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75）
迫害知识分子的教师学习班……………………………………………………（278）
文面烙刑…………………………………………………………………………（291）
迫害干部的“活人展览”与“斗批改营”事件………………………………（294）
乱杀人事件………………………………………………………………………（305）
为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全面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巩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成果，教育干部群众和子孙后代牢记这一惨重的历史教训，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编写了《天等县“文革”大事件》。
十年内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天等县“文革”中发生的迫害知识分子的“纹面烙刑”、“教师学习班”、迫害干部的“斗批改营”、“活人展览”，特别是乱杀人事件，其做法之荒唐，手段之残忍，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践和方法都予以全面的否定。
根据六中全会的《决议》和中央、区党委的部署，从1981年下半年开始，县社两级党委都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农理华同志担任，并吸收组织部、纪委会、民政局、公、检、法领导参加领导小组成员，全县抽调干部466名组成落实政策工作组，对“文革”遗留问题，特别是乱杀人的问题，采取从下到上方法，一个事件一个事件的调查了解。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对个别明显的三种情况的人（阶级报复杀人、挟嫌报复杀人、谋财害命）给予逮捕法办，并对死者遗属生活、生产上的困难给予了适当的补助。
1983年4月份区党委工作会议后，县委把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来抓，把原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改为“处遗”领导小组。5月3日领导小组进行调整，由莫大凛（县委副书记、县长）担任组长，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副主任农雄、吕秀祥任副组长，成员有郭有来（县委组织部长）、李常秋（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6月份区党委“处遗”工作会议后，县委“处遗”领导小组又进行了调整，由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副主任农雄同志担任组长，赵杰利（法院院长）、覃柏（县委宣传部长）任副组长，马福民（司法局长）、李新庆（工商局副局长）、陆文（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坚（县文化局副局长）、齐兰坤（县直党委书记）、李常秋（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线下设有办公室（含秘书组、审案组、信访组）、上层组（含第一、第二小组）、大案要案组、经济组等四大摊。此后全县先后抽862名党员、干部组成“处遗”专案队伍，对“文革”遗留问题进行全面的调查，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和区党委桂发（1983）54、55号文件的规定，对“文革”期间全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的1651人（“七·三”布告前死1441人，“七·三”布告后死210人），全部给予平反昭雪，并由县人民政府给死者家属发了平反通知书，发放了丧葬费、抚恤费、遗属抚养费及生产、生活困难补助费161万多元，被害子女顶职安置108人，对参与打死人的党员、干部职工共定案处理797人。其中依法逮捕法办43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23人。在“处遗”工作中，县委本着“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精神，始终坚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广泛地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和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教育，切实抓好伤痕愈合工作。通过“处遗”，全县安定团结的政治局势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发展。
《天等县“文革”大事件》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决议》的精神，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以及事件的本来面目，客观地予以记述。
《天等县“文革”大事件》的材料来源都出自县档案馆、纪委会、劳人局、公安局、法院保存的“文革”档案，案件材料以及“处遗”的存档资料，经过多方面的考核证实而整理记载的。
但由于事隔20多年，一些原始材料尚存不够完整，从个人笔记记载某些方面也有不统一的记录，加上我们水平有限，在编写中，难免错漏与不当，敬请批评指正。
编者1987年6月
1968年8月12日至9月12日，县革委会决定在龙茗区举办第八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人员是全县公办中、小学、农中及代课的教职员工，各中学各派10个红卫兵参加，天中高中部学生全部参加，共1400多人。其中教职员工1200多人，学生100人。学习地点在龙茗区，大部份住在龙茗中学，少部分住在龙英小学和龙茗粮所。
举办这次全县中、小学教师学习班，内容是县革委会召开几次会议讨论决定的。1968年7月22日，县革委召开常委会议，县革委主任张振山、副主任（县武装部政委）祁新年提出来的，并指定由县革委副主任莫大凛负责此项工作。张振山在会上说：“……8月10日以后全县教师要集中搞‘三查’（一查走资派，二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三查五类分子的破坏活动）”。1968年8月7日，县革委会又召开常委会议，祁新年在会上说：“根据中央通知，放假期间集中教师学习，县革委会决定，准备在本月11号报到，地点在进结区，人员初步计划3000多人，（包括民办教师），预计时间15天。负责抓这次学习由县革委常委莫大凛同志，我有时也去，教研室、壮校、党校的同志也去……”。学习内容：一、动员报告（3天）。二、学习“七·三”布告、“七·一”社论，开展对敌斗争；三、教改、天革字（68）51号文件的第三点，即这期学习分为三组课：第一组课是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大兴革命学风，决心搞好学习。时间3-5天；第二组课是以中央“三个布告”为纲，狠抓阶级斗争，分清敌我界限，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时间10-15天；第三组课是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教育大革命，时间3-5天。
学习班是在县革委会领导下举办的，从始至终由县革委常委副主任莫大凛掌握。为加强领导，学习班还成立一个领导小组，领导成员由莫大凛、祁新年、许玉山、吕律琴等31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宣传部、“三办”、教育科、教研室、壮校等单位参加办公室人员，参加办公室人员有农永和、汤俊元、黄英超、黄显臣、覃立达、程绍录、农成祥、颜丽才、农勤修、廖中勋、梁清贤、覃作孚等。各区革委会派一名领导或管教育的宣委、文教具体领导本区教师学习。参加学习班的各区领导人员有：赵光荣（天等区革委副主任）、梁崇邦（都康区革委常委）、陶子现（驮堪区革委常委）、凌荣宗（进结区文教助理）、农纯康（东平区革委常委）、黄忠孝（向都区革委副主任）、李怀康（龙茗区革委委员）、刘世由（福新区革委委员）、赵德新（上映区革委常委）、刘忠豪（把荷区革委副主任）。各中学由校革委主任带队。天中秦赐喜、进结中学农愿、进远中学陆升汶、向都中学李成功、龙茗中学农林。各中学都设有办公室，办公室人员由已站出来的辅导员和部份校长参加，办公室主要任务管理学习班，整理材料，内查外调，上报下达等。
