文书资料归档和本地区、本部门10年“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重大事件的整理编写工作，这是“两案”善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切实抓好，不可等闲视之；五、为了做好以上工作，各级党委要把“两案”办的工作班子充实起来，可以从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和原来搞清查工作的同志中，以及确定今后在工作班子中搞党务工作的同志中挑选人员，充实加强工作班子，以适应“两案”善终工作任务的需要。

6月7日，中共中央“两案”办公室主任刘鸣九在昆明听取省委“两案”办公室领导陈盛年、刘鑫汇报关于云南省“两案”善终工作的情况后，指出，云南的工作抓得不错，贯彻了中共中央“从缓从宽”、“冷处理”的方针和中共中央9号文件。要做结论处理的案件都反复核实了材料，也和本人见了面，走了群众路线，先后召开了几次平衡会议，工作做得很细。现在“两案”工作要善始善终，工作班子不能散。请省委支持一下，要把“两案”善终工作摆人议事日程。既开好头，也要收好尾，搞“两案”工作的同志不要动或者尽量少动。对清查对象的结论处理，希望努把力，加快一点进度。在政策掌握上按照中共中央9号文件和邓小平同志讲的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使用从严、生活从宽的精神办。从宽是有原则的，主要看错误轻重，但认错态度好坏很重要，只要认错，有多少错误，认多少错误，从宽的幅度弹性就可以大一点。我们讲从宽处理的原则是要分清是非，犯错误的人，有错认错，态度好，从宽处理，我们就好向群众交待，群众也才会谅解。要考虑对党有过贡献快要离休的老同志，本人认错态度好，其错误可给严重警告处分的，就给个警告处分或不给处分。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错误又很严重，不服从分配，现在还有活动的，就加重处分，不能手软，打击个别人有教育意义。刘鸣九还举了中共中央处理黄永胜、吴法宪、李雪峰、邱会作、王力等几个人案件的例子。省委书记安平生看了刘鸣九同志的谈话记录后批复，刘鸣九所谈中央领导同志对那些无理取闹人的解决办法很好，可把陈云同志处理那几个人的经过，向省级各部、委、办、厅、局党组和地、州、市委常委同志吹吹风有好处。

1984年1月30日，省委“两案”办公室关于《全省“两案”结论处理进展情况》的统计，全省“两案”清查对象共7569人，1983年1月全省结论处理平衡会议后，其中，拟定为不作结论的5204人(说错话、做错事5032人，记录在案的172人)，占清查对象的68．7％；拟定给予结论处理的2365人，占31．3％。截止本月上旬，已经结论处理1054人，占应结论处理数的44．5％。

1984年11月19日，省纪委决定，金桂仙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政治性错误，开除其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

1985年的整党中，经省卫生厅党组批准，开除了李毅的党籍。

1985年，为处理“两案”遗留问题，省委组成“‘两案’遗留问题处理五人小组”，原省委书记、省长刘明辉任组长。同年，省委“两案”办由省纪委代管。

1986年4月19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做好“两案”善终工作的通知》。《通知》说，粉碎“四人帮”后，云南各级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统一部署，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揭批查运动。坚决而又稳妥地查清了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了林彪、“四人帮”在云南培植的以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的帮派体系，分清了大是大非，教育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通盘考虑，全面平衡”的指示和有关“两案”的方针、政策，对绝大多数“两案”受审查人员的结论，经过反复核实材料，已作了妥善处理。“两案”受审查人员中至今尚未作结论处理的，只是极少数人，但是，仍应按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做好结论处理工作。关于说错话、做错事人员的错误事实材料的处理问题，除按规定应存入档案的以外，其他尚未处理的材料，目前一律不要销毁和清退。对“双错”人员的材料，应按人头汇集归入文书档案。关于“两案”案件档案、文书档案和清查运动的资料整理归档工作，应组织专人认真清理归档。关于编写“文化大革命”大事件，也是“两案”善终的一项重要工作，应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为指导，以地、州、市和部、委、办、厅、局为单位，确定专人负责整理编写，全省性的“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由省委“两案”办公室负责整理编写。关于“两案”善终工作总结，各地、州、市和各部、委、办、厅、局应写出清查和“两案”善终工作总结，报省委“两案”办备案。并作永久性文书立卷归档。关于工作班子和加强领导问题。在上述“两案”善终工作结束之前，“两案”办公室不能撤销，可由党委政治部门或纪委代管，党委领导班子要有专人负责“两案”善终工作。省委“两案”办公室需要继续保留，主任由省纪委领导兼任。人员配备、所需经费、工资福利仍由省纪委代管。

1987年5月13日，中共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两案”审理情况反映》转发《对于云南省“两案”审理工作的几点意见》。中纪委委员、中共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鸣九在昆明召开“两案”审理工作总结座谈会期间，于4月22日下午就云南省有的单位和部门发生的否定“清查斗争”、否定“两案”审理工作，支持林彪、“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行凶闹事的严重事件，与省委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刘鸣九说，1983年来昆明时，就感到云南省的“两案”工作是正常的、健康的，做得好，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什么大问题。去年省委“两案”办的同志到北京向我们汇报“两案”审理工作情况，才知道省里有的同志对“两案”审理工作有不同看法，认识不够一致，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妥善解决。这次开会又听取了“两案”办和省纪委书记尹俊的意见，我们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从思想认识上统一起来。对“两案”审理工作应当有个基本的估计，有个一致的看法。“两案”审理工作搞得对，还是不对，应当用党的方针、政策来衡量。全党的思想必须统一到党的方针、政策上来。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部署下，全党全国开展了揭批查，对与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阴谋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都要揭，都要查。根据查的结果，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两案”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审查处理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是我党建党以来，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案件。中共中央对处理这两个案件十分慎重，先后召开了5次“两案”审理工作会议。对与林彪、江青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的处理，接受了历史上处理人的经验。总的是“从宽从缓”、“冷处理”；对有争议的挂起来，暂缓处理。对每个人的结论处理，都要求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这次处理“两案”的问题，全国都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要求办的。据我们了解，云南省的“两案”审理工作，也是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的。云南“两案”审理工作总的情况也是好的，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偏差。如果有的话，也不过是处理上轻点、重点的问题。这类问题其他地方也有，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总的看云南“两案”审理工作做得是好的。对云南省的安定团结、工农业生产、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特别是云南有今天的大好形势，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据说，1984年你们有个“九月会议”，对“两案”审理工作认识不统一，甚至有的否定“两案”审理工作的成绩，引起了一些不良后果。“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帮派势力，一度相当嚣张。有的具体做“两案”审理工作的同志被杀害，有的被殴打、被辱骂等等，使搞过“两案”工作的同志灰溜溜的。看来1984年“九月会议”否定“两案”审理工作的成绩，后果是不好的，对全省的安定团结都有一定影响，对发展云南的大好形势是很不利的。各级党委对这个问题应有个统一的认识。对“四人帮”的残余势力不应低估，应提高警惕。对那些乘机翻案，侮辱殴打“两案”审理工作人员的帮派骨干分子，应当严肃处理。对违犯法纪的，要依法制裁，对违犯纪律的，要进行纪律处分。对隐藏在领导班子里的帮派骨干分子，要发现一个清理一个，防止留下隐患。对这些人不能手软，这也是关系到安定团结的大事。对此，不仅思想认识要一致，行动也要一致。对参加“两案”审理工作的同志要有个正确的评价，要一视同仁。当时都是挑选比较好的同志搞这项工作的，在工作中经过锻炼，这些同志对党是作出贡献的。工作结束后，应当有个妥善的安排，该晋级的晋级，不要因长期搞“两案”审理工作而受到影响。对“两案”遗留问题，要加快步伐，抓紧处理，对“两案”漏掉的，特别是仍在领导岗位的帮派骨干分子，应根据真凭实据，在整党中加以解决。中共中央“两案”办公室副主任吴斌接着讲，云南的清查和“两案”工作是严格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的，步子是稳妥的，清查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清查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这个帮派是对的，成绩确实很大，圆满地、胜利地完成了任务。省委书记普朝柱代表省委说，刘鸣九谈的这些情况是符合云南实际的。云南的清查、“两案”工作总的搞得是好的，取得了很大成绩。云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个重灾区，粉碎“四人帮”后，如果不搞揭批查，不搞“两案”审理，不把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查清楚，云南就不可能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有今天这样一个好的形势。云南1984年出现了反复，主要是对清查和“两案”总的估价，少数人有片面性，说云南是“一派清一派”，是“左”的错误路线，搞了“扩大化”等等。当时对搞过清查和“两案”审理的积极分子形成很大的思想压力，被搞得灰溜溜的，引起了干部思想一度混乱，这个现实教育了我们省委。所以，1986年7月在全省核查“三种人”工作会议上，我们专门讲了这个问题，批评了一些否定清查和否定“两案”审理的错误观点，澄清了一些思想混乱。对我省的清查和“两案”审理工作重新作了估价。为搞过清查和“两案”审理工作的同志撑了腰，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继续为党、为人民做好这项工作。

