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伍，1948年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人。原任内蒙古军区后勤部卫生部付部长。
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疯狂地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全国人民被投入人们所厌恶的分裂和混乱局面，内蒙人民也被投入到血腥的恐怖之中。他们制造了一系列冤案、假案和错案，在我区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是所谓“乌兰夫反党集团”、“内蒙二月逆流”的挖“新内人党”三大案件，使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惨遭迫害。在这场大灾难中，我也被无辜地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1968年7月10日中共内蒙古军区党委关于我的问题给中共北京军区党委有份（68）55号的“机密”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对博仁实行隔离反省的报告》，在这里给我捏造了三条主要罪状：一是“竭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路线”；二是“与社会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勾勾搭搭，来往密切”；三是“积极为乌兰夫翻案”。此外，他们还给我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什么“是乌兰夫搞民族分裂主义的忠实走卒”；“是乌兰夫、孔飞、廷懋派到后勤部的特务”；是罗瑞卿的搞大比武的孝子贤孙；“是刘少奇办医院高、大、洋、全的徒子徒孙”；“是后勤部内人党的党魁”是黄王刘张的“黑干将”；是日本、蒙古、苏修“特务”等等。
然而，真正对我进行“隔离反省”之日并非“报告”之时开始，而是在“报告”之前的5个月，我就被抓起来了，那是1968年2月26日。从这天起，近6年的时间，更准确地说，也就是1828天的时间，我是在失去自由和法西斯专政下度过的。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内蒙的追随者，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他们对我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我精神上受尽折磨，肉体上被摧残的骨断致残，皮开肉绽。全身共有9个部位，18处骨折。那些刑法和污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1968年2月26日后勤整办杨贺新、袁世昌来通知我说“后勤部党委书记郄瑞卿决定叫你去步校学习”。到步校后，气氛就变了，点名时四周都站着持枪实弹的战士，我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实行军事管制”。一位姓杨的队长上来，不容分辩地扯下了我的领章、帽徽。我失去了自由，干什么都得请示报告，连吃饭睡觉、上厕所都跟着持枪的人监视，每天只有点“放风”（这是他们在作息时间表上规定的）的时间。从此，我开始了不白之冤的铁窗生活。
根据转移的地点和看押情况，我把这1828天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8年2月26-1968年9月13日。这期间我在步校、乌素图等地被关押。中间被押回国防工办一次。那是68年5月6日，5月8日便开始对我实行肉刑。艾广林凶狠狠的说“要报阶级仇、民族恨”，第一个打了我嘴巴，当即打的嘴里直流鲜血，我用纸擦了血之后，把纸放在口袋里，等他们走了以后，又放在褥子底下。第二天王景堂搜出纸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小子想翻身连门也没有，想要报仇啊！”艾广林说“你的罪恶比你的头发还多！”然后王景堂把血纸拿走了。以后审讯到5月21、22日后押回乌素图。6月3日又被押回批斗了一次，主要批判者是刘世峰，主要批判内容是“民族分裂反革命小集团”，据说还出了简报。以后又押回乌素图。