学习班期间主要领导讲话：8月12日下午，莫大凛作开班典礼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一这次学习班是贯彻执行捍卫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和“八·九”布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学习班。必须以“三个布告”作为衡量学习班办得好坏的标准；○二广西形势一派大好，在首都办了两派学习班，但新“4·22”有30人不参加（因受反共救国团蒙蔽），“4·22”在南宁大烧、大抢，烧了8000到10000户。现在，地面上已全部把他们消灭，在地洞里还有一些，从医学院跑出来的也被抓了不少，被抓的人中天等有30多人；○三“3个布告”的下达后，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抗拒，疯狂破坏，这些人都是土匪，据点有蒋光头的像。天等是有“反共救国团”的，农培相曾到天等活动，发展反动组织。去年敌人也搞一些破坏活动，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专政机关，把搞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说成是最革命的。因此，布告是宣判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政治死刑。对布告我们要条条落实，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藏在阴暗里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挖出来，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统统揪出来，斗倒斗臭。
8月19日晚上，张振山同志到班作形势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指出：广西贯彻“七·三”布告后形势大好，柳州基本解决了，7月30日开始通车，XXX破坏铁路，现在他们上山；桂林老多也解决了；北京学习班战场打得很好，揪出坏头头，有个19岁的坏头头，杀了9个人；广西上北京所谓控诉团，大约一千人左右，全部被抓了。这些坏家伙跑到北京反对“七·三”布告，其中天等有5人；南宁市1244个单位，经过学习“七·三”布告，到8月13日已有7100多人反戈一击，敢于揭发坏人，敢于揪斗坏头头，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西大有600人到13日反戈一击有500多人，后来他们还揪出“四·一九”声明头头高仕克。总之，南宁市贯彻“七·三”布告后，给坏人毁灭性打击。在解放路有一个坏家伙从地洞钻出来喊“刘少奇万岁！”。他们破坏“七·三”布告，打破宣传车，我们派飞机撒传单，他们用枪打飞机，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广西反共救国军骨干70%是新“4·22”。7月15日我们在南宁开13万人会议，庆祝“七·三”布告，被他们打伤7人，打死15人，是天等人打的。7月16日下午敌人开始火烧百货大楼，他们采取日本鬼子“三光”政策，我们把杀人放火的人抓起来，同时进行清理。有人说，这样做是镇压造反派，但抓来的人中，特务、叛徒、下台干部、四类分子子女占60%以上，这些人是造反派吗？解放路是新“4·22”据点，他们住一年多，搞打杀烧奸。特别今年，大批叛徒、特务、走资派、五类分子钻进去，熊一军大坏蛋组织指挥，他有两个老婆，两个广播员，一天吃15元生活费。7月16日到8月6日，他烧20个大船，有9条街全烧光，8条烧去一半，只剩3条较好。那里有10万、8万人无家可归，烧掉毛主席著作一百万本，毛主席像42万张。“七·三”和“七·二四”布告公布以后，南宁出现的事件，天等县也一样发生，如冲击人民解放军、冲击专政机关、冲击征兵会议、制造武器等。“七·三”和“七·二四”布告的精神实质是镇压敌人，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受蒙蔽者要很好学习，要反戈一击，光反戈不行，还要一击，林副主席指示，8、9月还有一个大战役，受蒙蔽者快猛醒。我们要刮起12级台风，向阶级敌人进攻，完全彻底干净消灭“反共救国团”。
8月30日上午，县人武部副政委李金才作题为《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报告。李在报告中，首先讲广西特别是南宁市贯彻“七·三”布告取得的伟大胜利，接着大讲我县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一以静坐为名，把矛头指向专政机关，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二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和军事机关，企图搞垮“钢铁长城”；○三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把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四冲击征兵会议，破坏国防建设；○五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复辟；○六借群众组织之名，搞反革命之实。最后李号召说：“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号召全国军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刮12级台风，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当前，我们要大力宣传‘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坚决贯彻落实布告精神，组织千千万万革命大军，掀起‘一批三查一清’运动高潮。一小撮阶级敌人企图蒙蔽过关，我们要刮起12级台风，狠狠地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
这次学习班，除了在大会上作了4次报告外，学习班的具体领导人莫大凛还根据学习班的进程，作了5次阶段性部署。
第一次是8月16日上午对领导成员、办公室人员布置第二阶段工作。他说第二个组课分两个阶段：○一斗私批修。要全体学员都要斗一斗，时间3-5天，方法把斗私批修和通读“老三篇”、学习“七·三”布告及有关社论结合起来，主动向“私”字开刀，斗完大家互相帮助、鉴定；○二进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初步排队，分清敌我，在这基础上，开展大揭发，用小字报、口头进行揭发，把教师队伍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做好“三查一清”准备，不仅我们揭发，还要他们内部互相揭发，最后找出重点对象进行批判斗争，又来一二个高潮，把下面都发动起来。
8月26日，莫大凛在各区、中学领队人碰头会上部署说：○一要边斗边揭，瓦解敌人，进一步揭开盖子；○二把战斗队站队一下。分左、中、右，要抓住斗争较得力的同志，要组织整理材料，查对小组开始查对，对有联系的材料，要及时送办公室，同时，还要注意几条：一是斗争后要注意观察敌情；二是做知情人的思想工作；三是就地练兵，学习语录、阶段练也可以；四是总结斗争经验，对叛徒、特务等各种典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追，语录要对口；五是被揪斗的人，由明天起，上午交待问题，下午参加劳动，每区派一同志看管。
8月28日上午，莫又在同样的碰头会上部署说：几天来共揪斗119人，有30人基本斗垮，斗争形势发展正常，集中优势兵力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目标打得准（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三种人，及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当前要注意几点：○一不断总结经验，每次斗争后都总结，进行练兵，这样做才能斗出新水平；○二继续充分发动群众，集中兵力，攻主要对象；○三研究策略，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四新对象——叛徒，没揭开盖子，要组织些人做好材料的调查工作，查对好就进行揭盖子；⑤明天去参观，按通知组织好，十人一组，当天去当天回来，回来研究大斗，人多可以分组斗，小型斗，大会斗。
8月31日在办公室人员会议上，莫大凛部署说：“○一敌人管理问题。几天来敌人攻守同盟，狡猾抵赖，劳动时成群结队，互相扯谈，斗争他们一鼻子出气，今天承认明天又推翻，旧的问题承认新的不承认。白天劳动，两个红卫兵坐在这里看，由他们自由活动，这样有漏洞。凡不承认的，不给参加劳动，要专人看管，给他交待。另外，去劳动要有严密的组织纪律。要交待较好的人掌握，互相监督，劳动态度不好的要检举揭发。问题互相牵连的，互相勾结的，要把他们隔开，睡在一起也不好，不能给他们互相来往。我们有司令部，他们也有司令部，我们要摸一下，发现他们搞坏事的抓出来，当现行犯来斗。斗争方法要大会斗，小组斗。我们斗，还要他们互相斗。以毒攻毒，以鬼打鬼，分化瓦解；○二搞一个大斗，到7日左右，又来第二回合。斗争要抓几条主要问题，查材料，“三办”着手搞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走资派，把这些人的问题材料准备好，明天下午两点钟开始，1时40分进场。
按莫的部署，于9月1日下午2时开斗争大会，当时第一个被斗的是天等县教育战线所谓“头号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覃柏，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第七个方面罪行来揭发斗争；第二个被斗的是天等中学“走资派、特务”李放；第三个被斗的是“大叛徒”赵启昌；第四个被斗的是“历史反革命分子”陶子楠；第五个被斗是“破坏文化大革命黑手”赵惠鲜；第六个被斗的是“地主反攻倒算分子”雷德明；第七个被斗的是“强奸妇女犯，坏分子”凌有寿。大会大斗后，各区、校都按大会部署再次掀起大揭大斗高潮。如天等区回去研究后，增加揪斗梁志显、黄荣才、赵善美、杨加珠、黄华英、何大能、黄河清等7人，批判的有农宝田等19人，勒令交待问题的有黄铜、李琼生两人。
