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六月以来，我们在省地委的领导下，在地委工作的帮助下，全县抽调四百多名干部，对我县“文革”中发生的杀人问题进行了认真地调查，并按照中央关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基本方针和省委一九八五年十二号文件提出的指导思想、政策和原则，进行了认真的处理，基本上达到了“愈治伤痕，加强团结，和衷共济，一心一意搞四化”的目 的。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在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极力推行极左思潮、践踏法制、煽动派性的情况下，一九六七年我县发生了严重的杀人事件。当时全县十个区、一个镇和三十六个公社，都出现了杀人 问题。519 个农村大队，有 468 个队杀了人，占当时农村大队总数的 90%。从八月十三日开 始，至十月十七日的六十六天中，全县共死亡 4509 人，其中被杀 4070 人，被迫自杀 439 人。死亡人数占当时全县人口总数的 1.18%，被杀了的户数为 2778 户，占当时全县总户数 的 2.8%，其中全家惨遭杀绝的 207 户。八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是杀人的高峰期，九天内 杀 3231 人，占全县被杀总数的72%。杀人最多的区是公坝区，共杀 1196人，占全县死亡人数的 26.5%，（其中）杀人最多的公社是公坝公社，共杀 524 人，占该区杀人总数的 43.8%， 在死亡总人数中：男性 3526 人，女性 983 人，分别占总数的 78.2%和 21.8%；十三岁以下 的 386 人，六十岁以上的 324人，分别占总数的 8.6%和 7.2%；当时为四类分子的 1977 人， 地富子女 2145 人，贫下中农和其他成分 387人，分别占总数的 43.8%、47.8%、8.6%。国 家干部、教员、医务人员和职工 202 人，占总数的 4.5%。还有中共党员九名、共青团员十八名也惨遭杀害。
杀人后遗属深受其害，其中有 1509 户遗属的7431间房屋被侵占、拆毁、变卖或损坏； 有 2423 户遗属的 39172 件较大件的生产生活用具被查抄；有 987 名遗属被迫外逃（其中被 迫随母下堂的 282 人）；有 367 人成为孤老孤残人员。在杀人期间，还有 1202 户，家里虽 没被杀人，但房屋、财产遭到了查抄。
在这一严重的杀人事件中，全县牵连的责任人达 7281人。其中脱产人员 402人，非脱产的基层干部 4665 人，一般群众 2214 人，分别占牵连人员总数的 5.6%、64%和 30.4%。在牵连的总人数中，其中党员 3159 人，占牵连总数的 43.4%，占当时全县党员总数的 10515 人的 30%。
我县处理“文革”杀人问题，大体经历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四年，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十二名挟嫌报复和强奸、轮奸后杀人的罪犯判处了有期徒刑。 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有许多应处理的没有处理，为首组织、策划、指挥杀人者， 基本上没有触及。第二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按照一九七九年省委处理 道县“文革”杀人问题的五号文件精神，做了大量工作。政治上为被害人员平了反，经济 上为遗属解决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但对一些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的责任人，仍然未给予应得的惩处。第三阶段是：从一九八四年六月开始，遵照省、地委指示精神，参照广西 的经验，按照省委一九八五年四月制订的“关于道县‘文化大革命’中杀人问题处理意见 的批复”（即十二号文件）的规定，进行了全面妥善处理。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们主要 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广泛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和法纪教育，清除“左”的影响，统一思想认识。 道县“文革”中出现的杀人问题，主要是极“左”路线酿成的悲剧。因此在处理中，我们首先抓了彻底否定“文革”教育和法纪教育，清除“左”的影响，从思想上拨乱反正。 开始，不少干部群众对处遗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种种糊涂认识。有的说：“文革” 中杀了几个四类分子，有什么了不起；有的认为：“文革”杀人过去了十八年，现在处理 这个问题，是翻历史旧账，不利于安定团结；还有的人埋怨县委屁股坐歪了，为地富说话， 替地富办事。受害者遗属中，少数人复仇思想严重，要求杀人偿命，甚至私自找责任人算账。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自上而下，层层动员办学习班的办法，组织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了中央关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基本方针和省委一九八五年十二号文件精神，紧密联系我县“文革”杀人的实际，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和法纪教育，通过学习文件，讲道理，摆事实，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一是认识到杀人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二是认识到处理“文革”杀人问题，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 代负责，有利于全县的安定团结，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利于进行改革和经济建设。 