1989年12月4日，省委“两案”办公室《关于结束“两案”工作的请示报告》说，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各级党委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部署，经过11年的努力，彻底粉碎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我省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查清了我省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对涉及“两案”人员的审查、结论、处理基本完成后，“两案”善终工作对遗留案件的处理，10年“文化大革命”中大事件的整理，“两案”办文书档案的清理归档，全省“两案”工作总结都已完成。省委“两案”办除留3～5人，由省纪委代管继续完成文书档案的移交等收尾工作外，其余人员不再保留。

1990年4月，“两案”审理工作基本结束，4月19日省委同意撤销省委“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暂时保留省委“两案”办公室。1992年10月31日，“两案”善终收尾工作全部搞完，省委“两案”办的工作结束。

核查“三种人”

1983年11月上旬，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讨论部署云南的整党工作。会后，整党工作首先在省一级和昆明市进行。12月17日，根据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简称“中指委”)要求，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云南省委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简称“省指委”)。

在整党中，省委对核查“三种人”的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省指委”成立了核查“三种人”工作领导小组。在省委、“省指委”和各级党委(党组)的领导下，全省县以上单位都成立了核查“三种人”领导小组，各级党委(党组)的负责同志担任组长，领导核查工作。领导小组从组织、人事、政法、经济等部门选调了一批政治素质好、办事公道、作风正派、具有一定政策水平和办案能力的同志，组成了一支1．2万余人的核查工作队伍。他们以对党、对干部高度负责的态度，努力工作，克服重重困难，排除各种干扰，在实际工作中经受了锻炼，积累了经验，为纯洁党的组织，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了积极贡献。

1984年7月7～17日，省委在昆明举行三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李启明受省委委托，就清理、核查“三种人”讲了话。他指出：清理“三种人”是整党中纯洁组织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整党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三种人”是指“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分子。区分“三种人”的根据，是本人对党和人民造成危害的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哪一派组织。核查“三种人”的工作，应从整理和列出本地区、本部门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事入手。云南“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海“一月风暴”后。当时两派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产生和活动的，不存在哪一派正确的问题。但是两派武斗的主谋者、策划者、指挥者同广大追随者必须加以区别，两派中的打砸抢分子都必须查清；第二阶段是从1968年省革委会成立到“十大”。这期间全省造成1．5万余件冤假错案，死亡1．7万余人。对那些制造冤假错案、迫害干部群众、搞刑讯逼供摧残人身的人，没有查或未查清的，必须继续查清，按政策处理；第三阶段是“十大”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当中又可以分为“批林批孔”、揪“复辟派”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大反复两个阶段。要弄清这几个大的阶段中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有牵连的人。不管“文化大革命”中是哪一派的，只要具备“三种人”的条件，就要清理。要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不能用当时派性的观点来看待问题。

7月24～26日，省委常委召开会议，学习“中指委”的通知，讨论清除派性，增强党性，认真搞好清理“三种人”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认为：一、彻底清查“三种人”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保证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全局性大事，是整党走不走过场的关键。要切实清除派性，增强党性，按照中央方针、政策，坚决清理“三种人”，决不能走过场；二、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所有造反组织，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除派性，增强党性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也是保证核查“三种人”工作顺利进行的一个前提条件；三、要继续组织广大党员深入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从理论到实际，从思想到感性，真正解决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造反组织的问题；四、常委一致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云南两派组织，同全国其他所有造反组织一样，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为指导，以夺权为目的的造反派组织，均应彻底予以否定。当然在否定两派同时，要坚持对具体人、具体事进行具体分析，参加造反派组织的人，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两派都有“三种人”。要理直气壮地肯定云南揭批查斗争的伟大成绩，不允许以派性立场歪曲和攻击这场斗争；五、各级党组织和核查小组一定要用党性来指导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决不可成为派性的保护伞，对用派性干扰整党工作的干部，要追究责任；六、各整党单位要通过学习讨论，统一思想，增强团结，认真做好清理“三种人”，选拔“三梯队”和其他各项工作。会后，省委常委将讨论纪要发至各地。

1986年7月1～8日，省委召开第四次全省核查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善始善终地完成清理“三种人”任务问题。省委在随后印发的普朝柱在会上讲话的通知中指出，在整党中清理“三种人”，是清除党内最大的隐患和祸根、纯洁党的组织、搞好党的建设、保证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一件大事，又是一件极其艰巨复杂的工作。县以上各级党委要吸取最近在洱源县发生的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事件的血的教训，切实加强领导，坚决排除干扰，善始善终地完成清理“三种人”的任务。

在核查“三种人”的工作中，云南始终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央指示：“云南清理‘三种人’的工作，要坚决按照中央的方针去办，同时要依据云南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方法、步骤，决不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云南地处边疆，少数民族众多，目前还有战争，经济正在搞活，生产正在恢复发展。因此，保持稳定的政治局面十分重要。清理核查‘三种人’的工作，要做到既坚决又稳妥，必须认真调查研究，分析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核查“三种人”工作初期，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情况，省委及时发出了《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八种情况不予追究的通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般问题的人，组织上不再作为问题提出，由本人在整党中自觉总结经验教训，使相当一部分人放下了包袱，积极参加整党。核查工作中，对边疆民族地区根据不同情况，省委作了相应的规定：对迪庆藏族自治州，参照西藏的做法不定“三种人”，采取查清问题，定性从宽，不宜在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工作的，作适当调整；对边疆地区和内地民族杂居区，如沙甸大庄等区乡不搞清理“三种人”；对边疆地区“文化大革命”中，搞政治边防“二次土改”的问题，鉴于当时的历史情况，这次不作大事件来查。除个别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者外，其他人不宜过多地追究个人责任。实际工作中认真执行中发[1982]55号文件和[1984]17号文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政策为准绳，严格区分“三种人”和严重错误、一般错误的政策界限。在区分是否为“三种人”时，把造反起家，同“文化大革命”中造过反得到提拔但错误并不严重的人区别开来；把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同“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思想毒害较深，参与过帮派活动，粉碎“四人帮”后，确已改正的人区别开来；把打砸抢分子同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般打砸抢行为的人区别开来。切实做到既要把真正的“三种人”清理出来，又不要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犯有一般错误的人当做“三种人”看待，把面扩大了。

在定性处理中还注意“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情节后果。主要看：几个关键时期屡干坏事，还是一时一事上干了坏事；是主要责任者，还是非主要责任者；是有政治野心、品质恶劣、投机钻营，还是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根据所犯错误的事实，该定什么就定什么。既不无限上纲乱扣帽子，也不放弃原则姑息迁就。由于在办案中严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三关，全省核查清理“三种人”工作基本上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的要求。

根据中指委、中组部通知，全省核查工作交省委组织部管理，1989年7月10日，省委办公厅批复，省委同意，省核查组名称仍继续保留，组长由省委组织部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干部处长担任(兼核查组办公室主任)，继续做好核查工作：1993年8月，省委组织部向省委上报《云南省清理“三种人”工作总结》。