龙茗教师学习班，在以“七·三”布告为纲，开展“一批三查一清”运动，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参加学习班的1200多名中小学教师中，被揪斗和批判的达345人（其中中学生56人，天等区包括天等镇41人，都康区37人、驮堪区20人，进结区29人，东平区33人，向都区39人，龙茗区25人，福新区20人，上映区41人，把荷区4人）。在斗争中被罚跑172人，被捆绑82人，被毒打103人，被脚踢93人，有107人致伤致残。其体罚手段非常残忍，确实骇人听闻。例如：
1、罚跑步。8月下旬一天中午，一批造反派罚覃柏、黄震等十几位同志在炽热的阳光下跑步，而后又命令跪在臭水坑里，有的被领到已翻犁了的大土块上跑步，使这些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2、罚跪。有的罚跪到石砂上，有的跪在臭水坑里，罚跪的形式多种多样，韦国才老师被罚跪到有刺的铁板上；赵启昌老师跪在水泥场上，并令他绕着水泥晒场跪走一圈；陶子楠老师被罚跪时还用石头压到两条小腿上。
3、残酷拷打，进行逼供。天等中学在刘中强、凌其秋老师的指挥下，黄世高等五、六人，赤膊上阵，对被斗老师零宣文轮番拷打，当零被打得昏死过去时，他们就把零放到池塘里去泡水，苏醒过来后又逼供、直到点头承认在天中西楼向蒋介石像宣誓和同伙名单，他们才把零宣文老师拖回宿舍；叶春秀老师被打得九死一生，在威胁要拉去淹死时，叶叫喊“毛主席万岁！”造反派刘中强还对他说：“毛主席在北京，打死你一个人，毛主席管不了！”最后他们强行拉叶的手指按在他们事先写好的供词上，就这样诬说叶参加“反共救国团”；共产党员、黄植煜老师，8月29日深夜，被叫到龙茗中学伙房审问毒打，后又拉到校外某地去毒打，进行逼供，黄见势不妙，即于30日凌晨到女厕所去自杀，幸得抢救未死。韦祥君老师被黄光表绑得屎滚尿流，后挣扎绳子断了，黄沙美发现后即令韦拿出5角钱去买两条新绳子，再把韦捆绑起来。进结中学校革委主任农愿亲自对赵奉禄老师进行逼供，一定要赵承认得写“蒋介石农业好”反标，在打手龙开奋等的拳打脚踢下被迫承认才罢休。
龙茗教师学习班结束后，教师队伍仍受到残酷迫害。如天中教师回校后，校革委会和“造反派”继续私设牢房，把黄植煜、叶春秀、韦国才、陈洪来、零宣文等分别关押起来，白天黑夜派红卫兵轮流看守。同时又把所谓“走资派”、“特务”、“历反”、“右派”翻天的张光裕、李放、卢世雄、潘有干、赵封帝、刘白山、梁建元等关押在图书馆楼下，白天挂牌劳动，夜晚派红卫兵监视，不时叫喊起来点名罚跪，9月中旬的一天，陆光波、凌其秋、刘中强、潘庭树、梁善伟等到物理暗室审讯黄植煜，由潘庭树负责审问，潘先问黄参加什么组织？因黄说不出，潘就用脚使劲地向黄的大腿中部猛踢，黄当时支持不住弯下一点，后面的梁善伟又用脚从右面踢来，还叫黄双手上伸、跪直，反复追逼，黄仍说不出，他们用小棍打黄的手指，用脚踢黄的腰部，反复打、踢六、、七次，但黄也无法供出他们所需要的材料。当时，莫大凛、林缛（军代表、县革委会政工组副组长）坐在旁边，一句话也不吭。在他们的严刑逼供下，天中师生违心承认参加所谓“反共救国团”、“青年党”等反动组织的达133人。进结中学从龙茗学习班回校后，“对敌斗争”手段有新的发展，除设牢房关押被揪斗人员外，还采用只绑两手拇指把人吊挂起来的办法，逼迫承认造反派指供的问题。赵奉禄教师就是因为被吊致残，造成现在脑迟钝、眼失灵。
把荷区回去后又把被揪斗的曼旭清、蔡秀钢、雷德明等集中把荷小学连续劳动批斗7天。把荷小学蔡秀钢老师被用尼龙绑住大拇指吊在教室的横梁上，后又反翻手过背绑吊，搞“空中飞人”，他连续几个月绳子缠身不松身过，睡觉时两只脚还套在横条制成夹刑器上。
龙茗区陆英刚老师受毒打，绑吊更残忍，现在身上还留伤疤。他被绑吊共3次之多，第一次用绳子绑住他左手拇指吊在柚树枝上，拇指皮破了，拇指关节也脱了，鲜血直流，昏过去了约十几分钟才解下来，接着用烟头在陆的左右手背面点了3处不见反应，他们认为死了又用冷水淋全身，陆才苏醒过来。但他们并不罢休，随即又拉去审问是不是参加反动组织？陆说：“若果‘4·22’他们是‘工农党’，我也是‘工农党’”。这样晚上就把陆关进仓库去，白天罚做苦工，第二次是把陆两手绑吊在屋梁上，脚尖稍微着地，约一个半钟头才解，第三次是吊在篮球架上，方法是先给陆立正在一张长橙上，用绳子的一头绑住陆的左手拇指，另一头绑在篮球架上，绑好用脚踢开凳子，使陆吊在空中，顿时拇指皮破了，鲜血滴湿了上衣一大片才解下来。还有一晚，他们把陆的左手拉进水管里去，然后绑紧，让陆抱住水管在教室地面上整整躺了一夜。
都康区回去后继续深挖阶级敌人，迫害知识分子。伏德小学校长许绍谨同志被打得重伤身残，左右腰各被打断一条肋骨。
上映区1968年9月28日召开群众大会斗争许继善老师，还用大头针在许额头刻上“反革命分子”5个字，并用墨水涂上，致使字迹深深地烙印在皮肉中，（1983年，开展“处遗”工作后，他的冤案得到了平反，额头被刺刻的5个政治性烙字，经送上海整容，已全部消除，恢复了原来的容貌）。
龙茗教师学习班，是在所谓新生的县革委会成立后举办的，是在全县贯彻落实 “七·三”布告，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的情况下，由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张振山，副主任祁新年在县革委会上提出而决定举办的，并指定由县革委副主任莫大凛同志负责掌握，在学习班上张振山、莫大凛、李金才等同志，都对如何贯彻落实“七·三”布告，揭开教师队伍的阶级斗争盖子，把隐藏在教师队伍中的阶级敌人统统揪出来，批深批透、斗倒斗臭，作了鼓动性的讲话和部署，把“4·22”群众组织说成“土匪”、“反共救国团”骨干，使教师队伍遭受严重的摧残。这次学习班，实质上是残酷迫害教师队伍的集中营，打击面之广，手段之残忍，后果之严重，是空前未有的。
1967年，上映区出现“文革”的两派群众组织。许继善、韦加庆、许绍吉3人因参加少数派和持少数派（即广西“4·22”）观点先后被批斗关押。
许继善原是上映、把荷两个区的农中教育辅导员。“文革”初期，是上映区“文革”办公室材料员，又是当时上映区教师造反团头目之一。后因参加少数派，于1968年3月7日，上映区召开全区教师会议，预谋在会上把许继善抓起来。由于许不出席会议，区武装部即派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民兵，连夜包围许家，因许已提前入山而没有抓到。此后，许继善有家不能住，忍痛离开父母、妻子，到靖西、南宁、武汉等地避难。
韦加庆原为连加乡团支部书记，因持少数派观点，被原区武装部长黄成忠（已判刑）和吕高能捕捉、关押在乡府3天后送区里关押十多天。当时上映区已出现乱打人、乱杀人的情况，韦加庆怕被杀害，于4月13日深夜从区公所私设的牢房逃出，星夜逃往南宁避难。
许绍吉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加上持有少数派观点，曾被批斗。当乱打、乱杀人风席卷上映时，抱有求生的希望外逃避难。
1968年9月，许继善、韦加庆、许绍吉先后被外地有关部门送回天等县公安局关押。同月28日上映区召开全区贫下中农、干部职工万人大会，原区武装部长黄成忠亲自从县公安局看守所押许3人回上映批斗。大会开始前，主持会议的黄成忠等人，令民兵把许等3人紧绑后押上批斗台。黄成忠主持大会，并作了报告，由原区公安员张锦明宣布许继善，韦加庆、许绍吉3人的所谓罪状。批斗开始，原永平小学教师邓建民（原把荷小学校长，因犯有男女关系，被撤校长职务，调到上映任教师。“文革”初期被上映区教师造反团许继善等批斗过。邓在“处遗”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即从台下跑到台上，边走边用白话叫喊：“做你世界”（意思是干你一场）。接着用左手狠抓许继善的头发，猛力往后推压，右手用事先准备好的3根并联的大头针，象执排笔式一样，猛刺在许继善额头上，一笔一划，刻上“反革命分子”的字样，大头针划破额上皮肉，鲜血直流，沾染了面孔。接着又先后用同样大头针和手段在韦加庆、许绍吉两人额头刺上“反革命分子”的字样。刺完后，邓建民为了使字迹长期不消，达到永世侮辱的目的，又将化学蓝墨水涂上，使之烙入皮肉中。许绍吉被刺刻时，因疼痛难忍，当场昏倒在地。批斗后，许继善等3人被关在原区里的一间房。第二天上午，黄成忠布置邓建民、农毓宝、冯植本讯问许继善等3人。在讯问中，邓建民先是拳打脚踢，刑讯逼供，后见许继善等3人额头上“反革命分子”的字样看得不够显眼，于是，再用大头针加刺，涂上蓝墨水，使许继善等3人额头上的“反革命分子”字样更加显露。之后，还将许继善等3人押到上映区里和温江乡作几次活人展览。吩咐讲解员着重让观众注意看许继善等3人额头上的“反革命分子”字样。
邓建民对许继善、韦加庆、许绍吉等3人施行的文面烙刑，使许继善3人忍辱长达十多年。在这漫长忍辱的岁月里，许继善经常将额头碰磨墙壁，借以磨消“反革命分子”字样，可是，何曾容易？不得已，尽管是炎热的三伏天，也须天天戴帽，扯下帽沿遮盖奇耻大辱。平时常有人讽刺性地问到：为何三伏天还戴帽？许继善只得哑子吃黄连，苦水心底流。许绍吉被邓建民文面烙刑后，无法找到配偶，30多岁才娶上一位寡妇为妻，他们尽受人间冤辱。
邓建民非法施行文面烙刑，是古今中外史上罕见，在中国的封建皇朝虽有过五马分尸的酷刑，但文面烙刑却是中国史上的首创。
在处理“文革”遗留工作中，许继善等3人被文面烙刑的事件被揭露后，震惊了广西区内外，在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的亲切关怀下，1984年2月28日，派员送许继善、韦加庆、许绍吉到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作修复整容手术。经过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全体医务人员的精心整容，许继善等人恢复了原来的容貌。他们感激党，感激医务人员，许继善在修容后立即执笔著诗：“白首适逢新尧舜，神州春色又满园；感谢名医施奇技，妙手回春复容颜。”施行文面烙刑的凶手邓建民同时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
