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保，男，37岁，22级，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内蒙古巴盟人，汉族。1968年9月入党，1967年6月入伍。文化大革命前是学生，文化大革命中任内蒙革委会常委、卓资县委副书记，现在系中共包头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
1967年1月，一举夺了内蒙工学院的党政财文大权。冲击内蒙军区事件中，亲自组织人到军区招待所静坐绝食。参与围攻内蒙党委及河西公司活动。王金保及其一伙在工学院揪斗老干部，围攻群众，为大楼加筑工事，围墙通电网，搞了白色恐怖。
1968年元月，王担任内蒙文教口挖肃运动大会战总指挥，积极组织“乌兰夫文艺黑线”展览。大搞“黑帮”集训班，把矛头对准老干部。他支持内蒙古大挖“新内人党”。1969年他给内蒙核心小组报告中叫嚷：内蒙二机厂的领导集团是由各种反革命势力组成。由五机部调来的窦、杜为首的领导人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又有师玉静为首的（内蒙的）乌兰夫的势力，由郝继堂为首的国民党势力……。1974年给中央写信仍坚持内蒙古有“新内人党”。
中央“522”批示下达后，王又拉起队伍，当上了“522”战团的头目（保滕组织）搞乱了内蒙古的局势。
1974年初，王金保从卓资县窜回呼市，另立指挥中心，又一次搞乱内蒙局势。他们发表了《关于当前我区和林批孔的几个问题》的声明，到处散发、张贴。召开了“批判修正主义回潮大会”和“批林批孔”万人大会。进一步搞乱了内蒙局势。
王金保伙同郝广德等人，以签名形式连续3次向中央写报告要高锦明回来内蒙工作，并当四届人大代表，同时又诬陷尤太忠同志。在《呼和浩特日报》“3·11”事件中参与了围攻内蒙领导干部的活动。
王还插手巴盟、呼市、呼铁局的帮派活动，为各帮派出谋划策，把这些地区和单位的局势搞乱。
王还亲自给内蒙党委组织部写信，为其帮兄弟争官要权。
1976年夏天，在卓资县后房子公社的一次会上大讲什么：“历史上刘邦让吕后杀韩信是路线斗争的需要”。
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
认错不认罪，承认了派性活动，不认为是帮派活动。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王金保，男，汉族，40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大学文化程度，内蒙古巴盟临河县人。
1967年参加工作，行政22级。由于造反有功，1968年9月由滕海清、刘文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卷二，1－9页）。“文化大革命”前系内蒙古工学院学生，“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内蒙革委会常委、生建部副主任，卓资县委副书记，包头市革委会副主任、包头市委书记等职。1978年11月10日撤销其职务，1979年10月29日以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被拘留，并开除党籍，同年11月2日依法逮捕。
经审查证实，王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王金保积极打起造反旗号，当上了内蒙工学院“东方红串联大军”的头头。1966年10月，搞绝食3天，向工学院党委要所谓黑材料。11月25日，查封保卫处、人事处、机要室等要害部门。把矛头直接指向院领导（卷二，19－31）。1967年4月，在王金保、梁志超等人的策划下，“东方红”、“井冈山”、“红旗”联合夺了内蒙工学院的党政财文大权当了主要头头（卷二，23、66）。王金保等人还组织过对老干部郑朝珍、布赫、达赖等人的批斗，使这些同志身体受到损害（卷二，26）。“4·13”前夕，王金保等人在内蒙古工学院把所谓保守派都撵出教学大楼，在楼内修筑工事，将围墙架上电网，并在市里到处广播说：“围墙通上了电网，出了事不负责任”（未通电）。以此制造恐怖（卷二，25页）。
冲击军区事件发生后，王所领导的“东方红”借口支援军区红色造反团，于1967年2月2日参加了内蒙军区招待所的静坐绝食。2月5日，发生所谓“韩桐事件”前，王已带领部分绝食人员进京告状，把矛头指向内蒙古军区，严重地干扰了军区的正常工作（卷二，38、39、45－49页）。
王金保领导的工学院造反派组织，参与了1967年5月10日“呼三司”、“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围攻内蒙古党委大院的行动（卷二，26、27、40、50）。
1967年10月，内蒙古“呼三司”红卫兵第一届代表大会，王由于造反突出，被选上了“呼三司”委员（卷二，72页）。
二、1968年5－8月，王金保担任内蒙文艺界挖肃运动大会战总指挥，做报告时诬蔑“内蒙文联20年来一直是乌兰夫反革命舆论的顽固堡垒，这里好人不多，坏人不少。”并积极组织所谓“乌兰夫黑线”展览，“黑帮集训班”，逼迫一些领导同志揭发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的问题，使这些老同志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卷二，75－81页）。
