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一场浩劫中，地处边陲的西林县和全国各地一样灾难深重。“文革”期间，把一些领导干部诬为“走资派”、“叛徒”、“假党员”、把一些干部职工、教师和群众诬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进行没完没了的斗争。特别是1968年3月县革委会成立后，全县进行所谓“斗、批、改”斗争逐步升级，有的采取法西斯手段私设公堂、严刑拷打、逼、供、信、抄家。上行下效，乱批乱斗，有的人被当场活活打死。同年7月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布告》（即“7·3”布告）下发后，接着全县又进行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深挖“阶级敌人”，斗争更为剧烈。全县先后被揪斗1632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2.6％，其中农村1227人，占当时农村人口数2.1％，机关干部职工405人，占当时机关干部职工数20.02％，其中科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123人。全县被打死和被逼害致死的干部群众119人（其中县革委会成立后死的112人，其中自杀92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0.19％。在死亡的119人中，国家干部6人（其中科局级1人、一般干部5人）职工3人、贫下中农59人、在校学生1人、当时的四类分子（地、富、反、坏）46人、四类分子子女4人，这些人中有党员6人。全县被打致伤致残344人。以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的4人，造成冤假错案926起，全县被抄家902户，财产损失13万多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按照区党委的部署，开始清理“文革”中打死人案件。1983年3月4日，成立县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由刘承亮、任树荣、潘承忠、李开宇、翟太玉、周寿德、黄凤奕、袁仕杰、韦汉清等组成，刘承亮任组长，任树荣、潘承忠、李开宇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由任树荣兼任办公室主任。并抽调办案工作人员11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但是，由于当时自治区党委存在“左”的思想和受派性的干扰，说广西在“文革”期间始终执行一条“正确路线”、广西没有“三种人”。因此，这一段“处遗”没有抓住关键问题。同年5月19日，县委根据区党委工作会议精神，重新充实调整了县委“处遗”领导小组，组长刘承亮、副组长谢道宏（83年6月增补郑季传、黄和都等为副组长），成员：张桂平、潘承忠、周寿德、滕纪、戴日广（83年6月增补袁仕杰为成员），下设办公室，主任谢道宏（兼）、副主任张桂平（兼），全县参加“处遗”工作的干部176人，对“文革”遗留问题彻底清理，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对在“文革”中受逼害致死的119人，在政治上给予平反昭雪，经济上给他们的遗属补发埋葬费、抚恤金和困难补助共50998元，安置子女工作的8人。对在“文革”中蒙受冤案的963人，——平反（农村社员一般在会上口头宣布平反，机关干部职工发给平反通知书）、共发出平反通知书157份。同时，对“文革”中违法乱纪的人予以查处。本着“既要坚决、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的原则，视其情节轻重和认错程度，酌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刑事处分。