“文化大革命”期间，天等县革委会为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贯彻落实《公报》，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吐故纳新”，搞好斗批改，制造了天等骇人听闻的“活人展览事件”和“斗批改营”，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斗争、迫害、手段残忍，被害者人格受到侮辱，身心遭到摧残，有的含冤而死，有的伤重成疾，有的神经错乱，有的妻离子散……。
1968年8月19日下午，县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张振山、祁新年、李金才、谭明生、梁文海、林缛、吴光耀、赵生宝、唐祥胜、何福安、刘廷弼等12人参加会议。
走资派：陈中、李高荣、赵杰利、廖迁。
特务：许绍松。
叛徒：梁德玉、陈焕章。
右派反（翻）案：李新庆
反革命分子：李福冠（广西三政救国军114分团政委，把荷人）、王雄（广西三政救国军、天等人）、赵球（铜固党，龙茗人）、覃冠祥（铜固党，都康人）、甘权新（东亚党，上映人）；
坏分子：黄善德（轮奸，宁干人）、黄其福（医生强奸病人）、梁克俭（惯偷，都康人）、冯世秋（流氓，进结人）、农光纯（破坏军婚）、龙廷道。
祁新年还指出，在方法上，走资派、叛徒、特务、五类分子和在监所的人不同，不挂黑牌，做示范。陈中叫头号走资派，镇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赵杰利叫右倾翻案分子，廖迁叫破坏文化大革命黑手，李高荣叫阶级异已分子。
会议讨论决定将祁新年提出的人拿来展览，地点在天等小学教室。会议的当夜，由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均召集公检法干警研究分工和如何搞好讲解材料、讲解员的人选、展览场地的布置等工作。
第一展室，讲解员为黄治国，被展人是覃冠祥、龙廷道、农广纯；
第二展室，讲解员为刘世纪。展出内容是各种道公巫婆的道具；
第三展室，讲解员为张振和，展出内容是各种投机倒把、违禁物品和赃物；
第四展室，讲解员为赵贤雄、黄珊，被展人是冯世秋、黄其福、廖伟、罗凤朝、黄善德、梁克俭；
第五展室，讲解员为农钊贤、黄云耀，被展人是农东祥、陈多寿、罗善贞、赵球、李福冠、甘权新、言维新、秦家福、王雄；
第六展室，讲解员为赵生宝、农种松、被展人是陈中、李高荣、赵杰利、廖迁、梁德玉、陈焕章、李新庆、许绍松。
8月21日中午12时，活人展览正式展出，先由县直各单位领导人观看。
8月22、23日，县直各机关干部职工观看。
8月24日上午，县“三忠于”会议开幕，革委主任张振山作报告。
8月25日上午，被展出人被拉到大会堂进行批斗，下午在公园广场示众。
8月26日上午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下午自由观看。
8月27日由向都区和福新区直干部职工观看。
8月28日上午由天等县综合店职工观看，中、下午由都康区和东平区直干部职工观看。
8月29日由全县教师龙茗学习班的全体教师步行19公里到县城观看。
8月30日上午由进结区直机关干部及南宁专区农校师生观看，下午是母村、大隆和百灵公社干部群众观看。
8月31日上午由东平、把荷、上映和向都等区机关干部职工观看，中午又将这些人拿到公园示众。
9月1日上午由部份向都区和福新区直观看，中午又在公园示众，下午因“三忠于”大会进行总结，停止展出。
9月2日是天等大街日，除有都康区直干部观看外，其他群众自由观看。
9月3日上午由向都区直干部职工观看，下午群众自由观看。
9月4日上午由进结区直和地质队干部职工观看，下午是南专农校师生继续观看，晚上拿被展出人农东祥（天高学生、“四·二二”组织头头）进行斗争。
9月5日上午是南专农校师生继续观看。
9月6日由506地质队和小山乡、应村乡组织群众观看。
9月7日上午展出休息，下午由展出主持人王培均召集全体讲解员、保卫人员进行总结，表扬工作好的人员。整个展出从8月21日到9月6日历时16天，观看达6万人次。
这一次活人展览，使这些同志在人身上、精神上都受到摧残与迫害。在那炎热的天气下，长时间站立，有的甚至长达10小时，不能按时吃饭，也喝不上一口水，倍受折磨，承受着极大的侮辱和冤屈，甚至是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同志们的头上。
县举办活人展览给下面（主要是各个区）做出了榜样。因此，各区也相继进行了活人展览，致使更多的同志受到摧残与折磨，据不完全统计（进结区没材料反映），各区被展出211人。
以老干部为斗争对象的“斗、批、改营”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的1968年11月中旬出现的。
经过2年多的深挖、深揭阶级敌人，天等县县区直机关、企事业单位被揪斗的干部达5%，县革委为了把斗争引向深入，把阶级敌人批倒批臭，于1968年11月 日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将这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已分子进行批斗、审查，在政治上将他们打成阶级敌人。会议定在县“斗、批、改”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成立“斗批改”专门机构，将这些“阶级敌人”集中到天等洞宁农场（现在的玉米研究所）隔离审查。对外曰：天等县落实《公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内曰：天等县“斗批改连”（1969年2月1日改为营），抽调县、区两级斗争骨干（均为干部职工）153人担任管理人员。斗批改连设1个办公室、6个排、1个班。连长赵生宝，郭伟英为指导员，办公室人员黄天炳、龙恩进。第一排（县、区直机关、农业系统）排长刘廷弼，副排长农成玉、农国器；第二排（公检法机关）排长农种松，副排长农修志、冯干祥；第三排（银行、粮所、财税系统）排长郭有来，副排长黄荣美、龙恩进；第四排（医院、文化系统）排长林进源，副排长农其成、梁仁干；第五排（商业系统）排长杨文波，副排长蒙继衍、李耀；第六排（农校及农场）排长黄芳，副排长冯顺才；直属班（工交系统）班长农加积，副班长张武乐。
11月中旬，“斗批改连”153个管理人员先后到达农场。被揪斗人员也于11月16日陆续送去，共计553人。并于1968年11月20日宣布斗批改连的建制和任务。
被斗人员到达农场后，按系统排班归属管理，每人配载白色方布襟章一枚（每枚收5分钱），写上名字，以示“牛鬼蛇神”。
1968年11月20日连部召开管理人员会议，连长赵生宝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搞好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强调认真学习领会“公报”，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开展一场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提高斗争水平，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策略有两条：一是用文斗不用武斗；二是要四靠、三集中、三结合、四查。（四靠：靠毛泽东思想、靠党的政策、靠发动群众、靠调查研究；三集中：集中力量、集中目标、集中时间；三结合：大会斗小会追和个人谈话交待政策攻心战相结合，内查外调材料交流相结合，大字报小字报和面对面斗争相结合，四查：查是否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进行斗争、查斗志、查团结对敌、查斗争水平）。斗批改连为加强被批斗人员的管理，防止逃跑，还对各排管理人员提出了5条要求：1、定好遵守规则；2、利用坏人看坏人；3、重点人物专人看管；4、不准随便请假、探亲访友；5、夜晚要有人看管。
管理人员会议后，召集被批斗人员到农场礼堂开会，宣布落实“公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由赵生宝主持大会，郭伟英作动员报告，要求与会人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学好《公报》，落实到实处。宣布被斗人员由于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背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犯了错误，要搞好斗批改，在斗批改期间，要认真对照检查，改正错误，写好交待材料。
此后，“斗批改连”开始工作，被斗人员也就开始了非人的生活。
在斗批改连里，被斗人员在看管人员的监视下，白天进行劳动改造，晚上触及灵魂挨批斗，写交待材料，完全被剥夺了人身权利，被视为“罪犯”，遭到无情迫害、残酷斗争。生活上受尽种种限制和折磨。每月只发给每人12元至15元生活费，其余工资暂扣不发，生活清苦，抽烟的同志无钱买烟，连借钱买烟也被斗争。如农业局干部陈多寿只因借刘锦丽2角钱买烟抽，就被说成改造不好而拉去斗争，逢斗必挨打。原县委书记陈中在一次种玉米后，将种剩的9粒玉米种烧吃，也被拉去跪斗，被斗人员的住宿条件极差，被安排进农场的牛棚和猪舍同牛、猪隔栏住在一起，受尽折磨。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如张德、何文权、农世丰等重病在身，但不能医治使病情加重，老游击队员农世丰因病开刀几次，身体非常虚弱，在“斗批改连”中，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使精神严重创伤，然而不仅不予治疗还挨批斗，就是到医院就医后也还是不放过，“斗批改连”还派人到病房逼供，被迫抱病写交待材料。