第二阶段：1968年9月13日-1969年6月9日从乌素图押到国防工办，这是我倍受迫害和侮辱的时期。
第三阶段：1969年8-1973年6月29日这段是软禁生活。
现在我想着重谈谈第二阶段，也就是挖所谓“新内人党”时，我所过的人间地狱生活。
1968年9月13日，我被解押到国防工办院内最后栋平房东边第四个门。我独自一人，所谓的“专案组”：王景堂、赵祥宗、刘士峰、艾广林、栾志和、梁树均、杨秀芝、任振坤等人，对我进行了非法的秘密审讯和无情的肉刑。刑法名目之多，蹂躏践踏之频繁，是无可比拟的。
在这期间，我生活上受尽了折磨，他们取消了原在乌素图时仅有的一点“放风”，连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也没有了。他们不让我睡觉，白天黑夜逼供、诱供、搞武斗、拳打足踢，搞“喷气式”，昼夜轮番，常常搞到深夜1、2点，有时到凌晨3点，晚上审讯我时，审讯室的窗子都挂着牛皮纸窗帘。回到我的禁闭室，还得遵命写“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或“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困乏的实在不行，有时抄错1、2个字，便无限上纲为“有意篡改”，迎接我的便是拳打脚踢和无数的肉刑。9月13日-10月3日这期间还罚我做劳役。他们不给我饭吃，1969年4月初，一连3天没有送来一口饭。不给烟抽，不给水喝，最使我寒心的是68年11月初，在王景堂的逼迫下，我一直弯腰，汗从额头一滴一滴落在地板上，大量的水份消耗，加上我平时有个爱喝水的习惯，也正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专门抓住“喝水”制我。我渴的实在支持不了，就要求给点水喝，王景堂拿了一缸子水走到我的面前，把缸子晃一晃，把水泼到地上说：“你他妈的想喝，我让你一口一口地舔”。嘴里喊着：“约我舔！给我舔！”“你不舔，看你博仁骨头硬还是棒子硬！”我只好爬下去，象狗一样一口一口地去舔地上的脏水。回到我的禁闭室，他们依然不给水喝，连喝水的缸子也给拿走了。这还不算，更难以容忍的是他们逼着我喝尿。68年11月下旬或12月初左右，有天晚上审讯，我要解小便，他们不让去，我实在憋不住了，经再三的要求才同意了。在艾广林的监视下，我走到厕所。一进门，艾广林抢先一步到厕所的窗口，拿了一只积满污垢的缸子说：“拿着！”我不明白干什么，就拿着。他又说：“往缸子里尿！”我不明白做什么，就尿到缸子里。尿满缸子后，他看了看，便恶狠狠地说“你喝了！”我万没想到他会这样做，我愤怒地说：“我不能喝……”话音未落，艾广林就喊道：“什么，你敢不喝？给我喝了！”这真是奇耻大辱，我忍着悲愤将尿和眼泪一起吞咽下去，还得把缸子放回到原处。因为他们限时大小便，实在憋不住了，有时还拉裤子、尿裤子。我的审讯室距我的禁闭室约100多米，12月份的审讯中20多天。每次审讯时，都得喊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跑步到审讯室，刘士峰、艾广林、栾志和等人轮流骑着自行车跟在后边，还大声喊叫“快跑！大声喊！”由于长期人间地狱般生活的折磨，我病倒了。有次跑步到审讯室时，我只觉得浑身无力，步履蹒跚两腿象灌了铅似的沉重，不由得一个趔趄栽倒在路旁，栾志和上去还踢了我一脚说：“快起来！耍什么赖狗！”后来甄树德医生给我作了检查他悄悄地告诉我说“肺炎高烧40度，他们晚上把我拉到二五三医院放射做了透视，回来后，只打了几针就不管了。那么重的病，却得不到住院治疗，而且照常审讯，打骂却未停止过。69年6月9日出狱后我到内蒙医院等处检查，确诊为老年性肺炎，而且加重了我的肺气肿，现在老年性肺炎有时还犯。”