全县立违纪案审查280件，其中定案处理147件，已全部结案，其中判刑的2人，开除公职5人、开除留用1人，开除党籍26人，留党察看21人，撤销党内职务2人，其他处分或免予处分90人。“文革”10年灾难的遗留问题处理结束，“文革”造成严重的创伤基本愈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西林县“文革”大事件》是在《西林县“文革”大事记》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将我县“文革”中性质严重、影响较大的平别龙滩打死人事件、“6·19”事件，清查“反共救国军”事件等，整理成篇，载入史册，寓以血泪斑斑的史实来教育人民和子孙后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巩固“处遗”成果。
编写《西林县“文革”大事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为指针、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客观地予以记述。其材料均出自县档案馆的“文革”和“处遗”存档资料、经校核无误。
1968年5月下旬，那佐区革委会副主任、武装部长陆建华参加县召开的区革委主任会议，听取县革委常委、县人武部副部长杨殿荣传达田阳“抓革命促生产”现场会精神，回区后，立即召开区社干部会议传达。会后，陆与龙滩、平别、永合等公社干部商量决定，在龙滩街日（6月1日）联合召开批斗大会。5月31日，陆到平别公社拖盆屯其家，当晚召集该公社干部韦盛章、陆炳顺、陆尚明等人开会，批评该公社干部说，你们在拖盆批斗会上是右倾的，阻拦群众踢打批斗对象，这样做怎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呢？还造谣说：田阳县人家用机枪扫射死成排、上级还表扬，以后你们若是还阻拦群众就危险了。次日早上，陆到了龙滩，见该公社的斗争气氛不浓，就气冲冲地责问该公社革委主任吴正明，你们是怎么搞的，还不行动，永合、平别都来了，人家搞得轰轰烈烈。在陆的催促下，龙滩也急忙布置，写黑牌，给民兵把批斗对象带到街上来。当时陆还交待各领队人说，先把这帮“家伙”（指批斗对象）游街两圈后，集中供销社门前，摆开战场，就地批斗。30多名批斗对象游完街后，民兵便押他们到供销社门前喝令跪下（当时没有人出来主持会场或讲话，也没有宣布批斗人员的“罪行”）。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声中，一些激进分子蜂拥而上，对被斗者拳打脚踢，打翻在地，有的用枪托冲击、有的用木棍擂打，30分钟过后，当场打死钟桂珍（女）、莫礼兴两人，其余的被打致重伤，会场一片混乱，笼罩着恐惧、残酷的气氛。事后，陆在公社干部总结会上说，今天的批斗大会，斗得好、斗得猛，群众发动起来了，还表扬一些打人凶手。
继龙滩“六一”批斗大会后，6月3日，陆建华串到平别公社召开各生产队长、民兵排长、贫协组长会议，说龙滩的批斗大会开得好，有的民兵很积极，他们敢冲、敢打，确是好民兵，是真正的革命者。我打算在坝盆召开一次规模更大的批斗大会，永合、龙滩、平别、弄汪和广南的江龙、者领等公社都要参加。你们各小队回去要深挖批斗对象，会后，农本兴（区武装部干事、平别公社人）、韦盛章（平别公社党支书）向陆请示。说平别当地群众要求开一次批斗大会是否可以？陆说，同意群众要求嘛！合批就批、合斗就斗。3日晚，平别召开了批斗大会，斗争黄秀伦、黄秀亿、黄秀图、黄秀龙、黄秀周、黄秀培、黄毓国、黄文义、劳建功等9人。会上，农本兴首先领读语录，接着韦盛章讲话，韦讲话未完，民兵马上喝令被批斗对象跪下，一些“勇敢”分子蜂拥而上，大打出手，有的用枪托桶打、有的用绳子抽打、有的拳打脚踢、有的用木棍擂、有的用铁器等凶具打，把被批斗的人打翻在地。