在行动上，被斗人员更是遭到严格的管理，平时不能私下说话，劳动亦不能独自谈话，晚间不许出门，大小便在屋内（每间有马桶备用），来往的信件要经连部查看才转给个人，家人来探望不许靠近讲话，如原副县长赵建福的爱人来探望，也只允许隔着河站在河边讲话，在斗批改连里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斗批改连”的劳动，不管是打石、铺路、盖房、种地、放牛、养猪，还是打柴种菜，都搞超出常规的定额，不完成每天的劳动定额者被揪出斗争，以抗拒劳动改造论处。如打柴，每次定额为80斤，由于附近柴不好打，要到远处打，很难完成定额，原副县长李高荣，科委主任潘其理在一次打柴中料到远处打赶不来，只好冒险到麻风地打柴。
“斗批改连”里对被斗人员的斗争手段常常翻新，不断升级，残忍毒辣，令人发指。逼、供、讯，拳打罚跪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创造了“跪石渣、玻璃碎片”、“大冷天喝西风”、夏天“晒太阳”、冬天“晒霜”等骇人听闻的酷刑。原县法院院长赵杰利被认为认罪态度不好，曾受罚挨拉到河边桥头写交待书，连续十天挨冻喝西北风；人委干部黄朝忠连续十几天在歹毒太阳光下暴晒；政法干部何文权也曾几个晚上被拉出室外晒霜；森工站技术员谭明生因在到“斗批改营”报到时为戴标志是敌人的白襟章说了一句“最好不过了”的话，则被视为对学习班不满而遭批斗，一次就受到3个人的连续毒打；农校教师隆木生在批斗时当场被打致死……凡此种种，举不胜举，“批斗改连”实为“罪犯”“集中营”。
“斗批改连”是在当时的县革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对“敌”斗争的一个组织。县革委会主任张振山和副主任祁新年（县武装部政委）曾多次到“斗批改连”指挥斗争，亲自召开管理人员会议，鼓舞斗志，部署新的批斗，说：“我们到这里来的同志，要安定下来，打到底，这是共产党同国民党打仗的地方”。鼓动管理人员狠狠打击“阶级敌人”，还找原县委书记陈中训话，即所谓找主要人物训话，使“斗批改连”掀起一个又一个对“敌”斗争高潮。
随着天等县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的不断深入，被挖出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被斗人员也从各区、“五七”干校，各系统被送到“斗批改连”，共计533人，连的建制已不适应这种斗争的需要了。于是，张振山于1969年2月1日到“斗批改连”指导斗争时，将连的建制扩建成营的建制，“斗批改营”（群众私下叫集中营）也就叫开了。当时，营部设1个办公室、3个办事小组、3个连、9个排、27个班，任命营、连、排、班管理人员。营长赵生宝，教导员郭伟英，办公室人员：黄天炳、农秀梅、农成玉、农美才、黄红娟、梁廷烈；抓政治郭伟英、黄天炳、农秀梅；抓生产农成玉、农美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黄红娟、副队长梁廷烈。第一连县革委、军管会、农林水、各区社，连长刘廷弼、副连长农成玉（兼），指导员苏保密、副指导员农国器。一连一排长刘廷弼（兼）、副排长农朝列，二排长农种松、副排长冯干祥、农修志。第二连银行、粮食、文教卫生、财税、农校，连长郭有来，副连长向立平、冯顺才。
二连一排长郭有来（兼），副排长农时光、姚作斌；二排长向立平（兼）。三连是商业、农场，连长是杨文波，副连长黄芳，指导员伍凤韬、蒙继衍。
“斗批改连”改为营建制后，在张振山的部署下，批斗更不断升级，斗争酷刑更加繁多了。斗、打、逼、供、信，白天晚上连续轮番进行，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逢斗必打、逢打必伤，比比皆是，被斗人员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更有甚者，还出现了打一拳就让人死亡的试验，土产公司职工崔桂秋、农业局干部陈多寿就被农焕青拿来做打一拳即死的试验。崔陈二人被打后导致重伤，无法于医治，分别于1970年、74年相继含冤死去。
“斗批改营”这种对被斗人员采取惨无人道的残酷斗争一直延伸至1969年4月。
自1969年4月起，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分期分批组织被斗人员举办学习班，每班学习时间7天左右，然后送回原单位进行所谓“亮相解放”，安排工作，所有被斗人员进行“亮相解放”后，还集中在天等县中学办学习班，搞“两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革命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人人过关，才分别安排了工作。对所谓问题严重的人，象原县委书记陈中，原副县长李高荣等13人，不但不给“亮相解放”，而且于6月14日又被送到天等弄模园艺场继续进行劳动改造和批斗。至此，“斗批改营”撤出了洞宁农场，留下的部份人员也于1971年11月后全部回到原单位，“斗批改营”活动就此终止。1983年“处遗”工作中，被斗人员全部得到了平反昭雪。
在十年动乱中，我县被乱杀乱打死和迫害致死的共1611人（武斗中打死3人，批斗游斗中打死74人，抓来乱杀乱打死1042人），占1968年全县总人口5.72‰。全县11个区（镇）116个公社，除龙茗区的东南、福新区的北教两个公社外，其余114个公社都有乱杀乱打死人和逼死人的情况（天等区的母村本身没有打死人，被外公社抓打死1人，1969年自杀2人），最多是向都区的祥元公社死亡54人。各区死亡人数占1968年人口的比例是，向都区0.900%，都康区0.769%，东平区0.599%，驮堪区0.595%，把荷区0.590%，进结区0.548%，天等区（含天等镇）0.504%，福新区0.437%，上映区0.397%，龙茗区0.368%。
在1611名中，属于国家一般干部（含历史上被错开除，三中全会后复查纠正在内）的47名，工人6名，老游击队员12名，共产党员9人，红军遗属5人，土改根子2人，社队干部（属集体）10人，7岁以下幼童9人（最小一岁半），城镇居民1人，学生16人，四类分子602人。据调查统计，大人小孩一起被打死，全家灭绝的有35户，打死男人后女人被迫出嫁，现已绝户的102户。
我县发生大批乱杀乱打死和逼死人，从发展的过程看，大体分为“造舆论”阶段，扫除障碍阶段，持续阶段。
1、1968年2月22日，上映区永平乡民兵根据区武装部传达县武装部会议统一部署各区自行安排上街游斗坏人的精神，组织“坏人”到上映街游斗，永平乡伏召屯的几个青年带匕首来赶街，持“联指”观点的三品民兵命令他们交出凶器，在催促中民兵林春召（“处遗”时已开除党籍）开枪打死许亦全。许死后，县武装部派县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常贵臣及区武装部干事农开清进行调查，经检查后定为许亦全之死是拒交出凶器被民兵开枪打死。此材料经区武装部长黄成忠阅后又改为“许亦全抢夺民兵枪支被民兵开枪打死”，材料上报县人武部后，“联指”派根据这一消息大动笔墨写大字报上街，并打电话把消息转发到各区。号召各区声援支持上映贫下中农、民兵的革命行动。“4·22”也派代表到县武装部强烈要求追查凶手。县武装部长马政华公开表态说“许亦全抢夺民兵枪支死得活该”。并将这些代表赶走。2月24日马政华在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中说：“阶级敌人大暴露，敌人现在已跳出来了，企图挑起武斗，用派性蒙蔽群众，说中国共产党是死党，要夺党支部的权，要杀革命干部，杀害土改根子”，并提问到会人员：“你们怕不怕？”众人稀稀落落地答：“不怕！”马为了鼓起大家的勇气，再次大声重问：“你们怕不怕？”众人大声回答：“不怕！”在这个时期，县武装部同时召开各区武装部长和支左人员会议，专门讨论对许亦全被打死的看法。讨论中，上映区武装部长黄成忠说：“抢夺民兵武器，死得活该”；向都区武装部长赵朝禄说：“抢民兵武器，碰我也要干掉，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王培均插话说：“注意坏头头，干、干、干！”最后马政华说：“对阶级敌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一不插手，二不反对。”
2、1968年3月5日，县武装部召开各区武装部长会议，李金才副政委传达军分区电话会议精神以后，说回去后要组织群众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要拿四类分子游斗。并布置各区排队掌握所谓敌情动态，于7号开会带来。在讨论中，当黄成忠汇报到打死许亦全问题时，马政华当即表扬说：“你们做得对，做得好，许亦全罪该万死，死得活该，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又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定要报”。
3、1968年3月6日，马政华在多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每区参加2人，每公社2人）的动员报告中说：“形势大好的表现：（1）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贫下中农已组织起来了；（2）毛泽东思想大普及；（3）工农业生产大发展；（4）阶级敌人大暴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新阶段。阶级敌人挑起新的反扑，主要：一是抢劫；二是阶级报复，互相残杀；三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利用派性，企图干反革命勾当；四是杀人，首先杀脱产干部，杀队干，杀党团员，说共产党是死党，提出杀贫留中保地富。同时用反革命经济主义，搞单干，抗粮抗税……。总之，坏人坏事暴露出来了，这是好事，坏人跳出来的好处：一暴露了敌人；二人民群众擦亮了眼睛，教育了干部，锻炼了群众。在大好形势下，我们要明确斗争的大方向。