核查“三种人”的工作，从1984年开始，到1993年结束。10年来，在中共中央、“中指委”、省委、“省指委”的领导下，遵照中共中央“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的方针和有关政策指示。各级党委和核查工作人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是查清了“文化大革命”中全省发生的重大事件。经省核查领导小组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协调作战，查阅资料，调查研究，全省列出的1816件重大事件，到1986年底已全部查清，弄清了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形成了专题材料，为全省核查“三种人”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是考察了党员干部队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根据“文化大革命”中的复杂情况，通过组织、人事部门，先后调查、考察了113608人，进一步摸清了党员干部队伍的状况，为正确识别使用干部提供了保证。

三是清理出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有严重问题的人，纯洁了组织、严肃了纪律。通过调查摸底，反复查证，全省共列为核查“三种人”对象2590人，定性处理了2358人。其中定为犯“三种人”错误的62人(党纪处分49人、政纪处分10人、曾被关押不再处分的3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756人(党纪处分572人、政纪处分90人、免予处分94人)；定为犯一般性错误的1337人；高等院校记录在案的132人；作其他问题处理的71人。经核查构不成错误的232人。

四是认真地做了被定性人员的管理教育工作。认真做过细的政治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促进他们转变立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效地巩固了核查工作的成果。由于贯彻了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坚持工作上支持信任，生活上关心照顾，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的精神，绝大部分定性人员思想稳定，工作表现是好的。

五是摸索总结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查干部的方法。在整党核查“三种人”全过程中，考察了113608名干部(列为核查对象2590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12．4％，牵动面很大，但是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主要是各级党委加强领导，专人负责，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核查“三种人”的方针、政策和规定，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注意吸取历史上审查干部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坚决克服“左”的思想影响。对问题作历史的全面的分析，综合平衡。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不搞运动，更不准搞逼供信。对主要错误事实的认定，要求有两个以上旁证，坚持主要错误事实的认定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注意听取采纳本人的合理意见。确定是否定“三种人”，主要看“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是否属于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或者打砸抢分子。区分依据是本人对党和人民造成危害的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参与的组织。对核查工作人员，严格批选审查。工作中要求做到实事求是、公道正派、刚直不阿，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不搞亲疏恩怨，不看领导脸色行事，不因当事人态度不好，冲撞自己就感情用事。定性处理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得当，手续完备。”核查工作要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

据1979年9月底统计，云南省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冤假错案1．52万件，被强加予各种罪名的人员有138．73万人；被迫害致死1．73万人；被打伤致残6．18万人。1975年，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形成了省委[1975]26号文件，开始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同年7月下旬，省委召开地州市委和省级机关负责人参加的专案审查复查及落实政策工作座谈会，下发了云发[1975]43号文件，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凡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案件，给予各种纪律处分的案件，本人有申诉或长期有争议的案件，都应认真进行复查。11月12日，省委成立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督促检查全省落实政策工作。1976年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工作被迫中断，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撤销。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各级党委的共同努力，全省“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先后得到平反纠正。

1977年3月，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恢复工作。

6月9日，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加快落实政策工作的意见》。指出，必须抓紧以下工作：一、深揭狠批“四人帮”，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肃清流毒和影响；二、抓紧时间，把落实政策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迅速成立各级落实政策机构，摸清底子，作出切实可行的工作部署；三、对涉及面广、影响大的冤假错案要大张旗鼓地平反，对“划线站队”中形成的材料要迅速处理，被扣的工资、工分要抓紧解决，对非正常死亡人员的抚恤和伤残人员的照顾工作要做好；四、要加强对落实政策工作的领导，党委要有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分管此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对典型案件和大案要案，党委要亲自抓，一抓到底。

6月23日，省委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及其他问题的处理意见》(试行草案)。指出，当前云南和全国一样，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形势大好，有必要继续处理好这个问题。对非正常死亡人员，应由原单位党委负责，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分别情况，按照党的政策迅速处理，并做好家属子女的工作。对应查清而未查清的重大案件，应继续组织专案，认真查清。国有企事业职工无辜被杀、被打死、被错关死和被迫而死的，应按因公死亡抚恤的规定办理。不属上述情况，因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正常死亡的，应按病故的规定办理。农村社员非正常死亡和被打伤致残的及其家属的生活问题、医疗问题以及在“划线站队”中被扣的工分问题，应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力量酌情解决。对“文化大革命”中行凶杀人、打死、打伤人的，应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7月6日，省委书记陈丕显在省委落实政策座谈会上讲话说，落实政策工作必须正确地理解路线和政策的关系，以及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路线必然有其相适应的政策，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也必然有其相适应的组织路线。当前，“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资产阶级帮派已经土崩瓦解，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但是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破坏了的政策，还没有完全纠正过来。因此，要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对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要认真做好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对“四人帮”在云南的余党、亲信以及与他们狼狈为奸、行凶作恶的反、坏分子，要坚决打击。落实政策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各级党委一定要把落实政策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大事来抓。要从实际出发，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保证质量，争取今年取得显著成绩。

7月12日，省委发出《关于解决过去专案审查和复查工作中若于政策问题的意见》(试行草案)。省委认为，1975年8月省委转发的《省委专案审查和复查工作落实政策座谈会纪要》是正确的，基本符合省委1975年26号文件精神，取得了一定成绩。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凡对过去专案审查和复查工作没有完成的，应认真、尽快、抓紧做好。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定案处理的案件，凡定为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给予各种纪律处分的，本人有申诉或者长期有争议的，受“划线站队”和资产阶级派性影响的，都应该认真进行复查。搞错了的，要甄别平反作出平反结论。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同时要查清在林彪“划线站队”和“四人帮”帮派体系庇护下，混进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坏人。经过审查和复查，要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专案审查和复查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一场严肃的斗争，关系到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大事。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要有一名副书记主管这项工作。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设立相应的机构，放手发动群众，敢于排除干扰，特别是领导班子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工作中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防止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针对存在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12月上旬，省委向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继续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对一些影响大、危害深的假案、冤案平反处理，对帮派骨干的揭发批判，要有领导、有目的地进行，抓紧落实政策。

1978年1月21日，省委批准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关于关仓停粮逼民造反一案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1967年11月22日因资产阶级派性影响造成的“一?二二”武斗事件，致使后来省市粮食系统许多职工受到错误处理。经复查，此案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造成的错案，予以平反，为受株连的同志恢复名誉，妥善解决善后问题，对制造错案者予以严肃处理。

1月29日，省委同意省委组织部《关于对赵健民同志审查结论的意见的报告》。2月28日，省委向中共中央上报审批，请求撤回省委于1974年5月26日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赵健民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4月24日，中央批准省委的报告。9月8日，省委下发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平反结论》。1988年5月6日，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赵健民同志平反的通报》。《通报》说，原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和“四人帮”集团诬陷为叛徒而受到残酷迫害，在此期间，赵健民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1957年中央组织部曾作出审查结论：“赵健民同志建国前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期间，独立坚持工作数年之久，对保存山东济南等地的组织是有贡献的；在被捕期间表现坚决、勇敢，政治上是坚定的。”现仍维持这个结论，彻底推倒曾强加于赵健民的一切不实之词，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2月5日，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通知，为原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平反昭雪。省委根据阎红彦死前写给其妻子王腾波的条子：“腾波，对不起，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遵照毛主席“被迫而死应予昭雪”的指示，1975年给阎红彦作的审查结论重新进行了复查。证明阎红彦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1930年被捕未发现投敌叛变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阎红彦忠于党、忠于人民。在土地革命时期，为创建西北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全国解放后，在西南为巩固国防、建设边疆作出了贡献。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1977年11月27日省委向中共中央上报《关于阎红彦同志问题的结论报告》。中共中央批准了省委的结论报告。批准将阎红彦的骨灰移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骨灰盒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送了花圈。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以及阎红彦的亲属和生前友好共380余人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在安放仪式上讲话，高度评价了阎红彦的一生。他说，阎红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英勇战斗，积极工作，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作风正派，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5月7日至12日，省委召开落实政策和审干复查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云南省的落实政策和审干复查工作曾因“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被迫停顿，到1977年2月中共中央解决云南问题后，才重新恢复。截止1978年4月，全省需要落实政策的共21．1万人，已落实了18．6万人，占84．2％。其中干部需要落实政策的5．7万人，已落实了4．8万人，占84．2％。还有一些重大冤案、错案正在调查落实。

