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持、男、汉族、46岁、北京市人，63年毕业于内大生物系，同年参加工作，75年入党。“文革”前任内蒙古大学生物系助教，现任内大生物系讲师。
杨持在“文革”初期就积极参加造反活动，1967年参加了内大“井冈山兵团”“劲松战斗队”，68年2月参加了呼市地区58个大中专学校造反组织联合组成的“呼和浩特第三司令部”，并当上了“呼三司”专案办“真理党”专案组组长。
杨持在充当“真理党”专案组组长期间，按照“呼三司”的部署，为了深挖所谓“乌兰夫黑线”，积极参与并组织、指挥了搞“真理党”这一大冤案。杨除了给全区“呼三司”所属造反组织部署大挖“真理党”外，还亲自抓对“重点人”的审讯“突破”工作。
68年初，杨持亲笔向自治区革委会政法委员会写报告，要求将在吉林大学读书的布仁巴吐同志揪回内蒙审查其所谓“真理党”问题。因依据不足政法委未予批复。但杨还不死心，又从自治区专案办开出介绍，擅自派人将布仁巴吐同志从吉林大学抓到呼市隔离审查。在“审查”期间，以逼供信和恐吓手段，强逼布交待“真理党”的组织名单和该“组织”与特木尔巴根同志（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布的父亲）的关系。为了在心里上给布造成“孤独感”，有意将布关押在能望到他自己家，却不能与家人讲话的一个楼上，使布在精神上受到刺激。（当时布的父亲、姐姐等亲属大部都被隔离，家也被抄，院内一幅悲惨景象）杨还逼布爬在桌子下面听所谓“同案犯”李保平（医学院学生）的交待口供。在这种威逼恐怖的气氛下，布的病情（原患肺病）越来越重，在被逼无奈、孤独绝望的情况下，于68年4月26日服超量雷米封身亡。
更为恶劣的是，在布死后，杨不仅不把死讯告诉家属，反而又假借死者家长“爱国”的名义，亲笔伪造了“我儿布仁巴吐死亡，为查明原因，同意解剖化验”的意见书，以此欺骗法医，对布仁巴吐的尸体做了解剖。当死者母亲去“太平间”领尸时，看到布赤身裸体从胸到腹全被剖开的情景，大叫一声“儿啊”就再讲不出话来，经检查治疗，确诊患了抑郁性精神分裂症，至今未愈。
68年2月初至3月中旬，杨持带领专案组成员在医学院生物实验室、冶金局办公楼等处，多次对李保平进行武斗，强逼李保平交待“真理党”问题和组织情况。杨持亲自拳打脚踢，打耳，光，揪住李的头发往实验台上撞。一次专案组的“参战”人员一齐动手，打得李保平昏死过去，又用凉水浇醒过来。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武斗中将李保平的双耳、颈椎等部位致伤，留下了严重残疾。
68年8月后，杨持出于派性在群众大会上公然诬陷对立派的原内大生物系出纳员呼和特木尔是“内人党”分子。他说“从锡盟宝昌卫校的外调人员中得知，宝昌卫校的教师宝音乌力吉供出的‘内人党’名单中有呼和特木尔的名字”，并将这一情况，写成字条递交给内大生物系工宣队长王汝再。王当即将呼隔离审查。当工宣队派人到宝昌找宝音乌力吉查证核实呼的“内人党”问题时，宝音乌力吉说：“我不知道呼和特木尔是什么党，也从未提供过他参加什么党”。外调人员发现杨持提供了假材料，当即给内大打回电话，说明杨持“揭发”的材料不实。但此时呼和特木尔已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服铅合金中毒身亡。
粉碎“四人帮”以来杨持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没有作过认真的检查，态度不够端正。整党以来，在内大党组织的帮助下基本交待了自己的错误事实。
根据上述事实，杨持在“文革”期间诬陷迫害师生，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内大党委认定杨持实属打砸抢分子，并决定开除出党。
1985年3月2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