4、1968年3月8日县武装部召开各区武装部长会议，李金才副政委指示：（1）形势问题；（2）成立革委会问题；（3）区社如何成立革委会问题。毛主席说，形势大好。南宁地区14个县（市），目前正在筹备成立革委会的12个县，除横县、马山比较复杂，其他正在做工作。前几天韦国清亲自找“4·22”头头谈话，给他们交出枪支、物资、坏头头，南宁现已抓坏人。我县已判刑8人，杀2人，小山民兵对敌斗争坚决，5发子弹杀了一个四类分子。现在被斗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不甘死亡，我们要提高革命警惕性，狠抓阶级斗争。
1、3月8日县武装部长会议后，各区武装部都抓紧贯彻，有的开始行动杀人。上映区武装部长黄成忠于9日叫区所在地的上美公社民兵营长梁守勇来授意杀人，3月10日下午上美乡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枪杀农克高等4人。同月12日永平公社召开群众大会，当场打死8人。东平区武装部长黄金埠回去于9日召开骨干会贯彻后，有那造、东平、安然3个公社参加会议的主要领导，互相串通，于10日晚包围东平街，当场打死2人；进结区经过贯彻后，11日有进结、结安、岩造3个公社行动打死10人；向都区经过贯彻会议以后。12日祥元大队坡元生产队一次搞死18人，13日依美片打死8人，14日亚油片推入矿井死27人。
2、1968年3月11日下午至12日上午，县公检法军管会召开各区武装部一名干事参加紧急会议。马政华、何福安和王培均分别在会上讲话。
马政华讲：我县形势大好，敌人已跳出来，有的明跳，有的暗跳，现在要：
（1）要掌握政策，要有策略，打准、打稳、打狠，要打最恶的，特别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要打他，现在把荷已有反共救国军。
（2）斗争形式，游斗是有好处，给他们自己讲。
（3）抓住后要口供，不要一下打死，口供要给他压力，交代政策，如果顽抗打死他们。
（4）搞好材料，研究有价值材料，要抓好，要查证好。
（5）教育民兵提高警惕，不要单独背枪行动，在游斗中注意枪支走火。
何福安（原公安局股长、协助军管会抓全面工作）讲：我们的材料要赶上去。（1）指导思想；（2）材料要求；（3）要材料方法。
王培均讲：回去后的工作。（1）要明确当前的群众运动；（2）讲究方法，打死要有材料，不要枪杀；（3）要追根，挖根找黑线；（4）要材料，组织专案小组；（5）回去后召开民兵大会和骨干大会，要掌握好枪支；（6）武装部要搞好团结，不论如何反复，我们武装部要稳住政权。
3、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回去后，向都区于15日召开各公社治保主任会议（个别乡长或副业主任参加），具体研究组织民兵抓坏人。于16日晚上调动了全区12个公社一千余民兵，围攻中和及祥元公社坡兰、逐卜等3个地方，当场抓获50余人，打死9人。其余的龙茗、把荷等区也陆续打死人。
5、1968年3月14日至17日，县召开“双代会”（工代、农代），当时，全县乱杀乱打死人正在形成高潮，可是马政华在会上报告仍认为打击阶级敌人还不够狠，号召继续抓好阶级斗争，狠狠地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3月14日在招待所会议室召开预备会，马政华讲：（1）我县抓革命促生产形势是好的，但进度是很慢的，运动和生产是不平衡的，这次会议很重要，各区要狠抓阶级斗争，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专阶级敌人的政，现在阶级敌人气焰嚣张，要杀贫留中保地富，工资30元以上的干部要杀掉；（2）要求各区要用实际行动向县革委会成立献礼，完成生猪上调（杀人）任务，表扬上映，东平革命抓得好，生产上得快，批评了福新、都康等区革命行动慢，生产也慢，要求要采取措施赶上。在大会的报告中，马政华也明确提出要依靠群众加强对敌专政，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要百倍提高警惕，加强敌情观念，广大群众和民兵组织，要密切配合解放军和专政机关，坚决打击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和捣乱，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巩固革命的新秩序。会后，参加会议的各区武装部长，有的打电话回去，有的召集参加“双代会”的代表进行布置。都康区武装部长邓平当天晚饭后，即找逐龙公社民兵营长冯世叶布置说：“逐龙是县武装部的点，应该做出样板来”，这样，冯世叶马上派人回去，当晚杀了5人，就这样都康区的杀人事件从此开始了。驮堪区武装部长黄定谋当天在县府招待所左侧一间房子对全区来参加会议人员布置说：向都已完成百分之三、四十了（即杀人），难道驮堪地区五类分子没有民愤吗？这帮五类分子到什么时候才干？当前阶级敌人很嚣张，我们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狠抓阶级斗争，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今天我区拉五类分子到进结去游斗爱权已开了第一枪，你们还右倾，县成立革委后，就没法杀人了，现在该上调的上调（意思是该杀的杀），以实际行动向县革委献礼，忠不忠看行动。16日晚饭后，邻近能回去的都回去，不能回去的打电话回去，没有单车的到各单位去借，执行任务后，再回县参加会议。福新区离县城远不能派人回去，武装部长赵平与农积权等人商量后就集中全区参加会议人员，布置各自进行排队，打电话回去做出成绩来，龙茗区各小乡也都排队打电话回去布置行动。近县城的都派代表回去或叫人来布置接受任务。3月16日马政华又亲自召开天等、都康两个区下乡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布置说：“为了树立正气，压倒邪气，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你们要摸清情况，每个公社可干掉个把罪大恶极，民愤大的四类分子或坏头头”。散会后，两个区参加会议的干部都直接下到各公社检查督促，要求在18日庆祝县革委成立以前干掉一批。结果，全县10个区普遍发生乱杀乱打和逼死人事件，到18日止，全县被害死人数达427人。
6、在出现成批打死人以后，军管会一些干警持不同意见，背后议论军管会应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制止，军管会副主任王培均听到以后，曾在全体干警会议上说：“群众的大方向是对的，你们是站在95%以上的群众还是站在5%以下阶级敌人这一边”。
7、1968年3月18日庆祝县革委会成立时，军分区田副政委来，发现成批杀人，曾当面批评马政华、祁新年（县武装部政委）等人。第二天（19日）参加“双代会”代表留下，用半天时间讨论政策和策略问题，但前提仍然肯定杀人大方向是对头的，所以散会回去以后，打死人的事件仍然有增无减。
8、1968年3月31日，现在农委主任李廷赞同志在家的3个弟弟，两个堂弟被抓起来吊打，准备杀害，李得知此事后，立即向当时县革委会主任张振山反映，哀求张打电话给驮堪公社武装部加以制止。张不但不理，反而对李说：“老李呀，你要注意，这个事你不要纠缠太多，搞不好以后搞到你头上”，结果李的胞弟李廷盖、堂弟李廷志被打死，其余3个被打得死去活来，造成了家破人亡。过后李廷赞同志被诬为指使几个弟弟搞坏事，为几个弟弟喊冤叫屈，支持包庇弟弟闹分队，瓦解集体经济等罪名被批斗，关进牛棚，在斗争李时，张还亲自质问：“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什么？”李答：“一大二公”。张又质问：“你为什么支持几个弟弟闹分队呢？”。
1、1968年4月5日上午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召开会议，王培均主持，马政华在会议上作了三条指示：（1）下最大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乱抓、乱杀、乱打人现象。（2）抓了的在3天内要释放，如果确有反革命活动的要把材料报军管会批准，依法逮捕。（3）从今天起，禁止乱抓、乱杀、乱打死人，谁乱杀、乱抓、乱打死人，谁负责任，追究责任。可是，在这同时，县公检法军管会则向下发通知，催报依靠群众对敌专政的“经验”。4月26日军管会下发提纲，要各区报如下材料：（1）案件发生情况；（2）依靠群众专政经验；（3）有否右倾翻案和反复；（4）有否反动组织；（5）其他问题。另外给进结区汇报民元、进结两社依靠群众处理问题经验情况（书面报来）。当时所谓专政就是杀人，所谓右倾翻案和反复就是指死者遗属的申诉和控告。打死了人，不许遗属申诉控告，还作“群众专政”的经验加以总结，所以，乱杀乱打死人的问题得不到及时制止。天等区宏魁公社在个别人提出“铲草除根”的口号影响下，从4月21日至27日又先后打死18人，其中除2人是地、富分子外，其余都是十多二十岁的地富子女，最小的一个刚3岁。