5月23日，省委组织部作出《关于刘林元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7月9日，省委批准了省委组织部的审查结论，为刘林元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并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

7月11日，省委发出通知，提出落实政策工作的验收标准。通知提出，验收工作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要召开各种类型人员座谈会，认真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纠正错误，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不得有遗留未结的问题。验收标准是：对林彪、“四人帮”搞“划线站队”和破坏党的政策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要揭深批透，肃清流毒和影响，分清路线是非。受迫害的同志要顾全大局，把仇恨集中到“四人帮”身上；犯错误的同志要能主动检查，总结教训。做到消除隔阂、统一认识、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对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制造的冤、假、错案全部查清，彻底平反；非正常死亡人员已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做好了一切善后工作；被打伤致残者的问题已妥善解决；无辜受牵连的人员中应该解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划线站队”中，强加于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和不切实际的表彰之词已彻底推倒；所形成的一切不切实际的材料，按有关文件规定作了彻底清查处理。过去受审查的干部，需要作结论而没有作结论的，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结论不正确的，已改正过来；可以工作的已分配了适当的工作；工作分配不当的进行了调整；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政治上生活上作了妥善安排。在查错的同时，对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庇护下的坏人，清理出来，按政策进行了严肃处理。通过落实政策，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受到政策思想教育，社会主义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工作、生产各方面有了新的起色。

7月14日，省委分别发出通知，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摧资兵团”、“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和“滇东北游击军”三大政治冤假案公开平反。省委《通知》指出，为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决定为这两个政治冤案和一个政治假案公开平反，对受迫害致死的人予以昭雪，恢复名誉，并作好善后工作。7月18日，省委在昆明召开平反大会，为上述3个冤假案公开平反。

8月下旬，昆明军区党委作出《关于彻底批判“划线站队”、为受迫害同志平反的决定》、《关于彻底批判“政治边防”反动方针的决定》、《关于对错定为“五一六”重点清查人员的平反决定》，并召开会议，公开为昆明部队受害干部平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

9月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联合下发《关于为“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假案平反的结论》。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代理人，把山东支边的工役制工程第八团诬蔑为“反革命匪帮‘滇西挺进纵队’”，进行了血腥镇压。在“划线站队”中，又把这一假案和另一假案“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挂钩，疯狂地迫害云南党内外、军内外大批革命干部、群众和指战员，造成了极为严重后果。省委、昆明军区党委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特为其公开彻底平反昭雪。同日，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召开有250万人参加的有线广播大会，为“滇西挺进纵队”、“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两个政治假案平反，为受害者公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在会上讲话说，到目前为止，全省12331起冤、假、错案绝大多数已经得到平反。林彪、“四人帮”强加在广大干部群众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被推倒，全省各族人民和驻云南部队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但揭批“四人帮”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安平生强调指出揭批“四人帮”必须联系揭批林彪路线的重要性。他说，林彪和“四人帮”是一丘之貉。云南的“划线站队”就是林彪伙同“四人帮”干的。林彪垮台后，“四人帮”充当了林彪路线的庇护者和继承人，不仅不准批“划线站队”，而且继续用这根大棒打人。只有把林彪和“四人帮”连在一起批判，才能彻底清算他们合伙干的“划线站队”的滔天罪行，才能彻底摧毁在“划线站队”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才能彻底澄清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白之冤，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

9月8日，《云南日报》转载安平生9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斗争中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文章说，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等反动口号，肆意颠倒敌我关系，残酷地打击迫害广大干部。云南是受林彪、“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之一，落实政策的任务特别重。1975年云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开始抓干部政策的落实，1976年又出现了一个大的反复，许多干部又重新被打倒。1977年2月中共中央及时解决了云南的问题，省委立即把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提到了重要位置，一年多来，积极稳妥地清理了多年的积案，为一大批革命老干部平了反，同时提拔了一批中青年干部。但是，落实干部政策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而且尚未落实的多半是情况比较复杂、难度比较大的。因此，不能满足现状，不能害怕困难，要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严肃认真地把此项工作继续抓紧、抓好、抓到底。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揭深批臭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维护林彪、“划线站队”，阻挠落实干部政策的奇谈怪论，彻底扫除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帮理”、“帮规”、“帮风”、“帮气”，清除人们的思想顾虑。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彻底解决尚未落实和落实不够彻底的各种问题。

1979年1月11～24日，省委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上，省委决定妥善处理16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1．关于“三家村云南分店”的问题。把李孟北、夏雨、周钟德打成“三家村云南分店”，公开点名批判是错误的。对因所谓“李孟北黑帮”受打击迫害的同志应予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认真做好善后工作。1月23日，省委书记李启明代表省委在云南日报社召开的职工大会上宣布了省委的平反决定。2月9日，《云南日报》报道了省委为“三家村云南分店”彻底平反的消息。

2．关于“四月提纲”的问题。对贯彻执行中央“二月提纲”，印发《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意见》，当时省委决定对高治国、张更生、吴玉才进行批判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凡因所谓“四月提纲”而受到株连的，都应平反。

3．关于云南的“一月夺权”问题。凡在“一月夺权”逆流中，领导班子被扣上“黑班子”，领导干部被戴上“走资派”、“三反分子”等帽子，家属被株连的，统统取消，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被逼死的，应予平反昭雪。

4．关于报上点名批判“阎红彦、赵健民之流”的问题。对1967年7月以来，在林彪、“四人帮”的指使下，当时省军管会、省革委会先后决定在《云南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了阎红彦、赵健民、刘明辉等同志，给他们戴上了各种帽子。在此以前，当时的省委还决定在《云南日报》上点名批判颜义泉、彭少彭、李广田等同志。省委认为，对上述同志的点名批判是错误的，应进行公开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5．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文件问题。1968年中央批转的昆明军区党委和省军管会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有许多错误，省委决定报告中央，撤销这个错误文件。

6．关于省革委会七次全会的问题。省革委会七次全会是一次推行林彪路线、镇压干部群众的会议，应予彻底否定。

7．关于“政治边防”和“二次土改”的问题。1969～1970年间推行林彪“政治边防”的反动方针，否定我边疆民族地区特点，否定民族问题，取消民族工作，大搞所谓“民主革命补课”，即“二次土改”，破坏民族团结，搅乱了边疆，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应彻底纠正。凡是由此造成的冤、假、错案，要一律平反昭雪；错划了的阶级成分，要一律纠正过来。6月18日，省委发出关于解决好“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次土改”、“政治边防”以及“四清”中在边疆民族地区补划阶级成分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1969年以来搞的“二次土改”、“政治边防”是错误的。当时划的阶级成分应宣布无效，仍以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时的阶级成分为准。土改时实行“和平改革”地区和“直接过渡”地区，以1971年、1972年复查的阶级成分为准。其中确有个别补划错了的，应实事求是予以改正。在“四清”运动中补划地主、富农成分，除少数属于明显漏划而又按手续经过批准的仍然有效外，其余的仍按土改时的成分对待。通知中对错划成分而没收的房屋财产的处理，也作了具体规定。

8．关于下马村、羊街学习班的问题。在“划线站队”中，省级机关在下马村、羊街等地举办了所谓学习班，迫害干部，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各地也办了类似学习班。要把它作为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工作切实抓好。对于形成的材料，应清理销毁。

9．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凡强加于干部和群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整理形成的材料要全部清理销毁。

10．关于云南地下党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省军管会和省革委会对云南地下党立案审查是错误的，审查中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受到迫害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