在这段人间地狱般的生活中，我在政治上受尽了侮辱，肉体上遭到了摧残，精神上极度苦闷。王景堂经常骂我：“擒贼先擒王，你是笼中之鸟，瓮中之鳖，”“你的问题不是铁板上钉钉，而是钢板上钉钉子的！”同时打赌地说：“你如果不是反革命，我把脑袋扔到大青山山沟里”。68年11月中旬王景堂、赵祥宗、刘士峰、艾广林突然闯进我的禁闭室，进门就叫我脱衣服，我一件一件地脱，脱完了上衣，只剩一件背心，还不行，让我把背心也脱了。然后又脱下衣，一件一件地脱，直到脱得只剩下裤叉，还不行，硬让把裤叉也脱了，最后连鞋、袜子都一件一件地脱了。我一丝不挂，裸体而立。王景堂还不罢休说“这小子狡猾，屁股里还藏着东西。”紧接着，刘士峰又喊到：“转过去，面朝墙。”在他们一伙的逼迫下，我弯下腰，厥起屁股，刘士峰低下头看了看，打了我的屁股一巴掌，嘲笑地说：“这小子屁股里还有屎呢！”。有一次杨秀芝走到我的禁闭室，用手绢捂着鼻子说：“啊呀，真臭，呛死人啦！你不是卫生部长吗？！不是挺讲卫生吗？怎么这样臭啊！洗一洗嘛。”这种人格上的污辱和羞耻，使我精神上蒙受了极大的痛苦。艾广林、栾志和等人，嘴里又总是骂着要报阶级仇、民族恨。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就说：“我祖祖辈辈没有雇过长工，没有出租过土地，更没有出租过房子（在我的记忆中，栾家出租房子，说这话是影射栾的）。”这回可触到了栾的痛处，他就对我又打又踢。而刘士峰、王景堂嘴上成天挂着的是：“你是钢板上钉钉的反革命，是笼中之鸟，瓮中之鳖”，“擒贼先擒王，这回他妈的抓住了，你是跑不了啦！”令人气愤的是69年4月30日，王景堂说：“明天过‘五一’，你的月亮（我爱人名叫莎仁，译成汉语是月亮）带着你的小崽子来看你，不许你说你们的话！”第二天，即是“五一”，艾广林去禁闭室叫我到审讯室，在路上艾广林说：“你见你的家属，不许说你们的牲口话！”
在这段人间地狱的生活中，我的肉体受到的摧残，更是令人发指。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刑法，有的刑法的名字是他们起的，现大致归纳为以下28种：
1、吃猪蹄（这是他们起的名字）：1968年12月19日晚，王景堂等人审讯我，这时乔克顺带了10多名突击队员（后改为游击队员）来助威，在赵祥宗、王景堂、乔克顺的指挥下，共近有20多人，从晚上7点直打到凌晨3时左右。这一晚上，他们采用了综合性的刑法，什么“喷气式”、什么“打嘴巴”、“棍棒打”、“揪头发”、“揪胡子”、“灌凉水”、“掐脖子”、“掐脸”总之他们近20个人打得打、踢的踢、揪的揪真可谓“各显其能”。把我的外衣、衬衣、背心都撕碎了，把我手上戴的手表也打坏了。我实在起不来了，靠着墙歪在那里。这时，杨桂景说：“给他吃个猪蹄”。把我的大姆指抓住猛力地扭向腕关节，同挠骨贴近，疼痛难忍，我越说痛他越用劲，当时手腕关节就肿胀、充血了，极度疼痛，活动受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写字和拿东西，现在还落下后遗症，有时痛疼肿胀1、2天。这晚审讯结束，我连步子都迈不了啦，从审讯室下二楼，是一点一点爬下去的。
2、拧耳朵、揪耳朵。“拧”就是用力捻耳软骨；“揪”是用力把耳垂往上提。68年10月审讯中，王景堂交替地使用“拧”、“揪”耳朵两种肉刑（约15、16次）。把我的双耳垂撕裂，鲜血直流，王景堂怕我看见，从兜里掏出块纸给擦干，一会又流出来，他又掏出纸来擦。而“拧”耳朵专门拧软骨，当时双耳肿胀、充血，疼痛难忍，听力一度受到极度阻碍。现经医生确诊为双耳耳软骨骨折。感音性双耳聋。
3、揪胡子。在禁闭室里，他们搜走了我的刮脸刀，我的胡子长得很长。有时审讯，王景堂就一根一根的揪，有时揪住几根胡子用力一拽，疼痛情况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4、挟锁骨。68年11月初审讯时，任振坤用两手指掐住我的锁骨，猛地往外揪，往上提，我疼的汗流浃背。
