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编过任何反动口号，现分三个问题申辩如下：
1.这些句子是改错练习，都是由于语法错误，用词错误引起的政治性错误。为了使同学们认真对待，所以叫大家自己动手来改。
2.这些句子没有一句是我瞎编造的，全部是同学们作业和试卷中的错误，而且基本上都作过讲评，估计同学们都能改。
3.出题目布置寒假作业是上级的规定，经过备课小组研究，有关领导看过，
4.有的教师在第三次鸣放中指出，外语改错久已废弃不用了，可是我解放后从未教过外语，根本不知遒这一点，从来东湖到出寒假作业，就只教了一学期。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任何一个教师，任何一个同学告诉过我这一点，而我在调来前曾在新华书店买过几本有关教学的书，其中就有一本《中学生英语典型错误分析》。这本书的内容全部是改错，该书1963年11月出版，1965年第3次印刷，书中类似的句子也同样存在，即语法错误用词错误引起的政治性错误，如P.115， P.119、P.I30、P.l34，等等。
平时上课我举过许多政治性较强的例句，也引用过主席语录。这种作法曾得到过肯定，但按照上级规定，我从未硬性要求同学记笔记，而是由同学们自由摘录。因此，有的根本不是一天讲的，却跑到一天去了，有的虽是一天讲的，却有当时的具体情况。
1.本非一处的：
a.“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第12课中的例句。“我不愿意见到他”，是12课结束后，练习题中用不定式造句中的例句。当时不光举了否定式，也举了肯定式。后面课时的例句，怎么倒跑到前面去了呢？何况中间明明隔了别人的例句。
b.“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这一条语录记得是在期中考试以后，为了鼓励考得不大好的同学而引用的。至于另一条“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则是讲第7课的最后一段，为了说明为什么有人叫雷锋为“傻子”，在小组备课时由老师帮我选的。而且引用这一条语录是上研究课，听课的领导和教师很多，既不在一处，又不是我选的，怎么构成了用主席思想反对主席思想的罪过呢？
c.同样，“我国人民一向支持亚非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是第2课的例句，“那是三年前的事”，是第3课中为了说明一个特殊句子而举的例句。“每天晚上都听到青蛙的喧闹声”是第11课的例句.而另一条有关阶级斗争的语录则是以后某一次上课教的。选这类语录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同学们要求上主席著作；我请示过，领导答复是不能放弃课本，但可以选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语录和警句来教，所以才选用的。
2.虽是同一课时，但有具体情况的：
a.“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一例句和“雷凯是个神枪手”，据我回忆是第12课的例句，但这两句是先后举的例，也还有其它讲课内容。雷凯实有其人，曾来我校作过报告，他是学习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是主席思想使他成为神枪手的，况且有同学问过我类似的句子，所以结合实际，举了这一句，这两句放在一起，实在不能说有什么问题。
b.“我的老师批评了我”，想不起是哪一课的了，当时为了进一步谈谈认识，曾引用主席语录“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而英语句“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放在全句最后的，如何独立成句的？因为英语里原因状语从句，只是从句，不能独立，得有主句才行。
C.关于核爆炸的句子是为了结合实际，一上课就写了，由同学译出后大家热烈鼓掌。后来讲课文(11课)，课程进行中，有个同学问“单独一个”这个词，我才套用课文写了一句“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这完全是两回事，完全不是什么别有用心。
3.还有一句“45年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我确实说过这句子的语法不对，不高级。因为在改第6课的练习时，曾改错了带有时间状语“近几周以来”即“××年(月、周)以来”这样一句练习题。小组研究时，组里×老师纠正了我的错误，提出这类句子应该用“现在完成时”而不是“一般过去时”。为此，我曾向同学们检讨过，而这一句也有“45年以来”的时间状语，却用的“一般过去时”，故我认为是错的，又不高级的。上课前曾请组里×老师查过好几本语法书，小组备课时也研究过应如何改正，而且我记得我的备课本上还有具体改过的，只是因为有老师说教师无权改课本才只做了以上的交待，根本未谈过这一句的内容问题。
l.单词基本上是按先后出现次序排列的，并无故意颠倒东调西移的情况。
2.多出政治性词汇是四清工作队××同志的意见。因为有一次他看了我们的考试题，认为一般生活用语太多，政治词汇太少，所以我注意了这一点。
3.平时学一课讲究听写一次，这是同学们提的意见，说这样便于督促复习，有利于巩固对单词的记忆。我还记得×××同学就专门写过这样一张意见条子。
以上全凭回忆，因为我的备课笔记、教本，都保存在领导处，可以查对。同学们的笔记有记得多的，有记得少的，也可以核对一下。对我家进行过两次搜查，所有的日记、工作记录、笔记本、思想检查材料，也可以看出一些情况。我49年参军，51年随部队调来武汉，有些首长还可以找得到；我54年转业省商业厅，直到65年调来东湖中学，一直没动过，我过去的情况，也可以调查。但是主席教导我们，“社会实践及其结果是检查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既然效果不好，我当然该负责，当然是罪有应得。而且我解放后从未教过英语，一调来就上课，自己又不虚心，又不谨慎，胡闯一气，岂有不出事的么？何况我确实觉悟不高，水平很低，说错过话，做错过事，这次揪我出来，也是完全应该的。我相信主席的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问题一定会实事求是地搞清楚的，我准备接受党和人民给我的任何处理。
我的申辩，主要就是这些。
1966.12.16
来源：艾晓明《血统》，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4月第一版8—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