2、1968年5月9日由马政华签发以天等县革命委员会的名誉下发《关于立即禁止擅自抓人、拷打人、乱杀人的紧急通知》。这个通知首先肯定遵循毛主席“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教导，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对阶级敌人实行了“群众专政”，取得很显著的成绩，群众起来向坏人专政，是大好事，是完全必要的，大方向始终是对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歪曲和否定得了的。然后提出几条：（1）严格掌握斗争策略，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错误的；（2）今后对坏人专政，除专政机关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私设拘留所、公判堂，更不能允许擅自抓人、拷打人、乱杀人；（3）严防阶级敌人以右的或极左的反革命手法，利用群众对敌专政问题挑起宗派斗争，制造混乱，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的右倾翻案；（4）各级领导亲自挂帅，发现苗头，及时采取措施，坚决制止；（5）要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地、富、反、坏、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一切阶级敌人要严加管制，防止右倾翻案。接着5月10日又搞了一个制止乱抓乱杀人的六条措施。这个所谓措施与前几个通知、通令一样，首先，肯定“群众专政”是大好事，是必要的，是对的；其次讲掌握策略，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从当时某些领导人的言行来看，明里说要制止杀人，而暗中则支持同情杀人。都康区逐龙大队那粒生产队贫农社员冯成图，“文革”初期任生产队“文革”小组组长，以后外出搞副业，68年5月11日大队民兵营长冯世叶决定派人抓回斗争，5月12日晚上被斗打至不省人事，后连夜拖到埋小孩的地方去放，并用石头砸其头部，凶手们满以为冯一定死了。半夜冯又苏醒，死里逃生，跑到军管会要求保护，县军管会主任王培均打电话给乡文书黄金光派人领回乡治疗。冯成图被迫回去后，5月20日即被勒死。
3、1968年6月，县公检法军管会就杀人的原因给南宁地区革委会作一个专题汇报，列出了23种原因，其中有21条肯定杀人是对的。
1968年7月20日上午张振山在学习“七·三”布告、“七·一”社论时说：“据说有几个反革命组织都在蒋介石像前宣誓。我到天中去，这个学校国民党力量比我们大几倍；山旦公开挂国民党旗，把我们一个连长装进麻袋丢下河去，南宁打死解放军，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教导的正确……有些领导小组斗争也怕，前怕后怕。前天我去经理部、医药公司就提出这个问题，斗争叛徒时领导小组都站在群众后面，斗陈焕章有些同志不敢下手，就是一个怕字，怕说矛头指向群众，怕报复，这是不行的，这场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些人心软手也软，不敢下手”。
1968年8月6日县革委常委在会议室学习中央两个布告和中央首长讲话，祁新年说：“前一段，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镇压，是因为阶级敌人要复辟资本主义，阶级敌人要杀害贫下中农，所以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镇压阶级敌人是完全对的，我们革委会对这些阶级敌人是袖手旁观或是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这是考验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所以革委成员要主动的向阶级敌人进攻”。张振山在县革委召开的三级党员干部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说：“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主要是在贯彻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继续主动的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刮起12级台风，打一场‘人民战争’，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教导，把混在革命队伍中和混在广大群众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1968年8月24日，县革委主任张振山在“三忠于”代表会上作题为《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报告中，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的某些行为，例如冲击征兵会议、静坐公检法等方面列作反革命罪行。1968年8月全县教师集中在龙茗学习，张振山在动员报告时，公开宣布“4·22”头头是反革命。
5、1968年9月15日县公检法军管会，根据逼、供、讯得来的一些口供，整理印发了一本长达51页，近3万字的所谓“反共救国军”、“一二四〇六保卫军”、“中苏美三正救国军”、“反共救国军南下暗杀队”、“中国工农党”等等的反动组织，印发到各区，扩散到社会上。为此被扣上参加反动组织的人，几乎百分之百被斗打，近半数先后被打死、杀害。把荷公社怀安大队被扣上参加反动组织的64人，被打死杀害26人，占所谓参加“反团”人数的40.6%，“文革”期间全大队被打死33人，其中属被扣上“反团”组织而被打死的26人，占总死亡人数的78.8%。福新公社苗村大队被扣上参加“反团”组织的8人，被打死6人，占75%，全大队“文革”期间共被打死9人，其中被扣上参加“反团”组织的被打死6人，占死亡人数的66.6%。把荷公主吉兰大队被扣上参加“反团”组织49人，被打死23人，占46.9%，“文革”期间全大队被杀28人，被扣上参加“反团”组织被打死的23人，占被打死人数的82%。
根据上述事实，我县“文革”期间发生大批乱杀乱打和逼死人事件，是跟当时抓总的县武装部和县革委会的主要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文革”期间，天等县乱杀、乱打和逼死人命1600多名，其杀人手段极其残忍，骇人听闻，无奇不有。据调查掌握，杀人手段有：集体枪杀；用木棍打死；用尖刀捅死；活埋；用石头砸死；用铁线、绳索勒死；推下深潭、矿井致死；强迫自家人残杀；命令四类分子打死四类分子；制造杀人假象，逼迫自杀；强奸轮奸后杀人灭口；杀人后剖腹吃肝；游斗途中打死；组织民兵围歼打死；用钢钎捅死；手提双脚，将活人当青蛙摔等等，更令人发指的是，有的凶手在杀人之后，没收被害者的财产，将被害者的猪鸡鸭全部杀掉会餐，以示“庆功”，有的凶手还在杀了人后强迫被害家属交杀人“洗手费”，索取高额，害得被害者家属倾家荡产，有的被逼走上了绝路。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把人命当儿戏，随意打杀，其残忍的程度，在下面所列举的10个杀人案中，就可见一斑了。
1968年3月11日上午，祥元乡在乡召开乡干、生产队干会议。党支书黄正书、民兵营长黄正显和区长黄忠璠等主要领导人参加，由黄正显贯彻向都区武装会议精神，布置开展对敌大批大斗。区长黄忠璠将当天早上发现在坡元屯黄朝丰家左侧墙上的一张大字报宣读给大家听。这张大字报题为《有仇必报，有恨必消，全县“4·22”战士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投入抗暴斗争》。内容原文是：“亲爱的‘4·22’战士们：现我案（暗）杀队接到指挥部的通令，要你们在本月15号前练好杀敌本领，本月16号早到指挥部集中，安排战线（役），分支出发，分发战火，为我们的先烈报仇，为我们先烈流血而奋战，希你见字后，挺身而出，特向你们传令……”。黄忠璠宣读后说：阶级敌人现在很嚣张，他们要干掉我们了，我们怎么办？大家要很好地结合讨论。在讨论中，与会的人都认为不动手先干（杀）他们不得了，要赶在他们行动的前头，专他们的政。最后决定分片抓人。3月11日晚上，民兵营长黄正显，乡长农艺，文书农良芳等在亚屯组织民兵将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农会加、农会山、农会明、农会精等19人抓起来分别关进学校和生产队仓库。并对他们进行审问，要他们讲他们想杀那个贫下中农，计划要杀多少等。次日凌晨由民兵将19人押到巴铭（土名）处全部推下矿井致死，死者中最小的3岁（农丁扫）。3月13日晚上农良芳、农艺等又组织民兵把亚油片3个生产队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农会纪、农良茂等27人抓了起来，14日凌晨便将他们推下矿井致死。祥元大屠杀案有46人被害死，造成16户无男人，7户人家灭绝。更可恶的是，杀人凶手黄正建等人把被害死的农会冲女儿进行骗奸，后强迫她给凶手农朝丰为妻，将害死了的农良权、农良宁两人的妻子分别嫁给凶手黄正建、蒙加丰为妻（后不久他们逃去改嫁），在“处遗”中，已查出这张大字报是黄正显写的，并归了案。主谋黄正显、黄正建被追究刑事责任；黄忠璠、农艺二人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968年3月23日，天等区宏魁乡弄僚生产队文革组长黄启元到区（天等）开会回来，便召集生产队长赵天利，民兵排长黄启益和党员骨干会议。黄启元说：“现在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复杂，我们队还有几个地富子弟很嚣张，大家要清醒头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现时形势（指杀人）还高潮，对照我队还杀得几个，如果你们同意我的意见，今后逢有运动就少麻烦了。今天我在区里开会中，曾问区武装部副部长梁美业，乡干周大志议了有关对敌‘专政’问题，他们都表示同意，我们怎么办？”接着赵天利说：“阶级敌人很嚣张，我们不干（杀）他们，他们就要干（杀）我们。我们都是党员，骨干，大家要认真考虑，我们去开会，有的领导曾说，现在有的地方敌人组织暗杀队，他们要杀贫留中保地富，如果他们得逞，我们就人头落地，我们队有几个地富子弟调皮，有两个地主子弟是从外地来上门的，很难管”。黄启益说：“别人都干（杀）得，难道我们不能干（杀）吗？如果留他们，我们不知那时死”。后来在讨论中，大家都同意要干（杀）。赵天利又提出赵贵成的两个小孩怎么办？大家说把他送去给他爱人抚养，（赵贵成的母亲已被杀害，赵的爱人害怕已逃回驮堪区道念乡岳母家住）。当天下午，黄启元知道赵贵成的爱人不愿收养2个小孩后，又在“弄浪”处召开临时会，专门讨论赵贵成两个小孩杀不杀问题。黄启元说：“没有人养，拿到‘秾里’（即树林）去养（杀的意思），铲草要除根嘛”，与会人员依然同意，晚上召开全队群众会议，由黄启元讲话，随后把要杀害的对象一个一个地点名拿出来。然后交给已分工好的民兵分别押到原定的杀人地点（秾谷）山脚杀害。农树根、李振昌、赵河、赵海等人被刺死。黄启元叫赵贵成跪下后就用尖刀刺进赵的胸部即倒地。在旁边的两个小孩连哭带喊，刚喊爸呀！爸呀！爸呀3句话，黄即用刀刺死了大孩子赵亚杰（当年4岁）。第二个孩子（赵亚靠、当年3岁）被赵革政和黄启福两人刺死。就这样，两个小生命也同时惨死于腥风血雨之中。