三是认识到处理“文革”杀人问题，必须遵循“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的指导思想， 既要考虑到杀人问题的主观因素，又要考虑到“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我县已饱受“左” 的影响之害，再不能用“左”的一套对待处遗工作。通过教育，许多责任人主动认错认罪，赔礼道歉。大多数遗属拥护党的处遗工作政策。他们说：“事情过去了十八年，党和政府 还给落实政策，我们应该识大体，顾大局，向前看。”
认识统一后，全县各级党委把处遗工作当做一件大事来抓。县、区、乡党委层层负责， 一把手亲自抓，并确定一名领导专管。县委成立了处遗领导小组，下设党政纪、政法、安 置、综合接待四个组。共抽调思想好、工作能力强，与“文革”杀人问题无牵连的四百一十二名国家干部，其中副科局长以上干部一百二十六人，组成工作组分派到基层配合区、 乡党委和有关单位具体抓处遗工作。
认真查清杀人的来龙去脉，为妥善处理这一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提供定量定性分析依据。
认真查清“文革”杀人的来龙去脉，是认定性质、制定政策、妥善安置和做好责任人处理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工作。开始，我们从查有关杀人问题的信访案件入手，结果走了弯路。因为道县“文革”杀人问题错综复杂、上下左右牵连在一起，实际上是不可分开 的一个大案，从查单个人的案件入手，就无法查清。于是，我们在广泛进行彻底否定“文 革”教育的基础上，集中精力在全县普遍进行了查杀人的来龙去脉工作。采取从下到上的办法，从一个人的被杀，到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一个区，以至全县的杀人情况进行全面清查。在具体工作中，坚持做到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来源查到头，去脉查到底。我们不 仅在县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还先后派出专干到北京、兰州、广州、长沙、湘潭、衡阳、零陵等地查阅档案资料和找当时的知情人做调查。四百多专干配合各级党委认真调查研究，
经过八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搞清了县、区、乡、村杀人的来龙去脉。这不仅为确定我 县“文革”杀人的性质提供了事实依据，同时也搞清了被杀人员、被抄房屋财产、牵连人 员等底子，掌握了需要给予刑事党政纪处理的立案对象。为省、地委制订我县处遗工作的政策，提供了定量、定性分析的依据，为我县后段的处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认真清理清退财产，做好善后安置工作。 “文革”杀人后，许多遗属在政治上受歧视，生产、生活上极为困难。因此，政治上为被害致死者彻底平反，经济上妥善安置遗属的生产和生活，这是稳定局势、愈合伤痕的 一项重要工作。为此，我们首先集中了二百多名干部，在柑子园和祥林铺乡进行了安置工作试点。根据省委十二号文件精神和这两个乡的实际情况，制订了具体安置办法和安置标 准。然后以区为单位，逐乡进行了贯彻落实。安置工作的大体做法是：首先核定被杀人员 的底子，查清被抄财产的去向，掌握遗属特别是孤老孤残人员的生活状况。接着召开党员、 干部会、遗属座谈会和群众大会，宣讲省委十二号文件精神，宣布“文革”被害致死人员 一律给予平反，并以县政府的名义给遗属发放平反通知书。然后逐户清理财产，并按统一 的安置标准，逐户进行妥善安置。安置的具体办法和标准是：被抄的房屋财产，原物在的 退还原物；对于房屋被拆毁或被迫外逃后倒塌的，现遗属无房住的，每户补助一千二百元 建房费；杀人前借住别人的房子，杀人后外逃返回无住房的，补助六百元建房费；杀人后 被迫外逃，房屋损失严重的，每间酌情补助一至三百元修房费；被抄财产丢失损毁或查无 下落的，根据一九八四年中办二十四号文件精神，按财物当时价的四分之一给予补偿，对于未参加分配的劳动工分和被查抄的实物，按当时实际价格给予补偿；对于外逃回归人员， 每户给予二至三百元安家费；对于少数目前生活确有困难的，每户给予一至二百元生活补助费；对于孤老孤残人员，农村人口每人每月发给生活费十二元；抚恤金按死者每人一百 五十元的标准发给遗属。按照以上标准，全县共发放安置经费 350 多万元。帮助遗属解决 房屋 7431 间，其中退回原房 487.5 间，新建房屋 1058.5 间，赎回原房 1034 间，拆毁折价补偿原房 2752 间，修理房屋 2080 间，公房抵让 19 间。退回大件的财物 3062 件，折价补偿财物 36109 件。补助目前生活确有困难的遗属 1027 户，同时，对 367 名孤老孤残人员和705 名外逃人员及 282 名随母下堂遗属，按照统一标准发给了生活补助费和安家费。通过 这些工作，全县遗属普遍感谢党和政府。久佳、营江、梅花、会潭等乡有些遗属，主动凑 钱放电影庆贺，工作组离村时放鞭炮欢送，表达自己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