11．关于“七一五”事件。省委云发[1972]57号文件批转省革委会政工组专案办公室《关于七一五事件的审查报告》中说的在“国民党反动派武装镇压‘反美扶日’爱国学生运动面前，云南省地下党省、市工委领导人进行一系列右倾投降活动和‘反美扶日’运动遭到失败，结论是错误的，应予推倒，受到迫害的同志应予平反”。

12．关于云南批林批孔中大揪“复辟势力”的问题。省委决定，为在批林批孔中受到批判，撤销批林批孔办公室主任职务，强令停职检查的梁文英及其他受害同志进行公开平反。

13．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文件问题。撤销省委直接形成上报、下发或批转的一切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

14．关于错划右派的改正问题。决定切实做好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

15．对1958年反右补课中所谓的“郑、王反党集团”，经查明郑敦、王镜如和其他所谓“集团成员”，没有不正常的政治关系。省委向中央的报告是错误的，应予坚决改正。凡是因该案而受牵连的其他人员，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搞错了的，也应纠正。

16．对于一川、梁浩等同志所谓的“一个生活腐烂集团”、“一个政治集团”是不存在的，应予纠正。所谓的“于梁反党集团”是没有根据的。对于、梁等个人的问题，要认真进行复查，实事求是作出结论。

2月8日，省委发出《关于对河口县“瑶山事件”平反的通知》。《通知》说：省委同意红河州委《关于对河口县瑶山‘四一五’错案的平反报告》。瑶山事件，主要是谭甫仁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坏党的民族政策造成的一个错案。通过这一事件的平反，要组织各级党委、干部、群众，学习党的三中全会公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落实好党的各项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强民族团结，把瑶山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迅速搞上去。随后，红河州委组织了一个由14人组成的工作组到瑶山地区帮助落实平反工作，先后发放落实政策经费3万多元，促进了该地区的发展。

2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关于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通知》说：1975年7月发生的“沙甸事件”并不是反革命叛乱，采取军事解决是错误的。现经中共中央批准，原定“以沙甸为中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结论应予撤销，这个事件中涉及的广大回族干部、群众应予平反。当前要对关押判处的人抓紧复查，错了的要纠正，并恢复名誉。对于被打死和错杀的群众要一律平反，并给予家属子女抚恤，伤残的给予治疗和救济。通过平反，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全省军民中深入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检查、纠正执行政策中的错误，消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加速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共中央在《平反通知》的批示中说：希望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在地方和军队，在党内和党外，在干部和群众中，广泛深入地传达和宣传，教育各族干部和群众都以大局为重，向前看，一定要达到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大局的目的。中共中央批准的《平反通知》下达后，省委立即采取行动进行宣传和落实。到1988年止，先后拨款1684万元对回族群众进行抚恤、救济、修建房屋，同时坚决落实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后，“沙甸事件”得到全面彻底平反。

3月5日，省委同意并批转省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平反冤假错案的报告》。《报告》指出，云南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任务还很重。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关键；要加强领导，充实力量，把平反冤假错案放到重要日程上来；要简化手续，分清缓急，尽快进行复查平反。省委批示要求力争在1979年国庆节以前基本完成此项工作。4月3日，省委又发出通知，批转省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党组《关于迅速复查纠正政法部门处理案件中的冤假错案，清理在押未决犯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办事。错了的，坚决大胆地予以纠正，部分错的部分纠正，对的要坚持。省委还要求各级党委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主动、积极、尽快地抓紧做好这一工作。

3月10日，《云南日报》报道，在中共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云南的一批受迫害老干部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到目前为止，已分别举行了追悼会、骨灰安放仪式的领导干部有：原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刘林元；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袁勃；原省委监委副书记阎南君；原云南大学副校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广田；原云南省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赖卫民；原省计划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祥龄；原中共丽江地委书记康长征；原昆明市副市长经竹如；原德宏州副州长雷春国；原昆明工学院副院长竺良甫；原文山州副州长马申生。

11月12日，省委落实政策的工作总结说，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后，省委于1977年3月起先后恢复和成立了各级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排除各种干扰，为全省“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公开平反昭雪。在斗争中落实了党的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至1979年9月底止，全省干部群众的冤假错案15175件，已平反昭雪15054件，直接涉及1386954人，原来立案审查，需要复查175974人，已经复查落实170740人，打伤致残61776人，已落实了59462人，非正常死亡22269人，已落实了21653人，收回被错开除的职527981人，占应收回总数9613人的83％。其中，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被立案审查需要复查的43765人，已复查落实42207人；被打伤致残的干部20763人，已落实政策的有20107人。非正常死亡的干部3408人，已落实3342人；冤假错案涉及干部38041人，已平反纠正37893人。各级党委为落实党的政策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给受害者补发被克扣的工资、工分，退赔查抄财物发丧葬费、抚恤费、困难补助费22639800元。给沙甸，山东、河南工役制，“政治边防”，“二次土改”等冤假错案平反开支1000万余元。接待和处理来访1万多人，处理来信13921件。经过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因素，促进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1980年3月1～9日，全省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在昆明召开，着重研究如何加快速度，复查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而被判刑的案件和完成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冤假错案问题。

3月28日，省委批转省法院党组《关于善始善终地完成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的报告》，要求遵照十一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对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必须作为当前的复查重点，组织专门班子，迅速彻底平反纠正。对近几年判处的案件，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复查，错了的坚决纠正。各地党委要组织有关部门力量，对复查工作进行一次检查，要做到逐案落实。

8月21日，省委批转省委组织部《关于善始善终地做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意见》，省委在批示中指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一个重要内容。各级党委要重视和抓紧这项工作，力争在年底以前，善始善终地做好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为了领导全省落实干部政策检查验收工作，省委同意成立落实干部政策检查验收领导小组，由颜义泉任组长，办事机构设在省委组织部。各地、各部门也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成立检查验收领导小组，做好落实干部政策检查验收工作。

1982年2月6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中央组织部3月2日中组发[1982]6号文件印发了中共中央批示和这两个报告。中共中央的批示指出：“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在远离中央的边疆多民族地区，艰苦奋斗，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为解放云南做了贡献。通过这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希望进一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加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振奋精神，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而努力，卓有成效地作出新的贡献。”4月12日，省委发出云发[1982]31号文件《省委关于印发〈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遵照中共中央批示精神和省委《报告》，以及《报告》附件中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统一认识。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力量，抓紧就地妥善解决好有关遗留问题，切实把冤假错案处理好、解决好。1984年6月18日，省委办公厅发出通知，按省委常委会讨论意见，决定成立省委解决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工作小组，王信田任组长，姜杰任副组长，迅速解决云南省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

云南通过揭批查运动、“两案”审理和核查“三种人”的工作，基本上查清和摧毁了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基本上查清了同帮派体系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分清了10年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大是大非；教育和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整顿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使各级领导权基本掌握在德才兼备的干部手里。同时，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工作，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对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促进全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发展生产，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进行改革开放，迈入新的历史时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附录

黄兆其判决书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18号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学强，检察员张甸侯。

被告人：黄兆其，男，现年39岁，浙江省上虞县人。原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现在押。

辩护人：刘章达、黄晨曦，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黄兆其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4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4月18～2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和被害人的陈述；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

本庭确认：被告人黄兆其在云南为首，伙同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等人，以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阴谋活动，同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在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上，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大量证据证明：被告人黄兆其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被告人黄兆其伙同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等，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在云南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密谋策动武装叛乱。被告人黄兆其等人的犯罪活动，使我省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被告人黄兆其的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黄兆其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

1967年7月，黄兆其、涂晓雷、刘浩等人，编写了《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等反动文章，捏造事实诬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璧等紧密配合蒋匪云南特务组，在5月29日晚举行军事政变。1968年1月，黄兆其主持编造诬陷“报告”，捏造事实说：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与省委书记赵健民网罗宗派集团，结党营私，搞资产阶级反动同盟。在“报告”中诬陷赵健民、陈康、张力雄、朱家璧等领导干部是“敌特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地下党托派”，致使这些领导干部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黄兆其伙同刘殷农等，与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上下配合，在云南成立了“打赵作战部”，诬陷赵健民为首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同年12月4日，黄兆其主持召开打倒赵健民的大会，会上他诬陷赵健民是“30年代的大叛徒，40年代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60年代屠杀革命群众的大刽子手、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煽动打倒赵健民。