1969年，王在内蒙二机厂劳动期间，为了表现挖肃积极，曾于3月19日给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写报告诬蔑说：“二机厂领导集团是由各种反革命势力组成的。有五机部调来的窦森瑜、杜石生为首的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伙，又有师玉静（内蒙的）乌兰夫的势力，又有郝继唐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多是从过去伪兵工厂过来的。很多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掌握了党政财文大权”（卷二，82、86、96－100页）。
1968年7月，内蒙革委会三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在全区挖“内人党”时，王金保是积极参与者。1969年，王金保还坚持其反动的立场和观点，不顾全区错挖“内人党”造成的严重恶果，于中央“5·22”批示下达后，又拉起队伍，充当了“5·22战团”的头目，对滕海清大挖“内人党”的严重罪行，不但不揭发，不批判，反而打起“保滕”的旗号，形成了两派的严重对立，再次搞乱了内蒙局势，给内蒙革命和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卷二，363－365页）。并在1974年7月22日还给陈锡联、纪登奎和政治局写紧急报告，仍然无中生有的坚持说内蒙有“新内人党”。声称：“内人党”确实存在，“内人党有老根子”，“内人党有计划地转入地下”，“内人党与一些民族分裂分子是有联系的”。信中还写道：“内蒙地区不仅有老内人党，而且有新内人党，有受新内人党控制的旨在实现内外蒙合并的反动组织”等等，企图以此搞乱局势，干扰和破坏对“新内人党”大假案的平反工作，破坏落实政策（卷二，103、140、236页）。
三、1974年初，王违背中央指示，擅离卓资县委副书记的工作岗位，窜回呼市，打着批林批孔旗号，拉帮结派，另立指挥中心。他先后在张克源家、姚品章家、王德贵家、内蒙古党校、送变电工程处等地，多次召集他们的一伙，密谋策划，建起了“202”山头，与“218”相勾结，大搞篡党夺权活动。他们发表的《关于当前我区批林批孔的几个问题》的声明中说：“前段时间里，曾出现全国性的修正主义回潮，有的地方资本主义复辟相当严重”。攻击自治区党委“长期以来，不批林，不批孔，说了不少屁话，死捂阶级斗争盖子，压制群众”。这个声明的矛头，直指自治区党委，流毒甚广（卷二，259－261页）。
3月末，王在“批林批孔万人大会”上发言，攻击自治区党委用“三顶帽子”、“四条棍子”捂盖子，压群众。煽动群众，把矛头对准自治区党委，对搞乱内蒙局势起了很坏的作用（卷二，277－285页）；（卷三，21－22、224页）。
1974年4月，王伙同郝广德、高树华、那顺巴雅尔等人，联名向党中央发电报，诬告尤太忠弄虚作假，诬告群众，妄图把尤大忠搞臭、赶走（卷二，286－289；卷三，45－49页）。
1974年3月，《呼和浩特日报》“3·11”事件发生后，王金保一派的人，参加了报社的辩论会，并到自治区党委静坐，围攻党委领导同志。3月22日，在听取雷善元等人汇报后王说：“应该支持群众在‘3·11’日报问题上的革命行动，内蒙党委在揭批陈李郑问题上捂盖子、压群众是错误的，应该检查。在党委的人，可以分批等候，有的吃饭轮换回家，直到党委答应作检查为止”。结果，闹得自治区党委不能正常工作（卷二，303－311；卷三，20－21页）。
王金保还插手巴盟、伊盟、呼市和呼铁局的帮派活动。他和巴盟的崔建雄，呼市的郭日周，呼铁局的刘国庆、赵丁酉，内建一公司的侯呈祥等人都有直接联系，遥控和指挥这些地区的帮兄弟，为他们出谋划策，把这些地区和单位的局势也搞乱了（卷二，312－352页；卷三，25－29、50－56、160－164页》。
1974年4月2日，王金保给内蒙党委组织部写信，诬蔑党委在安排干部问题上搞宗派主义小圈子，为其帮兄弟争官要权。如他在信中说：“如原内蒙革委会委员高福瑞同志，党委常委会也决定调回直属机关工作，但组织部干部处个别派性严重的人公然置党委的决定不顾，从派性出发，散布种种站不住脚的理由，阻挠高福瑞同志回内蒙机关工作”。并威胁说：“如果你们一意孤行，造成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完全责任”（卷二，353－357页）。
1976年夏天，在卓资县后房子公社的一次干部会上，同志们对“四人帮”迫害老干部，打击陷害邓小平同志想不通，他就大讲刘邦杀韩信的故事，说：“历史上刘邦让吕后杀韩信，是路线斗争的需要。”为“四人帮”打击陷害老干部制造反革命舆论（卷二，396－407页）。
王金保在“文化大革命”中拉帮结派，篡党夺权，迫害干部和群众，在几次搞乱内蒙局势中，都起了很坏的作用，犯有严重错误和一定罪行。根据中央第五次“两案”会议精神，我们意见对王金保免予起诉，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基层分配一般工作。
中共包头市委员会1982年8月31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