当时只听到打人的吵杂声和惨叫声、十分残忍，半个时辰后，黄秀伦、黄秀亿、黄秀图等3人当场被活活打死，其余的均被打致伤，后因不堪忍受皮肉痛苦而吊颈自杀的有黄秀交、黄秀帮、黄卜贺、劳建章等5人，“文革”期间，农本兴、韦盛章一伙还采取法西斯手段私设公堂，当时的平别公社办公室和平别二队仓库就是他们私设的狱房，把一些无辜的群众和被他们批斗的人关押在此，派民兵日夜看守，没完没了的批斗，捆绑吊打，其中黄秀文在龙滩批斗会上被打重伤，回来关押在公社办公室，严刑拷打，危在朝夕，家里的人去送饭时曾想叫他设法逃跑，但黄周身伤痕，动弹不得，昏迷不醒，几乎死去，韦盛章等人才令其家人抬走，黄抬回家后，为了死里求生、佯装死去，全家痛哭一场，将其装进棺材、用竹片捆好，叫寨上黄炳荣等10人于黄昏时抬棺至奎刻坡（地名）埋葬，时逢下雨，其家人劝寨上的黄炳荣等人回去，由他们自理，等候在山上的其弟黄秀贤立即跑下来和家人解开竹片，撬开棺盖，将他背到山上躲藏，后把空棺埋下，拨拢土堆，留下假坟，然后秘密送广南医治，黄秀文才免一死，成为“死了复活”的人，平别公社的残酷斗争，群众见状，十分惊慌，因此，先后有48人逃至广南避难。“7·3”布告后，部分外逃的群众陆续回来，但却被载上“外逃分子”的帽子进行批斗，1971年春又有7人逃至越南（后被越遣送回）的事件。平别公社批斗手段残忍，人心恐惶、生产废弃。1968年全公社粮食大减产。次年春该公社缺粮，断炊户占总户数的90％，由国家统销每人每月原粮25斤（搭配木薯片30％），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可是，陆建华一伙却把这一流血事件说成是那佐区“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把“坏人”关了一批、打死了一批、逃跑了一批。
平别龙滩的打死人事件，后果严重，其肇事者是陆建华、农本兴、韦盛章等人，“处遗”中，陆建华、农本兴均受开除党籍、公职处分，韦盛章也被开除党籍。
（材料出自县“处遗”办84年卷宗第6、7号）
1968年6月19日，县人武部、县革委调集大批武装民兵进城，进行大抄家、大捆绑、大批斗是一次经过周密策划的严重事件。事件发生的前一天（6月18日），县人武部、县革委、县军管会负责人李一之、刘章全、罗魁、李富德、杨世通等和原“联指”总指挥陈少民（原县委宣传部干事后提任公社副书记）、副总指挥王忠东（原糖烟酒公司会计、后提任公社副书记）、“联指”常委周锡奎（原县委秘书、后提任县革委办公室副主任、公社党委书记）、召开县直机关革委负责人会议，会上，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主任李一之发表了耸人听闻的讲话，说“4·22”私藏有枪枝弹药、在这个月内我们要来一次“全城戒严”，进行一次大搜查，凡是“4·22”可疑的人，包括有“4·22”观点的领导干部和参加“4·22”活动的统统给他们尝尝味道。希望大家要密切配合民兵打好这一仗，但在行动前要绝对保密。深夜，调集八达、古障两区附近的八达、花贡、红星、土黄、泥洞等公社几百名武装民兵包围了县城。19日凌晨，全城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民兵。县人武部、县革委和军管会的有关人员带着民兵按确定的名单逐家搜查。当时被非法搜查抄家的达150户，在搜查抄家中，见有尖刀利器一律没收，见有古书籍当作封资修集中焚烧，有的乘机拿走私人财物钞票。被非法捆绑的干部、职工和群众300多人，集中于灯光球场（今农贸市场）进行吊打。其中有80多人被押到八达小学（今镇一小）教室逐个审讯，有5人被抓到县人武部私设的监狱关押，恐怖气氛笼罩全城。从县商业局干部韦明康家搜出一把尖刀，被作私藏凶器论处，进行吊打，其妻见状，恐惧而神经错乱，痼疾终身不治。这是全县闻名的“6·19”事件。
“6·19”事件的肇事者主要是李一之和“联指”坏头头陈少民、王忠东、周锡奎等人，陈、王、周均系“造反”起家，加之他们在“文革”期间，为非作歹、“处遗”中，陈少民、王忠东等人受开除党籍、降级处分，周锡奎亦受到党内留党察看处分。）
（材料出身“处遗”办84年卷宗第1、2、3、5号）