1968年，黄兆其主持写了《干部情况汇报》，将一些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及一批厅、局领导干部诬陷为“叛徒”、“特务”、“敌特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提出必须打倒。同年6月21日，黄兆其指使安矩祥、胡文龙写了《紧急报告》，诬陷省委副书记高治国和厅局领导干部张曙光、侯良辅、林亮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追随大叛徒、大特务赵健民执行国民党特务计划”等，要求“立即逮捕”，使侯良辅、林亮冤狱多年。同年11月21日，黄兆其指使涂晓雷写了《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反动文章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诬陷赵健民等组织政治土匪，东窜西挺，执行美蒋云南特务组计划。在此期间，黄兆其还诬陷“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摧资兵团”等群众组织是“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防空洞”。诬陷我省公检法机关的大批干部“投靠赵健民反革命集团，镇压革命群众”。

由于黄兆其等人的诬陷和煽动，以致全省在追查“赵健民特务案”、“赵健民之流”和“地下公检法”的过程中，造成了冤案15000余件，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1380000余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17000多人，被打伤致残的61000多人，对此，黄兆其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

1976年4月上旬，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谋，诬陷昆明地区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并派涂晓雷、沈炳章将诬陷材料送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设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转报王洪文。同年5月18日，王永昆等人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公安机关将其主犯依法拘捕后，黄兆其不仅为参与王永昆反革命活动的罪犯徐宝兴、胡恒铿开脱罪责，还诬陷省委领导人是这一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被告人黄兆其为首组成“八人核心”和“六人核心”的班子，领导、指挥同伙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1974年和1976年，黄兆其为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政权，先后5次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诬陷省委一些领导人“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要求“对云南省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1976年4月，黄兆其派涂晓雷、沈炳章、包亚芳等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设在清华大学等处的活动据点报送诬陷省委的材料。同年9月16日，黄兆其修改了涂晓雷、林敬荣写的“改组省委” 的夺权方案，支持他们交给姚文元派到云南的“记者”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此期间，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谋，编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谁是刽子手》等反动文章，大量印发、张贴，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诽谤云南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等领导是省委内的“复辟势力”。煽动揪“复辟势力”和“还乡团”，提出“要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黄兆其、刘殷农还与军队的某些人，多次在震庄密谋策划，制定了“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的方针，并决定打所谓“三个战役”，在全省和军内掀起打王必成和陈康高潮，层层揪“复辟势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同时，黄兆其为首与刘殷农、徐宝兴等人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对省委领导分析排队，阴谋分裂和搞垮省委。

1976年3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时，黄兆其为首与刘殷农、朱克家策划，通过地书会议篡夺省委领导权。会议期间，黄兆其通过同伙组织500余人揪斗省委领导干部，亲自指使文山州的何立宽、玉溪地区的陈远大等人组织“告状团”、“上访团”冲击地书会议。黄兆其还主持拟了发给中央的电报，要求永远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诬陷省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不能领导运动，提出改组省委，企图篡夺省委领导权。

1976以年黄兆其为首，伙同刘殷农等煽动强行释放在押的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等案犯，黄兆其还主持、煽动昆明铁路局徐洪文等人强行释放了13名在押犯，在黄兆其等人的煽动支持下，全省共放出在押犯123人，破坏了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严重危害了人民民主专政。

被告人黄兆其积极策动武装叛乱。

1976年10月12日，黄兆其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于10月13日、16日，召集刘殷农、涂晓雷等人策动武装叛乱，学习蔡锷武装起义。确定：由黄兆其、涂晓雷负责与驻昆部队的某些人联系，策动叛乱；选择楚雄等地为叛乱的基地；由刘殷农、徐宝兴分头给省市和各地州的同伙“打招呼”，做好准备；还确定控制省建、煤机厂、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同时由刘殷农要吴福全乘飞机去上海探听武装叛乱的消息，由涂晓雷给回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密语电报，要其“到南京采购货物”，探明情况，迅速返昆，黄兆其还亲自给省交通局、煤管局、三五六厂的张贤忠、金奕旦、刘志宏等人“打招呼”，准备武装叛乱。文山和楚雄的同伙派人到昆明听取了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授意后，回去准备响应武装叛乱，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人民的斗争，黄兆其等人阴谋武装叛乱未能实现。后黄兆其又与刘殷农等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组织第二套班子，继续负隅顽抗。

本庭经过6次庭审调查和辩论，3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大量的证据进行了审查。充分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证明了被告人黄兆其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庭确认，被告人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十分严重。在法庭上被告人黄兆其也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有认罪悔罪表现。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第90条、第98条、第92条、第93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黄兆其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10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1982年4月29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张开文人民陪审员张顺安人民陪审员陈绍康1982年5月3日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书记员杨建萍

刘殷农判决书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19号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熊世华、付远兴。

被告人：刘殷农，男，42岁，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原任云南省革委常委，昆明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昆明市委常委。现在押。

辩护人：杨维新、郜金波，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刘殷农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4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4月18日至4月28日进行了公开审理。

本庭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确认：被告人刘殷农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刘殷农伙同黄兆其、胡延观、涂晓雷等人，与林、江反革命集团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凭借他们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及广大干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当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被拘禁后，又积极策动武装叛乱，妄图负隅顽抗。被告人刘殷农及其同伙在云南的犯罪活动，前后达10年之久，使我省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受到重大的损失，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被告人刘殷农的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刘殷农在“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积极与其同伙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群众。

1968年12月14日刘殷农与林敬荣、胡延观在《云南日报》上联名发表《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反动文章，诬陷赵健民是“大叛徒”、“老反革命”，执行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在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的策划煽动下，先后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的还有省委书记刘明辉，省委副书记孙雨亭、高治国，省委常委赵增益等领导干部。特别在康生公开点名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的冤案后，刘殷农及其同伙，更是紧密配合，大揪所谓“赵健民之流”，罗织各种罪名，迫害干部和群众。在刘殷农及其同伙的煽动和指挥下，他们在昆明市追“滇挺”，查“左派政府”，挖“地下银行”，打“地下公检法”，制造了大量的冤案。仅昆明地区因蒙受不白之冤被迫害致死的就有1473人，被打伤致残的有9661人。对此严重后果，刘殷农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1967年12月30日，刘殷农就曾指使陈天寿等人非法拘禁无辜群众袁宝华，致使袁被刑讯逼供而死。

1976年4月，刘殷农把昆明地区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诬陷为“未遂的反革命事件”，布置王海全等人搜集材料，并由马首良等人写成“报告”，经刘交涂晓雷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省委的某些领导人是此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同年5月，当王永昆一伙公开诬陷已故周总理，进行反革命活动被拘捕时，刘殷农为了包庇其同伙徐宝兴、胡恒铿参与诬陷周总理的罪行，指使王云仙等人制造伪证，叫安朗起草《报告》，诬陷王必成等是反革命分子王永昆的“后台”，以达到其“一箭双雕”的反革命目的。