（四）按照宽严适度的原则，对责任人进行了刑事和党政纪处理。 对在杀人中犯有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进行严肃而恰当的处理，是平息民愤、稳定局势、严肃法纪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严格按照省委十二号文件的规定，本着“策划组织指 挥者从严，奉命执行者从宽；个人品质恶劣者从严，受‘左’的思想影响从宽；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从宽”的原则，和实事求是、宽严适度、处理恰当的要求， 在核实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平衡比较之后，对责任人作了认真的处理。全县除一九六八年 至一九七四年判处的挟嫌报复杀人和强奸轮奸杀人的十二名外，这次又逮捕了42名（捕前 系国家干部的 24 名）。其中为首在公社以上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 其严重的 23人；挟私报复杀人的 11 人；杀人后强奸、轮奸的 3人；积极主动充当杀人凶 手、手段野蛮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的 1 人；上级明确提出制止杀人后，仍然为首组织成批 杀人的 1 人；奉命为首组织策划杀人、后果极其严重、不惩办不足以平民愤的 3 人。现在 这 42 名罪犯都已判刑。其中判刑三年的 2 人；五至七年的 17 人；八至十年的 15人；十一年至十五年的 7 人；无期徒刑 1 人。除追究刑事责任者外，还有 948 人受到党政纪和其他 组织处理，占杀人牵连人员总数的 13%。其中出党总数为 631 人（开除党籍 449 人，整党 中免登 181 人，取销预备党员 1 人），占处理总数的 66.6%。对于与杀人有牵连的 402 名 脱产人员中，给予处分的 209 人，占 52%，其中出党的 111人（开除党籍 108 人，免登 2 人，取销预备党员的 1 人），占受处分的脱产人员总数的 53.1%，对于杀人中犯有错误， 后被接受入党的 114 人中，出党的 107 人（开除党籍 96 人，免登 10 人，取销预备党员 1人)占 93.9%，其余情节轻、表现好的也给予了留党察看处分。全县还有应追究刑事责任的4 人（脱产干部 2 人），应给党纪处理的 107 人（脱产人员 11 人），因处遗前病故，未给处理。 在进行刑事、党政纪处理中，由于加强了思想工作，同时证据充分，宽严适度，基本上做到了绝大多数遗属满意，广大干部群众赞成，受处理的人绝大多数也能认罪认错。 坚持疏导方针，深入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不断促进伤痕的愈合。 处理“文革”杀人问题，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各类人员思想反映强烈，且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思想反映。坚持疏导的方针，深入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自始自终把思想教育 作为中心环节来抓，是搞好处遗、稳定局势的重要保证。在处遗工作的全过程中，我们都 十分重视各类人员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去年七月以来，当处遗各项具体工作基本落实后， 全县处遗工作转入以思想教育为主，促使伤痕愈合的阶段。我们根据各类人员的不同思想， 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继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 进一步清理“左”的影响，使大家认识到，处理好“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对于化消极因 素为积极因素，实现长治久安，同心同德搞四化，有重要意义：对在杀人中有牵连人员， 进行党纪、法制教育，使他们认罪认错，吸取教训，主动向遗属赔礼道歉，做遵纪守法的人；对受害者遗属，给他们讲“文革”杀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引导他们向前看， 顾大局，抛弃积怨，一心一意搞四化。在对各类人员进行思想教育中，我们把着重点放在 了遗属身上。前一段，个别遗属借落实政策之机，煽动串连少数遗属集体到京上访，干扰 各级党委的工作和首都的社会治安。县委多次召开区乡书记会议认真研究，及时采取教育措施。一是县、区、乡领导亲自与遗属对话。与他们共同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教育他 们认识安定团结的重要性；讲解处遗工作政策界限，教育他们放弃过高要求；揭露煽动集 体上访的错误言论，教育他们不要受骗上当。二是进一步搞好“回头看”，彻底解决处遗 工作中的遗留问题。区乡党委和处遗工作组，对全县的遗属普遍进行了走访，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于他们提出问题，凡是符合政策规定的及时给予解决，做到不留尾巴，对于 不符合政策的过高要求，也耐心进行解释。三是实行“三包”岗位责任制，使思想教育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对于全县遗属，特别是要求过高越级串连上访的遗属，指定村组干部包掌握思想动向、包思想教育、包引导开辟门路劳动致富。区乡干部包村，并重点做好串 连上访对象的思想教育。把“三包”岗位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列入干部岗位责任制。采取 上述措施后，感情逐步得到疏通，伤痕逐步得到愈合，一些原来串连上访的认识了错误， 表示再不做有损于安定团结的事，一些被煽动上京上过访的，表示今后不再受骗上当。