5、砸反骨。（这是王景堂起的名字）68年10月末的一天审讯，王景堂摸着我的枕骨说：“这小子的反骨比魏延还大，来，爷给你砸反骨。”说着就让我背靠墙站着，王景堂抓住我的额部一次又一次地往墙上撞。开始我只觉得头又痛又胀，嗡嗡直响，撞了30多次，我就晕倒在地，等我醒来已吐在地上了。艾广林就指着吐在地上的东西说“拿敦布去，把你的狗屎擦了”，我忍着头部的剧烈疼痛，跌跌打打地去擦了。以后一直5、6天，我的头又痛又晕，后来渐渐地记忆力也减退了。后经医院确诊为“脑挫伤”（这比脑震荡还重了）。
6、王爷表演（这是王景堂起的名字）。68年11月初，王景堂在审讯中又想出了新花招，说“让他来个王爷表演。”王在椅子上放上凳子，让我坐在凳子上，双手叉着腰，两腿相搭，架成“二郎腿”，然后往后仰，一仰，就是一个斛斗；摔在地下后，他们又让我重新坐在凳子上，再仰，再摔，这样摔了廿多次，我就晕过去了。然后，他们就把痰盂里的脏水泼到我的脸上。我苏醒后，用手一摸脸，满脸是痰、鼻涕。我觉得头痛剧烈，恶心呕吐。这是第二次“脑震荡”。
7、“日本兵表演”。（这是王景堂起的名字）68年11月末或12月初的一次审讯中，王景堂说“这小子有武士道精神，给他来个‘日本兵表演’”。王景堂、刘士峰、艾广林、栾志和等人找来了四块很脏的破抹布，用一块捂着我的嘴当口罩，一块蒙住我的眼睛，当防雪盲纱，另二块放在我的头上，当防蚊罩；再给戴上帽子，把我化装成日本兵，然后把敦布掉过头来，让我扛在肩上，当三八式。王景堂喊“起步走”的号令后，我就按他的口令向前、往后、向左、右走。由于蒙住我的双眼，看不见路，我便东撞西碰。王景堂之流却哈哈大笑，开心取乐。王景堂还说“这小子还没有训练好，将来还得继续训练训练！”
8、“孙悟空表演”（这是王景堂起的名字）。68年11月末或12月初，审讯时他们让我低头弯腰做“喷气式”的架式，然后站在1米见方的地方，4个角站着4个人（王景堂、刘士峰、艾广林、栾志和），他们轮流按住我的头，抓住我的裤带“翻斛斗”，在水泥地板上翻了30多次（这种刑法用了5、6次，有一次把我的塑料裤带都揪断了），把我的头撞起个拳头大的血肿。王景堂说“来，爷给你来个以毒攻毒”说着就用手猛捏血肿，我疼得直缩脖子咧嘴咬牙，王景堂惨无人道地说“这小子还笑，爷再给你来一下。”这样反复的捏，直到我再疼也不敢咧嘴为止。
9、“牛魔王表演”（这是栾志和起的名字）。68年12月末在审讯中栾志和让我戴上皮帽子，放下两个帽耳朵，他就用劲猛拧帽耳，拧得我出不上气来，就又猛力前后左右摇动我的脑袋，把我搞得晕头转向，汗流浃背，再把我拉到暖气片上烤我的脸。
10、掐脖子。68年11月初在审讯中，王景堂让我背靠着墙，他用手狠掐我的脖子。不让我呼吸，然后猛往墙上撞，有时一次审讯中掐5、6次。有时既掐脖子又拳击胸部，有一次拳击后，我胸痛的实在受不了，抑制不住自己而倒下了，这时王景堂便踢了我几脚说“你起来，耍什么赖狗！”我痛得实在受不了，呼吸也感到十分困难，回去时，我是抱着胸跌打回去的，一连几天，我吃饭、睡觉都不舒服。后经诊断查明胸骨三处骨折。
11、乒乓球拍子打嘴巴。68年10月下旬，王景堂戴着白手套，手拿乒乓球拍子打我的脸，左右开弓。据我所见，曾打坏二个拍子（一个是打得三合板坏了，另一个是打得塑料和拍面裂开了）。
12、踢足球（这是栾志和起的名字）。69年4月初一个星期天，栾志和一个人到了我的禁闭室，他手里拿了一个特大的麻袋，他把麻袋口张开说“你蹲进来”，我蹲下去后，他就把麻袋一提，把我装进去，把口扎上，来回地踢，踢过来踢过去，使我疼的连腰都直不起来，后来一检查，腰椎5处骨折。
13、踢皮球（王景堂起的名字）。68年12月审讯时，王景堂说“你小子还没尝过踢皮球的滋味吧，来，尝尝！”说着就让我弯下腰，他们穿着皮鞋，坐在椅子上，轮流来回踢我的头。
14、倒栽葱（这是艾广林起的名字）。69年1月，艾广林、刘士峰、王景堂让我面向墙，头朝下，脚朝上，倒立起来。我倒立不住，王景堂就用桌子档/挡住我，艾广林、刘士峰一边一个把着我的脚，还喊叫“交待不交待！”
15、戴紧箍咒（这是艾广林起的名字）。68年12月初一次审讯中，艾广林拿来一个破油漆筒，筒口四周围烂的象锯齿，艾就把筒口硬扣在我的头部，扣不进去就一拉一拽，把我的头部划了许多口子，鲜血直流。
16、棍棒打。在审讯室里有一根1米长左右的棍棒，刘士峰就常用这棍棒打我的腰部，臂部、腿部。刘士峰还不断的喊着“看你博仁的骨头硬，还是棒子硬，叫你较量较量。”经过他这种“棍棒”刑后，我的臂部、腿部的皮肤都肿成紫红色的。行走、上厕所、蹲下都十分困难，连看守的士兵都不忍目睹。有次我上厕所蹲不下去，看守的战士到门口看了看，见没有人便扶着我的两手，我半蹲下，才解了手。