被告人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阴谋颠覆政府。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刘殷农即秉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权”的方针，在昆明提出要“上揪、下扫、中间捣”。1974年，为了夺权，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组成“八人领导核心”，共谋制定了“批王(必成)、打陈(康)”的“三大战役”；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前线总指挥”，省委常务书记兼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是“复辟势力的急先锋”。同时，还向江青、王洪文直接写信诬陷省委几个主要领导人搞“修正主义回潮”，“要求对省委采取措施”，煽动打倒王必成、陈康等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加快篡党篡国的步伐，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又组成“六人领导核心”，积极配合行动。2月，刘殷农发出“战书”，公开向省委“宣战”。3月，又与黄兆其共同策划破坏省委召开的地书会议，提出“省委班子是不行的”，“一定要调整、改组”。在会上，刘殷农发言诬陷邓小平副主席是“梯也尔式的人物”，煽动100多人发电报要求永远“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和“改组省委”；并亲自带领其同伙冲击省委常委会议，要求立即发出此一电报。6月，刘殷农及其同伙操纵、控制昆明市党干会，要求“把刮下去的刮上来，刮上来的刮下去”，妄图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以市促省”，加紧“夺权”。刘殷农在总结其夺权“经验”时，诽谤邓小平副主席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是“最反动、最腐朽的一帮”，要用“暴力”来对付。仅在昆明市的党干会会议期间，就有一大批老干部分别被诬陷为“走资派”、“还乡团”、“复辟狂”，不少人当场就被抓打围斗，遭到残酷迫害。

与此同时，刘殷农还与黄兆其等人煽动群众围攻党委，冲击政法机关，逼迫释放在押罪犯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等人，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刘殷农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刘殷农的这一反革命目的，虽然由于党和人民的抵制，未能完全得逞，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确实使人民民主专政及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危害。

1976年10月11日，刘殷农获悉江青反革命集团已被粉碎，仍不甘心。10月12日，急忙要吴福全去上海窥测动向，13日及16日与黄兆其等人频繁开会，策动武装叛乱。共谋“上海不干，我们在云南干”，“学习蔡锷大干一场”，“通电全国云南发难”。在此期间，刘殷农部署了其同伙在昆明一些单位和厂矿，“控制民兵”，准备“搞武装斗争”，并向文山、楚雄等地的任怀灿、马昭等“打招呼”，要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回去，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点起这把火”；并要以楚雄为基地，“上山打游击”。后因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及全省人民的斗争，他们的罪恶计划未能实现，刘殷农又与黄兆其变换手法，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准备“第二套班子”，妄图作最后挣扎。

本庭经过4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5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113件进行了审查，充分证明被告人刘殷农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现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的规定，应按现在实施的《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刘殷农，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云南犯下了大量的罪行。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律，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人民危害十分严重。刘殷农已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有一定的认罪、悔罪表现。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2条、第93条、第98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刘殷农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刑期自判决确定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的第二天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1982年4月29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李绍华人民陪审员王鹏程人民陪审员刘洁1982年5月3日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书记员周素蓉

涂晓雷判决书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21号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鑫、王瑞启。

被告人：涂晓雷，男，现年34岁，贵州省开阳县人。原在云南省文化局工作。现在押。

辩护人：杨富春、马军，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4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4月18～28日对涂晓雷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

本庭确认，被告人涂晓雷在云南参与黄兆其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同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在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上，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大量证据证明：被告人涂晓雷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被告人在“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案犯，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策划武装叛乱。被告涂晓雷等人的犯罪活动，长达10年之久，使我省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全省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被告人涂晓雷的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

1967年6月，涂晓雷在黄兆其的授意下，编写了《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的反动文章，诬陷云南省军区张力雄、朱家璧等领导干部紧密配合蒋匪云南特务组，进行“五月兵变”。这篇反动文章在昆明等地广为散发、张贴，对于搞乱部队，使大批军队干部长期遭受打击、迫害，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1968年11月21日，在黄兆其的授意下涂晓雷参与编写了《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反动文章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诬陷赵健民等领导干部和群众，执行美蒋特务计划，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等等。这篇文章在全省开展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中，对大批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起了极大的欺骗、煽动作用。

1974年6～11月，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编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和《于无声处听惊雷》等反动文章，诬陷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和副司令员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残余势力”，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政变的前线总指挥”，陈康是云南“右倾翻案复辟的总头子”；并诬陷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煽动打倒省委领导干部。1976年1～7月，涂晓雷与黄兆其、徐宝兴等人共同策划，用“秦臻”、“姚雨”的笔名，撰写了《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反动文章广为散发，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诬陷省、市委和省属16个部、委、办、局的一批领导干部是“还乡团主要骨干”、“叛徒”、“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煽动“向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发动毁灭性的进攻”!要把省委“坚决打倒”。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1975年12月至1976年9月，涂晓雷多次向江青反革命集团写信，提出要向“走资派第二次夺权”，并诬陷邓小平副主席和云南省委、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把诬陷邓小平的“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做好了”的话密报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为打倒邓小平的重要材料。

1976年3月，涂晓雷积极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利用地书会议篡夺省委领导权。涂晓雷在会外写了《谁是刽子手》等文章，提出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第二次夺权”，积极配合黄兆其、刘殷农在会内夺省委的权。同时在参与修改黄兆其等人诬陷邓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走资派的精神支柱，不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是不能平民愤的电报稿时，涂晓雷亲笔加上“因此，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重要内容，蓄意打倒邓小平。

1976年4月，按照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策划，涂晓雷与沈炳章化名王正名、朱永红，携带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及昆明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的材料，秘密窜到北京，报送江青反革命集团，并领受了“组织上要建立文化大革命体系”，要把“天安门事件文章做够”的旨意。涂晓雷回到昆明，即向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传达，认为，批邓深入下去就联到周总理了，共谋策划：王永昆他们要公开打倒周总理，先让他们打，看看他们打的情况再决定行动。5月18日，王永昆等人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被公安机关拘捕后，涂晓雷又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为参与王永昆反革命案的罪犯徐宝兴、胡恒铿开脱罪责，进而又诬陷省委领导人是这一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1976年9月3日，涂晓雷与邓跃泽联名向江青反革命集团写信，提出改组云南省委。9月中旬，涂晓雷又与林敬荣写了全面改组云南省委的夺权方案，经黄兆其修改后，于9月29日送交姚文元派到云南的“记者”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积极策动武装叛乱。

1976年10月12日，涂晓雷得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于10月13日晚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武装叛乱，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提出要“搞武装斗争”；密谋策动驻军某副司令员充当蔡锷式人物，进行叛乱；确定控制省建、煤机厂、三五六厂的民兵武装弹药；以昆明、楚雄等地作为武装叛乱的基地；给同伙“打招呼”，作好武装叛乱的准备。10月14日，涂晓雷参与驻昆部队的许梅康等人的密谋会议，分析了军队的情况，统一了搞武装叛乱的方案，并安排了黄兆其与驻军某副司令员会面的时间、地点；同时，涂晓雷还给回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密语电报，要其到“南京采购货物”，探明情况速返昆明。10月16日涂晓雷将上述情况汇报给黄兆其、刘殷农，再次研究了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人民的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未能实现。事后，被告涂晓雷又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转变手法，订立攻守同盟，转移、销毁罪证材料，确定第二套班子，继续负隅顽抗。

本庭经过5次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各种证据63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都证明被告涂晓雷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庭确认，被告人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在法庭上被告人涂晓雷基本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同时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第90条、第98条、第92条、第93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涂晓雷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如不服本判决，于判决书送达的第二天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1982年4月29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尤凤瑞人民陪审员浦士厚人民陪审员何兆兴1982年5月3日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书记员蔡斌

胡延观判决书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字第20号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张藻、李保全。

被告人：胡延观，男，汉族，48岁，四川省蓬溪县人，原任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逮捕前任省农办主任、党组书记。现在押。

辩护人：杜大林、杨树林，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胡延观，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4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4月18～28日进行了公开审理。