经过三年的处遗工作，全县出现了政通人和、经济发展的好局面。主要体现是： 一是消除了积怨，促进了团结。我县这次处理“文革”杀人问题，是在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整个工作严格按照省委十二号文件精神进行。加之各级党委重视， 工作做得比较扎实，各方面都比较满意，基本上达到了省委提出的“愈合伤痕，加强团结， 和衷共济，一心一意搞四化”的根本目的。如营江乡车边村遗属田志苟，六七年父亲被杀， 这次为他的父亲平了反，查抄的财产得到了补偿，杀人的主要责任人也作了处理。他十分 感谢党的关怀，特意请来放映队放了一场电影，还打了酒把过去有积怨的人请到家里吃团 结饭。他说：“杀人的事就算了结了，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都是受害者，今后要互相体谅，加强团结。”兴桥乡神背村遗属杨友往，其父划为富农被杀，原来复仇的思想严重， 落实政策以后他说：“‘文革’中我父亲被杀，全县人民也遭了难，现在县委根据上级指 示，该平反的平了反，该补偿的补偿了，该处理的处理了，今后不能计较个人的恩怨了， 要团结起来向前看，把神背村建设好。”处遗中他先后三次写入党申请书，去年被村民选 为村长，最近村乡党组织准备发展他为党员。很多在外地工作的遗属，主动地为我县的经 济建设献计献策。唐家乡下龙洞村遗属何祥萃，六七年两个弟弟被杀，现任兰州石油化工 总厂技术研究室主任。处遗中，我们派一名副县级干部，把平反通知书送到兰州，他深受感动，表示不记旧仇，要为家乡建设做贡献。不久，由他提供技术帮助我县建成了一个年产一百万元的羽绒厂。
二是伸张了正义，加强了法制观念。处理“文革”中杀人的每一个具体案件，都涉及到党纪国法，对这些案件进行严肃处理，不仅伸张了正义，严肃了法纪，同时对党内党外 也是生动深刻的党纪法制教育。油湘乡宣委何文智，六七年任该公社武装部长时，奉命督促杀人，造成严重后果。处遗开始时，他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咬破指头写下血书，跑到外 地躲了两个月，血书中称：“我的热血只能洒在祖国大地，不能洒在这些仇人面前。”经过工作，他摆脱了“左”的思想的束缚，主动承认了错误，交待了问题。根据他所犯错误 事实，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后，他说：“自古以来杀人都是要偿命的，现在党给我从宽处理， 今后要遵纪守法，努力工作。”车头乡社湾村“文革”中三次杀人，都由李昌佑奉命充当 号手，过去他认为杀四类分子不犯“王法”，还经常显耀自己那时的威风。通过对主要责 任人的处理，他也检查说：“过去吹号是哒哒嘀，杀了你，现在要倒过来吹了嘀嘀哒，杀人犯了法。”
三是锻炼了干部，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处遗工作任务艰巨，情况复杂，政策性强， 时间又过去了十八年，的确是一场“硬仗”。全县各级领导和处遗专干，发扬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艰苦深入，调查研究，普遍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带动了全县干部作风的 转变。以往干部下乡，很少住在村民家，这次处遗与群众同吃同住，工作深入细致。驻祥 林铺乡久佳山村的工作组，为遗属段屿找回一块被查抄后转卖三次的手表，顺藤摸瓜，连 续查找了四天，走访了十二个单位，最后终于在县农业局赎回归还原主。不少处遗专干， 牺牲个人利益，带病坚持工作，克服了许多困难。县生资公司干部蒋永德，抽调在公坝区 搞处遗工作期间，肠部经常疼痛，干饭吃不下就泡开水送，一直带病坚持工作，没叫一声苦。待该区安置工作基本结束，他才到县医院检查，发现身患晚期肠癌，不久不幸逝世。
四是调动了积极因素，保证了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处遗工作开展前，我们担心会搞 乱了局势，影响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由于我们在处遗工作中，始终坚持了“既要解决问 题，又不要搞乱”的指导思想，全县局势基本稳定，消极因素变成了积极因素，有力地保 证了经济工作的顺利发展。全县工农业生产逐年增产增收。一九八五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0975 万元，比一九八四年增长 4.8%。一九八六年达到 23762 万元，比一九八五年又增长13.3%；粮食产量一九八五年达到 47210 万斤，比一九八四年增长了 3.9%，一九八六年达 到 48220 万斤，比一九八五年又增长了 1.7%；财政收入一九八五年完成 1302万元，比一 九八四年增长 28.1%，一九八六年完成 1411 万元。比一九八五年又增长了 8.4%。
我县处遗工作已基本完成，但“愈合伤痕”的工作仍将是长期的。我们决心保持清醒 的头脑，继续把处遗工作列入自己的重要议事日程。保持相应的力量专抓，巩固和发展处 遗工作成果。各级党委将把工作重点放在抓好遗属和因“文革”杀人问题受处理人员的思 想教育上，进一步促使伤痕的愈合，使这一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慢慢地消失下去。在进行长期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的同时，还要主动帮助遗属，广开生产门路，劳动致富。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中共道县委员会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至十月，道县发生了严重的杀人事件，从八月十三日至十月十七日的 六十六天中，全县共杀死和被迫自杀 4509 人。