17、打赖狗。68年12月（这是史同录起的名字）史同录两手左右开弓打我的嘴巴，打得我两腮红肿得不象样子，因为他打得用力过度，也累得满头大汗。他就反剪着我的双手，把我翻倒在地，用脚踹我的脸，说这是打赖狗。一脚把我的门牙踹断了3个。3个牙断了后，我的假牙戴不住了，搞喷气式时刘士峰踢我屁股，假牙就掉在地上，刘士峰喊道“把你的狗牙拣起来！”
18、挟手指。68年10月末，任振坤把沾水钢笔挟在我的两指中间，有时他自己准备了一个小姆指粗10公分长的一根小棍子，挟在我的两指缝中，然后用力挤压我的两指，疼痛得历害，汗水满面，两手指都红肿了，还不准说痛，说痛再来。
19、“大蒙古帝国马戏团表演”（这是栾志和起的名字）他们有个2公分厚、20公分长、10公分宽的木板，底下钉有个15公分高的圆柱子，让我站在上面做各种动作。或者把刑具倒过来，让我站在仅有10公分直径的圆柱子上做各种动作。我站上去，摔下来，反复地摔。他们嘲笑地说“没有经过训练好的演员”然后在我屁股上踢来踢去，说要训练好为止。
20、“悔过自新”。一个星期日，艾广林和栾志和把我提到审讯室，用一根铁丝拴上5块砖头，然后套在我的脖子上，搞喷气式，并要求砖头不能挨地面，两腿不能打弯。
21、“钻狗洞”（这是王景堂起的）。让我做“喷气式”，然后把头钻到桌子底下，后腿不能弯。这是王景堂干的。
22、“米达尺打脖子”。杨秀芝审讯我时，专用米达尺打我的脖子。
23、逼着上吊、跳楼。在审讯室里有根象小姆指粗，1.5米长的绳子。在68年11月末或12月初的一次，审讯中，王景堂说“你小子不坦白、不交代，给你绳子，就上吊！”我说“我不能上吊，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问题会搞清楚的”艾广林把窗子打开说“你小子不上吊，那你就跳楼！跳不跳？！”说着又打我几个嘴巴。
24、踢肋骨。68年11月末或12月初，在审讯中，我象往常一样，低头弯腰，拉起“喷气式”的架子。王景堂等人对我一边连踢带打，一边七嘴八舌地骂着。王景堂说“你到底交待不交待，你是钢板钉钉的‘内人党’，还装什么算！”骂后，突然用他穿皮鞋的脚，向我左侧肋部猛踢一脚，当即把我踢倒在地，我疼痛得实在起不来了，王景堂又骂道“你起不不？耍什么赖狗！”又冲我的屁股踢了几脚。我手按着左侧肋骨部，忍着剧烈的疼痛，勉强地站起来，又继续审讯了一会，他说“滚回去！”回到我的禁闭室，我感到疼痛难忍，呼吸困难。我的左侧肋骨部又红又肿。但在禁闭室也不让休息，从早起一直坐到晚上，战士看见我确实支持不住了，同意了我的要求说“那你稍稍躺一会吧。”出狱后诊断为左侧第十一、十二肋骨3处骨折。
25、68年12月下旬，在一次审讯中，我还是低着头，弯着腰，他们对我又踢又骂，这时艾广林穿着皮鞋，突然向我的右前方肋骨部猛踢，一脚就把我踢倒了，我只觉得右肋部猛烈地疼痛，想站起来，可是咬咬牙，怎么也站不起来。艾广林便又冲我的屁股踢了几脚，骂道“你耍什么赖狗，踢死你们这些人比踩死个蚂蚁还容易呢！”出狱后，我经检查，右第二肋骨骨折。
26、69年4月初，王景堂在审讯时说“你小子不吃敬酒，吃罚酒，你到底交待不交待！”左右开弓打嘴巴，并用穿皮鞋的脚猛跺我的右脚，我当即倒下去，痛得起不来。他又踢了几脚屁股说“你起来不起来？你还想活不活？”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忍痛而起。当即脚背肿胀，走路困难。后经确诊为右脚第五■骨骨折。
27、跪着请罪、低头思过（这是艾广林、栾志和起的名字）。一个星期日，艾广林和栾志和把我提到审讯室，让我面向毛主席像跪着请罪，低头思过。跪在那里1个小时左右，然后又骂一顿，打一顿，押回禁闭室。
28、“滚出去”。68年11月初审讯后，让我回禁闭室。这时刘士峰喊道“滚出去！”我就要走出去，刘士峰凶狠狠地说“你他妈的想的倒轻松，让你滚出去，你给我滚！”我只好按着他的要求，一步一个斛斗滚到审讯室外边，然后又滚到走廊的下楼梯处为止。