在“处遗”中，此案受害者得到昭雪，杀人主谋黄启元被判刑8年，黄正荣、赵天利、黄启福等人被开除党籍。
1968年3月20日，东平区南务乡乡长王天福，“文革”副组长苏挺盛等人组织民兵杀害梁永高等5人，同月27日又逼死（上吊自杀）梁永高之子梁文付，余下3个小孩，大的叫梁亚刚7岁，老二梁亚民4岁，老三梁亚登1岁多。苏挺盛等人为达到“铲草除根”的目的，逼迫梁的爱人黄彩民到继父马恒干家住，留下3个小孩给叔公梁永福抚养。4月8日，苏挺盛、黄天福等人经过策划以后，指派马恒干3次到梁永祥家逼梁要把3个小孩推下梁潭（蝙蝠洞）杀人灭口，第一、第二次梁永祥不愿表态，第三次经过马恒干再次逼迫，梁永祥感到，自己的儿子梁文贵已被苏挺盛等人杀害，再不依就他们连自己的生命也难保住，于是表态说：“众人怎么样做就怎样做，不过我不愿把小孩丢下洞去死，应拿到‘汤鼠’（地名，埋小孩的坟场）去”。随后，苏挺盛、马恒干便组织民兵马玉利、梁永乐等人去逼梁永祥行动杀人。梁永祥不得不去骗3个孙子说去跟母亲，将他们骗出外走，因小孩走不了路，永祥便叫其弟梁永宁、梁永康各背一个小孩到“汤鼠”处，由黄天福等人下命，让梁永祥等人用锄头一个一个砸、打致死，然后埋在一个坑内。
此案在“处遗”中受害者得到昭雪。主谋者得到处罚，苏挺盛被判刑5年，马玉林给予留党察看2年，梁金堂给予开除党籍。
1968年4月22日下午，都康区永隆乡民兵营长梁成洋召开全乡各生产队骨干会议，传达区4月21日会议精神，计划要斗死四类分子梁永贞等6人。4月23日上午召开全乡民兵群众大会，斗死了闭通显、言正新2人。晚上梁成洋与梁成福到三旧屯找农贵高（民兵排长）研究，4月24日组织民兵斗死梁永贞等2人。农贵高表示同意，并出谋说：“梁永贞是投毒犯，要叫其孙子梁邦荣背叛地主家庭，给他去杀为好”。梁成洋同意，农贵高即召集三旧民兵骨干梁邦立、排长农贵好、韦志民、陆美保等人到生产队晒场开会布置第二天行动。
4月24日下午，农贵高亲自派男民兵农贵好等去抓梁永贞，女民兵陆美保等去抓赵凤英，集中乡小学球场批斗。批斗一阵以后，农贵高便指命民兵梁邦立、农贵好等将赵凤英押到水泵站处用木棍、石头将赵打死，农贵高组织武装民兵农贵章、农贵好、梁邦立、韦志民等押梁永贞到事前已挖好的“秾摸”处跪下，农贵高对梁邦荣威胁说：你愿跟贫下中农走还是跟你公公走，若你愿跟贫下中农走的话，你就和你公公划清界线，就先下手打死你公公。”接着民兵农贵章板起机枪，大声怒叫梁邦荣用铁铲向其公公梁永贞头部打去，梁永贞流着眼泪回头看着孙子，梁邦荣见公公流泪，心慈手软，再打不了，农贵高便对在场的地主子弟农高录、农高琪、农高祥威胁命令说：“你们站着做什么？你们不杀他，我就先开枪打死你们”。农高录等人逼迫一起把梁永贞推下坑去，尚未断气，便以石头泥土活埋。之后，农贵高便对几个地主子女说：“你们回去不准外传，梁邦荣回去全家都不准哭”。
经“处遗”工作，受害者得到了昭雪，主谋者农贵高已被开除公职。
都康区多信乡民兵黄全瑶曾于1962年向黄全秀求婚被拒绝，1968年3月某日，黄全璠窜入黄全秀卧房实施强奸，被黄全秀持刀反抗，强奸未遂。此后，黄全瑶存心报复，乘“文革”动乱之机，于1968年4月2日与民兵营长黄全通通谋将已怀孕8个多月的黄全秀推下事先已挖好的土坑里去，接着把石头泥土推埋，使黄全秀在坑下挣扎惨叫一个多钟头才死去。在“处遗”中，黄全通被判15年，黄全瑶被判12年。
（2）1968年4月5日，龙茗区小山乡黄华通、张如伦等与胜马乡黄伟等去龙茗祝贺区直单位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在回乡途中议论有关各地杀人问题时，黄华通说小山大队有两条猪已交税了，回去杀掉他算了（即计划杀许宋璠，赵仁烈）。黄到乡后便通知赵宣恩、欧杨飞等人各持尖刀，木棍叫民兵覃超陆去抓许宋璠，覃不去，后又叫黄耀斌去抓。当时张如伧、欧杨飞、韦修荣、赵宣恩等人已在许的家门口等。他们抓到许宋璠后即往龙英方向的公路走，许宋璠见方向不对，便问黄华通那里走？华通说：“去公社”。当押到原邮电所前面，韦修荣就用尖刀向许后背腰部捅两刀，许还未倒地，挣扎乱喊，乱叫，乱走，走到“派怀”水井处，赵宣恩再用木棍向许后脑猛击一棍，许即倒在地上，再捅一刀许才死。许死后，赵宣恩问华通：“要肝来吃好吗？”华通说：“要就要罗喂”！韦修荣、赵宣恩便动刀剖腹，第一刀肝未溢出来，想用手去掏，怕摸不到，韦修荣两脚再用力气踩，肝才溢出来，把肝割下拿回家烘干。第二天早上拿到乡府配猪肉2斤炒做午餐吃，参加吃肝的人有黄华通等17人，在“处遗”中黄华通被清除出党。
（3）1968年3月19日，向都区汉洞乡农修英、蒙大甲、周恩耀、农英邦等策划组织民兵抓农绍行等11人拿到乡府关押，3月20日早，农修英等又指挥持枪民兵将农绍行等11人押到“垌果旺”处杀害。黄彦勋正患有肝病，据别人说人肝能医肝病，得知垌果旺杀人后，就赶去要黄洪秀的肝，到时便拿出尖刀向洪秀剖腹取肝，得到肝后，把二两肝左右分给农修邦、农启太、农显荣做药，余下自己烘干做药和食用。农修英、黄彦勋等主谋者在“处遗”中被清除出党。
（4）1968年3月24日，驮堪区南岭乡民兵排长农永宁，组织民兵农元志等将农永良、农永福、农永调、农永芳等4人杀死，剖要农永福、农永芳的肝炒吃。凶手农元志、农绍三、农绍安等被开除出党。
1968年3月初，进结区进远乡巴览屯民兵班长农卓章、龙恩光等人策划谋杀红军赵维奇烈士之子赵秉日和农开封两人。他们先把这两人抓起来关押，后因实力不足求援于巴发屯持枪民兵排长赵封仲（乡文革组长）的支持，得到赵封仲、农丕论等30个武装民兵支持后，于3月24日下午6时许，将赵秉日三父子和农开封拉到巴览屯的“六席”处由民兵乱棍打死。农卓章指定，4人作两个坑埋。赵秉日三父子被杀后，余下妻子和女儿，随时受到摧残，没有人间自由。同年3月28日上午，被农卓章、龙恩光去抄家，进行翻箱倒柜，把柴刀、斧头等家具和1951年原镇进县人民政府发给赵家一面“光荣烈属的锦旗”和烈属证书等物抄走。5月7日晚，农卓章、龙恩光等7人，又在深夜12时许到赵秉日家来拉其二女赵笑容拿到“路巴”处强奸、轮奸。过后几天，农、龙二人又指使青年黄松到秉日家持刀威胁将三女赵笑浪（当年12岁）拉到村外进行强奸。后来的某日晚上，农、龙二人又组织民兵强拉赵秉日之妻张氏兴拿到屯小学草坪进行斗争。农卓章对张说：“你吊颈死得了，不然明天我就拿你去杀啰！”张回答说：“我还养女儿，我不会自己吊死的，给人家杀我才死”，农听罢更发火了，便对张进行拳打脚踢，后拉到其丈夫和儿子被害的地方去进行威胁说：“要同你的丈夫、儿子一样一起打死”。张仍不服，农就将张毒打得流血满地。农卓章又派民兵去拉张的二女儿来舔吃地上的污血，吃不完用箩筐将污血（带土）装回家，在农卓章的监视下倒进水缸去食用，不给去挑水井的水来吃。经过“处遗”，主谋农卓章被判刑5年，龙恩光被判刑4年，赵封仲被判刑7年。
1968年3月22日都康区召开双代会议，区武装部长邓平交代副部长麻青和去参加杀人空白的乡讨论，鼓动他们杀人。当时参加双代会的黎明乡党支书凌加宝约零明祝、赵世政、赵玉生、王贵廷等人参加区双代会议的，在新坡生产队冯植杨家讨论研究布置杀人问题。凌说：“各地都干了（指杀人），我们乡还是空白，大家讨论讨论该怎么办？”后来把要杀的人安排出来了，一共有赵万荣、梁大业、李美荣、王达开等29名。凌加宝指派零明祝、赵世政、赵玉生、王贵廷等人回乡执行，并限定在22日晚杀完。他们4人回来后把要杀的人统统抓起来，绑成一串后，给民兵开枪杀害。其中民兵黄现才（复员军人）一枪穿死了零来平、零来安、零来源、赵万丰、赵世文、赵万普、赵世纪、赵世勋等8人。后连同自尽一个人共9具尸体合埋在一个大坑里。
在“处遗”中，受害者得到昭雪，凶手凌加宝被开除党籍。
1968年3月27日，李元邦（龙吴屯小学代课老师，党员）、李贤香（民兵排长），在梁美业（天等区武装部副部长）家策划要将本屯所有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全部杀光。决定后，李元邦派李贤香去通知李东方（民兵排长）来商量，李元邦先说：“龙僚所有的地主富农人家大大小小都全部杀光。我们屯也不能例外”。随后3人分工，李东方立即去组织全屯民兵及社员群众（包括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到“汤蚕”处进行玉米培土，并借机就地开会。开会时李贤香吹哨子时，民兵就用铁锹去打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当场就打死了凌飞保、凌飞僚、凌新才、凌透连、凌顶齐（11岁）等人。后来民兵梁必和说：“凌太宁（已第一批杀害）还有个小女孩名叫凌顶依（4岁）漏掉在家中，是否也拿来杀掉？李贤香立即派民兵梁必和回去把凌顶依（4岁）背到杀人处。后把凌顶依摔打在石头上，一连摔砸几次，便活活死去。前后杀了13人，龙吴屯地富人家全灭绝。
在“处遗”中，受害者得到昭雪，主谋除李元邦在“处遗”前已故外，李贤香被刑判5年、李东方被判刑7年。
东平乡小学教师陆升晶在“文革”中被该校造反头头劳国太组织教师学生揪斗。陆遭到残酷批斗后，感到无法生存，便逃到田东县江城区印茶乡亲戚家去避难。后来民兵排长黄永祥派民兵去印茶乡拿回来。1968年4月2日陆升晶被押到东平，黄永祥将陆升晶绑在一棵龙眼树上后叫女民兵黄桂芳召集全排民兵来对准陆升晶进行刺杀。他们将女民兵分成几批上去刺杀，每批两个，一批上去，另一批下来。陆在受刺第一刀时惨叫我的妈妈呀！第二刀再惨叫我没有什么罪呀！第三刀已叫不出声，乱呻吟，鲜血直流，直至死后，方把陆解下树来。在“处遗”中，受害者得到昭雪，主谋者劳国太被双开除，黄桂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二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