这次严重杀人事件，是在“文化革命”处于高潮，党政、政法机关处于瘫痪，法纪遭 到践踏和派性斗争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月夺权”以后，以县武装部为主的“抓革命 促生产领导小组”主持全县工作，但未能控制全县局势。“道县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 部”和“道县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以下简称“红联”、“革联”）两大派群众组织 之间的斗争激烈。八月八日晚，“革联”抢夺了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用武力控制了县城。 八月九日，“红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总部由县委大院迁到城郊营江公社，并派人到县城周围的四个公社掌握民兵武器和到各区社宣传：“革联抢枪是反革命政变。”八月十一日，“红联”又召开部分区武装部长会议，决定在营江集结部分民兵，准备武斗。八月 十三日，两派发生冲突，“革联”开枪打死两名“红联”的人，“红联”抬尸游行，高呼 “血债要用血来还”，以激起贫下中农对“革联”的仇视。
在此之前，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了两次“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第一次是 八月三日至五日，主要研究生产和分析阶级斗争形势。会议由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 第一副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刘世斌主持。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原县委副书记 熊炳恩作会议总结，当讲到阶级斗争时，把会上反映的，没有经过核实的阶级斗争情况作 了引证，并强调要狠抓阶级斗争，对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要整理材料上报，狠狠打击。第二次是八月十一日，召开区社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长参加的电话会，又是刘世斌主持和 熊炳恩主讲。“熊”首先布置了生产，然后讲阶级斗争，除重复了前一次的会议讲的一些话外，还说：“现在武装部的枪被抢了，上面没人管，各区、社广大干部要组织民兵，保 卫人民的财产安全，保卫‘双抢’的顺利进行。”
对这两次会议，区、社都普遍进行了贯彻。但有的在贯彻时进一步扩大敌情和渲染阶 级斗争紧张气氛。八月六日至七日，寿雁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长、公安助理陈智希（已病故） 在贯彻会议精神时，要大家联系实际摆阶级斗争新方向。区长李来文（已给党内警 告处分）在会上说：“据反映下坝大队发现反动标语，小孩说是朱勉（国民党员，因参加 反革命组织判刑，划为反革命分子）写的。”八月十日晚，陈智希对寿雁公社文革主任徐 善民（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开除党籍）说：“武装部的枪被抢，公、检、法，不管事了，敌人活动很猖狂，你们要采取措施，先动手把敌人管制起来，对于个别坏的要发动群众斗争 处理几个。”八月十三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党支书、文革主任、大队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和贫协主席会议。会前，徐善明把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喊进房内说：“下坝的朱勉到闹子上来开了个几个秘密会，又几次拿刀杀大队干部，借这个乱的机会把他干掉 算了。”这时正好下坝大队党支书朱家训会前到徐的房里放斗笠，何建锡便问朱：“胖子，你们那个朱勉搞了没有？”朱回答说：“没有。”何又说：“没有搞就赶快搞。”朱答：“回去研究。”讲完后何建锡和朱家训参加了公示召开的会议。徐善明在会上说：“现在 道县很乱，革联抢了武装部的枪，专门收集一些四类分子和坏人，准备搞武装暴动，把枪 口对准我们贫下中农。象坝下的朱勉，下莲塘唐松，他们到处活动，搞反革命组织，对这样的人要集中起来管制好，不要让他们跑进二中（革联总部驻地）去。要组织民兵站岗放 哨，等他们反过来杀我们就迟了。”接着陈智希说：“你们回去把四类份子管制好。逃跑 的就干掉。这个任务大家回去做不做得到？”大家齐声说：“做得到。”散会后，下坝大队干部研究回去开两个会：由大队长陈芝贤、治保主任程辅等人召开四类分子训话会；由 朱家训和贫协主席程贵昌召开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在当晚的 四类份子训话会上，朱勉不承认会上列举的错误事实，并说：“你们如搞死我这个国民党 员，要你们三十个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抵命。”大队副治保主任周吉德将朱勉的话立即告 诉了参加另一个会的人。听了这句话，大家都很气愤，涌进四类分子训话会场，将朱勉捆 绑起来，三十多名干部、民兵拳打脚踢将其打死。然后丢进石灰窑用土石垒埋。这是我县 “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人。次日上午，当寿雁公社妇女干部朱青花将这一情况报告区 长李来文时，李说：“贫下中农起来了，打死了就打死了。”陈智希得知朱勉被打死后， 在区公所门口对其他干部说：“昨天下坝大队的朱勉被贫下中农干掉了，这个土改杀脱了 的人，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还杀不了他。这次杀得好。”八月十二日上午，四马桥区杨 家公社秘书、公社红联司令蒋文经（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判刑八年），主持召开全公社脱产 干部会，制定“战备方案”。其要点是：一，对付下乡革联；二，组织民兵站岗放哨；三， 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份子；四、对四类分子暴动，各队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次日 晚，蒋文经与公社公安特派员樊书宋等四人，到红都庙召开郑家、合作、前进和周塘营四 个大队主要干部和造反派头头参加的片会，贯彻公社“战备方案”。