除些以外，还有很多说不清的刑法。打我的人除了我的“专案组”那些成员外，还有史同录、栗存仁、陈子斌、赵家寿、马如孝、杨贵景等人。他们私设的法西斯式的公堂严重地摧残了我的身心健康，我的身上有9个部位，18个骨折，脑挫伤、感音性双耳聋、老年性肺炎，精神一度失常等，尤其精神上的创作更是无法平复的。
这个“专案组”，不仅毫无人道，而且品质也是极其鄙劣的。他们不仅从政治上、精神上、肉体上、生活上迫害我，而且还从经济上对我进行敲诈勒索。有一次他们来我的禁闭室，对我裸体进行检查后说“把你的烟拿出来！”我全部拿出来共70多盒，其中有1条中华烟，1条牡丹烟，7、8盒前门烟，其它还有三门峡、太阳、曙光等。王景堂说“你小子鬼头鬼脸的，数清楚”。数后，他把烟全部拿走了。过了4天在审讯室把烟一古脑地扔在地上说“把你的烂烟拿回去！”拿走时再三强调数清，扔给我的时候只字不提数清楚了。我拿来一看，原中华烟1条、牡丹烟1条都没有了，只剩下前门、三门峡、曙光和太阳烟了。
我被抓走后，我爱人受株连也被抓了。家里就剩下几个孩子，他们便趁机到家里要东西说“你爸爸病了，要好酒、好烟、好吃的”先后达6次之多，有好酒、好烟、好吃的等，每次均在50元左右。其中只有春节第一次给我一小部分外，其它几次连影都没有见过。除此之外，丢失的衣服、毛毯之类，不在这里详述。请组织上与我家属子女调查。
以上物质上的损失是严重的，然而更悲惨的是我的几个孩子的遭遇。我爱人被关后，家里只剩下几个孩子，他们没有升学、参军的权利，大女儿连去兵团的资格都没有，在学校通缉令的胁迫下，被撵到了农村。二女儿连升高中的权利和资格都没有。这样，家里最大的孩子就是年仅15岁的次女，她带着13岁的弟弟和10岁的妹妹，过着受人欺凌歧视、孤苦伶丁的苦难生活。孩子们被撵到一间破房子里，房顶漏雨，炕不好烧，冻一层冰，也不给修，孩子们的脚都冻了。房租却得照常交。房子里老鼠多的不行，想养个猫都不让。孩子们不会做饭，就吃炒米，喝稀饭，没人照护，姐弟几个人便相依为命。此外，他们还得随时准备应付突然而来的抄家。所谓的抄家人员，今天一伙，明儿一帮，一来就把家翻得乱七八糟，特别是专案人员还抓住那几个可怜得吓得发抖的孩子，逼着他们交待父母的罪行。什么“你爸爸半夜发过报没有？”、“收到报没有”“你们的收音机就是你爸爸的收发报机”什么“那里藏着你爸爸的手枪！发收报机”等等。专案人员还把我二女儿叫去办什么“黑帮子女学习班”，让她（他）们和父母划清界限。这些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的孩子，那里经受得住这种恐吓、威胁，他们只是在电影里看见国民党抓共产党人的情景，那里会想到现实生活中也有这种不平之事！孩子们恐惧害怕，加上生活重担的折磨，致使二姑娘患了顽固性神经性头痛，至今未癒。这使我终身悲痛。父母的遭遇，社会上的诽谤，专案组的残酷，使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受到严重的摧残，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我每当想到几个无辜孩子们的遭遇，心头就隐隐作痛，悲愤、怜悯，难过得不能控制自己的眼泪和悲痛。
我所庆幸的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彻底摧毁了他们制定和推行的极左路线，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中央1979年1月21日批复了“关于彻底推倒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内蒙二月逆流”的请示报告，推倒了“内人党”的冤案，并为受害的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这是党对我区人民最大的关怀，我从内心感谢党和人民给我洗清了这深沉大冤。今后我一定要坚决拥护党的三中全会的决议，以有生之年，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博仁1979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