本庭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确认：被告人胡延观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胡延观凭借所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与黄兆其等共同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党政军领导人；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被告胡延观的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胡延观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1968年12月14日，胡延观与刘殷农等人在《云南日报》上联名发表《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反动文章，诬陷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变分子”，“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组织了一套“叛徒、特务、内奸”的“黑班底”，“必须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1976年3月地书会议期间，胡延观积极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行动，利用他主持编写《简报》的机会，诬陷省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诽谤刘明辉等省委领导人“搞阴谋诡计”，组织“超级省委”；同时又将省委讨论赵健民“问题”及向中央所作有关干部情况等机密材料，蓄意泄露扩散；诽谤省委1975年研究赵健民等冤案是“翻案”。同年4月，胡延观在一次省级机关大会上发言，诬陷省委大批领导干部是“复辟”、“翻案”、“算账”的“老家伙”。胡的这一反革命发言稿，由其同伙徐宝兴大量翻印散发，对搞乱全省起了反革命宣传煽动作用。1976年5月18日，反革命分子王永昆在昆明街头公开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标语、大字报，胡延观得知徐宝兴、胡恒铿参加了这一反革命活动后，与黄兆其共谋开脱徐、胡二人罪责；5月19日，又在其家中积极与黄兆其、徐宝兴、胡恒铿密谋策划，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等领导人与反革命分子王永昆“有不寻常的关系”，示意是“五一八”反革命事件的后台。之后，又将其诬陷内容告诉林敬荣，由林报告给了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者”。5月24日，胡延观同黄兆其一起将黄梅仙编造的伪证告诉给公安机关。

被告人胡延观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政府，利用其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力，把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提供给黄兆其等人。1976年2～3月，胡延观将省委领导干部对待所谓“打招呼”会议的不同态度密告黄兆其，阴谋分裂、搞垮省委。1976年4月底，在“理论讨论会”前，向林敬荣出谋献策，利用“理论讨论会”煽动层层揪斗各级领导干部。同年6月，胡延观将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造成云南党政机关瘫痪及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的有关材料，提供给林敬荣，嫁祸省委，由林通过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络据点，转报姚文元及迟群，妄图改组云南省委。尤其严重的是：1976年6月下旬，胡延观竟把毛主席病重的特级绝密电报提供给黄兆其、刘殷农，示意他们要“注意斗争策略”。黄兆其、刘殷农得知此一重要机密后，于7～8月多次开会策划，抓紧时机，要“解决一些组织问题”，进一步加快他们的夺权行动。

本庭经过4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5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58件进行了审查，充分证明胡延观所犯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现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的规定，就按现行《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胡延观，利用其担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职权，将其所掌管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积极提供给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的案犯，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情节十分恶劣，对国家和人民危害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2条、第98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胡延观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其刑期自判决确定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10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1982年4月29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蔡国栋人民陪审员曾有琥人民陪审员徐抗美1982年5月3日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书记员梁美玲

后记

“文化大革命”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中的一场政治灾难。尽管当年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之一，是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实践证明，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所以，“文化大革命”应该被彻底否定。

现在，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这段历史呢?邓小平1988年9月5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的一段话，对这个问题回答得非常精辟，他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因此，记住这段历史，记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毋庸讳言，“文化大革命”运动虽然已经结束近30年，但它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它对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所有人来说，留下了许多抹不平的记忆。好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廓清了这10年中的种种迷雾，明瞭了这10年中的大是大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又通过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两案”、“核查”等工作，也促使绝大多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经历者能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无论是谁，“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教训是值得永远记取的，我们的党不能再犯那样的错误，我们的国家不能再发生那样的动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坚决拒绝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再发生。为了记住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为了记取那些惨痛的教训，我们编写印刷了这本《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实》，目的就是想告诉后来人，在中国、在云南，曾发生过那么一段非常曲折坎坷的历史。同时，也把这本书献给属于那段历史的人们，以及想了解或应该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促使大家能正视历史，总结历史，借鉴历史。

但是，这是一项不同于一般史学工作的非常艰难的工作。从1997年开始，经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在省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我们聘请了“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后来参加过云南“两案”审理和核查“三种人”等工作的8位离退休的老领导、老同志，加上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和专业人员，组成编辑组，开始了编撰《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实》的工作。在6年的时间里，这8位老人不顾年高体弱、寒冬酷暑，到省档案馆和相关部门查阅了非常浩繁的资料，并反复讨论研究，分工合作，完成了全书的撰稿工作。在全书完成统稿后，又反复审核书稿，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在此，我们谨向这8位老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遗憾的是：杨昭同志没有能亲眼看到本书的问世，于2004年不幸去世，他带病为本书殚精竭虑所做出的贡献，永远让我们怀念。

先后参加《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实》编撰工作的有陈盛年、王元辅、杨志高、杨昭、张纯拂、孙宝廷、白树岗、葛维新、张志渊、李映芳、杨林兴、张德志、杨新旗。全书初稿的撰写分工是：王元辅、杨林兴负责引言；杨志高负责1966年5月至1967年3月的大事件；杨昭负责1967年4月至1968年7月的大事件；张纯拂、白树岗负责1968年8月至1970年的大事件；孙宝廷负责1971～1973年的大事件；张德志、杨新旗负责1974～1976年的大事件；张志渊、葛维新负责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的大事件。分工写出初稿后，编写组又反复研究讨论，由王元辅、杨林兴负责2次修改统稿，最后由王元辅统改定稿。原省政协副主席、省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曾参与“揭批查”、“两案审理”、“核查三种人”领导工作的陈盛年同志，自始至终主持领导了这本书的编撰工作。李映芳承担了大量档案资料的查阅工作并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侯明森负责了编撰过程中的编务工作。

书稿在报送省委领导、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纪委审核，送请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统战部、省保密局、省信访局等相关部门以及老领导赵健民、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党史办公室顾问李厚安、刘松柏、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魏先忠、钟世禄、赵晓澜等征求意见过程中，也反馈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省委副书记王学仁、陈培忠同志认真审阅了书稿，给我们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并就本书编写的重要现实意义作出批示。陈培忠副书记在批示中指出：“《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实》(以下简称《纪实》)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全面、系统、较客观地记述了云南‘文化大革命’发生、发展和结束的全过程；充分揭露了以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为首的帮派势力秉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旨意，极其残酷地迫害广大干部、群众(包括不同意他们倒行逆施的本派群众)，阴谋篡夺云南省各级党政领导权，破坏社会和边疆的稳定，导致云南工农业生产达到崩溃边缘的极其严重的罪行；展示了广大干部群众坚决与帮派势力作不屈不挠斗争的史实。对于巩固‘揭批查’运动、‘两案’审理、核查‘三种人’斗争成果，警惕‘帮派残余势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搅乱视听，教育和警示后来人，尤其是在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以史为鉴，巩固和发展云南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王学仁副书记也作出批示，要求我们按照陈培忠副书记的批示精神，认真研究修改后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出版。

省委领导对本书的编写出版发行工作的重视和支持，省级各部门的关心和帮助，增强了我们编写好、出版好、发行好这本书的信心。

按照中央和省委一贯的要求，在编写工作中，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全面、客观、公正地记述云南“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为此花了8年的工夫，以上千万字的历史档案资料为基础，写出了近50万字的初稿。又逐条逐句斟酌推敲，力争每事必有历史档案资料为根据，尽量使之反映历史的真实。之后，又根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删繁削杂，最终形成现在这个稿子。但是，由于编写水平和所掌握史料的局限性，书中难免还有疏漏和缺陷，甚至还可能有错讹，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按照相关规定，本书作为内部资料印刷发行，请注意保存。

2005年5月18日

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

目录

引言

大事件

批判“‘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

批判“四月提纲”

红卫兵大串连与“扫四旧”

“八二三风暴”与“九一四风云”

阎红彦以死抗争

“一月风暴”中造反派的夺权活动

“三支两军”及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成立

武斗和抢枪事件

康生炮制“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冤案

北京虹山口学习班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划线站队”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五七”干校的斗、批、改

(一) 省级机关毛泽东思想第一学习班(又称下马村学习班)

(二)云南省公检法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简称羊街学习班)

(三)“五七”干校

清理阶级队伍

“政治边防”和“二次土改”

整党建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一七”谭甫仁被杀案

农业学大寨

“批陈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

“沙甸事件”

着手纠正“划线站队”错误

一九七五年的整顿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四人帮”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的最后挣扎

结语

揭批查运动

“两案”审理

核查“三种人”

“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

附录

黄兆其判决书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18号

刘殷农判决书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19号

涂晓雷判决书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21号

胡延观判决书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字第20号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