郑家大队治保主任郑 逢格说：“我们大队蛮复杂，地主富农已组织起来，开了两三夜的秘密会了。一些人经常 到钟佩英家里去联络，钟佩英参加了‘湘江风雷’准备要领枪回来。”又说：“昨日郑日友的崽在仓库里要谷子，我说短命鬼，再在那里要谷子，我就要扭脱你的脑壳。这时反革命分子欧运芝说，你要他的脑壳，过两天就要你的脑壳了。”周塘营大队支书程先清接着 说：“吃亏了，时间晚了，我们走在敌人后面了。”公安特派员樊书宋说：“现在我们将 群众组织起来还不晚，地主富农跳皮的管制生产，万一管不了，就把他们关起来。”郑逢 格又说：“四类分子这样猖狂，我们这些干部不知哪天死到他们手里，脑壳不晓得哪一天 脱啊。”前进大队治保主任彭家志叹了口气说：“敌人这么乱，毛主席怎么还不开口呢？” 这时蒋文经说：“毛主席早开口了，你们不理解。”接着蒋文经念了“人民靠我们去组织， 阶级敌人靠我们组织起来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和“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土必争。 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这两条语录，并具体传达了 公社“战备方案”。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玖（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开除党籍）问：“象 钟佩英这样的人怎么搞？”蒋文经回答：“钟佩英哪时起来暴动，就哪时搞掉她。四、五 天起来暴动，就四、五天搞掉她。”散会途中，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玖与党支部副书记 郑际发（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开除党籍）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措施。八月十五日晚， 郑会玖等召开四类份子训话会，指责“钟”外出不请假。钟佩英说她是四类分子子女，不 需要请假。郑会玖借口钟不老实，以押送公社反省为由，带领民兵在路上将其杀害。事后 郑会玖等人又以钟的儿子会报仇为由，当晚又将钟佩英的两个儿子杀害。这是“文革”中 全县第二次杀人。
寿雁公社下坝大队打死朱勉，特别是杨家公社郑家大队钟佩英母子三人被杀后，全县到处谣传四类分子要造反，要杀贫下中农。什么“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 什么“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一扫光”等广为流传。上上下下人心惶惶， 不少人信以为真，十分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地方冒出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的口号，又出现了杀人的情况。八月十八日，红联出于打派仗的需要，在营江成立了“前 线”作战指挥部。清塘区武装部长郑有志（已判刑十年）任指挥长，梅花武装部长钟昌友（已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任政委，县农村部干事、红连头头贺霞（因文革杀人问题，已给党纪处理）、张明耻（因为文革杀人问题，已开除党籍）分别任副政委和后勤部长。“前线”指挥部少数头头，极力把革联和地富分子捆在一起，宣扬什么“革联组织不纯，革联 背枪的，地富子女和下台干部占百分之五六十”，“农村杀了几个四类分子，革联就说杀 了他们的阶级兄弟。大家看革联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我们认为贫下中农杀了几个阶级敌 人好得很，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言论，对搞乱人们 的思想起到了很坏的作用。由于极“左”思潮的毒害，派性斗争的干扰，少数地方出现了 杀人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制止，反而从八月十七日起，杀人问题转入发展阶段。清塘、清溪 和梅花等区，先后效仿杨家和寿雁公社的做法，召开会议动员部署杀人。十七日上午，清 塘区召开千人大会。会议由区法庭干部、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周仁表（文革杀人问题，判刑十年）主持，郑有志主讲。郑在会上说：“六区（清塘区）出现了新的反革 命，提出先杀党员，后杀干部，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我们要提高警惕，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敌人擦枪，我们也要擦枪，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先动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周仁表解释说：“真正罪大恶极的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干掉时，事先 不要请示，事后也不要报告。我们也不管的了，最高人民法院是贫下中农了……”会后当天该区就开始杀人了。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公坝区召开公社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长、武 装部长、红联负责人会议。