1968年7月初，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主任李一之召开县直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长会议，说：据我们获悉的情况，“反共救国国”和一些反动组织已发展到西林，有的枪枝弹药也都已运到了，对“反共救国军”等反革命组织要清查，必要时给他们一些颜色看，否则西林就会出现复辟。会上，布置各单位回去抓紧清查。事始于八达小学谭宝辉（教师）等人对该校教师韦定仍、潘承章进行批斗、吊打，要他们供出所谓“三省联防地下武工队暗杀队”（简称“地下武工队”）的反革命组织，由于受害者不堪肉体上的摧残，乱供认了一些“武工队”成员。接着古障区也捕风捉影，以韩大用（区革委、主任、后选任副县长）、陈毅武（区革委秘书、后任公社副主任，为首，对张斌（古障小学教师）等人进行吊打逼供，供出古障“武工队”政委张斌、司令陆志经（古障卫生院药剂士）、参谋长薛秀琼（古障小学教师）、宣传部长兼暗杀队长周正庭在（古障小学教师）等假供，并将这些人多次捆绑吊打。周正庭不堪受皮肉痛苦，曾三次自杀未遂。薛秀琼被吊臂断致残。此时，那佐区也掀起揪“武工队”的“八级台风”。他们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4人）来八达与谭宝辉等人查那佐“武工队”名单，回去后，凌启英（区团委副书记）认定罗其武（那佐小学教师）是那佐“武工队”头目，黄光天（那佐卫生院医士）、廖天敏（那佐小学教师）等人为骨干。8月初，区革委会下令各学校教师与机关干部集中清查“武工队”。同时调集那佐、渭洪两公社武装民兵戒严。7日凌晨，凌启英、陆恒英带队到那佐小学抓罗其武等人。8日，押到街亭进行斗争，逼他们供“武工队”反革命组织，罗其武受倒吊酷刑。廖大敏被毒打。由于逼供不逞，受害诸人被捆绑、挂重黑牌游街，后关押在那平小队仓库达半月之久。县直机关经过清查、认定张奎（县统计局科员）是“反共救国军”骨干，张雄（县手工科副科长）是“暗杀队长”等。7月23日晚，在县灯光球场（今农贸市场）进行批斗。由“联指”总指挥陈少民（原县委宣传部通讯干事）和覃绍芳（县革委政工组干事）主持会场，逼张奎承认是“反共救国军”骨干，要挟张雄承认是“暗杀队长”、逼黄云（车站站长）承认是“运送枪枝大队长”、要吴忠明（车站司机）承认是“运送枪枝的得力助手”和“私藏枪枝弹药”等罪名，但均遭拒供。于是，采取假枪毙的手段。由八达民兵营长莫宏清等人先将吴忠明、黄云两人拉到八达区公所屋后牛栏下跪，鸣枪假枪毙，接着将张奎、张雄拉到八拉旧水池边（现文化局一带）跪下，执行假枪毙。在场群众不明真相，真的以为拿去枪毙了，无不为此残酷手段惊魂动魄，惊骇瞠目。同年6月，西平区大河公社（今属普合苗族乡）革委主任张树明、会计农光明（后提干任公社副主任），以组织“反共救国军”、“企图暗杀公社干部”、“反动会道门”等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梁梦邦、梁卜前、岑亚球、梁乜玉仙、梁金荣、岑亚猛等29人头上，经过一番密谋策划，自6月12日至18日先后召开三次批斗大会。张、农边训话，边呼喊口号，指挥民兵群众对被害者拳打脚踢，木棍拷打，梁梦邦活活被打死，梁卜前被打成重伤倒在地上，奄奄一息，民兵继用石头砸死，十分残忍。岑亚球被批斗后关押在公社办公室，他乘民兵看守不严而逃脱，后于斗米（地名）背后山的公路上被民兵抓活，被打致半死半活，拉回公社审讯、吊打，最后被民兵排长曾亚邦活活打死。梁乜玉仙、梁金荣、岑亚猛等人也不堪忍受残酷斗争而上吊自杀。
清查“反共救国军”事件，涉及到68人，面广手段卑劣。在“处遗”中，对受害者已一一平反，对肇事者已作了处理，计：韩大用被撤职、留党察看，陈毅武被撤职、开除党籍；谭宝辉被开除党籍；凌启英被开除公职留用；陈少民被开除党籍；覃绍芳被开除党籍后改定为党内警告处分；张树明被开除党籍；农光明被开除党籍、公职；曾亚邦判刑3年。
（材料出自“处遗”办84年卷宗第2、5、6、8号）
《西林县“文革”大事件》是从《西林县“文革”大事记》中选择一些问题性质严重和影响较大的重大事件整理而成。由县政协主席黄哲克执笔编写，经县委书记唐勋、副书记谭远强和县纪委书记戴日广审定。
中共西林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1987年3月15日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三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