区长、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郑际田（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判刑五年）主持会议，区红联副司令王盛光（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判刑十年）和区红联政委叶成虎（已调新田县工作，道县县委建议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在会上讲了话。郑际田说：“现在阶级斗争复杂，形势紧张，杨家公社郑家大队的四类分子要杀贫下中农，被 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干掉了几个。”王盛光接着说：“现在地富很嚣张，妄想搞阶级报复， 梅花有的四类分子捣乱被干掉了。郑家大队也杀了四类分子。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 我们这里有罪大恶极的也要杀一两个，越快越好。”会后，该区层层传达这次会议精神， 部署杀人。同一天，清溪区秘书、区文革主任左昌云（因为文革上的问题判刑八年）用电 话给本区所辖的柑子园、油湘和白芒铺公社传播外地杀人情况之后说：“民愤大的杀他两个，刹刹歪风。”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梅花区召开区社脱产干部会，会议由区公安助理、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何田（因为文革杀人问题判刑七年）主持，区长、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吴荣高（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讲了话。何、 吴两人在会上宣传外区杀四类分子情况，表扬本区社弯大队杀了四类分子之后，生产搞上去了，干部也敢挑担子了之后，何田说：“对个别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贫下中农决定怎 么办就怎么办。”富塘、上关、东门、万家庄、唐家、牛路口、乐福堂、桥头，沙田、杨 柳塘，洪塘营、大坪岭等公社，在其他地方的影响下，也自行策划部署杀人。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富塘公社社主任丁天志（因文革杀人问题判刑六年）召开全公社大队干部会议。 他说：“当前形势很乱，阶级斗争激烈，县里革联抢了武装部的枪，打死了贫下中农。我 这次回家，一路上看见到处都在杀人，可是我们富塘公社现在还没有行动。这次会议回去， 你们自己研究，摸清底子，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牛鬼蛇神，贫下 中农研究做主，该处理的就处理。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八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三十 日，由于多数区社部署杀人，全县杀人形成高潮。仅这九天时间就杀了三千二百三十一人， 占全县杀人总数的 72%。在此之前，全县只杀一百一十六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 2.6%。在 杀人高潮中，桥头、上关、油湘和祥林铺等公社，召开过杀人“现场会”。祥林铺、清塘 和上关等公社，杀人后以贫下中农的名义张贴布告。八月二十四日清溪区柑子园公社挂出 了“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的牌子。
在杀人期间，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虽然受到冲击，仍有不少干部、群众希望他们采取措施制止杀人，但在新的支左部队六九五零部队到来之前，一直没有挺身 而出制止杀人。八月十八日，红联头头贺霞把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人的情况，向县武装部部长，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崔宝树作了汇报。崔叹气说：“唉！枪杆子害死人呀！ 道县的问题就出在枪杆子上。杀几个四类分子是小事，等军分区领导和四十七军代表来了， 把枪收了，武斗制止了，一切都好办了。”八月二十四日，四马桥公社秘书刘其鹿在电话 里向县人民武部副部长赵德才汇报农村杀人情况后，请示怎么办时，赵说：“我们的枪被抢了，日子很不好过。要怎么办，你们自己独立思考。”八月二十九日，县人武部副政委邱庆龙到上关区了解情况。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彭禹铭汇报了东门公社的四类分子被捆着去沉河，还喊反动口号（不实），五州小学教员刘福才买炸药炸贫下中农（不 实）被贫下中农丢下河等情况。邱说：“看来你们这里也是敌人乱，乱了敌人。贫下中农 起来自卫是好事。你们工作要大胆点，要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八月二十一日， 零陵军分区副司令员赵尔昌与六九五二部队连长梁本义等人，到营江红联前线指挥部，听 取红联头头贺霞、郑有志等人关于“敌情”和杀人情况的汇报时，也没有明确提出制止杀 人问题。在听汇报过程中，赵尔昌有三次讲话涉及到杀人问题。第一次是当红联头头贺霞 汇报到“现在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杀了一些阶级敌人”时，赵尔昌问贺霞：“杀了多少？” 贺答：“杀了一百多。”赵说：“你们统计一个准确数字给我们。”第二次是，当周仁表汇报到该区破获两个反革命组织（逼供信逼出的）和清塘公社廖家大队杀了六个四类分子时，郑有志问赵尔昌：“现在农村阶级敌人组织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贫下中农也 组织起来杀阶级敌人，这怎么办？”赵只回答说：“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把四类分子管制 好。”第三次是汇报结束时赵尔昌讲：“你们汇报的情况和提的意见很好，使我们了解了 道县的一些情况。我们回去向四十七军汇报，使道县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杀四类分子不是 一个好事，根据道县的情况看，要严加对四类分子的管制。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尽快组织力量进行侦破，落实好材料给予打击。”赵尔昌从道县返回分区后，将道县的情况用《社 情电报》报告了四十七军，电报的全文是：“各方反应和部分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 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动采取了行动。各地从七月底以来，特别是从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枪、锄头、扁 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二百零七人。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 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 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子女。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七十七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八月 二十六日，四十七军将此电报加按语上报下发，四十七军加的按语是：“中央文革：转发零陵军分区反映道县的四类分子活动情况，对四类分子的反动活动要严加注意，但也要劝 说农民按政策办事。”熊炳恩是原县委副书记，又是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杀人期间也没挺身而出制止。八月中旬的一天，县总工会副主席刘玉梅，从农村回县，向熊炳恩汇报说：“现在到处设关卡，城里的不准下乡，农村的不准进城，有的地 方开始杀人，弄得人心惶惶。我们县委也不出面制止这个问题？”熊听后叹气说：“现在 机关人都走了，枪也抢了，公、检、法也散了，我一个人讲话谁听啊！”八月二十六日， 县监委干事刘昌林在县委机关食堂吃饭时向熊炳恩汇报说：“据王恩昌（县贫代会干事） 反映，农村杀人情况很严重，到处乱杀，杀出宗派来了。大河里连水都吃不得了，看采取 什么措施制止才行。”熊说：“那有什么办法，现在这么乱，管那么多。”九月十六日， 在县生产指挥部柏智的房里，贺霞和张明耻请熊炳恩谈谈对道县形势的看法。熊说：“我 看道县形势好的很，一乱阶级敌人都出来了，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证明贫下中农觉悟高，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分得清清楚楚。”
在杀人高潮期间，红联前线指挥部慑于各方面对杀人问题的强烈反响。于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营江召开了全县红联派政法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杀人问题。八月二十八 日，刘世斌把四十七军转发零陵军分区的《社情电报》，用电话传给红联头头张明耻。张明耻把电报向到会干部作了传达，要求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原原本本传达到生产队。郑有 志在会议总结时，讲了今后不准乱杀人，又讲了如果群众要求强烈，个别的可以杀掉。八月二十九日，参加会议的部分政法干部认为，这次会议对制止杀人态度不明朗，要求采取 补救措施。于是郑有志当天下午又召开各区社武装、政法干部电话会，强调今后一律不准 乱杀人，对罪大恶极的要报材料批准。可是，八月三十日，两派武斗，红联被打死三人， 打伤七人，被俘三百多人，被迫从营江撤到清塘区。在清塘区召开了四百余人的大会，郑有志、贺霞在会上发誓，要为死去的阶级兄弟报仇，致使制止杀人的会议精神没有得到认真贯彻，部分地方仍然继续杀人。而且在政法会议期间，有的区社听说今后杀人要报材料， 要经过批准，进行突击杀人。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参加政法会议的祥林铺区法庭干部蒋光 德（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判刑五年），从营江打电话给本区的副区长、区红联顾问、区民 兵指挥部负责人苑礼甫（因为文革杀人问题判刑十三年），催本区还没到会的公社公安特 派员到营江开政法干部会。蒋光德在苑询问杀人情况时说：“真正罪大恶极，凶杀贫下中 农的，贫下中农迫切要求的，可以杀一两个。但要批了再杀。要注意阶级路线。马上要刹 车了，要抓紧点，抓平衡点。”苑礼甫接电话后，感到本区杀人少，跟不上形势。当晚召 开脱产干部和民兵指挥部排长以上干部会，决定从区民兵指挥部抽民兵到大队突击杀人三天。次日凌晨，苑礼甫在送回队杀人的民兵会上鼓动说：“同志们，回去执行新的任务， 这个任务既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会完成。三天后听通知上来会师，听同志们的 胜利消息。”会后，全区五个公社杀人均形成高潮，在突击的三天内，共杀五百七十三人， 占全区杀人总数八百七十四人的 65.6%。直到八月二十七日，四十七军六九五零部队部分支左人员进入道县，八月二十九日该部队一个炮兵营全部进入道县，主持道县全盘工作， 采取开电话会、出通告、发传单、派工作组下乡等一系列制止杀人措施，到九月中旬杀人 问题基本上得到制止。以后零星杀人，持续到十月十七日才完全终止。
中共道县委员会
来源：根据档案材料翻印